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一百年前在救助中国东北鼠疫中牺牲的剑桥大学医学院高材生

鼠疫的疫源为旱獭,主要生存于蒙古、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和中国东北地区,穴居于干燥寒冷的草甸中。当时,旱獭的毛皮在世界市场上十分热销。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出于猎取旱獭皮毛,使人类进入了鼠间鼠疫的传播链,从而导致了鼠间鼠疫向人间的传播。此次东北鼠疫的疫源地在俄罗斯境内。随着染疫劳工回国,鼠疫由俄境向中国东北传播开来。

1910年10月,中俄边境重镇满洲里首先发现疫情,随后,瘟疫沿着铁路迅速蔓延,由哈尔滨、长春蔓延于黑龙江、吉林、奉天,疫势如江河一泻千里,不可遏绝。最后侵入直隶(今河北省,包括天津)、山东,威胁京师。直至1911年4月,疫情才被彻底控制。此次鼠疫,给所波及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相关资料统计,此次瘟疫死亡人数计为5.2462万人,其中黑龙江省1.5295万人,吉林省(包括哈尔滨)2.7476万人,奉天省5259人,旅顺大连76人,京奉铁路沿线1693人,京汉铁路沿线173人,津浦铁路沿线928人,山东省1526人。再加上其他未及统计的人数,死于此疫人员达到6万余人。

在抗击鼠疫的过程中,东北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医师也积极参加到防疫斗争中来,为扑灭这场瘟疫作出了一定贡献。在奉天的基督徒医生司督阁撰写了《论鼠疫》一文,对鼠疫发生的原因、染病症状以及防治措施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指出其发病原因在于微生虫进入人体“令身体改常发病”,“其毒有时入液核名为染核疫,有时入肺名为染肺疫”,发病症状“先觉身体困倦发冷,继而发烧,头痛甚,腰与四肢及胸前等处均痛,脉快、呼吸急,咳嗽咯血,身体颓败昏谵,二三日即死”,提出了注意居室清洁卫生、于火车站等处设立防疫所、焚烧染疫者所用衣物等具体防疫办法,为防治鼠疫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救助中国东北鼠疫中一名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基督徒医生嘉可颂不幸牺牲。

1884年,嘉可颂(Arthur Frame Jackson)出生在英国的Oxton,是家中第二个男孩。他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是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并且热心于教会事奉,父亲是教会里的长老。在嘉可颂殉道时,他的一位叔叔在尼日利亚宣教,他的一位阿姨则在印度宣教工场上努力地工作着。

年轻的嘉可颂十分热爱运动,在剑桥大学读书时,他是划船队和足球队的主将,为学校赢得了许多的荣誉。他曾担任剑桥基督徒学生团契的主席,积极投入校内外各项福音事工。毕业后,他在利物浦医院实习。

1910年,嘉可颂向苏格兰联合教会提出申请成为一名宣教士,正好该教会准备要在中国东北沈阳(当时叫奉天)创办一所医学院,就立刻派他到中国,准备在即将成立的医学院内任教。同年9月底,嘉可颂从英国启程,11月6日抵达上海,11月10日从上海离开,经过四天的舟车劳顿,才到达沈阳。Dr. Christie 和Dr. Young迎接他,此后便在沈阳从事医疗宣教工作。Dr. Christie 和Dr. Young也是医疗宣教士,他们在沈阳建立了医院,很多人因为在医院里就医而信主。建立医学院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才是他们下一步的宣教工作,嘉可颂来到沈阳,就是准备参与医学院的宣教工作。

到达沈阳后的两个月里面,嘉可颂在Dr. Christie的医院里面工作,他参加每个主日的崇拜,并开始学习中文。就在那个时候,他有了中文名字“嘉可颂”,他知道这个名字是“good, excellent”的意思,人们尊敬地称呼他“嘉大夫”。

1910-1911年,东北地区爆发了一场瘟疫,也就是俗称的“黑死病”或鼠疫,在短短几个月里就夺走了五万多条人命。这场瘟疫发源于中俄边境的满洲里一带,沿着铁路干线一直向南迅速蔓延。10月12日瘟疫在满洲里肆虐;11月7日蔓延到哈尔滨;12月14日到长春;1911年1月到了沈阳。由于华人新年将近,许多人回家过年,病情难以控制;再加上气候酷寒,人们大都留在室内,室内环境卫生较差,便成了病菌的温床。更可怕的是瘟疫不仅经由老鼠传染,也可由人直接传染给人,只要呼吸到病人的咳嗽,就有可能遭受感染。感染的症状是发烧、咳嗽、吐血,不久就会死亡,死后皮肤呈紫色,整个过程只有一两天的时间。嘉可颂等医疗宣教士立即投入到防疫工作中。从1月14日开始,他主要负责铁道的检疫工作,城外的火车站改成检疫站,检查所有的旅客,怀疑被感染的人都要被隔离起来。为了能更好地照顾那些已经被感染瘟疫面临死亡的病人,他从1月17日开始就住在检疫站里。和他一起同工的Mr. Coppin在家书中写道:

我和嘉可颂医生在防疫站里已经工作了十天,他是一位坚毅而勇敢的人。他每天穿梭在那些感染瘟疫的苦力中间,面对种种艰难,他心里所想的,就是如何尽自己所能减轻那些病患的痛苦。

嘉可颂深知这场瘟疫的严重性,也十分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工作时穿戴全副的防疫装备,随时保持警觉。同时他也十分照顾和他一同工作的同工们。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为了不让母亲担心,他在家书中完全没有讲起这件事,只是在写给妹妹的信中提起。但不幸的是,在连续工作了十天之后,1911年1月24日清晨,嘉可颂身体感到不适,无法起床,然后出现瘟疫的症状。虽经其他的医生全力抢救,但也无济于事,在次日晚上8点50分,嘉可颂溘然长逝,安息主怀。他在沈阳的医疗宣教工作仅仅10个星期,计划中的医学院还没有开学,他就已经为了主耶稣基督,为拯救中国人的生命,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年仅26岁,不禁令人唏嘘。

清朝东北三省总督锡良在嘉可颂的追思礼拜上,奉送抚恤金一万元给他的母亲。嘉可颂的母亲将这笔抚恤金全数捐给兴建中的医学院,用来栽培中国未来的医生。锡良总督知道这件事后,深受感动,又以自己个人的名义捐献两千元,用来为医学院购置更为完善的设备。后来建成的这所教会医学院——奉天医科大学,就是现今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之前身。

这场瘟疫直到1911年3月初才平息,同年4月中国清朝政府召开了一次国际性的防疫大会,对这次瘟疫留下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研讨。由于这次的防疫经验,再加上奉天医科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医学人才,使得在十年后东北再次爆发瘟疫时(1920-1921),很快就得到有效的控制。嘉可颂医生为中国献上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的事迹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是可歌可颂的。

摘自 http://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jia-kesong

从中国红十字会近年来在中国大陆遭受到的信任危机来回顾红十字会的起源

从2011年“郭美美事件”之后到这次2020年新冠肺炎武汉封城中湖北红十字会的表现,中国红十字会遭受到空前的信任危机,承受着一片骂声。中国红十字,从一个本该最舍己利他的机构,背上了“利己”的骂名。难怪有人说,中国红会是:顶着 “ 红十字的精神招牌,却被抽离了精神内核。”对于知道红十字会创办人的感人事迹和红十字精神及其起源的人来说,中国红十字会今天所遭遇的信任危机简直是令人扼腕叹息,痛到心底的事情。

祸兮福所倚,发生这样的事,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中国红十字会未尝不是好事。也许这样更有利于促进红十字精神的回归和红十字运动创办者的初衷的实现。这几年 事实的发展确实是这样的……愿纯洁无暇的“红十字”精神永远不要遭受世俗功利主义的污染。

如果把“红十字”看作一个品牌,很少有别的品牌能够跟它的知名度相提并论。在世界很多地方,尤其在医院内,那里大多会有红十字或带红边的白十字。人们看到红十字,会很自然想到救死扶伤。如今,在我们生活中,红十字是那样的司空见惯。以至于我们很少主动去思想这个简单的红十字到底是象征着什么?红十字精神是怎么起源的?是谁创立了红十字会?它有怎样的历史源流?

虽然上述问题,对于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常识而己,但对于我们大多数国人来说却是不知道怎么回答的。

虽然有部分国人也知道国际红十字会的创始人是一个叫亨利·杜南的瑞士人。但却不知道亨利·杜南是一个基督徒。只知道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因为(以前)国内的很多有关媒体把他的基督徒身份都莫名其妙的忽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人自然是无法读懂有基督信仰的亨利.杜南的所作所为的,更不可能深刻的理解和体会红十字精神的真谛和渊源。岂不知所谓的人道主义正是从基督信仰的基础上才产生出来的。没有基督信仰何来人道主义?

