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代表团访问印尼华人基督教教会学校

中新网日惹11月4日电(记者顾时宏)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左志强一行7人4日访问印尼日惹圣道学校,并就加强华文教育合作进行交流。

当天上午,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代表团一行走进惹圣道学校时,受到手举中印尼国旗的孩子们的热烈欢迎,三年级的华裔女生奉献了一首《布达拉》中文歌曲,六年级的曾令诚和他的同学则用标准的汉语朗诵《三字经》。孩子们的精彩表演获得阵阵掌声。

圣道学校老师梁明星介绍说,圣道学校是一所基督教会学校,由华裔牧师计志文、黄彼得等创办,目前在印尼28个城市都有圣道基督教学校,拥有学生24000多名,老师及工作人员约3000名,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印尼文、英文和中文,设有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六成为华裔学生。他指出,圣道学校在印尼算是规模较大的三语学校,但也面临中文老师匮乏等问题。

左志强表示,观看了孩子们用汉语演唱的中文歌和《三字经》朗诵,他深为该校华文教育取得的成绩所感动。他说,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成立于2004年,主要职能就是通过多渠道募集资金,组织海外华裔青少年参与“夏令营”“冬令营”活动、培训华文老师、编制中文教材,帮助全球华侨华人解决华文学习过程存在的师资短缺、教材匮乏等困难。他表示,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愿意和圣道学校在培养本地汉语老师方面加强合作,齐心合力共同为华文教育而努力。左志强一行当天向圣道学校赠送了汉语教学光盘,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该校的小学部、初中部的教室、图书馆及教学设施,就华文教育问题和当地老师交换意见。随同左志强访问的有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执行主席蔡昌杰、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项目主管辛超、穆月、吉林省海外交流协会宫瑞禧、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岳砚宝老师、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赵丽静老师和王冬华老师。

华为IT设备助力巴西麦肯锡基督教长老会大学保持百年老校活力

任新勃 发表于 DOIT.com.cn

巴西联邦共和国(葡萄牙语:República Federativa do Brasil),通称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人口2亿多,居世界第五。巴西天主教徒占总人口的2/3,巴西基督教新教信徒占总人口的1/4,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其国土位于南美洲东部,面积8,515,767平方公里,世界第五大。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六,南半球第一。

华为的电讯设备已经广泛在巴西使用,甚至包括大量的巴西教育机构。以下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华为的IT设备正帮助巴西麦肯锡基督教长老会大学保持百年老校的年轻活力。华为很好的解决了麦肯锡教会大学Mackenzie Presbyterian University)在IT建设方面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在保护了学校古老建筑的同时,又以良好的整体性价比满足了业务需求,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解决方案。“华为一站式的解决方案令人眼前一亮,它很好的解决了麦肯锡教会大学在IT建设方面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在保护了学校古老建筑的同时,又以良好的整体性价比满足了业务需求,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解决方案。案。” —- Brito Pereira,麦肯锡教会大学信息中心主任

麦肯锡教会大学全名麦肯锡基督教长老会大学Mackenzie Presbyterian University),成立于1870年,是巴西历史最悠久的基督教教会大学之一。其他著名的基督教大学包括 Lutheran University of Brazil 巴西路德教会大学 , Methodist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圣保罗卫理公会大学麦肯锡教会大学自建校以来,共培养了30余万名各类人才,其中包括许多在巴西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目前,学校共拥有4万余名各类在校学生,主校区位于圣保罗。

Brazil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ies Official Sites:

Mackenzie Presbyterian University 麦肯锡基督教长老会大学

Lutheran University of Brazil 巴西路德教会大学

Methodist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圣保罗卫理公会大学

 

业务挑战

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教学过程与管理活动的优化,建设数字化校园,是提升高等学校教学效率与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作为百年历史老校,麦肯锡教会大学不仅注重在信息技术各个领域的研究与创新,而且也十分注重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学校的教学与管理活动。

“近年来,在信息技术各个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方面,我们得到了学校董事会和执行理事会的全力支持。为了满足广大师生与研究人员未来的需求,学校计划新建 ‘Mackenzie Television’ 视频影像存储系统以及校园内部文件共享系统,以进一步完善学校的IT基础设施”,麦肯锡教会大学信息中心主任Brito Pereira先生说。

“Mackenzie Television”是麦肯锡教会大学的远程教育与在线教育中心,同时兼有高清电视实验室的功能。随着平板电脑、智能终端的快速普及,网络电视教学正逐步成为高等学校的一种潮流。为满足学校各院系未来的发展需要,“Mackenzie Television”计划逐步提升高清视频的比例,并要求数据中心应能够提供200万小时视频的存储空间。考虑到各种清晰度的视频文件对存储空间的不同需求,Brito Pereira先生的团队在评估后认为,其所需要的存储空间未来将达到PB级别。

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的建设,学校各个IT系统的“数据孤岛”现象已日趋严重。在学校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多达30余个科研与行政部门先后上线了众多独立的IT系统,而这些IT系统往往都拥有各自独立的存储设备。一方面,由于各存储设备之间很难共享存储空间,导致存储系统的整体空间利用率不足(低于50%);另一方面,由于存储设备过于分散,使得校园内部的文件共享变得复杂且难以管理。此外,由于设备型号众多,导致扩容与维护复杂,TCO长期居高不下。

“很显然,我们在存储系统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在现有的设备上进行扩容或升级难以根本解决问题。因此,无论是出于为‘Mackenzie Television’提供大容量存储空间的需要,还是出于解决‘数据孤岛’问题的需要,新建一套大容量、可扩展、并便于集中管理的存储系统,已经成为必然选择”,Brito Pereira先生说。

就在麦肯锡教会大学决定新采购一套存储系统后,新的问题出现了。由于新建一套大容量的存储系统需要占用较多的机房空间,而学校现有数据中心的机房空间已经饱和。为了安装新的存储设备,学校面临着“要么改造现有数据中心的机房以增加空间、要么新建一个数据中心机房”的选择。

然而,麦肯锡教会大学作为百年老校,其校内的建筑结构已经完全定型,现有建筑基本上都有20年或30年以上的历史。改造现有的数据中心机房势必要改变部分建筑的原有用途,并带来楼层承重、电源供应、空调制冷、消防等一系列挑战,不仅工程浩大,而且将不可避免的对现有建筑的风格、结构、外观等造成破坏。这种方案对于重视保护历史传统的麦肯锡教会大学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在这种背景下,新建一个数据中心机房已经不可避免。但是,新建一个什么样的数据中心机房,才能既满足业务需要,又不破坏校园已有的建筑布局呢?Brito Pereira先生的团队在调研了业界的数据中心建设方案后,认为集装箱式的数据中心机房是最佳选择。在确定了基本的建设方案以后,Brito Pereira先生的团队将节能指标作为新机房选型的重要技术要求,要求其PUE值应低于1.6,以降低能耗及TCO。

解决方案

为稳妥推进项目的实施,自2010年下半年开始,Brito Pereira先生的团队就陆续与相关的供应商进行了接触与交流,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既满足学校当前的需求、同时又具有良好经济性的解决方案。

华为针对麦肯锡教会大学在数据中心机房建设以及存储系统改造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向学校提出了“华为IDS1000集装箱式数据中心机房 + 华为N8000集群NAS存储设备”的一站式解决方案。这种不同于其他供应商的“一站式”解决方案,不仅在技术上很好的满足了麦肯锡教会大学的需求,同时在整体性价比方面优势突出,因而赢得了麦肯锡教会大学的认可。

根据华为的方案,麦肯锡教会大学将在圣保罗主校区教学楼的外部选择一块空地,用于露天部署IDS1000集装箱式数据中心机房,从而避免了对现有建筑的占用或改造。在节能方面,IDS1000采用独特的自然冷却设计,其PUE值可降至1.55,与原有数据中心相比,可降低30%的总能耗。

“我们不难发现,数据中心最大的运营成本是耗电量。华为数据中心按照最高优化标准进行设计,其节能效果非常显著,这与麦肯锡教会大学一直以来倡导的节能环保理念是吻合的”,Brito Pereira先生说。

客户收益

2011年下半年,华为向麦肯锡教会大学正式交付IDS1000集装箱数据中心机房,并新建2套N8000设备。截至到目前为止,华为N8000已稳定运行两年。2013年初,学校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完成首次扩容。

如今,华为提出并实施的“华为IDS1000集装箱式数据中心机房 + 华为N8000集群NAS存储设备”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已充分发挥出其综合效益,不仅很好的解决了学校在当时面临的机房建设、数据孤岛、维护复杂等难题,而且也很好的适应了后续的业务发展需要。华为提供的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给学校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一站式解决方案,使初期的固定投资降低了40%。集装箱式数据中心占地面积小且便于部署,保护了百年老校的建筑。PUE值可降至1.55,与原有数据中心相比,可降低30%的总能耗。通过数据的集中统一存储,大幅减少了设备数量,不仅充分利用了设备的存储资源,而且简化了系统的运维管理。相对于原有的存储系统,TCO节约20%以上。
“华为一站式的解决方案令人眼前一亮,它很好的解决了麦肯锡教会大学在IT建设方面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在保护了学校古老建筑的同时,又以良好的整体性价比满足了业务需求,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解决方案”,Brito Pereira先生说

教会学校在基督徒和穆斯林社区之间建立桥梁

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篇 8:2)

当今世界有很多地区是多语言,多民族,多信仰的多元文化地区。其中有很多穆斯林的杂居地区往往问题多多。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有两千年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国家。也是唯一没有被欧洲殖民统治过的非洲国家。该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以色列国王所罗门时期和该国示巴女王对以色列的访问。该国部分地区有很多穆斯林,当前穆斯林地区容易关系紧张,类似目前中国的新疆地区。

学校是学习的地方,帮助人们从儿童过渡到成人。埃塞俄比亚一所教会学校做出了出色的榜样,帮助治愈了基督徒和穆斯林社区之间的创伤和宗教紧张关系,为两个宗教背景的儿童创造一个互动和互相鼓励的平台。

费尔沙牧师是这所教会学校的创办人,他说:“从前逼迫是很普遍的事情。穆斯林不想我们踏足他们的土地。我们基督徒只是极少数,平常很怕在街上走动,晚上更不会上街,十分糟糕。每天最少有一名会友受到袭击。他们经常叫我们“异教徒”!我外出侍奉时也遇过多次袭击,有一次甚至需要医疗护理。”

校长德素补充说:“穆斯林每天都会向教会扔石头。每当基督徒去教堂时,穆斯林就抓住我们,抢走我们的圣经焚烧,甚至推撞我们身边的孩子。我们被追打,离世的亲属也不可以在本地埋葬。我们为信仰付上了极大代价。”

费尔沙想改变基督徒与地方社区的关系,他想到一个点子:“我请一个基督教非政府慈善机构敞开的门支持我开办教会学校。当时在教会建筑物之内,只有7名幼稚园学生,你们答允支持之后,人数激增。我们找到地方另建小学,最近更在那里加设幼稚园。”  “ 现在学校有三座多层式建筑物,孩子们可以在这里玩耍。1至8年级的学生坐在本地制造的书桌上,可以使用实验室、图书馆和电脑中心。”

“学校将社区连系起来”

这所学校在充满敌对的穆斯林社区充当了桥梁的角色。费尔沙说:“本地穆斯林虽然知道这是一所基督教小学,他们仍然送子女到来。现在我们800多名学生之中,有一半是穆斯林。这令我们有机会和家长接触,与他们建立关系。现在甚至可以在家庭问题上给他们作辅导,以及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

逼迫并没有完全消失,但穆斯林经常为基督徒辩护。“我们从前跟穆斯林有很大距离,但学校将我们连系起来。他们会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从前我们之间只有憎恨,但现在是互相尊重。他们说:『老师,请进来』,我们快乐透了。”

12岁的基督徒学生西赛在衬衫背后写上“耶稣快回来了!”他说:“我想让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会在穆斯林同学面前祈祷谢饭,他们不会说什么。我很开心在这里读书,也很喜欢老师和我的朋友。”  学校是西赛可以开始实现梦想的地方。“我想成为医生,因为我想服务社会。我也想成为教会的诗班员。”  最后费尔沙坚定地说:“现在,那些曾经恨我们的人把孩子带到我们的学校。”

令人欣慰的看到,教会学校将爱,宽容,彼此理解和对学习的热爱播种在充满问题的这个社区。

巴赫(近代西方音乐之父)创作灵感的源头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年~1750年),德国作曲家,杰出的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演奏家,世人普遍认为其是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并尊称他为“西方近代音乐之父”,他也是西方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巴赫自己在一生中并未享有盛名,而且在死后五十年中就已被世人遗忘。但是在近一个半世纪中他的名气却在不断地增长。

巴赫在世时,作品不为人们所理解,他既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赢得社会的承认。1829年门德尔松在莱比锡指挥上演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从此世界开始关注巴赫。莫扎特和贝多芬发现了他的宝贵价值。他们被巴赫音乐的深刻,完美与无懈可击所震动。当贝多芬第一次看到巴赫的某些作品时,不禁惊叹道:“他不是小溪(巴赫的名字德文Bach,是“小溪”的意思),是大海!” 肖邦在举行他的音乐会之前练习巴赫的作品,李斯特把巴赫的一些管风琴作品改编为钢琴曲,舒曼是巴赫协会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组织承担了出版这位大师作品的完整版本的巨大任务。

今天,走遍世界各地,到处都能听到巴赫的音乐。其中,许多作品早已被列为艺术院校培养学生的必修教材和国际重大音乐比赛的参赛曲目。以下是关于巴赫创作灵感的翻译文章。

brown booklet in a brown wooden piano close up 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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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小芝麻;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ithout Luther, There Would Be No Bach: How the Reformation Influenced Faith and Work Today

Bethany Jenkins(贝瑟尼·L·简肯斯)是真理论坛(The Veritas Forum)的副主席,在福音联盟发表过很多文章,她也是国王学院(The King’s College)的高级研究员。她曾在国会、州政府办公室,以及华尔街和 Big Law 律师事务所工作。她本科毕业于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并在哥伦比亚法学院(Columbia Law School)获得她的法律硕士(JD)。贝瑟尼在纽约和波士顿两头工作,喜欢在中央公园沿着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跑步。她是救赎主长老会(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的积极成员。

摘自 https://www.tgcchinese.org/article/without-luther-there-would-be-no-bach

马丁·路德和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从未谋面,这两位德国人的年龄相差两百多岁。但是假如没有路德,就不会有巴赫。

巴赫在48岁那年收到一本路德所译制的圣经,他在页面空白处做了大量的标注,这本圣经帮助他塑造了神学音乐观。他在历代志上25章大卫的乐师名单旁边写道:“所有讨神喜悦的音乐之基石正是这一章。” 历代志下5:11-14描绘了圣殿里的乐师们赞美神的场景,他在旁边写道:“在敬拜的音乐奏响时,神和他的慈爱总是同在。”

巴赫拥抱了路德神学的工作观,将他所有的音乐作品——无论是圣诗或是世俗的音乐剧——都看作是回应从神而来的呼召。他相信他的作品有两个目的:“所有音乐的终极目标和原因不外乎(1)荣耀神和(2)带来灵魂的复苏。” 所以,他所有的教会音乐和大多数的世俗歌曲都签写着“S.D.G.”— Soli Deo Gloria(拉丁文),意即荣耀唯独归于神。

architecture art cathedral cha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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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路德,巴赫不会明白所有工作都是尊贵的(无论是圣工还是世俗工作),也不会知道工作也是爱邻舍的方式。

但路德又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呢?

那些蒙“召”的人
路德出生于一个把神职工作高举过其他事情的教会文化中。在中世纪晚期,只有祭司和其他教会工作才可以被称为是“呼召”和“使命”,只有他们才是“属灵产业”的一部分。其他人——从农夫到律师再到国王——都有其存在的必要,但都是属世的职业。

修道运动就是呼吁神职人员离开每天生活的世界并且进入沙漠或者修道院,这运动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圣俗二分的观念。因此,普通信徒被看作是二等的,生活被分割为“神圣的”和“世俗的”,并且所有信徒都是祭司这一观点被边缘化。但是路德却没忽视这个问题。

出于爱的工作带来爱的增长
路德想将信心和每日的生活联系起来。我们每一个人,他论述到,都是祭司——无论我们的生活多么的平庸:

把教皇、主教、祭司和修道士所从事的称为“属灵的产业”,而把王子、领主、工匠和农夫所从事的称为“世俗的产业”。这说法的的确确是谎言和伪善。所以无论何人都不需要被此威吓,原因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确实是属灵的产业,并且除了工作地点的区别之外这些职业之间并没什么不同……我们借着洗礼都成为神圣的祭司,如圣彼得所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度”(彼得前书2:9)。启示录说:“祂用自己的血让我们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启示录5:9-10)。所以“天职”(Vocation),既包括了宗教事工也包括非宗教工作——家庭职责,公民义务,和普通的雇佣。做工之人的信心才是让工作“基督化”的,而不是工作的种类。路德写道:修道士和祭司的工作,虽然可能是神圣并且艰巨的,但是在神的眼里却和在乡下田间的农民或者操持着家务的家庭主妇没有一丝区别,神单单通过信心来衡量一切工作。这种信心,他相信,是在每天的工作中显明的。“出于爱的工作带来爱的增长,”路德将这句话张贴在所有维滕堡圣教会的门上(论文44)。对于他来说,做工是爱邻舍的最好方式之一。提摩太·凯勒总结到:我们在做工时,就像路德宗常说的那样,是“神的手指”,是代理祂对他人从天而降之爱的人。这样的认知使工作的目的从养家糊口上升为爱我们的邻舍。

各样的工作
约翰·加尔文和其他加尔文主义者(比如凯波尔),更加充实了我们对工作的理解。工作不仅仅是爱邻舍的一种方式,也同样是爱神和荣耀神的方式。通过把圣经故事总结为创造,堕落,救赎,以及和好,每个基督徒都有创造和展示神原本创造之奇妙的呼召。凯勒这样解释:是的,我们应该爱我们的邻舍,但是基督教给了我们关于人性的非常明确的教导以及如何能使人类繁荣的方法。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工作能够符合这些认知。有信心的工作,必然是由基督徒“世界观”所带动的。换句话来说,我们的信心揭示了我们如何着手我们的工作——而不仅仅是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邻舍。这是一个我们爱和荣耀神的场所,靠着信心献上我们所做的工(歌罗西书3:23)。实践律法,举例来说,不仅仅是爱邻舍的一种方式;同样也是进一步在我们的社区展现圣经正义的方式。换一种方式表达,神不止关心律师;祂也关心律法(箴言8:15;11:1)。

工具箱里的工具
尽管对于信仰和工作路德和加尔文的某些看法截然不同,但是这两位改革者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相似。他们捍卫每一份工作的尊严并且拒绝区分“圣洁”和“世俗”。他们都坚持信徒皆祭司,颂扬人们所从事的普通工作。路德的关注点在于工作是爱邻舍的方式,加尔文却关注于工作是爱和荣耀神的方式。格雷格·福斯特(Greg Forster)解释道:路德强烈拒绝直接将神和我们的工作直接联系起来,害怕将工作当做义的。神在我们的工作中放了一个呼召,路德论述到,因为他希望我们服侍邻舍,不是因为他希望我们服侍他。路德曾经说过,“神不需要你的好行为,但是你的邻居需要”。并且他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加尔文坚持我们每日的工作必须是直接爱和服侍以及荣耀神本身的,外加爱我们的邻舍。尽管这是两者相比的一个尖锐点,但是这些想法并不是相反的。我们可以把他们当做工具箱里的工具——在不同的环境下有用。

