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在秘鲁访问过的教会学校

时间:2016-11-27 来源:天主教在线 作者:甘保禄

当地时间11月2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秘鲁首都利马参观若望二十三世秘中学校。彭丽媛抵达时,秘鲁总统夫人兰格、学校校长和数位神父在下车处迎接,并全程陪同参观访问。彭丽媛不但观赏了不同年级学生们的才艺表演,而且高度赞扬了若望二十三世学校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的积极贡献,并希望中秘双方今后能够在基础教育方面加强合作与交流。

彭丽媛在秘鲁访问过的教会学校历史和现状

若望二十三世秘中学校是由来自意大利的方济各会会士邱先觉(Orazio Ferrucio Ceol)主教于1962年创办的,是从幼儿园到中学教育的全日制学校,也是秘鲁乃至南美洲最具影响的华文学校之一,目前共有师生近2000人。邱先觉早年曾在中国湖北传教,对中国文化造诣颇深而且酷爱不倦。1948年6月10日,教宗庇约十二世委任邱先觉为蕲春教区主教。随着政权的更迭,邱先觉遂返回意大利,在方济会总会院工作。1955年,他赴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参加第三十六届国际圣体大会,不久,教宗庇约十二世委派其前往秘鲁负责华侨的牧传事务。1961年4月,在利马总主教区的帮助下,邱先觉创立了一所简易的侨民学校,为华裔侨民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此后,他又多方奔走,获得了教会外的秘鲁中华通惠总局、利马华裔俱乐部等机构的支持,规模逐步扩大,成为南美地区知名的华人学校。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华裔一直以乐善好施的美德出资改善该校办学环境与条件,使之成为秘鲁和南美洲知名度相当高的学校之一。一批批优秀华裔子弟和秘鲁学生从这里走向社会。他们继承发扬中华传统美德,或经商或从政,遍布国内外各行各业。

the-last-supper-01

正如中国古语所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邱先觉主教已于1990年去世,我们不难想象,他生前怎么也想不到,当年将他驱逐出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任国家主席的夫人,今天却亲自前来参观访问他为秘鲁华侨创办的学校,而且予以高度认可和赞赏,这不能不是一件足以告慰他的戏剧性事件,更是一种善意与和好的象征!

愿当年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朋友,如今能继续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的明天祈祷祝福,让一切都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健康、和谐、美好……

https://www.juan23.edu.pe/

(注:上述历史内容均取自中英文网络资料)

學習天父教育法 耶穌帶你找到被造的意義最棒的教育家,用他的一生告訴你真正的教育

2017/07/27  記者 / 戴詩雅 台北市報導

「點燃教育薪火─建構天國文化教育的超連結」研習會第一天(25日),喬美倫以「樹木與樹人」分享信仰與教育的連結。 (攝影/記者戴詩雅)
「教育界的祖師爺,不是孔夫子,是耶穌自己本人!」

「靈糧宣教教牧神學院」副院長喬美倫在「點燃教育薪火─建構天國文化教育的超連結」研習會分享,耶穌被稱為拉比,是夫子、老師,和與會者同處教育領域;祂的經歷更是教育的最大典範,祂的一生展現出獨特的天父教育法。

喬美倫開頭便以「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邀請與會者思考,為何經常以此比喻教育呢?台下老師紛紛提出兩者相似之處,如:需要灌溉、成長、時間…等,其中,「都是生命」乃最重要的關鍵。

以植物的種植來談教育,喬美倫用種子與耶穌的人生,探究孩童的學習、成長以及信仰。她將過程分為幾個階段:「種子」、「環境」到最後「結成果實」,透過外在環境變化,各階段發展、修剪,慢慢形塑出神所造的原型。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可見栽種的,算不得什麼,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哥林多前書三章6-7節

從「種子」看見上帝的心意

「種子」就如同生命的本質、上帝給的天賦,每個人都不一樣,只有神知道你是誰。喬美倫舉例,或許家長會期待孩子長成一顆橘子樹,但神所放下的心意卻是柳丁樹,期待與現實產生落差,但每一個結果,背後都有神特別意義。

耶穌說:為什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嗎?─馬太福音2章49節

12歲時的耶穌,獨留在耶穌撒冷聖殿中,渴望更深了解真理,因為祂已領受上帝對祂的心意,找著自己生命的呼召。

每個人的天賦、呼召不盡相同,不過相同的是我們都有神的DNA。各式各樣的花草樹木,拼湊成一座完整的伊甸園,成為互相效力的肢體,而我們都在神美好的祝福計畫中。

從「環境」學習成長的方法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自己。」父母親是其中關鍵。喬美倫以大提琴家馬友友的故事來分享,馬友友來自音樂世家,各項樂器都會,但其父母看見了他的大提琴天賦,使他能在最適合的根基上成長茁壯,可以看見家庭──「環境」非常重要。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章6節

「到老」在聖經原文意思是長鬍子,也就是指青春期。喬美倫解釋,在猶太人社會中,教育來自家庭,12歲成年禮前,家長在生活中讓孩子學習大小事,包含信仰的建造、傳承。「環境」除了家庭的愛是根基,培養自學能力及身教,皆是種子發芽不可或缺的要素。

身為美國正道神學院教牧學博士的她分享,自己求學時成績其實不好,但因喜愛閱讀,培養了良好的自學能力。

在「環境」這階段,老師要透過不同方法,讓學生把不會的變成會,不瞭解的變瞭解。恰如上帝起初以律法教導,最後轉換教育法,使道成為肉身──耶穌,讓世人看見上帝所要教導的。耶穌批判法利賽人的知行不一,點出教育的問題,用祂的生命教育每個人,是實務且實踐的,不論身為教育者或是受教育者,祂完完全全成為我們最好的教育典範。

「結成果實」供應這世代

「人怎麼透過家庭的力量、教育的力量,最後產生創造力,提供結果給這個世代?」

「使學生有創造力」是教育很重要的事,但更重要的是貢獻社會、服事。喬美倫以箴言教導眾人,知識是指所了解的資訊,聰明是指悟性、理解能力又或是我們現今稱的智商,智慧則是指上帝,萬事回歸到信仰上,我們要尋求神。

智慧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內必得聰明。─箴言4章7節

當我們將上帝擺第一,就會得著祂指引的方向,了解事情、做出正確的選擇,便能發展出創造力,就如同種子成熟長大,結成果樹,成為社會的供應。

喬美倫最後勉勵眾人,教育的路上並不孤獨,耶穌是拉比長,祂會帶領著這個世代面對教育、幫助著家長老師教育下一代、陪伴著孩童探索天命呼召,找到屬天的價值與眼光。

為了台灣下一代,勇敢掀華人教會辦學風潮

2016/03/22  記者 / 蔡宜倩 台北市報導

首次在眾教會間從事體制外辦學的「濯亞國際學院」,到底進行得如何?將來會做到什麼地步?其遮蓋牧者之一周巽正在專訪中談及《濯亞教育狂想曲》如何譜出。

根據今年一月,世界經濟論壇於瑞士發表的 「工作大未來報告」(The Future of Jobs)指出,65%小學生未來要從事的工作,現在還不存在;大學一年級學到的學科知識,50%到大四畢業就過時了。而台灣今年大學學測「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結果日前出爐,儘管前段大學門檻降了1-2級分、通過率創下新高,青年學子看似鬆一大口氣;但其實,孩子們仍在所謂「第一志願」的大海中載浮載沉。

「我的第一志願,其實不是我最喜歡的。只是我的成績剛好到了,爸媽(或老師)就叫我填這個,排名越前面越好。」常常在學子懵懂、不清楚人生職志時,父母師長的期待,卻成為其判斷學涯規畫的標準,可能造成孩子們的矛盾與壓力。

去(2015)年成立的「濯亞國際學院」(Ruah International Academy) 遮蓋牧者之一-台北靈糧堂周巽正牧師舉例,首重「減輕升學壓力」的教改已行之多年,但社會觀感長久以來形塑的「第一志願」定義,確實仍難以突破。「每個孩子都有不同個性特質與天賦,但令人費解的是 ,『全國』第一志願卻是同一個?」

「基本上,現行教育體制仍用『平均』為標準,來教導每個孩子,而不是花精神注意孩子本身的差異,再引導出每個孩子最大的可能性。」周巽正指出。因此,結合信仰與天賦教育為基石,盼翻轉教育框架的「濯亞國際學院」於焉誕生。

老師們透過與孩子們互動的特質,發掘和探索其天賦,讓孩子適性發展,培養他們長大後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颱風假不用上課很高興? 但這裡的孩子不開心說:「我想上學!」

「放不放颱風假」,近來又掀論戰。對處在升學壓力下的孩子們而言,「放假」似乎成了小確幸。但在濯亞,卻有孩子說:「放颱風假,哥哥、姊姊都很高興,但我很難過,因為明天不能上學。」這名孩子,就是濯亞的首屆學生。

寒假期間,還有學生打電話到該校,聽到電話接通的孩子興奮說:「學校有人!?我可不可以來上學?」甚至到了下學期開學第一天,連周巽正自己的孩子們,竟也都一大早起床,喜孜孜期待迎接上學生活。

「濯亞」,把上學變好玩了!

該校招收的孩子家長,不急於求考試成績突出、課業表現可圈可點,但求孩子自發學習,因為學習的態度即是成就的高度。「學習渴望和動力,不是來自環境或外在壓力,而是讓孩子發自內心喜歡,並且享受學習。老師搭好學習鷹架,只要激發孩子的學習胃口,他就能自動自發,自主學習。」周巽正說,這是「濯亞」營造的氛圍。

3年前啟動教育大夢

不只做一間濯亞,還要複製各種形態的基督教學校

3年前,周巽正懷著「教育大夢」,在台北真道教會牧師廖文華的陪伴,及屬靈長輩遮蓋支持下,毅然決然跨入這項不熟悉的領域。

「整個過程中,老實說我沒有擔心過。」在完全沒有任何資金的情況下,他用自己的名字做擔保,先確定了校地。沒想到簽約後,上帝就預備各樣資源進來。「天父已在最合適的時間點,為我們預備所需要的一切。」周巽正經歷的,正是「濯亞」辦校的四大基石信念之一。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後書2章9節

學校營運才進入第二個學期,但藍圖已經畫好-「掀起華人教會辦學運動」。

帶著異象做起口碑,奠定學校基礎,是2年內的短期目標。接下來的中程目標,是分享教材與資源,給各華人城市教會與單位,並舉辦師資培訓。最後,期望整合網路成為「線上學校」(online school)。

「線上學校」是為了滿足偏鄉教育資源的不足,而更大負擔是海外的華人宣教士子女。「透過網路,雖然在別的國家(教學),但是教育不會打折扣。而且在台灣還保有學籍,是政府認可的,將來如有需要也可以回來銜接大學。」除教學學科透過錄影呈現,他期待該線上學校,能讓真人老師與學生互動。但不同於時下網路教育平台,其更著重透過信仰,輔導學生學習、建立正確人生態度。

對廖文華和周巽正來說,並不期許「只做一間濯亞」,而是要「複製各種形態的基督教學校」。

是什麼樣的勇敢,帶出這樣的信心?「不是為了我個人,是為了要服事下一個世代。」他說。

這是堅持對轉化的信念。我們只有一個想法-雖然我們能做的不多,但相信能帶來改變。面對體制教育,很多時候我們會有無力感。但我們投入,是因為對下一代和教育有信心、盼望。

當我們服事教育這座山頭,相信就能在教育山頭帶來神的國。

-「濯亞國際學院」遮蓋牧者之一周巽正牧師

最終盼完成的「線上學校」,不只對偏鄉,對宣教子女更有負擔。周巽正的教育大夢,從天國文化而起,也要肩負宣教使命。 最終盼完成的「線上學校」,不只對偏鄉,對宣教子女更有負擔。周巽正的教育大夢,從天國文化而起,也要肩負宣教使命。

該校與加拿大基督教學校「Heritage Christian on-line School」合作,在一定條件下,不但能拿到台灣的高中學歷,同時能獲得加拿大卑詩省政府的同學歷畢業證書。

● 地點:濯亞國際學院(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62-16號四樓)

