在纪念中华民族抗战70年的日子里, 有必要提及南京教会学校老师们

在纪念中华民族抗战70年的日子, 有必要提及15名基督教传教士其中包括南京教会学校老师们本着耶稣的大爱救护南京大屠杀中的20多万中国人的事实。由于某些历史原因,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没有大量宣传。
 

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s)里,保存著大量自19世纪以来,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手稿、日记、信函以及图片等珍贵史料。其中近一半的资料,是记载西方基督教宣教机构和传教士在中国的事业和活动,是西方对华宣教历史的真实记录。


在浩繁且已泛黄的百十年前的手稿中,使笔者心灵受到巨大震颤的,是那些70年前关於南京大屠杀的传教士手稿、日记、信函及照片。他们毫无渲染的写实记述,把我拉回到70年前、中华民族史上那悲惨的一幕。我似乎被置於那血雨腥风之中,我好像听见地下数十万冤魂在呼喊。

那一组组从现场中偷拍、抢拍下来的黑白照片,触目惊心,令人心灵压抑得近乎窒息,直想转身掩面冲向室外,仰首悲声喊向长天。难怪在传教士的笔下,嗜血淫暴的日本兵,被形容为“人形野兽”(human beasts),难怪这些传教士说,他们经历了“人间地狱”。

1937年12月13日,日寇攻陷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後,大肆烧、杀、抢、掠、淫,使整座城市变成一个人间地狱。眼目所及之处,断壁残垣瓦砾;城内城外,遍地尸体。三十万无辜平民和士兵惨遭杀害,八万妇女惨遭奸淫,几十万难民无家可归。

南京陷落时,共有27名西方人,包括美国人、德国人、丹麦人、俄国人,留在南京城中。其中有15位是美国人,分别来自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基督会、长老会和卫理公会。当日本军队一天天迫近南京城时,他们不顾美国大使馆的劝告,自愿留下来,计划成立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在南京设立战时安全区。

他们这一设想及策划,并不为人所接受,不但遭到日本人拒绝,而且他们的亲戚朋友、西方官员,都强烈要求他们放弃这一计划,赶快逃命。

12月初,美国大使馆要求他们乘坐Panay号炮舰撤离南京,但这些传教士婉言谢绝了。经最後劝告无效後,炮舰於1937年12月9日离开南京。

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确定安全区的范围。而且这一范围,必须得到南京政府和日本军政当局双方面的认可,安全才可能有所保障。经过多次多方商讨,最後才大致确定了安全区范围,并且在这个区域的边界,插立旗帜作记号。旗帜上面印有红十字,及“难民区”三个大字。区内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大使馆,还有许多政府的办公建筑。

南京政府方面很快同意了安全区的筹建计划,并予以配合。为了这一区域成为平民安全地带,中国军队和一切军事设施,按期从这一地区撤出,并保证以後军人一律不进入该区。但日本人却从未正式承认安全区,只是口头承诺∶如果没有中国军队和军事设施在里面,他们就不会向安全区发起进攻。安全区的计划就这样算通过了。

在战争爆发前,南京市政府拨给国际救援委员会八万美元、二万袋大米、一万袋面粉,和350袋食盐,以备难民需用。但实际上这些物资根本无法抵达安全区。因为这些粮食都储存在南京城外,而当时基本找不到卡车,因为卡车都被军队徵用了。

他们只好用自己的小汽车,尽快、尽可能地拖运粮食。在被炸得一片狼藉的城市中,冒著日机轰炸的危险运粮,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最後,只有九千多袋大米,被运到暂时充作仓库的金陵大学教堂里。此外,他们又设法从大同面粉厂,得到一千袋面粉。

安全区始建时,国际委员会的领袖们以为,他们的工作会很快完成──只要仗一打完,人们很快就可以回返家园,却万万没有预料到那将临的可怕灾难。随著日军进城後极其残暴疯狂的烧杀淫掠,使得这个占城区1/8面积的安全区,成为唯一可以提供保护的地方。

首先躲入安全区的,是那些在日机轰炸下失去家园的平民。当南京城陷後,二十多万难民涌入了安全区。这是安全区领袖们始料不及的。他们必须要为这些难民解决生活必须品,如食物、遮风挡雨之所,以及医疗救护,还要设法制止日本人闯入安全区,以保护难民的人身安全。

这二十几个外国人,俨然成了这二十几万身陷绝境之人的保护神。凭藉他们的不断抗议和拼死维护,才使得千千万万男人免遭杀害,妇女免遭日军强暴。

能够使二十几万人从地狱中生还,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要知道,这些外国人平素都是书生气十足、绅士派头的牧师、医生、教授和商人。这些过去看见死尸都心存不忍的人,现在却要面对血腥残忍的集体屠杀、集体强奸等场面。他们保护著中国人,在屠杀场、日寇枪口下把中国人抢救出来,在街头赶跑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暴妇女的日军,甚至要面对日寇冒烟的枪口和带血的刺刀。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有的险被射杀,有的被日军的军刀所伤。

威尔逊(Robert O. Wilson)

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O. Wilson),出生於南京一个卫理公会传教士之家,并在南京度过美好的童年。他的父亲是牧师,并在教会学校任教。创办金陵大学的约翰.福格森(John Furguson),是他的舅父。
威尔逊年少时,师从因撰写有关中国的著作而驰名世界、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他17岁入普林斯顿大学,并於1929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医学硕士。1936年,他偕新娘来到他的生身之地南京,服务於金陵大学医院。

日军飞机的炸弹,打破了这对年轻夫妇诗情画意般的生活。威尔逊让其妻携婴儿乘炮舰离开,自己则坚持留在南京。60年後, 他妻子回忆说∶他把中国人民看作他自己的人民,把保护中国人民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於战局紧张,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离开了南京。到12月初,金陵大学医院只剩下三个医生。最後,偌大的医院就只剩下他一个医师了。由於日军的疯狂轰炸和屠城,受伤的平民和士兵,源源不断地送到医院。威尔逊在同事特莱默(C. S. Trimmer),海因兹(Iva Hynds),以及几个中国护士的帮助下,夜以继日拼命工作,抢救了无数伤病员的性命。许多幸存者至今记得他,怀著极大的崇敬之情提起他。

在马吉牧师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威尔逊大夫正在抢救一个被日军集体强奸且残伤的妇女。日本兵在这妇女身上刺了十刀, 一刀在脸上,一刀在手腕,四刀在後背,四刀在脖颈上,头几乎被砍掉。

一直到1938年6月,待其他人员补充上来时,威尔逊才得以脱身,离开南京到上海休息。这段炼狱般的经历,几乎使他整个人垮掉。他的家人评价说∶是他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和对中国的爱,给了他勇气和力量。他有许多书信,描述了日军暴行及南京惨状。

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

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生於美国伊利诺州的西科尔。长大後在伊利诺大学主修教育,於191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她年轻时高挑而端庄,一头飘逸的黑发。但她拒绝了多人的追求,选择了独身。她受美国基督会所派,到安徽合肥的一所基督教女子学校,任校长七年。1916年,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时,她被调去作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

当日军迫近南京,绝大多数教职员离开南京,到上海或成都避难时,她则留守在金女大校园。在南京大屠杀中,她保护了千万个中国妇女免遭日本兵的强暴,被百姓尊称为“南京活观音”(The Living Goddess of Nanking)。那时她51岁。

安全区建立後,魏特琳成了金女大校园的实际负责人。她以其非凡的组织能力和胆识,对校园坚壁清野,同时四处张贴宣传标语,发放安全区臂章,并缝制了一面27英尺长的美国国旗,铺在校园的草坪上,以防日机轰炸。同时她作好一切准备,接纳妇女、儿童和伤兵。

12月的第二个星期,金女大校园开始向妇女和儿童开放。当日军屠城时,越来越多惊恐万状的妇女涌入校园。到12月15日,校园中挤了三千人。许多妇女饥寒交迫,还有的把头发剪掉,把脸涂黑。在以後的几个月中,魏特琳成了金女大校园难民的唯一保护者。日本兵不断地来骚扰校园,或拉男人出去处死,或拉女人出去充作军妓。有许多次,魏特琳冒著生命危险,将拉走的人抢救下来。

就在这难以承受的压力和危险之下,她仍然以热情、饱满的精神,安慰他人,鼓舞大家的爱国情怀。一次,一老妪到厨房要稀饭吃,但已经没有了。魏特琳把自己正在吃的稀饭倒给她,并对她说∶“你们不要担心,日本终将失败,中国不会灭亡。”

当她看到一个男孩胳臂上戴了个日本太阳旗的袖章时,她愤怒地斥责他∶“你怎麽可以戴这种太阳旗的标?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这耻辱的日子,永远不要忘记。”

幸存者回忆∶“她整天从早忙到深夜,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她始终为那些妇女儿童担著心,一有日本人进来,她就冒险把他们推出去。或者到他们长官那里,央告他们不要在这些妇女儿童身上造孽。”许多人为她的性命担心,但她始终不渝地保护著那些无助的人。