在那些工作性质比较静态的地方——人们在这些岗位上工作多年或者每天从事相同的工作(经常被叫做“蓝领”)——路德把工作当做爱邻舍的一种方式,这能够在工作中给他们带来激励和维持。的确这能鼓励我们在每天工作的小事上有信心,即便我们无法看到神借着我们的劳动所成就的事情。

人们在不同的职业季节,同样会发现路德关于工作是爱邻舍的延伸。比方说,去年我40了,我开始关心我的工作到底有多重要。那时路德的神学观支撑了我。即便我感觉我无法扩大我工作的影响力,我知道我正在透过我每日的工作爱我的邻舍们:我的读者们,我的学生们,我的同事们。

但对于工作更加动态的那些工作场所来说,也就是那些人们容易换工作、并且工作的评估是成果导向的职业(经常被称为“白领”),加尔文强调工作是我们爱神和荣耀赐生命之神的途径。这可以帮助那些寻求如何用信仰影响他们工作的人,比如演员或广告行业。呼召在这些工作场所的基督徒去圣经里找寻可应用的原则是门徒训练和成圣的必要部分。

借着信心摆上
当然,路德、加尔文,和其他的改革者都论及了信仰和工作的不同方面,我们至今仍在持续讨论和争辩。但是巴赫的生命和工作教导了我们一幅宗教改革所所描绘的美丽图景——就是我们的工作既可以爱我们的邻舍也可以荣耀神。通过工作我们可以操练顺服最大的诫命(马太福音22:36-40)。所以,请把我们的工作借着信心献给神。

厦门鼓浪屿教会学校培养的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开拓者林巧稚医生

林巧稚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及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中唯一的女性。林巧稚虽然终生未嫁,但一生亲自接生了5万多婴儿,也有“万婴之母”的外号。她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被誉为“东南亚的一颗海上明珠”、“钢琴之岛”、“音乐之乡”的厦门鼓浪屿。当人走上该岛屿的东南部,在漳州路与复兴路之交的一片苍松翠绿环抱中的一块高地上,一尊汉白玉雕成的林巧稚塑像将映入眼帘。这是厦门市政府为纪念林巧稚大夫而修建的“毓园”,寄托了人们对这位医学家、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崇高品德与精湛医术的怀念。

林巧稚是于1901年出生在鼓浪屿。5岁时,母亲不幸去世,其父林良英担负起照顾孩子的责任。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林巧稚小的时候,就经常带她上教堂,给她讲《圣经》故事。基督信仰抚慰了这颗受伤的心灵,更深深地扎根其中。

教会十分注重女子教育,认为妇女都是孩子的母亲,她们负有孩子启蒙的责任,如果缺乏应有的文化知识,很难培育出健全的下一代,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教会人士积极在鼓浪屿创办女学,提高了妇女地位,使她们得到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同时也为社会培养了不少杰出人才。

林巧稚从小就接受了良好教育,为日后的成就打下坚实的基础。她5岁时,进入英国长老会开办的怀德幼稚园。10岁进入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在此,她遇到了恩师——玛丽·卡琳小姐(Miss MaryCarling)。卡琳不仅教学严谨,学生们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当时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她还将耶稣基督“爱人如己”等教导传授给她的学生。林巧稚在学校耳濡目染了卡琳虔诚的信仰,谦卑柔和、博学多才等品性。卡琳也对林巧稚的聪明、勤奋、诚实、责任感等品格十分欣赏。因此,卡琳成为了林巧稚的良师益友。她给林推荐了圣女小德兰的《心灵小史》以及圣方济各祷文等,这些关于信仰的书籍深深地影响了林巧稚,她认识到基督徒用爱所作的哪怕只是些平凡的琐事,同样能够成就非凡的事业,因为他(她)见证了基督的爱。林巧稚因此确立了人生的方向、道德观和价值观。

母亲因患宫颈癌过早去世深深地影响了林巧稚,母亲饱受病痛折磨的影像始终在她的脑海里徘徊。1910年美国医疗传教士郁约翰为了救治病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件事感动了很多鼓浪屿人。早年的这些经历使她很早就树立了当一名医生,服务病人,解除他们痛苦的志向。1921年,她高中毕业后不久,从卡琳小姐那里得知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全国招收25名学生的消息,于是她决定前往应试。在卡琳和父兄的支持下,林巧稚离开厦门,到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参加考试。她顺利地完成几门科目的考试,最后一科是英语笔试。正当她聚精会神地笔答问题时,一位女考生因中暑而昏倒,监考老师一时不知所措。林巧稚见状,立刻放下考卷对这位女生进行施救,直到她恢复正常为止。但她却因此耽误了考试时间,试卷未能完成。

林巧稚回到厦门后,将考场的经过告诉了家人、朋友,她觉得录取无望,因为救人而没有完成英语考试。他的父亲说“你这样做是对的,救人最要紧”。一个月后,林巧稚意外地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原来监考老师将她舍己为人的事迹写在英语试卷后面呈报上去,校方深受感动,结合此前的优秀成绩,决定录取这位品学兼优的学生。20岁的林巧稚如愿以偿地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读书。

经过8年的刻苦学习,林巧稚终于在1929年6月毕业。学校为表彰她的优异成绩、热心公益以及关心他人的美好品行,授予她最高荣誉奖”海文奖”。毕业后,她为北京协和医院所聘用,成为该院第一位女住院医生。此后经过不断进修,她成为协和医院首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

林巧稚医术精湛,诊治了不少疑难杂症,使很多产妇转危为安。有一次,一位外国医生在为一个高危难产的产妇做手术。手术进行到一半时,外国医生摇了摇头,表示无能为力,决定放弃抢救。林巧稚不忍心两条生命就这样逝去,她义无反顾地接过洋医生手中的产钳,沉着泠静、专心致志地进行手术,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使母子脱离了危险。

林巧稚有个出诊包,是为救治穷人服务的。在一个雷电交加的秋夜,忙碌了一天的林巧稚刚躺下休息,忽然听到门外的铃声响声,她马上意识到有产妇的生命垂危。她立刻从床上爬起来,冒着风雨,与病人的丈夫赶到低矮的病患家中。经过紧张的抢救,母子终于度过难关。当婴儿的啼哭响起之时,产妇的婆婆与丈夫跪在林巧稚面前,一声不响。林巧稚这时才环顾下四周,知道这是个一贫如洗的家庭。心中的怜悯油然而生。她打开出诊包,将几张钞票放在桌子上说“什么都没有人命要紧啊,钱不多,留下给她买点吃的,有事再叫我来,不要耽误了。”这种事情在林巧稚的从医生涯中时有发生,因此很多人在传诵。“林大夫是天底下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心人啊。”

在其六十年的医务生涯中,林巧稚除了做研究和带学生外,还亲自接生了五万多婴儿。很多父母以 “林”字给孩子命名,例如”念林”、”爱林”、”敬林”、和”仰林”等等,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20世纪50年代后,林巧稚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主席(首位女性副主席),北京妇产医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并且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1958年,林巧稚在北京组织医护力量对80万妇女进行了妇科普查,尤以宫颈癌作为普查的重点。在其带动下,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也相继进行了类似的普查。此后,妇女罹患宫颈癌的比率大大下降,孕妇开始受到医疗监护,妇女孕育期也开始享有产假。

文革期间,协和医院被改名为”反帝医院”,林巧稚也受到冲击。她被剥夺了主任医生的职务,成为一个每天推着四轮小车给病人打针、送药、洗便盆的老护士。但她仍以基督的爱心,以当年她培训护士时所说的话去做事:”当你怀着基督的爱去做这些事,就不会觉得每天的工作琐碎、无聊、没出息了”。文革后期,在林巧稚的主持与参与下,全国各地农村建立了医疗卫生网,培训了大批的农村”赤脚医生”和接生员。大大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1980年,林巧稚因患脑血栓入院治疗,住院期间,林巧稚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是一名医生,经历了太多的生死。我不怕死,《圣经》上说:’我必往祂那里去'”。在世上的最后岁月里,林巧稚仍抱病参与编写《妇科肿瘤学》、《家庭育儿百科》和《农村妇幼常识》等书。林巧稚毕生对妇产科学许多领域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妇科肿瘤,以及新生儿溶血症等方面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在北京安息。在遗嘱里,她把自己的全部遗产捐赠给北京的幼儿园和托儿所,并请求归葬故乡鼓浪屿,因为“我是鼓浪屿的女儿,我常常在梦中回到故乡的海边,那海面真辽阔,那海水真蓝、真美……”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来源:福音时报

摘自维基百科

林巧稚(1901年12月23日-1983年4月22日),又名林丽咪[2]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鼓浪屿(今厦门市思明区鼓浪屿)人,中国妇科产科医生医学科学家。

她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及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中唯一的女性。林巧稚虽然终生未嫁,但一生亲自接生了5万多婴儿,也有“万婴之母”的外号[3]。她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早年生涯[编辑]

1901年12月23日(光绪二十七年),林巧稚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的一个基督徒家庭,是林家的第三个女儿。因第二天夜晚就是圣诞夜,作为基督徒的父亲视这个女儿为上帝赐给林家的圣诞礼物,故给她取名叫“巧稚”,有“灵巧而又天真”之意[2]。1906年,林巧稚的母亲因患子宫颈癌去世,此事对林巧稚产生了巨大影响。

1908年,林巧稚进入蒙学堂(女子小学校);之后,就读于鼓浪屿怀仁学校(鼓浪屿女子高中)[4]。3年后升入鼓浪屿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因品学兼优,毕业后留校任教[5]

林巧稚的父亲早年在新加坡读大学,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归侨,林巧稚从小就跟父亲学习英语,再加上幼年被父亲送入外国人所办的幼儿园读书,因此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中学时期,学校一位基督徒老师博学多识、谦卑柔和,平等对待所有人的行为给林巧稚带来很大震撼。加之家庭的熏陶,林巧稚后来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不仅笃信基督教“爱人如己”的信条,也立志奉献自己,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主爱,彰显主耶稣甚督的荣光。

在鼓浪屿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厦门女子师范学校), 她遇到了恩师——玛丽·卡琳小姐(Miss Mary Carling)。卡琳不仅教学严谨,学生们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当时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她还将耶稣基督“爱人如己”等教导传授给她的学生。林巧稚在学校耳濡目染了卡琳虔诚的信仰,谦卑柔和、博学多才等品性。卡琳也对林巧稚的聪明、勤奋、诚实、责任感等品格十分欣赏。因此,卡琳成为了林巧稚的良师益友。她给林推荐了圣女小德兰的《心灵小史》以及圣方济各祷文等,这些关于信仰的书籍深深地影响了林巧稚,她认识到基督徒用爱所作的哪怕只是些平凡的琐事,同样能够成就非凡的事业,因为他(她)见证了基督的爱。林巧稚因此确立了人生的方向、道德观和价值观。

民国时期[编辑]

母亲因患宫颈癌过早去世深深地影响了林巧稚,母亲饱受病痛折磨的影像始终在她的脑海里徘徊。1910年美国医疗传教士郁约翰为了救治病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件事感动了很多鼓浪屿人。早年的这些经历使她很早就树立了当一名医生,服务病人,解除他们痛苦的志向。1914年,林巧稚受洗,正式加入基督教。1921年,她高中毕业后不久,从卡琳小姐那里得知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全国招收25名学生的消息,于是她决定前往应试。在卡琳和父兄的支持下,林巧稚离开厦门,到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参加考试。她顺利地完成几门科目的考试,最后一科是英语笔试。正当她聚精会神地笔答问题时,一位女考生因中暑而昏倒,监考老师一时不知所措。林巧稚见状,立刻放下考卷对这位女生进行施救,直到她恢复正常为止。但她却因此耽误了考试时间,试卷未能完成。

林巧稚回到厦门后,将考场的经过告诉了家人、朋友,她觉得录取无望,因为救人而没有完成英语考试。他的父亲说“你这样做是对的,救人最要紧”。一个月后,林巧稚意外地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原来监考老师将她舍己为人的事迹写在英语试卷后面呈报上去,校方深受感动,结合此前的优秀成绩,决定录取这位品学兼优的学生。20岁的林巧稚如愿以偿地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读书。

经过8年的刻苦学习,林巧稚终于在1929年6月毕业并获医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协和医院妇产科大夫,为该院第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学校为表彰她的优异成绩、热心公益以及关心他人的美好品行,授予她最高荣誉奖”海文奖”。毕业后,她为北京协和医院所聘用,成为该院第一位女住院医生。此后经过不断进修,她成为协和医院首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

1932年,林巧稚到英国伦敦医学院(英语:Barts and The London School of Medicine and Dentistry)和曼彻斯特医学院(英语: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进修深造。1933年,林巧稚到奥地利维也纳进行医学考察。1939年,林巧稚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英语:Pritzker School of Medicine)深造。1940年,林巧稚被美国方面聘请为“自然科学荣誉委员会委员”。同年回国,继续供职于协和医学院,不久升任妇产科主任,成为该院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1941年底,北京协和医院因太平洋战争关门。1942年,林巧稚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开办私人诊所。后来,林巧稚担任了中和医院(前身为中央医院,现在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1946年,林巧稚受聘兼任北大医学院妇产科系主任[7]。1948年,林巧稚返回协和医院,并在此工作直至去世。

共和国时期[编辑]

1953年,林巧稚出席在奥地利召开的世界32个国家参加的世界医学会议,会后访问了苏联。1959年,林巧稚当选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8]。1965年,林巧稚主持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妇产科学术会议。

这一期间,她带领学生针对葡萄胎、子宫绒毛膜上皮癌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总结协和医院从1948年7月1日到1958年12月底接受的158例滋养细胞肿瘤患者的案例之后,她们发现27例恶性葡萄胎中有24例发生了远处转移,86例良性葡萄胎中也有9例发生了远处转移。这一发现推翻了外国专家分析200例葡萄胎病例后得出的良性葡萄胎不转移的结论。此外,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林巧稚在1958年组织对22处居民地段、27所学校、83个机关单位的7万多29岁以上妇女进行了抽样检查,开始着手对妇科疾病的流行病学进行调查。为了降低新生婴儿死亡率,防治宫颈癌等疾病,林巧稚还撰写了通俗读物《家庭卫生顾问》。

文革期间,协和医院被改名为”反帝医院”,林巧稚被划为“重点改造对象”、“反动学术权威”,被发配到协和医院病房做护工。[9]1969年4月中旬,协和医院革委会宣布“解放”林巧稚。1971年2月6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个会议上亲自接见林巧稚。[10]

1972年,林巧稚任副团长率中华医学会代表团出访美国、加拿大。1973年,受聘为世界卫生组织医学研究顾问委员会顾问,任期5年,至1977年。1974年,林巧稚任中国友好参观团团长率团出访伊朗,同年赴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医学顾问委员会会议,会后考察了瑞士、法国。1978年12月,林巧稚和楚图南率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赴西欧四国访问,在英国患脑血栓后返回[11]。1980年12月2日,林巧稚病情加重被送进医院,病重期间仍然坚持写完了《妇科肿瘤》一书[7]

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林巧稚在辞世时的遗嘱有3项内容:将积蓄3万元人民币捐献给医院的托儿所、遗体供医学解剖用、骨灰撒在故乡鼓浪屿的海上[12]

纪念[编辑]

鼓浪屿毓园林巧稚纪念馆

林巧稚逝世后,厦门鼓浪屿于1984年建造了名为“毓园”的林巧稚纪念馆[4]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于1990年10月10日发行的《中国现代科学家邮票》第二组中的医学家即为林巧稚[13]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福建科技出版社分别于1985年、1989年、1992年分别出版了纪实文学《林巧稚传》。中国和平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也分别出版了《林巧稚》。

2009年9月14日,林巧稚选入“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7]

贡献[编辑]

林巧稚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开拓者之一,她在临床、科研和教学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计划生育[编辑]

1956年,林巧稚在青岛疗养时,向毛泽东面陈过必须控制人口发展的建议。当时中华医学会召开第一届妇产科学术会议,她作为学会主任委员、会议主持人,根据周恩来指示,提议计划生育议题[14]。1957年,马寅初在全国人大第一届四次会议上,提出控制人口的战略性问题。林巧稚与王叔贞等人联名,作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书面发言,从医学的角度进一步阐明控制人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措施和方法。1960年代,她成立了科研小组,承担国家重点课题研究及避孕药具鉴定,其指定的避孕药剂量,成为中国大陆口服避孕药的标准剂量。研究小组与北京妇产医院合作研制成功的金属、塑料混合型避孕环——北京型宫内节育器因避孕效果好,最后在全国被推广采用[15]

宫颈癌[编辑]

宫颈癌是妇科的多发病,由于早期不易被患者察觉,到临床就诊时往往已入晚期[16]。林巧稚提出在北京地区进行子宫颈癌普查,开展基础性的调查研究[17]。1958年,在张臣芬合作下,制定了普查方案,选定北京市东城区作为试点,获得50000人的大量调查资料。接着,在妇产医院的参与下,扩大调查范围至近90000人的资料。其结果于1960年以“北京市88988居民区子宫颈普查结果初步报告”为题,发表在《中华妇产科杂志[18]。根据北京地区的经验,中国20个城市,相继对110余万、25岁以上适龄妇女进行了检查。患病率为145/100000,这也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最大的一次妇科普查[15]

在此基础上,林巧稚团队对子宫颈癌的诱发原因进行研究,并使得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19]。据北京地区的统计资料,1972至1976年,发病率仅为1958至1959年的14.3%;早期癌在子宫颈癌中被发现的比例,由5.5%提高到43.7%,上升了8倍[20]

绒毛膜癌[编辑]

1958年,林巧稚在协和医院妇产科成立了绒毛膜癌研究组,由宋鸿钊任组长,开展绒癌药物治疗的系列研究。至1978年,该研究组创制出大剂量多途径用药方法,使大多数病人得到根治。从协和医院收治的病例的统计结果来看,治愈率从1959年的10%,提高到1978年的80%以上;恶性葡萄胎的治愈率几乎是100%。研究成功的通过脑动脉或鞘膜内注射化学药物的治疗方法,使脑转移的绒毛膜癌病人死亡率,由过去的100%,下降至30%以下[15][21]

基因诊断[编辑]

由于遗传或其他原因,产科胎儿经常出现无脑脑积水开放型脊柱裂肺发育不全先天性心脏病腹裂等先天性畸形缺陷。1977年,林巧稚在协和医院建立中国首家遗传病产前诊断咨询门诊和遗传病实验室[22]孙念怙配合成立了专门的研究组,开展了细胞遗传学、酶学到分子遗传学的胎儿产前诊断。其《羊水细胞培养》获1981年卫生部科技成果一等奖。《早孕绒毛诊断胚胎染色体异常》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预防性优生》获1986年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技进步二等奖;《血友病的产前基因诊断》获1991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23]

新生儿溶血症[编辑]