● 聯絡電話:02-27017891陳老師

●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fromruah/

http://www.ruahintacademy.org/

● Mail:ruahacademy@gmail.com

● 會址:10658 台北市-大安區 信義路三段162-16號4樓

历史钩沉: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创办医院 护理病人

作者: 沈寻光 来源:基督时报2017年07月28日 09:01

四部福音书里记载,耶稣在传道的三年生涯里,医治了许多患病的人。《马太福音》记载,“耶稣走遍加利利,在个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太4:23)”,耶稣医治了瞎眼的、瘸腿的、耳聋的、瘫痪的,甚至是被社会所弃绝的、所隔离的麻风病人。耶稣不仅关心人的灵性状况,也关心人的身体状况。他对门徒说:“我病了,你们看顾我。(太25:36)”。受到耶稣基督的影响,早期的基督徒不仅反对堕胎、弃婴、杀婴,他们也关心爱护病人。
据《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一文指出,希腊和罗马时期,在受基督的影响之前,人们对待病人的方式是极其凶残的。当时(公元250年)的罗马人把帮助病人看作是人性软弱的标志,异教徒会强行分开生病的人,将他们随意抛弃在大街,死了也无人掩埋。有些文化下的人会将病人送到神祠或神庙,但病人到那里不是为了医疗,而是迷信的为了让希腊的医神在他们梦里显现。
在基督教之前的罗马帝国,医院只为军人、剑客和奴隶而设立;一般的劳工和其它穷人丝毫没有被收容的地方。人们惧怕死亡,对病患毫不关心,往往把他们赶出家门,任他们自己去面对命运。
但在今天,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医院有了转型;耶稣基督的爱和榜样使人们对病患有了不一样的态度。医疗医学史学家菲尔丁·加里森曾说过:“中世纪医学史上的主要功绩无疑是建立医院、护理病人,其基础真实基督的教导。”确实,无论是建立医院,创办精神病院医疗机制,使医疗护理职业化,还是建立红十字会,所有这一切人道主义业绩的背后,均为基督的教导。
书中提到,最早时期医院只是一个收容所,它主要的功能除看护、治疗病人外,还为贫穷人避风遮雨,为基督徒外乡人提供住宿。369年由凯撒利亚的圣巴西尔在卡帕多西亚建立的第一座医院,有了不一样之处:它有为医生护士所用的房屋,有作坊,有技工学校等,且只照料病人。此后,375年埃德萨建立一家医院;390年一位有钱的寡妇在罗马城建立了西方第一所医院。逐渐医院开始在不同时期的各个地方被建立起来,直到12世纪以后,“医院”一词正式被大众使用。
从公元4世纪开始,基督教医院的建设一直在继续。直至6世纪中叶时,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医院都已稳健地建造起来;公元750年,基督教医院从欧洲大陆发展到英国;公元8世纪,阿拉伯穆斯林为基督教医院的人道主义善举所感动,也开始在该国建造起医院。到14世纪,欧洲的医院已经星罗棋布。
一位学者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进入基督教时代以前存在过任何自愿奉献性质的医疗结构。”也正式因着这些基督教医院,彻底改变了穷困人、病人和临终之人的待遇。
基督的影响促使门徒建造、创办医院,并在世界蔓延、渗透,表明基督教是改变世界的主要因素,其影响甚至超越了西方世界的疆界。书中表示,在创办医院这件事上,它把病人无人理睬的世界变成了让病人得到人道主义医疗的世界,这种人道主义的医疗在从前是闻所未闻。
基督教初期创办的医院不仅仅缓解了人们的痛苦,也延长了众多人的生命,部分贫富贵贱。不仅如此,这些机构还折射出基督对人类的爱。直至今日,这种极富创意的人道主义善举——医院,还被全世界一致肯定着。

印尼圣道基督教连锁学校多次华文教师远程培训探索华教新模式

据印尼华文媒体消息,由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办、北京燕京文化专科学校承办、印尼圣道基督教学校和印尼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联合协办的印尼雅加达首次华文教师远程培训圆满结束。印尼的基督教团体圣道教育基金会,在全印尼15个省22个市有分校,有中小学,也有幼儿园,他们的华文教学搞得较好。
培训课首先由董宏伟老师通过远程视频为大家讲授灵智数学思维训练。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培训中,董老师从幼儿认知发展、幼儿数学能力的评价、幼儿计算水平的分析、幼儿数学课的特点等几个方面,向老师们分析了幼儿数学思维的发展以及数学能力的培养。
北京燕京语言文化专科学校副校长潘汉亮做了关于学前儿童语言潜能开发方法的讲座。她简单介绍了学前儿童语言发展的认知规律、全语言概念的提出、灵智全语言等,重点向老师们讲解了学前儿童全语言学习方法——聆听、当众讲话、识字、阅读、看图说话等,每种方法又分别从要点、教学方法两个方面加以详细介绍,便于老师们理解。
培训从上午9时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半,老师们认真听取专家讲课,认真做记录。大家普遍反映,这次培训受益匪浅,不单纯讲理论,而是直接讲教学法,既避免了理论的枯燥乏味,又学到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对于老师们提高自身的教学技能有很大的帮助,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这样形式的培训。
作为协办单位之一的雅加达圣道基督教学校校长陈银珠向老师们说,这次华语教师远程培训是对华文教育新模式的一种有益探索,今后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利用这种模式进行教学,但目前受条件所限还不能全面推广,希望老师们克服困难,积极参与,为华文教育贡献力量。她还指出,希望大家抓住机遇,珍惜机会,努力学习别人好的经验方法,运用于自己的教学当中。
雅加达圣道中小学作为协办单位,多年来始终以推广华文教育为己任,学校在印尼全国有分校42所,遍布全印尼20多个省,仅雅加达就有分校5所,学生两千余人,每所分校都开设了华文课。自学校创办以来,华语教学一直是该校教学工作的重点。为了搞好华文教学工作,总校设有专门的华文部,成立了圣道语言培训发展中心。多年来,该校华文教学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华文教学得到了中国有关方面、印尼华文教育界的广泛认可和肯定。据了解,印尼华文教师远程培训将从明年2月份开始将正式面向华文老师授课,培训点将设在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和雅加达圣道学校。采用远程视频教学加专家面授的方式进行,培训结束后将向学员颁发证书。

以家庭教育為主體的基督教教育 – 鄭偉樑

(鄭偉樑博士。美國塔爾伯特神學院基督教教育碩士、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博士。現任Canadian Test Centre教育出版社的社長。他編寫的Canadian Achievement Test (CAT)  2008年完成第四版,加拿大許多學校正廣泛使用。參與成人主日學教導工作凡30年,近年經常應邀到東南亞及中國各地講學。) 

*這篇文章於「華人基督教教育事工(北美)研討會議」中的發表,2014年8月11-12日,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

以家庭教育為主體的基督教教育*

神盼望所有信徒「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3:17),當中「完全」的意思是擁有神所喜悅的敬虔品格;祂盼望每一個信徒「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4:13b)。假如我們認同上述兩段經文是基督教教育的目標,那麼我們不得不承認,今日普世的華人教會(特別在北美的華人教會)所推行的基督教教育仍有許多地方亟需改善,值得我們關注、反省!本文試圖探討以「家庭教育」為主體的基督教教育模式,透過基督教教育家庭化,讓栽培信徒的事工更具效益,使信仰的根更早、更深地在信徒的生命裡牢牢地紮下,成為他們屬靈生命成長的基礎。

一、中國基督教牧養傳統的來源

基督教(新教)傳入中國迄今已有兩百年了,初期從外國來的宣教士要敲開中國的大門是十分困難的。馬禮遜來華時,清政府不容許洋人傳教,至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滿清政府被迫開放五口通商,他們仍然只能在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個口岸城市與中國商人接觸。 此後宣教士即使偶爾有機會接觸普羅大眾,但當時文盲甚多,要在他們中間建立真正有根基的信仰,仍是障碍重重。

十九世紀後期西方列強、日本不斷欺凌中國,他們船堅炮利,清政府屢戰屢敗,國人終於看到自己的貧弱,開始注意西方學術,外國宣教士才有機會開辦學校。所以最初信主的國人以學生為主,查經班與團契因而形成了分齡牧養的特色。

神的恩典是浩大的,早期宣教士雖然歷盡艱辛,果效有限,仍忠心在中國這片硬土上拓荒、撒種和培植信徒(鄒永恒,“華人教會基督教教育發展” 2014)。馬禮遜來華40年後只有寥寥可數的10個信徒,至1949年時中國已經有基督徒百萬之眾。 2010年官方發表的數字竟達到2,305萬,而真實數字可能比公佈數字還要高。據一項非官方的估計,中國基督徒數目2025年將會高達1.6億,2030年將達2.47億(楊鳳崗,亞洲周刊,2014年8月17日; “Cracks in the Atheist Edifice,” The Economist, November 1, 2014),實在令人欣喜感恩!

與此同時,中國教會也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牧養模式,就是藉著講台信息、查經班、主日學和團契這幾個平台,推行基督教教育。這些方式逐漸成為一種傳統,不斷地走向體制化、固定化;它們以往誠然曾經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造就了眾多忠心的信徒,但也蘊含著一些危機,以致我們今天可以看到不少信徒的兒女背棄他們父母的信仰,造成傳承的危機(Helen Lee, “The Silent Exodus”, August, 1996; James Penner, Hemorrhaging Faith, 2011)。 儘管上述估計指向信徒人數快速增長,可惜屬靈生命的深度未能同步發展,仿如種子被撒在土淺的石頭地上(太13:3-9)。

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幾十年,信徒數目增長迅速,牧養需求亟大,單靠主日崇拜的講台信息,加上一些主日學和團契活動,顯然是不夠的。教會如何栽培信徒?如何能讓信徒有基督長成的身量?這是既艱巨同時又必須面對的課題。

面對信仰的傳承危機,我們如何可以扭轉局面,令這極其重要的任務,從頹勢改成欣欣向榮呢?以往基督教教育以事工(例如主日學、團契等)為主導,如果變為聚焦於家庭教育,會奏效嗎?

二、以家庭為主體的基督教教育是最自然也是最順理成章的

信徒的家庭本來就是一個小教會,教會所做的事,家庭也應該同樣做。家裡應該有敬拜、有彼此相交和分享,當然也應該有傳福音、教導和服事。當信徒的家庭成為信心的群體,發揮教會的效用,有確定的教導事工時,這種栽培方式將肯定是強而有力的!

由教會事工來推動基督教教育,往往覆蓋的範圍不夠廣闊。 即使熱切傳福音、發展迅速的教會舉辦主日學,也不可能吸引全部會眾參予,能够有三成出席主日崇拜人數報名上課就已經很不錯了。教會的其它事工一般也是如此,總是只有部分信徒參加;團契也有類似的現象。來參加的人當然可以得益,但不來的人就得不到益處,因此縱然講台信息很強,會眾單靠這一周幾十分鐘的餵養便足夠了嗎? 我想不然!

家庭教育不同之處是覆蓋寬,因為理論上每個人都有家,都有父母,人人都能被關顧,不會有遺漏。基督教家庭教育可以達到100%,小孩子從出生就開始享受基督教教育了。而且,家庭教育是無限制的,不只是一周兩個小時,而是每週七天,甚至日以繼夜,不會間斷!

信徒在教會所接受的講台信息或主日學教導,是以周為單位,每周見一面,所教導的以頭腦的知識為主,主日學教師往往只是傳遞知識的工具。教導者沒有機會與學生一同生活,主日學教師也不可能一一作家訪,所傳遞的真理能否在信徒生命中活出來,只能是信徒個人的事。話說過來,家裡的教育恰恰與教會的教導方式不同;它不單是頭腦的知識,也教導習慣、觀念、價值、眼光、心態、情緒、生活行為… ,直接應用於人的生命,貫徹生活的每個環節,讓信徒更平衡、更健康地成長。

「價值不是由口來傳遞的,是要如捕蝴蝶般抓來的。」 (Values are caught, not taught.)是西方人說的話,很有道理。價值觀的傳遞,往往不在於耳提面命式的說教,而是受教者在自己的觀察認識中,自主形成並建立起來的。1

臨床心理學已經很清楚地告訴我們: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對人有根深蒂固的影響,要改變一個人從早已形成的信念、價值觀和習慣絕不容易(Bowen, 1974, 1978);這事實也告訴我們,如果不儘量利用基督徒子女原生家庭的影響力,及早塑造子女該有的品格,我們豈不是太缺乏智慧、太遲鈍了嗎?