出生并成长在基督徒家庭

1828年5月8号,杜南生于日内瓦。他的父母及家人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这对他有重大影响。他是长子。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生意人,在生活中,他的父母都极力强调做人的价值,他的父亲曾当过议员,积极帮助孤儿和被释放的罪犯,而他的母亲则帮助病人和穷人。他们帮助过很多孤儿、病人以及从监狱释放的人,父亲还是一家孤儿院的负责人。这都是被当地人所共知的事。

在这样的环境下,杜南从小就有帮助人的习惯,并也很自然的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18岁时,他加入日内瓦的社会慈善机构救济会。19岁,他和朋友们一起建立了一个读经小组“星期四协会”,每周四聚会读圣经,讨论帮助穷人的事情。他花了很多空闲时间从事监狱探访和社会工作。

他参与了基督教青年会在欧洲大陆的拓展。基督教青年会于1844年成立于伦敦。1852年11月30日,他创建了“日内瓦基督教青年会”,三年后,他参加了在巴黎的会议,专门讨论成立国际组织。那时,工业革命正在欧洲蔓延。很多年轻人在城市寻找发展的机会。他们在工作之余前往的地方常常是酒馆、妓院、赌场。杜南和他的朋友们希望自己的同龄人能过上身心都健康的生活。

创办红十字会

1853年,杜南去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西西里,他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创办过贸易公司。对转让和倒闭的公司,他尽量“收购”。由于那里的土地和水的所有权划分不清晰,他打算去见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提出申请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殖民地。这个当时看来不相关的举动却促使杜南后来创办了红十字会。

那时,拿破仑三世正在率领法国、萨丁尼亚联军跟奥地利作战,总部设在意大利北部的索尔费里诺(Solferino)。1859年6月24日,法奥双方展开了巨大的攻势。双方死伤惨重,仅仅这一天的战斗,就有约4万多人的伤亡。战场上到处都是无人照顾的伤兵。

杜南先生亲眼目睹该惨状,为伤兵乏人照顾、辗转致死而感到震憾。因此,他立刻果断地把附近的居民组织了起来。在附近的教堂搭建了一所战地医院。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抢救伤患,不分国籍地为双方无数受伤士兵在战场上给予基本医疗,并且自费购买必要的物资。他向作战双方游说,要求释放被俘的医生。他们对法国士兵与奥地利士兵一视同仁,他们甚至还记录了垂死士兵的临终遗言,并把它们寄给了他们的亲人。他们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地照料着这些战争受害者。跟他一起救人的当地人开始流传这一句话:Tuttifratelli(大家都是弟兄)。

战事结束之后,杜南回到日内瓦,写了一本名叫《苏法利诺回忆录》(UnSouvenirdeSolferino,1862年11月8日出版)的书。到1862年,杜南自费印制了1600本,他开始送给欧洲各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他的目的是,呼吁建立一个中立而且常设的国际救援组织,无论战争的哪一方都必须尊重这个组织的独立。以便在战争发生时,能及时救助在战场上受伤的伤兵。

1864年,在瑞士议会的组织下,12个国家签署了《日内瓦公约》或称《万国红十字公约》最初的文本。成为国际红十字会和首个日内瓦公约的基础,决定在各国建立救护团体。公约中规定:战场上进行救护的医院及人员处中立地位,应受保护;应对伤病员不分敌友均给予救护。红十字成为这个独立组织的标志。 至此,作为亨利·杜南理想中的救护团体“红十字会”和国际性协议“日内瓦公约”正式诞生了。一场由杜南发起的国际红十字运动在世界各国的不断承认和加入下终于轰轰烈烈拉开了序幕……

红十字:象征十字架上的血

红十字象征了基督为拯救世人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和复活。红十字运动以倡导和弘扬人道主义为基本宗旨,坚持人道、公正、中立、独立、统一、普遍性和志愿服务为行动的基本准则。 杜南和他的同伴们选定红十字标志,实际是在选定一种能够代表救死扶伤精神的象征。在杜南从小长大的环境中,这种精神就伴随着他。另外,当初之所以选定红十字标志,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杜南和其他几位创办人都来自瑞士,而瑞士的国旗是红底白色的十字。为了跟瑞士国旗区别开来,这个组织的标志采用了相反的颜色,成了白底红色的十字。

但是,如果十字仅仅是一个国家旗帜的标志,仍然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事实上,十字不仅是瑞士国旗采纳的图案,欧洲的很多国旗上都有十字,比如英国和北欧各国(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冰岛)。这跟欧洲的基督信仰背景紧密相关。在过去一千多年,以十字架为标志的基督教会塑造了欧洲和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各地的基督教会创办了医院、孤儿院、救济会和各种学校。

所以说,有些人说红十字和基督信仰没关系,纯粹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否则,后来加入红十字运动的一些伊斯兰国家类似的组织也不会认为被冒犯而忌讳红十字而申请采用红新月等作为区域性使用的标志。

去世前,杜南请求不要为他举办任何形式的葬礼。并决定把他遗产的大部分捐赠给挪威和瑞士两国的慈善团体。他对自己的总结是:“我是基督的门徒,像一世纪时的那样,别的什么都不是。” 1948年,也就是杜南逝世之后38年,国际红十字协会理事会决定把5月8日,也就是杜南先生的生日,定为“世界红十字日”。

红十字会现状

现在,已经有接近200个缔约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它是国际人道法的核心内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依然是公约的守护者,他为国际人道法赢得了支持,而且它毫无歧视地努力保护着武装冲突受害者的生命和尊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致力于在失散的家庭成员之间重建联系,并设法让他们重聚。在和平时期,他们也会开展许多重要行动,对那些易受伤害的人提供帮助。

各国红十字会(包括红新月会)和平时期主要活动在四个领域:灾难反应,备灾,社区医疗与急救,人道价值与原则的传播。

选摘自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91039100/

疫论·历史|人道主义与苦难政治:从红十字会到无国界医生

本站编辑推崇这篇文章,虽然并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本网站立场认为主耶稣基督因着永恒的爱在十字架上的对罪恶人类的流血赎罪的灵魂拯救是必须的。爱心慈善和良好教育对改良社会和改变人性非常重要,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

原标题:疫论·历史|人道主义与苦难政治:从红十字会到无国界医生

在新冠疫情之前,关于人道主义的想象或许是新闻中一个常常和红十字会的战争救援相关的一个概念。它被呈现出的往往是在一个紧急的、非常态的情景下的、和我们日常生活有些遥远的状态。我们对于红十字会这种人道救援机构并不陌生。但正因为这些机构和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看似被熟知,人道主义的含义并没有被给予足够反思和理解。在此次疫情救援捐赠武汉之中,地方红会的表现和民众期望之间的巨大落差,将人道主义机构运作的话题带入公众视野。在疫情这个非常态的情况带来的隔离、社会秩序失调不断延长变成常态化生活的一部分的同时,也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反思现实中人道主义普世价值的契机。

苦难政治

人道主义是出于对他人苦难在道德层面上的注视以及自发的关怀。圣经里提到好撒玛利亚人的义行:一个犹太人遭遇强盗打劫,被打伤,在路边呻吟。面对这一惨景,他同族的祭司和利未人路过,却不闻不问。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见状,急忙上前照顾,并把他送进旅店。这个撒玛利亚人不但不认识这位犹太人,两人甚至分隶敌对教派。关于他的善行,耶稣一方面是赞扬其对不碍于身份、对他人痛苦的博爱,另一方面也暗示着这一行为在古代并不那么普遍。共情在古代社会往往被局限在城邦式的成员之内,或者按照亲属关系的“差序格局”的扩散而亲疏有别。这一意义上,耶稣提倡对他人跨越族群的关切不啻为革命性的救赎理论:从救赎本民族(犹太教)到救赎全世界(基督教)。当然,普世性的救赎思想并不是基督教的专利,而是世界性宗教某种程度上共享的文化基因。在现实层面,普世的界限并没有随着耶稣的告诫而一劳永逸地打开。最陌生的“陌生人”并不是撒玛利亚人眼中的犹太人,后者是可识别的、世代相斗的族群。非人化的奴役往往是优势族群遇到陌生的弱势族群后的举动。根据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研究,对他人的关怀和对人类整体尊严的重视都是随着现代自我概念而出现的道德情操。十八、十九世纪欧美的废奴运动可以被视作这种道德情操真正形成的标志。

好撒玛利亚人的义行

而在二十世纪晚期,对苦难的关注进一步深入到公共话语和政治领域之中。在人类学家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看来,人道主义在政治领域内的影响,一方面来源于二十世纪下半叶以降的种种灾难性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国际援助等介入性政治。在欧美国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政治,苦难都是强有力的政治说辞。另一方面,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西洋两岸一系列关于苦难的社会科学写作塑造了这种执政的基本词汇,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巨著《世界的苦难》(La Misère du monde)和美国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达斯(Veena Das)和洛克(Margaret Lock)合编的《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虽然前者专注于法国各阶层的经验访谈,后者希望找到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共同语言,苦难在两本著作里都作为人类生存的拱顶石,穿越阶层、文化、学科。 就此,如果我们把世界想象成一个由另一套社会道德秩序统治的新的疆域,其中的社会秩序围绕着人的福祉运行,那么随着人道主义深入政治里,在公共话语里,同情代替了公正,创伤代替了暴力,苦难成了比不平等更加有力的词汇。

国际人道组织的发展历程

对于人类苦难的关怀是人道主义组织的立足点。随着19世纪至20世纪战争不断,如红十字会等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应运而生,为社会秩序失调下遭受战争和死亡蹂躏的个体提供医疗救援。尽管现实的人道主义概念多以战争医疗救援的面貌为人熟知,这个理念却是先于红十字会存在的。本质上它想表达的是一种为人类福祉而做出的改变和努力,不仅仅限于战争救援。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一位叫亨利·图南(Henry Dunant)的瑞士商人,在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后呼吁组建的一个能被国际协议保护的伤兵救助——也就是后来为人熟知的红十字会——正是图南以仁慈、善良、博爱等信念去关怀他所在时代的苦难的一种尝试。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于1863年成立。红十字会实践的人道主义着眼于救助战争中失去战斗能力、如同赤裸生命一般的伤兵和无辜被卷入战争的人。图南于190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时至今日,尽管红十字会已然遍布全球,它在战争中人道救援的困境面前始终都是姿态谦卑的,因为这些救援尝试并不能制止战争。有学者指出,红会在应对各股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时自我定位的原则,比如人道、中立等等,是作为一个非军事救援团体的政治上的保守定位。它并没有指望说服任何一方放下武器停止战争,而仅仅是要文明化(civilize)战争 。 它的姿态是“我知道你们一定要进行战争和杀戮,但是让我们来划定一些底线和规则——至少对于那些已经丧失战斗能力和无威胁的人,请允许我们去做一些救援。”它试图将自己从政治中抽身,也更不会试图去谴责、打碎任何政治秩序。