林巧稚还首创在中国开展新生儿溶血症的换血治疗[20]。1962年,林巧稚及同事们通过全身换血术,将脐静脉换血治愈一名患有溶血症的新生儿,此例是中国首次成功治愈新生儿溶血症的案例,其治疗方法也迅速在全国推广[15][24]

评价[编辑]

林巧稚一生未婚,没有自己的儿女,却亲手接生过五万名新生儿。接生的孩子里,很多名字里都带一个“林”字,这是众多普通妇女对林巧稚这位“万婴之母”的感恩。她对病人高度负责,教育妇产科所有的人,“救活一个产妇、孕妇,就是救活了两个人”[25]。许多孕妇为了感谢她的救命之情,把林巧稚大夫新手接生的婴儿起名“念林”、“爱林”、“敬林”、“仰林”等名字,以示对林巧稚的永久纪念[4]

宁波发现屠呦呦小学时期母校为中国最早女子教会学校

摘要:药学家屠呦呦获得诺奖,成为中国人的骄傲。3月上旬,一位朋友在走访宁波时,参观了当地一些基督教的建筑,包括私立甬江女中旧址,“意外发现都是屠嗷嗷以前上过学的地方。这两座百年建筑都是海外基督教会建立,无意中,在百年后造就了一个诺贝尔获奖者。这一定是上帝的美意。”

的确,如这位朋友所说,屠呦呦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在她的故乡接受了完整的中小学教育,随后在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而她的小学母校之一的崇德女子学校小学初小和初中母校之一的私立甬江女子中学,都和基督教传教士的奉献有着历史渊源。而且,巧合的是,这两所的学校本身也很有渊源,它们的前身都是宁波女塾,距历史记载,这是中国内地最早的教会学校,也是中国最早的女校。

屠呦呦的小学母校之一:崇德女子学校

在屠呦呦获奖后,宁波当地它的中学母校效实中学、宁波中学都在第一时间向她发去贺电,宁波普通的市民也对屠呦呦曾经读书时的细节津津乐道,但到底屠呦呦的小学时在哪念的?这个问题,迟迟没有学校“认领”。后来,包括浙江日报旗下的“浙江新闻”、以及宁波当地许多媒体《现代金报》、《中国宁波网》等经过许多考证,最终由宁波教育博物馆确定屠呦呦曾于1937年至1941年曾就读崇德小学初小,其前身就是宁波女塾。2001年7月出版的《中国教育大事典》如此记录说,“1844年设立的宁波女塾,是中国内地最早的教会学校,亦是中国最早之女学校”。

据史料记载,1840年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辟为全国“五口通商” 的口岸之一,允许外人经商、传教、办学,传教士也来到这里。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委员、传教士阿尔德赛小姐(Miss M.Aldersey,又被译为奥特绥)在宁波城西祝都桥竹丝墙门内大屋(今尚书街东端,中西山路182弄36号)创办了宁波女塾。阿尔德赛的这一创举早于上海文纪女校、福州毓英女学堂(1859年)和北京贝满女学堂(1864年),开了宁波和整个全国女子教育的先河,是“中国最早的女学”。

学校设立“圣经”课为主课,也开设国文课,邀请地方上有名望的老夫子作为教习,整体课程有识字、圣经、数学、地理、女红等,教育形式和内容都十分让人耳目一新。 女塾不但免收学费,学生还能享受贴补家用的津贴。宁波教育博物馆高度评价了这批传教士在宁波创立的第一批教会学校:“宁波女塾等校不仅冲击了宁波传统的教育模式,还开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浙江新闻”评价说:教会女校的兴起不仅使部分女子打破闺门禁锢,从而走上社会,而且开始接受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逐步走上自强、自立的道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事。

随后,在1847年又一名传教士,来自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柯夫人在江北槐树路设立另一所女校。阿尔德赛离甬时,二所女校合并称崇德女校,校址就在宁波的槐树路。此后,一位美国女士也在宁波开办了圣模女校。1919年,崇德、圣模二校的中学部合并,1923年定名为私立甬江女子中学。小学部于1923年单独建校,分为崇德小学和圣模小学(后改名永丰路小学)。新中国成立后,崇德小学后改名为槐树路小学,1985年6月,改名为江北区实验小学。

屠呦呦的初中母校:私立甬江女中

私立甬江女中正式定名于1923年,美籍徐美珍女士为校长。1925年“五卅”运动后,全国各地开展收回教育权的斗争,宁波也响应此号召。1927年7月,校董会聘请女教员兼教务主任的沈贻芗为首任国人校长。

沈贻芗出生于1901年,奉化溪口亭下人。中学就读于教会学校的圣模女中,1926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教育系。她之所以能够荣任私立甬江女中校长,一方面她是这所学校的前身圣模女中的老毕业生和老教员,同时品学兼优,因此最开始是由徐美珍聘请回来任教,后由聘她为教务主任,展现了杰出的业务能力。

成为校长上任不久,沈贻芗即向当时的中国政府(省教育厅)注册立案“甬江女中”,学校由此跻身省立中等学校行列,在我国女子教育史上谱写了崭新一页。沈贻芗立志希望把收回来的学校办的比以前还好,由此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甬江女中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比如推行导师制,每一教师一般负责辅导二十名同学;德育上,她倡导爱国、尊师、友爱、礼貌、诚实、整洁、节俭等美德;智育上,要求学生勤学苦练,学好理科,而英语、音乐、美术、劳作向来都是她非常看重的,比如在教学上添置钢琴8架,培养女性音乐技能。她也极为重视体育,兴建了本市第一座健身房,雨雪交加之日也能照常进行教学和锻炼,培养出的“甬江女篮”在比赛中每次所向披靡;在生活上,她规定学生一律穿校服,热天是裙子,平时是黑布旗袍,显得朴素大方,整齐划一,养成不分心于穿戴打扮,而专志于用功读书的良好习惯。由此,这里历届的毕业生颇得社会好评,其中品学兼优者常被保送进沪江、之江、金陵女大等高校。

当时,由于历史渊源和现实条件,办学经费小部分来自学费收入,大部分仍是教会补助。同时沈贻芗本人也是虔诚的基督徒,虽然原来的圣经课被改为课外活动,但日常之间,仍保留着朝有“晨更”,夕有“晚祷”,一遇主日和基督教的节日时,师生就会相偕到市内教堂去做礼拜、听讲道的美好传统。

1935年,沈贻芗女士受校董会委派,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1937年,就在抗战爆发前夕,沈贻芗女士毅然回到祖国,回到了她牵肠挂肚的这所女中。她说:我的命运必须和甬江女中的命运联在一起。沈贻芗女士1990年逝世,她为了教育,一生未婚,不但是位杰出的女校校长,更是一位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的巾帼教育家。

战期间,甬江女中可为命运多舛,经历多次停课、复课、迁址。其中一段时间为照顾学生的安全,沈贻芗还曾带领师生到她的奉化亭下借用商借沈氏宗祠、单氏宗祠为临时校舍开课。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甬江女中教学大楼却已被付之一炬。学校只得暂借附近的圣模小学及裴氏旷宅复校,开设初、高中共6个班。屠呦呦正是在此时转入甬江女中读初三,据考证,当时初中段有300多名学生。据教育史料考证,1943年秋至1945年秋,屠呦呦入鄞县私立器贞中学女生部读初一、初二。1945年9月入私立甬江女子中学读初三。

从现存的资料中得知,屠呦呦读初三期间,当时甬江女中开设了公民、国文、数学、英语、物理、卫生、音乐、劳作、历史、地理、童军、体育等课程。到了初三第二学期末,屠呦呦因病休学,直至1948年初以初中毕业同等学历入私立效实中学读高一,1950年春转学至浙江省立宁波中学读高三,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

如今,私立甬江女中的前身宁波女塾作为中国首所女校,其旧址现已改建为全国首家区域性教育博物馆——宁波教育博物馆。甬江女子中学遗址有两栋旧房,是建于1922年的教学楼和建于1930年的体育馆。这不仅是宁波所存不多的质量上乘、形制美观的民国时期建筑物,更是宁波乃至全国教育史上难得的旧址。

2015年11月28日——2016年3月10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与宁波特展在这家博物馆举行。其中她在宁波的教育经历也作为重点的板块介绍给观众,包括她在1937-1941年于崇德小学初小,以及1944年在私立甬江女子的经历。

“虽然传教士们都去了天堂,他们的生命却还在继续影响神州。”在参观了甬江女子中学的旧址、观看了屠呦呦与宁波的展览之后,朋友最后如此感慨说。

统计:几乎所有华裔诺贝尔奖得主,都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

转载自公众号:博士学者圈子

经统计,几乎所有的华裔诺贝尔奖得主都是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即使将来可能有人未能受洗成为基督徒,其从小所受的基督教教育对他们后来的成就有毫无疑问的正面影响。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博士的祖父李仲覃牧师(1870—1936)于1910年起任苏州圣约翰堂首任华人主任牧师(教区长、连环司)。现圣约翰堂内有“李仲覃牧师纪念碑”。李政道和他的父亲都是从小在教会学校受教育。

杨振宁从11岁起就进入著名的教会学校崇明中学读书。 杨振宁因“发现宇称原理的破坏”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丁肇中从9岁起就在德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 1976年丁肇中因“发现一类新的基本粒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朱棣文出生在美国,也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当年某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很纳闷他怎么会信基督,而他自称是上帝选中进行科学研究的人。 1997年朱棣文因“发明了用激光冷却和俘获原子的方法”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崔琦,10岁以后进入香港著名教会学校培正中学读书,其姐姐叔叔都是教会的传道人,自身是路德宗信徒。 1998年,崔琦与德国的霍斯特·斯托尔默和美国的罗伯特·劳克林因在量子物理学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丘成桐,从小也是基督教家庭,小学上过主日学,中学也是香港教会学校培正中学的学生,后来的大学也是教会大学,自己在家还组织查经班。 丘成桐证明了卡拉比猜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卡拉比-丘流形,是物理学中弦理论的基本概念,对微分几何和数学物理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丘成桐囊括了菲尔兹奖(1982)、克拉福德奖(1994)、沃尔夫奖(2010)等奖项,特别是在1982年度荣获最高数学奖菲尔兹奖,是第一位获得这项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华人,也是继陈省身后第二位获得沃尔夫数学奖的华人。

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于2011年9月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2015年10月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屠呦呦初中就读的私立甬江女子中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基督教学校,该校前身——宁波女塾是中国首所女校,其旧址现已改建为全国首家区域性教育博物馆——宁波教育博物馆。 甬江女中前身宁波女塾是中国最早的女校 。 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会员、基督教会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城西祝都桥(今中山西路182弄36号)创办宁波女塾,这是“中国最早的女学”(《中国教育大辞典》)。

该女学教程有识字、数学、地理、女红及基督故事等,与传统的中国旧学相比,教学内容与形式耳目一新。1847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柯尔夫人亦在江北岸槐树路设一女校。1857年,两所女校合并,称崇德女校。1923年春,崇德和圣模女校之中学部合并,在甬江之滨的战船街新建校舍,易名私立甬江女子中学。1945年屠呦呦入读该校。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也是受信仰耶稣基督的母亲深深影响写出了《丰乳肥臀》,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宣布后,莫言名字的拼写MO迅速登上全球各大英文媒体,短短四五天,莫言的书几乎卖断了货。

莫言本人极力推崇自己的《丰乳肥臀》更是一书难求,他曾说,“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如果你要了解我,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而这本书曾在《剑南文学•经典阅读》的一篇文章中被评含基督教文化色彩。

湖南大学文学院的李洪玉在此文中评价说:“莫言的《丰乳肥臀》贯注了浓厚的基督教文化色彩。其中最显明的表现,一是《丰乳肥臀》的故事叙述模式暗含了从“原罪”走向“救赎”的《圣经》之内在结构;二是作家塑造大卫伟大母亲形象蕴含了基督教之平等博爱与牺牲救世精神。”

2011年8月,莫言以他的“忏悔”之作 –《蛙》荣获第八届矛盾文学奖,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忏悔意识。这种忏悔意识除了来自于作家深刻的生命体验之外,我们可以较明显地看出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孙羽中 在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建构》中,列举出了一批与基督教关系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中国现当代作家,莫言是其中之一。

而早在1995年创作的《丰乳肥臀》中,莫言就借鉴了基督教文化。莫言说:“我对人类的前途满怀着忧虑,我盼望自己的灵魂能够得到救赎。”“我希望用自己的书表现出一种寻求救赎的意识。”从中可以看出救赎意识是那篇小说非常重要的写作动机。 莫言《丰乳肥臀》的创作明显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渗透在其创作过程中的主体意识里。他的故乡高密东北乡是基督教种子最早在近代中国生根发芽的地方之一,而莫言在进行《丰乳肥臀》的创作时,除了去过二次教堂,其它时间连大门都没迈出过,可见这两次教堂经历直接影响着作家的创作。

莫言在一次演讲时坦言:“在创作《丰乳肥臀》时,我去过两次教堂。小说中的上官金童也去过两次教堂,在他走投无路时,投向了上帝的怀抱。” 在这部严肃的作品中,故事文本构思、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命运安排等方面,我们都可找到相对应且又非常隐秘的基督教思想。其中最明显的表现,一是《丰乳肥臀》的故事叙述模式暗合了从“原罪”走向“救赎”的《圣经》之内在结构;二是作家塑造的伟大母亲形象蕴含了基督教之平等博爱、牺牲救世精神。

莫言把《丰乳肥臀》奉为“我的‘东北高密乡’的‘圣经’。” 基督是为了拯救有罪的世人而被钉上十字架的,十字架是牺牲自我拯救民众精神的象征。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刻画的母亲同样是具有基督的牺牲精神的救世者形象。 母亲一生生育了七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每一个孩子的出生,都浸透了母亲的泪水和血水。每一个孩子的生命逝去,也流尽了母亲的泪水和血水。

在上官金童遭受苦难时,母亲劝勉他说:“金童,还是那句老话,越是苦,越要咬着牙活下去,马洛亚牧师说,厚厚的一本《圣经》,翻来覆去说的就是这个。” 母亲的一生都拼命挣扎在死里求生的道路上,她不仅要让自己活,更是要让家人活下去。为了保护和拯救她的儿女,她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那份奋不顾身的勇敢正是基督牺牲救世精神的集中体现。 莫言诗意地赞美着母亲身上这种契合基督教的博爱宽恕、牺牲拯救的精神,饱含着其自身的血与泪的心痛和怜悯,体现了作家对终极人生和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思索。

中華民國衛理女中: 為自由中國的女孩創辦的一所學校

轉載天下雜誌「以優質的書院教育涵養品格, 培育21世紀華人女性菁英」報導

新課綱揚帆,許多家長對如何協助孩子規畫未來充滿焦慮和擔憂,創校以來即著力於書院教育集體住校的衛理女中營造出獨特的校園氛圍。從生活出發,潛移默化品德教育,鼓勵孩子終身學習,並養成一生受用的好習慣。
「衛理以基督的愛創校,特有的榮譽大姊和小妹制,透過大姊的陪伴與帶領每一屆新生像一朵待放的花等候澆灌與滋長,而衛理優質的校園文化與精神便這樣一代代地傳下去。」衛理女中周麗修校長笑說。一群豆蔻年華的少女們穿梭在座落於外雙溪畔、緊鄰故宮博物院旁的美麗校園間,一起追求知識、探索生活,同學間、師生間交織出最美麗的學習風景。
營造充滿美的學習環境
書院教育在此發皇,朝夕相處培養他人無可比擬的深厚情誼,衛理的校友們都說:「住校使我交到了這輩子真心相待的好朋友,有些人的感情甚至比家人還親。」師生與同儕相知相扶持不僅涵養靈性、陶冶品格,提升多元智能,進而養成了一生受用無窮的人生觀與好習慣。
深化美感教育,校內展出由校友收藏的德國藝術大師鈞特‧葛拉斯(Günter Wilhelm Grass)雕塑品,「藝術」就在生活中。「我們每年都透過傑出校友的力量,邀請駐校藝術家回母校展出作品、舉辦講座,讓學生在耳濡目染下涵養鑑賞美的能力,衛理女孩獨特的氣質應運而生。」周麗修校長如是說。
啟動多元學習,充分運用校園中自然生態,以及鄰近故宮、順益原住民博物館的優勢,以課本為經、多元教學為緯,運用主題課程帶學生從理解自然、認識豐富文史脈絡來擴增學習的深度與廣度。同時,鼓勵孩子親近經典,透過閱讀提升理解與表達能力;並在同儕合作中探索未知、齊心思考解決生活難題的策略,展現領袖特質。
打開國際視野,培養未來能力
掌握全球化趨勢,衛理女中多年來深耕英語教育,除了和英、美、日、韓、新加坡等地名校締結姊妹校,提供孩子跨國學習的機會;每年更透過海外移境學習,參與新、馬地區的青年研討會,拓展孩子的國際視野。除了營造全英語學習環境之外亦開設多門第二外語打開學生學習外語的萬花筒,並透過與日本早稻田大學、美國石溪大學、英國杜倫大學︙等海外知名大學簽訂升學MOU,厚實學生的全球移動力。
當晨曦灑進圖書館,衛理的孩子們在悄悄流動的時光中或品閱晨光或在靜謐的校園漫步。注重全人發展、人文素養與國際視野對學生的薰陶,我們相信下一個世代領導潮流的未來菁英─在衛理。
為自由中國的女孩 創辦一所學校
十九世紀,海倫凱勒成為女性楷模,二十世紀,西蒙波娃,羅蘭夫人為爭取女權發聲,林徽茵、奧黛莉赫本、張愛玲、柴契爾夫人,德雷莎修女,梅克爾夫人…各以她們所擅長的才能在不同領域建立典範,她們運用智慧,奉獻心力,揮灑熱情,關懷世人,只因心中有愛。
一個多世紀前,基督教開始在中國大陸興學,開啟現代教育,為歷史悠久的中國注入新思維。教會尤其重視女子教育,希望藉由教育協助女性開拓獨立自主空間,更能培育出優秀女性,貢獻國家社會。 有鑒於此,民國38年,國民政府遷台,幾位衛理公會教友及衛理公會在大陸設立的16所女中、兩所護校在台校友代表,對於教會在大陸辦理女子教育成效卓越、意義重大,深有所感。於是倡議在台灣設立一所以「培育女子教育為目的,以生活與課業並重為教育宗旨,以基督愛的精神培養學生具有誠實、仁愛、獨立、樸實、進取」為藍圖的女子學校。
衛理的英文校名「WESLEY」是紀念衛理公會的創辦人約翰衛斯理,而中文「衛理」二字則蘊含「護衛真理」的意義。因此,民國52年訂校訓為「明德衛理」,「明德」二字源自大彰顯美善的本性,並能學習護衛真理。
創校55年來,歷經陳紀彝、王張藹真、劉我英、張屠稚芬、陳幸五位董事長的帶領;與陳紀彝、梅翰生、梅瑞珊、吳家怡、張浣芸五任校長的經營,大家秉持「每個學生不可能都是第一,卻都是唯一」的信念,看重每一個學生,以落實「明德衛理」的校訓與「樸實進取、自愛愛人」的學生行為準則。而重視生活教育,強調五育均衡發展更是衛理女中堅持不變的理念。也因著代代相傳這樣的信念,聚集了無數教職員工投注心力與熱忱,結合價值觀相同的家長們,盡心澆灌著衛理的每一位女孩。
全體住校的書院式生活教育,讓學生在畢業後依舊與師長、好友保持緊密的聯繫,更促使她們在工作有成後,以實際行動如:成立衛理校友教育基金會、捐款興學等方式回饋母校,並在社會上貢獻所學。曾有教育界人士以「冠冕上的明珠」稱譽衛理女中。
在這文化多元,訊息萬變的新世代裡,衛理女中必將保持這份美好的傳統,持續以愛滋養、推陳出新的教育方法,帶領每一個學生,培育出具有厚實能力、能多維思考並胸懷國際的新女性,以不負前人立校的奉獻和期許。
時光荏苒來到二十一世紀,女性該有如何的形象?能樹立怎樣的典範?且看衛理這片美麗的忘憂園地,用愛澆灌每個前來的年輕女孩,以智慧開啟智慧,以生命啟發生命,孕育出心中有愛,視野開闊,氣度恢弘的新世代女性菁英。