南京大屠杀使魏特琳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极端恐怖,加上长期过度紧张的工作及劳累,她精神、身体,几近崩溃的边缘,只好於1940年4月回国休养。这位坚强的、救过千千万万中国妇女生命的女性,在离开南京一周年之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年仅55岁。

她所留下的526页的日记,涵盖了1937-1941年的事情,其中1/4的篇幅,翔实记载了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的南京大屠杀。据她所记,日军暴行直持续到1938年5月。

马吉(Rev. John Gillespie Magee)

马吉牧师,生於宾西法尼亚州的匹兹堡。1906年在耶鲁大学完成学士学位,1911年在麻萨诸塞州的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1912年被按立为牧师,随即被派往中国。在中国,他和英国内地会女传教士Faith E. Backhouse相遇并结婚,育有四子。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马吉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他在难民区内设立难民医院,抢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是他冒险拍摄了南京大屠杀的许多场面,成为极为珍贵的可视资料。

在他的镜头里,可以看到恐怖的血肉模糊的人头;被日本人活活烧焦的人体;被日军集体强奸後,脖颈几被砍断的妇女等等,惨不忍睹。

在中国28年後,马吉于1938年夏,第一次回到美国。他到处演讲,向美国人民介绍南京大屠杀真相。战後,他勇敢地到东京国际法庭作证。

马吉在他的日记里,不仅记载了日军的屠杀,还生动地记下∶“日本兵掏光了穷人身上的每一个铜板,剥光了他们身上每一片布。”我很难想像在当今现代世界上,还存在这等残忍的人。

米尔斯(Wilson Plumer Mills)

米尔斯,出生於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温斯伯罗(Winnsboro)。1910年在牛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12年从哥伦比亚神学院毕业後不久,来到中国参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33-1949年,受美国长老会宣教会所派,在南京做传教士。

1937年11月22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时,他被选为副主席。当主席拉贝於1938年2月离开南京後,他成为主席。为了安全区内25万人的安全和生存,他和同仁可谓倾尽全力,力撑到1938年5月末,国际委员会的资金、粮食告罄为止。

在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他尽了最大努力,试图促成停火协议,以便让中国军队和平撤离南京。在唐生智将军的同意下,他和贝德士教授到美国Panay炮舰上,面见美国大使J. Hall Paxton,请求他向日方转达停火谈判的信息。此行记载在1938年1月24日他写给妻子的信上。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

贝德士,生於美国俄亥俄州的纽沃克,父亲是牧师。1916年,贝德士在希兰学院毕业後,就读於牛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美索布达米亚服务於基督教青年会,之後又回到牛津读书。

1920年,他成为美国基督会传教士,被差派到金陵大学任教。1923年,和在金陵女大任教的加拿大姑娘罗宾丝(Lilliath Robbins)结婚。1934年回国,先後就读於哈佛和耶鲁两所大学,1935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作为安全区负责人之一,贝德士教授和其他成员,一起经历了死荫的幽谷。为保护中国人不受伤害,他曾被日本兵用手枪顶住恐吓。为了打听被日军绑走的金陵附中学生的下落,他以无畏的勇气找到日军宪兵总部,被日本宪兵粗暴地推倒在楼梯上。他还先後两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为表彰他面对日本人所表现出的勇气,及对南京人民的贡献,1938年1月13日,他被任命为金陵大学副校长。从1937-1941年期间,贝德士都在南京。战後,他到东京国际法庭出庭作证,有200多页的证词留予後世。

费奇(George Ashmore Fitch)

费奇生於中国苏州,是长老会传教士之子。他先入沃斯特学院(Wooster College)完成学士学位後,又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909年被按立为牧师,然後返回中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任职。

南京大屠杀时,他是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他的南京大屠杀日记最早被带出南京,在上海广为油印、散发,向外界披露日寇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也是他,冒著生命危险,把马吉牧师拍摄的电影胶片,偷带出南京。那是1938年1月19日,费奇获准离开南京,乘日本军列车去上海。他混在三等车厢、臭气醺天的大兵们中间。在他的骆驼毛大衣里面,缝有8卷16毫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胶片。他後来告诉家人∶如果当时他被日本人发现藏有胶片,必死无疑。

庆幸的是,他终於把胶片平安带到上海,并在柯达公司冲印出四套。一套他留给了拉贝,另三套带到美国。他和其他传教士回到美国後,到各地去演讲,在宗教和政治集会上放映影片,让美国和世界人民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他的日记也被各主要报刊一版再版。

1938年,他又重返中国。除在青年会任职外,还服务於联合国救援机构。

斯密特(Lewis S.C. Smythe)

斯密特,从芝加哥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後,於1934年,被基督会差派到金陵大学任教。1937年,他让妻子带两个孩子去江西,自己却苹身留在南京,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长。

从1937年12月14日到1938年2月19日期间,他共计给日本大使馆写了69封信,抗议日军的暴行。其中有些信件有安全区主席拉贝的签名,但大多数信件都是他自己具名。

1938年春,在国际救灾委员会的赞助下,斯密特带著20几个学生,对南京地区的损失情况作了调查。不久,出版了调查报告《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由於战争给南京地区带来的损失》(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此外,他还撰写了《南京现状报告》(Note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Nanking, March 21,1938),历数了十几种日军暴行。直到1938年9月,斯密特才和家人一起,离开南京赴四川成都,在当时已迁校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

麦克伦(James H. McCallum)

麦克伦,生於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1917年毕业於俄勒冈大学,1912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在芝加哥神学院完成硕士学位後,又到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1921年,他在费城和爱娃.安德森(Eva Anderson)结婚後不久,即双双来到中国。接下来的30年,他作为美国基督会传教士,服务於安徽及江西教会。

南京大屠杀时,他留在南京主管金陵大学医院和难民救济工作。超负荷的劳累使他病倒。但他想到那麽多的中国人需要他去抢救,便告诉自己,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去。於是他不顾一切,头上敷条冷毛巾,开著破旧的救护车,到废墟瓦砾、险象环生的南京街头,四处收送病人。有一次他和特莱默,为了抢救将遭杀戮的中国人时,遭到日军步枪射击,所幸没被打中。

战後,他的日记和给他家人的信函,出示在东京审判法庭上,作为控诉战争罪犯的证据。他的一册日记,於1995年在上海发现,并被译为中文。

1937年後,麦克伦负责南京基督会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并於1946年担任基督会宣教会的总干事,直到1951年在中国的工作结束後回美国。

福斯特(Ernest H. Forster)

福斯特,生於费城。1917年毕业於普林斯顿大学。在巴尔迪摩圣保罗学院做了两年院长助理後,作为圣公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在扬州马汉(Mahan)学校任教。1936年,他在波士顿和一位著名律师的女儿Clarissa Townsend结婚,不久他们一同回到扬州。

南京陷落前一个月,他们被调至南京圣保罗堂事奉。1937年11月,他的妻子不得不撤离到汉口,他则同另一位圣公会牧师马吉留在南京,一同度过了那血雨腥风的岁月。

他关於南京大屠杀的详细报告,连同他给妻子的信函及照片,都保存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

拉贝(John Rabe)

除了这些美国传教士外,中国人民不应忘记的、另一位富於传奇性的人物,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是南京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被称为“南京的活菩萨”。但对日本人来说,他是个不可理喻的怪人,因为他不仅是日本盟国德国的国民,而且是德国在南京纳粹党的一个头目。

拉贝生於德国汉堡。1908年来到中国,受雇於西门子公司。1935年他由北京转至南京,经营电话和电讯器材。不久,由於他在南京德侨中颇负盛望,且他是一个德国纳粹主义的支持者,因此成了南京纳粹党的头目。

当他的德国侨胞相继撤离南京时,拉贝却顶著日本军政当局的强大压力,留了下来。当日本人责问他时,他回答∶“我在中国生活三十几年了,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事业也很成功。中国人民一向对我很好,即便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如果我在日本生活三十几年,日本人民也同样待我好,你们一定会看到我在紧要关头,留在日本人民一边的。”

当然,拉贝留下来也有他个人的考虑。如果他离开,他所负责的那些公司设备,以及中国雇员的身家性命,就都难保了。
但当南京陷落後,拉贝不再顾及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全身心投入到安全区的建立与工作上。

12月13日晨,拉贝出去查看,见街上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尸体,许多是无辜平民,都是从背後被射杀的。在中山路外交部红十字医院,屋里屋外、楼道、门口,到处都是尸体。

拉贝每天在街上,都看到日本兵奸淫掳掠的暴行。他亲见一个佛教慈善团体,从一个池塘里就拉出120具尸体。在後来的报告中,拉贝指出,南京的许多池塘都不见了,因为里边都填满了尸体。