换言之,红十字会实践人道主义的方式不是想象中的英雄主义——阻止战争或者彻底救人于水火,而是愈疗暴力肆虐后的伤疤。这种立场是一张红会在实际救援操作中的通行证。它让红十字会的医疗救援能够进入和穿梭于政治最敏感的地区,真正保障人道救援的可行性。但谨慎而囿于政治边界的姿态也一度饱受诟病。比如就在二战期间就纳粹迫害犹太人是否违反国际法问题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不发出呼吁。战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于这种面对暴行采取缄默态度也公开致歉。这个摸索人道主义的实践带来的经验是,即便是着眼于提供实际的医疗服务这种方式也并非无可指摘。人道主义是一个动态的、需要不断尝试、反思、注入新的力量的过程。红会的尝试也给之后其他类型的人道主义援助提出问题:我们要如何理解更广义上的人道主义?红十字在历史上的作为也激发着新的尝试,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就是一个代表。无国界医生的道德起点和红十字会最初同气连枝。它的人道援助也是作为医生、医学工作专家为全球范围内的非常态的社会灾难提供即时的医疗援助。这个“无国界”的特点,也是随着19世纪70年代注重“人权”的思潮、全球化的趋势而逐渐浮现的。值得留意的是,除了时代烙印,无国界医生的关注点也开始和红十字会的着眼点有所不同。相比红十字会是对于奄奄一息的生命或死亡的关怀,抑或是其背后折射出来的社会秩序的失调,无国界医生带来的新的道德出发点则是对于“苦难”(suffering)的关注,将目光从“阻止死亡”转向“怎样活着”、“怎样保有生命的尊严”。

从这个意义上看,无国界医生从70年代开始的尝试可被视为一种反抗式的人道主义(rebellious humanitarianism)。它反抗的是整套畏缩于政治话语之下的缄默逻辑、以政权的强弱程度来调整自己参与度的姿态,转向另一种尝试。无国界医生包括Rony Brauman在内的几位领袖都已经察觉到,针对紧急情况(emergency)的救援——即仅仅保障人的存活,已经不能直面苦难本身。Brauman的一句话或许能更好地诠释这种立场的转变 ——人不是为了经受苦难而存在的(human as a being who is not made to suffer)。这种转变在实践和道德意识形态上都可圈可点。

无国界医生开始着眼于危机(crisis)。这个危机有别于日常用语中“突发状况”的含义,指的是在非常态的紧急状况逐渐变为一个将更多人类群体卷入危险的常态事件,比如地方流行病。

从1980年代开始,尽管无国界医生彼时规模仍然很小,还在建立运行的规范,但它已经试图打破既有的紧急救援框架,开始介入比如在乌干达的昏睡病这一地方流行病。昏睡病是由昆虫为媒介的传染病,但由于锥虫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存活与传播,它的传染范围是有限度的。所以昏睡病在1990年代开始成为地方流行病,主要感染人群多为贫穷的乌干达人民。而由于昏睡病的药物利润不高,药商并无生产意愿,这就造成了贫民有病无医的悲惨状况。1990年代起,无国界医生致力于为当地昏睡病提供医疗服务、试图建立一个人道主义为本的医药生产体系。这让无国界医生走出一个急救员的角色,转而需要和当地社群和当地政府建立相对长期的联系与合作。在这次尝试中,无国界医生展现出的是比当地弱政无能的政府更强的能动性。在实践的尝试中,无国界医生也不是在做阻止死亡、延续生命的英雄,而是去致力于减少那些本可避免的死亡,也就是学者Peter Redfield指出的,人的生命不该白白葬送于那些愚蠢的事情上、本可避免的人祸中。

让无国界医生踏出这更为笃定一步的是其思想和自我道德定位的转变。Redfield的研究指出,无国界医生传承的是冷战后的两条思想线索,一条是萨特(Jean-Paul Satre)式的政治的思想对抗,另一条就是加缪(Albert Camus)强调行动和见证并行的普通人的道德责任感。加缪在《鼠疫》一书中描写的医生,除了提供医疗服务外,还持续地记录了自己的观察,保持着一个见证灾难的普通人的道德。这种在政治灾难中保持道德注视的立场和带有萨特视角的公共参与态度让无国界医生的道德发展在面对暴行时与红十字会分道扬镳,继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角色——见证人(témoignage / witness)。

1995年,无国界医生在法国Chantilly召开会议时,再次讨论关于见证人的原则。他们深知作为医生无法单方面终结战争和暴行,但无法带来可见的事实上的改变,不意味着全然的缄默。选择见证,意味着一个人首先“在场”,关心社会灾难中所有人的命运,在提供医疗援助的同时愿意倾听和理解、记录这些声音。

拯救的限度与见证的政治

复杂的现实总是充满褶皱,作为普世价值的见证也不例外。同时作为法兰西公学院人类学讲习的执掌者和无国界医生的前副会长,法桑深知人道主义的救援伦理不是普世而必定皆准的道德律令,而是现实层面上悖论重重的实践伦理。

2003年3月20日上午05:34,当萨达姆·侯赛因对小布什总统的最后通牒置若罔闻48小时后,美军开始了所谓”解放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大批军机很快出现在了巴格达上空,带来了炸弹,死亡和恐惧。外国人和国际组织陆续撤离,六位无国界医生的成员却决定留下,继续支援逐渐崩溃的伊拉克医疗系统。支援也许不是最合适的词,即便注定饱受炮火,巴格达当地仍然有成千上万的医生,建制化的医疗设备。六人里包含一名医生,一名手术师,一名麻醉师。在巴格达连日的炮火声中,他们留在酒店的可能性比真正在手术台帮上忙的概率要大得多。见证一场将要爆发的人道主义灾难构成他们留在伊拉克的最大意义。这种极端情况下,人道主义的意义似乎得到了最大化的实现。

局势逐渐恶化,萨达姆政府很快兵败如山倒,空袭造成了城市的崩溃。最终,经过激烈的讨论,位于法国的无国界医生总部决定把留驻在巴格达的小组撤走。战争极端的非对称性使见证颇为徒劳,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无国界医生总部最终的撤退令基于以下理由:是否还有必要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来尝试不大可能的拯救,虽然,使无国界医生的见证得以可能的也是这种对不可能的尝试。

对法桑而言,无国界医生在伊拉克拯救行动的失败背后透露出的是一种对生命的区别对待。在伊拉克或者任何受难的现场,人道主义介入者和当地人民构成了一对相互构造的自我牺牲者和被拯救者。但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只有无国界医生这样知名的发达国家组织有资格选择自我牺牲,而当地人民注定只能被拯救。这种平等也存在于见证的层面上,谁有资本可以成为见证者,谁又注定只是被见证人呢?

在这种模式下,道德层面的注视和见证被构建成“施”和“受”两个角色。按照莫斯(Marcel Mauss)到格雷伯(David Graeber)以降的经济人类学理论,施予与被施予是最古老的不平等关系,它在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国际人道主义介入政治里却有了最现代的重演。国际舞台上的人道主义组织难以避免地生产“见证社会”与“苦难社会”之间的不平等,毕竟限于苦难的国家是难以以无国界姿态进行介入的。 

无国界病毒下的人道主义

如果说无国界医生的理想是以无国界的博爱来反抗国界内的暴力与苦难,那疫情侵袭下的世界呈现的是另一种国界和苦难的关系。法桑的人类学视角提醒我们苦难和见证并不是空疏的末世论和弥赛亚,必须结合具体的受难者,救助者,见证人才有意义。而这几个角色间的关系在不同时空场景里千差万别,使得苦难和见证的意义也大不相同。疫情爆发初期,武汉封城,苦难有明显的漩涡中心,沿着湖北陆续封城的其他城市扩散。媒体的聚焦更使得国人的见证集中在武汉上,乃至出现了“灯下黑”的现象。但随着疫情的蔓延,即便是原本自信的欧美也出现了医疗资源挤兑,医护人员伤亡,民众死亡率飙升的现象。新冠的全球爆发彻底反转了疾病和医疗落后地区的联结——苦难是无国界的。

另一方面以往跨国界或无国界的组织却集体失语:世界卫生组织的所有行动都似乎宥于政治而慢半拍,透明的国际红会的曝光率远不如不透明的地方红会,无国界医生已派遣的援助被伊朗爽约。各国都不甘于成为被救助者,从而让出政治的能动性,也并不相信国际组织的援助足以应付如此大规模的灾难,比如无国界医生的援助只能建起一个50床位的医院。如果说以往的人道主义在于以无国界的介入见证某一国界内的苦难,面对无国界的苦难,会有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应运而出吗?隔离中的人们被迫自保,害怕陌生人,害怕受难者,这是否会造成对生命更严重的区别对待?这样的社会只能更加仰仗媒介传播的信息与情感,有效的见证是否还得以可能?