韩国历史最悠久的著名大学:延世大学

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位于韩国首尔,是一所以基督教精神建立的世界顶尖研究型综合大学,与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和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并称为韩国大学的一片天(S.K.Y.),位列韩国SKY顶尖大学第2位 ,韩国公认最著名的三所大学之一  。为环太平洋大学联盟、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成员。因入学竞争极为激烈  ,大学入学考试成绩排名前百分之一学生才能考进的大学,并且有每年韩国最负盛名的延高战。 世界大学排名中一直名列全球前150位以内,成立于1885年,是韩国最古老的大学。 2019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商业、创新、基础设施世界第一。 延世大学前身是延禧大学和世博兰斯医科大学,“延世”则是从两校各取一字结合而成 。世博兰斯医科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韩国第一所西式医院广惠院  。延禧大学是韩国历史上最早建立的现代大学之一。1957两校正式合并为今天的延世大学。延世大学是韩国第一所进行留学生交换的学校。迄今为止已与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上400多所大学签订了留学生交换协议,105个国家的留学生在校就读。在校生约40000余人,分为新村校区(首尔特别市)、松岛国际校区(仁川广域市)、原州校区  (原州市) 。
延世大学在国际口碑与声望极高  。世界大学排名(商业、创新、基础设施、专利)世界第一  ,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98位 ,韩国综合大学第2位 ,社会责任指数第1位。 

延世大学的吉祥物是鹰,象征颜色是深蓝色。校徽是一面盾牌,上面刻有韩文字母“ㅇ”代表着天,“ㅡ”代表着地,“ㅅ”代表着人,在“ㅇ”的左面是书籍,代表“真理”,右面的是火炬,代表着“自由”。这个建校理念,是出自《约翰福音》8:31-32中耶稣基督的教导:“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

世博兰斯医科大学

1885年4月10日,朝鲜高宗医官、美北长老会宣教士安连医生(Horace Newton Allen),获高宗授意在首尔创建韩国第一所西式现代医院-广惠院-十六日后改名为济众院。济众院在行医的同时也进行医学教育。1886年,医院开始通过考试招收学生,最初仅有16名学生。医院最初由当时的朝鲜政府资助,而医院的医生则由美北长老会负责。1894年,甲午更张后,朝鲜政府无法继续对医院资助,美北长老会开始对医院全部负责。医院由于得到美国商人、慈善家Louis H. Sevrance的资助而继续运营,并以该慈善家的名字更名为世博兰斯医院。1912年,世博兰斯医科大学开始得到韩国联合宣教协议会的资助。1913年,学校更名为世博兰斯联合医科大学。

延禧大学

延禧大学最初由美北长老会宣教士元杜尤(Horace Grant Underwood)在所属差会、监理教(기독교대한감리회)在朝宣教士及加拿大长老会差会协助下、于1915年3月5日在首尔基督教青年会建立,原名为“儆新学校”(경신학교, Chosen Christian College)。儆新学校是韩国历史上最早建立的现代大学之一,建立之初有60名学生和18名老师。1917年更名“私立延禧专门学校”(사립 연희전문학교);1944年4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殖民政府指延禧属“敌产”,强行接管并更名“京城工业经营专门学校”(경성공업경영전문학교)直至光复;1946年升格为延禧大学。

校友

  • 政治界
    • 韩昇洙,韩国前国务总理
    • 金硕洙(法政学院毕业),韩国前国务总理
    • 卢英敏,韩国政治人物,前韩国驻华大使,现任青瓦台总统秘书室室长
    • 李韩烈(经营学系毕业),1987年在学时于延世大学正门抗议,遭催泪弹击中而伤重不治,激化了六月民主运动
  • 商业界
  • 新闻界
  • 体育界
    • 孙延在(体育休闲学系毕业),韩国国家体操运动员,2014年仁川亚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金牌得主
  • 文学作家
  • 配音界
    • 朴璐美(韩文学堂留学),日本籍韩裔配音演员,只有读语学院。
  • 演艺界
    • 林成敏(言论宣传大学院硕士毕业),韩国演员
    • 高周元(言论宣传大学院硕士生毕业),韩国演员
    • 朴轸永(地质学系毕业),JYP娱乐代表理事、韩国歌手
    • 尹锺信(国语国文科毕业),韩国著名节目主持人、歌手、作曲家,Mystic娱乐创办人。
    • 奉俊昊(社会学系毕业),韩国导演
    • Sweet Sorrow,韩国歌手组合
    • 吴尚津,韩国演员,主播
    • 全炫茂(社会学系文学学士毕业),韩国主持人,前播音员
    • 孙盛希(英文系肄业),台湾歌手,韩国台侨
    • 罗䁐锡(公共行政系毕业),韩国综艺节目的著名导演,名字常被译为罗英石。成名作为《两天一夜》。
    • 宋芝龄(修读韩语课程),香港电视节目主持、演员
    • 韩在石(体育教育学系毕业),韩国演员
    • 鹿晗(韩国语学堂毕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演员、歌手、主持人,只有读语学堂
    • 翟威廉,香港演员

大学排名

QS世界大学排名

2016年
  • 世界大学排名:世界第118位。
  • 亚洲大学排名:亚洲第18位。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2016年
  • 世界大学排名:世界第301-350位。
  • 亚洲大学排名:亚洲第37位。
  • 世界大学声誉:世界第81-90名。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2016年
  • 世界第300名。

交通

高速公路:内部循环路(首尔特别市道30号线)→国道48号线→本校

铁道:

1800-1950:历史不能遗忘的中国教会医院

      从主耶稣基督的公元诞生开始,两千年来世界各地的医院系统包括早期全欧洲的医院,整个拉丁美洲的医院 (绝大多数由天主教会建立),北美洲绝大部分的医院,非洲和太平洋岛屿上所有的医院,亚洲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医院都是由基督徒出于救死扶伤的爱心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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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800到1950年间,占中国医院绝大多数的中国教会医院在介绍西医西药,培养西医和护理人才以及医院管理等方面都曾做过许许多多工作,并为千千万万病患者解除过痛苦或是挽救过生命。西医和福音得以经基督教传教士之手传播至中国。

  澳门的眼科诊所和广州的伯驾医院是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建立的医院。1838年2月,以推动医学传教为宗旨的专门机构中华医学传道会在广州成立,它导致一大批医学传教士涌人中国,这些传教士在他们可以立足的地方都首先建立起医院或诊所。

  1842后,这类诊所和医院推广到香港和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等地。1860年后,这类诊所和医院被推广到整个沿海、沿江和广大的中国内地。据统计,到1850年,中国至少有10处这样的场所,1889年有61所。

  1900年以后的头20年,教会医学事业的发展却日如中天,迅猛异常,其重要特征是教会大学蓬勃兴起,教会医学校在各地出现。如广东女子医学校、北京协和医学堂、汉口协和医学校、济南共和医学校、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福州协和医校、沈阳教会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系、湘雅医学校。除上述重要医学校外,尚有山西川至医学校、北京中法大学医学院、女基督教徒医学院(上海)等数所。

  据1913年的统计,教会医学校学生500人。1915年统计,在华教会学校23所,各类护士学校、药学校、助产学校36所(参见医学教育章)。

  教会医院的增长虽不及医学教育显著,但是,1900年后的头10年,一些原著名的教会医院业已全部重建,原有的医院几乎均建在现代化的建筑里。

  据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的统计,教会医院业已遍及全国20多个省区达166所,诊所241个,教会医生301(男207女94)。到1915年,医生数量达383人(男277女106)。

  1921年的统计表明,主要省区均有教会医院,具体是:河北:医院24所,独立药房(即不在医院内)7个;安徽:医院8所;浙江:医院19所,药房9个;福建:医院41所;河南:医院16所,独立药房11个;湖南医院18所;湖北:医院27所,独立药房8个;甘肃:医院2所,独立药房12个;江西:医院12所,独立药房19个;江苏:医院34所,药房6个;广东:医院39所;广西:医院4所;山西:医院11所,药房12个:贵州:医院3所,独立药房6个;东北三省:医院25所等。

  1936年《中华年鉴》统计,全国20个省有教会医院426所。无论上海,还是全国各地,最好的三甲医院其前身大都是教会医院。

  从医学史来看,近代西方医疗空间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脱胎于教会与医学上的特殊联系,教会医院在晚清中国,起初接近的多是无望的病人,无助的穷人,多是社会弱势群体,因此,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人道主义色彩。修道院附设医院等慈善机构,牧师、教士、修女扮演医护角色的教义基础。修道院作为最早的医院,照料与处理了无数的病人,赢得了民心。

  在19世纪30年代,齐鲁医院创办。该院及医校的建立在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也为近代的济南及山东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学知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早年齐鲁医院的经费源于美国罗氏驻华基金会和英美十余个教会团体的捐助,以及哈佛燕京基金年息的贴补和医院的收入,加以国际间的信息渠道畅通,名医荟萃,所以发展迅速,与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同济医院、成都华西医院一并称为建国前中国四大教会医院,颇负盛名。

  1858年底,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再度踏进广州城,开始他在中国长达40余年的行医生涯。嘉约翰抵广州后,即在南郊增沙街租下一间店铺,加以改造和装修,粉刷一新,使之适和于医疗。1859年1月中旬医院开业,正式命名为博济医院。在这所中国早期著名的教会医院里,嘉约翰自任院长长达44年。

  博习医院(Soochow Hospital)是美国南方监理会在中国苏州创办的一所西医医院。

  1882年5月20日,美国监理会派遣2位刚从美国医学院毕业的医疗传教士——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和蓝华德(Walter Russell Lambuth)从纽约出发,取道英国,于12月2日在上海登陆,12月17日到达苏州。

  蓝华德与柏乐文到苏州后,即在苏州城东部的天赐庄买了7亩墓地,在原有诊所的基础上创办了博习医院。1883年4月8日,医院动土起建,11月8日,博习医院正式开业。建成中式平屋8幢,分别作为门诊室,内、外科病房,手术室、戒烟室、宿舍、洗衣房及厨房。当时设病床30张。据监理会刊物称这是中国内地(不包括通商口岸)最早的一所正式西医医院。在开办的第一年的门诊量即达到7600人次,他自己也获得“柏好人”的美誉。

  柏乐文在苏州博习医院,将许多西方最新发明的技术,例如消毒法、麻醉术、x光机等介绍到中国,苏州博习医院是中国最早使用x光机的医院。1888年,柏乐文又创办了一个医学班培养学生,当1901年3月,监理会在苏州天赐庄创建东吴大学后,该医学班在1904年归并东吴大学,筹建医学院。

  1920年,柏乐文利用来自监理会、洛克菲勒基金及地方捐助的20万银元,拆除博习医院原有中式平房,兴建1幢3层半住院大楼和1幢2层门诊大楼,拥有100张床位。建筑工程于1922年春落成,是当时中国相当先进的一所西医医院,被美国外科专家评价为“如此医院全中国仅三、四处而已。”。

  1927年春,柏乐文退休返回美国,同年12月14日逝世。他的骨灰被运回苏州,安葬于葑门外安乐园。

  早在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札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年)与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顿(JohnLivingstone)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是为基督新教在华行医施药的开始。几个月内,诊所便为300名病人施诊。1827年,马、李与新来华的郭雷枢(T.R.Colledge)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院,主要为穷人施诊,主治眼病,兼治他病,来诊者每天平均有40人之多,澳门附近亦有人前往就诊。据统计,从1827年到1832年10月,5年之中,共治愈4000余人。

  1835年11月,来自美部会的专业医师伯驾(PeterParker,1804–一1889年),开办了东方第一所教会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即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医院租用当地商人的楼房,具有一定规模,可以接纳200个病人候诊,收留40个患者住院。伯驾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从事医药传教之首位牧师,他的外科手术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妙手回春的消息常常不胫而走,在士绅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

  广州医局在短时间里飞速发展,病者日增,每日平均赴诊者约200至300不等,有时多达600人。伯驾1844年的报告表明,教会医院成立6年中,共为1.2万多名患者解除痛苦。

华美医院与医校

  1890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医师聂会东夫妇从登州来到济南,负责该教会在济南的医疗事务,并与洪氏提凡夫妇及安德逊女士合建华美医院(今青龙桥北后坡街117号)。这是济南首家西医诊所和分科最全的医院。

  该院实行男女分诊,一般免费诊疗,并开始实行医护分工。1891年设养病室,收治住院病人。与此同时,又建立华美医院医校,收徒授课,传播医学知识。

  进入20世纪后,华美医院、医校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华美医院在1929年后另设女医院,以妇、产、小儿科为主,并接受产妇住院分娩,有产床15张,是当时设备较全的医院。1934年后,并入齐鲁医院。华美医校则在20世纪初并入济南共和医道学堂。

  1903年华美医校与山东省内青州(今益都)、邹平、沂州(今临沂)的三个基督教会医校联合,轮流在各地上课。同时英国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的人开始筹建新校。时值济南在1904年开埠后,开始以主动开放的姿态吸纳异域文明,逐渐成为山东及华北地区较有活力的中心城市之一。在此条件下,英、美两国教会遂将校址确定在了济南。

  1907年,英国基督徒艾宗敦捐巨资给英国浸礼会,同时美国北长老会也募到了一批款项。第二年秋,两教会在南关基督教礼拜堂以西动工兴建学堂,与聂会东创办的医校合并,称为“共和医道学堂”。同一年,作为学堂的实习基地,聂会东在今南新街开设济南共和医院,分内、外两科,设药房、化验室,美籍医生徐伟廉任化验室主任。

  1910年3月,济南共和医道学堂开始招生学员10名。在医学大讲堂和诊病所竣工后,1910年4月17日,济南共和医道学堂举行庆典,并于次年更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科长(即校长)为聂会东,英国人巴慕德任共和医院院长。

  1914年,在英国浸礼会的全力资助下,济南共和医院开始在东双龙街扩建养病楼和宿舍,并附设省内最早的X光室。1915年9月,养病楼竣工启用,山东督军靳云鹏亲临开幕典礼。

  济南共和医院是当时中国国内最新型、最宽大、设备最佳的医院。该院和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的建成,为齐鲁大学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16年,北京协和医院的部分师生并入共和大学医科。

  1917年,美、英、加拿大三国的基督教会为便于传教,在济南集资兴办了齐鲁大学。此后,外国教会医士团体中国博医会将南京金陵大学医科、汉口大同医学堂的部分师生并入该校,与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科共同组建齐鲁大学医科,聂会东任科长。原共和医院改称为齐鲁大学医科附设医院,简称齐鲁医院,巴慕德任院长。

  由于齐鲁医院的经费源于齐鲁大学,有美国罗氏驻华基金会和英美十余个教会团体的捐助,以及哈佛——燕京基金年息的贴补和医院的收入,加以国际间的信息渠道畅通,名医荟萃,所以发展迅速,与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同济医院、成都华西医院一并称为建国前中国四大教会医院,颇负盛名。1928、1937年日军两次侵占济南期间,因是外国教会势力创办,该院成为战火中的孤岛,免遭兵燹之灾。1934年后,华美医院并入齐鲁医院,成为其门诊的下属分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英、美宣战,齐鲁大学被迫南下成都,与华西大学暂时合并,齐鲁医院则被日军仁字部队强占为伤兵医院。当时未随校南迁的英、美人士,全被遣送到潍县集中营,以尤家骏为首的部分华籍医护人员,则另行组建“济南市立医院”。抗日战争胜利后,齐鲁医院重新恢复为齐鲁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解放后,山东的大学几经调整,齐鲁医院现已成为山东大学的附属医院,称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898年,嘉约翰在广州花地建起精神病院,这是中国第一所用西式疗法的精神病院。

  1911年春,加拿大传教士福古森(W.D.Ferguson)医生夫妇利用药房治病救人,传播福音。1913年,泸州地区的第一所西医医院:泸州福音医院至此正式诞生。

  1844年,英国伦敦会的洛克哈特,关闭了舟山诊所后,转移到上海,在南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开设诊所。1846年在中国医学传教会香港分会资助下,诊所迁到上海北门刚刚落成的楼房里,定名仁济医院。仁济医院开创了外科消毒法在中国的最先应用。仁济医院是上海第一个教会医院。

  1866年汤姆森牧师(Thomson EH.)和美国圣公会共同出资,在上海虹口文监师路与百老汇交汇处租赁中国民房作诊所,起名上海同仁医院。

  1908年,上海成立圣玛丽医院,创办者为巴黎天主教慈善姐妹会和主教帕里斯(Paris P.)。初期仅有四个中等大小的房屋和少量病床,1935年医院建筑扩大,拥有70张病床,属于上海震且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医院,并在姐妹会的协助下,增设了一个护士学校。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看到上海仅有两家外国医院,且远远不能应付日趋增多的病人,遂于1864年在上海租界外滩街办法国医院。1877年迁至苏州河北岸,改称公济医院。1880年,美国圣公会建上海虹口医院(后称圣路加医院),文恒里医师在此任职。不久,医院接受了郭实腊医院董事会提出与圣路加医院合并的建议,创建郭实腊医院。

  在1885年6月左右,在上海从事医疗工作的还有两名女医务人员。最初,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莱芙斯纳德(Reifsnyder E.)医师,于1883年抵达上海,第二年春天,在旧城开一小诊所,两个月后关闭。旋即她又与第一个来华的美国护士麦基奇尼(Mckechnie E.)合作重开诊所,对需要入院者转圣路加医院。后来她俩募集得一笔总数达12000元的捐款,用于在上海城西门外徐家汇建起一个有20张病床的医院——威廉森医院(Williamson M.曾为该医院捐款,为纪念她,称威廉森医院,中国名为:西门妇孺医院),1885年开诊。

  1861年洛克哈特终于来到北京,与伦敦会总部联系,表示愿意帮助教会传教团在北京开设一所医院,为中国人施医给药和传教。经过积极的策划和筹备,北京施医院终于开门施医,由洛克哈特兼管,成为近代北京第一个西医医院。

  1864年,由于健康的原因,洛克哈特不得不再度回国,北京的工作交卸给伦敦会另一个传教士德贞医生。

  1865年,英国使馆收回属于使馆的施医院用房,德贞的医院迁至东城米市大街一座佛教寺院。新址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院落大门直通大街,原有房屋经过修缮和粉刷,面目一新。新院有病床30张,医院正门旁树立了两杆70英尺高的旗杆,因此得俗名“双旗杆医院”。

  美国卫理公会1875年派遣医生来北京。毕业于美国费城女子医学院的库姆斯(Combs L.)到北京后自办诊所,后来,与戴维斯(Davis G.作库姆斯的助手)办了一所35张床位的妇婴医院。

  1879年,美国长老会在北京开诊所,1886年办安定医院。1889年,英国圣公会到北京也开有一间诊所。

  1902年东交民巷西口的法国医院建立,床位34张,有一个门诊部,放射科,电疗室和药房。

  1902年,美国长老会于安定门内二条胡同重开道济医院,

  1903年,美以美会(美国的一个宗教派别)于哈德门和东交民巷拐角处,开霍普金斯纪念医院,由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霍普金斯捐款修建。后来,此院增建结核病疗养院。

  1906年,英国圣公会也于北京开圣卢克医院及诊所。

  1866年伦敦会医生到达汉口设诊所,

  1868年伦敦会建天津诊所,

  1869年爱尔兰长老会医师在东北营口从事医疗活动,

  1870年圣芳济会在宜昌设有诊所,1871年美国长老会医生进入山东登州,同年,英国浸礼会、苏格兰联合长老会的医生开始在烟台活动。烟台毓璜顶医院的前身是美国长老会于1890年创建的教会医院,现已发展成为烟台市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

  1874年美国美以美会在九江创办医院,同年,美国圣公会医生进入武昌。

  1883年重庆有了美国圣公会的诊所,而同年美国公理会医生在山西太谷县开创医疗工作。

  1885年美国长老会建山东济南诊所。同年,美国基督教纽约长老会在海南海口建福音医院。

  1890年以前,北京通州、张家口、太原、南京、潍坊、成都、福州、北海、常德、长沙、汕头、温州、扬州、苏州、石家庄、保定、青岛、南昌、无锡、芜湖、开封、吉林、沈阳、西安、兰州、云南、贵阳均有教会医生涉足其间;总之,教会医学医药事业遍布中国南北大地。

1800-1950:中国的医院都是些谁建立的?

