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无数战争中第一个照顾双方受伤士兵和平民的国际组织红十字会的历史

红色的十架-国际红十字会

千百年来无数战争中第一个服侍双方受伤士兵和平民的国际组织红十字会因着耶稣基督的永恒大爱由基督徒在十九世纪建立起来。受伤的双方士兵和平民们终于有了一个国际组织的帮助。
让.亨利.杜南特(Jean Henri Dunant,1828-1910)是日内瓦一位富裕的金融家之子,1859年杜南特在义大利争取国家统一的战役中,目睹了伤病者的惨状。五年以后(1864),他与来自16个国家的24位代表,组成了国际红十字会。杜南特的基督信仰,使他建立了一个能够安慰战场上受伤兵士,并为他们包扎伤口的组织。信仰也使他选择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基督受难、救赎的象征——作为红十字会的标志。这红色的十架,至今仍被公认为怜悯与爱的象征。杜南特本人临终前的话表明他对基督的信靠:我是个第一世纪基督的门徒,仅此而已。

美国红十字会组织在内战爆发六年之后(1871),正式成立。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常被誉为美国红十字会的创始者之一。美国内战期间,巴顿勇敢的照顾病患,她的名言是:跟着炮火走。她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带着基督的怜悯,探访照顾战争双方的战俘与受伤垂死的病人。

人物简介
亨利·杜南 (Henry Dunant) 于1828年5月8日出生于瑞士日内瓦,是一位议员的儿子。从小受人道主义思想的熏陶,十分关心老弱病残和社会底层的穷苦人。1859年6月,这位年青的银行家偶经意大利北方的索弗利诺镇,恰逢拿破仑三世指挥的法兰西—撒丁岛联军与奥地利军队战斗的最后阶段,他亲眼目睹尸横遍野的战场上,无数的伤员在不停地呻吟、叫喊。由于缺少医护人员,大部分伤兵得不到应有的护理。富有同情心的杜南为这种惨象所震惊。他立即到镇上动员和组织居民救护这些伤兵。1862年11月,杜南把这次亲身经历写成《索弗利诺的回忆》一书,在日内瓦发表。他在书中强烈呼吁人类不要战争,在战时有必要不分你我,向敌对双方派出救护团体。1863年2月,由他发起在瑞士日内瓦成立了一个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年10月,欧洲16国的代表在日内瓦举行国际会议,决定在各国成立红十字组织。为表示对杜南和他的祖国的敬意,会议决定以瑞士国旗图案红底白十字相反的颜色与图案——白底红十字作为红十字会的通用标志。

1864年8月,红十字会在日内瓦再次举行会议,签署了第一个《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即红十字会公约。从此,红十字会正式得到国际公约的承认和保护。由于宗教和历史等原因,一些伊斯兰国家类似的组织采用红新月或红狮和太阳作为标志。

红十字会都是同一性质的志愿的救护、救济团体,在世界上被认为是一个超越国界、超越时空的非政治、非宗教的人道主义团体。初创时旨在在战时照顾伤员,后成为一般地预防灾难、救济难民的机构。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成立了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在国际上,它们的联合组织是红十字会。

亨利·杜南开创的红十字事业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他却为此耗尽了自己的资财,沦为老人济贫院的病人。1896年当人们在济贫院发现他,并了解他是国际红十字组织奠基者的身世后,人们把世界上最崇高的荣誉赐予这位慈爱的老人。1901年他获得了首次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1910年10月30日杜南离开了人世。

红十字会
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场救护。瑞士人亨利·杜南是红十字运动的创始人。

1859年6月24日,亨利·杜南途经意大利北部小镇索尔,弗利诺正赶上法国、撒丁国联军与奥地利军之间的一场战役。战场上尸横遍野,死伤者达4万多人。杜南立即组织当地居民抢救伤兵、掩埋尸体……。