拉贝以其纳粹党领袖和安全区主席的身分,写信给日本占领军司令,请求他按照国际战争法,人道地对待那些已经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但日本军政当局却任其士兵,惨无人道地将中国士兵和平民残杀。拉贝被日军的种种暴行激怒,一封封给日本大使馆写信,措辞一次比一次激烈。为此,他多次受到日本人的恐吓。拉贝把自己的生死置於度外,甚至多次写信给希特勒,报告他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

拉贝借助於他纳粹党的特殊身分,以其纳粹党徽为护身符,作了许多保护中国人民的事情。为尽可能地多救助一些人,他把自己的家、办公室,都让出来给难民居住。在他家後院草棚里,就保护了几百名中国妇女。有些生孩子的妇女,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激,将生的男孩,取名为“拉贝”,若是女孩,就取他妻子“朵拉”的名字。

有一次他走访安全区,上千妇女跪倒在他面前,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後人称拉贝为“中国的辛德勒”。

拉贝留下南京大屠杀的2000多页日记,详细记载了南京大屠杀中所发生的事。

二、树碑立传不为过

在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3月,这3个月中,安全区内共收容了20-30万难民,差不多是南京城内人口的一半。另一半人都被屠杀了,而且屠杀的手段极其残忍,包括砍头、活埋、火烧、供新兵练刺刀、集体强奸後再杀掉等等。

1938年1月末,日军当局迫使难民回家,或者进入自治会所提供的难民营。安全区内难民营逐渐减少,直到1938年5月末,最後6个难民营关闭。

南京大屠杀过後,日本人费尽心机,掩盖事实真相,欺骗世界舆论。他们阻挠西方记者进入南京城,四处张贴宣传画,粉饰“大日本皇军”是何等的纪律严明,对中国人民是何等的亲善。

战後,日本政府更是歪曲事实,百般抵赖。日本杀人犯自然因种种因素三缄其口,而中国幸存者的见证,又难以引起世界的重视。但日本政府低估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领袖们的能力,殊不知这些传教士都是训练有素、能言善写的人。他们大都毕业於欧美最好的大学,多年来写出过无数的论文、讲章和报告,甚至著书立说、传与後世。而且他们也深深懂得如何同新闻媒体打交道,他们的日记、文章,在美英主要报章、杂,如《纽约时报》、《读者文摘》、《远东》、《曼彻斯特卫报》等上面发表,向全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以及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

这些诚实、无畏、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传教士,成了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有力见证人。如果没有他们在法庭内外的见证,如果没有他们为後世留下大量的、无可争议的文字、图片和影视资料,恐怕这一千古奇冤,将湮没於漫漫历史长河中。

我们中华民族具有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这些传教士是中国人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能忘恩!六十多年来,他们从未向中国人要求过回报,就像当年他们传福音给中国人,把自己满腔的爱倾倒给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人,却不求回报,甚至後来更要背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帮凶”等骂名。

如今他们大都已谢世,但他们活著时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值得我们永远记念与传颂。在“南京大屠杀记念馆”里,应设立专馆纪念他们,即使为他们树碑立传,也绝不为过。

作为一个南京市民,我对他们深表谢意和敬意的同时,还怀有深深的歉意。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为这些美国基督徒前辈,感到骄傲。

本文资料来源∶
1.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南京大屠杀”有关资料,包括日记、报告、书信以及图片等。
2. 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Basic Books, 1997.

 

信仰與音乐之間 – 范妮·克罗斯比 (Fanny Crosby)

芬尼·克罗斯贝Frances Jane Crosby,又名Fanny Crosby,1820年3月24日-1915年2月12日)是一位知名的基督教赞美诗歌词作者。美国人。她是历史上最多产的赞美诗作者之一,从幼年起共写了超过8,000首赞美诗,尽管她是一位盲人[5]在她活着的时候,范妮·克罗斯比是美国最知名的妇女之一。

直到今天,绝大多数的美国赞美诗集都收入她的作品。她最著名的一些歌曲包括有福的确据,基督属我“(Blessed Assurance[1]、“耶稣发慈声要召你回来Jesus Is Tenderly Calling You Home)” [2]、“这个真是何等甘美的故事”(Praise Him, Praise Him[3]和“荣耀归于父神To God be the Glory)”[4]。一些出版商不愿在诗集中收入同一位作者太多的作品,克罗斯比在她一生中使用将近100个不同的笔名

范妮·克罗斯比出生在美国纽约州普兰县的东南小镇一个贫穷的家庭,父母是约翰和默西。在6周时,她因感冒引起眼睛发炎,家庭负担不起进医院的费用,一个上门的庸医推荐用热的膏药治疗,而这弄坏了范妮的眼睛。但范妮在她的自传中说:『那位大夫知道後便逃之夭夭,….但我活到現在,從來就沒有一刻恨過那位大夫,因我一直知道,慈愛的神,曾藉祂無限的慈愛與奇妙的旨意,….使我還能有機會事奉祂』

他的父亲在她一岁时就去世了,因此她是由母亲和祖母抚养长大。她们用基督教原则教育克罗斯比,例如,要求她记住大段的圣经。克罗斯比成为纽约市圣约翰卫理公会教堂的活跃成员。

15岁时,克罗斯比被纽约盲人学校(今纽约特殊教育学校)录取。她在那里共7年时间,在这期间她学习钢琴、吉他和歌唱。在1843年,她加入了华盛顿的游说者行列,争取对盲人教育的支持。从1847年到1858年,克罗斯比在纽约的学校里教英文历史。1858年,她嫁给一个盲人音乐教师亚历山大(Alexander Van Alstyne)。由于丈夫的坚持,她继续使用她的婚前姓氏。他们有一个女儿弗兰西斯,在幼年就夭折了。亚历山大也在1902年7月19日去世。

克罗斯比从不抱怨她的残疾。在8岁时她对自己的状况写下了这些诗句:

哦,我的灵魂何等欢喜,
尽管我无法看见;
我已定规在这尘世
我要发奋自强不息。
我欢喜发出许多赞美,
其他人却无法如此;
我不会,我也不愿,
因失明而哭泣叹息。

克罗斯比当时非常出名,经常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在1885年,她在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葬礼上演唱赞美诗“安稳在耶稣手臂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

当她去世时,她的墓碑上写着“范妮阿姨”和“有福的确据,基督属我。预尝神荣耀,何等快活!” 。以利莎用这首诗纪念范妮:

这里的乡村充满诗歌与阳光,
我们的百灵展开她的翅膀,
她在黑暗中歌唱已经太久
现今去往美丽的光中歌唱。

克罗斯比安葬在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1975年进入福音音乐名人厅。

作品列表(部分)

YOUTUBE 芬尼·克罗斯贝歌曲Fanny J. Crosby – YOUTUBE SONGS

信仰與音乐之間 – 河南農村的小女孩,僅有初中一年級學歷, 卻成了古今中文創作贊美詩歌最多的人

一個出生在河南農村的小女孩,僅有初中一年級學歷,從沒學過作詩作曲,完全不通樂理,

卻成了古今中外中文創作贊美詩歌最多的人,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啊?

小敏系列 – 迦南诗歌  

十字架在中国-1 生命泉

十字架在中國-2 血种

十字架在中国-3 苦杯

  在舅媽帶領下信主

我出生在一個農民的家庭,父母親都是特別老實的莊稼人。我媽媽就沒上過學,我父親也就是上過一年到兩年的學堂,也就是不認識幾個字,都是特別窮困。   後來上學上到初一的時候,我患了鼻竇炎。每天到中午就是頭暈、嘔心,就上不下去。後來我也就不再去上學。   是舅媽向我傳的福音,當時她跟我傳福音的時候,我就感受到天地之間肯定會有一位創造的主宰。我常常會坐下來靜思,仰望天空啊、飛鳥啊、野花啊,還有這些樹木啊、青草、田野,在我心目當中,我就感受到是神的創造,但是我不知道這個神他的名字叫什麽,他是誰。所以,後來當舅媽給我傳福音的時候,我就非常清楚地知道,噢,就是他!我就找到這位真神。   我去聚會第一次、第二次,我就感受到我的身體和過去不一樣。我說:主啊,我真的相信有一位神,我相信你一定會醫治我,並且會引導我,讓我認識你,你會改變我的人生。   當時我是背著家裏的人去的,他們曾經反對我,特別是哥哥,覺得女孩兒不在家裏,老是不在家裏呆著,拔腳倒處亂跑,所以他就很反對,對我逼迫就是也比較大一點。所以,我是偷偷地出去聚會。看到教會當中的弟兄姊妹這麽樣地可愛,他們彼此相愛,又是這麽樣地樸實和誠實,那種和諧溫馨的氣氛常常使我難忘。我就立誌跟隨他。就在我立誌決定要服事主的時候,那個時候我被聖靈感動,唱出第一首詩歌,是在九零年的年底。