在网上浏览中看到耶鲁大学的1800-1950年中国的西医医院与医学机构的统计表(Inventory of Hospital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compiled for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1800-1950 project(//www.yale.edu/adhoc/WMC/InstitutionsInventory.pdf)

它对中国1800-1950年有西医的医院和医学机构进行了统计。各条目所列内容包括所在省、所在市、所在市旧名,医院或医学机构名称、建立与资助机构、建立年份、资料档案所在地,以及备注。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在海外做基督徒许多年了,大概知道中国现代的医院开始于传教士,但在多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的贡献,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统计资料。出于好奇,我开始仔细分析这份资料。这是耶鲁大学仍在进行中的一项调查工作,因此网页中列了一个叫David Luesink的电子邮件地址,要大家对列表有更正或补充就向他报告。我下面的分析就是根据该列表截至2014年9月的资料。统计表中共列出了1800-1950年中国的527所现代(即有西医)的医院和医学机构。我把它们分成以下五大类进行统计:1)教会设立与资助的;2)设立与资助单位尚不不清楚的;3)公立或军队医院;4)红十字会医院;5)私立医院或其他(不属于前述的任何一种)机构医院。分省统计的结果见本文后面附录。这里是全国总计的情况。括号中的数字是同一类中的医院或医学机构最早建立的年份。

全国总计(Total):527家
教会设立与资助医院与医学机构:351(1835)
设立与资助单位未确定医院与医学机构:144(1890)
公立或军队医院:18 (1908 或 1911)
红十字会医院: 5 (1907)
私立医院或其他机构医院: 9(1900)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在527家有西医的现代医院和医疗机构中,有144家现在还不能确定当时的建立和资助机构。在剩下的383家中,由教会和传教士建立的是351家,占91.6%;公立或军队医院为18家,占4.7%;红十字会建立的5家,占1.3%;私立或其他机构医院9家,占2.4%。
如下面的讨论中所述,红十字会和私立医院中部分也有传教士和传教机构的参与,公立医院中也有些是接管的传教士医院。因此,在1800年至1950年中国有西医的现代化医院中,由传教士和传教机构建立的占了绝对的大多数。由于这个特点,1800-1950年期间,中国沿海地区和通商口岸城市等传教士较早到达的地区,医院也开始建立较早,数量上也远多过内地地区。
统计表中列出的传教士最早建立的医院是基督教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1804-1888)于1835年11月在广州新豆栏开办的“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后称博济医院(Canton Pok Tsai Hospital),现在叫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这也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家现代医院。伯驾的医院在当年11月4日开始应诊,虽然标明免费治疗,开诊当天也门可罗雀,但整天无人胆敢问津就诊。第二日,一位饱受眼病折磨多年,但无钱求医的妇女,怀着战兢的心态姑且一试,从此揭开了西医在中国治病的序幕。因伯驾医术高明,和蔼可亲,不分贵贱,很快赢得了广州百姓的信任,在开诊的头17天,前来求诊的人数就达到240位,其中还包括好几位衙门官员。1839年秋,林则徐在广州期间因疝气病间接托人请伯驾开诊疗药方。
百度百科伯驾条目的介绍说伯驾是“美国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代表人物”、“第一位来到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医生”。实际上,1807年英国伦敦会来华的传教士罗伯特•马里逊 (Robert Morison) 1820年在澳门也开设过诊所,尽管是中式诊所,但雇有中西医师,提供免费医疗服务。1827年,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Thomas .R. Colledge)参与其中,开设眼科医馆,医务日增,求诊者每天有40人之多。从1827年到1832年的5年中,共治愈患者4000多人[3]。但可能是因其规模相对还较小,又没有延续下来,因此,一般还是以伯驾的博济医院为中国的第一家现代医院。伯驾不仅最早开设医院,同时也注重培养中国医学人才,在他的中国助手中,后来也有可以独当一面的。如下所述,也是博济医院成立了中国的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博济医学堂。1886年孙中山就是在此学医。但这些都是后来在嘉约翰传教士手上的事。
统计材料中中国的第一个公立医院是上海國立同濟大學醫學院,统计表中说其成立于1908年。但国民政府实际上是1927年才接管同济大学和它的医院的。在这之前,是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创立的同济医院和学堂。宝隆是基督徒,但不是传教士,1891年作为军医随德国军队赴上海,对上海当时的医疗条件之差感到非常震惊,因此退伍后在上海行医,后感到军医知识片面不足,又回德国再深造两年后于1893年重返上海,并在德国领事馆附近设立了一个诊所。1899年宝隆在德国领事馆的支持下对中国官员施加压力,在白克路(今凤阳路)获得了一块地基建立医院,取名同济医院,既为“同舟共济”之意,又与Deutsch(德国的)的发音相似。医院建立后,宝隆又开始筹备建立一个培养中国医生的医学院。他1906年建立了一个建立医学院的基金会,从德国募得25万马克的资金和7万马克的书籍捐赠,于1907年开办上海德文医学堂,1908年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这就是后来的同济大学[4]。
统计资料中第二个最早的公立医院是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但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前身是上述的博济医学堂,成立于1866年,是由博济医院创办,因此是一所教会医学专业学校。首任校长嘉约翰医生也是美北长老会传教士。博济医学堂是中国的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1879年它开始招收女生,因此也是中国最早开始培养女医生的。博济医学堂后来改名为博济医院南华医学校[5]。值得一提的是嘉约翰1898年在广州建立的惠爱医院,是中国的第一所精神病医院。他1901年在广州去世。
统计表中第三个最早的公立医院是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它成立于1911年6月,1913年7月改名为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1931年8月改称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这可能是真正最早成立的公立医院,而不是接管的。公立医院和医疗机构创立比较晚,比较少,而且还有些只是军医院校,如广西军医学校和军医学校广州分校等。
中国最早的红十字会医院是1907年成立于上海的上海红十字医院。中国红十字会起源于1904年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当时中国东北发生日俄战争,为了有一个中立机构救援灾民,由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沈敦和、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实业家盛宣怀邀集上海租界各国领事与富商效仿瑞士红十字会章程而成立。
统计表中的私立医院和其他不属于上述各类的医院,建立时间最早的是开滦矿业公司(Kailan  Mining Company)建立于1900年的开滦矿务总局医务处(Tangshan Kailan Mining Administration General Base Hospital)。它有外资、外国人和清朝政府的参与。统计表中的第一家中国私立医院应是私立广东光华医学院。表中说是创立于1906年9月。但光华医学院校史的研究认为是1908年3月1日正式招生上课[6]。
统计表中福建省有一个London Mission Hospital (Tingchow Hospital)医院,这就是熟悉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人知道的中央红色医院的前身了。它是由英国伦敦基督教会(伦敦会)教徒亚盛顿捐款25万英镑给伦敦会兴办的。1908年医院落成,取名“亚盛顿医馆”(后改为福音医院)。由英国医学博士传教士赖察理首任院长,设有内、外、妇产科、化验室、急救室、手术室等,药品和器械均由英国进口,病床30张,是一所设备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医院[7]。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传教士担心安全撤回英国,傅连暲代理英国教会管理医院,成为院长。
傅连暲出生贫苦家庭,从小随父母加入了基督教会并在教会人员资助下入读教会学校。1915年冬从亚盛顿医馆毕业,被聘为汀州八县旅行医生、汀州红十字会主任医师、福音医院医生和亚盛顿医馆教员兼汀州省立七中与汀州女子师范学校校医。本着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的教义,他对病人是来者不拒,1927年南昌起义时曾接受陈赓等300名受伤官兵[8]。1933年傅连暲参加红军,汀州福音医院迁至瑞金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
有趣的是,网上有一篇2009年《长汀县人大常委会否决汀州医院搬迁议案》的新闻报道,说:“汀州医院原身为红军福音医院,位于城市中心,有60多年历史”[9]。福音是指耶稣基督降生,这报告的作者也不想想共产党怎么可能把“红军”和“福音”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命名医院,而且就是从红军1935年开始长征离开福建和江西算起,到2009年也有74年了。把1935年以前的历史全不算,该医院到2009年也不只60多年历史。希望将来我们民族的文化人士,不管抱什么样的政治观点,讨论历史时,对基本的历史事实还是会有尊重和严谨的态度,不会随意更改。
参考文献和分省统计表从略。详细资料见耶鲁大学的统计表。

作者:方金琪(信望爱小屋),2014年10月14日

著名教会医院名单:

1、1835年广州眼科医局后改为广州博济医院

(现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是中国第一间西医医院)

2、1844年上海仁济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3、1866年上海同仁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4、1877年苏州公济医院

(现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5、1883年苏州博习医院

(中国最早使用X光机医院,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6、1883年济南共和医学校

(现为齐鲁大学医学院又称齐鲁大学医科)

7、1885年北京道济医院(现为北京市第六医院)

8、1890年,济南华美医院与医校

(现山东大学附属医院)

9、1898年,广州花地精神病医院(中国第一所西式疗法精神病 医院,现为广州市脑科医院)

10、1903年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

(现为上海第二医学院)

11、1905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12、1906年,协和医学堂

(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前身,由5个教会合作开办,19 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解放军301医院前身)

13、1907年由传教士组织的中国红十字会救助中心

(上海华山医 院)

14、1907年上海圣玛利亚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1900年普仁医院

(现为北京市普仁医院、无锡市普仁医院)

16、1913年泸州福音医院

(现川南医院,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17、1914年湘雅医学校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18、1919年山西川至医学校

(现为山西医科大学)

19、1926年宏恩医院

(现为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20、1928年汉口协和医学堂

(现为武汉协和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汉口协 和医院)

十字架与中国的医院

根 据中央电视台进行的历史回顾,旧时的生育之愚昧令人发指。中国孕妇是由产婆接生,一把剪刀一盆水就这样去接生,中国的女人不但裹一辈子脚遭罪,生孩子更是 遭罪,死亡率很高,有的难产而死,有的生下来不知道护理就夭折了,孩子生下来,接生婆随手从坑席上抽根席篾将孩子的脐带割断;为了止血,在脐带断口处撒一 把尘土。因为那根肮脏的席篾和那把尘土中的破伤风病菌,有20%的孩子在出生第四天到第六天死去,这就是千百年之久中国人生育史上的“四六风”。母亲生育 时流出的血色的液体被视为不洁之物,身下坐个土坯吸净。正是这块土坯和接生婆长而黑的指甲,导致很多母亲死于“产褥热”。推广的新式接生法,其实相当简 单,一把用沸水煮过的剪刀和接生婆剪短指甲并用肥皂反复洗干净的双手;把母亲身下的土坯换成消过毒的布片或草纸。仅仅是这一点点改变,仅仅在50年代的中 国,上亿人的生命被挽救了。而过去出生及出生后感染细菌的死亡率就达70%。令今天的人们毛骨悚然的旧式接生法,以前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已经习以为常,没 有人感到那样做有什么不对。那么究竟是谁将新接生法带进中国的呢?

(根据《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7期上《北京道济医院考略》作者:陈凤林,刘士英,梁峻(均为非基督徒)的资料:

150多年前的186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Douw.D.M来到北京,当这位女传教士看到这种场景之后,回到家里是大哭!她发现这个问题极其严 重,她耳闻目睹了老式接产婆的种种愚昧无知和不讲卫生,认为旧法接生给产妇和婴儿带来的几乎是一场灾难。尤其是迷信活动使妇女儿童受害最重。她曾见一个产 妇因为难产,接生婆在孩子露出来的脚上穿上一只鞋,认为这样孩子就可以自己走出来了,结果母子二人都失去了生命。

有感于此,Douw.D.M返回美国,向长老会募集财物,准备了整整8年的时间,募捐筹备资金于1885年再到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医院这就是以后的 道济医院。医院建立后,她积极推广新法接生、预防接种,同时培养中国医务护理人员。也是在1885年,美国基督教妇女传道服务团,在上海西门外创办妇孺医 院。1901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广仁医院,专门收治女病人。

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是谁给我们带来新的接生法,妇女生孩子的痛苦大大减少,成活率大大提高,这都受益于这位女传教士的新接生方法,不但如此他还引进其他西医,随后又在全国发展了500多家,当时每一天在医院里就有好几百人信主,

因为教会就是医院,你想得医治吗?先信耶稣!我就医治你,很多没钱的人都说我愿意信耶稣,于是他们就白白得了医治。不但是身体上得了医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灵魂得到了医治!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中国这些医院是十字架的标志了吗?因为他的源头就是基督教会!而今天那么多人在十字架低下进进出出,佛教徒也好,穆斯林也好,无信仰人士也好,他们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蒙了基督的恩惠。

许多宝贵真实的资料被故意人为的掩盖而十字架却保留了下来,今天你去看医生,或许你会信不过这个医生,因为医生有好有坏,但是你一看到十字架,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救死扶伤的、这个地方是医疗救治的,为什么一个杀人的工具反成了一个救治、救赎的标志?

正是因为当时的这些教会医院的建造上都有十字架的记号,因此现在中国西医院都以“十字架”为记号!并且在文g e十年浩劫的时候,也没有人敢将医院十字架的记号去除!好好看看这个十字架,因为这是上帝留给中国人的礼物。

感谢主的怜悯!如果没有当年的传教士将新式接生法带到中国,很有可能今天大量的姊妹同胞依然在卫生条件很恶劣的情况下生产。让自己及孩子的生命面对着威胁!如果没有当年传教士将接种防疫的疫苗带进中国,又会有多少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患病甚至夭折?!

今天你去看医生,或许你会信不过这个医生,因为医生有好有坏,但是你一看到十字架,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救死扶伤的、这个地方是医疗救治的,为什么一个杀人 的工具反成了一个救治、救赎的标志?

纪念一百年前创办多间教会医院学校孤儿院终身未婚的中华奇女子

一百年前的1920年,与在上海诞生的中国执政党差不多同一时间,两位充满爱心的女士,石美玉医生和胡遵理教师在上海先后创办伯特利教会 (Bethel Mission of China),伯特利医院(今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伯特利护士学校,伯特利妇产科护理学院,伯特利孤儿院,伯特利小学,伯特利中学,伯特利神学院和圣经学院,伯特利出版机构,伯特利布道团(宋尚节,计志文)。这些机构培训出大量的优秀专才,他们在日后的岁月里,将爱传到了中国大陆及海外的很多地区。其中伯特利孤儿院,伯特利中学,伯特利小学,伯特利神学院先后在战乱中迁往香港。民国早期石美玉医生用无私的爱创建的九江乡村医疗体系被后来的中国领导人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通过宣传系统在全国推广。为了纪念石美玉医生这百年前的壮举,特此转载下列文章。

本文转载公众号:黑門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愿望清单,这个愿望清单有多长,里面写着多少美好的事,只有每个人自己清楚。可是,在有些人手里,这个愿望清单总是被推迟,被搁置,被遗弃,被陈列在时间的阁楼里朽坏、腐烂,化成了粉末。而有些人手里的愿望清单,一次次被刷新、被丰富、被实现,被放在流血的荆棘中生了根、发了芽、长成了一片茂密的森林。一百多年前的清朝,尽管当时西方风潮“人权自由主义”思想已东渐,但女人们普遍都还缠着足,笃信“无才便是德”的迂腐观念,相夫教子,垂手伺候在男人的身后才是“贤德的妇人”。至于出国留学,那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堪称传奇中的传奇。而当时偏偏就有这样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她大胆的迈出了令国人惊诧的,一双未裹足的“大脚”,漂洋过海去到美国学习医学知识,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开办医院学校、建立孤儿院,收养孤儿。她也因此成为美国任何一个宣教机构都乐于委派的宣教士,这在中国基督徒中,是屈指可数的。请让我们记住她的名字 —— 石美玉。

 

01
中国最早留学美国的医生
大学首位亚洲医学女博士
1873年,石美玉出生于湖北黄梅一个没落但十分温馨又相爱的小家庭中。她的父亲石宅嵎是江西省卫理公会最早的华人牧师之一,她的母亲是教会女校的校长,因为父母的基督信仰,所以她从未被要求裹足。石美玉从小就喜欢写愿望清单,大大的旧报纸,随手拾起的碳削,写的满满的。每次有愿望被实现后,她就会再想一个愿望填进去,如此反复,从未停歇。七岁时,由于家境太过贫寒,便随父亲到江西九江谋生。当时,美国卫理公会来华宣教士昊格珠 (Gertude Howe),在江西九江当地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由于石美玉的父母是被卫理公会宣教士带领信主的,所以她便一直在教会学校学习、生活。
有一次,昊格珠见到石美玉与其他同期学习的小孩子差别很大,她十分好学又聪明伶俐,常常喜欢自己一个人钻研书本。此时,恰巧石美玉的父亲突然提出请求,希望昊格珠能帮助石美玉进入美国的医学院学医,在征得石美玉本人的同意后,昊格珠便将她收养在身边亲自教导。1880年(光绪六年)宣教士昊格珠因时局原因不得不返回美国,决定将石美玉一同带往美国读书。石美玉来到美国后,并没有被眼前的繁华新鲜世界所影响,反而更加勤奋学习。在十年的时间里,先后熟练掌握了英语、德语、日语、等多国语言,并且对所学的数、理、化、绘画、音乐等诸多科目表现出浓厚地学习兴趣,且无一不精通。就连昊格珠都难以置信,连连称赞自己发现了一块“瑰宝”。1892年,石美玉中学毕业后,时年19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美国当时第一流的学府也是当时美国人口中的“科研摇篮地”——密歇根(Michigan)大学。进入大学后,她仿佛“疯了一般”,醉心医学,以图能尽快回国医治中国同胞肉体上的病痛。几年后,她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被授予博士学位,继续留校学习。平时,为了不引人注目,她在美国一直都是穿西式服装,但只要有表彰大会,她就会换上家人在临行前为她准备的传统中式服装,上台接受学校的嘉奖。1896年毕业典礼上,石美玉穿着粉色的中式旗袍,步履优雅地走上讲台,获得全场师生潮水般的掌声。她不仅是中国医学界最早留学美国的女医生,更成为密歇根大学最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女性。

 

02
毅然放弃留美的“傻子”
跟随呼召回国医病宣教
她自信的站在台上,分享着自己已经完成的“愿望清单”,也透露了一些愿望清单上迫切需要完成的“大愿望”,第一个就是回国,创办医院救治同胞。在此之际,学校趁势抛出丰厚的橄榄枝,但她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她的美国同学得知后十分不解,骂她是个“傻子”,白白浪费了其他人梦寐以求的大好机会。石美玉连半句话都没有为自己解释,她坚定心中上帝给她的异象:回中国!