战争结束后,亨利·杜南写下了《索尔弗利诺的回忆》。在书中他描绘了战争的悲惨情景及想对伤员进行救援但又力不从心的遗憾和不安。他在书中提出两项重要建议:一是在各国成立伤兵救护组织;二是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研究制定保护伤兵和伤兵救护组织权益的国际公约。杜南用热情和人道精神震憾了人们的心灵,在欧洲赢得了广泛的共鸣。

瑞士的日内瓦公共福利会选出了以亨利·杜南等五人组成筹备组。1863年2月17日,委员们在日内瓦召开了首次会议,由此“五人委员会”(即后来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前身)成立了。

杜南把钱和时间都用到了他的事业中,跋山涉水获得大多数欧洲各国政府的赞同。1863年10月26日至29日在日内瓦召开了有16个国家30位代表参加的会议,宣布成立“日内瓦委员会”,通过了一些决议。1864年8月8日至22日,在第二次会议上有12个国家签署了《1864年8月22日关于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又称《日内瓦第一公约》),同意保证卫生人员中立,加快物资的使用,并通过特殊标志—-白底红十字,正式承认国际红十字会。1867年在巴黎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红十字大会,1880年“日内瓦委员会”更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生平经历
3.1早期经历
杜南在1828年5月8日出生在一个日内瓦的加尔文派家庭,他的父亲Jean-JacquesDunant和母亲AntoinetteDunant-Colladon都是生意人,他是长子。他的家人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这对他有重大影响,在生活中,他的父母都极力强调做人的价值,他的父亲积极帮助孤儿和被释放的罪犯,而他的母亲则帮助病人和穷人。

杜南成年后亦信奉基督教,他18岁时加入了日内瓦的社会慈善机构。次年,与朋友一起,创立了“星期四协会”,一名青年男子说,他们经常开会研究圣经和帮助穷人,他花了很多空闲时间从事监狱探访和社会工作。

1852年11月30日,他创建了“日内瓦基督教青年会”,三年后,他参加了在巴黎的会议,专门讨论成立国际组织。

1849年,21岁时,杜南因为糟糕的成绩被迫离开学院,他去了一家典当行当学徒。圆满结束学徒生涯后,他进入了一家银行成为一名雇员。游历了北非与西西里,这给他带来了一些财富与企业经营的经验。

3.2阿尔及利亚
1853年,杜南去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西西里,对转让和倒闭的公司,他尽量“收购”。为了取得土地与水权,他前往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打算直接向正在当地率军打仗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提出申请计划。尽管缺乏经验,但他成功地完成了任务。灵感来自旅行,他写下了第一本书,叙述了在突尼斯的经历,出版于1858年。

3.3苏法利诺战役
在1859年6月24日,杜南途经苏法利诺,正好遇上法国、萨丁尼亚联军正在对奥地利作战,双方死伤惨重,战场上都是无人照顾的伤兵。迪南先生亲眼目睹该惨状,为伤兵乏人照顾、辗转致死而感到震憾。因此他自愿地组织一支平民队伍,在近四万具尸体中抢救伤患,为无数受伤士兵在战场上无人给予基本医疗,并且自费购买必要的物资。

3.4创立红十字会
1859年7月初杜南回到了日内瓦的途后,杜南决定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名为UnSouvenirdeSolferino(《苏法利诺回忆录》,1862年11月8日出版)的书。当中建议设立一个民间中立的救援组织,以便在战争发生时,能及时救助在战场上受伤的伤兵。出版后,迪南周游欧洲各国来推展他的想法,他的提议得到了法国大作家雨果的声援,甚至连拿破仑三世都赞同他。后来日内瓦公共福利协会主席古斯塔·莫瓦尼埃(Gustave Moynier)注意到了这本书,并在1863年2月9日的会议中提出来讨论。随后他们组织了包括杜南与莫瓦尼埃在内的五人小组来开始进行研究杜南的构想的可行性。

在1863年10月,14个国家参加了由委员会在日内瓦组织的会议,以讨论如何照顾受伤的士兵。但由于因为莫瓦尼埃对削弱他的领导地位所作的“努力”,这时的杜南只是一位挂名的领导人。一年后,由瑞士议会组织的外交会议促成了有12个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日内瓦公约》。这次杜南也仅负责安排与会者的食宿问题。

