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1950:历史不能遗忘的中国教会医院

      从主耶稣基督的公元诞生开始,两千年来世界各地的医院系统包括早期全欧洲的医院,整个拉丁美洲的医院 (绝大多数由天主教会建立),北美洲绝大部分的医院,非洲和太平洋岛屿上所有的医院,亚洲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医院都是由基督徒出于救死扶伤的爱心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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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800到1950年间,占中国医院绝大多数的中国教会医院在介绍西医西药,培养西医和护理人才以及医院管理等方面都曾做过许许多多工作,并为千千万万病患者解除过痛苦或是挽救过生命。西医和福音得以经基督教传教士之手传播至中国。

  澳门的眼科诊所和广州的伯驾医院是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建立的医院。1838年2月,以推动医学传教为宗旨的专门机构中华医学传道会在广州成立,它导致一大批医学传教士涌人中国,这些传教士在他们可以立足的地方都首先建立起医院或诊所。

  1842后,这类诊所和医院推广到香港和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等地。1860年后,这类诊所和医院被推广到整个沿海、沿江和广大的中国内地。据统计,到1850年,中国至少有10处这样的场所,1889年有61所。

  1900年以后的头20年,教会医学事业的发展却日如中天,迅猛异常,其重要特征是教会大学蓬勃兴起,教会医学校在各地出现。如广东女子医学校、北京协和医学堂、汉口协和医学校、济南共和医学校、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福州协和医校、沈阳教会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系、湘雅医学校。除上述重要医学校外,尚有山西川至医学校、北京中法大学医学院、女基督教徒医学院(上海)等数所。

  据1913年的统计,教会医学校学生500人。1915年统计,在华教会学校23所,各类护士学校、药学校、助产学校36所(参见医学教育章)。

  教会医院的增长虽不及医学教育显著,但是,1900年后的头10年,一些原著名的教会医院业已全部重建,原有的医院几乎均建在现代化的建筑里。

  据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的统计,教会医院业已遍及全国20多个省区达166所,诊所241个,教会医生301(男207女94)。到1915年,医生数量达383人(男277女106)。

  1921年的统计表明,主要省区均有教会医院,具体是:河北:医院24所,独立药房(即不在医院内)7个;安徽:医院8所;浙江:医院19所,药房9个;福建:医院41所;河南:医院16所,独立药房11个;湖南医院18所;湖北:医院27所,独立药房8个;甘肃:医院2所,独立药房12个;江西:医院12所,独立药房19个;江苏:医院34所,药房6个;广东:医院39所;广西:医院4所;山西:医院11所,药房12个:贵州:医院3所,独立药房6个;东北三省:医院25所等。

  1936年《中华年鉴》统计,全国20个省有教会医院426所。无论上海,还是全国各地,最好的三甲医院其前身大都是教会医院。

  从医学史来看,近代西方医疗空间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脱胎于教会与医学上的特殊联系,教会医院在晚清中国,起初接近的多是无望的病人,无助的穷人,多是社会弱势群体,因此,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人道主义色彩。修道院附设医院等慈善机构,牧师、教士、修女扮演医护角色的教义基础。修道院作为最早的医院,照料与处理了无数的病人,赢得了民心。

  在19世纪30年代,齐鲁医院创办。该院及医校的建立在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也为近代的济南及山东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学知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早年齐鲁医院的经费源于美国罗氏驻华基金会和英美十余个教会团体的捐助,以及哈佛燕京基金年息的贴补和医院的收入,加以国际间的信息渠道畅通,名医荟萃,所以发展迅速,与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同济医院、成都华西医院一并称为建国前中国四大教会医院,颇负盛名。

  1858年底,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再度踏进广州城,开始他在中国长达40余年的行医生涯。嘉约翰抵广州后,即在南郊增沙街租下一间店铺,加以改造和装修,粉刷一新,使之适和于医疗。1859年1月中旬医院开业,正式命名为博济医院。在这所中国早期著名的教会医院里,嘉约翰自任院长长达44年。

  博习医院(Soochow Hospital)是美国南方监理会在中国苏州创办的一所西医医院。

  1882年5月20日,美国监理会派遣2位刚从美国医学院毕业的医疗传教士——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和蓝华德(Walter Russell Lambuth)从纽约出发,取道英国,于12月2日在上海登陆,12月17日到达苏州。

