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中国大陆和全球的新型肺炎 COVID-19 流行，影响到了世界各地的每一个国家和海外华人群体。由于七十年来的中国大陆史无前例的宣传，中国大陆的很多医护人员和广大群众一直把白求恩当作该效法的圣人。我们由衷地感谢白求恩大夫等国际人士对抗战中中国人民和八路军将士的无私的爱。由鉴于此，有必要向世界各国华人介绍白求恩大夫真实的家庭背景。

图为2019年10月下旬，作为白求恩家族的后代，基督教牧师阿诺德·白求恩(Arnold Bethune)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资料图片)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 摄

以下内容摘自维基百科

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他的祖先是苏格兰人。几个世纪来，白求恩家族在加拿大很有名气。现任温哥华市长罗品信是白求恩的远房亲戚。白求恩的高祖父约翰白求恩牧师是基督教长老会牧师,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建立了该市第一间基督教长老教会, 也是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创始人之一。白求恩的祖父老诺尔曼·白求恩是多伦多大学三一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是闻名加拿大救死扶伤的名医。白求恩父亲马尔科姆.白求恩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根据加拿大华裔总督伍冰枝著作的记载，白求恩的父亲受当时美国著名基督教布道家和学者 D.L.Moody 穆迪很大的影响。

白求恩父亲马尔科姆.白求恩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他为了传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赎罪牺牲的大爱，跑遍了许多安大略省的城镇的教会。白求恩在格雷文科恩的故居是当地基督教会为牧师盖的住所。1970年加拿大政府为了和中国建交，才把这所房子从当地的教会买下，作为历史古迹，交由加拿大国家公园管理。白求恩的母亲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十岁在故乡伦敦散发基督教小册子，二十一岁离开英国到夏威夷传教，结识了白求恩的父亲。两位虔诚基督徒所组成的家庭带给白求恩说不尽的爱。与白求恩相知甚深的泰德·阿兰在书中写道，“白求恩的家庭生活总是很活跃、丰富而且温暖。”心理学家指出，在充满爱的家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对别人显示爱心，相反，无法得到家庭关爱的孩子长大后也不轻易向人示爱，而容易性格孤僻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白求恩对穷人和患者深怀爱心，首先就是因为他比一般人得到了更多的爱。当白求恩长大成年，他承认父母对他的非凡影响。他说：“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劲。”

1970年中加建交，加拿大政府购下了白求恩的父亲在格雷文赫斯特属于当地基督教长老教会的牧师住宅，将其恢复到1890年白求恩诞生时的样子，又把邻居的白色房子布置成了“白求恩纪念馆”。故居的客厅，餐厅，书房、卧室等都还原了19世纪末白求恩在此居住时布置。2000年8月19日，中国血统的加拿大总督伍冰枝到此为白求恩的铜像揭幕。

这个世界尘世的苦难不断。我为白求恩感谢上帝。当时的中国人不信上帝，上帝只能差派白求恩给抗战中苦难的中国人民间接的帮助，可以肯定，那时白求恩年迈的虔诚基督徒母亲一定日日为白求恩在中国的工作祷告。

在白求恩在华的那个中国人民的苦难的时期，有许多位加拿大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从事医疗教育的工作.根据一篇文章的介绍，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各地医院服务的加拿大医护多达二百多人。这一大批来自遥远国度的白衣战士，不管他们的信仰如何，都将故乡安謚平和的生活抛之身外，在中国现代史上最严峻的年代中，默默地关怀和照顾着这片苦难土地上的伤弱病残。他们的献身精神和高尚行为，共同谱写下加中历史上最壮丽动人的篇章之一。加拿大有一部纪录片提到这些在世界各地的医疗基督教传教士。认为他们不是为了加拿大的国家利益，而是为了全人类的爱奉献人生的。这些加拿大医护人员中的大部分在国民政府和日本占领区。由于众所周之的原因，他们的爱心和故事没有像白求恩的故事一样告诉给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应该纪念他们对中国医疗事业的伟大贡献，不应该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只纪念白求恩大夫一人。

