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冒险为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收留骨灰的江小燕女士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中国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异见人士。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的著作。文化大革命时受红卫兵迫害,于家中自缢而死。傅雷一生嫉恶如仇,其翻译作品也是多以揭露社会弊病、描述人物奋斗抗争为主,比如《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傅雷对其子家教极严,而又父爱至深,其家书后由傅敏整理成《傅雷家书》,至今影响深远、广为流传。傅雷有两子傅聪、傅敏,傅聪为海内外享有盛誉的钢琴家,刚刚在这次大瘟疫中去世。傅敏为英语教师。

傅雷夫妻二人离开人世后,居然无人敢前去领他们的骨灰,因为担心也遭受迫害。这时出现了一个极具侠客精神的女子——江小燕,她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冒着死亡的危险前去领取傅雷夫妇二人的骨灰。那么我们一起走进这段略显惊心动魄的历史现实吧。在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中坚持自己的信仰并遭到迫害。一个年轻单纯的生命,是基督徒。叶永烈先生说,江小燕极为低调,除了因他要写《傅雷传》接受过他采访,公开了自己的真姓实名外,只给余开伟先生写过一信,纠正了各种文章中的失实之处,披露了当时的真实心情。

  1958年,江小燕十九岁,系上海市一女中高中毕业生。门门功课优秀,步入大学校门应不成问题。可惜正值反右后期,学校为了定俄语女教师柴慧敏为右派分子,就想利用其最接近的学生的检举来打倒她。打听到小燕学习成绩好,颇得柴老师喜欢,师生俩也常常促膝谈心。于是,学校是授意小燕以书面文字材料“帮助她,拯救之”。

  小燕回忆道:“我不懂政治,但毕竟已十九岁,当然明白被划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好事。于是一心一意想‘救’这教师。故而,非但没有交上学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为柴慧敏说话,为她辩护。因为我自小便是个小基督徒。《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作假见证。’我怎么能在文字上诬告她 !这是犯罪! 然而并不因为我的辩护,学校就放过她了。她依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她跳楼自尽! 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我并未参与她的‘被死’; 但是,恶运立即临到我头上。我被罚站在同学面前,由同学一个一个地来批判我。这么一个批判会开过后,马上上纲上线,被定为这样一个人:因为尚未中学毕业,故只算未走上社会,还是学生,特别宽大,算我为右倾分子。在我高中毕业的毕业鉴定会上有如下判定:‘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还加上一个政治品德‘差’等。一九五八年那年有哪家单位肯收我这么一个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为‘差’等的学生?所以,我无法参加工作。又有哪个大学肯录取我为学生?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学里,我准是右派无疑,因为大学生就右以算是‘走上社会’了。也就是说,我离开七月份高中毕业还有两个月,我一切的路都被断了,没有一个地方的门为我开着! 如此,我只能在家,窘迫困顿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二年,三十四岁,才真正走上社会,有了工作。”

  1967年,她29岁,在家待业,获悉了著名翻译家傅雷在连日遭受“造反派”的批斗之后,与妻子朱梅馥一起,在上海江苏路寓所的钢窗上自缢身亡的噩耗,内心很不安。她与傅家毫无瓜葛,但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从书中认识了这位大翻译家。她也喜欢弹钢琴,看过傅聪的演出。

为了了解情况,江小燕以街上的大字报大标语为线索找到傅雷的家,当她从傅家保姆周菊娣那里得知,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留尸骨,就毅然决定独自开展营救行动。因为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远在美国,傅敏在北京劳改。骨灰只有亲人可领,更何况此时人人唯恐与“自绝于人民”的“黑五类”发生关系。江小燕夜不能寐,最终决定挺身而出—— 冒充傅雷的养女去领骨灰。 她瞒过父母,冒险来到了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

那里的工作人员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傅雷“干女儿”一脸忧戚的泪水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可等到一堆鳞片样的尸骨端到她面前时,她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钱为傅雷夫妇买一个骨灰盒。于是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傅聪舅舅家的地址,在其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雷夫妇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

  焚香举哀安顿就绪后,她回到家中,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求告信。因当时有几个她交往过的朋友都走上这自杀的绝路,她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也希望能昭雪英魂。但她没有想到,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信一寄出,她就立即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

  当时,江小燕被抓到正泰橡胶厂的民兵营内。多年后她回忆道:“如果当时来抓我的不是工人,而是音乐学院的师生,把我关在音乐学院某一间房内‘审讯’,或者由其他文化单位来抓我,那么,极可能我今天已不存在了。因为这种单位的人会从思想及意识上一层层剥我的根。无论我怎么表现得单纯、是一个年轻的书呆子,都无法逃过他们尖锐的政治上的攻击。我一张口,万万敌不过一群有文化、有头脑的人的口。今天,我要以自己亲身经历说一句话:工人阶级的的确确是淳厚善良的。”

  审讯者问:“傅雷是现行反革命,你知道吗?”