很快便收拾好简单的行囊,回到了中国。当时和石美玉一同在密歇根大学学医,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且执意回国的还有一位中国基督徒女子,她的名字叫康爱德。她们决定一起回到家乡,做出一些改变。两人刚落地,茶水还没得及喝一口,就被乡亲们请去救急,处理一宗难产手术。一位产妇怀的是双胞胎,但在第一个婴儿平安降生后,发生了宫缩停止的现象,如果抢救不当,另一个婴儿和产妇都会出现生命危险,当地有名的中医对此无计可施。
石美玉和康爱德俩人凭借精湛的医术,保住了产妇和婴儿的生命,这一下子就在十里八乡传了起来。很快石美玉和康爱德两位主内姊妹就动工开了一间小诊所,第一年,十里八乡甚至是外省的,来就诊的病人达 2000多人次,两年后,接待的病人就超过了5000人次。慕名而来的病人越来越对,原先的诊所一下子就显得十分狭小,连下脚的空地儿都没有。连日来,目睹到这一情况的石美玉,内心十分焦灼。她祷告祈求:“主啊,既然祢带领学医,又让我学成归来,现在就求你帮我开道路,我们需要扩充更大的场地,求你预备。”

 

03
向美国筹款建立教会医院
创办中国最早的护士学校
有一天,一次偶然的机会,石美玉决定写信给远在美国的朋友,请求他们捐款相助。因为她擅长交流,又很懂相处之道,在留学期间很受朋友欢迎,所以信件发出不久后就有了回应。当时的美国芝加哥名医 Dr.I.N.Danforth 为纪念其去世的夫人,愿意出资并委托石美玉在中国建造一所以其夫人名字命名的医院。
1901年12月,但福德医院(今为九江市妇幼保健院)建成投入使用,共拥有95张病床和当时最先进完善的设备,石美玉出任该院院长。看着眼前的这一切,这个内心强大的女子,再也忍不住了,她躲在一旁嚎啕大哭,不住的说着:“主啊,感谢祢,主啊,感谢你……” 即便如此,她并没有停止为主作工。
与此同时,为了传授医学知识,培养中国女性护理人才,让更多的人受益,她又创办了但福德护士学校(今为九江学院护理学院)。石美玉日夜不停的亲自手编教材,把英文医学书籍翻译成中文、投资购买教学设备,又利用绘画的天赋,画了一幅又一幅人体解剖图。还积极争取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的资助机会,并选派优异的护士出国留学。但福德医院护士学校是我国最早的护士学校之一,这些学生们白天和医护人员一起在医院从事护理实践工作,晚上加班加点和石美玉学习医护理论知识,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
石美玉个人非常注重培养学生们的独立判断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在九江的20多年时间里,她一边治病救人,一边潜心培养了500多名护士。其中,中国护士之母、中华护士会首任中方会长伍哲英,就毕业于九江但福德护士学校,她本人在学习期间,受到石美玉的精心栽培。

 

04
日夜繁重的工作终究压垮了她
“我要为主的做的不止是这些”
她在神的带领下,使得整个医院的医护人员专业水平直线上升,但她并没有满足于此,为了医院能够更良好的长远发展下去,石美玉祷告决定赴美筹募资金。因着她虔诚的信仰态度和坚定的服侍意志,再加上但福德医院在美国的声誉也非常好,所以得到了大批奉献注入。回国后第一时间,她就用这笔钱将医院扩大了一倍,接诊病人激增,仅当时一个月就诊治了2743名病人。
石美玉忘我的付出不仅得到当地乡绅的热烈响应,更是获得了当时兴起的各地民族主义改革者的大力宣扬,信任和尊敬也接踵而至。有一次,她生病在家休息,九江知府竟然主动出告示:禁止任何车马经过她居住处门前的街道,以免影响她养病。1906年,石美玉的胞妹石安娜突然患病去世,繁重的工作加上多年奔波饮食不规律,也导致石美玉盲肠炎发作,她不得不暂停手下的工作前往美国做手术。
手术之后,她顾不上休养,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四处演讲,向美国教会分享她心中的异象和中国教会的真实需要,同时还鼓励那些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坚定信仰、钻研学术,日后能被主使用,回国服侍。她向所遇见的每个人,称赞她的那群可爱的护士们:
“她们对主充满信心和爱,将这项舍己的工作作为她们毕生的事业;她们不图任何回报和奖励,只求自己所做的能蒙主喜悦,她们经历很多人没办法想象的艰难困苦,只为将荣耀归给主,我为能与这样一群爱主的人一起作工,而感到无比自豪!”
每每说完这些,她都热泪盈眶,这泪水是感恩的泪,因为她深知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奔跑,而是有相同信仰的一群人,一起携手奔跑。“我要为主的做的不止是这些。”这是她最常对自己说的一句话。因为始终持有这个信念,她更是做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举措。

 

05
史无前例的向农村派“福音护士” 
首次把现代医疗输入到中国农村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石美玉积极参与并协助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中国发展现代医疗事业,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医逐渐成为中国城市医疗服务的主流。但在当时,以农村为大多数人口居住地的大环境下,新生婴儿的死亡率仍旧居高不下。非常爱孩子的石美玉目睹这一切后,时常忍不住,暗暗啜泣。
为此,在多次祷告寻求上帝的带领之后,她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计划 —— 向农村派遣“福音护士”。因此,她也被称为是“中国最早制定一些列计划,把现代医疗服务输入到农村的人”。她一鼓作气,向毗邻九江的安徽太湖、湖北黄梅的农村偏远地区派遣护士建立小型连排诊所,并安排由技术过硬的实习医生定期轮换下乡巡回医疗救治,提供发放药品、接种疫苗、难产接生等基本医疗服务。石美玉也经常亲自带领要踏入医护岗位的学生一起深入农村,诊治病人。
除了医院护理外,石美玉也很重视公共卫生护理,不定期频繁组织护士到各个社区传播公共卫生知识,帮助乡民。从1915年到1920年,5年间,她多次在城乡地区举办公共卫生讲座及实地操作,内容包括结核病卫生预防、妇女产前保健、婴儿喂养指导、疫苗预防与接种、鼠疫预防、消灭蚊蝇、关注环境卫生、家庭卫生和个人卫生等。她每周一次组织安排人员到教会学校亲自授课培训,据资料记载,最多时近800名已婚妇女参加。
众所周知,今天,社区护理已经成为社区卫生保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都不应该忘记的是,在一个世纪前,石美玉为之进行的探索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意义,她是我国早期护理专业的奠基者和先行人。正因为她这一些列重大深远的行动,才使得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更多的农村新生婴儿得以健康活泼地成长。“别担心,只管祈求,经费会有的,主会帮助我们的。”每次只要出现资金短缺的状况,石美玉就会这样耐心的说着安慰每一位同工,并带领他们开口祷告,凭信心去走每一步。
至始至终,石美玉都清楚的明白,她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扬福音,借着手能医治人身体病痛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做传福音的工作,这才是真正要做的。她热心教会的福音事工,为教会和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本土的教会领袖。

 

06
联合创办首个华人布道会,缩衣节食
凭信建教会、医院、学校,收养孤儿
1918年石美玉和余日举、陈维屏、蔡苏娟、诚静怡、胡素贞等7人,在庐山牯岭组成了中华国内布道会,这是华人自发的第一个布道组织。
1918年底,石美玉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进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研修。
并于1920年完成研修后回国,辞去了卫理公会的职务,与昊格珠、美国女传教士胡遵理一起,在上海组织创办了伯特利教会和伯特利基督教医院,开设了两间药房和一所护士学校,她们还收养了36个流浪孤儿。
同样,伯特利医院初在刚创办的阶段也是相当艰辛,医院地址位于外交部一位部长的老房子里,那里因为长期“被鬼和老鼠占据”,没有人敢住,于是,石美玉通过不断募捐来改善医院的基础设施。募款时她常常身无分文,据她身边的林牧师回忆,由于美国那边的募款中断,上海当地的基督徒和慈善家的捐助又十分有限。在那几年里,他带领着伯特利的教职同工们,节衣缩食,勉强维持着二三百人的衣食生计,使大家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免于饿死。每当一次又一次陷入资金短缺的境地时,她就一次又一次地默默向主祷告:“经费会有的,主会按着所需赐予我们的。”每次祷告后,上帝都会差遣陌生的奉献者,意外又惊喜地送给她所需刚刚好的财物,她也在上帝的恩典中愈发刚强的传福音。

 

07
致力于解放封建旧俗对女性压迫
公然反抗政府对基督教课程限制
1925年,中华妇女节制联谊会在上海成立,石美玉任第一届主席。该会是世界基督教妇女节制会的分支机构,以节制烟酒、女性解放、兴办慈善等三大事业为宗旨,反对蓄婢、纳妾、缠足、束胸等各种恶习。她提出女性合理维权、女性经济独立、女性婚姻自由平等多项主张,为女性在家庭及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搭建了有力平台。
在1928年,国民政府下令,所有教会学校的负责人必须由中国人担任,且将圣经课程设为选修课,而非必修课。石美玉拒绝了第二个要求,她坚持哪怕以政府不予注册为代价,学生也应必修圣经课程内容。尽管她公然不顾后果的违抗政府命令,但同为基督徒的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姊妹对她的坚持深表嘉许。虽然创办的学校因此没有取得注册资格,可上帝更加的祝福在真理上坚守她,学校学生人数依然逐年倍增,在三十年代已经超过了200名。 石美玉常常望着教室里渴慕学习上帝话语的学生们出神,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就像没有人知道她接下来要做的这件令人敬佩的事一样。

 

08
在饥荒中建立最大的孤儿院
并将每一个孩子都送进大学

1928年,山东地区爆发连续性大灾荒,大量难民涌入上海,石美玉得知有300名孤儿即将到达上海,在安静地祷告之后,她的愿望清单里又多了很多个愿望。而后,她直接赶到车站接回100名孤儿,没有丝毫犹豫的降他们收养了。她啃下了一个又一个难啃的硬骨头,建立了当时最大的孤儿院,附带设立了小学和中学,这些孤儿们长大后,石美玉又将他们一个个都进了大学深造。但她最看重的依旧是人灵魂的得救。1931年2月,她与著名布道家计志文、宋尚节等人同工,发起并支持伯特利巡回布道团,派遣宣教士分赴全国各地深入偏远地区宣教布道,脚踪遍及边疆雪域各地,对后来乃至今天的教会发展影响甚大。

1937年,抗战爆发后,原来设立在南市制造局路的伯特利医院被日军强占,则被迫迁到上海法租界内的白赛仲路。伯特利孤儿院也被毁的不成模样,被迫迁移内地,伯特利神学院被迫迁往香港九龙嘉林边道。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香港,伯特利神学院无法继续正常开展上课,师生分批撤往贵州毕节。而伯特利医院则因租界沦陷,被迫逼停所有运营。1945年抗战胜利后,石美玉在美国积极筹募资金,在废墟上燃起希望,重建了伯特利医院。1947年3月,伯特利神学院重新迁回香港恢复上课,一切有有了新方向。此时,石美玉的愿望清单里又多出了无数条新的愿望,她拿出一切积蓄,开办了免费的平民小学,为难民子女提供教育。

 

09
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
一生单为荣耀上帝而活

1951年,伯特利医院被政府接管,并于第二年更名为上海第九人民医院,2005年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基督教伯特利医院(现上海交大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从1898年至1949年,51年间,石美玉先后在国内创办医院、学校及医护学校达15所,遍及全国近10个省市和地区,收养残疾儿童、弃婴、孤儿等近千人。此后,年近八旬的她远走异国他乡,仍然孜孜不倦地传播福音,心中常常惦念故乡的一切,她在美国和香港分别引导协助建立了伯特利教会,专门培养福音宣教士。直到今日,在港台以及海外,伯特利教会仍然在为主发光发热。石美玉,就像她的姓一样,爱主的心坚定不变到年岁终了;又如她的名一般,心境通透、纯粹到容不下一粒不爱主的因子。
1954年12月30日,石美玉安静又祥和地安息主怀,享年81岁。一个女子,终身未婚,把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中国的医学事业,更是为神国的福音摆上自己的一生。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现实社会,从不问究竟,为那福音高扬,倾尽所有,默默无闻地奉献一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提摩太后书4:7
反观现在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我所知的我不愿作,我愿作的我不能作,我能作的却不愿作。快走吧!在浓雾拦住双脚之前、在美景遮住双眼以先、在虚谎掩盖真理之时,在为什么勇气和信心的问题总是被误以为是时间的问题,而那些沉重的、抑郁的、不得已的,总是被冠以叫做生活本身之时,加紧脚步快跑跟随主吧!就是从我粗砺的一生中榨尽青春年华,悉数奉献于主,仍觉不够。

 

文章出处:黑門,95后建筑设计师,独自游历十几个国家,追过极光也潜过深海,写通透的文字,过信仰的人生。这里有一群微信上有最不一样的90后,带着使命向世界发声,欢迎大家关注黑門。

 

石美玉闺蜜康成(康爱德)生平
摘自百度
著名女医疗宣教士、医学教育家、西医学先驱。
康成于1873年生于江西九江一个贫苦家庭里,父母亲具传统的封建观念,重男轻女。在她岀生前,家里已有五个女孩。正当父母热切盼望男婴诞生之际,康成来到这个世界,父母的失望之情可想而知。故从她诞生之日起,就成为这个家庭中不受欢迎的人,更为这个原本贫穷的家庭增添了经济负担。正当此时,一位在九江的美国女宣教士昊格矩(Miss Gertrude Howe)伸岀援手,收养了这个可怜、无辜的小女孩。在那种家庭处境下,康成父母当然也乐得将女孩送她抚养。这样,康成就成为昊格矩的义女。
几年之后,康成进入昊教士所创办的九江儒励女校(Rulison-Fish Memorial School)读书,在那里与石美玉相遇,结为朋友,此后二人成为终生的密友与同工。1882年,也就是在康成9岁时,随昊教士到美国,曾一度在旧金山的一所小学就读。二年后,又囬到中国。因昊教士被差往华西开拓美以美会的宣教事工,康成就随她在重庆住了两年。13岁时,她们才又囬到九江,康成再入儒励女校继续学业。
1892年,昊教士带康成和石美玉赴美国读书,二人双双考入密西根大学医学院,并共同苦读寒窗四载,于1896年春顺利获得毕业文凴。随后她们到芝加哥一所医院实习半年。同年秋,她们又一起接受美以美会国外妇女宣道会的差遣,以医疗宣教士的身份囬到九江服务。
她们一囬到九江就开始了医疗宣教工作。她们起初设立了只有一间诊室的医疗所,就在这间诊所里,两位年轻的女医师在短短的十个月内,竟诊治了2300多位病人,而且还有300多次外岀巡诊。她们高超的医术和仁爱之心很快就赢得当地百姓的信赖与爱戴。1898年,石美玉在芝加哥的一个好友,著名医师但福德(Dr. Isaac Newton Danforth)慷慨捐助钜资,帮助她们在九江建立一所妇幼医院。经过一年多艰苦努力,医院几近落成。正当此时,义和团之乱兴起,基督教在华事业受到很大冲击,石美玉父亲亦未能幸免于难。康成她们被迫离开九江,避难于日本约一年之久。1901年乱定之后,她们才囬到九江。是年12月7日,九江妇幼医院(Elizabeth Skelton Danforth Hospital)正式落成启用。
为九江医疗宣教事业奠下良好基础之后,康成随义母昊教士于1903年离开九江到南昌开辟新的宣教工场。她先在南昌设立诊所,1905年新的医疗所落成。经过她多年的努力操持,医疗事业得到很大扩展。据1911年统计,经其诊所救治的病人已达八仟多人。除医务工作外,康成也积极参与宣教及社会改革工作,特别热衷于中国医疗教育事业。1905年她岀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教育协会第五届会议,并发表了有关医学教育的专题演讲。
1911年,康成筹划多年的、一个拥有四十多个病床的妇幼医院落成,并开始服务于民众。同年10月,武昌革命爆发。在此期间,康成的医院照旧营业,本着济世救人的宗旨,抢救交战双方的伤员。
康成有一颗宽广的基督徒仁爱之心,特别对那些贫苦的百姓,她常常免费施医。因此医院不久岀现亏损,财政危机。为偿付债务,康成自我牺牲,远赴天津担任医师,因为那边的待遇优厚。经过三年时间的劳苦,终于还清债款。她这才返囬南昌,重掌医院院务。当地政府为表彰她的杰岀贡献,特地拨发两笔基金给她,使妇幼医院得以继续向前发展。长期过度劳累,使康成心力交瘁,健康大受亏损。最后终于被疾病所击倒,于1930年在上海溘然长逝,时年仅57岁。

惠及莘莘学子‧马来西亚华人纪念一百年来教会学校的贡献

(马来西亚安顺2019年9月19日讯)安顺华人基督教卫理公会主理牧师李立福说,在先辈的努力下,于过去100年在安顺及附近地区设立教会学校,惠及成千上万跨族、跨宗教的莘莘学子。为了感谢历届牧师和传道的贡献,在庆祝创会100周年当儿,他们或其后人都获教会颁发纪念品。“教会事工代代相传,这是上帝事工的延续,让我们以敬畏、谦卑的心继续服事。”

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兼安顺国会议员倪可敏致词时宣布,霹州政府拨款5万令吉给安顺华人基督教卫理公会。他也即席移交这5万令吉给该教会。他表示,教育部陆续拨出为数670万令吉给国内的教会学校,包括霹州的教会学校。

在会上致词者包括马来西亚华人年议会会友领袖李祖国、近打教区会友领袖尤德发,他们都赞扬安顺华人基督教卫理公会做出的贡献。马来西亚华人年议会会长郭汉为大家献上祝福、牧师汤文升献唱诗歌。大会移交奉献金给安顺三民独中、安顺特殊人士协会、金宝美门残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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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马两州也有200多间教会学校。