在1864年有12个国家签署了该文件,成为国际红十字会和首个日内瓦公约的基础。

3.5被遗忘的时期
迪南后来都在忙着红十字会与其它的人道救护事业,还推广成立类似世界图书馆的机构,因此没空管理自己的企业,而且最后那个水权也没拿到,因此在1867年宣告破产。由於他的公司牵涉太多人,此后他在日内瓦已经没有朋友,甚至连莫瓦尼埃都在想尽办法抢取迪南应得的名利。
在1867年3月,他离开家乡日内瓦,并说在有生之年将不会返回。

在1867年8月25日,他辞去秘书长,并于9月8日完全脱离委员会。在1864年就成为委员会主席的莫瓦尼埃对杜南的被驱逐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868年2月,杜南的母亲去世。他同时被“日内瓦基督教青年会”开除。

移居巴黎后杜南过着清贫的生活,却仍继续推行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和计划。在普法战争(1870至1871年)期间,他创立了共同救济协会,不久后又创建秩序和文明共同联盟。他认为应当讨论裁军问题,并搭建一个国际法庭来调解国际冲突。后来,他又为建立一个世界图书馆而努力,该想法在将来的项目中得到反映,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继续推行和宣传他的想法过程中,他进一步忽略了自己的个人状况与收入,致使税务增加,并被熟人和朋友躲避。尽管他被奥地利、荷兰、瑞典、普鲁士和西班牙的国家红十字会任命为荣誉会员,却几乎被红十字运动的官方发展所遗忘,即使该运动正迅速扩展到新的国家。

他生活在贫困中,在1874年和1886年之间,他去了很多地方,包括斯图加特、罗马、科孚岛、巴塞尔和卡尔斯鲁厄。在斯图加特时他认识了图宾根大学学生鲁道夫·米勒,后来与他建立了密切的友谊。

1881年,与斯图加特的朋友们一起,他首次到瑞士的度假村海登。

1887年在伦敦生活期间,他开始每月收到一些远亲的资助。这使他的日常生活有所保证,同年7月,他搬到了海登,并在那里度过余生。

1892年4月30日起,他住在由HermannAltherr医生主持的医院兼疗养院里。

他在海登认识了青年教师威廉Sonderegger和他的妻子苏珊娜,他们鼓励他纪录自己的生活经历。Sonderegger的夫人创办了一个海登红十字会分会,杜南于1890年成为其名誉主席。

3.6重新得到公众关注
1895年9月,圣加仑《东部瑞士人》报主编GeorgBaumberger撰写了一篇文章记述一个月前在海登遇到的这位国际红十字会创始人。这篇名为“HenriDunant,thefounderoftheRedCross”(亨利·杜南,红十字会创办人)的文章见报后被欧洲各国报刊不断转载,引起轰动,他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与支持。他获得了瑞士Binet-Fendt奖和天主教教宗利奥十三世写来的信。由于来自沙皇寡妇玛丽亚·费奥多萝芙娜的支持及其它捐助,他的财务状况得到大大改善。 1897年,当时在斯图加特担任教师的鲁道夫·米勒写了一本关于红十字会起源的书,对官方记述作出更改以强调杜南所起的作用。该书还附上了《苏法利诺回忆录》。杜南开始与贝尔塔·冯·苏特纳通信,并撰写大量文章与著作。他尤其积极撰写女权文章,1897年还帮助仅在布鲁塞尔有过短暂活动的“绿十字”女性组织。

1901年,他和弗雷德里克·帕西(国际和平联盟和各国议会联盟创办人)同获首届诺贝尔和平奖。关於其得奖有些争议,红十字会的创始来自杜南,可是他竟然被遗忘了。有些人建议他应取医学奖,因为那是红十字会的基本贡献。虽然晚期的杜南很贫穷,但他是他一直没有动用诺贝尔奖所提供的奖金,最后他把大部分的奖金捐给了挪威与瑞士的慈善事业。