居住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 (Halifax) 的女艺术家卡茜·芭斯比 (Cathy Busby) 在中国北京奥运会期间她作为北京红门画廊聘请的驻地艺术家在那里呆了两个月。她不无自豪地说：“白求恩在中国十八个月，我的外祖父在中国二十五年；曾外祖父在中国五十年。”其实时间长短并不重要。我们在这些基督徒医生身上看到的是一条传承已久、极其可贵的加拿大人文精神和道德价值的脉络。卡茜的曾外祖父叫罗维灵大夫（William McClure ，也译为罗威廉），外祖父叫罗明远大夫（Robert Baird McClure)。抗战爆发后，罗明远就任了国际红十字会驻华总管的职位。并在郑州前线一带组织救援工作。就在这段时间罗明远邂逅了白求恩。罗明远在一次路过潼关时，一位中国军官对他说他们护送的一位加拿大医生失踪了。罗明远立刻骑着自行车到处找。最后找到了烂醉如泥的白求恩。罗明远把白求恩交给了护送部队，两人就此分道扬镳了。一年后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牺牲了。罗明远大夫也随国民政府转战到了大西南。在日军占领东南亚后，他又参与建立从印度穿越喜马拉雅山来华的空中供应线。他还专门负责救助在这条航线上时常发生空难的倖存人员。有时甚至要亲自跳伞到人迹不至的山区去现场急救。据他回忆，在这些年中，他几乎天天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工作。身上随时带着一把手枪，自我急救用的一点血清和吗啡。而在这样不稳定的环境中，他居然还实验和提出了一套适合于中国农村的医疗网制度。罗明远大夫当时是印度和中国地区唯一能够使用镭疗治疗癌症的医疗传教士, 曾因教会医院照顾八路军伤兵一事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发生严重争执，导致和国民政府关系破裂。罗明远大夫于1948年返回加拿大后。充沛的精力和坚强的信念驱使他继续踏上为人类解除病痛的征程。他的足迹遍及印度、婆罗洲、埃及、加沙地带、秘鲁、加勒比海和扎伊尔等地区。他于1968年至1971年期间被选为当时作为加拿大最大的基督教宗派第23届加拿大联合教会主席（Moderator of the United Church of Canada）。九十年代下一代人成长后联合教会信仰逐渐出现偏差成为神学自由派，之后逐渐失去基督生命和爱，进而走向教会衰落，目前已经不是加拿大主要的基督教宗派之一。

伊莎贝尔.麦克塔维什医生（Dr. Isabelle McTavish，1881-1953 中文名梅秀英）在24岁由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从曼尼托巴省派到中国去。这位年轻的女医生告别母亲和手足，作为教会医护人员前往中国河南，先后在卫辉、彰德（今安阳）等地爱心工作超过30年, 终生未婚。服务中国人民时间超过白求恩大夫十倍以上。据在广生医院（今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工作多年的李文仁回忆：那时候大部分人都很穷，来看病时身上很脏，有的人满头满身都是虱子。梅大夫一点都不嫌弃他们，还给病人洗脚剪指甲，帮他们抓虱子。李老先生说，这些事情都是他亲眼所见，一个外国人能对我们的普通老百姓这么照顾，他内心非常感动。有一天，梅大夫正在救治一位共产党部队的伤员，一串串子弹从外面射了进来。医院的很多员工赶紧躲进了地下室。梅大夫后来对他们说：我们医生护士是救死扶伤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离开自己的病人，不能把病人放在一边只顾自己。抗日战争后期，梅大夫曾经被日军残酷的关押。抗日战争胜利后她获释回到加拿大。

另外当时有一位在河南安阳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的窦大夫（Jean Dow），曾救治当时被视为绝症的黑热病患者。在二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她拯救了四百位母亲和孩童的生命，受到当地政府的褒奖。但她自己后来不幸感染了一种不明的疾病而去世，被安葬在她工作了三十三年的安阳。河南安阳地区的广生医院由加拿大基督教传教士和基督徒医师管理了53年，直到1947年才由中国基督徒接办。河南当时的恩赐医院，博济医院，惠民医院等其他医疗机构也是由加拿大基督徒医生所创办的。

在四川，加拿大基督徒医生先后创建16家仁济医院，遍布巴蜀各地。医生们不仅在成都开办了中国西部第一家西医诊所，还创建了以医学和牙学为主、文理并重的华西协和大学，并使之成为我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

加拿大首位华裔女医生张肖白 (Dr. Victoria Cheung,  1897-1966) 被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女子传道会派到广东江门的巴克莱妇幼医院（也叫仁济医院，是现在的江门中心医院的前身）工作。江门人对她的记忆仍然鲜活，尤其是医疗系统中人。她的爱心和事迹在广东江门民间广为流传。庆幸的是，张肖白没有活到人斗人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日子。广东省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屠杀情况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文化大革命前夕她葬礼那天，广东江门四乡民众自发赶来送殡，送葬队伍绵延长达数公里。

加拿大传教士医生查德·布朗 (Dr. Richard Brown) 原在武汉某基督教教会医院工作。白求恩率加拿大援华医疗队来到武汉时，经人动员，他随白求恩的医疗队奔赴延安，精心为八路军伤病员服务。后来，他又随白求恩等深入华北前线，到五台山地区救治八路军伤病员，根据地的报刊对他的有关事迹作了专门报道。朱德见到报纸上关于布朗的报道，也很感动，特致函布朗向他表示感谢，希望他继续留在八路军中工作。朱德在信中说:“八路军非常感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给予中国的同情和援助，特别是那些在非常艰难和危险中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们。” 他还向布朗介绍中共的宗教政策:“八路军没有反对传教士的偏见，恰恰相反，我们欢迎他们，愿意和他们合作。因为我们的抗战不只是为中国国家的独立自由而战，而且也是为了支持世界的和平而战。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