三、基督教家庭教育合乎聖經所啟示的模式,成效也最大

「摩西五經」記載了神定下以色列人的教育模式,就是以家庭為課堂的教養模式,好把耶和華神的旨意、誡命、典章律例,一代一代傳承下去。申命記6:1-9說:「這是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教訓你們的誡命,律例,典章,使你們在所要過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孫孫一生敬畏耶和華你的神,謹守他的一切律例誡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長久。以色列阿,你要聽,要謹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與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數亟其增多,正如耶和華你列祖的神所應許你的。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

神創造了人,並為人設立了婚姻家庭,祂最清楚人的本相,知道家庭與教育之間的緊密關係。神要求以色列人如此教導帶領他們的子孫,讓以色列人把教育建立在家庭的基礎上,這正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智慧。

為什麽家庭教導有功效呢?因為它符合教育規律。當代教育理論認為學習一般是透過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模仿imitation、重複repetition、聯想association、記憶memorization、分類classifying、排序sequencing和邏輯推理inference」。人最初是怎麽樣學習的?是不折不扣的「模仿」,一個非常重要的學習方式。孩子上主日學,一周大概只有一小時,他實在沒有模仿主日學老師的機會! 家庭教育則不然,他可以模仿父母。「重複」就是把行為變成生活的一部分,把一個行為變成習慣,正是「習以為常」、「習慣成自然」。對人的成長而言,建立孩子生活習慣的人一定是家長,而不是教師。與「聯想,記憶,分類 … 」等其它學習類型相比,沒有比「模仿」和「重複」更重要,而這兩個都是典型的家庭教育方法。難怪原生家庭對人影響深遠,父母即使没有刻意教導,孩子自然也會從父母身上領悟到價值觀念了!

基督徒的生命成長跟他的生活習慣是息息相關的。西方諺語說得好:「品格就是人所有生活習慣的總和。 」 (Character is the sum total of a person’s habits.)靈修讀經、謝飯禱告、十一奉獻、凡事謝恩… 這些生活的操練,全都是習慣!人若是從小學會了這些功課,好品格已初步成形,他一生受益匪淺!

無論你樂意與否,父母就是孩子的教師,這是沒有爭論餘地的道理!單單對孩子說:「爸爸的壞品格你不要學」是沒用的。父母是孩子與生俱來的教師,是孩子天然的帶領人。因此,父母在信仰層面引導孩子責無旁貸、是理所當然的!基督教家庭教育,必須是培養子女成為合主心意的人之重要環節!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推動家庭教育有助教會增長。假如每一個信徒都忠於教養子女的職分,信仰傳承達到100%的話,那麽教會的增長就最低限度能夠與人口的增長同步。

四,基督教家庭教育建立幸福健康的家庭

我們生活在世,如果沒有幸福的家庭,人還能有什麽呢?如果擁有幸福的家庭,人還缺少甚麽?

以家庭為主體的基督教教育,有利於建立和諧、健康的家庭。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必定要有「共同的語言」(意思不單是那地方的語言,而是一家人彼此都關心的話題)。當每一個家庭成員同蒙主恩、心靈相通、互相代禱和彼此相愛時,這個家庭的溝通肯定不會停留在噓寒問暖、生活起居等表面的問候,而是深層次的,也是幸福、和諧和充滿喜樂的。

家庭是由有同一血緣、生活在一起的人所組成,他們之間關係密切,教導子女是神給予父母的責任(創18:19;箴22:6;弗6:4;提後1:5;3:15),那是責無旁貸的,一定不能完全由學校和教會代替。沒有父母幫助子女建立整全的價值觀、人生觀,他們有可能會變成雙面人,在家裡一套,在外面一套,這是非常危險的。

在北美洲的華人家庭,雖然老一代講中文、幼一代講英語是很普遍,但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牧養關係,不應該因這種現象影響而有所改變。父母可能會想:「我們怎麽做他的教師?我們不配啊!」 但這想法是錯的。溝通總是令人內心歡喜的,哪有現代父母捨得輕易放棄與孩子溝通的機會?家庭的溝通更不能停留在吃什麽、到哪兒玩這些表面的事情上。通過聖經教導,父母子女建立更加深入、更加內在、更加立體的關係,彼此心靈相通,這才是和諧幸福的家庭!當一個只會講英語的移民家庭的孩子,聽到父母用糟糕的英語為他禱告時,能不感動嗎?

假若栽培信徒的責任從教會轉移到家長身上,這並不是說教會從此可以不聞不問;教會以往直接栽培孩子,今後將改變,扮演支援父母的角色。教會繼續用神的話語牧養父母,從而讓他們知道如何做父母,懂得如何牧養兒女,這是信徒最迫切的需要,教會怎麽可能在這一方面忽略牧養父母去完成這個重要的天職呢?如果大家認同這個論調,華人教會長期以事工為主導的情況則有改變的需要。

有兒女的信徒都知道教養子女的重任嗎?知道如何做個稱職的爸爸媽媽嗎?教導信徒當然是教會的責任,教會應該鼓勵、支持信徒去牧養下一代。可是,倚賴教會去教導自己的孩子,是錯誤、不切實際的期望!

教會對信徒的牧養必須從人的本位開始。如果忽略人的位份、處境等因素,牧養將是抽象的,猶如隔靴搔癢,不著邊際。從新約看保羅的教導,我們會發現他總是按信徒的處境對症下藥。以弗所書、提摩太前書和提摩太後書等書卷,都是先講真理,後談應用,在教導信徒明白自己的位份之後,便按信徒的本位:「你們作丈夫的」、「你們作妻子的」和「你們作兒女的」 … ,在人所處的位置和生命的職份上進行具體教導。在父母與子女的互動中,各自領受聖經真理的應用、實踐和操練屬靈功課,經歷神的引領與塑造。家庭是神賦予信徒自身屬靈成長最自然的環境,當中包含了祂的美意和恩典。行文至此,我猛然察覺,今天我是何等樣人,跟我當了父親32年是完全分不開的;若果我在這個重要的位份上得不到教導,那將會是我個人成長中一個極大的缺口!

五、教會推動家庭教育的困難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16:31),這是主的心意。信徒全家人一同敬拜神,一起讚美、事奉祂,讓神的心意得到滿足,是主所喜悅的。從舊約到新約,我們看到神一直把以色列全家、教會視為一個整體,因此基督徒的家庭,應該是一個完整、有血緣親情關係的信仰群體,一同侍立在神的面前,同蒙主恩。

既然以家庭教育為主體的基督教教育有這樣多的益處,為何以前我們沒有選擇這個牧養信徒的方式呢?客觀地看,筆者認為存在以下六個原因:

第一,廣義地說,以前的信徒多在鄉間,文化程度普遍低,生活又十分艱苦,對聖經真理的領受不足,尚未能充分認識基督教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沒有看到這也是神對我們的期望。

第二,在華人教會的傳統中,基督教教育定位偏窄,只是著重傳遞知識,背十誡、信經、金句等,卻忽略了基督教教育的目標是全人的栽培,是「…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彼後1:5b-7)

第三,從中國教育傳統來說,中國人習慣將教育假手於人,有「易子而教」之說;以為教育應該是專業的人職責,覺得自己未曾接受專業訓練,不配教導兒女 。

第四,父母們錯誤地理解「聖俗之別」,認為建立孩子的屬靈生命是聖工,該由教會、牧師負責; 覺得一般有關日常生活的事情,才是在家長教養孩子的範疇之內。

第五,在華人群體中我們常聽到有人說:「把孩子送去教會,他不會學壞,對他有益!」這種說法容易誤導信徒和非信徒父母,覺得只要把孩子送到教會之後,教養子女好品格的事就已經水到渠成,父母也就可以放手不管了 。這種看法將基督教教育看得太過分簡單了!

第六,絕大部分北美華人教會選擇分語牧養,把教會分成粵語堂、國語堂和英語堂,信徒按自己最熟悉的語言分堂,造成家庭成員分散在不同的聚會中,甚少一起崇拜和一起接受教導。除非父母緊貼子女屬靈成長,否則他們不容易知道子女正在面對甚麼困惑和試探,學習甚麼屬靈功課。如此,本來已經存在的言語障礙只會加深,家人之間的溝通變得越來越困難。

六、推動基督教家庭教育的策略 

第一,要裝備父母在家中作牧者,作子女人生的師傅

教會需要教導信徒:神對家庭的設計和心意,如何建立合神心意、基督化的家庭,怎樣在日常生活中教養和栽培子女。因為教導必須以身作則,教會必須同時重視家庭事工,強化信徒的婚姻和他們夫妻之間的關係。這些教導越早越好:青少年需要明白聖經對覓偶和婚姻的教導;準備結婚、準備生產的弟兄姐妹需要接受婚前和產前的輔導(筆者正在計劃編寫產前輔導課程,教導準父母如何做一個合神心意的爸爸媽媽)。

當被問及對孩子將來有甚麼期望時,今日基督徒父母的答案大致與不信主的父母相同,同是希望孩子青出於藍勝於藍,希望孩子的教育程度、工作能力、社會成就、生活水準都比自己高。基督徒父母對兒女的靈性有期望嗎? 為什麼許多信徒都避免談及他們對孩子屬靈生命的期望呢?李道宏牧師曾說:「基督徒喜歡孩子愛主,但不要太愛主。他們太愛主,可能就忽略了學業和事業,甚至跑到非洲傳道了,太危險了。」

第二,教導子女是信徒最主要的事奉

教會應當教導信徒建立這樣的觀念:父母最主要的事奉是教導兒女,培育他們成為信仰堅定的門徒,而不是單單把子女帶到教會來,讓教會來培育他們。更不是希望孩子長大後名成利就,仕途亨通後才熱心愛主。提前3:5明確要求,在教會作監督的條件就是管好自己的兒女。沒有把孩子管好的人,不配作教會的領袖。 假如一個人不顧家裡的兒女,卻熱心跑到外地宣教,肯定不是神的心意!

第三,敬拜生活化,推動家庭敬拜

基督化的家庭需要推動家庭敬拜,而不是按照現在的情形,每主日慣例上教堂去朝見耶穌一次。

信徒家庭定時敬拜是遵照初期教會的榜樣(徒2:42-46),讓基督帶領整個家庭,包括家裡每一位成員的生命。父母履行祭司的職份,把家人帶到神面前,也幫助子女堅定他們的信仰,抗衡世俗的影響。

家庭定時敬拜的習慣,有助信仰的承傳。猶太人並不是強大的民族,從主後70年到1948年悠長的歲月裡,沒有自己的國家、聖殿、社會、學校和制度,但因為著重家庭教育,單靠在家裡守節、敬拜,竟然可以把他們的信仰一代一代的承傳近兩千年,正是家庭教育有好果效的最佳證明!

西方信徒有一句話,“The family that prays together stays together.” 「常常一起禱告的家庭是不容易拆散的家庭。」習慣定時敬拜的家庭,肯定蒙福!家庭祭壇更可以變成美好的傳統,代代相傳。

第四,事奉家庭化,全家參與服事

既然許多教會都是由家庭組成,教會的活動最自然的組合就是以家庭為單位 (H.C. Allen and C.L. Ross, Intergenerational Christian Formation, 2012; Howard Vanderwell (Ed.), The Church of All Ages: Generations Worshipping Together, 2007)。崇拜時一家老少坐在一起,一同敬拜讚美,一同聆聽改變生命的見證,一同接受神話語的教導,一同領受神的祝福,這是何等溫馨的圖畫!老幼一起敬拜,稚年孩子可以在講道前分流,也可與家人一起接受一篇(對成年人)較精簡的教導;北美移民教會可以中西合璧,講台的教導儘量縮短,方便同步翻譯。

我們主日早上走進教會時,假如看見一個五歲的小朋友派發程序表,他的父母和祖父母也正在招待來賓,會令人有非常親切、溫暖的感覺。這種事奉方式對這個家庭有說不盡的好處。全家出席教會活動、參與服事,能讓孩子從小就知道教會是整個家庭的教會,不是只屬於父母或祖父母、與自己是無關的。如果他們從小見到這個景象,接受這個事實,到他們步入青少年的時候,流失 、背棄他們父母的信仰、傳承時產生危機的現象自然會減少。

詩班也可以由一個或幾個家庭聯合帶領會眾唱詩,甚至可能是三代同唱,有老人的聲音,也有幼童的聲音。我們可以想像,詩班練詩不再是「分裂」家庭的事,而是溫馨的家庭活動,即使他們的聲音不一定完美,但神的悅納、家庭的幸福不就勝於一切了嗎?