受聖靈感動唱出的歌

當時,我只是教給我本村的一位小姊妹,她就教給了別人,就是這樣一首、兩首……別人說:你這些詩歌是從哪兒學來的?她說:跟著敏姐學的。後來,教會裏面的一個弟兄還有一個姊妹知道了,他們就覺得:小敏怎麽會唱歌呢?她又不出門,又不愛講話。我們聚會的時候,哪個地方是旮旯,她就在哪裏坐。她為什麽會唱歌?他們就感覺到稀奇。後來當他們唱:   主啊我贊美你,   因為你揀選了我,   在這茫茫的人海中,   是你把我找尋……   當他們唱這些詩歌的時候,心裏面非常、非常地受感動,還不是一般的感動。就感受到上帝呀,你真好,你沒有嫌棄我。我們本是塵土,本是這些不如蟲,不如蛆的世人。然而你竟這麽樣地憐憫、眷顧我們,撿選我們。他們非常受感動,他們就查,這些詩歌是從哪兒來的?後來他們就找到我。   在禱告的時候;在靜默的時候;在沈思的時候;還有在聽道的時候……很多的時候,聖靈就會很奇妙地在我的心中給我一句話,這個詩歌就會不到五分鐘或者十分鐘,連詞帶曲,就一塊兒會唱出來。有些弟兄姊妹會記譜,我寫出來一首詩歌就站在上面教,他們就把它很快地就記下來。   在一天早晨,我們禱告的時候,很多的人一起,有一些弟兄姊妹很長時間沒有見面,就非常的想念,站在那個地方流淚就哭。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麽就哭,為什麽一進這個會場就受感動呢?我就在神面前禱告,我說主啊,我們今天的相聚就是因著你的緣故,如果沒有你十字架上的大愛,如果沒有你的寶血,我們每個人是互不相識的,不可能就象親兄妹一樣的和睦。那顆感恩的心特別地強烈。主啊,非常感謝你,感謝你。就是因為這句話:「感謝你」,《感恩的淚水》這首詩歌也就是很快寫出來。   我感受到這是神在我身上的作為。你想呢,我連初中都沒有畢業。我就常常在神面前禱告,我說神吶,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不是我做的。如果你不使用我,你不感動我,我連一個字都寫不出來。   有一天晚上,有風有雨,就在秋天,我要到一個地方去聚會。有一句話:「主啊,願你拉住我們的手,在風雨中行駛。」啊,我說:神啊,這一句話太好了,這是你對我的鼓勵。後來我就唱:   主啊,願你拉住我們的手,   在風雨中行駛。   主啊,願你牽著我們的心,   飛往世界各地……

[解說詞:小敏是飽經磨難的中國教會的女兒。她的詩歌在風雨中孕育,在血淚中誕生,是中國教會滄桑命運的真實回聲。]

因信仰而遭拘捕

九二年的九月七號,我們正在屋裏聚會,有人說:不好啦!公安局的來啦!當時給我們帶到一個縣城的公安局,裏面有很多被抓的女囚犯吶。有的是抽煙的;有的是販賣人口的;有的是殺人的;有的是賭博的。我們進去,她們也稀奇,說:你們怎麽一下子進來這麽多人?你們是偷什麽東西還是殺人放火了?我說:我們什麽都沒有做,我們是信主的,我們是信耶穌的,我們是在聚會的時候被他們抓的。她們說:信主的好,為什麽他們還抓你們?   那個時候我突然要唱詩歌:    非常的歲月裏,   才能鍛煉自己;   非常的歲月裏,   才能成長。   你看那高山的松,   迎著那四面的風,   經過漫長歲月酷暑嚴寒春夏秋冬,   依然挺拔依然高聳,   不屈不撓萬古長青,   萬古長青……   有人去看我,說你父親因著你也瘦了,地裏的農活還忙,你趕快跟他們說你不信了,或者怎麽,你就出去吧!我說,你如果讓我說這樣的話,我就是在裏面住一輩子我也不會出去。我說我就是要堅守自己的信仰,你去告訴我父母親,不管他們對我有多麽的生氣,我相信神會憐憫我的,神也會安慰他們。   不知道什麽時候我認識了紅藍紫,   不知道什麽時候我已經長高……

[解說詞:在監獄裏,小敏將她心中的歌,唱給犯人們聽。她唱道:我在風中猜想,在雨中尋覓,尋了很久很久,沒有找到謎底。聽人說,你去尋找真神,他會告訴你。因為他曾創造天地,智慧和知識都在他那裏。啊,多歡喜!我找到了偉大的上帝,給我解開很多很多的謎,告訴我人生的價值和意義,生活變得豐富而美麗。朋友,你是否也有這些謎?請你快來認識上帝!他離你不遠,就在你的身邊,在你的信心裏。]

這首詩歌是迦南詩歌當中最長的一首。我當時唱給她們之後,我完全忘記了我是在監獄裏。好像我就是在路上,在另一個地方給別人傳福音。她們幾個人都在那兒講:哎呀,真好真好!哎呀,真是有神。就在這個時候呢,窗口忽然間就聽到一個人的聲音,這個人就是拘留所的所長。他把頭伸進來說:我告訴你啊,你進到這個地方,你就沒有想到怎麽樣回家?你一進到這個地方,你就開始又傳開了。

用歌聲感動囚犯

就當時我在傳福音的時候沒有想到,她們這些人會不會說:哎呀,這個人是不是一個瘋子啊?怎麽進到這個裏面還會傳福音?當時這些人就說:哎呀,你們的主真好,你們的詩歌也這麽好,為什麽還要抓你們?後來我就說:這是神的美意。一看到她們高舉神的時候,就是說願意歸向神的時候,說:這個主太好了,我要相信,那個時候所有的憂愁就再也沒有了。我說:主啊,求你讓很多的人都歸在你的面前。哪怕我們在這裏面,一輩子不把我們放出來,只要人悔改,能夠認識你,就是我們極大的甘甜和喜樂。   特別地感謝主在裏面加給我很大的力量。每天晚上的時候,我們幾個人會輪流禱告。我們輪流禁食,為我們房間裏面的禱告。所以在裏面的那一段日子,沒有一個人說信耶穌的不好。我們走的時候甚至她們會拉住我們的手:你們出去之後,一定回來看我們。在那個裏面那段日子,是我一生很難忘啊,真是,神也給我很多的話。   有一天,當我們放風的時候,我猛然地聽到男號裏有一陣慘叫聲,就是那些監獄的人,在裏面住的時間長了,他們就去打剛送到監獄裏面的那些人。那聲慘叫猛地傳到我耳朵裏,我就再也睡不下去,我猛地就坐起來。那個時候,就有一句話:渴望自由,渴望安寧,渴望人世間都充滿主愛,黑暗的地方需要光明,爭鬥的地方需要和平。願作愛的使者……,我今天活著,我真是感到是神在揀選我,能夠把福音傳給那些需要的人。   其實,我沒有像有一些弟兄姊妹受的苦受的那麽樣的多。而他們在監獄的裏面,他們出來作見證,他們在服事神,給我很大的力量。他們是被耶穌所呼召出來的一群人。他們甚至把生死置之度外。

為傳福音四處奔走

很多人不理解,他們就說:為什麽要這樣的跑,離開家?甚至現在我們都有孩子了,有時候會把孩子撇在家裏,很多人不理解:你們就是違背了聖經。但那個時候我就想,我說主啊,如果每一個人都在家裏坐著,福音怎麽樣能夠傳給那些特別需要的人?   有的時候很孤單,好像沒人理解。有一天來到小路上,四下無人,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那個時候感覺到主在感動我:現在你並不孤單,有耶穌與你同在。你受過多大的委屈,甚至多大的艱難,你走到哪個地方,耶穌就與你同在,他和你一起走。所以,我就在那個時候唱: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主你是我最親愛的伴侶……   其實,像我們也都有灰心的時候,但沒有說灰心的時候就說:主啊,我不相信你。也許就是說,主啊,我們就不要傳福音了吧,我們就相信有你,在家裏呆著。其實,我們也都這樣想過,但是不能。很多的靈魂牽掛在心的裏面。這真是被主放上的。沒有信耶穌的時候,就是在中國,沒有想到有一個國度的胸懷,或者怎麽樣愛國。我看詩篇叁十叁篇,上面說: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就會想到我生長的國家,多少年多少代,戰火滾滾硝煙彌漫……主啊,你能夠看顧我們的國家,我相信當我們的國家敬畏你的時候,這個國家也是有福的。所以,那個時候就非常受感動,能夠舉手,為著中國禱告。   哪怕只有一滴血一滴汗,   也要灑在中國;   哪怕只剩一口氣一把力,   也要獻給中國。聽母親穿越海峽的呼喚聲,   中國人是神的兒女。   中國啊,中國!你快來安息,   神已經找到你;   你已不在迷途上跋涉,   中國屬於上帝!   當我被聖靈感動唱出《中國屬於上帝》的時候,下面整個就是被這首詩歌震動了,哎呀,就在下面舉手,神吶,中國是屬於你的!中國是敬畏你的!中國從君王到百姓,從臣宰到士卒,都要起來認識你!