如果以疫情的结束来倒推,现在回答这些问题为时过早;如果意识到疫情或在国际上长期此起彼伏,武汉封城的两个月所涌现出的许多片段已经把这个问题回答了一半。比如,刚封城时信息混乱,红会等机构反应不及时,真正看见医疗物资缺口、科学和信息匮乏、以及互助需求并付诸于实际行动的反而是在地的武汉市民和全国其他地区及相当多的海内外志愿者。封城和隔离并不必然剥夺人的能动性。去中心或者多中心的媒介环境反倒可以更加全面地聚焦在武汉这个情感中心,使见证得以可能。

更复杂的问题是正在显现的无国界苦难。与法桑所分析的可选择的牺牲不同,面对传染性极强、后果叵测的病毒,任何利他的举动都是牺牲,不可逆地把自身也抛入苦难之中。同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病毒也不会让任何人轻易地把苦难的资本据为谈判的资本。但无国界的疫情并不平均地平铺在每个人的头顶,而是在一种动态中让被隔离的人们围绕着病毒的扩散转动。以海外场为例,疫情的“上半场”或捐钱捐物,或点评围观;“下半场”自己则成为了高风险的受害者。受难者、救助者、见证人是一组快速转换的角色。这种转换甚至让地缘政治舞台上更宏大的角色也应接不暇,如果疫情继续激荡,没有哪个国家一劳永逸地成功或者失败。

目前还不能估计这一激荡中身份转换的后果。我们不妨借鉴一下人道主义的原点,回顾一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能与现今世界押韵的历史细节。在公元一世纪的以色列,犹太人还未开始流浪,是当地绝对的主体民族,撒玛利亚人则是迁入以色列的外邦人,地位恰好类似于后世欧洲的犹太人。可以说,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情况下救助受难陌生人的好人,在于其本身身处在身份政治里苦难的下缘。而犹太人耶稣承认这一点,也就承认了受难者可以对他人施加帮助,最终以身殉此道。这种颠倒身份的人道主义最终传出了以色列,传到了非犹太族群那里去,罗马人保罗正因此从加害者变成了施予者,也最终成为受难者,在临近人生尽头时邀请教友们见证,他说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保罗所说的话并没有随着这段话里的完成时而完结,经过了两千年的传唱,在武汉接近解封时,出现在了一位作家的日记的结尾。在本文的结尾,我们试图把这句看似结尾的引文解读为人类所希冀的新人道主义的序言:武汉解封后迎来的是疫情继续激荡的世界,在其中,所有人都可能轮流成为受难者和见证者。

(本文得益于Corona读书会——旨在与疫情共同症状式阅读的社科知识共同体。策划:曾毓坤)

摘自 https://finance.sina.cn/2020-04-05/detail-iimxyqwa5146316.d.html?cre=tianyi&mod=wpage&loc=9&r=0&rfunc=0&tj=none&tr=4&cref=cj

一百年前伯格理在中国贵州石门坎的青少年教育奇迹

作者: 陈浩武 

我们关注石门坎这个项目已经有四年了。

我虽然是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知道了石门坎的故事,但它非常符合我的价值观,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一直关注文化问题,关注精神信仰问题,关注社会救赎问题。

石门坎远在遥远的贵州,贵州本来就是中国的边远省份,有人说毕节是贵州的西藏,威宁是毕节的西藏,而石门坎是威宁的西藏。可以想象,石门坎是边远中的边远,偏僻中的偏僻。

去石门坎的道路是如此的艰难。

从北京飞贵阳有数千公里之遥,从贵阳去石门坎,开车还要十几个小时。第一天只能到达六盘水,贵阳到六盘水有近300公里,全程是二级公路,大约要走5个小时左右,完全在崇山峻岭之中,非常险要。离开六盘水,就只有普通公路,一出城就翻梅花山,要有数小时的车程到达威宁县草海镇。但这里离石门坎还有150公里左右,道路状况更差,还需要走四个多小时。乌蒙山区的地理特点就是高高的山峰和深深的沟壑并存,两者相差几百公尺。汽车先要慢慢盘上高高的山峰,然后再慢慢盘下深深的沟壑。公路就在这险峻的悬崖峭壁之上,令人头晕目眩。

这些年来,我数次进入石门坎,几乎没有一次是顺利的。冬天大雪封山,无法通行,夏天下雨又导致公路塌方或是巨石滚落,使交通中断。有一次刚刚离开六盘水,在梅花山遇到交通故障,因为道路险峻,等待了四个多小时,才疏导通行。还有一次,我们的汽车不小心撞上了从山上滚落的石块,汽车严重受损,车胎爆裂,我们被困在赫章,就是古代被称为“夜郎国”的山区县城,天又下着雨,外面漆黑一片,我们想找到一个修理厂换下轮胎,但是整个县城找不到同样的轮胎,因为这里太贫穷了,太不发达了,只好困守宿在夜郎,等待救援。还有一次,因为食物中毒,我晚上被送到云南昆明第三人民医院紧急抢救。

有一次我和作家野夫去石门坎,他有恐高症,他看到车窗外那深不见底的沟壑,吓得赶快调整到靠车的左边坐着。这使我想起我第一次去石门坎的时候,我的朋友为我找到威宁县分管教育的袁副县长,我向他了解威宁县和石门坎的教育资源状况,和他通了电话,待我十天以后到达咸宁时,袁副县长已经不在人世了。原因为在数天前他乘坐的汽车从50米高的悬崖上掉下去,他和他的女儿加上司机三个人都不幸身亡。

石门坎的道路就是如此的艰险。

但是石门坎又是如此的吸引我们,石门坎是我们心中的圣地,我们把去石门坎看成是一次次的朝圣之旅。

因为这里有柏格理,一位来自英国的基督教传教士伯格理。

1904年来到石门坎的柏格理是一个伟大的基督徒,是一个怀着李文斯顿式抱负的传教士。他的到来改变了石门坎的命运:柏格理首先帮助苗族人发明了文字即今天还在流行的“大花苗文”;他用这种文字翻译了《圣经》,在这里传播基督教的文明和理念;他办起了学校,教苗族人读书认字;他建足球场、游泳池,举办运动会,改变了苗族人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更加文明更加健康;他办起了平民医院、麻疯病院,为消灭山区的地方病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基督教会在乌蒙山区总共办了120多所学校,辐射范围远达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的几十个县,让千千万万的苗族人受到了教育,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柏格理在1928年就培养出了象吴性纯这样的医学博士。抗日战争以后,国民党政府曾经做了一个文化普查,当时的汉人每10万人中有2.19个大学生,而乌蒙山区的苗族人每10万个有中10个大学生,其平均教育水平远远高于汉族。1915年石门坎发生了一场大的瘟疫,柏格理所在的光华小学有很多学生都感染了疾病,柏格理自己也感染上了疾病,但为了拯救这些学生,他把所有的药品都用在了学生身上,而自己不治身亡。他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石门坎,奉献给了苗族人!

因为这里还有高志华。

高志华也是循道公会派来的传教士。1935年他从英国度假回到石门坎,当时的土匪听说他带了很多英镑,晚上就来打劫,高志华听到土匪的喊叫,他为了保护女学生的安全,从二楼窗户跳下来,想引开土匪,但不幸腿部骨折,当场被土匪乱刀砍死。

因为这里还有朱焕章,一位被柏格理的生命而点燃的苗族基督徒。

朱焕章16岁才开始上小学,但是他的品学兼优很快赢得了学校对他的重视,教会一直把他保送到成都华西大学学习。在毕业典礼上,朱焕章代表全体毕业生致辞。他才华横溢的演讲引起了在坐的蒋介石注意,蒋介石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到总统行辕工作,但是遭到朱焕章的婉拒。他说,我的老师柏格理告诉我们,每个苗族人受到高等教育都要回到石门坎,为苗族人服务。他这种不慕权贵深深赢得了蒋介石的器重。蒋介石夫妇送给他很多牲畜和农作物的良种,让他带回石门坎。1946年朱焕章当选为“国大”代表,到南京参加会议,他是苗族人中进入庙堂参与国家大事的第一人。会议结束以后,蒋介石再次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出任民国政府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长,再次遭到朱焕章的婉拒。他依然回到石门坎,在石门坎开办了第一所中学,并自任校长。在这所学校里,他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苗族青年,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建设苗族地区的骨干。就这样一位放弃政府高位,甘愿服务他人,立志改变苗族地区面貌的无私奉献的人,在1956年政治审查中自杀,离开他钟爱的石门坎教育事业。

因为这里有费立波。他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基督徒。

1986年,费立波作为凯尔国际驻中国首席代表,在威宁地区推广高寒草种种植和高寒地区畜牧业养殖项目,以改变乌蒙山区的贫困面貌,取得了很大成效。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凯尔国际决定撤出中国,但是费立波已经和石门坎地区的苗族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说服香港乐施会接替凯尔国际,继续在石门坎推广扶贫项目。1990年,他成为香港乐施会驻中国首席代表。在贵州威宁和云南禄劝推广小额信贷、家庭水窖、地膜覆盖、土豆和玉米间作等公益项目,极大地改变了包括石门坎在内乌蒙山区苗族人的经济状况。1995年,费立波罹患癌症,不幸病逝,年仅51岁。他也把他的生命献给了石门坎。

因为这里有卞淑美。一位来自东北沈阳的基督徒,教育志愿者。

1979年出生的卞淑美听说石门坎需要教育志愿者时,就毫不犹豫和丈夫一起,带着当时年仅三岁的女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石门坎担任新中小学校长,一干就是九年。学校没有水,为了解决学校的饮水和用水问题,她和丈夫冮柏林在海拔2700公尺的薄刀岭上,修建了一个蓄水池,用橡皮管将水引到远在数公里以外的新中小学。为完成这一工程,他们的手打起了血泡,脚冻裂了口子。

柏格理、高志华、朱焕章、费立波、卞淑美,构成了屹立在石门坎山巅的一组群像。这组群像,是石门坎百年历史的浓缩,正是这一批怀着崇高的信仰,前仆后继,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乌蒙山区的基督徒,为改变苗族贫困落后面貌,为发展苗族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生命和热血。他们是伟大和无私,在深深的感染着石门坎山里山外的人。

中国大陆CCTV纪录片 《在天那边》- 英国宣教士-伯格理的苗族宣教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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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石门坎对于我们来说,是双重的:我们是志愿者、是公益人,但同时,我们又是朝圣者,接受石门坎对我们的精神洗礼。石门坎面临着双重的使命:首先,要改变石门坎地区苗族儿童的教育条件,通过尽可能地多筹集资金,尽可能的多做公益活动,尽可能地改变教育条件。其次,我们更要发掘石门坎凝聚的文化精神,弘扬柏格理、高志华、朱焕章、费立波、卞淑美等所代表的精神信仰,让石门坎更多地受到社会的关注,让石门坎的理念惠及更多的人。