  蓝华德与柏乐文到苏州后,即在苏州城东部的天赐庄买了7亩墓地,在原有诊所的基础上创办了博习医院。1883年4月8日,医院动土起建,11月8日,博习医院正式开业。建成中式平屋8幢,分别作为门诊室,内、外科病房,手术室、戒烟室、宿舍、洗衣房及厨房。当时设病床30张。据监理会刊物称这是中国内地(不包括通商口岸)最早的一所正式西医医院。在开办的第一年的门诊量即达到7600人次,他自己也获得“柏好人”的美誉。

  柏乐文在苏州博习医院,将许多西方最新发明的技术,例如消毒法、麻醉术、x光机等介绍到中国,苏州博习医院是中国最早使用x光机的医院。1888年,柏乐文又创办了一个医学班培养学生,当1901年3月,监理会在苏州天赐庄创建东吴大学后,该医学班在1904年归并东吴大学,筹建医学院。

  1920年,柏乐文利用来自监理会、洛克菲勒基金及地方捐助的20万银元,拆除博习医院原有中式平房,兴建1幢3层半住院大楼和1幢2层门诊大楼,拥有100张床位。建筑工程于1922年春落成,是当时中国相当先进的一所西医医院,被美国外科专家评价为“如此医院全中国仅三、四处而已。”。

  1927年春,柏乐文退休返回美国,同年12月14日逝世。他的骨灰被运回苏州,安葬于葑门外安乐园。

  早在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札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年)与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顿(JohnLivingstone)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是为基督新教在华行医施药的开始。几个月内,诊所便为300名病人施诊。1827年,马、李与新来华的郭雷枢(T.R.Colledge)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院,主要为穷人施诊,主治眼病,兼治他病,来诊者每天平均有40人之多,澳门附近亦有人前往就诊。据统计,从1827年到1832年10月,5年之中,共治愈4000余人。

  1835年11月,来自美部会的专业医师伯驾(PeterParker,1804–一1889年),开办了东方第一所教会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即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医院租用当地商人的楼房,具有一定规模,可以接纳200个病人候诊,收留40个患者住院。伯驾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从事医药传教之首位牧师,他的外科手术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妙手回春的消息常常不胫而走,在士绅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

  广州医局在短时间里飞速发展,病者日增,每日平均赴诊者约200至300不等,有时多达600人。伯驾1844年的报告表明,教会医院成立6年中,共为1.2万多名患者解除痛苦。

华美医院与医校

  1890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医师聂会东夫妇从登州来到济南,负责该教会在济南的医疗事务,并与洪氏提凡夫妇及安德逊女士合建华美医院(今青龙桥北后坡街117号)。这是济南首家西医诊所和分科最全的医院。

  该院实行男女分诊,一般免费诊疗,并开始实行医护分工。1891年设养病室,收治住院病人。与此同时,又建立华美医院医校,收徒授课,传播医学知识。

  进入20世纪后,华美医院、医校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华美医院在1929年后另设女医院,以妇、产、小儿科为主,并接受产妇住院分娩,有产床15张,是当时设备较全的医院。1934年后,并入齐鲁医院。华美医校则在20世纪初并入济南共和医道学堂。

  1903年华美医校与山东省内青州(今益都)、邹平、沂州(今临沂)的三个基督教会医校联合,轮流在各地上课。同时英国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的人开始筹建新校。时值济南在1904年开埠后,开始以主动开放的姿态吸纳异域文明,逐渐成为山东及华北地区较有活力的中心城市之一。在此条件下,英、美两国教会遂将校址确定在了济南。

  1907年,英国基督徒艾宗敦捐巨资给英国浸礼会,同时美国北长老会也募到了一批款项。第二年秋,两教会在南关基督教礼拜堂以西动工兴建学堂,与聂会东创办的医校合并,称为“共和医道学堂”。同一年,作为学堂的实习基地,聂会东在今南新街开设济南共和医院,分内、外两科,设药房、化验室,美籍医生徐伟廉任化验室主任。