[解說:如今的小敏,雖然早已是孩子的母親,卻依然屬於上帝,屬於教會,屬於中國;她的詩歌依然源源不斷地從心中湧出。]

我要唱那一首歌,   唱一首天上的歌。   天上的烏雲,   心的憂愁,   全都灑落。   生命的河,   喜樂的河,   緩緩流進我的心窩;   生命的河,   喜樂的河,   緩緩流進我的心窩。

[解說:跳動著七千萬中國基督徒的脈搏,接續著一百年來無數傳道人的腳蹤,預告著中華民族不能逃避的命運,迦南詩歌正在成為一種民族的聖歌。]

到了晚上,   鴿子飛回來,   銜來一個新擰的橄欖葉,   它代表希望,   它代表和平,   它代表又是一個更新的年代。   我們踏著血,   踏著淚走過來,   大雁飛北飛南,   唱不完神的愛。   今日的中國,   已不再荒涼,   你看到處處都是蘇醒的草木。   今日的中國,   已不再荒涼,   你看到處處都是蘇醒的草木。

信仰與音乐之間 – 巴赫(欧洲近代音乐之父)

耶稣,人类欢乐的泉源

Jesu, Joy of man’s desiring

Jesu, Joy of man’s desiring(耶稣,人类欢乐的泉源)是由音乐史上显赫的作曲家—Johann Sebastian Bach(巴赫)的著作源自巴赫的一首著名的清唱剧《心、口、行为》(Herz und Mund und Tat und Leben, BWV147)中的最后一首康塔塔(合唱曲)。
关于这首曲子,有人曾经访问小泽征尔(Ozawa Seiji),请他推荐一首古典音乐的入门曲。他说:”那就听听这首《耶稣,人类欢乐的泉源》吧,如果听过两、三遍仍旧无法对它引起共鸣,那么,你大可以放弃欣赏古典音乐。”
巴赫在世时,作品不为人们所理解,他既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赢得社会的承认。是伟大的莫扎特贝多芬,首先发现了他的宝贵价值。他们被巴赫音乐的深刻,完美与无懈可击所震动。当贝多芬第一次看到巴赫的某些作品时,不禁惊叹道:“他不是小溪(巴赫的名字德文Bach,是‘小溪’的意思),是大海!”1829年,门德尔松在柏林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演出中,使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复活了。肖邦在举行他的音乐会之前练习巴赫的作品,李斯特把巴赫的一些管风琴作品改编为钢琴曲,舒满是巴赫协会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组织承担了出版这位大师作品的完整版本的巨大任务。今天,走遍世界各地,到处都能听到巴赫的音乐。其中,许多作品早已被列为艺术院校培养学生的必修教材和国际重大音乐比赛的参赛曲目巴赫被称为“不可超越的大师”,甚至被誉为“欧洲近代音乐之父” 和 “西方近代音乐之父”。
德国剧作家、政论家莱辛曾经这样讲道:“天才即使不是生在极端贫困的阶层,也是生在生活非常艰苦的阶层里。老天好像臆要在这样的阶层里比其他阶层里出更多的天才似的。确是如此。在巴赫的一生中,贫困与死亡像一对可怕的魔影紧紧相随。

有人如此问道: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更感人的场面吗?可有比《马太受难曲》这阕音乐更能代表耶稣的悲情、更能阐述耶稣的受难吗?音乐史的确存在着许多以耶稣的受难为题材的作品,巴赫自己也写了另一阕《约翰受难曲》,但是比较之下,《马太受难曲》对耶稣受难的深刻描绘,关于人性挣扎的苦楚和神性救赎的恩宠,简直就是登峰造极之作。这首音乐向人说了关于基督的神人二性之言。

无疑的,巴赫的彻彻底底的宗教音乐家,他把一生的创作力都献给了上帝。他留下的脍炙人口的《B小调弥撒曲》和二百首以上的《清唱剧》,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再也找不到哪一位音乐家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巴刻曾经说过:所有音乐的目标和目的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灵魂的更新。

“The aim and final end of all music should be none other than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freshment of the soul.”  ~Johann Sebastian Bach~

Jesu, Joy of man’s desiring(耶稣,人类欢乐的泉源)

卡拉扬曾经说过:“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就是聆听巴赫的音乐,这好似清泉流淌经过心灵的音乐有助于我校正听力。” 如果您是位音乐爱好者的话,不听巴赫的音乐就好像错过了整个巴洛克。 [3]
巴赫的音乐如其人,清泉一般的音调总是含蓄地表达感情,当你在仔细分析其乐式时,感情也许在你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已经到了你的心底。巴赫的音乐创作更是为后人做了铺垫,就好像哲学家或数学家一般。
法国音乐评论家保罗·朗杜尔所言:“巴赫创作的目的并不是为后代人,甚至也不是为他那个时代的德国,他的抱负没有越出他那个城市、甚至他那个教堂的范围。每个星期他都只是在为下一个礼拜天而工作,准备一首新的作品,或修改一首旧的曲子;作品演出后,他就又把它放回书柜中去,从未考虑到拿来出版,甚至也未想到保存起来为自己使用。世上再也没有一首杰作的构思与实践像这样天真纯朴了!”
歌德有段对巴赫音乐的评论十分精辟:“就如永恒的和谐自身的对话,就如同上帝创造世界之前,在心中的流动,我好像没有了耳、更没有了眼、没有了其他感官,而且我不需要用它们,内在自有一股律动,源源而出。”

https://baike.baidu.com/item/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974813?fromtitle=%E5%B7%B4%E8%B5%AB&fromid=697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信仰與科學-现任美國健康總署主任基督徒科學家科林斯(Francis Collins)

新任美國健康總署主任:信仰與科學之間存和諧

2009 十一月 29日, 星期日 22:10

科學與信仰兩者之間長存爭議。美國總統奧巴馬兩月前提名基督徒科學家科林斯(Francis Collins)出任國家健康總署主任一事成為了熱點。

有認為科學與信仰是對立的人士非常反對科林斯之提名,香港《文匯報》發表《科林斯之惑:傑出科學家是虔誠基督徒》一文,從歷史的角度分析,表明科學與宗教並不是一條道,而是屬於不同領域的話題。

《紐約時報》評論家哈瑞斯(Sam Harris)則在《科學盡在細節中》一文中,表示對身為福音派基督徒的科林斯能否勝任國家健康總署主任存有質疑:「我們非得將美國生物醫學未來委托給一位堅信科學不可能理解人類本性的人嗎?」

科林斯是繼DNA雙螺旋發現者之一、諾貝爾生理學獎獲得者華生之後,擔任美國人類基因組研究項目的負責人,對人類基因工程有重大貢獻。同時,他亦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並不是因為他生於基督徒家庭,相反,他出生在一個無神論家庭,從小並沒有受過宗教熏陶。他之所以皈依基督教是因他受到人性道德的觸動。

科林斯進入臨床醫學期間,發現很多病人儘管被絕症折磨,卻不放棄對上帝的信心,這令他開始對宗教進行思考和探索。通過阅讀聖經,他慢慢發現道德領域離不開上帝為第一動力,即人類的道德、分辨是非善惡的源頭都是來自上帝。這更使他深信科學無法完全解釋人類的本性。

科林斯將自己作為一個基督徒科學家的告白寫成書The Language of God,表明「二十一世紀的現代科學和福音派基督教之間存在著穩妥而令人滿意的和諧」。

 

是進化論還是『智能設計模式』, 澳洲教育部長Brendon Nelson支持具有爭議性的理論-創造論

2005 八月 11日, 星期四 18:08

根據Sydney Morning Herald 八月十日的報道,澳洲教育局部長Brendon Nelson支持具有爭議性的理論-創造論。但他補充說這個理論應與現存科學指引相配合。美國總統George Bush已開始了在教育上對這個話題的辯論,他提議進化論應以『智能設計』的概念被教授。這個辯論想證明生命如果用進化論來解釋是非常復雜的,因此肯訂有一個隱藏的力量在背後支持著。Nelson博士說他已於『智能設計』的提議者見面,加上他也收看了有關的DVD.