这些年来,鉴于这里教育资源极度匮乏,我们组织志愿者到石门坎地区支教,把在大城市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吸引到山区学校,让他们成为这些偏远地区基层学校教师的主力军。为使山区学生能受到现代化教育理念的熏陶,我们还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这些志愿者进行专项培训,着重提高他们在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方面的水平。2013年我们还引进了芬兰儿童教育模式,把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带进山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帮助学校建立了图书馆、电化教学室、苗语合唱团、儿童免费午餐等项目。

另外一方面,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宣传石门坎,利用一切机会传播石门坎精神。石门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就是信仰。从柏格理到卞淑美,他们共同的精神,就是信仰。他们之所以能够奉献青春奉献生命,就是基于虔诚的信仰,是信仰的力量,让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石门坎,放弃优越的生活,甘愿和贫苦的苗人在一起,过着常人无法坚持的生活。石门坎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它证明了,信仰可以改变社会,信仰可以改变贫困,信仰可以发展经济,信仰可以使人有尊严的活着。

我经常在想,我们这个社会现在面临着双重的折磨:一是环境的严重破坏。我们生活在一个雾霾、水体和土壤严重污染的环境之中,食品极度不安全,人们患病的比重逐年上升。另一个是人性的沦丧,是道德的失范,是心灵的迷失,是信仰的匮乏。这种双重折磨,使中国人陷入深深的焦虑。

但是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

正因为信仰的缺乏才会使道德沦丧。道德的沦丧才使人们为了追求物质财富而毁灭环境。为什么我们经济发展才30年,环境被破坏就如此严重,社会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官员贪腐如此严重。这说明我们的文化已经对种种恶行的失去了批判的张力,我们不能提供一种精神的资源,去扼制人们对物质欲望的冲动,使人们在追求财富时保持一种理性的节制,而这种精神资源的核心,就是信仰,一种基于彼岸的精神信仰。这个社会需要救赎,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人心需要救赎。

这就是石门坎的意义。

本文原载自“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微信公众号。

厦门鼓浪屿申遗成功了,其中有多处基督教会医院和学校遗产!

鼓浪屿申遗成功了!当地时间2017年7月8日下午4时(北京时间7月9日23时),正在波兰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1届大会现场传来消息: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鼓浪屿”和自然遗产项目“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双双通过审核。至此,中国已拥有52项世界遗产。

鼓浪屿申遗有53个元素,其中与基督宗教相关的鼓浪屿文化遗产有:三一堂、天主堂、协和礼拜堂、英国伦敦差会姑娘楼、基督徒墓园、救世医院和护士学校旧址、毓德女学校旧址、安献楼、闽南圣教书局旧址、春草堂(许春草故居)。

鼓浪屿是中国东南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她以旖旎的自然风光,精美的建筑艺术以及悦耳的音乐声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很多人都在这个岛上流连忘返。那么鼓浪屿是如何闻名海内外的,塑造其文化的重要因素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1842年那个春天说起。

那年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英国人的炮火轰开了满清紧锁的国门,击碎了其天朝美梦,东方沉睡的雄狮也在西风激荡中慢慢苏醒。厦门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硝烟的洗礼后,被迫开辟为中国最早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此时不少黄头发,高鼻深目的西方人远涉重洋,怀着不同目的来到美丽的鹭岛,拉开了近代厦门国际交往的序幕。在当时,鼓浪屿除了少数居民外,大部分地区都未得到开发,但经过几十年的建设,逐渐繁荣起来。美国宣教士丁韪良曾在1850年路过厦门,他在晚年回忆到:“海港中有一个名为鼓浪屿的小岛,当时岛上无人居住(此处有误,笔者注),而现在成为外国的租界,在富人豪华住宅的装饰点缀下,小岛就像海面上一颗闪亮的明珠。”(据:《花甲记忆》)

1842年2月24日,美国归正会的雅裨理和美国圣公会的文惠廉两位宣教士踏上了鼓浪屿的土地,开启了鼓浪屿近代宣教的序幕,也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小岛面貌。在宣教士来华时,当时的中国处于满清政府的统治下,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使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东方古国失去了与世界学习、交流的机会,远远落于完成工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西方强国。另一方面满清政府日益腐朽,专制愚民政策导致国民素质日渐低下,时人大思想家龚自珍将其称为“衰世”。西方宣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将西方近代文明带给当地人,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社会进步。鼓浪屿也因着他们的到来,逐步进入了近代文明的门槛。因此,我们要了解鼓浪屿文化,就必须得明白教会的影响。而鼓浪屿的教会呈多元化,在这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先后有新教各宗派(美国归正会、英国伦敦公会、英国长老会、等)、罗马天主教、基督教青年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及各华人自立教会(倪柝声的基督徒聚会处)等登陆宣教。在鼓浪屿丰富多彩的教会文化交相辉映下,造就了鼓浪屿文化优雅的气质。

建筑是鼓浪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西方宣教士到来后,为了满足信徒的需求,纷纷修建美丽的教堂,在不大的小岛上,百年间共有十座左右的教堂。自1844年英国伦敦会宣教士施敦力建立最在的聚会所开始,协和礼拜堂、福音堂、耶稣君王堂(即:天主堂)、四枞松礼拜堂、讲道堂、三一堂、安献楼、复兴堂等等一座座教堂拔地而起,成为鼓浪屿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散发着鼓浪屿教会文化的芬芳,不仅是鼓浪屿这座老建筑博物馆的珍贵藏品,更述说着基督信仰的荣美。而其中的协和礼拜堂、耶稣君王堂和三一堂是鼓浪屿教堂建筑的代表之作,为鼓浪屿的重要地标。

协和礼拜堂是鼓浪屿教堂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她是现存最早的教堂,1863年,来华的差会(美国归正教会、英国伦敦公会、英国长老会)的信徒捐款,在鼓浪屿的鹿礁顶(亦称上鹿礁)建造了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教堂。时称“国际礼拜堂”。此为鼓浪屿上最早的教堂。1911年,教堂进行翻建,改称“协和礼拜堂”(UNION CHURCH)。此教堂供外国人使用,中国人一般不进入。当然也有些精通英语、家世显赫的中国人受邀参加礼拜。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被厦门第二医院所使用。在文革期间,教堂差点被拆毁。但在国家一级建筑师白家欣先生极力周旋下,用貌似破坏实则保全的方法,在教堂周边加盖一些楼房,虽然教堂被楼群所遮盖,但却使教堂得以保存,等待着重现天日的一天。

直到2009年,这座老教堂在厦门基督教两会、鼓浪屿管委会、鼓浪语文化社群等各界人士关心、支持下,拆除了鼓浪屿护理院附属楼,并对原有建筑进行修旧如旧的翻建工作。蔡德晔姐妹更斥巨资从国外购进不少名贵材料,有力支持了协和礼拜堂的修复工作。在主的保守下,2010年12月底,这座百年老教堂终于修复完成。2011年7月30日,协和礼拜堂举行盛大的复堂典礼。这座历经百年沧桑,见证基督在鼓浪屿奇妙作为的老教堂,将从此展现在世人面前。

教育事业为教会在鼓浪屿的重要事工:开办教会学校,有助于国人了解当时西方国家的先进文明,跳出“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从而消解对从西方传入的基督信仰的误解,促进他们接受福音。1844年,英国伦敦会宣教士施敦力在鼓浪屿开办第一所学校——福音小学,此后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鼓浪屿建立。寻源中学、英华书院、毓德女学、福民小学、养元小学、维正小学都是当时著名的教会学校。学校除了开设基督教课程,也把当时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传播给学生们。

毓德女中是鼓浪屿重要的教会学校,学校原来建在厦门的竹树堂,但因失火而搬迁到鼓浪屿。毓德女学没有明确的学制,大约为5年。学生每周上课5天,每天早晚都有敬拜。星期六清洗教学楼。主日休息,上教堂做礼拜。学生除了进行信仰教育和教罗马字以外,还学中文和算术。中文的教材是《四书》,教师是清代秀才,算术没有课本,由教师自编教材。毓德女学附设有师范班,女学毕业后可进师范班读3年师范。1921年,毓德女学取消师范班,在原寻源中学旧址开设毓德女中,学制4年。学生毕业后可以升大学,也可以当教员。1931年,邵庆元担任毓德女中校长,他认为不管男女都可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于是积极培养女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他仿造社会体制,称学校为“毓德市”。设有建设局、教育局、卫生局等“部门” ,各班的班长就是公安职员,副班长是教育职员。他的教育方法大大提高了女学生的见识和能力,使她们成为厦门市的光和盐。

教会的教育事业极大拓展了鼓浪屿的见识,培养了一批放眼世界的人才。卢戆章、林语堂、余青松、李来荣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日后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教育塑造了鼓浪屿人温文尔雅,礼貌谦让、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

医疗事业促进了西医在鼓浪屿的传播,宣教士奉献的精神令人动容:1842夏,美国医生甘明来到鼓浪屿,开始了医疗事业的发展。1898年,美国归正会在鼓浪屿开设厦门最早的正规西医院——救世医院,归正会医疗宣教士郁约翰成为首任院长,这所医院是当时闽南地区设施最完备,医疗水平最高的医院。

救世医院为两层楼房,有一小礼拜堂,饭厅,厨房,两间工人房,办公室,药房,眼科室,学生房四间,病房七间,可容45张床。医院不收药费,治疗费及住院费,仅收相当于5美分的伙食费。病人大都来自厦门及周边的乡下,也有来自漳、泉等地的,甚至有外省及马尼拉、仰光等不远万里的求医者。病人包括乞丐、富人、平民、官员、学者等社会各阶层的人。从医院开办到郁约翰归天家的12年里,共收治了17000多名住院病人及135000多位门诊患者,做了7500多次手术。