  1910年3月,济南共和医道学堂开始招生学员10名。在医学大讲堂和诊病所竣工后,1910年4月17日,济南共和医道学堂举行庆典,并于次年更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科长(即校长)为聂会东,英国人巴慕德任共和医院院长。

  1914年,在英国浸礼会的全力资助下,济南共和医院开始在东双龙街扩建养病楼和宿舍,并附设省内最早的X光室。1915年9月,养病楼竣工启用,山东督军靳云鹏亲临开幕典礼。

  济南共和医院是当时中国国内最新型、最宽大、设备最佳的医院。该院和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的建成,为齐鲁大学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16年,北京协和医院的部分师生并入共和大学医科。

  1917年,美、英、加拿大三国的基督教会为便于传教,在济南集资兴办了齐鲁大学。此后,外国教会医士团体中国博医会将南京金陵大学医科、汉口大同医学堂的部分师生并入该校,与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共同组建齐鲁大学医科,聂会东任科长。原共和医院改称为齐鲁大学医科附设医院,简称齐鲁医院,巴慕德任院长。

  由于齐鲁医院的经费源于齐鲁大学,有美国罗氏驻华基金会和英美十余个教会团体的捐助,以及哈佛——燕京基金年息的贴补和医院的收入,加以国际间的信息渠道畅通,名医荟萃,所以发展迅速,与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同济医院、成都华西医院一并称为建国前中国四大教会医院,颇负盛名。1928、1937年日军两次侵占济南期间,因是外国教会势力创办,该院成为战火中的孤岛,免遭兵燹之灾。1934年后,华美医院并入齐鲁医院,成为其门诊的下属分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英、美宣战,齐鲁大学被迫南下成都,与华西大学暂时合并,齐鲁医院则被日军仁字部队强占为伤兵医院。当时未随校南迁的英、美人士,全被遣送到潍县集中营,以尤家骏为首的部分华籍医护人员,则另行组建“济南市立医院”。抗日战争胜利后,齐鲁医院重新恢复为齐鲁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解放后,山东的大学几经调整,齐鲁医院现已成为山东大学的附属医院,称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898年,嘉约翰在广州花地建起精神病院,这是中国第一所用西式疗法的精神病院。

  1911年春,加拿大传教士福古森(W.D.Ferguson)医生夫妇利用药房治病救人,传播福音。1913年,泸州地区的第一所西医医院:泸州福音医院至此正式诞生。

  1844年,英国伦敦会的洛克哈特,关闭了舟山诊所后,转移到上海,在南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开设诊所。1846年在中国医学传教会香港分会资助下,诊所迁到上海北门刚刚落成的楼房里,定名仁济医院。仁济医院开创了外科消毒法在中国的最先应用。仁济医院是上海第一个教会医院。

  1866年汤姆森牧师(Thomson EH.)和美国圣公会共同出资,在上海虹口文监师路与百老汇交汇处租赁中国民房作诊所,起名上海同仁医院。

  1908年,上海成立圣玛丽医院,创办者为巴黎天主教慈善姐妹会和主教帕里斯(Paris P.)。初期仅有四个中等大小的房屋和少量病床,1935年医院建筑扩大,拥有70张病床,属于上海震且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医院,并在姐妹会的协助下,增设了一个护士学校。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看到上海仅有两家外国医院,且远远不能应付日趋增多的病人,遂于1864年在上海租界外滩街办法国医院。1877年迁至苏州河北岸,改称公济医院。1880年,美国圣公会建上海虹口医院(后称圣路加医院),文恒里医师在此任职。不久,医院接受了郭实腊医院董事会提出与圣路加医院合并的建议,创建郭实腊医院。

  在1885年6月左右,在上海从事医疗工作的还有两名女医务人员。最初,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莱芙斯纳德(Reifsnyder E.)医师,于1883年抵达上海,第二年春天,在旧城开一小诊所,两个月后关闭。旋即她又与第一个来华的美国护士麦基奇尼(Mckechnie E.)合作重开诊所,对需要入院者转圣路加医院。后来她俩募集得一笔总数达12000元的捐款,用于在上海城西门外徐家汇建起一个有20张病床的医院——威廉森医院(Williamson M.曾为该医院捐款,为纪念她,称威廉森医院,中国名为:西门妇孺医院),1885年开诊。