教會的探訪也可以全家同去,如果被訪的家庭也有孩子,就可以父母與父母交流,子女與子女互相交流。孩子從小就學會關懷別人,這多好!

團契、夏令會、短宣亦應該以家庭為單位來進行,不是信徒單獨走出去,而是整個家庭,帶著孩子一起去。團契擺脫按年齡分流的傳統組織不是沒有好處,特別是對青少年。今日青少年團契經常缺乏成熟的生命榜樣,以致團友之間的彼此影響成為團契的特色,活動傾向潮流時興,卻不一定收生命塑造之效。

第五,教會建立在家庭小組之上、讓每個人都有屬靈的家

聖經告訴我們,信徒當初在家裡聚會,家就是教會,教會就是家。目前很多國內的教會,也是由家庭教會壯大起來的,教會建立在許多獨立家庭之上,是合乎聖經原則的。教會由多個組、多個區組成,信徒之間有親密的聯繫,有深入的相交,有真正的屬靈生活。團契、主日學可以保持分齡牧養(由有教導恩賜、表達能力強、善用科技新媒體的大哥哥、大姐姐充當教師);教會還要特別推動青年的主日學,幫助那些生長在非信徒家庭的青年基督徒可以建立信仰,裝備他們回到家中,去牧養家人。

教會應該對單身人士、孤寡老人與及家人尚未歸信的會友另作特殊安排,讓他們選擇或把他們分派到不同的小組,使每一個人都有屬靈的家。

新來的朋友能否留下來,對許多教會而言是一個挑戰。如果新朋友沒有歸屬感的時候,他們往往來幾次就離開了;只有當他們能够體會到這個家有溫暖,認同這個新群體的時候,他們自然會委身,不會輕易離開。

第六,設計同步學習的教導模式

推行基督教家庭教育,教會可以考慮將主日學、查經班由自選主題的方式,改為統一查經模式。換句話說,全教會無論是成人、青年、國語、粵語、英語甚兒童主日學,同時學習同一卷經卷,共同領受相同經卷的信息。這樣,當信徒回到家裡時,他們可以一同分享心得;家人彼此相交時,會有共同的話題;父母成為子女的屬靈教師、帶領孩子認識主道自然順理成章 。(北美的華人教會,因為已有不少優質的英文兒童主日學教材,不必花很多時間氣力,便可以編寫相同內容、適合中文成年主日學使用的課程。)

第七,兒童事工重新定位

華人教會普遍都有一個現象,就是從來沒有把孩童視為教會要服侍的主要對象,兒童事工只是附屬的事工,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讓人感覺與托兒服務沒有分別,實在可悲!

很多教會為了確保成人、大堂的活動不會被滋擾,刻意讓兒童事工在偏遠的位置或在地庫進行 。一般會眾只能在母親節或慶祝聖誕時才有機會目睹兒童唱歌、表演。許多教會缺乏專職的兒童事工同工,事工的負責人往往是義工,從來未曾接受認真的培訓,他的辛勞也缺乏事工以外的人的關心。除了一些教材之外,兒童事工所得到的資源配置也很少。教會領袖開會,不一定留心聆聽兒童事工同工們的聲音,也常把兒童事工編排為議程的最後一個項目;若是時間不夠,乾脆不予討論!

由於種種限制,教會的兒童事工往往沒有果效,進而絆倒人及嚴重影響孩子屬靈的成長。有些教會索性將兒童事工外放,花錢請人搞活動,放電影,對孩子毫無造就;有些教會缺乏專職兒童教師,孩子上主日學,見到的都會是不同的人(每次都有不同的老師),教師彼此沒有聯繫;有些教會對義工沒有嚴格的要求,也沒有提供有效的培訓,義工之間缺乏默契,孩子對設計的活動感覺乏味、無趣;更因為大部分義工都是媽媽的朋友,孩子對他們不信任,他若淘氣,課後媽媽就立刻會知道,老師在孩子眼中成了告密者。由於人際關係出現裂痕,兒童不信任、不尊敬老師,老師在孩子眼中沒有地位,他們長大之後,會有興趣當傳道人、會對兒童事工有負擔嗎?

某些教會大力宣傳兒童事工,目的是吸引社區內的家庭,向他們「招徠」,這種心態也不見得正確、健康。倘若教會沒有真正甘心樂意愛小孩子的靈魂,沒有真正願意牧養他們的心,勉強在事工上投入大量的人力資源,要長期維持下去是很艱難的事。每況愈下的兒童事工,只會令會友覺得進退兩難,真苦惱!

我們特別要對兒童主日學老師勸勉:兒童事工不只是單單面向小孩子,或許更重要的工作是與家長建立關係,因為父母每天都與他們子女一起生活,假如沒有家長的配合,孩子的學習很難貫徹地落實在他們的日常生活裡。不認識孩子的父母的老師們,只著眼於傳遞知識,對孩子的培養肯定不夠周全,值得留神!兒童主日學教師最好提前半小時到教室,當孩子進來時,抓緊這短短的黃金時刻,與他們的父母交談,交流信息;主日學下課後,把有關的資料給家長,好讓他們在一周內加以配合。我發現兒童主日學的義工團隊,需要年青、能傳遞信息的教師(他們也是學生較佩服的),也需要有人生閱歷、擅於關顧孩子並與他們家長打交道的聯絡大使。兩方面的同工,主日學都需要他們!

結語

兩百年前基督教傳到中國時,中國文盲很多,經濟落後,當時的傳教士採用「興學傳道」的策略是合理的。青年學生是他們所在家庭首先信主的人,團契、查經班、主日學等分齡牧養方法自然順理成章。

如今我們身處北美洲,情況與十九世紀有天壤之別,當年教會的教導模式不再適用,為達到造就門徒之目的,我們應探索更能令會眾靈命成長的牧養方法。

以家庭教育為主體的基督教家庭教育,正是基於這樣的理念,期望透過教導,牧養與信徒家庭的緊密結合,使信徒的真理裝備與生命操練合一,在這彎曲悖逆的末世,在家庭日益破碎、人性日益敗壞的世代,以信仰堅強、真理明確、和睦美善的基督化家庭,為主作美好的見證,吸引人歸脫離罪惡,歸向主耶穌基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今日在培訓門徒的事工成效最顯著的,莫如基督教導航會(The Navigators)。導航會的策略是建立「栽培者mentor」與「被栽培者mentoring partner」一對一、勉導同行的關係,透過一起背誦聖經、一起生活來建立生命。導航會選擇用一個生命去影響另一個生命,而不是課堂講解的模式;栽培者多一點像家長、師傅、教練,少一點像教授。這說明了身教的重要,也說明了榜樣的重要。

惠顿学院著名教育博士李露懿 (Lois Emogene LeBar)「話語為主、學生為重、聖靈為師」的基督教教育理念

(本文原載於《教育理念與基督教教育觀》頁233-239)

李露懿(Lois Emogene LeBar)於一九零七年十月廿八日生於美國紐約州的奧倫市(Olean)。她有兩位妹妹瑪莉(Mary)及珍妮(Janet),其中瑪莉成為她一生在基督教教育事奉路程中的親密伙伴。[1] 姊妹倆同於美國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取得基督教教育碩士學位,同於紐約大學取得教育哲學博士學位,並同於四十至七十年代任教於美國惠頓學院,桃李滿天下。兩人在退休後亦同往非洲作短期的宣教工作,[2]並先後於1997(瑪莉86歲)及1998(露懿90歲)年離開世界。

李露懿對基督教教育哲學及理論的研究極有負擔,當她擔任惠頓學院研究院的基督教教育系主任的時候,發覺以福音派神學為基礎的基督教教育理論書籍實在鳳毛麟角,因而決心寫作。她以所任教的主修科《基督教教育哲學Philosophy of Christian Education》的內容為藍本,輔以與學生們一同研究四福音中,耶穌基督如何與人交往。這本書於1958年面世,取名為《基督教的教育Education That is Christian》,這書的出版震撼整個基督教教育界。[3] 《基督教的教育》一書於1989年由李露懿的學生,亦是接替她擔任惠頓學院研究院基督教教育系主任的貝道民(James E. Plueddemann)增修再版。時至今天,《基督教的教育》一書仍是大部份神學院及聖經學院的基督教教育理論科目的必用課本。

李露懿的基督教教育理念要義

李露懿的基督教教育理念,可以稱為「話語為主、學生為重、聖靈為師」(Word-centered, learner-focused, Spirit-filled)的理念,[4] 因她相信,真正的基督教教育,必定是以神的話語為依歸,以學生全人成長的需要為引導,並倚靠聖靈的能力來進行。

話語為主

李露懿相信聖經是信徒生命成長的最重要的元素,教學的過程就是讓學生聆聽到神對他們個別講說話,又讓他們個別地對神的話有回應。[5] 可是,她提出話語為主(Word-centered)而非聖經為主(Bible-centered)的教育理念,並不是在故弄玄虛,而是出於她的個人體會。李露懿認為聖經對很多人(包括基督徒)來說,只是一本記載著神話語的一本書(Written Word),因而未能與聖經建立關係。她強調聖經是神的話語,而且是活著的話語(Living Word)。李露懿相信信徒培育的最大問題,就是未能幫助信徒從以聖經為「記載神話語」的書,突破至了解聖經是神「活著的話語」。換句話說,就是從以為聖經是講論真理的書,突破至體會聖經就是真理的本身。對李露懿來說,聖經並不是教義(Doctrine),乃是生命(Life)。而基督教教育的責任,就是幫助信徒與這「活著的話語」建立生命的關係。[6] 因此,教會教育事工,就不能夠只停留在教義的明白和金句的背誦上,而是要讓信徒透過「記載的話語」,認識「活著的話語」,即耶穌基督;衪就是真理、生命(約十四6)。

學生為重

傳統教育一般是以教師為主導,按著自己的計劃與預備向學生講授。可是,對李露懿來說,學生之所以成長,並不是因為聆聽到教師所講授的內容,而是學生如何回應從教師講授中所聽到的內容,從而影響其內在生命的發展。[7] 實際上,學生有選擇接受教師講授的內容之主動權。對於教師的講授,學生的回應可能會是全部接受、部份接受、或完全不接受。這些回應,就成為學生成長的基礎。因此,教師的責任,並不是單單將自己所預備的課堂內容講授清楚,而是更需要就著學生接受的程度來選擇教學的方法,以致學生能達至生命成長。李露懿相信一個理想的教師,必須具備指引(guiding)、帶領(directing)、和幫助(helping)學生學習的技巧,以致透過理想的外在(行為)建立,達至內在(生命)的建立。[8] 李露懿提出四個步驟,並認為是教師在教學設計時必須著重的地方:[9]

  1. 讓學生對真理有接觸(Being exposed to the truth)

李露懿相信教會教育事工必須將真理帶到學生面前。主日學或教會其它的教導媒介,必須以宣講聖經真理為主,並且鼓勵學生親身接觸真理,而不只是單靠教師的「二手」真理宣講。

  1. 讓學生對真理有興趣(Being interested in the truth)

宣講真理固然重要,但若不能引起學生的興趣,教學過程就不能產生預期的果效。因此,理想的教導必定會留心學生的需要。一個成功的教學過程就是讓學生的需要與神的話語聯上關係(Connection)。

  1. 讓學生對真理有行動(Doing something about the truth)

除了頭腦上的認知,下一步就是藉行動來深化學習的內容。理想的教學過程必定引導學生如何將學習到的真理化為實際的行動,在生活中經歷真理的實踐。

  1. 讓學生對真理有委身(Being controlled by the truth)