救世医院附设医学专科学校,学制五年。学生大部分来自鼓浪屿寻源中学。学习科目包括物理、化学、胚胎学、组织学、生理学、解剖学、内科、外科、眼科、妇产科、小儿科、皮肤科、检验科等。学校采取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方法。上午学生跟随医生到各科见习,下午上课。1900年至1932年,医学专科学校共培养六届毕业生共40人。学校为闽南培养了不少医疗人才,黄大辟、陈天恩、陈伍爵、林安邦等均成为闽南名医。

教会的医疗事业不但解救很多人脱离病魔的痛苦,同时也使西医得以在鼓浪屿扎根。值得一提的是,1910年4月,厦门爆发瘟疫,救世医院院长郁约翰医生为了抢救病人遭到感染而安息主怀。郁约翰以奉献的精神促进了现代医疗技术在鼓浪屿的发展,更以牺牲的爱献给了这块土地。

鼓浪屿被誉为“音乐之岛”,音乐氛围的形成跟教会密不可分,没有教会音乐的带动,就不会有鼓浪屿的音乐文化:基教重视圣乐事工,为鼓浪屿音乐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1878年,协和礼拜堂礼拜开始使用风琴,由边阿兰先生担任司琴。音乐的种子播撒在鼓浪屿这片土地上。在当时,不仅教堂里有唱诗班,各教会学校也都有合唱团,基督徒自己组织的音乐会更不数不胜数。据朱思明弟兄回忆,当时教会学校在“每星期天的小礼拜,成人礼拜(9:30分开始)之前,一个多小时(可能8、9点),都会安排一场儿童礼拜。当时鼓浪屿有很多所教会小学,比如,养元小学(美归正会)、毓德小学(美归正会)、福民小学(英伦敦会)、怀仁小学(英长老会)等。我当年在养元小学,星期天早上一定要到学校排队、点名,然后由教师带队到福音堂做礼拜。礼拜有崇拜的仪式,需要唱诗班献唱。周淑俭(福音堂牧师娘,音乐老师,笔者注)就安排各小学的唱诗班在每月轮流献唱。当时几个学校之间都有些竞争,都想成为唱得最好的。当时我也在唱诗班,并且是诗班中的佼佼者,领唱一般都由我负责。儿童唱诗班给人一辈子难忘。”正是很多人从小在教会学校里接受圣乐的熏陶,产生了对音乐的兴趣,制造了鼓浪屿浓郁的音乐氛围,最终成就了鼓浪屿“音乐之岛”的美誉。

教会圣乐陶冶了居民的情操,造就了鼓浪屿人爱好音乐的传统。值得一提的是,殷承宗、林俊卿、许斐平等等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音乐家,都是生长在基督化家庭,从小接受音乐熏陶,并在教堂里从事圣乐侍奉,从而走向音乐大师之路的。

教会也积极参与鼓浪屿的近代妇女解放事业: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广大的妇女处于非常低下的地位。她们大都没有文化,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只能在家恪守封建规范,甚至不少女婴生下来就被遗弃。教会同工本着博爱精神,同情姐妹同胞的悲惨命运,纷纷投入到妇女的解放中去。教会开设女学(毓德女学、怀仁女中、田尾妇女福音学院等等),发起天足会(英国麦高温牧师在1874年成立厦门近代最早戒缠足会)、收养女婴(怜儿堂)、解救婢女等等事业。

而许春草长老发起的“中国婢女救拔团”更是令人称道。民国时期,厦门很多富裕之家都蓄养婢女,主人虐待她们的事件时有发生,仅鼓浪屿在20年代末就有不少婢女被活活打死或不堪凌辱而自杀。许春草长老对婢女的遭遇深表同情。 1929年,许春草在鼓浪屿笔架山召开群众大会,倡议成立“中国婢女救拔团”解救婢女。他痛斥蓄养婢女的罪恶,呼吁大家行动起来,救她们于水火。他最后慷慨陈词到“愿有良心的兄弟姐妹们,跟着我来!天父支持我们!”中国婢女救拔团成立后,为了安置投奔而来的婢女,许春草设立了收容院。据他的儿子许牧世回忆,“这个婢女收容院创办后不数年,即收容了婢女五六十人,多的时候超过百人。”“婢女们在收容院读书认字,早晚有灵修聚会,由教会热心姊妹义务前来教读圣经,学习唱诗、祷告,及龄的即择配结婚。这些女子以后多半接受救恩,成为信徒。她们在院及离开后都很敬爱我父亲。”许春草长老救助婢女的行动,使很多女子逃离了魔窟,得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的义举彰显了基督的荣耀。卓全成长老曾回忆说,“许春草所办事业,我无条件的赞成。因为他所作所为,都符合基督的道理。”

教会的义举不但让不少妇女摆脱了封建枷锁的束缚,培养了一批新女性。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稚、华侨妇女运动领袖殷碧霞、中国第一女指挥家周淑安等等鼓浪屿女性,巾帼不让须眉,活跃于社会各界。

教会在鼓浪屿还搭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1844年,在鼓浪屿的美国宣教士雅裨理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徐继畬与英国首任驻厦门领事记里布会晤的通译。他送给徐《圣经》及一些地图,又回答了徐许多有关世界各地的知识。此次会晤使徐继畬大开眼界,成为近代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之一。徐从雅裨理那里获得了许多有关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文化和政治知识,为他编写《瀛环志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灜环志略》全面而扼要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沿革,政情民俗,经济状况。书共10卷,总分图44幅,三卷志亚细亚,四卷志欧罗巴,一卷志阿非利加,二卷志亚墨利加。书先为总说,后为分叙,图文并茂,用词雅正,互为印证,于各洲诸邦之疆域、宗教、种族、人口,沿革、建置、物产、生活、风俗、盛衰,以及列国比较,皆言之颇详,亦间有议论。共介绍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介绍尤为详细,连中国人很少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有所记述。《灜环志略》的问世,拓展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深刻影响了后代的洋务派官员、康有为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以及孙中山等革命志士。日本明治维新的不少思想家亦受其影响。

打马字、罗啻、养为霖等人为了让厦门人更好地读《圣经》、唱圣诗,创造了以拉丁字母联缀切音的闽南白话字。最早使用白话字的著作是英国长老会宾为霖牧师的所翻译的《天路历程》上半部,“基督徒”的故事。而闽南语《圣经》的译本也都为白话字。打马字夫妇创办《漳泉圣会报》,在闽南地区刊行了61年。这份报纸以白话字报道教会新闻及撰写各类属灵文章。白话字除了编写信仰书籍,也有很多天文、地理、生理、笔算、代数、动植物学等科学书籍。可以说闽南白话字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白话字不仅流行于闽南各地教会,也在台湾及南洋群岛、吕宋岛、新加坡、槟榔屿等地的闽南语教会中流通。由于闽南白话字的广泛影响,引起国民政府中央文化部的重视,纳入文字改革之范畴。现代汉语拼音之父卢戆章也是在白话字的启发下,促进了汉语拼音的改革。

教会促进了体育运动在鼓浪屿的发展:鼓浪屿是中国最早开展足球运动的之一,当年英国传教士将风靡英伦的足球运动带到这块美丽的小岛,英华足球队在民国时期享誉海内外,足球也成为鼓浪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鼓浪屿也是中国最早开展网球、田径的地区之一。

成长于教会的马约翰先生,从小就喜欢身体锻炼,鼓浪屿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为他的健康身体打下了基础。而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的七年期间,马约翰酷爱体育运动,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田径各项代表队的主力队员。他精于田径运动的中短跑,曾获100码、220码、880码、1英里等项目的全校冠军,并且多次在校外竞赛场上取得优胜。可以说,正是从小在鼓浪屿长大,接受教会开展体育运动的熏陶,才使马约翰成为中国著名的体育家,在体育理论、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等方面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被誉为“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鼓浪屿教会年表

1842年2月24日,雅裨理抵达厦门鼓浪屿,在岛上今中华路一带建立布道所,成为最早进入厦门的新教宣教士。与雅裨理同来厦门的还有美国圣公会文惠廉夫妇。

天主教多明我会士林方济到鼓浪屿宣教,为近代最早进入厦门的天主教宣教士。天主教在田尾路租用民房作为弥撒场所。

1844年7月,英国伦敦会宣教士施敦力(施约翰)夫妇抵达鼓浪屿,建立传教站。他们还在岛上创立“福音小学”。

1863年,为满足鼓浪屿上外国人信仰需求,美归正会、英伦敦会、英长老会在岛上建立供外国人礼拜的教堂,称“国际礼拜堂”,后改为“协和礼拜堂”。

1881年,美归正会、英长老会在鼓浪屿兴办寻源书院(后改为寻源中学)。

1886年,清洁打马字建立田尾妇女福音学院。

1889年,归正会在鼓浪屿建立养元小学。

1894年,伦敦会在鼓浪屿鸡母山建立“新礼拜堂”。

1898年4月,归正会宣教士郁约翰在鼓浪屿河仔下建立救世医院。

英长老会在鼓浪屿创办怀德幼儿园。

英国宣教士山雅各在鼓浪屿创办英华书院。

1903年,英伦敦会在鼓浪屿建立福音堂。林温人为堂会首位会正。

1904年苏门答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华侨信徒郑提摩太到厦门鼓浪屿宣教。郭子颖受其影响加入安息日会,他们在泉州路81号建立福建最早的安息日会布道所,