那些培育了大马一代人,包括几位国家领袖的教会学校,时至今日仍和社会紧紧相扣,有不可以磨灭的关系。不过,随着时代的改变,教会学校今时不同往日,辉煌的历史就快翻篇,眼前等待着的是更大的挑战。

基督耶稣五百年来对西方科学的巨大影响

基督耶稣对科学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数字中看到,今天世界上最著名的诺贝尔奖,其得主大多出自西方有犹太基督教背景的文化中。截止1996年,在639名得主中,信仰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东正教)的596人。

1、生物学
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前几十年,被称为“植物学之王”的瑞典科学家林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将自然界分为动物、植物和矿物三大类,再细分为纲、目、科、属、种,奠定了现代自然分类法的基础。物种分类虽由林奈开始,但林奈相信创造论,不信进化论。他奠定了现代生物学命名法二名法的基础,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也被认为是现代生态学之父之一。卡尔·林奈因发明“双名法”,用拉丁语组成的属种名作为动植物学名而闻名于世,双名法成为现代动植物命名的基础。在瑞典,人们称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为“花之王子”。 林奈一生经历了几个多姿多彩的时期:从早期游学考察的穷学生,到乌普萨拉有名的医药学教授,再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作为一位敏锐的旅行家、科学家、采集者、画家和地理学家,他将其一生的热情投入到植物学中,命名并分类了9000多种植物、828种贝类、2100种昆虫和477种鱼。他是瑞典科学院第一任主席;他的肖像被印在100瑞典克朗纸币的正面上。瑞士哲学家卢梭在给林奈的信中写到“告诉他我知道地球上没有人比他更伟大”。德国学者歌德写过:“除了莎士比亚和斯宾诺莎,再没有其他的先人对我的影响比林奈更强。”瑞典作家斯特林堡说过:“林奈实际上是个诗人,只不过碰巧成为了博物学家。” 除了这些赞誉,林奈还获称为“植物学王子”、“北方的博物志”、以及“第二个亚当”。林奈氏一生敬畏上帝。据说某日他外出散步,偶见一艳丽夺目的花朵,深感上帝创造的奇妙、伟大,便立即跪下,感谢造物主的恩典。林奈氏称他的历史性创新是受了《圣经》的启示。

“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是一名奥古斯丁会修士,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修道院里渡过。有趣的是,他在修道院中不是在研究神学,而是进行诸如杂交豌豆的实验,并且因此而发现了他的三大原理:分离原理、独立分类原理以及优势原理。很难理解,在基督教神学严酷的禁锢下却结出了丰硕的科学果实,也许这只有从基督精神和基督教价值观中去寻找答案。

众所周知达•芬奇因为他的名画《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而为人熟知,但他更是一位科学天才。他在人体生理学、植物学、光学、物理学、水压学和航空学等领域都有研究和理论。但是科学的理念并没有改变宗教的信仰,他的画作《最后的晚餐》、《基督的受洗》、《基督的复活》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物理学
到目前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能先用数学推导物理现象的存在、尔后由后人证明其正确性的,只有四位:牛顿、哈弥尔顿(William Rowan Hamilton,曾推导出“光在双轴晶体的折射会呈现圆锥状”)、马克斯威尔(曾推导出“光是三维一体的波”)和爱因斯坦。前三位是虔诚基督徒,第四位相信有上帝。在最近公开的爱因斯坦给其女儿的信中,他提到宇宙中最大的能量是爱。上帝就是爱。而两千年前的圣经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中则45次提到真理,80次提到爱,包括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爱的源头。100次提到信。物理学家和神学家走到一起了。

英国的牛顿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之一,他在其不朽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用数学方法阐明了宇宙中最基本的法则——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牛顿不仅是位伟大的科学家,同样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说:“天父无所不能,在他的胸怀里从起初就拥有了全部的知识,他把未来的知识传递给耶稣基督,无论在天上或地上,没有人配得直接从父那里领受未来的知识,只有通过羔羊。” 牛顿除了撰写科学著作,也撰写神学著作,且觉得自己的神学著作比自己的科学著作更有价值。他在晚年写道:“不管任何环境,要守住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和最大的诫命——爱人如己”。牛顿有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假如我比别人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里的巨人肯定不是科学(因为那时科学还很弱小),而是那位无所不能的“神”。

科学巨匠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使电的各种不同应用成为可能。他第一个将气体转化成液体,他还研制出世上第一台电动马达和第一台发电机。同时法拉第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每天阅读《圣经》,坚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唯一儿子。他慈善而慷慨,经常探访和照顾生病的人。法拉第虔信《圣经》,并是伦敦一教堂的兼职传道人,每周讲道多次,遗留至今的讲章有一百五十篇之多。他临终时,别人问他在想什厶,说:“我心灵很平静。”并引用《圣经》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後一12)。

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卡尔文(William Thomas Kelvin),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一次,有个学生问他一生中最大的发现是什厶,他没有说是第二定律,却说:“在我生平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是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卡尔文提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首先压缩出液态氮,铺设了第一条海底电缆,发明了电子检流器,提出了同位素放射理论。他一生坚信人所看到的物理、化学、生物的现象,都是由看不见的原理所引导的,这是来自上帝的永恒智慧和权能,正如《圣经》所记:“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4:18)

中学课本里的“帕斯卡定律”为大家所熟知,帕斯卡也是一位由科学而认识神的基督徒,他曾经说过:“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认识上帝。” 他十六岁时就完成了有关投影几何的名著,并先後发明计算器、晴雨表和水压机等,为旷世天才。然而,科学上的重大成就却无法满足他灵性的需求,他甚感痛苦,遂研读《圣经》。一天晚上正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时,神忽然向他显现,当年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伟大先知摩西所见的荆棘中的火焰,充满整个房间,同时上闻主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非哲人之上帝,非学者之上帝。”使之顿时开悟,单靠科学、哲学,不能通神。面对真神後,他大获平安、喜乐。他将神的启示笔录、缮正,缝於襟内,终其一生,未告诉任何人。直到他去世时才被发现,现珍藏於巴黎国立图书馆。帕斯卡悟道之後,尽弃骄淫之气,谦卑自律,判若两人。後著《沉思集》(Ponsees),为主证道,脍炙人口。他在《沉思集》中写道:「有两种人会认识上帝,一种是身处尊贵或卑微,内中常存谦卑的心;第二种是,只要真理,不管反对的人“。

此外电流的发现人伏特、欧姆定律的发现人欧姆、电流单位的命名人安培、电量单位的命名人库仑都是基督徒,他们都从自然现象中看到了神的大能,正如安培所讲:“一个关于上帝存在的最有力证据是一种奇妙的和谐,这种和谐使宇宙得以维系,而且使生命体通过其组合得到生存的每一必须物质。”

英国物理学家马克斯威尔他创立了电磁场理论及其相关方程式,为物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证实了气体分子运动论,他指出,当气体的分子运动时,它们吸收热量,所以当气体的温度增加,它们的分子也将加速。马克斯威尔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还是教会的长老。他经常研读《圣经》,他的笔记本里记着他的祷告:“全能的神啊,袮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并赐予他生命气息,让他寻求袮。袮掌管所有受造物,教导我们研习袮亲手做的工,好使我们开垦土地、善用资源,加倍努力事奉袮;又使我们领受袮的话语,相信袮差派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带给我们被救赎的恩典。”

英国当代大气物理学家约翰•霍顿是英国牛津大学资深教授、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他曾任牛津大学大气物理系系主任、英国国家气象局兼太空中心国家地球观测计划董事会董事长,曾参与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用于平流层和中间层温度测量的空间探测器的建造。1988年,当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时,作为IPCC科学评估主席的霍顿,撰写了IPCC最初的3份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评估报告。他同时也是约翰•雷慈善机构(意在提高基督徒环境方面知识)的创始人。霍顿在谈到他自己的信仰时说:“有了很多的历史证据,加上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见证,也不能说服我。因为我必须亲自去体验,证实我可以和神 建立个人关系。” 他还说:“我多次提及神 启示的两本书:《大自然》及《圣经》。《圣经》特别藉著耶稣启示神 自己。对我来说,最能激发对神的敬拜之心的经验是同时默想这两种奇妙的启示。当我翻阅一页页的彩色天文图片,看着那些通过天文望远镜或太空船拍摄的行星和星云,或者欣赏那从太空实验室或同步卫星自动相机所拍摄的色彩变幻的地球时,我看到了宇宙的浩大和太空运作之精妙。我的理性饱受激荡,同时我的感情和想象力也受这些科学观察的激荡,我不得不感到惊叹,不得不面对神谦卑下来。”

3、化学
波义尔是英国物理学家及现代化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也是应用实验与科学方法来检验理论的一个先驱者。他发现了波义尔定律:若温度不变,给定数量的气体的体积与它的压力成反比。波义尔测定了地球大气中空气的密度,并且指出,物体的重量随大气压力的变化而改变。他是将炼金术改变为现代科学(即化学)的主要人物。
波义尔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对神学和对科学一样有兴趣。他坚信,神 造这个世界的目的是给万物居住,但是造人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使人在世界上生存而已,而是使人能够学习管理大地与思考神 的作为。人需要理智才能够学习与思考。理智是神 赏赐给人的,使人有别于其他万物。只是人类很少为这个赏赐而感谢神。他说:“人的得救条件不是要反对什么,而是可以白白接受神 的救恩。只要你肯,仍然可以在科学里爱神 、敬拜神。” 波义耳二十八岁后前往牛津,他与有“清教徒之父”之称的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建立了深厚友谊。针对当时有人以为对神虔诚就必须反对科学的谬误,他们宣称:“人得救的条件不是要反对什么,而是接受上帝白白的恩典。只要你肯,仍然可以在科学里爱上帝、敬拜上帝。”在波义耳的牛津科学阵营里逐渐聚集了一批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并由此形成了“英国皇家科学会”。他还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希伯莱语、希腊语和叙利亚语,以便更好地翻译和研究《圣经》。
“化学之父”波义耳不但在科学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他积极传播基督教文化。他不但自己写文章,而且担任新英格兰福音传播联合会官员。他生前捐钱支持《圣经》的翻译工作,去世后还将遗产捐助国外的宣教工作。其他著名的基督徒化学家还有拉瓦锡、道尔顿、普里斯特利、卡弗等。

4、医学
世界上最早的许多救死服伤的医院都是基督耶稣的教会建立的。但第一次将医学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发生在公元589年,由本尼迪克修会建立的意大利卡西诺山修道院。此后,医学研究不断传播,到14世纪中叶,蒙波利埃(法国)医学院每两年进行一次尸体解剖,同时巴黎大学每一年进行两次。正如其他学科一样,在医学的发展中也受到一些教会的谴责,但是出于基督教理性的思考和博爱的精神,医学研究一直在进行着,没有证据表明受到了重大的影响或者延误了医学的发展。

16世纪初,著名基督教医生帕拉切尔苏斯经过研究后认为,生病是外界和自然原因造成的,并非上帝或圣徒的原因。由此,预示了微生物学的诞生。此后,安布罗斯•帕雷,一位法国外科医生将外科手术大大推进了一步。他使用绷带止血,摒弃以往用烧红的烙铁止血的办法,提高了截肢手术。他也使用人造眼,提高了假手和假腿的制作水平,还做牙齿的移植。在受到称赞时,他谦卑地说:“我敷裹了他的伤口,但是上帝治愈了他。”著名的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因为发现了细菌而拯救了数以百万人的生命。他曾说:“如果承认上帝的存在,这一个信心实比一切宗教的神迹更为超奇,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有了这种信心,这种悟性,那便不能不对上帝下跪,肃然敬拜了。”他的虔诚信仰使他临终时仍然手里握着十字架。

此外,发现人体血液循环的威廉•哈维、发现麻醉剂氯仿的詹姆士•辛普森、发现杀菌剂减少感染的约瑟夫•李斯特、发明种牛痘的琴纳丁、发明医疗听诊器的拉昂乃等人都是基督徒。

5、天文学
提到天文学,有三位科学家的名字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哥白尼是一位天主教的教士,他提出了日心说,日心说指出宇宙的中心是太阳而不是地球,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今天,我们知道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在16世纪,哥白尼的学说已经是非常先进了,哥白尼本人为此也受到一些基督教神学家的指责。但这并没改变他的信仰,他说,神是“宇宙间最卓越、最有条理的匠人”。哥白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用科学观察否定了天主教会毫无《圣经》根据却又影响深远的旧有知识。他在《天体运行》一书的“导言”里有这样一句话:“如果真有一门科学能够使人心灵高贵,脱离时间的污秽,这门科学一定是天文学。因为人类果真见到造物主管理下的宇宙所有的庄严秩序时,必然会感到一种动力促使人趋向于规范的生活,使自己的行为更合乎道德标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万物中看出来造物主确实是真确的美善之源。”

开普勒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原本想要成为一名路德宗牧师,后被任命教授数学后转向天文学研究。开普勒经过大量的观察、分析和研究,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即通常所称的科学第一“自然定律”。开普勒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他宗教信仰坚定,由于他坚持自己路德宗的信仰而为此失去大学的工作。他曾说:“我们天文学家是至高无上之神在大自然方面的代理人,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 当开普勒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发现了行星运行三大定律后,他将荣耀归给神:“我感谢你,造物主和上帝,因为你已在你的创造中给了我这份喜乐,我在你手作成的工中喜乐。现在,我已完成我蒙召应作的工作。在其中我已尽用了你赋予我心智的一切才能。以我狭窄的心智对你无限丰盛的理解,我将向那些将要读到我的话语的人彰显你的工作的伟大”。

与开普勒同时观察天空的还有一位伟大的基督徒科学家——伽利略,伽利略用自己的望远镜观看月亮。他看到了月亮上的高山、深谷,还有火山的裂痕。他发现,银河是由许多小星星汇集而成的。他还发现,太阳里面有黑斑,这些黑斑的位置在不断地变化。因此他断定,太阳本身也在自转。伽利略最有名的著作是《世界主要的两大系统的对话》和《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后一著作为牛顿形成三大运动定律奠定了基础。由于他的许多发现揭示了当时教会对圣经的曲解,故晚年遭受教会逼迫,他为自己的辩护词最能说明一位坚持真理的科学家对宗教与科学的态度,“有人指控我的发现是暗示圣经有错,我却认为我在物理上的精确研究,更是印证圣经的准确性…… 可是有些不懂天文的学者,以自己无知的诠释,来封闭别人对圣经更深认识的道路,而且不准别人提出对他们诠释圣经的质疑。可是人都是有偏差的。因此,只有相信圣经是绝对真理的人,才有勇气对世界上任何伟大的理论提出挑战!” 在人类历史上,伽利略首先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了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三门知识,扩大、加深并改变了人类对物质运动和宇宙的认识。为了证实和传播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献出了毕生精力。他开创了以实验事实为根据并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近代科学。因此,他被称为“近代科学之父”。他的工作,为牛顿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伽利略发明了摆针、温度计和望远镜。他在力学领域内进行过著名的比萨斜塔重物下落实验,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他还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的等时性和抛体运动规律。他是利用望远镜观察天体取得大量成果的第一人。由于他发现了很多天文现象,于是就欣喜若狂地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惊呆了,我无限地感谢神,他让我想方设法发现了这样伟大的、多少世纪都弄不清楚的奇迹。” 他在研究天文科学中,领悟到了神创造宇宙万有的奇妙作为。

以上只是部分实例。在现代科学发展初期,建立了丰功伟迹的基督徒科学家还有很多。从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的建立到基督徒的实际参与,基督教对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人甚至称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直到今天,很多世界领军科学家也是基督徒。例如人体基因计划总负责人,现任美国健康总署院长柯斯林。(http://www.cclw.net/withess/3-04/Collins/Collins.html)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下旬,美国阿波罗八号的三位太空人首次冲破地球的引力进入月球轨道,然后又冲破月球的引力回到地球,为登月铺平了道路。圣诞节清晨他们在太空中轮流朗诵〈创世记〉一章1~10节。美国邮政局为了纪念这次飞行曾发行纪念邮票,邮票图案中央赫然印著四个字“In the beginning God……(起初,上帝…)”。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十时五十六分,阿波罗11号的太空人阿姆斯壮的左脚踏上月球,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他和另一位太空人艾德林(Edwin E. Aldrin)在月球表面漫步两个多小时,艾德林在月球上通过卫星转播站向人类发出呼吁:“无论你在何处,请暂时停下来,向上帝表示感谢吧!”他们朗诵了〈诗篇〉第八篇的诗句:“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将〈诗篇〉第八篇留在月球上。

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阿波罗15号的太空人施高特(David R. Scott)和欧文(James B. Irwin)第四度登月,并驾驶耗资近四千万美元的月球车在月亮上探测六十七小时,搜集了大量资料,被誉为“首次真正的月球探险”。正处在事业巅峰的欧文上校在完成此次飞行后,突然向太空总署递交了辞呈,进入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到各处传讲神的福音。他说:当我们飞向月球时,“身后的地球最初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白云、和山脉,美丽极了,就像圣诞树上的装饰。但四个小时后,地球却小得像篮球,不久又缩小成为棒球、乒乓球……这时我才突然发觉自己是这样快地离开地球,内心的感触真是无法形容。……神既然应许我安然返回地面,是要我与各位共享一件事情:神多么伟大,人多么渺小,他也充满了爱。我有独特的权利看见神奇妙的创造,因此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旨意,要我对男女老少传讲: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13:1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13:2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13:3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13: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13:5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13:6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13: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13:8 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13:9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13:10 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13:11 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13:12 我们如今彷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注:“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13: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圣经约翰一书
4:7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 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 神而生,并且认识 神。
4:8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 神,因为 神就是爱。
4:9 神差他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间来,使我们藉着他得生, 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4:10 不是我们爱 神,乃是 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4:11 亲爱的弟兄啊,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4:12 从来没有人见过 神,我们若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4:13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4:14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作见证的。
4:15 凡认耶稣为 神儿子的, 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 神里面。
4:16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 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4:17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4:18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4:19 我们爱,因为 神先爱我们。

全球医疗护理教育和护士学校的创始人南丁格尔

基督耶稣的使者南丁格尔 (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年), 是现代护理学的奠基人, 护理教育的创始人, 医院管理、军队卫生、社会卫生等多学科的先驱者, 同时也是伟大的社会改革家和人道主义者。她为人类的预防保健、医疗卫生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被西方誉为近代史上的伟人之一。纵观其一生, 不难发现基督徒这一角色对她有着特别的意义。基督耶稣的爱是她生命的内核,深邃而宁和, 是她悲天悯人超然于世、压抑世俗之激情的根由, 没有基督耶稣的爱的支持, 她的才智和敏锐就会失去救赎的光芒和最为根本的怜恤慈爱。