  江小燕回答:“我看好像不太像,虽然我从没见过傅雷。不过我小时候一直看《新少年报》,其他书什么的,书上说的反革命都是戴太阳镜,鸭舌帽,在井水里下毒,往大机器里放炸药,搞破坏,傅雷做过这种事吗?”

  见审讯者一时语塞,江小燕也反问他们:“替人家收骨灰、落葬,这总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

  她之所以突出“缺德”两字,是努力从这方面来打动他们的心,尽量离“政治”远一点。她还举出自己的父亲在教会帮助下曾为五个无能力的邻居包办丧事。她举出这些事实,无非说明一点:“我出生这样一个家庭里,受到家庭的影响。故为别人收取骨灰,这种举动是不足为怪的,谈不上政治目的。”

  在一整天的审讯将近尾声之时,终于逐渐看到了审讯者较为缓和的脸色以及平和的语调。但那个主要审讯者的脸色刹那间变得极其凶狠,双眼露出一种极冷峻、极锐利的表情,一动不动直视着她。江小燕想,我也以我的双目直视他的双目:“你看我像个犯罪的人吗?”

  就这样四目相对,江小燕的气势压倒了那主要审讯者,后来那人竟向她说:“你这个人啊!真是又简单又复杂,你很义气……比我们讲礼貌。”

  最后的审讯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当天她就获释回家了。但阴影也并未散去……

  1972年,她34岁,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窘困,里弄只能安排她到生产组工作,那顶“反革命”的恶名使她的青春灰暗,更使她与爱情无缘。直到1978年傅雷冤案得以平反,她终于走出阴霾,却已经39岁……

  1985年,她46岁,居然去报考了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两年后毕业,各科成绩优异,终于圆了大学梦。后来,又直接从小集体所有制的生产组跨入全民制的学府——上海电视大学总部编辑室,任报纸副刊编辑。再后来,又被调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但到退休前也没评到高级职称,只是“助理研究员”。推算原因就是19岁为女教师辩护,29岁为傅雷收藏骨灰并给周总理写信。

  不过她不言悔:“我仍然说,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再者,如果没有十九岁那年为右派老师辩护,二十九岁为傅雷及其他人呐喊,怕就没有胆量了吧!十九岁之事,似乎是先锻炼了一下。故,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成因往往是复杂的决非简单的。”“余深心之宁然,净然,此万金所难易,则何悔之有?”

更难能可贵,被世人称道的是:她对于傅家的感谢之情,退避三舍,淡然处之。1997年10月,傅雷次子傅敏来到上海,希望会晤从未见过的她,经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的再三工作,她总算同意了。当傅敏刚要表示谢意时,被她马上制止道:“你要说什么话,我心里很清楚。这些话,就不必说了吧!”陪同前去的叶永烈想为他们拍张合影,被她婉拒。出于礼貌,她只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

傅家不忘她当年的正义之举,总想找机会报答。她却说:“我与傅家毫无关系!” 这些年她对于傅家的感谢之情,退避三舍,淡然处之;认为:“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二

  我这里倒不想过多歌颂江小燕的巾帼英雄形象,想说的反而是她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她一度被誉为英雄。有评论家这样赞道:“反观这场长达数十年的种族骚乱,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是没有罪的。如果以棒杀傅雷为例,那么就只有一个人是行义的,那就是江小燕。某种程度上,她承担了一个种族集体的罪恶。”

  但她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当《书屋》的余开伟先生撰文夸赞她时,她却本着求真求实精神,一丝不苟地纠正文人式抒情写作的错误细节,绝不肯美化圣化自己,反而坦言当时挨批受斗的惊慌,以及事后担惊受怕的软弱,她非常诚实的说到出监狱后自己的焦虑与害怕:

  “审讯将结束,我有可能回家了。虽然曾向他们要求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所在里弄和派出所(这样,我也完了);但回家后,以后只要一听到汽车喇叭声(我家楼窗下,是条大弄堂,可容各种汽车经过),我的心便狂跳,因为抓我时,就是坐着汽车离家的。或者,户籍警向我看一眼,我又会整夜睡不着,担心自己的案件被派出所知道了。

  “如此几年过去后,心理上的压力实在太大,时不时不跳突然加快。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到那家厂去,找当时主要审讯我的人,告诉他我的惶惶不可比终日,这样下去,我怕自己精神会垮的。那人看到我如的后怕劲,便说:”我答应过你,不向你里弄派出所去反映的……”