『問我覺得應不應該取代現存從科學角度出發對人類起源理論的教育模式?我想是不會的,』他對堪培拉的國內媒體說,『事實上如果真的被取代的話,我會很關注。如果學校有家長希望給孩子機會接觸這個教學思維,我想是可行的。』

只能設計與聖經所說的創造論是不同的,不能只從字面上去解釋聖經中的創世紀。總之,智能設計指向了創造者,在基督教的圈子裡面,這個理論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南韓教育局修訂課本 移除進化論部分內容

2012 六月 8日, 星期五 12:21

南韓某教育關注組織上月針對公立教育學校系統有關進化論的教導進行請願,要求取消進化論的內容並支持創造論(Creationism),結果取得了顯著的進展。

南韓教育與科學技術局透露,出版商將生產修訂版的教科書,其中不再有馬或始祖鳥進化的例子。最近有科學發現顯示,始祖鳥是一個獨立的恐龍物種,而不是所有鳥類的祖先。

名為「教科書修改學會(Society for Textbook Revise)」的組織主導了這次的請願行動,他們致力於從教科書中移除進化論的錯誤,更正學生的世界觀。教科書修改學會還想移除關於人類進化的內容。

歷史上的南韓是佛教國家,雖然現在南韓基督徒仍佔少數,不過人數在不斷增多。教科書修改學會是韓國創造研究協會(Korea Association for Creation Research)的一部分,支持為《創世記》裡面有關創造的記錄——神創造了所有的動物以及最初的人類亞當和夏娃——提供證據。據《自然》雜誌報導,韓國創造研究協會於2008年在首爾樂園(南韓最大的遊樂園之一)舉辦創造論展覽。

雖然進化論在全球多數地方被普遍接受,但紀錄片《神與達爾文的時代》引述過一項2009年的調查報告,顯示將近三分之一的韓國人不相信進化論——其中多數人表示還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支持進化論,或進化論與他們的宗教信仰有衝突。

《自然》雜誌報導,高達40%在南韓的生物學老師也對進化論的被接納度感到不解,因為他們都同意「大部分科學界仍質疑進化是否存在」。

首爾國立大學的一名進化論科學家Dayk Jang說:「最大的問題是,全國只有5-10個進化論科學家在本科班和研究所教授進化論。」

同樣,創造論在美國仍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最近的一項盖洛普調查(Gallup poll)發現,46%的美國人相信神在過去的一萬年間就把人類創造成了現在的樣子,另有32%的人相信「神導進化論」或說神引導了人類的進化。

另一方面,菲律賓的GMA新聞網站報導,59%的加拿大人和將近80%的歐洲人支持進化論。

著名華人牧者兼改革宗神學家唐崇榮牧師曾批評過進化論。他直截了當的指出,人與動物有截然不同之處——人有靈性,動物沒有;人有永恆性,而動物沒有。歷史上進化論從生物界進入了哲學、宗教、神學、社會學及文化等各個層面,甚至控制該領域的思想,而產生了巨大殺傷力。有人認為人既然是進化而來,那麼亞當的墮落亦屬進化而不是墮落,故此有一些新派神學家不接受原罪理論,進而產生人不需要救贖的神學思想。他又指,進化論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原則,強勢是生存的必要條件,這成為人類自我肯定和傲慢的原理和基礎。

基督徒海洋生物學家錢錕博士亦有從科學的角度舉證,指出所謂的進化樹只是推論,並無化石佐證。錢博士多年的化石研究亦發現,所發現的寒武紀的各門動物平行發展,當中並無進化關係。

順理成章的法令──記創造論與進化論的世紀大戰

唐理明

作者于1956年2月畢業于上海第二醫學院,現在美國舊金山的UCSF大學Mt. Zion醫院做文書工作。

從廿世紀初期的“猴子審判”一直到近年的“達爾文審判”,相信聖經的基督徒科學家,一直鍥而不捨的要把“創造論”的觀點,推進美國中小學的生物學課室,於是一場看不見的世紀大戰開始了……。

1999年8月11日,美國肯薩斯州教育委員會以6票對4票的多數,拒絕了“考試標準:中小學學生必須了解達爾文進化論。”的提案。此決定雖然並不禁止學校教授達爾文進化論,但消息傳出,引起全國的學術界、政治界、傳媒和普通群眾的重視,以及熱烈的討論和爭辯。肯薩斯州長格雷思(Bill Graves),一個溫和派的共和黨員,立即表示,是項決定是“可怕的”、“悲劇性的”、和“難為情的”,並準備次年一月份州議員開會時,通過法案解散該州的教育委員會。《時代》雜誌特在8月23日,出版了以人類進化為主題的一期,並特邀進化論大師Steven Jay Gould寫文反對州教育委員會的決定(註1)。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以及許多地方報紙,也以急先鋒的姿態攻擊此項決定。

  三群人的反應

生物學界的反應:好像觸動了最敏感的神經,一切貶斥、譏笑的話都用上了,例如:“科學倒退100年”,“肯州學生將在科學上落後、在大學中不能成功”,“從來沒有一個西方國家像美國一樣要經歷這樣一種反復”,“是宗教基要主義者最近的一次掙扎”,“科學在危機中”等等。這一批人可以說是極端反對派。

總統競選人:1999年是各黨派人士紛紛亮相,參加競選行列的時候。肯薩斯州的事件給了他﹙她﹚們一個突然襲擊。新聞媒体就此事件以及相關的“創造理論”訪問了他們。他們的回答雖然各有不同,但不論民主黨也好、共和黨也好,都含糊其詞,不置可否,大多數以各地方學校有權決定自己的課程推搪。例如,來自德州的總統競選人小布希說,他同意地方學校有權決定自己的課程,學校有權力教授不同的理論。民主黨競選人副總統高爾﹙El Gore﹚也說,地方學校應有自由來教創造論。其他總統競選人,除了民主黨的伯來德﹙Bill Bradley﹚之外,都採取含糊其詞的態度,都說地區學校有教兩派不同理論的自由。其中包括麥開恩、杜爾夫人、布坎南、富比士等。這批人可以說是騎牆風向派。

美國的人民群眾:不管進化論者花了多少心血,在新聞媒体中、在電視的“科學”節目中、在中小學教育中進行了大量的宣傳,但不同年份、不同的民意測驗包括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不過百分之十左右的群眾相信進化論是真的。而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人民並不相信達爾文的進化論。這一批人是混合的,反對者或贊成者都紛紛投書報章雜誌表示觀點,也有的抱觀望態度。

從以上三群人的反應來看,老百姓是不相信科學界宣傳了一百多年的達爾文進化論的--連著名的無神論學者Carl Sagen也不禁為此哀嘆。總統競選人是以民意調查為政治風向標的,所以不管是民主黨或共和黨不敢隨便表態,不敢得罪任何一派。唯有生物學界和傳媒聯合採取進攻姿態。人們普遍認為,在歷經過去多次反對進化論失敗之後,肯州教委會採用的第三戰略(third strategy),終于使創造論者﹙註2﹚得到首次的勝利。

  第一戰略之失敗

進化論者和創造論者兩者爭論的焦點,在於是誰創造了世界,是誰創造了生物和人類,它們是出自毫無意識的自然界的混亂作為呢,還是出自一個智慧的、顯出巧妙精密設計的設計者?創造論者過去的第一和第二個戰略是什麼呢?失敗的原因在哪裡呢?進化論者又是以什麼手法把達爾文主義高舉並保護起來的呢?

第一戰略揭序幕於本世紀二十年代。這就是有名的猴子審判(Monkey Trial)。這是一批進化論學者和新聞記者在田納西州一個名叫Dayton小城,導演的一齣鬧劇。他們推出了一個代課教師Scope作為被告,控訴他在教室中講授進化論(這是違反當時此州的法律)。Scope雖然被判違法罰款(後來取消),但在辯論過程中,雄辯的被告律師Clarence Darrow,設法引誘原告律師,在庭上作為“聖經專家”﹙Bible expert﹚作證。原告律師對聖經,特別是創世記的第一章並不太了解。Darrow抓住他的弱點,又用了當時最有名的皮而當人Piltdown Man,所謂新發現的化石證據﹙數十年以後證明是偽造﹚,把持有聖經觀點的“聖經專家”駁得体無完膚。進化論者在輿論和精神上大大得勝。

而且最高法院也在1968年,判決田納西州的法律為違憲。後來,電影藝術家又以這事件為藍本,以誇大渲染手法,製成電影﹙Inherit the Wind﹚。于是進化論的勝利、頑固宗教徒的愚蠢,就成為上流知識界的固定意識。第一戰略之失敗是由於創造論者對進化論毫無知識,倉促上陣,想依靠法律佔便宜,結果一敗塗地。

  第二戰略再敗

有鑒於第一戰略之失敗,一批基督徒科學家創建了創造論研究所。以Henry Morris為首的一批科學家提出了“創造論科學”(Creation-Science)。在他們的努力下,於1981年,美國Louisiana州通過了一法案,規定在學校中如果要教進化論科學的話一定要平衡地教創造論科學。但是,“創造論科學”是以字面解釋聖經為準繩、然後在科學上找支持根據的一門學問。他們的論點,目前難以與現代科學的各學科普遍的論點接軌。例如地球祇有一萬多年的年齡,化石是在洪水時期形成,人和恐龍是同一時期的生物等。因此成為一家之言,沒有得到科學界公認的地位。