教會教育事工的目標,並不是叫信徒明白個真理及懂得如何活出真理,而是整個生命讓真理,即活著的話語,來掌管。

聖靈為師

李露懿相信基督教教育的特點,在於聖靈的充滿。她認為聖靈在兩方面工作:

  1. 一.聖靈在教師的生命中[10]
  2. 聖靈掌管的生命

聖經教師當然需要聖靈的幫助,但最需要的,是讓聖靈掌管自己的生命。只有讓聖靈掌管的生命,才能明白真理、活出真理、分享真理。

  1. 聖靈藉聖經高舉基督

只有透過聖靈才能真正認識基督,聖經教師必需藉著聖靈來認識基督。

  1. 聖靈透過教師來工作

在基督教教育來說,聖靈的參與是必須、且是最重要的。教師的教導固然重要,但若沒有聖靈的參與,學生將不可能有屬靈生命的成長。

  1. 教師應預備好讓聖靈藉他們來工作

一般教師都會盡力備課,甚至等候聖靈的感動與提醒,以致教學的時候能發揮應有果效。可是,李露懿發現,很多時候並不是教師不想得著聖靈的帶領,而是教師根本未預備好自己讓聖靈藉著他們來教導。個人經歷、教學經驗、靈命程度等,都會成為教師未能讓聖靈透過他們來工作的因素。

  1. 教師應學習主動順服聖靈

順服聖靈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自然而有的;而是需要藉著不斷的學習來達至的。常常藉著研讀聖經來尋求神的心意是聖經教師不可或缺的學習。

  1. 二.聖靈在教學的過程中[11]
  2. 聖靈讓教師以基督為中心而非基督的工作為中心

基督徒在委身基督上的最大阻力,就是委身於基督的事工上。服事神固然重要,但事奉只是一個過程,終極意義卻是委身於基督。理想的聖經教師必定是一個積極委身於基督的教師。

  1. 聖靈讓教師深入了解學生

心理學理論固然對了解學生有幫助,但只有聖靈能幫助教師了解學生的實際需要,特別是屬靈層面的需要。教師必須多為學生禱告、多接觸學生,藉著了解及聖靈的引導,預備切合學生需要的教學。

  1. 聖靈進入教學過程之中叫學生的內在生命得以成長

沒有人能叫一個人內在生命成長。因此,教師所作的,是預備學生的心田來讓聖靈工作,並且定意不成為聖靈工作的阻礙。

  1. 聖靈在教學過程中的參與並不等於教師可以輕忽備課

聖靈工作的重要並不等於教師在教學過程的參與不重要。好的備課、合適的教學法、理想的教學環境與氣氛,都是配合聖靈工作的良方。

  1. 教師在課堂中亦應留心聖靈的感動

聖靈對教師的提醒不止於備課的時間,在整個教學的過程中,教師應敏感於聖靈工作,以致能隨著聖靈隨時的感動與提醒,對教學的過程作出即時修改。

李露懿基督教教育理念的評論

李露懿話語為主、學生為重、聖靈為師的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優點

李露懿比她所在的年代走得更快更遠。在講授式教師為主的五、六十年代教育理念時期,她率先提倡學生為重的互動教學模式,指出理想的學習必須讓學生直接參與教學的過程,而非被動式的聆聽教師的講授。在她的最後的一本著作《以人為重的教會教育事工》(Focus on People in Church Education)中,李露懿一再強調了解學生需要是教育的起點。這理念在她的時代並不是容易被接納的,但卻是今天所有教育所強調的基礎。

高舉聖經及聖靈的工作是李露懿基督教教育理念的主要範疇。她堅決相信基督教教育決不能離開聖經,更不能忽略聖靈的能力,因為只有聖靈才能叫人明白真理。藉得留意的,是李露懿強調信徒不應只學習聖經的內容,而是透過聖經與那「活著的話語」 — 耶穌基督 — 建立個人的關係。她深信真理的學習只是基督教教育的過程,最終目標是叫人與基督建立生命的聯繫,是以內在生命的改變為根本。

 

李露懿話語為主、學生為重、聖靈為師的基督教教育理念的缺點

李露懿的著作可以說是盡量以理論及實踐兼備為主,但正是這個緣故,在某一些理論層面上未能夠更深入地探討,特別是神學方面的著墨不多。如「活著的話語」(Living Word)與「記載的話語」(Written Word)的關係這一類的神學課題,李露懿就未能從聖經神學方面作出更詳細的探討。話雖如此,但基督教教育神學一方面的書籍實在是鳳毛麟角,時至今天,認真探討基督教教育神學的書籍仍是寥寥可數,即使李察斯(Lawrence Richards)的名著《一個基督教教育的神學》(A Theology of Christian Education),也不是詳細探討基督教教育神學呢!也許我們需要後人繼續開拓這些基督教教育先賢所打開的領域。

 

[1] David Setran, “Lois LeBar: 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Christian Education Journal, Series 3, Vol. 1,  No. 1. LaMirada, CA: Talbot School of Theology, 2003, p.121.

[2] Eugene S. Gibbs, A Reader in Christian Education: Foundations and Basic Perspectives.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1992, p.21.

[3] David Setran, p.125.

[4] Michael J. Anthony, ed.,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Education.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2001, p.422.

[5] Lois LeBar, Education That is Christian. Colorado Spring, CO: Chariot Victor Publishing, 1995, p.142.

[6] Lois LeBar, p.142-143. Also, Michael Anthony, p.422.

[7] Lois LeBar, p.166.

[8] Lois LeBar, p.166-167.

[9] Lois LeBar, p.175.

[10] Lois LeBar, p.278-282.

[11] Lois LeBar, 282-287.

李爱锐 (Eric Liddell)一位天津优秀的基督教教育家和奥运会冠军的传奇人生

李爱锐,原名Eric Liddell。是一位出生在天津的苏格兰短跑名将,夺得过奥运会冠军;他是一位优秀的基督教教育家,在天津的一所教会中学里当了近20年的教师;他救治过抗日战士,还曾跳入冰河中救起了一名落水的英国儿童。在抗日战争行将胜利时,他却因病死在了日本集中营。他的传奇人生被拍成了电影《火的战车》,本片讲述了他的前半生,并一举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当2008年8月8日,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开幕之日,英国《苏格兰人报》把李爱锐评选为苏格兰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运动员。

 

个人履历

1902年1月16日,李爱锐出生于天津,父母均为苏格兰人。
1907年,李爱锐随父母回国上小学,后进入苏格兰史达灵郡伦敦中学,大学时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
1924年,第8届巴黎奥运会摘取了400米跑的金牌。
1925年,回到天津新学书院任教近20年。
1934年,李爱锐在天津联合教堂(位于今和平区浙江路)与加拿大籍女护士弗劳伦丝结婚。数年后,他们的大女儿帕特丽夏、二女儿希德相继出世。由于当时远东战云密布,李爱锐便将家人迁往加拿大避难。在加拿大,妻子生下了第三个女儿幕莲,但直到1945年李爱锐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因患脑瘤去世,也没有能够见到这最后出生的女儿。半个多世纪以后,李爱锐奥运夺魁的故事在英国被改编成电影,名为《火的战车》,制片人和导演为国际著名的戴维·朴特南。这部电影在1987年的国际电影节上荣获奥斯卡原创剧本奖。

 

个人成就

李爱锐的父母均为苏格兰人。父亲李德修与玛莉·雷登在上海结婚后迁居天津。1907年,随父母回国,后在苏格兰莫亭汉姆的宣教士子弟学校伊尔撒姆学院就读。李爱锐儿时就在伦敦会院内(今天津口腔医院一带)一个露天的小体育场里踢球,自幼富有体育天赋,1920年到爱丁堡大学读书后,他的体育天才得以充分发挥,成为该校出色的橄榄球运动员,后加入了苏格兰国家队。英国报界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观看有利迪尔参加的比赛,全场的球迷几乎都疯狂了,他的双腿似乎在闪耀着一种精神。他总是怀着必胜的信念,在不犯规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对手敢于接近他,而他总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不久,英国体育界知名教练汤姆·麦格查(Tom.Mcker.Cher)发现了他,并引领他走上了田径之路。自此,在田径跑道上他一次又一次获得殊荣。1923年一举夺取了英格兰赛400米冠军后,他作为年轻新秀在英国国家田径队接受训练,人们期待他在奥运会上有所作为。
1924年7月9日,在巴黎第八届奥运会200米的决赛中,他以21秒9的成绩获得一枚铜牌。11日,在400米小组赛中,美国选手霍·菲奇以47秒8的成绩打破了奥运会纪录。李爱锐则以48秒2的成绩获400米赛另一小组的第一名。两小时后,决赛开始了,枪声一响,第6赛道的李爱锐像离弦的箭一般冲在最前面,他的动作很奇特,双臂高高地摆动着,膝盖也抬得相当高,而头则始终向后仰着。最终,他以47秒6的成绩打破了男子400米的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直到第十届奥运会,该纪录才由美国选手威·卡尔改写。

 

放弃荣誉投身教育

奥运归来,李爱锐成为了风云人物、民族英雄,被授予橄榄叶冠。但是,1925年夏,他却毅然告别体坛,放弃了在欧洲优厚的条件和待遇,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天津,开始了他近20年的教师生涯。
李爱锐住在法租界里的伦敦布道区六号,在新学书院(今17中旧址)任教。新学书院是一所英国伦敦会创办的教会学校,对教师有一套严格的任用标准。李爱锐是经过考试,并写下一份决心书,才被校方录用。他到比较贫困的山东山村地区实习后通过了答辩。又到北京燕京大学学习一年中文,才登上了讲坛。他从不固守陈规,不愿扮演权威刻板的老师角色,学生总是围在他身边嬉笑,他还常带学生到自己家里或者家门前的网球场打球。
此后,李爱锐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培养人才上,他衷心地期盼贫穷落后的中国,尽快发展起来。李爱锐当时是高中班理工科的主要教师之一,他的学生经李爱锐老师推荐,被送往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学校的体育活动都由他统筹安排,他要求学生体学并进,不但学习好,身体也要强健。他还以伦敦史达姆福德桥运动场为设计蓝图,为该校规划了标准化的运动场,使天津成为当时远东拥有最好运动跑道的地区之一。他曾培养出不少中国青年运动员,比如后来定居美国的全能跳高选手吴必显,就成为当时旧中国很少能参加奥运会比赛的中国选手。
执教伊始,他年仅23岁,正处在运动的巅峰期,教学之余,他总是拿出一定的时间练习跑步。1928年,他在大连举行的一次国际运动会上,轻取了200米和400米跑桂冠。1929年英租界当局在天津民园体育场举办万国田径赛,李爱锐宝刀不老,击败了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德国运动员奥拓·费尔莎,夺得金牌。这是李爱锐平生获得的最后一块金牌。1991年的6月,他的3个女儿把这块金牌以及另一枚银盾,赠送给其父曾经任教过的学校———天津17中学,作为永久的纪念。

 