人物逝世
1910年10月30日晚上10时,迪南因病逝世。死后依其遗愿火葬,将骨灰埋在苏黎世;没有人送葬,更别说是葬礼。他的墓碑上没有墓志铭,只有一幅大理石浮雕:一个救护者跪在一个垂死之人的旁边,喂着他生命的甘露。 1935年,他们的儿子勒内出版了一本杜南写给他父亲的书信汇编集。

1948年,也就是迪南逝世之后38年,国际红十字协会理事会决定把5月8日,也就是亨利·迪南先生的生日,定为“世界红十字日”。迪南在海登的时期与Susanna结婚,育有一子René。

人物陵墓
杜南晚年贫病交加,就一直住在疗养院。日内瓦公约和红十字会的发起人让·亨利·杜南1910年10月30日逝世于海登,时年82岁。他在遗嘱中决定把他遗产的大部分捐赠给挪威和瑞士两国的慈善团体。他的骨灰盒被安葬在苏黎世的一处公墓里,确切地点不为人所知死后依其遗愿火葬,将骨灰埋在苏黎世;没有人送葬,更别说是葬礼。他的墓碑上没有墓志铭,只有一幅大理石浮雕:一个救护者跪在一个垂死之人的旁边,喂著他生命的甘露。1948年,也就是杜南逝世之后38年,国际红十字协会理事会决定把5月8日,也就是亨利·杜南先生的生日,定为“世界红十字日”。

获得荣誉
6.1诺贝尔和平奖
1901年,他和弗雷德里克·帕西(国际和平联盟和各国议会联盟创办人)同获首届诺贝尔和平奖。关于其得奖有些争议,但本着诺贝尔本人将奖项发给个人的遗愿,最终杜南得以获奖。在诺贝尔委员会上支持杜南的挪威军医HansDaae成功将杜南的10.4万瑞士法朗奖金存在挪威银行,以避免被杜南的债主拿去。在杜南的余生中,他一直没有动用这笔奖金,最后他把大部分的奖金捐给了挪威与瑞士的慈善事业。

6.2名誉博士学位
在1903年,杜南在海德堡大学医学院获得名誉博士学位。

6.3世界红十字日
为了表示对迪南本人的敬意并表彰东道国瑞士对会议所做的贡献,代表们一致同意,以瑞士的国旗为标志,只是颜色改为相反的白底中间一个红十字,并定名为“国际红十字会”。

1948年,也就是杜南逝世之后38年,国际红十字协会理事会决定把5月8日,也就是亨利·杜南先生的生日,定为“世界红十字日”。

部分资料来源于百度

 

东方哈佛上海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从创立到解散的近百年历史

校训: Light & Truth(光明与真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叶,美国圣公会在中国上海创办的一所享有盛誉的高等教育学府,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被称为“东方哈佛”。1952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解散。

該校解散以后,上海聖約翰大學校董會主席歐偉國會同廣州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和香港教會團體,合併包括上海聖約翰大學在內的中國大陸原13所著名基督教大學,創立崇基學院;崇基學院於1963年被併入「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的教堂聖壇兩旁仍然排列国民政府时期(1951年前)十三間基督教大學, 包括上海聖約翰大學的校徽木刻。

圣约翰大学创建于1879年,原名是圣约翰书院(Saint John’s College),是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将原来的两所圣公会学校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而成,办学初期设西学、国学神学三门,用官话上海話授课,1881年学校的英语老师卜舫济牧师(F. L. Hawks Pott)开始完全用英语授课,这是中国首座全英语授课的学校。1886年年轻的卜舫济出任校长,时间长达52年,对圣约翰的发展發揮了很大的影响。