  “但随着当时历史的变迁,工宣队又掌权,一批一批的人物登台,一次次政治当时运动内容不同,我又担心,管我这件事的人会不会下台,那家厂会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命运……总之,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八二年报上为傅雷平反,这整整十四、五年中,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

  从上可以看出,她和我们一样,一样是会害怕,一样容易受惊吓,一样也在乎乡邻眼光和社会舆论的平凡人。我们不要把她看作林昭式的英雄。

  那么是什么让她能够一步步的坚持下去呢?是她所信靠的救主。

  她说:“虽然我当时尽了一切努力为自己开脱以免受到更大的伤害,但真正能帮助、救我脱离这灾难的,是我从小就信靠的神——耶稣基督。被抓的当夜,我当然意识到这是我生死大关,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求神在暗在控制明日对我的审讯,使之远离政治目的,只倾向于我是个年轻的书呆子,艺术爱好者,头脑简单……求神给我智慧,使我所答的每一言都能证明我这个人。甚至在祷告中,脑海里出现一个又一个场面,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就像是按着剧本在逐步的排练着明日的审讯,当然,都是按着我私下的设计,我个的意愿。

  “感谢神,到了明日,审讯的主要方面竟然的的确确就如我晚间设想的一样!!!而我内心的平安镇静,外表的柔和,更是神所赐予的力量在托住我!我甚至向神祈求:对我的关押,最好不超过一整天(24小时),因为时间长了,将地引起邻居的怀疑,事情一旦落到里弄干部手中……果然二十四小时左右,我由他们再”护送”回家,并答应不向我所在里弄派出所反映。我一切的恳求神都垂听了。只神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神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是犯罪,不是坏事。”

  相信出狱后,也是神在陪伴江小燕度过一个又一个紧张的日子,祂担当她的忧患,背负她的痛苦——也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若没有对神的信靠,我们这些普通人岂有勇气在那样的时代,包括这样的时代来坚持信仰呢?想想看,一个大龄女青年,没结婚,没有父亲,母亲还有一身的病,带着“反革命”的帽子,是怎样的艰难?!

  江小燕在《书屋》上发表的这篇《我为什么收藏傅雷的骨灰?》说实在的,该文语言没有什么文采,叙述也不够优美,朴实到了极点,但却被周石先生选入二十世纪经典作品。在该文上,江小燕还借自己的经历给余开伟先生传福音:

  “今天,既然有这么一次机会同您在文字上往来,我愿真诚地希望您也信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妨细细查考《圣经》,现在有许多事实,许多报道都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寻求这位神,真心不易地认定,他是您个人灵魂的救主,必定会被您寻到,因为《圣经》上有言“……凡寻找的就被他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江小燕自己就是对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见证。有网友评论道:‘莫道萍踪随逝水,永存侠影在心中。好一个江小燕,如此大勇之举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真是可歌可泣!”“平常之心,平常道来,纯朴善良却充满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正气,以及对一切权势、名利和出风头的不屑一顾。江小燕以九死不悔的气概,领取傅雷遗骨灰的故事,动人心魄,感人至深,当愧杀多少文革期间的昂藏须眉,她提醒我们,来自民间的良心和公正,正是中华民族最可信赖的地火!”

  是啊,我常常想,如果换了是我,生活在文革的时代,作为基督徒,当考验来临,逼迫来临,患难来临,我能够有她这样舍生取义的勇气吗?我还能坚持信、望、爱吗?

  据说,她的座右铭是“得意淡然,失意泰然,自处超然,群处蔼然”。叶永烈先生说,江小燕极为低调,除了因他要写《傅雷传》接受过他采访,公开了自己的真姓实名外,只给余开伟先生写过一信,纠正了各种文章中的失实之处,披露了当时的真实心情。此信后以《我为什么收藏傅雷的骨灰?》为题在《书屋》发表,被周石先生选入二十世纪经典作品。 (本文参考叶永烈的《江小燕与傅雷一家》,江小燕的《我为什么收藏傅雷的骨灰?》)

在许多年后,江小燕接受叶永烈采访时,叶永烈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说她喜欢傅雷翻译的小说。

上世纪80年代,在保存傅氏夫妇骨灰一事披露后,江小燕谢绝一切采访,也谢绝傅家人的帮助,她告诉傅敏:“人与人相处,难免有‘人情’往来,但任何事情一落到‘人情’这一框框中,就失却了自然的真趣。凡属不自然的事,我希望不至于被我遇上”,她“只求宁静,此外的一切,我都无所谓了。”

1983年,45岁的江小燕在业余大学取得古典文学大专文凭,随后担任上海某媒体的文字与美术编辑。

终身未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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