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而上的传承:伯克富论基督教教育

作者:李晋 马丽

路易·伯克富(Louis Berkhof),荷兰裔改革宗神学家,曾先后就读于加尔文神学院(1893)和普林斯顿神学院(1902-1904),师从霍志恒(Geerhardus Vos)、华菲德(B. B. Warfield)。而他自己又是范泰尔的系统神学老师。从他们的师承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改革宗正统神学的发展脉络,霍志恒、伯克富和范泰尔不仅仅继承了荷兰传统改革宗神学,也吸收了老普林斯顿神学的精髓,使得正统神学恢复了活力,来回应新派神学和社会福音的挑战。[1]1931年,伯克富曾担任加尔文神学院的院长,任期13年。他的《系统神学》在美国神学界影响很广,而且在三十多年前被任以撒牧师(Isaac Jen)编译为一本中文小册子,算是华语界较早的一个系统神学读本。

伯克富所任职的宗派基督教改革宗教会(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简称CRC)在基督教教育事业上贡献突出,在基督教学校之外,还建立了几所基督教文理学院,至今声誉仍旧很好,其中包括加尔文学院(Calvin College)、多特学院(Dort College)、救赎主学院(Redeemer College)。在CRC被按牧后,伯克富于1905年发表了题为《基督教教育和我们教会的未来》的小册子。

本文重点介绍伯克富对基督教基础教育的阐述,取自他关于基督教教育的三次讲座的讲稿,这些讲稿和范泰尔的四次讲座一并被收录在《基督教教育基础:对基督徒教师的讲话》[2]中。

伯克富和他的时代

年轻的伯克富曾是大溪城第一个归正宗青年弟兄协会(Reformed Young Men’s Society)的秘书,这个协会的目的是探究如何把归正宗神学应用到个人生活领域。这段经历促使他开始将归正宗神学表达出来。十九岁的伯克富刚进入CRC的神学院(加尔文神学院的前身)学习,期间他研读了霍志恒当时还未发表的教义学书稿。1902年到1904年,伯克富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学习,成为华菲德和霍志恒的学生,而这两个人都是归正神学正统和圣经权威方面的大师。

1931年,伯克富在任职演讲中谈到,神学教育在这个时代面临着历史性挑战。19世纪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宗教意识理论已经对神学教育造成了影响。社会福音运动也让人们更加倾向于神学的应用性。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很多神学院开始脱离教会和宗派的约束,打着学术自由的旗帜而允许自己渐渐脱离上帝话语的权威。一个可见的转向就是,人们的兴趣点从教义学转向了应用神学。伯克富任加尔文神学院院长13年间,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社会危机四伏的时候。人们对属灵信仰之事淡漠,各种肤浅和混乱也充斥在很多认信基督教信仰的人头脑中。伯克富在演讲中激情地说道:“我们接受这一套归正宗的真理体系,就是先前的世代传递给我们的;我们要展现出其全面的广博性、美好、逻辑一致性;我们也要为之辩护。”他也曾在《基督教教义手册》中写道:“如果有一个时代是基督教教会要起来护卫她宝贵传承的时候,那就是现在。”[3]

世俗教育的危险

伯克富在讲座中首先介绍说,他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基督教教育的体系,这是从他自己在荷兰所经历的祝福中学到的:“对荷兰的改革宗人士来说,基督教学校是一个不可估测的祝福,对他们的国家也同样是一个祝福。”他说,要让下一代确信基督教学校的绝对必要性。[4]

与范泰尔一样,伯克富回顾了世俗公立教育中的危险: 这种世俗趋势是与基督徒的教育需求相悖的。教会若要按上帝的心意,将信仰传承下去,就必须在认清时代特征的同时,建立起自己的教育哲学、神学根基和管理体系。

教育的宗教性

关于教育事业的复兴,我们必须重整思路,回到上帝所启示的旨意中。伯克富基于圣经指出三个原则:

首先,上帝创造家庭,让父母成为抚养并教育儿女的主要负责人。没有谁比父母更直接关切孩子的福祉。从孩子的本性来看也是如此,他(她)天然依赖、信任父母提供的衣食和知识,而父母的影响力对孩子也是最大的。上帝的圣约祝福也是借着这种代际关系传递下去的。所以,家庭应该是教育系统的中心场所。甚至一些世俗学校也提出“学校属于家长”的原则。

第二,教育具有一种宗教性。这一认识是基于人天然具有宗教性,用伯克富的话说,“人具有不可救药的宗教性”。[6]笔者想起最近一则关于国学读经班的新闻:一些家长虽然认识到公立学校的问题,想要在教育上自救,将子女送入“国学读经班”,本以为让孩子饱读圣贤书,就可以纠正很多现代教育的顽疾。但十年过去,这场读经运动荒废了一批人。不管是充满国家意识形态的公立学校,还是想重回老祖宗传统的国学读经班,事实上都展现出了一种宗教性的实验,却没有真理的根基,而注定失败。因为,人是不能自救的,即便用再好的教育方法也不能。基督教教育必须回到上帝的启示耶稣基督中,才能识得正路。唯独耶稣基督真信仰才能建立这种必要的宗教性。

教育之所以具有宗教性,是因为唯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像”造的。堕落之后的人,仍是有理性的、道德的个体,他能试图去分辨善恶,他欣赏美善的事物,他对认识事物有一种渴望。伯克富强调说,如果你的孩子是圣约的儿女,上帝的灵也正在他身上运行,很大程度是借着他受教育的环境。[7]

第三,教育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伯克富说,正如人的灵魂和身体是统一的,孩子受教育的过程也是统一的。[8]不能说孩子的头脑属于学校,他的情感属于家庭,他的灵性属于教会。这是一种将全人分裂开的错误模式。一些基督徒认为,把子女送去公立学校,只是让他们在知识上成长,如果加上教会和家庭在灵性和其他方面对孩子的建造,这一教育路线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伯克富认为,学校教育应在根基原则上符合信仰内容。一个学龄阶段的孩子,若在学校的时间比在家的更多,学校教育在内容上符合信仰,就更为重要了。基督徒父母要把学校看做一个帮手,却不能将对子女的教育全盘交给学校。无论是在东西方,家庭的影响力都在减弱,这是一个很令人遗憾的现实。这要求基督徒父母更看重学校教育是怎样塑造孩子的。

教育与权威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基督教学校的教师具有权威(authority)吗?其本质、界限是怎样的?现代教学法将学生想象为内在良善、很有潜质的自由个体,因此在课堂内教师和学生之间越是平等,就越有利于学生自由地发展个性、开发潜质。伯克富反驳这一认识,他认为基督教学校的教师被赋予了一种权威,包括在课堂内的司法权威(设立法则、要求服从的权力),也包括道德权威(源自品格、长期声誉)。[9]但这些权威是从家长之权威的代理。也就是说,家长若因工作的复杂性需要让职业教师来代替他们教育孩子,就是将家长的一部分权威代理给教师,包括孩子每天某段时间怎样使用。若教师所做的不符合上帝的旨意,家长完全有权干预。更要紧的是,教师要为一切管教事务向上帝负责。

在一所基督教学校的课堂上,教师该怎样行使他(她)的权威?伯克富说,首先,教师要让学生明白,他(她)是奉上帝的名来治理这个课堂的。“只有上帝授予的权柄,才是对人良心具有约束力的。”[10]他(她)要提醒学生们,一切恶行都是干犯上帝的,所以需要被纠正,可能还要被管教。第二,教师在使用他(她)权柄时,要严格服从于上帝的道。教师有责任从上帝之道中得出治理的原则。第三,学校的管教必须出自正确的动机——爱,并且这爱不能忽视公义。不同于国家对公义的施行,在学校里,爱要作为最高的管教原则。第四,教师要按平等和公义来治理,要强硬地维持秩序。最终,学生们要被教导顺服权柄,而且要爱高尚、爱公义。到了大学阶段,学生也许可以开始自治了,但基础教育阶段的自治只会是一种虚假的独立。他们要学的应该是顺服权柄的功课,这会使他们一生受益无穷,也是每个基督徒儿童的荣耀冠冕。“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上帝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彼前2:13-15a)靠着上帝的恩典,教师有希望训练一代人是尊重上帝律法的,也是社会的祝福。基督徒父母就会站起来称他们是有福的。