囚禁日营与中国人民共生死

1929年,他父亲从宣教工作岗位退休后举家迁回英格兰,只有李爱锐一人继续留在天津。1932年6月,李爱锐在苏格兰公理教会取得了牧师的身份,1934年3月27日,在英租界戈登道合众教堂,与加拿大籍女护士弗劳伦丝·麦肯齐(也译为佛罗伦斯·米肯西)结婚。天津及北京的许多报纸都在头一页以极醒目的篇幅刊载了这位社会名流的新闻。婚后,他们一直住在娘家,大女儿帕特丽夏、二女儿希兹相继在1935年和1937年出生。尽管此间李爱锐曾到河北省中南部宣教,但是他们珍视家庭生活,在津度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但这一切却被万恶的日本侵华战争打碎了。
此后抗战号角吹响,李爱锐仍以教徒身份在河北省参加敌后抗日、救治伤兵和接济难民的活动。1939年去加拿大探亲,旋即回苏格兰报名参加战斗机飞行队,抗击纳粹。尽管未能如愿,但他也不愿安逸地“定在办公桌后头”。“我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去做。”他们全家毅然返津,挑战危险。
由于在津英国人随时有可能被日军拘留,1941年5月,他便安排家人赴加拿大多伦多避难。不久,他便与家人失去联系,直到去世他也没能见到在加拿大出生的女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爱锐等7名宣教士迁居英租界内几位英国卫理公会教友家中。1943年3月,日本军国主义决定把在天津的20余名敌对国的侨民,分批囚禁到山东省潍县第二中学的一个集中营里,作为人质。李爱锐也被列在首批遣送人员的名单内。30日晚上7点半,随着日本人的一声令下,1500名人质全体集合,日军守卫逐一检查他们的行李。两小时后,他们提着行李步履蹒跚地走到火车站,晚间11点40分,汽笛一声长鸣,火车缓缓启动,他们的一些中国朋友,队列在道路两旁目送他们远行。车上人却茫然不知所往,更无法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一种命运。
在3年的囚禁生活中,李爱锐从未被禽兽般的折磨和蹂躏所征服。他坚持原则、伸张正义,幽默乐观。他是营区里康乐小组的主席,为所有的青年人安排各种活动,他热爱生命的热情和活力,使大家适应了那段苦难的日子。他帮助难友,挺起胸膛,同饥寒及恐惧、失望等悲观情绪作斗争。他如一盏明灯给集中营带来了希望。
李爱锐在日本集中营最后的日子里,曾经写过一首诗,表述了他对人生的感慨———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虽然都像是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每个人所做的事又是不同的,因此,生命的意义也便有所不同。他锐意进取的不屈精神,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1945年2月21日傍晚9点20分,李爱锐终因患脑瘤而不幸去世,一位运动家、教育家就这样默默地含冤而死。直到战后,英国人才获悉这一消息,《泰晤士报》等纷纷报道,“苏格兰失去一位杰出的子弟,他的一生中,每一时刻,都使大家以他为荣。”

 

生命短暂魅力永存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对李爱锐的纪念活动便从未停止过。新西兰总督浦烈爵士,曾荣获1924年奥运会100米赛铜牌。他在评价当年的好友李爱锐时说:“他赛跑,他活着、他死去都是一个好人,他的一生都体现着好人这两个字的真实意义。他对神的忠贞和对自己的信念,都感动着他的朋友,我们得以认识李爱锐,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神圣。”
1988年,一批中外友好人士聚集山东潍坊,为在那里建立的埃里克·李爱锐墓地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这块碑石是用他家乡苏格兰马尔岛的花岗石制成的,镌刻有中英两种文字的碑文,正面是:“他们应可振翅高飞,为展翼的雄鹰;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累。”背面则记载了李爱锐辉煌而短暂的一生。
1990年,苏格兰出生的、居住在香港的土木工程师丘嘉先生,倡导并建立了埃里克·李爱锐基金会。1993年,基金会训练营在中国天津师范学院举行。基金会成员和部分优秀运动员来天津访问和培训,还分别在天津大学和滨江道上的基督教堂作过关于李爱锐的生平演讲。
1995年,一位日本教授发现了一份用英文打印的李爱锐在山东潍县日本集中营的死亡证明书,他及时地将这份死亡证书,无偿捐献给了设在香港的埃里克·李爱锐基金会。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铁证。

 

一、早年岁月

李爱锐(Eric Henry Liddell,又译李岱尔)于1902年1月16日出生在中国天津,在四个兄弟姐妹中间排行第二。其父母均为苏格兰人,父亲李德修牧师(Rev. James Dunlop Liddell)于1899年作为英国伦敦会宣教士来华宣教。在上海和玛丽·瑞汀(Mary Reddin)结婚后,被派往天津宣教。1901年11月,怀有身孕的玛丽随同丈夫乘坐小木船,沿着运河南行到山东德州,再转乘两轮遮蓬马车,辗转到河北省萧张县宣教站工作。两个多月后,他们又回到天津,就在这时,孩子降生了,父母为他取名埃里克·利迪尔(Eric Liddell),中文名叫李爱锐。在小爱锐还不到一岁的时候,全家再次随父亲离开天津,到萧张县从事宣教工作一段时间。小爱锐的童年大多在天津度过,经常和哥哥在伦敦会院内(今天津口腔医院一带)一个露天小体育场里踢球,从小就显露出体育天赋。
1907年3月,5岁的爱锐和7岁的哥哥罗伯特(Robert Liddell)随父母回到家乡苏格兰,不久进入位于伦敦市区以东的Blackheath宣教士子弟学校读书。该校于1912年搬到诺丁汉(Nottingham)前皇家海军学院,成为著名的伊尔撒姆学院(Eltham College)。这是一所寄宿学校,李爱锐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这期间他的父母带着妹妹珍妮仍然在中国继续宣教。在校期间,李爱锐非常喜爱运动,在板球和橄榄球等项目中成绩斐然,担任过学院的板球队和橄榄球队队长,并曾当选为年度最佳运动员。18岁时,李爱锐从伊尔撒姆学院毕业,并于1921年2月正式进入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学习,主修科学。在大学期间,李爱锐更加表现出非凡的体育天赋,在各项比赛中成绩优异。他是学校橄榄球队的主力队员,后来入选苏格兰国家队,英国报界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观看有利迪尔参加的比赛,全场的球迷几乎都疯狂了,他的双腿似乎在闪耀着一种精神。他总是怀着必胜的信念,在不犯规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对手敢于接近他,而他总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由于李爱锐短跑能力出色,英国体育界知名教练汤姆·麦克查尔(Tom Mckerchar)慧眼识人,引领他走上了田径之路。此后,他在田径跑道上一次次获得殊荣。在1923年全英田径锦标赛上,他跑得如风一般的快,一举赢得100米和200米两枚金牌,尤其100米更以9.7秒刷新了英国记录,因而成为当时世界上短跑最快的人,被誉为“苏格兰飞人”。他如此描述自己对短跑的热爱与感受:“是上帝使我跑得快。我跑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喜悦。”当李爱锐作为一个年轻新秀入选英国国家田径队后,人们期待他在奥运会上有所作为。

 

二、巴黎奥运会

1924年7月,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黎举行。李爱锐获选代表英国参加100米短跑赛事。可是,当他收到赛程表时,发现100米比赛安排在星期日举行,于是他就坚定地放弃参加。因为对信仰虔诚、执着的他,认为星期天是安息日,是敬拜上帝的日子,应当将之分别为圣。当有人劝他说,100米比赛是在当天下午进行,他大可在上午参加主日崇拜,下午参赛。甚至连英国的王子也出面劝他出赛,为国争光。但李爱锐却坚持说整个主日都是属于上帝的,都应该用来敬拜上帝。并且认为上帝赐给他的天赋应该首先荣耀神,而不是荣耀国王、荣耀国家,上帝高于一切。
李爱锐此举一时间招致很大的批评与非议,以及国人的不满,因为大家皆认为他一定能为英国赢得100米赛跑的金牌。当时的英国媒体甚至严厉的指责他的这一行为无异于叛国。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李爱锐在竞赛中争强好胜的心也是非常强烈的,因为圣经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提摩太前书 4 章14 节)。李岱尔因此说他每次奋力奔跑时都感受到上帝的喜悦,他也要藉着跑步来荣耀上帝。然而,他也绝不以“为主而跑”当作藉口,而牺牲礼拜天对神的敬拜,他是个真正懂得优先次序,而且又很肯遵守的人。“God First”是他坚信不疑的理念,他深信将上帝摆在第一位,上帝也会给你最好的。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上帝,包括他擅跑的能力。同时,上帝是万有的,他不需要你去为他赢得奖牌和奖金,上帝才是李爱锐一生所要争取的“特大奖”。所以说,李爱锐精彩的人生是以尊重上帝为基础,而尊重上帝是从尊重他所设立的主日开始,是将主日分别为圣为起点。
因着李爱锐的执着与坚持,英国奥委会不得不致函奥运会总会,恳求改变比赛时间,但未能如愿。最后只好临时改派他的犹太裔队友哈罗德·亚伯拉罕斯(Harold Abrahams)出赛。当时这位亚伯拉罕斯因自己的犹太血统常常受到岐视,所以他极其努力并渴望成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好得着世人给他当得的尊重与赞赏。赛前李爱锐衷心为他这位队友祝福祷告,结果亚伯拉罕斯不负众望,如愿夺得了100米金牌。
英国奥委会也只好安排李爱锐参加其他不是在星期日举行的赛项,除了200米赛跑外,还安排他参加他并不擅长、也没被人看好的400米中距离赛跑。李爱锐首先在7月9日举行的200米决赛中,以21秒9的成绩夺得一枚铜牌。接着在11日的400米小组赛中,美国选手霍·菲奇以47秒8的成绩打破了奥运会纪录,而李爱锐则以48秒2的成绩获得另一小组的第一名,因此大家都不看好他能够在决赛中夺冠。两个多小时之后,400米决赛就要开始。而此时的李爱锐浑身肌肉疼痛,而且又抽到最为不利的最外侧第六跑道,他整个人的感觉就像要垮掉一般。就在他感到绝望之际,他的一位按摩医师塞给他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祝你胜利成功!”这节出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30节的经文,大大鼓舞了李爱锐的斗志,因此他带着荣耀神的目标,带着神的应许,抖擞精神,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赛场跑道上。
那是7月11日下午六点半,夏日的阳光仍然普照在赛场上。场内的“女王苏格兰军乐团”正为李爱锐吹奏着风笛,祝愿着这位苏格兰飞人。当发令员举起发令枪时,运动场内一片肃静。随着枪响和运动员的起跑,观众开始欢呼,李爱锐以其独特的风车式跑法——双臂大幅摆动,膝盖抬得高高,身体后仰,面孔朝天——全速奔跑,风驰电掣般地冲向了终点,冲线之后他摊开双手,仿佛把一切都交托给上帝。李爱锐不仅赢得了400米决赛的金牌,而且还以47秒6的成绩刷新了世界纪录。赛后他说:“我得到了神的祝福,是神带我在奔跑。” 他要让世人看见上帝的荣耀,看见神果然厚厚赐福那些敬畏他的人。这面意外的金牌化解了英国人先前对他的不满,也使英国的媒体态度大变。奥运归来,李爱锐更成了英国的风云人物、民族英雄,被授予橄榄叶桂冠,在奥运历史上传为佳话。

 

三、另一场赛跑──入华宣教

1924年奥运会之后,李爱锐就大学毕业了。1924年7月16日,李爱锐穿上了科学系毕业生的绿领巾黑色学士袍,在马艾文礼堂参加了毕业典礼,从院长手中接过了科学学士学位证书。同一年,23岁的李爱锐也享受了奥运冠军的一切荣耀。如果这时他选择做一个职业运动员,肯定能前途无量,功成名就。然而,正当人们把他看为民族英雄,正当他属世荣耀如日中天之时,这位被誉为苏格兰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运动员,没有将擅跑的恩赐据为己有,让自己大红大紫,却在其人生最为精壮之时,为了实现他献身服事上帝的承诺,毅然决然地转换了人生跑道,远赴兵荒马乱的中国宣教。
消息传出后,格拉斯哥当地一份报纸刊登了一张漫画──李爱锐身穿短裤、背心,脖子上围着一个神职人员专用的白色领圈在跑步。漫画下面还配了一段短诗曰:“他为中国的另一场赛跑现已开始;心意坚定,勇往直前,如同跑奥运;结果如何,此刻尚无法得知;但我们认定他会跑完,因为速度属于他。”从中可体会出家乡人民对他这一抉择的复杂心情,其中也不乏美好的祝愿。
然而,对李爱锐来说,他生命中真正的奔跑并不是在运动场上,而是在中国的宣教。而这一赛程的考验远远超过他所知道的一切。这是一场更伟大的比赛,一场没有奖牌,也没有人群掌声的赛跑。他的赛场也从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场转换为中国的穷乡僻壤。在那里,宣教士要饱受歧视,宣教工作要面对诸多挫折。一个奥运英雄,就这样放弃他可以追求的功名利禄,甘心“消失”在异国他乡,用他的生命,甘心陪伴、服务生活中那块土地上的中国百姓,以彰显主耶稣基督的大爱。

 