  1861年洛克哈特终于来到北京,与伦敦会总部联系,表示愿意帮助教会传教团在北京开设一所医院,为中国人施医给药和传教。经过积极的策划和筹备,北京施医院终于开门施医,由洛克哈特兼管,成为近代北京第一个西医医院。

  1864年,由于健康的原因,洛克哈特不得不再度回国,北京的工作交卸给伦敦会另一个传教士德贞医生。

  1865年,英国使馆收回属于使馆的施医院用房,德贞的医院迁至东城米市大街一座佛教寺院。新址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院落大门直通大街,原有房屋经过修缮和粉刷,面目一新。新院有病床30张,医院正门旁树立了两杆70英尺高的旗杆,因此得俗名“双旗杆医院”。

  美国卫理公会1875年派遣医生来北京。毕业于美国费城女子医学院的库姆斯(Combs L.)到北京后自办诊所,后来,与戴维斯(Davis G.作库姆斯的助手)办了一所35张床位的妇婴医院。

  1879年,美国长老会在北京开诊所,1886年办安定医院。1889年,英国圣公会到北京也开有一间诊所。

  1902年东交民巷西口的法国医院建立,床位34张,有一个门诊部,放射科,电疗室和药房。

  1902年,美国长老会于安定门内二条胡同重开道济医院,

  1903年,美以美会(美国的一个宗教派别)于哈德门和东交民巷拐角处,开霍普金斯纪念医院,由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霍普金斯捐款修建。后来,此院增建结核病疗养院。

  1906年,英国圣公会也于北京开圣卢克医院及诊所。

  1866年伦敦会医生到达汉口设诊所,

  1868年伦敦会建天津诊所,

  1869年爱尔兰长老会医师在东北营口从事医疗活动,

  1870年圣芳济会在宜昌设有诊所,1871年美国长老会医生进入山东登州,同年,英国浸礼会、苏格兰联合长老会的医生开始在烟台活动。烟台毓璜顶医院的前身是美国长老会于1890年创建的教会医院,现已发展成为烟台市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

  1874年美国美以美会在九江创办医院,同年,美国圣公会医生进入武昌。

  1883年重庆有了美国圣公会的诊所,而同年美国公理会医生在山西太谷县开创医疗工作。

  1885年美国长老会建山东济南诊所。同年,美国基督教纽约长老会在海南海口建福音医院。

  1890年以前,北京通州、张家口、太原、南京、潍坊、成都、福州、北海、常德、长沙、汕头、温州、扬州、苏州、石家庄、保定、青岛、南昌、无锡、芜湖、开封、吉林、沈阳、西安、兰州、云南、贵阳均有教会医生涉足其间;总之,教会医学医药事业遍布中国南北大地。

1800-1950:中国的医院都是些谁建立的?

在网上浏览中看到耶鲁大学的1800-1950年中国的西医医院与医学机构的统计表(Inventory of Hospital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compiled for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1800-1950 project(//www.yale.edu/adhoc/WMC/InstitutionsInventory.pdf)

它对中国1800-1950年有西医的医院和医学机构进行了统计。各条目所列内容包括所在省、所在市、所在市旧名,医院或医学机构名称、建立与资助机构、建立年份、资料档案所在地,以及备注。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在海外做基督徒许多年了,大概知道中国现代的医院开始于传教士,但在多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的贡献,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统计资料。出于好奇,我开始仔细分析这份资料。这是耶鲁大学仍在进行中的一项调查工作,因此网页中列了一个叫David Luesink的电子邮件地址,要大家对列表有更正或补充就向他报告。我下面的分析就是根据该列表截至2014年9月的资料。统计表中共列出了1800-1950年中国的527所现代(即有西医)的医院和医学机构。我把它们分成以下五大类进行统计:1)教会设立与资助的;2)设立与资助单位尚不不清楚的;3)公立或军队医院;4)红十字会医院;5)私立医院或其他(不属于前述的任何一种)机构医院。分省统计的结果见本文后面附录。这里是全国总计的情况。括号中的数字是同一类中的医院或医学机构最早建立的年份。