圣约群体的责任

作为归正教会的牧师,伯克富指出,圣约关系让基督教教育不仅成为必要的,而且也是更重的责任。[11]首先,基督教教育是父母延续他们在婴儿洗礼上的庄严宣誓。圣约儿女是被收养而进入上帝的家庭中,而这家中充满丰富的应许和祝福。伯克富说,正如一个富人比一个穷人更加有责任,继承财富的人若不接受训练成为更好的保管者,这财富就成了一个咒诅,归正家庭的父母和子女都有更重的责任。[12]其次,整个圣约群体也需要互相激励,正如基督教学校的教师们要教导学生怎样认识上帝,怎样一步一步在生活各个方面成圣一样。这也是极大的祝福和责任。因此,对于确认圣约神学的基督徒,基督教教育会是很自然的考虑。牧者会常常用婴儿洗作为父母承诺的起点,来激励鞭策他们继续履行所承诺的责任。伯克富这样说:

“基督教教育是上帝乐意使用的一种方式,让孩子心中生出信心来,也呼召最初的信心可以变成行动,引导一个人信心的最初步伐。基督教教育者的这一项任务是多么蒙福啊!也是多么沉重的责任啊!噢,这是为了让人心被上帝的爱点燃,让男人女人都被基督的灵充满,让能讲出天使言语的教师们,帮助圣约儿女有资格承担他们的圣约责任。”[13]

因此,在伯克富看来,耶稣基督教会不仅仅是一种建制性的制度,更是一个属灵的团契,上帝拣选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个体的得救,预备他们进入永生,耶稣基督教会也是上帝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因此,在这群圣约群体中,教育本身是一种责任和使命,也是福音恩典的管道。

总结

今天,无论是属世的教育理念还是基督徒的教育理念,其背后都有信仰的起始点。当各样的权力都试图对于教育权进行染指时,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必须有所预备和谨慎思考,什么有权力去主导教育,这涉及到了我们如何去理解教育的本质和目的。如今,家长们因为经济、时间、价值观等原因,拱手将教育和权威让出来被代理时,我们也必须首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想要从教育中获得什么?在伯克富的时代,那些基督徒所面对的问题,同样也是今日我们所需要面对和回应的,这个时代原子化的家庭很难应对这样的挑战。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知道,在圣约中教育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责任,而是一个群体的责任——一个圣约中的孩子的成长,我们都有责任。正如基督徒诗人多恩的诗句,“没有人是孤岛,没有人能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在教育领域逆流而上,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中的使命。

[1] David F. Wells ed., Reformed Theology in America: A History ofits Modern Development, (Grand Rapids: BakerBooks, 1997), pp.135-144.

[2]《基督教教育的基础:给基督教教师们的话》(Foundationsof Christian Education: Addresses to Christian Teachers), 见 Louis Berkhof and Cornelius Van Til, Cornelius.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education: Addresses to ChristianTeachers. ed. Dennis E. Johnson , (Philipsburg,N.J.: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 1990).

[3]路易·伯克富,《基督教教义手册》(Manual of Christian Doctrine),(GrandRapids: Eerdmans Publishing, 1933; reprint 1981),第5页。

[4]“归正我们对基督教学校的态度”,Foundations of ChristianEducation: Addresses to Christian Teachers,第 25页。

[5]同上,第26页。

[6]同上,第31页。

[7]同上,第31页。

[8]同上,第31页。

[9]“权威:基督教学校与权威”,Foundations of ChristianEducation: Addresses to Christian Teachers, 第111页。

[10]同上,第113页。

[11]“恩典之约和基督教教育”,Foundations of ChristianEducation: Addresses to Christian Teachers,第76页。

[12]同上,第79页。

[13]同上,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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