四、天津岁月

1925年夏,李爱锐参加完最后一次在苏格兰的赛跑后,毅然放弃了在家乡优厚的条件和待遇,放下享誉全球奥运金牌选手的美誉,辗转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天津,到“新学书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现为天津第17中学)担任老师,从此开始了他近20年的教学生涯。
新学书院有将近25年的历史,该院由英国宣教士赫立德博士(Dr. Lavington Harte)创办于1902年。赫立德先后在巴黎大学(Sorbonne in Paris)、剑桥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 Cambridge)和伦敦大学(London University)受过教育,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1892年,他离开薪资优厚的职业,加入伦敦宣道会成为宣教士,不久即来华宣教,在天津创办了“新学书院”。当李爱锐到达天津时,赫立德虽然已经67岁,但仍担任该校校长。那时新学书院已经成为一所第一流的教会中学,不少社会名流子弟,包括袁世凯的几个儿子都在这所学校里读书。该校对教师的录用有着一套严格的标准和制度。李爱锐是经过考试,并写下一份保证书之后才被校方录用的。而且他还到比较贫困的山东山村地区实习后通过了答辩,又到北京燕京大学学习一年中文后,方才登上了新学书院的讲坛。
李爱锐任教期间,主要教授数学、化学、自然科学和圣经,还有他拿手的体育课程,并且他还要参与一些宣教性工作。他将其运动家精神完全投注于教育和福音事工上,充满了朝气与活力。执教伊始,他年仅24岁,正处在运动的巅峰期,教学之余,他总是拿出一定的时间进行跑步训练,有机会也参加一些区域性比赛。他在学院内组建了足球队、田径队和查经班,还常带领学生到自己家门前的网球场打球,带动了当地青少年的运动风气。
李爱锐衷心地期望贫穷落后的中国能够尽快发展起来,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培养人才上。他要求学生体学并进,不但学习好,身体也要强健,并将那些体学兼优的高材生推荐、送往英国伦敦大学读书。他关心书院的学生,经常与他们谈心,在功课、体育或其他家庭问题上帮助他们。他独特的教学方法、平易近人的作风,以及他对学生们流露出来的基督之爱,使他成为校内最受欢迎的老师。
由于李爱锐在世界体坛上的名气,以及在各地参赛的丰富阅历,1925年英租界工部局邀请他参与民园体育场的改造工程。他以伦敦斯坦福桥运动场(今切尔西主场)为参照,设计、规划出一个标准化的运动场,同时还对诸如跑道结构、灯光设备、看台层次等改建提出了一系列的、具有先进水平的建议。在他的筹划与监督下,民园体育场终于以全新的面貌出现,成为当时亚洲范围内首屈一指的综合性体育场,且成为拥有最好运动跑道的体育场之一。在这里,李爱锐培养出不少中国青年运动员,比如后来定居美国的全能跳高选手吴必显,就是当时中国很少能参加奥运会比赛的中国选手。
1928年,李爱锐在大连举行的一次国际运动会上,摘取了200米和400米赛跑桂冠。1929年11月,英租界当局在天津民园体育场举办万国田径赛,李爱锐仍宝刀不老,击败了当时5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德国赛跑名将奥托·费尔莎,夺得金牌。这是李爱锐平生获得的最后一块金牌。1991年6月,李爱锐的三个女儿把这块金牌以及另一枚银盾,赠送给其父曾经任教过的学校——天津17中学,作为永久的纪念。如今,这块金牌陈列在该中学二楼展厅的一个玻璃盒里;同时展出的还有李爱锐根据英文版Discipleship一书翻译而成的中文书《基督徒生活纪律》。
李爱锐的父母在天津一带宣教长达30年之久。1929年,父亲李德修退休后,举家迁回英国,李爱锐则继续留在天津工作。1932年6月,李爱锐在苏格兰公理会教会正式接受按立成为牧师。1933年,李爱锐在一次记者采访中,有加拿大记者问他说:“你真的很高兴将生命奉献在现在的事业上吗?你难道不留恋那闪烁的镁光灯、蜂拥的人潮、激动的观众、大声的欢呼,以及珍贵的庆功酒吗?”李爱锐回答说﹕“当然,有时人会很自然地想到这一切,但我更喜欢我在中国所从事的工作,因为这方面的价值远超过你所说的一切。你知道,这份荣耀是一个永不朽坏的冠冕。”
1934年3月27日,32岁的李爱锐在天津英租界戈登道合众会堂(位于今和平区浙江路)与弗洛伦丝·麦肯齐(Florence Mackenzie)小姐结为伉俪。新娘是一位加拿大宣教士的女儿,也是合众会堂的司琴。他们的新家安在今天的重庆道38号(旧英租界时期为剑桥路70号),现在那里有一块纪念铭牌注明这所房子曾是他们的故居。
婚后,他们的大女儿帕特丽夏、二女儿希德相继于1935年和1937年出生。当时远东战云密布,面对战争的危险,李爱锐也不免有消沉的时候,有一次他向神埋怨说:“神啊,为什么要我到中国来宣教?” 其贤惠的妻子,却如此鼓励他说:“爱锐,你既知道在礼拜天出赛是不对的;那么,不去神要你去的地方,也是不对的。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去。” 爱妻之言,坚定了他的信念,面对艰难的局势,李爱锐选择继续留在中国。他十分珍惜家庭生活,虽然曾一度到河北省中南部宣教,但他与全家在天津毕竟度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但这一切很快就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碎。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爱锐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敌后抗日,参加救治伤兵和接济难民的活动。1939年,他曾经回到苏格兰报名参加战斗机飞行队,以抗击纳粹,尽管未能如愿,但他不愿意安逸地“坐在办公桌后头”,毅然返回天津,与中国人共度时艰。他曾经多次冒险抢救战争中受伤的士兵和平民,送他们去医院,日夜守护他们。为此他曾受到日军的虐待,也曾为日军所伤。
当1941年战局危殆时,西方在华人士的生命财产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英美等国政府劝告他们的子民离开中国。为了家人的安全,同年5月,李爱锐将怀有身孕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送往加拿大多伦多避难,自己却留在河北省中南部继续宣教、救治伤兵和接济难民等工作。不久,妻子佛罗伦丝顺利产下第三个女儿慕莲,而李爱锐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关入山东潍县(今潍坊市)集中营,从而与家庭失去联系,直到他病死营中,至终都未能见过最小的女儿一面。

 

五、山东集中营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遂告爆发,此后日本视在华的西方人为敌人。出于安全考虑,李爱锐等西教士迁到英国租界内居住。1943年初,日本军队占领了天津,全部外侨都被迫滞留于此。同年3月,日本当局决定把在天津的敌对国侨民,分批遣送到山东,作为人质囚禁在潍县集中营里。李爱锐被列在首批遣送人员的名单内,他们每人只被允许携带两件行李。3月30日晚上7点半,所有人质被召集到天津旧的英国军营内,日本兵逐一仔细检查他们的行李。9点钟,随着日本人一声令下,他们提着各自的行李,步履蹒跚地穿过街区,走向火车站,登上南下的火车。当时他们茫然不知所往,更无法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一种命运。
次日下午三点半,李爱锐一行人抵达山东潍县火车站,再转到日本的卡车上,颠簸行进三里多路,才到达了目的地——潍县集中营。这里原是美国宣教士创办的“乐道院”旧址,被日军改建成为关押“战俘”的集中营。除了天津这一批人外,还相继从外地转来其他西国侨民,其中包括内地会在烟台创办的“芝罘学校”全体师生和其他宣教士和他们的子女,计1800人左右(先后关押总共2250多人,笔者注)。
在囚禁生活中,李爱锐不为艰难的环境所屈,在黑暗中,他如一盏明灯发光;他的基督之爱和幽默开朗的性格,给黑暗的集中营带来平安、盼望和喜乐。他对那些与父母分离的孩子们,就像一位叔叔那样,照顾他们,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他教孩子们学知识,在教化学课时,手边没有教科书,他就凭着记忆自编教材,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埃里克叔叔”(Uncle Eric)。戴德生的曾孙戴绍曾牧师当年也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里,而他的父母则不在营内。他和李爱锐情同父子,李爱锐的言传身教成为他一生事奉的楷模。戴绍曾说:“回想我在日本集中营的时候,李爱锐成为我们这些小毛头的“洋娃娃”,那时我只有十四、五岁,但印象仍很深很深。我想,我今天能站在大家面前,也是因为李爱锐在那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由于李爱锐幽默乐观,做事坚持原则,主持公道,被推举为营区康乐委员会主席。他为营中的青少年人安排各种活动,以其热情和活力感染着大家。他帮助难友挺起胸膛,同饥寒、恐惧、失望等悲观情绪作斗争。他也主动照顾营中的老人与病人,赢得众人的爱戴与尊敬。由于长期监禁,生存环境恶劣,许多人罹患各种疾病,甚至精神崩溃。李爱锐就以温柔幽默的方式安慰鼓励大家,平息纷争。他还参与各个分工委员会的工作,负责教育、财务、住宿,以及补给等方面的事情。他常常引导大家回想过去的美好时光,以及对未来的盼望:“一旦我们出了集中营后,我们将如何如何……”。他将最黑暗的集中营转换为神圣的大礼拜堂,常常与别人分享福音与信仰,甚至为抓捕他的日军祷告。尤为可贵的是,当西方国家和日本方面达成交换战俘的协议后,李爱锐名列在第一批释放名单中。但他却将这个逃生机会让给了他人,自己则继续留在集中营帮助别人。他平时最喜欢唱,也最喜欢教别人唱的一首赞美诗是“我灵镇静”(Be Still, My Soul),使很多人得到安慰与鼓励。

 

六、最后的日子

长期的囚禁生活和营养不良,使李爱锐的健康大受亏损。1945年1月初,李爱锐感染了流行性感冒和鼻窦炎,在医生治疗后,病情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重了,经常头痛、身体麻痹,甚至昏迷。有时说话时断时续,右腿麻痹几至不能走路。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医生也无能为力。但李爱锐仍然勉励关心、探访别人,在他去世前几天晚上,还为两名死去的修女祷告。1945年2月21日傍晚,他又去探访病人,突然间咳嗽而又呛气,呼吸也滞重起来。被人送到房间后,他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最后开始痉挛,护士安妮把他抱在怀里,他最后轻声说了句:“完全降服”(complete surrender),就再度陷入昏迷。当夜9点20分,李爱锐跑完了他43载短暂的人生路,回返天家,长眠主怀。就如他所喜爱的诗歌《我灵镇静》里所说:“十架忧痛,务要坚忍担当;我灵镇静,将与救主偕同到永远。” 事后,医生为李爱锐做了头部病理检验,结果显示,在他左脑深藏着一个无法开刀的肿瘤,是为脑瘤。
李爱锐遽然去世,营中人无不为他哀伤悲痛。2月24日,全营难友们,从老人到孩子,为他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安息礼拜。出殡时,人们争相扛抬他的棺椁。下葬后,大家在他的坟墓旁竖立起一个十字架,因为找不到油漆,就用黑鞋油在十字架上面写下“李爱锐”的名字。这个十字架虽然简陋粗糙,却闪烁着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位主的门徒效法他的主,背着十字架终生事奉主,因此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光彩,显露出非凡的生命——荣耀神,以神为乐,爱人如己的生命,这生命使他配得那永不朽坏的冠冕。
李爱锐在集中营最后一段日子里,曾经写过一首诗,表述了他对人生的感慨:“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虽然都像是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每个人所做的事又是不同的,因此,生命的意义也便有所不同。”诚然,李爱锐一生效法耶稣基督,向着标竿直跑,故此他的一生意义非凡。他的生命虽然只有短短的43年,但他生命所发出的光辉却成为历世历代基督徒的榜样,世人的祝福!曾经与他关在同一个集中营的难友,后来成为大学教授的兰顿‧吉尔基(Langdon Gilkey)在他所写的《山东集中营》(Shantung Compound)一书中,如此描述李爱锐说:“他总是全神贯注,又兴趣盎然地捕捉那些被囚禁者的想像力,而不惜努力地在营区里倾尽自己的精神和体力。他已经40几岁,但身体仍然轻巧、柔软,步履灵活自如,不过最重要的是,他那时刻充满幽默感和热爱生命的热情,他的热心和魅力,使大家适应了那段苦难的日子。作为一个人,在世上能遇见圣者的幸运是很渺茫的,但这种幸运却悄悄临到我身边,这位圣者就是李爱锐”。
李爱锐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战火蔓延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他跟随宣教士父母的脚踪,在大学毕业后,奥运光环集一身之际,选择回应神的呼召,飘洋过海,来到他生身之地天津,与中国的百姓同甘共苦,向他们传扬天国的福音,最后也葬在他所爱的这块中国土地上。李爱锐坚信人类所有的能力、恩赐都来自上帝。人展现其天赋能力如果只停留在使自己成名成家上面,那将是一种短视。既然能力源于上帝,至终荣耀必要归给上帝。他在奥运会上持守此这一原则,在中国宣教也是一样,这是他的伟大之处。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李爱锐精神”,这是比体力更大的精神超越,更显得难能可贵。在奥运历史上,得到奥运会金牌的人不可胜数,但李爱锐的名字却永远突出闪亮。他有一个让人景仰的、非凡的生命,以及振翅高飞的人生,不愧为蒙神喜悦、蒙世人钦佩的属灵伟人。
李爱锐在加拿大的妻子佛罗伦丝直到当年的5月2日才得知丈夫去世的噩耗,虽然她一时伤痛欲绝,但亦为自己有这样一位丈夫而感到骄傲。六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宣告投降。美国军人前来接管了潍县集中营,所有幸存之战俘得以回国。英国人直到战后才获悉李爱锐逝世于潍县集中营的消息,《泰晤士报》如此报道说:“苏格兰失去一个伟大的儿子,他在一生中每一时刻,都使大家以他为荣”(Scotland has lost a son who did her proud every hour of his life)。而那位在李爱锐临终时照料他的护士安妮,于二战结束后两年,因受李爱锐的感动,再次踏上中国宣教之路,使殉道者所流的血,继续在中国开花结果。