全国总计(Total):527家
教会设立与资助医院与医学机构:351(1835)
设立与资助单位未确定医院与医学机构:144(1890)
公立或军队医院:18 (1908 或 1911)
红十字会医院: 5 (1907)
私立医院或其他机构医院: 9(1900)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在527家有西医的现代医院和医疗机构中,有144家现在还不能确定当时的建立和资助机构。在剩下的383家中,由教会和传教士建立的是351家,占91.6%;公立或军队医院为18家,占4.7%;红十字会建立的5家,占1.3%;私立或其他机构医院9家,占2.4%。
如下面的讨论中所述,红十字会和私立医院中部分也有传教士和传教机构的参与,公立医院中也有些是接管的传教士医院。因此,在1800年至1950年中国有西医的现代化医院中,由传教士和传教机构建立的占了绝对的大多数。由于这个特点,1800-1950年期间,中国沿海地区和通商口岸城市等传教士较早到达的地区,医院也开始建立较早,数量上也远多过内地地区。
统计表中列出的传教士最早建立的医院是基督教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1804-1888)于1835年11月在广州新豆栏开办的“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后称博济医院(Canton Pok Tsai Hospital),现在叫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这也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家现代医院。伯驾的医院在当年11月4日开始应诊,虽然标明免费治疗,开诊当天也门可罗雀,但整天无人胆敢问津就诊。第二日,一位饱受眼病折磨多年,但无钱求医的妇女,怀着战兢的心态姑且一试,从此揭开了西医在中国治病的序幕。因伯驾医术高明,和蔼可亲,不分贵贱,很快赢得了广州百姓的信任,在开诊的头17天,前来求诊的人数就达到240位,其中还包括好几位衙门官员。1839年秋,林则徐在广州期间因疝气病间接托人请伯驾开诊疗药方。
百度百科伯驾条目的介绍说伯驾是“美国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代表人物”、“第一位来到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医生”。实际上,1807年英国伦敦会来华的传教士罗伯特•马里逊 (Robert Morison) 1820年在澳门也开设过诊所,尽管是中式诊所,但雇有中西医师,提供免费医疗服务。1827年,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Thomas .R. Colledge)参与其中,开设眼科医馆,医务日增,求诊者每天有40人之多。从1827年到1832年的5年中,共治愈患者4000多人[3]。但可能是因其规模相对还较小,又没有延续下来,因此,一般还是以伯驾的博济医院为中国的第一家现代医院。伯驾不仅最早开设医院,同时也注重培养中国医学人才,在他的中国助手中,后来也有可以独当一面的。如下所述,也是博济医院成立了中国的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博济医学堂。1886年孙中山就是在此学医。但这些都是后来在嘉约翰传教士手上的事。
统计材料中中国的第一个公立医院是上海國立同濟大學醫學院,统计表中说其成立于1908年。但国民政府实际上是1927年才接管同济大学和它的医院的。在这之前,是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创立的同济医院和学堂。宝隆是基督徒,但不是传教士,1891年作为军医随德国军队赴上海,对上海当时的医疗条件之差感到非常震惊,因此退伍后在上海行医,后感到军医知识片面不足,又回德国再深造两年后于1893年重返上海,并在德国领事馆附近设立了一个诊所。1899年宝隆在德国领事馆的支持下对中国官员施加压力,在白克路(今凤阳路)获得了一块地基建立医院,取名同济医院,既为“同舟共济”之意,又与Deutsch(德国的)的发音相似。医院建立后,宝隆又开始筹备建立一个培养中国医生的医学院。他1906年建立了一个建立医学院的基金会,从德国募得25万马克的资金和7万马克的书籍捐赠,于1907年开办上海德文医学堂,1908年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这就是后来的同济大学[4]。
统计资料中第二个最早的公立医院是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但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前身是上述的博济医学堂,成立于1866年,是由博济医院创办,因此是一所教会医学专业学校。首任校长嘉约翰医生也是美北长老会传教士。博济医学堂是中国的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1879年它开始招收女生,因此也是中国最早开始培养女医生的。博济医学堂后来改名为博济医院南华医学校[5]。值得一提的是嘉约翰1898年在广州建立的惠爱医院,是中国的第一所精神病医院。他1901年在广州去世。
统计表中第三个最早的公立医院是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它成立于1911年6月,1913年7月改名为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1931年8月改称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这可能是真正最早成立的公立医院,而不是接管的。公立医院和医疗机构创立比较晚,比较少,而且还有些只是军医院校,如广西军医学校和军医学校广州分校等。
中国最早的红十字会医院是1907年成立于上海的上海红十字医院。中国红十字会起源于1904年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当时中国东北发生日俄战争,为了有一个中立机构救援灾民,由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沈敦和、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实业家盛宣怀邀集上海租界各国领事与富商效仿瑞士红十字会章程而成立。
统计表中的私立医院和其他不属于上述各类的医院,建立时间最早的是开滦矿业公司(Kailan  Mining Company)建立于1900年的开滦矿务总局医务处(Tangshan Kailan Mining Administration General Base Hospital)。它有外资、外国人和清朝政府的参与。统计表中的第一家中国私立医院应是私立广东光华医学院。表中说是创立于1906年9月。但光华医学院校史的研究认为是1908年3月1日正式招生上课[6]。
统计表中福建省有一个London Mission Hospital (Tingchow Hospital)医院,这就是熟悉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人知道的中央红色医院的前身了。它是由英国伦敦基督教会(伦敦会)教徒亚盛顿捐款25万英镑给伦敦会兴办的。1908年医院落成,取名“亚盛顿医馆”(后改为福音医院)。由英国医学博士传教士赖察理首任院长,设有内、外、妇产科、化验室、急救室、手术室等,药品和器械均由英国进口,病床30张,是一所设备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医院[7]。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传教士担心安全撤回英国,傅连暲代理英国教会管理医院,成为院长。
傅连暲出生贫苦家庭,从小随父母加入了基督教会并在教会人员资助下入读教会学校。1915年冬从亚盛顿医馆毕业,被聘为汀州八县旅行医生、汀州红十字会主任医师、福音医院医生和亚盛顿医馆教员兼汀州省立七中与汀州女子师范学校校医。本着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的教义,他对病人是来者不拒,1927年南昌起义时曾接受陈赓等300名受伤官兵[8]。1933年傅连暲参加红军,汀州福音医院迁至瑞金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
有趣的是,网上有一篇2009年《长汀县人大常委会否决汀州医院搬迁议案》的新闻报道,说:“汀州医院原身为红军福音医院,位于城市中心,有60多年历史”[9]。福音是指耶稣基督降生,这报告的作者也不想想共产党怎么可能把“红军”和“福音”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命名医院,而且就是从红军1935年开始长征离开福建和江西算起,到2009年也有74年了。把1935年以前的历史全不算,该医院到2009年也不只60多年历史。希望将来我们民族的文化人士,不管抱什么样的政治观点,讨论历史时,对基本的历史事实还是会有尊重和严谨的态度,不会随意更改。
参考文献和分省统计表从略。详细资料见耶鲁大学的统计表。