1892年起学校正式开设大学课程,并且将英语作为最重要的学科教授。1905年,圣约翰书院正式升格为圣约翰大学,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注册,大学设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四所大学学院以及一所附属预科学校,成为获得美国政府认可的在华教会学校。此时的圣约翰已经初具规模,拥有了一座礼拜堂聖约翰座堂)、一座以创办人名字命名的中国式教学楼“怀施堂”和另一座用庚子赔款所建起来的“思颜堂”(纪念学校的第二任校长颜永京牧师)。1913年,圣约翰大学又开始招收研究生,1936年开始招收女生,后来发展成为一所拥有5个学院(原来的4所加上后来的农学院)16个系的综合性教会大学,是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入读者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而且拥有很浓厚的教会背景。学校直到1947年才向國民政府注册。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圣约翰大学曾将学校迁往公共租界里的南京路,与沪江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五校组成上海联合基督教大学,但后又于1940年迁回原校址。学校的办学经费除了来自学费的收入外,也有教会和其他社会捐款。

1950年12月,圣约翰大学正式宣布与美国圣公会脱离关系。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当时中共政府的教育政策是模仿苏联,大量削减综合性大学,改办专门学院,原有教会学校多数被拆分,圣约翰大学硬體設施也被拆散并入上海多所高校,按照并入院系数量排序,依次是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3]其中文、理学院主要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医学院与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后改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2005年改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上海聖約翰大學的人員則奔赴香港。校董會主席歐偉國在香港複校,成立崇基學院。後併入香港中文大學。

圣约翰大学的校园位于上海市区西部苏州河的一个转折处,其建筑设计结合了中国和西方的元素。1954年前曾是华东师范大学分部所在地[4],后为交付给新成立的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

圣约翰大学是首个将西方教学风格引入中国的学校,除了极重视英语以外,也十分强调宗教、体育和课外活动。校内的体育设施完善,这里还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足球队,圣约翰大学足球队。其他的学生组织、活动也十分多,包括许多十分活跃的左派学生团体,曾十分活跃地参与了五四运动等政治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曾有19名教职员及553名学生因对学校当局不满而离开圣约翰大学,自组光华大学,该校在1951年院校调整中并入华东师范大学

圣约翰大学的入学考试长达6天,每天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到4点,6天之中只有一天使用中文,其余都使用英文,录取之后每学期学费昂贵,要两百多银元。每年录取人数不定,超过及格线都录取,不及格则都不录取,没有既定名额。圣约翰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上基础课,二年级分文理科。

1992年圣约翰联谊大会上,约大校友通过了“三管齐下”的复校方针:第一,在上海复校;第二,将原台湾新埔工专升格为圣约翰大学;第三,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设立圣约翰学院。

圣约翰大学香港校友会会长应道富曾说,复校的第二、第三项已经实现,第一项也由华东师范大学决定创立“申江书院”(Saint John’s College)而最终完成,“复校计划圆梦了”。

圣约翰在香港

在香港,上海圣约翰大学校董会主席欧伟国会同广州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和香港教会团体,合并包括上海圣约翰大学在内的中国大陆原13所著名基督教大学,创立崇基学院崇基学院于1963年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在香港的傳承成就最為顯著。蓋因在香港的傳承系由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董會實現。至今,香港中文大学是亞洲頂尖大學。

圣约翰在台湾

1967年,台灣的聖約翰大學校友為了延續聖約翰的精神,原本打算在台復校,但當時中華民國教育部暫不開放新設大學,故僅能開辦專科學校,遂成立新埔工業專科學校,於2005年升格為聖約翰科技大學

圣约翰在加拿大

另外,聖約翰校友得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支持下於該校設立專為研究生而設的聖約翰學院。據上海聖約翰大學校友沈鑒治所言,雖母校不能在中國大地上重現,但這已是復校的第一步,故這所學院得到不少校友支持。

圣约翰在上海

2015年,在圣约翰校友的支持下,华东师范大学宣布筹建“申江书院”。

圣约翰大学拥有许多著名的校友,曾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起到过重大影响,其校友多活跃于中国商界、政界、外交界、教育学术界和医务界,知名的校友包括了顾维钧宋子文严家淦林语堂荣毅仁邹韬奋周有光凌道揚(林業學家、崇基學院第二任校長);法学家史久镛;外交家施肇基;政治家俞大维俞鴻鈞鍾士元鲁平钱李仁;教育家張伯苓孟宪承张建邦马约翰;作家劉以鬯董乐山;作曲家瞿希贤;实业家刘鸿生吴舜文经叔平宋子良宋子安孔令侃;建筑学家沈祖海张肇康陳從周;宗教人士丁光训邱励徐诚斌;經濟學家蔣中一;科学家錢紹禎萧孝嵘;电影制片人邹文怀等人。著名建筑师貝聿銘则为聖約翰大學附屬中學之畢業校友。