 

七、电影《烈火战车》

在李爱锐去世30多年后,蜚声国际的英国电影制片人大卫·普特南(David Puttnam)在家生病休养时,偶然翻阅一本奥运史话,当他读到李岱尔的事迹后,完全为他的勇气所折服,于是决定拍一部似乎无利可图的电影──“烈火战车(Chariot of Fire)”,再现了1924年英国短跑健将李爱锐勇夺奥运金牌的故事。出人意外的是,该片竟一炮走红,赢得198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以及另外三项大奖,片中主人公李爱锐再度引起世人瞩目;他那上身后挺、嘴巴大张的招牌性跑姿,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唯感遗憾的是,影片只反映了李爱锐的前半生,而其后半生只是在片末字幕上以寥寥数语做了个交代:“李爱锐,宣教士,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死于日本占领下的中国,苏格兰同声哀悼。” 实际上,他的后半生更为辉煌,他不只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家,赢得了地上的桂冠和金牌;他更是一位杰出的宣教士,赢得了天上永恒的冠冕和奖赏。

 

八、末了的话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李爱锐,誉他为“奥运冠军李爱锐:生在天津怀着中国心的苏格兰人”、“体育白求恩”,以表达对这位宣教士的崇高的敬意。二战后,李爱锐被安葬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华北烈士陵园内,那里还长眠着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友人。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对李爱锐的纪念活动也从未停止过。1924年奥运会100米赛铜牌得主,后来做了新西兰总督的浦烈爵士,如此评价李爱锐说:“他赛跑,他活着、他死去都是一个好人,他的一生都体现着好人这两个字的真实意义。他对神的忠贞和对自己的信念,都感动着他的朋友,我们得以认识李爱锐,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神圣。”
1988年,李爱锐的亲属和生前好友齐聚山东潍坊,在当年“李爱锐运动场”附近(现潍坊市第二中学校园内),为李爱锐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这块碑石是用李爱锐家乡苏格兰马尔岛的花岗岩制成的,上面镌刻有中英两种文字的碑文,正面是:“他们应可振翅高飞,为展翼的雄鹰;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累。”(这几句话引自圣经《以赛亚书》40章31节:“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笔者注)。背面是“埃里克·利迪尔体现了友爱互助的美德,毕生鼓励年轻人,为人类的福祉尽其所能”,并简短概括了李爱锐辉煌而短暂的一生。在2005年纪念潍坊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活动中,潍坊市政府李爱锐的纪念碑敬献了花环。
1990年,一位生于苏格兰,居住香港的土木工程师丘嘉先生,倡导并建立了“李爱锐基金会”。1993年,该基金会在中国天津师范学院举办了训练营,当基金会成员和部分优秀运动员到访天津并进行培训时,还分别在天津大学和滨江道上的基督教堂作过关于李爱锐的生平演讲。
当2008年8月8日,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开幕之日,英国《苏格兰人报》把李爱锐评选为苏格兰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运动员。

奥运冠军冒死救出八路军 成名经历拍成著名电影

发布时间: 2008-07-25 14:40:01

1924年巴黎奥运会是一届英雄辈出的奥运会,在所有的英雄之中,利迪尔尤其值得中国人敬仰。1902年1月,埃里克•利迪尔出生在中国天津,父母均为苏格兰人。1907年,利迪尔随父母回国。在巴黎奥运会上,他以47秒6的成绩获得400米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这个纪录直到1959年才被改写。奥运会后,利迪尔回到了中国天津新学中学(现天津17中),以独特教学的方法和平易近人的作风成为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其间,利迪尔还抽空参加一些在中国进行的田径比赛。1929年在民园体育场举办的万国田径赛上,利迪尔取得了自己一生最后的一枚金牌。

抗日战争爆发后,利迪尔两次从战场上将两名奄奄一息的八路军战士送到教会医院并抢救过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将包括利迪尔在内的一千多名外国人关进山东潍坊的集中营。利迪尔凭着记忆自编了化学课本,教集中营里的孩子们化学课程。这段经历在美国人兰格登古凯所著的《山东集中营内》一书中有详细记载。后来,在以英国侨民交换日军战俘的名单中,利迪尔被英国首相丘吉尔列入第一批名单当中。但利迪尔把机会让给了别人,因为他发现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1945年2月,距离抗战胜利只有半年的时候,利迪尔因脑瘤死在集中营,年仅43岁。

利迪尔的成名经历,在1981年被拍为电影《火的战车》,获得了第54届奥斯卡最佳编剧、最佳服装设计等多项大奖。1988年,山东潍坊为利迪尔墓地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由他的家乡苏格兰马尔岛花岗石制成,碑背面记载了利迪尔辉煌而短暂的一生,正面碑文是:“他们应可振翅高飞,为展翼的雄鹰;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劳。”1990年,为了纪念这个了不起的人物,中国香港建立了埃里克•利迪尔基金会。1995年,在利迪尔去世50年之后,他的小女儿把父亲在万国田径赛上夺得的金牌捐给了天津17中。

**真正傳播﹕李愛銳和奧運英雄在中國

Eric Liddell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Eric Liddell; Christian History Institute

信仰造就的英雄——利迪爾_愛是同受苦難

昨晚偶然看见中央十台节目预报:9点半到10点《探索发现》栏目要播出奥运系列节目之一“烈火战车”,讲述1924年巴黎奥运会。我知道“烈火战车”是一部著名影片的片名,影片就是根据奥运会冠军利迪尔的真实故事拍成的,利迪尔是虔诚的基督徒,为了星期天守主日,拒绝在星期天参加自己的强项100米赛跑,他的队友因此将自己400米的参赛资格让给他,他怀着对上帝的信和爱,在并非其强项的400米一举夺冠,并且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并且一直保持了35年,直到1959年才被改写。于是本该早睡的我就一直等着看这集片子,想知道利迪尔会不会出现在片中,想知道片中会不会讲述利迪尔其他的故事。

1924年的奥运会是一届英雄辈出的奥运会,有些冠军后来甚至进军好莱坞成了明星,然而所有的英雄之中,利迪尔是最值得人们敬仰的英雄,尤其值得我们中国人敬仰,因为,他生于中国,死于中国!片子中对利迪尔的信仰避而不谈,但仍然将他作为了那届巴黎奥运会的主角,给了他极高的评价,然而我们应该知道,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上帝而做,靠着上帝他才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英雄。

1902年,利迪尔生于中国天津,父亲是英国传教士,后来他回国上学,考入爱丁堡大学。大学里他的赛跑天赋被发现,从而走向赛场。但是他的志向,却仍然是回到中国布道。体育运动会不会影响他的信仰呢?他认为既然上帝造就了他,难道他不应该感谢上帝,发挥上帝赋予他的特长吗?所以他一直为参加奥运会刻苦训练。不料他预定参加的100米赛跑安排在了星期天,作为基督徒的他坚守主日的敬拜,在信仰与比赛的矛盾中他选择了信仰,即使英国王室施加压力也不更改,而他信仰的上帝也给他以回报。他参加了后来的400米,靠着对上帝的信心赢得了比赛。

奥运会后,他又以优异成绩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可以想象他会是多么抢手的人才,想做什么都行,无论下海还是当明星,或者进一个大公司拿高薪,怎么都能轻轻松松名利双收,可是他却回到了中国,那个正在军阀混战之中贫困落后的国家,去做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学教师。他进入的是天津新学中学(现天津17中),这所教会学校对于所聘用的外籍教师,有一套严格的录用标准。利迪尔先是经过考试,然后写下一份决心书,才被校方录用。随后,利迪尔还必须到中国的一个贫困地区实习一段时间,再经过最后一次答辩,并详细论述自己的见解和决心,方可登上新学中学的讲台。校方考虑到所有英籍教师中文水平不高,所以,利迪尔还必须到北京燕京大学学习一年中文。

在新学中学,利迪尔承担高中理工科的教学工作。他的独特教学方法和平易近人的作风让他成为学校里最受欢迎的老师。而在这期间,利迪尔仍然会抽空参加一些在中国进行的田径比赛。1929年,在民园体育场举办的万国田径赛上,利迪尔取得了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枚金牌。1995年,在利迪尔去世50年之后,他的小女儿把利迪尔最后获得的一枚金牌捐献给了父亲曾经执教过的学校。利迪尔对中国的教育和体育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而他生命的光辉在他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在日军集中营中放射出了最明亮的光华。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将在中国的外国人1500人关进了山东潍坊的日军集中营,利迪尔名列其中。即便是在集中营里,利迪尔也永远是一个深受大家欢迎的人,孩子们觉得他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亲切地称他“埃里克叔叔”,年纪大的,则将他视为一位可靠的朋友、绝对可以信赖的人。在集中营里,利迪尔凭着记忆自编了化学课本,教集中营里的孩子们化学课程。兰格登古凯,美国人,他所写的《山东集中营内》一书中,对利迪尔做过如下描述:“当我在集中营的晚上,走过娱乐室时,经常看见埃里克·利迪尔俯身在棋盘和船模型旁工作,或者在指导人们跳一种社交方格舞。他总是全神贯注,又兴致盎然地捕捉那些被囚禁者的想象力。他已经四十几岁,但身体仍然轻巧、柔软,步履灵活自如,不过最重要的是,他那时充满幽默感和热爱生命的热情,他的热心和魅力,使大家适应了那段苦难的日子。”

后来,日本提出用集中营关押的侨民与英美等国交换战俘,于是英国方面就将利迪尔的名字列入了第一批交换名单之中,据说是丘吉尔亲自将利迪尔排在了第一个,但利迪尔把逃出苦海的机会让给了别人,主动选择留在集中营。那时,他已经得了脑瘤,在集中营这样的生活医疗条件之下必死无疑。1945年2月,离抗战胜利还剩下半年的时候,利迪尔死在了集中营里,年仅43岁。上帝接他回到了天家,相信他必定能蒙上帝的喜悦,是上帝忠心而良善的仆人。

1988年,一批中外友好人士聚集山东潍坊,为在那里建立的埃里克·利迪尔墓地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由产自他的家乡苏格兰的马尔岛花岗石制成,镌刻有中英文碑文,正面是:“他们应可振翅高飞,为展翼的雄鹰;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劳。”我想,这应当是出自圣经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背后则记载了利迪尔辉煌而短暂的一生。1990年,为了纪念这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位出生于苏格兰、后居住在香港的土木工程师丘嘉先生,倡导并建立了埃里克·利迪尔基金会。

这就是一位信仰造就的英雄——利迪尔,他爱中国,甚至死在中国,他在中国没有得到什么,却献出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