作者:方金琪(信望爱小屋),2014年10月14日

著名教会医院名单:

1、1835年广州眼科医局后改为广州博济医院

(现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是中国第一间西医医院)

2、1844年上海仁济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3、1866年上海同仁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4、1877年苏州公济医院

(现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5、1883年苏州博习医院

(中国最早使用X光机医院,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6、1883年济南共和医学校

(现为齐鲁大学医学院又称齐鲁大学医科)

7、1885年北京道济医院(现为北京市第六医院)

8、1890年,济南华美医院与医校

(现山东大学附属医院)

9、1898年,广州花地精神病医院(中国第一所西式疗法精神病 医院,现为广州市脑科医院)

10、1903年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

(现为上海第二医学院)

11、1905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12、1906年,协和医学堂

(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前身,由5个教会合作开办,19 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解放军301医院前身)

13、1907年由传教士组织的中国红十字会救助中心

(上海华山医 院)

14、1907年上海圣玛利亚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1900年普仁医院

(现为北京市普仁医院、无锡市普仁医院)

16、1913年泸州福音医院

(现川南医院,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17、1914年湘雅医学校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18、1919年山西川至医学校

(现为山西医科大学)

19、1926年宏恩医院

(现为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20、1928年汉口协和医学堂

(现为武汉协和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汉口协 和医院)