在2015年10月举行的圣约翰大学第十一届世界校友联谊会上,圣约翰校友联谊会主席、圣约翰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高尚全正式宣布圣约翰大学北京校友会加入华东师范大学校友会。“这是为了圣约翰大学校友会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他还进一步阐释了其中的原因:圣约翰大学的很多人、物等教学资源都由华东师大继承,而华东师大“申江书院”是对圣约翰大学最好的传承和纪念。

近代中国著名基督教学校中国内地会的芝罘学校

芝罘学校英语:Chefoo School),又名中国内地会学校英语:China Inland Mission School),是中国内地会在山东烟台创办的一组著名的传教士子弟寄宿学校,包括三所分别为男女青少年和幼儿设立的学校。

芝罘学校是一所校风严谨的英国式学校,课本、教授全采用英制。该校设小学部与中学部,曾被誉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语学校”。

自1866年以来,中国内地会具有奉献精神的男女传教士大多在内地省份的穷乡僻壤传播福音,为了解决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1879年,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来到北方海滨城市烟台,在东郊风景优美的海边买地(今滨海路海军航空学院内),第二年建成教室、宿舍及教员住宅,秋天正式开学。到1932年有学生271人。

起初,芝罘学校附属于为传教士开设的疗养院,但是后来发展规模超过了疗养院本身。1881年,W L Elliston 先生开始给最初的三名学生上课,其中包括先锋传教士祝名扬(Charles Henry Judd)的两个儿子。Elliston 也是最初的校长。

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1938年2月,日军进入烟台。起初,英国人和美国人被视为中立国公民,学校运转未受太大影响。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海军查封了芝罘学校,逮捕了校长。1942年11月,芝罘学校的300多名师生被关押在烟台毓璜顶长老会住宅改建的集中营,1943年夏天,被转移到潍县乐道院集中营。师生们在营养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却奇迹般的毕业了三届,而且一如既往的坚持了牛津考试的严格标准。

二战期间,芝罘学校的一部分曾经在四川嘉定府(乐山)(1941-1944)和印度的噶倫堡(1944-1946)临时开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北方政局变化,芝罘学校没有在烟台复校,而是临时在内地会上海总部立足(1946年到1947年)。1947年,内地会买下江西牯岭美国学校(Kuling American School)的四层都铎式大楼的校舍,将芝罘学校迁到那里。教师和学生逐渐恢复。到第一个夏天,已经有126名学生。1949年5月,共军占领牯岭。芝罘学校在监视之下继续开办。1951年,内地会被迫从中国完全撤出,被称为“一次不情愿的出埃及”。在1951年2月到4月之间,芝罘学校的师生被迫撤离庐山,他们也是最后一批离开牯岭的外侨。他们被遣送到香港,学生们的传教士父母已经在那里等候自己的子女。

随着传教士在东亚地区重新部署,芝罘学校曾经分别在日本(1951-1998)、马来西亚(1952- 2001)、泰国(1952-1954)、台湾 (1954-1961)和菲律宾(1956-1981年)建校。2001年6月,芝罘学校在马来西亚的最后一所学校停办,拥有百年历史的芝罘学校终于划上了句号。

芝罘学校校友会成立于1908年,目前在北美(多伦多)、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设四个分会。戴德生曾孫戴紹曾(James Hudson Taylor III)曾任会长。其会刊《芝罘》(Chefoo)创刊于1908年,至今仍在出版。

1940年代,曾在烟台工作的中国基督徒尹任先模仿芝罘学校的模式,在内地会的支持下,先后在重庆与苏州创办了圣光学校

附 YOUTUBE 上数以万计个介绍世界各地基督教教会学校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