1906年3月,安息日会安理纯牧师夫妇抵达鼓浪屿。

1907年,三公会(归正会、伦敦会、英长老会)建立“回澜圣道学院”。

1909年,福音小学与民立小学合并,建立“福民小学”。

1910年4月,郁约翰因救治病人,不幸遭到鼠疫感染,安息主怀。

1912年4月,,厦门基督教青年会将协和礼拜堂作为会所。

1913年,罗马教廷设立厦门教区,马守仁任主教后,在鼓浪屿建立主教座堂,于1917年落成。称“耶稣君王堂”。

1920年,天主教建立维正小学。

1921年,寻源中学迁往漳州,教会在原校舍建立毓德女中。

真耶稣教会传入鼓浪屿。

1925年左右,倪柝声到鼓浪屿布道,不少人接受其教导,加入聚会所。基督徒聚会处从此在鼓浪屿传播。聚会所先后在四纵松352号和黄家渡建立布道所。

1926年,厦门区会审批福音堂为“鼓浪屿堂会”。次年,陈秋卿担任牧师。

1927年,在鼓浪屿的信徒要求下,厦门新街、竹树、厦港三堂的长执会决定在鼓浪屿建立新教堂,他们向“厦门基督教区会”提出申请,得到审批后成立筹委会开始筹建。

1929年,许春草发起“中国婢女救拔团”。解救不少婢女脱离“魔窟”。

1930年,福音堂的信徒增多,遂在鼓浪屿内厝沃兰花脚公平路18号建立支堂。称“讲道堂”。

1934年,鼓浪屿三一堂基本建成。三一堂既寓意三个堂会联合兴建之意,更蕴含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

安息日会安献堂落成。

1935年5月19日,三一堂召开堂议会,经投票选举卢铸英为首任牧师。

1936年夏,中华基督教全国第二次查经大会在鼓浪屿举行,由大布道家宋尚节博士主持。布道会盛况空前,共有6000人参加,决志信主者1000多人。

1938年2月6日,教会在鼓浪屿英华中学百友楼图书馆召开“五运会”。

5月10日,厦门沦陷,大批难民涌入“公共租界”鼓浪屿。岛上各堂会积极投入救援难民的活动。

1941年8月14日,鼓浪屿基督教学校师生联合筹备在三一堂举行夏季退修会,参加人数近千。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据鼓浪屿。卢铸英等不少教牧同工遭到逼迫。

1946年,南靖县山城教会的张翰卿到三一堂担任牧师。

罗马教宗宣布中国教会实行圣统制。厦门教区从此从代牧区升为主教区,首任主教为多明我会西班牙宣教士马守仁。

1947年,西班牙宣教士茅中砥任厦门教区主教,中国教士黄子玉任副主教。

1948年,周清泽担任福音堂牧师。

50年代,各大堂会加入“三自”

聚会所的王得恩长老积极响应吴耀宗的号召,带领信徒加入三自。

多明我会茅中砥主教被驱逐回国。

1952年,协和礼拜堂停止聚会。

1956年,福音堂女传道何恩及被按立为牧师,成为共和国最早的女牧师之一。

讲道堂陈其凯传道被按立为牧师。并任青年会总干事。

1958年,三一堂与福音堂、讲道堂合并。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鼓浪屿所有教堂停止聚会。

1979年9月,三一堂得到厦门市委统战部通知,获准复会,向鼓浪屿区政府回收三一堂房产。

这段时间内,聚会所和安息日会借用三一堂举行礼拜,直到建立自己堂会为止。

1981年,天主教堂落实政策归还教会,经过维修,于1982年元月10日复堂开放。

1986年12月7日,天主堂举行黄子玉主教就职典礼。

1997年,聚会所的复兴堂落成。

2001年,福音堂由三一堂负责翻建成立百合园托老院。

2011年7月30日,协和礼拜堂举行复堂典礼。

(本文作者系福建一名基督徒。)

摘自 https://www.hotbak.net/key/%E9%87%8D%E7%A3%85%E5%96%9C%E8%AE%AF%E9%BC%93%E6%B5%AA%E5%B1%BF%E7%94%B3%E9%81%97%E6%88%90%E5%8A%9F%E4%BA%86%E5%85%B6%E4%B8%AD%E6%9C%89%E5%A4%9A%E5%A4%84%E5%9F%BA%E7%9D%A3%E6%95%99.html

钟南山的母亲竟是留美名医,又是敬虔的基督徒! 钟南山与大文豪林语堂及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居然还是亲戚关系!

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已84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获颁“共和国勋章”。

今年中国的春节,一直被新型冠状病毒的恐慌笼罩着。所有人都时时刻刻关注着COVID-19病情的发展,前线医护人员的物资和抗战情况。每天有各种各样的信息,从不同渠道攻占我们的大脑。在这种时候,有一个人的消息,成为了全中国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个人就是钟南山院士。

这位84岁的老人,他说的话,每一句都是强心济,让人看清。他说的话,每一句都是定心丸,让人定神。他说“明确此病人传人”。所有人都戴上了口罩,他说“建议大家不要出门”。所有人都取消了聚餐,开启了旷日持久的“卧室客厅厨房一日游”。有人甚至说:“钟南山不动,我们不动”。“几时才动?钟南山说动才动!”

为什么所有人都这么相信他?不仅仅是因为医术高超,更因为他敢医敢言。而这敢医敢言的性格和声望背后,正是一个世家的传承。

钟南山的祖籍是厦门的鼓浪屿,他的父母都是当地人,虽然他出生于南京,但对家乡一直有一份情怀,鼓浪屿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第一批“医疗宣教”的来华基督教宣教士,就在那里驻扎,并且后来成为了中国现代医学的中心。有大批优秀的医疗工作者都是从这个地方走出来的。至今,还有着抹不去的浓浓的基督教文化。而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就是在鼓浪屿长大的。他父母早亡,于是跟着叔叔生活,因为学习成绩好,考进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后来留学美国,拿到了纽约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他是著名的儿科专家,曾被聘任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医学顾问。1933年,钟世藩与廖月琴结为夫妇,三年后生下了钟南山。

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她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之一。而她所在的廖氏家族,却是鼓浪屿的名门望族。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从小在鼓浪屿基督教教会学校毓德女中就读,后来考进协和高级护校,毕业后留学美国波士顿学习高级护理。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能受高等教育的女子寥寥无几,而能受高等教育的女子,大都家中有矿。而廖月琴的娘家廖氏家族,可谓声名显赫,熠熠生辉。自廖月琴曾祖父廖宗文那辈起,就到了厦门谋生。廖宗文有四个公子,依次为廖清霞、廖悦发、廖天赐、廖天福。廖清霞毅然南下,来到印尼发展,开办“群乐华”修造船厂和“锦顺昌”土产公司。接着,廖悦发也来到印尼,与兄长并肩奋斗,共同致富,衣锦还乡。回到家乡的廖悦发,在鼓浪屿兴建两座花园洋房,就是有名的廖厝——漳州路44号和48号,而他就是鼓浪屿廖厝名副其实的当家人。这位廖悦发廖财主,正是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的父亲。

当时,廖家几房人全都住在一起。而廖月琴的爷爷是三房廖天赐,父亲廖超熙,是与廖翠凤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的堂兄妹。廖月琴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弟一妹,她们姐弟从小就是在廖厝长大的,她们称呼廖翠凤“凤姑”。那么,钟南山称呼林语堂就是“姑外公”了。


鼓浪屿只是一个很小对外开放的岛屿,当年有好几个国家的宣教士与商人在这里居住,小小岛屿上有8个教堂,分别是三一堂,复兴堂,福音堂,天主堂,协和堂,安献堂,讲道堂和四纵松堂,包括轮渡的竹树堂与新街堂也只在对岸的咫尺之间,基督教会在鼓浪屿很是复兴,岛上的居民大多信奉基督教。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与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都是敬虔的基督徒。林语堂的父亲是基督教牧师。林语堂起初有20年时间信心不坚定,后来真正认识耶稣成为敬虔的基督徒。

这个基督福音的岛屿可出了不少的博士,名人,富商。为了减少篇幅这里就不赘述了。林语堂在廖翠凤之前,有一梦中情人叫陈锦端,陈父作为基督教竹树堂会长老,曾创办了榕城福建造纸厂、厦门电力厂、淘化大同公司等等。当陈父听说林语堂对基督教的信仰不够坚定,虽然学业优秀,但不足以依靠,不同意此婚事。陈锦端没有嫁给林语堂,这是林语堂永远的隐痛。而陈锦端的堂妹陈锦彩,可是嫁到了廖家,即嫁给了钟南山唯一的舅舅廖永廉。廖永廉鼓浪屿英华书院毕业后,考上圣约翰医学院,获博士学位。而廖翠凤二哥廖超照,那也是教会大学圣约翰医学院的博士,两人可是堂叔堂侄兼学长学弟。廖永廉与陈锦彩结婚时,担任女傧相的就是廖超照的女儿雪琴,即廖永廉的堂妹。这位雪琴姑娘,长大嫁人了,夫君正是林巧稚的侄儿林嘉泽,林巧稚还认他为干儿子呢。这么一来,钟南山不就得称林巧稚一声“姑婆”么。

而关于林巧稚,我们就不详细说了,她一生未婚,却亲手接生过5万个婴儿,没有她,中国就没有妇产科!而她,则是一位很敬虔的基督徒。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特别保护了她。她虽然对社会做出极大贡献,却说自己只是耶稣的一朵小花……说到这里我们才得知,钟南山的家族竟然都是基督教的世家背景。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他本人的信仰情况如何。也或许,他身上所有令人敬佩的品质,都只是因为家族文化层面的影响?只是因为,他继承了祖辈要“服侍”的态度。而关于人生的问题,在非典刚得到控制时,曾有媒体采访他,“你认为,一个人的最大意义是什么?”他说,“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到最好,这就是最大的意义。”但真正的使命,绝不是被人赋予的。而忠诚的基础,也首先应该建立在“作为被造物向着造物主的忠心”上。他还说,家庭对他的成长影响很大,在采访中,他说父亲曾告诉他,“一个人,要在这个世上留下点什么东西,那么,他这辈子就没白活了。”而他说,“现在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我慢慢懂得了,我父亲的愿望,我初步实现了……但我还没有满足,因为我还有两项工作没有完成……” 但至于这两项是什么,他没有说。


而此刻,我们在想钟南山说的话,不知他那敬虔的基督徒母亲曾教给过他什么呢?他是否还记得……他已经84岁了,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吧!