因此,這項Louisiana州法案尚未生效,就被聯邦法庭宣佈為違反憲法,理由是“建立宗教”、“顯然用超自然的存在創造人類來推動宗教觀點”。“創造論科學”被進化論者描繪成神話,允許在課堂上教授就等於在課堂上教授“鸛鳥送子”的神話(在西方神話裡,嬰兒是由鸛鳥啣送而來的)。第二戰略失敗的原因是與科學界脫節,仍然不了解進化論的本質。

  反駁三大論點

Philip Johnson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法律教授,專攻邏輯學。他在1991年出版的劃時代的書Darwin on Trial(註3)中,首先指出進化論者有邏輯錯誤。

Johnson認為,進化論者重新界定“科學”。把科學定為“祇能用自然主義來作解釋(naturalistic explanation)”﹙註4﹚。這樣一來,達爾文的進化論的證據,不管是多麼的不足,也要認為是唯一的解釋,因為別無其它可能。

Johnson指出,自然主義和有神論一樣,也是一種哲學。達爾文的進化論一直沒有多少的證據來証明生物的宏觀進化(Macro-evolution)例如:跨屬、跨綱的進化,一百五十年來祇提出了一些連創造論者也同意的微觀進化(Micro-evolution)作為證據,例如鳥喙變長變短、人工育種等。拿這些證據外推(extrapolate)來解釋宏觀進化,顯然是不能說服人的。達爾文主義之所以能在科學界生存,實在有賴於無神論的信仰和自然主義哲學統治了科學界。

Johnson還提倡智慧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生物的“智慧設計論”本不是Johnson的創造,因為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先,十九世紀前的科學界就對生物的分門別類和生物結構的精良性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為“智慧設計”、一為“自然進化”。達爾文進化論提出“物種變異、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的理論,為“自然進化”提供了機制。一百多年來,知識界掩蓋其哲學背景,稱達爾文進化論為科學,而斥智慧設計論為宗教。

Johnson在對達爾文進化論的上述三個論點逐個詳加駁斥之後,指出,達爾文進化論相信混亂的宇宙可以創造秩序,不過是自然主義哲學而已。這樣,就和智慧設計論一樣,同樣是一個哲學上的一個觀點。智慧設計論應在科學討論中和達爾文進化論有同等地位。

  引入自由風氣

作為對此點的一種支持,1996年Michael Behe出版了Darwin’s Black Box(註5)一書。他首先提出,生物結構在分子生物學水平上有“不可再減的複雜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智慧設計論因此就有了一個可靠的科學基礎(Scientific ground)(註6)。亦有了科學上的合法地位。Johnson和Behe提出的“智慧設計”範式(paradigm)就有可能在學術上取代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範式。

自從Philip Johnson的Darwin on Trial一書出版後,正面、反面的評論不斷在報刊、雜誌、網路上出現,活躍了學術風氣。Johnson本人則在全美國各大學中訪問演講,並和多位有名無神論學者進行了多次的辯論,反復指出他們不知不覺中犯了把無神哲學的自然主義觀點當作科學基礎的錯誤。Johnson的目標是,首先在大學校園裏引入學術討論的自由風氣。一反過去進化論者以自然主義為準繩,壓制不利於進化論的客觀材料在學術界流傳的獨霸天下的局面。從校園討論中,逐漸波及社會各層面。Johnson氏還出版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書籍,供中學生和中小學生和教師們閱讀以指出達爾文主義的錯誤在哪裏。

  紛紛反思由來

達爾文主義的核心是他的第三論點“不依靠智慧(例如上帝)現在的生物都可以從一個單細胞進化而來。”美國的公立中學自從六十年代以來,就把上帝從各個領域中驅逐了出去。達爾文主義對在學校中推行無神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根據。1999年4月20日美國科羅拉多州哥倫拜恩中學學生持槍行兇殺死多人,就是這種無神論教育的毒果。

美國社會各階層在反思青年道德崩壞的來由,不能不得出無神論是其主要原因。達爾文主義不但給無神論以理論支持,並且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的說法,給“弱肉強食”以科學上的理由。為了改變這種局面,肯薩斯州教育委員會通過了上文所得的決定,確是順理成章的。其它州也正在密切注視。有些州已經提出類似的法令,亦得到不同程度的成功。

Philip Johnson在Darwin On Trial(144頁)中,還講到了“達爾文主義者的戰略”,他評論道:“達爾文主義者在公立學校中,努力以教學方式推廣‘進化論’可能犯了一個戰略性的錯誤。因為如果他們一直在象牙塔裏,尚可以有舒適的環境。一旦在公立學校中以大量的片面教材,迫使學生們相信達爾文主義,卻不以公正的態度來介紹正、反兩方面的證據,那麼公眾就有權指出達爾文主義的各種問題。當越來越多的人(即使他們不是虔誠的基督徒),發覺達爾文主義的熱衷者實際上是反對各種有神論的,而且並沒有太多科學證據時,達爾文主義者就會悔不當初了。”

肯薩斯州的決定就是應了上述預言的第一步。相信繼這第三戰略之後還有第四、第五戰略。這最終將把科學恢復到它應有的面目和合適的地位上去,使之不再淪為推動無神論的工具。□

註:

(1)Stephen Jay Gould: 《Dorothy,It’s Really Oz》, Time Magazine,August 23, page 59。

(2)“創造論”(Creationism)和“創造論科學”(Creation-Science)不同。“創造論者”不同意達爾文派的“生物在自然界僅僅按自然規律盲目形成”,而認為生物是自然界之外的智慧所設計造成。“創造論科學”則嚴格按《創世記》的字面解釋、定義創造。

(3)Philip E. Johnson: 《Darwin On Trial》, InterVarsity Press 1991(中文譯本:《審判達爾文》北京,中央編譯局1999。

(4)見《Darwin On Trial》一書的第7頁,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給法庭《Friend of the court》文件。

(5)Michael J. Behe: 《Darwin’s Black Box》, The Free Press, 1996。

(6)見Philip E. Johnson: 《Reason in the Balance》, InterVarsity Press, 1995 ,Page 239。

本文蒙舊金山加州大學生物系錢錕教授提供大量資料、解答問題和審閱稿件,又蒙舊金山加州大學學者馮道基、袁小辰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美国加州灣區「9個果子」雙語學校劉語位校長專訪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拉太書5:22)。位於灣區Mountain View的「9個果子雙語學校」的使命是在學習教育外重視培養孩子們建立這些美好的品格,以及盼望非基督徒家庭能夠認識上帝的愛。

不過這所學校特別的地方在於它除了是一所中文學校外,自2002年創辦以來,幫助了中國少數民族地區孩子獲得上學的機會,現已在中國建立12所學校。為此本報記者採訪了劉校長,一同見證神在他們身上所做的工作。

創辦的異象和過程

劉語位校長(Yvette Liu) 分享了「9個果子」創辦的異象和過程。

劉:2002年的時候,我的母教會那天剛好邀請了臺灣的張冠林牧師,他一直對中國少數民族很有負擔。那時候他在貴州、雲南一帶作福音的工作,他來到我們教會就分享他們是怎樣的服侍,多麼辛苦的傳福音等等。我當時聽了很感動,可是真正讓我覺得很難過的是,在他講述的過程中,背後的圖片當中隱隱約約看見一些孩子在田裏勞動。這些孩子都很小,5-7歲,衣服都是少數民族的衣服,他們是都很窮困的。他們整個村子很像我們小時候80年代左右的村子,時光倒流到很貧窮的那個年代一樣。然後我就很感動,下午的時候就做了一個禱告:「我必須要做點什麼。」

那個時候我大學已經畢業,有了孩子,沒有出去做事,在家裏是畫畫的老師,我就感覺可能我可以用我畫畫課程的薪水幫助這些地區蓋一些學校或者支持這些孩子上學唸書。至於詳細到底要做什麼自己也不知道,但是那個感動讓我非常激動。我先生因為做實驗所以沒有過來,我就打電話給他,說得天花亂墜,說自己要去山區幫助這些孩子,我丈夫同樣覺得我這樣的感動不是從我而來,肯定是從神而來。所以從那天開始,我們就決定要做這個工作。我先生是科學家,我是藝術家,可是那個時候什麼方向都不知道,但是有這個感動了,並且很相信這就是我要做的。我大學畢業到現在,有了自己的孩子,感覺這麼一輩子不是這麼隨隨便便的過去。

首先我們成立了一個基金會,但是我先生那個時候剛剛在大學研究所博士後畢業,都也沒有錢。我們認識教會裏面有個弟兄非常有錢,所以我們找了律師和這個弟兄一起交流。他也不太認可我們的想法,但最後還是借給我們六萬塊,在當時也是很大一筆錢。之後僱用律師成立了基金會,第一所學校就是「九個果子」,為什麼用這個名字呢?是我們希望有一個學校不是讓小孩只是學學知識,而是把聖靈的九個果子都傳遞下去,另一方面幫助中國少數民族的孩子。