十字架与中国的医院

根 据中央电视台进行的历史回顾,旧时的生育之愚昧令人发指。中国孕妇是由产婆接生,一把剪刀一盆水就这样去接生,中国的女人不但裹一辈子脚遭罪,生孩子更是 遭罪,死亡率很高,有的难产而死,有的生下来不知道护理就夭折了,孩子生下来,接生婆随手从坑席上抽根席篾将孩子的脐带割断;为了止血,在脐带断口处撒一 把尘土。因为那根肮脏的席篾和那把尘土中的破伤风病菌,有20%的孩子在出生第四天到第六天死去,这就是千百年之久中国人生育史上的“四六风”。母亲生育 时流出的血色的液体被视为不洁之物,身下坐个土坯吸净。正是这块土坯和接生婆长而黑的指甲,导致很多母亲死于“产褥热”。推广的新式接生法,其实相当简 单,一把用沸水煮过的剪刀和接生婆剪短指甲并用肥皂反复洗干净的双手;把母亲身下的土坯换成消过毒的布片或草纸。仅仅是这一点点改变,仅仅在50年代的中 国,上亿人的生命被挽救了。而过去出生及出生后感染细菌的死亡率就达70%。令今天的人们毛骨悚然的旧式接生法,以前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已经习以为常,没 有人感到那样做有什么不对。那么究竟是谁将新接生法带进中国的呢?

(根据《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7期上《北京道济医院考略》作者:陈凤林,刘士英,梁峻(均为非基督徒)的资料:

150多年前的186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Douw.D.M来到北京,当这位女传教士看到这种场景之后,回到家里是大哭!她发现这个问题极其严 重,她耳闻目睹了老式接产婆的种种愚昧无知和不讲卫生,认为旧法接生给产妇和婴儿带来的几乎是一场灾难。尤其是迷信活动使妇女儿童受害最重。她曾见一个产 妇因为难产,接生婆在孩子露出来的脚上穿上一只鞋,认为这样孩子就可以自己走出来了,结果母子二人都失去了生命。

有感于此,Douw.D.M返回美国,向长老会募集财物,准备了整整8年的时间,募捐筹备资金于1885年再到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医院这就是以后的 道济医院。医院建立后,她积极推广新法接生、预防接种,同时培养中国医务护理人员。也是在1885年,美国基督教妇女传道服务团,在上海西门外创办妇孺医 院。1901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广仁医院,专门收治女病人。

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是谁给我们带来新的接生法,妇女生孩子的痛苦大大减少,成活率大大提高,这都受益于这位女传教士的新接生方法,不但如此他还引进其他西医,随后又在全国发展了500多家,当时每一天在医院里就有好几百人信主,

因为教会就是医院,你想得医治吗?先信耶稣!我就医治你,很多没钱的人都说我愿意信耶稣,于是他们就白白得了医治。不但是身体上得了医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灵魂得到了医治!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中国这些医院是十字架的标志了吗?因为他的源头就是基督教会!而今天那么多人在十字架低下进进出出,佛教徒也好,穆斯林也好,无信仰人士也好,他们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蒙了基督的恩惠。

许多宝贵真实的资料被故意人为的掩盖而十字架却保留了下来,今天你去看医生,或许你会信不过这个医生,因为医生有好有坏,但是你一看到十字架,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救死扶伤的、这个地方是医疗救治的,为什么一个杀人的工具反成了一个救治、救赎的标志?

正是因为当时的这些教会医院的建造上都有十字架的记号,因此现在中国西医院都以“十字架”为记号!并且在文g e十年浩劫的时候,也没有人敢将医院十字架的记号去除!好好看看这个十字架,因为这是上帝留给中国人的礼物。

感谢主的怜悯!如果没有当年的传教士将新式接生法带到中国,很有可能今天大量的姊妹同胞依然在卫生条件很恶劣的情况下生产。让自己及孩子的生命面对着威胁!如果没有当年传教士将接种防疫的疫苗带进中国,又会有多少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患病甚至夭折?!

今天你去看医生,或许你会信不过这个医生,因为医生有好有坏,但是你一看到十字架,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救死扶伤的、这个地方是医疗救治的,为什么一个杀人 的工具反成了一个救治、救赎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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