造天地的主啊,求祢在这次疫情中保守这位老人,无论这次危机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求主拣选他,使他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求主使他能在基督的圣城里有份!愿他的年日是为祢而活,愿他闪亮的一生,是为祢发光!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摘自 http://wen.yzlm66.com/index.php?s=/caiji/detail/id/56186.html

从电影八佰想到饶家驹神父创立的上海南市难民区

由于某些政治问题推迟一年上映的电影八佰近期在中国上映轰动一时。也导致上海四行仓库博物馆访客大增。

在电影《八佰》中,有一幕让我印象极其深刻, 苏州河边的租界有一群人,冒死过桥,冲到对岸地狱般的“四行仓库”给中国军人送物资。他们正是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师生们。

这同时使我们想到了在这段苦难的岁月由饶家驹神父创立保护了30多万难民的上海南市难民区。由于某些因素,大陆媒体一直以来没有广泛报道南市难民营的故事。

“饶神父在南市区救济难民,对我而言是记忆犹新,幼时的我非常敬佩饶神父”,80高龄的刘复田2014年11月9日来到上海师范大学,参加中国首次举办的纪念法国神父饶家驹的国际研讨会。德国商人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国际人道主义行动广为人知,但饶家驹这位较之拉贝,更早挽救无数中国人生命的法国人,却一直知者寥寥。与会中外学者认为,这位在中国抗战中失去右手的独臂教父,堪称“上海拉贝”、“中国辛德勒”。1937年11月,饶家驹在上海方浜中路、民国路(今人民路)内创立战时平民救护的难民区——饶家驹区,延续至1940年6月,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此后又在广州、汉口等地设立安全区,救援中国难民。“饶家驹首创的保护平民安全区模式,直接促成了战后《日内瓦条约》修订,加入了战时平民保护相关条款,其实,这就是写入国际公约的第一个‘上海模式’”。上海师大人文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介绍说,二战结束后饶家驹又赴德国救济难民,并因劳累过度而逝世。研讨会上放映了上海音像资料馆制作的《饶家驹与战时难民保护》历史纪录片,上海战时难民代表、86岁的王晓梅看完抑制不住激动,连称“就是这么回事”,她讲述在难民区的亲身体验,“日军晚上会到难民区内强征女孩,我和姐姐晚上就带着被褥到这里睡觉,因为这里处在难民区中部,日军并没有到这里来抓人”,老人至今非常感激饶家驹从侵华日军手中留下了王医马弄24号这块安生立命之所。苏智良说,现在纪念饶家驹,不仅为纪念,“当今世界,仍存在着战争、暴力和杀戮,难民救助始终为国际社会关注,饶家驹在国际上为战时保护平民创立了具有典范效应的模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中国世界历史学会名誉会长汤重南看来,从饶家驹、拉贝等国际和平友好人士的事迹,可见中国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饶家驹,1878年出生于法国西部夏朗德省。16岁时,他加入了耶稣会,决定一生跟随效法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在经过19年的培训后,饶家驹被派往上海传教。在徐家汇学习了一段时间中文后,他给自己起了个完全中国化的名字——饶家驹。

饶家驹“从性情方面说,他是一位宅心忠厚,和易近人,长于筹划,勇于执行,极有决心的人”。当1937年“卢沟桥事变”、平津失守、淞沪紧张之际,饶家驹就已经敏锐地预感到中日在上海的交锋已不可避免。作为上海华洋义赈会的会长,他与宋汉章谋生出建立一个统筹救济事宜的国际组织的念头。“八一三事变”的当天,由上海大部分慈善组织的代表及部分国家的驻华领事等人组合而成的上海国际救济会正式成立,饶家驹在其中担任常务委员及救济组副主任。1937年八一三战役爆发后,规模日益扩大,日军轰炸烧杀所造成的难民潮从未止息,大批外地的战争难民也涌入上海,其中既包括江苏、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的民众,也有国际难民如来自德国或欧洲其他地区的犹太难民等。百万难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饶家驹亲自兼任第一难民收容所所长,并陆续在租界内设立6个难民收容所,至1938年8月,一共收容难民6万多人。

饶家驹建立南市难民区

淞沪战役爆发后,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饶家驹已在考虑设立难民区,他认为,上海战争将长期化,应建立一种“难民安全区”,以拯救难民。饶家驹以“上海国际会”的名义,起草了英文协议。然后,饶家驹向日本政府和军队交涉,要求勿对难民区进行攻击,得到肯定的答复。1937年11月9日,南市难民区建立的第一天,饶家驹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官员的陪同下对难民区进行视察。这一天城隍庙豫园、小世界及区内的各学校、教堂都被辟为收容所,当天就已收容难民2万余名。此后随着难民的陆续增加,最多时难民区内约有130个收容所,区内难民数超过10万。

难民区下设监察委员会,饶家驹任主席,总管区内诸事;成员包括3个法国人,2个英国人,1个美国人,1个挪威人以及两租界的代表。为便于管理,难民区内又划分为9个区,每区设区长1人,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饶家驹在难民区内有着极高的威望,他一身兼司法官与行政长官,其一言一行,即为区内人民之法律。一次,有人站在高处分发馒头等食物,几十个饥肠辘辘的难民一拥而上,乱成一团。饶神父推开那些饥饿的手,拍打着难民们的头,“不要抢,安静下来,排队领取!”原本温文尔雅的神父突然大声训斥,但那些被打的难民都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外国人,丝毫不动怒。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是来帮助自己的。饶家驹喜欢和难民在一起,他经常搀着儿童的手,抚摸他们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吃。饶神父和大家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枪顶着他,他毫不畏惧,幸而举枪的日本兵最后没有扣动扳机。

饶家驹每天坐一辆黄包车,从吕班路到老北门或新开河,出法租界铁门,到南市难民区办公,黄昏才回到租界寓所,或到洋泾浜天主堂休息。他是日日工作,天天到“区”,运筹帷幄,事必躬亲,巡视考察,不遑宁处。饶家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区内的一切,都必须审慎处理,偶尔大意,就会引起国际纠纷。其他如给养问题,更是一件极端困难的事。为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他常常亲自出马,进行募捐。1937年12月1日饶家驹到静安寺路的美国妇女俱乐部演讲,呼吁大家踊跃捐输、共襄善举。1938年5月,饶家驹飞赴美国、加拿大,为难民募捐。在白宫,罗斯福总统向饶家驹承诺价值70万美元的援助计划。美国将本该处理的小麦运到中国,慷慨地交给饶家驹支配。饶家驹还在美国发起了“一碗饭运动”,加上美国政府的援助,饶家驹此行大约募集到100万美元。这巨款全部被饶家驹用于南市难民区的难民救助。中共地下组织参与难民救助并积极动员难民投奔新四军。为此,饶家驹负责办通行证,使难民船顺利经过日军封锁线,到敌后抗日根据地。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离开中国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当他黯然告别相处了26年的中国老百姓后,南市难民区因缺乏主持人,很快就不复存在了。7月3日,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致函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宣告已于6月30日停止活动。至此南市难民区不复存在。在难民区存在的963天里,饶家驹成为仁慈的第三方的代表、道义的代表,同时也是中日交战双方的监督力量,赢得了难民的赞誉。

饶家驹虽然离开了上海,但难胞们没有忘记这位保护救济他们的法国神父。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内的饶家驹神父铜像他们预备为饶氏铸造一座铜像,以资永远纪念。一个星期六的上午,难胞们一人手持一砖,先举行了一个庄严的铜像奠基典礼。他们又想把城内的方浜路改为饶家路,方浜桥改为饶家桥,以志去思。饶家驹取道香港返法后,上海难民仍期盼他能重返上海。他曾表示自己此次只是暂返欧洲,不久还会回来。但事实上,饶家驹此次却是一去未能复返了。

饶家驹难民救助模式的推广

在成功地创办了上海南市难民区后,饶家驹又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中国内陆地区,积极参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难民救助。饶家驹等认为:“这个经受过考验的实践(即南市难民区)已经拯救了中国很多非战斗人员(这是在我们受到极其缺乏经验和极大的当地阻碍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我们有个合理的想法,这个方法能够同样地应用到其他环境或者其他地方”。饶家驹与安全区里的难民和孩子们1937年11月中旬,在南京的各国人士仿效南市难民区,在南京设立安全区。而拉贝、华群、马吉等人在创建南京安全区时,正是通过饶家驹与日本方面进行联系。日军拒绝设立安全区的意图也是先告知饶家驹的。1938年10月汉口成立难民区,饶家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在上海与日本总领事等多次讨论,形成备忘录。然后赴重庆游说宋美龄,向中方争取到大笔救济基金。同时也与美、英、法国代表会商。汉口难民区成立时,饶家驹担任委员会临时主席,接管了汉口特别行政区,并说动日军,使难民区免于日军的轰炸。同年10月24日,经中日双方同意,广州也设立了难民区委员会,并设立5个救援中心以保护平民。

饶家驹回到法国后,继续推广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此时的饶家驹已经62岁了,但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东奔西跑,为救助难民而奔走呼号。图书《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二战结束后,饶家驹赴柏林从事善后救济工作,一心救助曾是敌国的德国民众。因劳累过度,1946年9月10日饶家驹在柏林去世,终年仅68岁。饶家驹虽然去世了,但他留给后人的财富是十分宝贵的。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签约,饶家驹在中国建立及维持难民区的举措载入了公约,这个公约就是饶家驹模式的延续。饶家驹一生都致力于战时平民救助,他指出,难民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向难民提供救济这个问题是今天的世界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他曾发誓要为不幸的人尽自己最后的力量!饶家驹堪称是20世纪世界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饶家驹虽然是法国人,但他视中国为第二故乡,即使死后也希望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华的最后岁月里,他还将自己的名字“饶家驹”改为“饶家华”,足见其对中国的感情之深。

摘自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