「9個果子」就如此簡陋的情況下開始了。作為一個藝術老師、一名年輕媽媽,僅抱著單純的信念、滿腔的熱情,要用商業的模式闖出一片天地殊不容易。

劉:開始時我們租了一個大樓的中心,我們也是不知道怎麼經營,也是需要做設計分配不同的空間教學、工作使用。大學的時候我是學建築的,所以自己畫了一個蓋教室的圖帶去規劃局。但是對方說需要蓋章、建築師等等,什麼都不懂,但是聽了我說我們的事情,覺得很棒,也就十分鐘蓋了章。我們當時覺得很神奇,包括租下那片地之後建築和裝修的人都是基督徒,可是他們只是在黃頁上面找的人。我們也和他們分享了我們的想法,所以大家一起這樣共同努力,連夜趕工,很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

剛開始學生才只有6個小孩,和今天200個小孩,在我裏面是一樣的。當時就這麼6至10個小孩,我們撐了兩年,房租也是很貴,非常不容易但是很開心,我是校長,亦同時是老師、司機。我覺得是為神做工,看著這些孩子也覺得很有盼望,所以很開心。這十三年來,有高處也有低谷,搬了5次家。

經過不斷的努力,學生漸漸地從60人增加到80人,「9個果子」至今已經有200個學生。並通過一些機構,幫助他們把基金帶到貴州、雲南最窮的幾個地方。

我們尋找那種最窮困的地方,孩子們使用的房子都是清朝的老屋,幾塊磚頭壘起來的桌子。十三年下來,我們在中國已經創辦了快12個小學了,我和我先生每年都去學校驗收,看看這筆錢有沒有用在刀口上,是否每一筆錢都落實在實實在在的東西上,細細地看。我們看見硬體蓋起來之後,小孩能夠有地方上學,但是有些孩子每天上學要走兩英里,所以建了宿舍,每天每個孩子用一元就可以生活了,我們就在這些地方能夠幫助的就去幫助。

多年來,「9個果子」在這些地方蓋了學校、宿舍,提供給孩子一些基本費用。除了物質、知識上的給予,我們更希望通過這些學校讓他們能像「9個果子」的孩子和家庭一樣認識耶穌。

劉校長和丈夫前往中國探望過5、6次。那些學校都在至僻遠之處,山路崎嶇,路途相當不容易,令人印象深刻。

劉:還記得我和我先生第一次去時,我們真的很天真,去了以後人生態度都不一樣了。我們坐飛機去了貴陽,再租了兩三部吉普車,車開不知開了多久,到一個地方沒有路了,我們就下來上山,五、六個鐘頭,身上背著包,帶著一些文具和禮物。我記得走得沒法走了,帶路的是村長,他把我們一行十幾人的包都背在身上。好幾次我都哭了,實在爬不上去,他就連哄帶騙的說:「兩分鐘就到,兩分鐘就到……」結果再兩個小時後還在走。有的根本沒有路,幾乎是90度的山,不知怎樣上去的。後來終於到了,但是真的很漂亮的風景,那些孩子都已經光著腳站在冰冷的土地上等了不知多少小時,在那裏等我們,真的很開心見到他們,語言都不通。每次都不捨得走,因為一次來回真的很困難,路途太遙遠了。

那裡有不少少數民族,每一個族人數都並不多,很寶貴很寶貴,很淳樸。從來沒有外面的漢人過來,甚至中國政府都不知道他們存在。他們這麼窮,政府有個政策就是我們出三分之一資金,中國政府支持三分之一。當地居民出力和材料,比如貴州很多樹林的話,就用木來蓋,靠近石頭的地方用石頭來蓋學校。

比起文化工程,心靈及信仰的給予更是劉校長盼望做到的

劉:可能少數民族對教育覺得初中就可以了,去到村子裏面看不到男性,大部分都是孩子。比起經濟物質上,他們更需要改善的是心靈方面。我們在這邊內心裏有很大的自由,我們可以很自由的聚會和談論聖經,但是在那裏卻不能。那裡的官員對宗教了解很少,不能夠很準確理解基督教,所以我們常常坐在車裏就讓我談一下神。我說,是神幫助了我,然後放了一個這樣的感動讓我也來幫助你們,要不靠我自己誰願意來這裏呢?

這幾年都是神來做的,所以我覺得能夠去少數民族和邊疆的牧師真的很寶貴,不僅僅生存條件差,還有政府和一些機構的管束。我覺得和物質生活比較起來,雖然他們物質不是很豐富,但是更讓人緊張的是都沒有聽過神的名字。所以我今天蓋學校只是一個開始,所以希望神給我更大的幫助,深入的去傳福音,這是非常非常的難,所以對那些投身少數民族服侍工作的牧師和弟兄姐妹們我都很尊重。

娓娓道來上帝帶領

記者問劉校長,通過在中國建立學校這個過程中,是否覺得十分奇妙,給予得越多這邊的學校發展得越快呢?劉校長說的確是這樣,在中國雲貴建立的學校不盈利,只是讓孩子們得到學習的機會,主要通過「9個果子」提供基金。

劉:神的帶領很奇妙,常常是得到一筆基金的時候,就會出現需要供應的地方。雖然我們有做資金管理的人,但並沒有特別的去運營。中國的學校只是讓孩子們得到學習的機會,沒有運營,至於這邊學校怎麼周轉和運營,其實完全是很順其自然的,好像有一天過一天,有神的憐憫,我們最好的運營者就是神自己,就連學校多少錢買的我也不知道,有專門的人管理,神分配賜給不同的人來一起做。

「9個果子」發展過程中有不少艱難,若非上帝帶領難以走到今天。無論是資金、地方,每一位老師甚至是每一個學生,都似乎看到上帝恩手的工作

劉:這一路就是神在推著我們走,學到了很多的功課。最初牧師和我交流的時候,說任何為神做事情的時候就有魔鬼的試探,也有神的試煉。很多次都覺得太困難了,就開始質疑和控告這一切是自己的想法,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就這樣跌跌撞撞的走下來。每次搬家我們都很不容易,心情很沉重,搬學校非常難,甚至想要停下來。但是最後神給了這塊地,現在因為政策的轉變不願意再賣給教會,但連銀行願意貸款給我們,完全在我們的預料之外。神真的是很供應,總在我們不知道如何做的時候就過來引領。所以現在我們的老師也很高興,有了一個自己的家,不是靠我一個人成就這些,我什麼都沒有,只會教書,教設計,一個讀書人能夠知道什麼呢?說蓋了這麼一個學校,真的完全是神的成就,是神讓我們在這裏為中國孩子籌到錢的一個方法。

學校30-40%的是非基督徒家庭,我們最大的使命是什麼呢?神在每一個人的生命當中有最好的時機,讓你接觸到神,我們會給小朋友們逐周講九個果子的內容,當有一天他們想起來的時候也許什麼事情,神借著這個就摸著他了,所以我們看來到這裏的每一個孩子都是很寶貴。我們也不做廣告,謙卑自己,所有的孩子看起來是家長介紹來的,但其實是神帶領來的。所以每次家長帶孩子們來交流,我心裏面都有很大的喜悅,你並不知道神今天將要給你怎樣一個家庭,怎樣一個機遇,只能預備著。

全校的老師也有一樣的異象,因為一般一個學校老師的流動是非常大的,但是「9個果子」的老師非常特別,工資也不高,但是我們的老師不僅僅是把本分的事情都做好,孩子們都教好,更多家長帶孩子過來。我們也有更多機會幫助貴州窮困地區的孩子們,所以老師做得也很有盼望,一起努力,我們也相信這個方向是好的。很多老師也跟了我們好幾年了,我們也不是給他們很高的薪水,很基礎的保證,他們也很真實,不是為了幾塊錢,而是後面有更大的計劃。

我們這裏不僅僅在中文上有長進,更注重的是人格教程,我們曉得公立學校很多東西都不教的。所以今天神能夠給我們這樣的機會,我們就可以多多的教,學校裏面也開設了人格教育的課程,也是希望多多交流。中國祖先其實有很多禮儀等方面都是很好的,和聖經裏面都很接近,我們也會給他們講。我更希望在人格發展上他們能夠健全一點,開心一點,在這裏有很多好的回憶,能夠在這裏記得和老師之間的美好回憶。

作為南灣的中文學校,「9個果子」接觸了不少科技公司的華人商界人士的家庭,對他們有特別的負擔

劉: 現今教育的焦點不斷偏離,總是在追求成就,為了升學和職業等目的讓孩子唸書,而那些神起初放在我們裏面的品格–憐憫心、同情心、自信心等等越來越少了,也不認識神,因此我們每週都會給孩子講九個果子中的一個,讓他們在愛和自由的環境當中成長。

希冀在未來的發展中,神繼續掌權在祂親自建立的學校上,讓「9個果子雙語學校」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孩子們身心雙向發展,讓兩地的孩子都能認識上帝,真正享受靈魂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