南丁格尔

1854年,南丁格尔来到黑海岸边的克里米亚,长时间照顾受伤的英国士兵。在此之前,法国伤兵有受耶稣基督教会影响的天主教修女照顾,俄国伤兵也有受耶稣基督教导影响的东正教修女慈悲团照护,而英国伤兵却无人照顾。当时用品缺乏,水源不足,卫生条件极差。南丁格尔克服种种困难,改善医院后勤服务和环境卫生,建立医院管理制度,提高护理质量,使伤病员死亡率从42%,急剧下降到2%。南丁格尔不仅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而且对伤病员的关怀爱护感人至深。她协助医生进行手术,减轻病人的痛苦;清洗包扎伤口,护理伤员;替士兵写信,给以慰藉;掩埋不幸的死者……,每天往往工作20多个小时。夜幕降临时,她提着一盏小小的油灯,沿着崎岖的小路,在4英里之遥的营区里,逐床查看伤病员。士兵们亲切地称她为“提灯女士”、“克里米亚的天使”。伤病员写道:“灯光摇曳着飘过来了,寒夜似乎也充满了温暖……我们几百个伤员躺在那,当她来临时,我们挣扎着亲吻她那浮动在墙壁上的修长身影,然后再满足地躺回枕头上。”这就是所谓的“壁影之吻”。她安慰他们,替他们写家书,毫不考虑个人安危,置身于各种致命的传染病中,她身上反射的正是耶稣基督怜悯的光辉。许多士兵返回英国后,把南丁格尔在战地医院的业绩编成小册和无数诗歌流传各地。有一首诗,在50年之后仍在英国士兵们重逢时传诵,诗中称南丁格尔是:“她毫不谋私, 有着一颗纯正的心, 为了受难的战士, 她不惜奉献自己的生命; 她为临终者祈祷, 她给勇敢的人以平静。 她知道战士们有着一个, 需要拯救的灵魂, 伤员们热爱她, 正如我们所见所闻… 祈求上帝赐给她力量, 让她的心永跳不停。 南丁格尔小姐—— 上帝赐给我们的最大福恩。”

战后她回到英国,用她余下的50年光阴,努力改善医院的行政管理,和对病人的护理。1860年她在伦敦基督教圣多马医院创办了一所护士学校,今天能有成千上万的护士学校,都受惠于她因对基督的爱而做的努力。南丁格尔说过:”天国在我们心里,我们要努力使外面的世界也变成天国。” “护理是单纯的,不为更高的薪水,不沦为一种商业上的交易,在工作上去爱人如己,服事上帝与服事别人。” 1866年,在南丁格尔的大力支持下,国际红十字会成立,。千百年来在人类各种冲突战争中,第一次有了一个世界性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将爱和怜悯临到了战争双方受伤的士兵和平民。

耶稣说:“我病了,你们看顾我……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马太福音》25:36;40)两千年来,耶稣基督的话仍继续感动信徒,存着怜悯的心,跟随他的脚踪,去照顾受伤的身心灵,以服事上帝的心来服事每一个病患者。今日的你我,仍受惠于普及的医院与护理制度,承蒙着基督的爱之光芒。从伯利恒的马槽,直到加略山的十字架,耶稣贫困、受辱、受死的一生,却给世界带来了医治的光辉、救赎的恩慈。这是上帝赐给人间的福音,这福音不仅使人得到永生,也给人的今生带来健全的盼望。

“5.12”国际护士节是为纪念医务护理创始人南丁格尔而设定的,旨在激励广大护士继承和发扬护理事业的光荣传统,弘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我们平凡的医护岗位上要以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位病人,积极为推动医务护理工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以求无愧于白衣天使的光荣称号,让无私的南丁格尔精神在我们心中永远发扬光大。

20年来被美国人领养的10万中国孤儿包括8万残疾弃婴,如今在美国还好吗?

上帝之爱 | 八万个残障的弃婴,如今在美国还好吗?

From 萧生客 萧申客 1/18

世人巴不得扔掉这些孩子!
“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 – 诗篇 27:10

最近在微信群,朋友圈,网络上刷屏的一篇文章 “10万个中国弃婴,在美国改变人生|他们的故事里,都有同一位上帝”,重新触动了我的心,由于自己有一个特殊的孩子,一直在意关心生活在美国的残障孩子的状况,尤其是对那些从中国收养的残障弃婴与孩子的美国家庭,格外地关注,他们来美国后的命运如何?

自从1991年12月29日,中国颁布了《收养法》,开放了外国人收养中国孤儿之后,截止2018年,已经有超过11万名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收养。根据美国政府相关收养管理机构统计数据,美国是领养中国孤儿最多的国家,收养的中国孤儿当中约88%为女童,患有先天残疾残障或疾病的却占约80%,即超过八万名残疾残障或疾病的弃婴与孤儿被美国的家庭收养了。

美国人需要收养中国孤儿,一般会寻找类似于CCAI(国际中华儿童服务中心)这样的中介机构,由他们代理申请,材料整理,家庭调查,与中国政府接洽等等一切繁琐的事宜。美国收养家庭需要为之平均支出3-4万美金,包含残疾残障或疾病的孩子,等待收养的时间平均为两年。
不是每个家庭都适合领养孩子,中国的领养机构通过审查申请人的财务、情绪和身体健康状况,确保为这些孤儿们找到好的养父母,目前尚未听到有美国家庭后悔当初领养孩子。美国政府并没有提供对于这类特殊收养家庭的特殊补助,收养一名残障孩子就意味着母亲必须放弃工作全职照看,需要付出的身心精力时间经济都是非常巨大,更重要的是这些孩子的疾病都需要治疗,护理费用。

难能宝贵的是,美国家庭教会了这些孩子什么是爱,当这些美国的爸爸妈妈给已经懂事的孩子解释什么是“收养”时,会告诉他们:“你的父母不是不爱你。只是当时他们无法给你足够的爱,而恰好我们能够。所以,他们就给了我们这个宝贵的机会来爱你。”

对中国的家庭,如果你有一个残障的孩子,你会愿意全身心去抚养他们吗?你会去收养一个弃婴与孤儿吗?你会去收养一个残疾残障或疾病的弃婴与孤儿吗?当你持否定的答案时,带着这样的问题与疑惑,思想一下是什么缘由让这八万的残障弃婴与孤儿,能够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残障孩子的一些故事吧。

01
先天心脏病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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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9日,在常州市武进区焦溪影剧院广场上被人发现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弃婴,由派出所民警将孩子送到了常州市儿童福利院,在她两岁半的时候被美国妈妈米歇尔收养,取名为甜甜。
今年已经8岁的甜甜需要接受一次更换心脏瓣膜的手术。为了给甜甜治病,需要亲人的配合,了解甜甜相关的家族史,米歇尔曾两次带着甜甜来到中国,到江苏省寻找孩子的父母。
“我的亲生父母一定非常爱我,所以他们把我放在了这里(广场)”快乐活泼的甜甜举着一个写着这样字的牌子,录制了视频,放在网路上,期望找到亲生父母。遗憾的是,到目前仍然未能找到任何线索。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甜甜享受着养父母和哥哥姐姐的宠爱,幸福而快乐地成长着。

02
牧师的三位残障孩子

现住在佛罗里达北边的牧师Rob Braniff与太太前后共领养了三位有残疾的中国孩子,视为掌上明珠,他们的爱心故事非常感人。2017年8月4日,Rob牧师曾在南佛州迈阿密的一间教会与许多华人分享他们的故事与美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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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无双臂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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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美国的犹他州,现年9岁的SophiGreen,她天生残疾无双臂,虽然有双腿,右脚却无腓骨,所以比左腿短一截,一生下来就被父母遗弃,成了孤儿。
2010年,一对善良的美国夫妇Christina和Jeremy来到了她所在的河南孤儿院。当时他们准备收养她双目失明的姐姐Lexi,但当他们见到了Sophi,深深地被Sophi可怜的模样打动了。他们决定同时收养这可怜的姐妹俩,把他们带到了美国。
很快的, Christina和Jeremy发现,Sophi是一个非常坚强有韧性的孩子,虽然没有手,但是她非常努力的用脚来生活。加上Sophi,她的养父母一共收养了7个孤儿,而这七个人都是身体患有残疾的孩子。他们有些有严重的心脏病,有些需要坐轮椅,其中还有三个孩子眼睛看不见。让人开心的是,在这特殊的家庭里从来都是充满了欢声笑语的。

Sophi虽然没有手,在学校用脚写字,学习很努力,与同学相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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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的哥哥眼睛虽然失明了,在家里为她的舞蹈弹琴伴奏,互相的搭配陪伴,家庭充满爱与欢乐。

04
侏儒男孩

脑瘫儿童

这一对美国的侏儒电影明星夫妻,由于自身的原因他们没有孩子,他们却在中国领养了一位同样患有侏儒症的男孩,现在一家人生活过得很快乐。

05
脑瘫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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趴在地上陪伴儿子玩耍的妈妈叫Lisa,她最初是打算收养一名健全的孩子。但是当她在收养网站看到这名患有脑瘫的小男孩时,被他充满渴望的眼神打动了。两年过去了,Lisa为她当年的决定感到十分骄傲,她非常爱自己的这个孩子。

06
共收养四位残疾孩子的家庭

道格拉斯和他的妻子阿曼达是美国密苏里州人,他们是一对很有爱心的夫妇,他们育有3个女儿,但是这个家庭却有7个孩子。阿曼达是电台主持人,在一次采访中结识了一些收养了残疾孤儿的朋友,于是她也决定收养一些无家可归的残疾孤儿,夫妇俩先后共收养了湖北的四个残疾孤儿。

07
先天脊椎骨裂的男孩

这位在佛罗里达州的家中,趴在床上玩游戏的13岁的卢克,由于先天性脊椎骨裂接受了背部手术。十年前,维格里夫夫妇在内蒙古领养了当时只有三岁的孤儿卢克。

08
严重烧伤的女孩

烧伤儿童

2008年,Yihan是被遗弃在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福利院的孤儿,全身超过80%烧伤,Calabia收养了她。在马里兰州,Yihan参加空手道班课程,她与妈妈Calabia在空手道课前车里聊天。

09
文静的智障女孩

智障儿童

这位文静让人怜爱的女孩,是一名来自中国的智障儿童,她的养父母对她非常有爱心和耐心,她的小手被爸爸牵着的模样让人难忘。

10
爱玩闹的智障女孩

2007年7月,妮科尔·思迪马克和丈夫从广东阳江市阳东区福利院领养了阿娜卡(Anaka),她的中文名字是党方婷。此后阿娜卡一直生活在美国蒙大拿州。晚饭前,智障的阿娜卡正在跳蹦床上玩闹。

11
全身烧伤的女孩

全身烧伤女孩

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来自中国的女孩萨拉·博斯被遗弃在一家孤儿院,全身近70%烧伤,大小腿粘连在一起。收养萨拉的美国父母坚持给她清理、包扎伤口。妈妈特雷莎·博斯提到,对于萨拉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睡觉,因为烧伤的伤口又疼又痒。现在,女孩可以正常走路。为了能有更多时间照顾女孩,美国妈妈特里萨辞掉工作,每个月有两次开5小时车到波士顿给她做治疗。
萨拉在教练的指导下学习游泳

12
学做饭的盲童

Julie Garratt自从2004年来到上海后,就一直在为中国的孤儿事业而奔走。她每年都会参与给中国偏远山区孤儿送礼物的爱心活动,还在上海郊区开设了一家专门收养盲童孤儿的孤儿院,她自己也领养了一个盲童男孩作为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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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先天性肾肿瘤的女孩

先天肾肿瘤的孩子

这位患有先天性肾脏肿瘤的中国孤儿晚晚,被美国妈妈Stefanie收养,来美国后,晚晚通过手术恢复了正常,现在与妈妈,狗狗们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

14
四位残疾孩子的医生家庭

Celese和丈夫在美国都是医生,他们在中国先后领养了四个身体有疾病的孤儿,自己没有生孩子。大女儿May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二女儿Aaron是先天性脊柱裂,生下来的时候脊柱就是敞开。三儿子Noah患有脊膜膨出,小女儿Tilley则是一穴肛。

15
先天性心脏病的双胞胎

这两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被遗弃的中国女婴,先后被两个不同的美国家庭领养。这此后的十年里,两个家庭分别为她们做了心脏手术,而且积极地为她们“寻根”。最终,在她们十岁时,领养她们的家庭为她们发现了彼此,而且DNA证明了,她们是一对儿双胞胎。

16
三位残疾女孩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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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Suzanne家庭,自己生育两个男孩,却收养了三个患有残疾的中国女孩。这三个女孩都是因为父母负担不起医药费而被抛弃的孤儿。如今三个孩子都已在美国接受治疗,五个孩子在家中与父母嬉戏打闹。

17
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孩

现今已10岁的黛娜,是美国Christa夫妇收养的孩子,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被父母遗弃。暑假,黛娜和养父母来到西安一起寻找亲生父母的信息。黛娜害怕一只飞过的蜜蜂,一头扎进妈妈的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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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两次被遗弃的先天性疾病的女孩

两次被遗弃女孩

2011年7月20日出生在安徽蒙城,她的母亲在淘淘出生之后就悄然离开了医院,据查,当时住院所填名字也是虚构。后来,淘淘被一个家庭收养,但不久他们就发现女孩患有先天性疾病,于是就将孩子放在公共汽车站。淘淘只能再次被送到江苏的一个孤儿院。在孤儿院,她幸运的被一个美国家庭收养。一直在美国生活到现在,并在医院接受治疗。近日,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华裔女孩淘淘,在美国父母的陪同下,前往安徽蒙城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淘淘虽然一直在美国生活,但是却时时刻刻想要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2017年今年7月底,淘淘在养父母的帮助下录制了一段寻亲视频发到了网上,视频中淘淘,用写有中文的展板一张张展示她的出生时间、地点等相关信息。“是否妈妈给了我酒窝,是否爸爸给了我艺术,爸爸、妈妈,你们在哪?”。

19
网红的唐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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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位叫罗茜(Rosie)的中国小姑娘。她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很多美国人的心,在社交脸书FB媒体上已成为网红。
因为患有唐氏综合征,罗茜被中国亲生父母遗弃。经过一系列的辗转,罗茜被美国夫妇安杰拉和哈比领养。每天早上,妈妈都会为罗茜穿上美美的衣服,扎起漂亮的小辫子。

20
默默无闻的唐氏女孩

默默无闻的女孩

在马萨诸塞州,这位叫詹妮弗的妈妈万里迢迢来到中国,领养了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孤儿,取名为卡蒂利娅,妈妈与她一起游戏,一起敲键盘。

21
进入健康大家庭的唐氏女孩

现在已经9岁大的Lucy是一名唐氏综合症女孩。在中国孤儿院度过多年的她,直到六岁才被休斯顿的Brent和Audrey Shook夫妇领养。
Brent和Audrey Shook已经有五个亲生孩子,但他们仍打算领养一个来自中国的特殊儿童。这个想法由于种种原因被延迟,直到他们看到领养机构拍摄的Lucy唱歌跳舞的视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小女孩。
2015年7月20日,在休斯顿接到Lucy,与Brent,Audrey在机场第一次见面,Lucy开口就叫“妈妈”,使得充满爱心的Audrey当场感动落泪。在机场摄下了一家甜蜜幸福的第一张合照。

22
两位心脏病的女孩的家庭

两位心脏病女孩

在威斯康星州,贺尔夫妇(Hierl)共收养两名患有心脏病的中国儿童。2012年,贺尔夫妇来到上海残疾儿童, 收养了六岁的布鲁克林(Brooklyn)。今年2月,贺尔太太(Ellen)单独去中国福建石狮收养了第二个女儿,五岁的茉莉(Molly)。当贺尔夫妇养了第一个女儿三个月后,贺尔被诊断患上脑瘤,贺尔曾经是美国家庭保险公司的信息系统的项目经理,两年多后,贺尔去世。布鲁克林非常爱她的养父。布鲁克林完全融入了这个家庭。现在妈妈与两个女儿欢乐喜悦得生活在一起。

23
先天性唇裂的女孩

简.霍夫曼(Jane Hoffman)太太、丈夫及三个女儿住在新泽西州一个富裕的小区。他们的房子很大,后院还有供孩子玩耍的秋千、滑梯等。他们的三个女儿分别为九岁、八岁和七岁。小女儿是在中国湖南长沙收养的一个残疾儿童,原名叫银忆健,患有先天性唇裂。2006年,简与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未婚夫结婚前,她就向他说明:“我将来要收养孤儿。如果你同意,我们就结婚;如果不同意,我们就分手。”未婚夫答应后,她才和他走进婚姻的殿堂。婚后,简接连生下两个女儿,健康聪明漂亮。她觉得有了两个女儿已经够了,决定收养一个孩子,当时委托具有125年历史的戈拉德尼中心机构代为寻找中国孤儿,该机构总部在德州福和市(FortWorth),在纽约有亚洲事务办公室。“当时,去中国申请收养孤儿的美国人越来越多,排期越来越长,大约需要五年到七年的时间,但收养残疾儿童则很快。” 于是,她决定收养一个残疾儿童,她去中国湖南把银忆健接回家,取名布莱丝(Blythe)。“当时这个孩子只有15个月,患有唇裂,不能吃饭,一吃饭就往外冒。孩子刚来时夜里不睡觉,有种种不适,约半年后才适应。”  布莱丝不能说话,五年前被送去治疗,为了训练孩子说话,治疗费每周要155美元。布莱丝共做过四次整形手术,现在,布莱丝已经完全能够说话,只是声音有点粗,读书学习都很好。

写到这里,我已经是满脸的泪水,内心却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与感慨,如果不是上帝的爱,他们哪里拥有这伟大的爱,力量,能力与喜乐?答案早已写在圣经里:“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约翰一书4:19

这些收养中国残障弃婴与孩子的美国人,都是来自基督徒的家庭,他们因为敬畏上帝而敬畏生命,因着敬畏生命而不愿放弃上帝所造的每一个生命,他们的爱来源于上帝,永不枯竭!这些特殊的孩子们与所有其他的孩子都是被上帝所创造的,一样拥有生命权,自由权与追求幸福的权力!都是上帝的宝贝。“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诗篇139:13

您的支持与爱心使我继续写下去,感恩您的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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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个中国弃婴,在美国改变人生

来源:黑门 2018-11-15 10:33:50

作者:June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的中国的父母会狠心抛弃她,我的女儿她现在很健康,很幸福,我希望上帝饶恕他们。

 “请将你的婴儿放进这里,不要把她们扔进池塘里。”

这不是某个福利机构的宣传语,也不是某家儿童医院打出的口号,这是一百多年前,整日整夜,守在篮子旁拯救遗弃婴儿的,传教士协会主席贝尔夫人说的话。

一百多年前的广东潮州,素来有着“中国弃婴岛”之称。当时因重男轻女,很多人常把刚出生的女婴扔入满是沼泽淤泥的池塘里。这些被遗弃的婴儿常常还没有等到被淹死,就进了豺狼虎豹的肚子里。

于是,来潮汕宣教的贝尔夫人就找来篮子,在篮子上方搭了个可以遮风挡雨的架子,希望人们可以把遗弃的女婴放在里面。

“这是一个收集人们不想要的女婴的篮子。”贝尔夫人常常会盯着过往的看客,噙着眼泪喃喃自语。

只要空闲下来,哪怕是短短的十几分钟,她都要抓起急救药箱,一刻不歇的飞奔过去,察看是否有奄奄一息的小生命。

一旦在篮子中发现有婴儿,她就会泣不成声,而后亲自联系将这些婴儿送到当时开办的育婴堂或是基督教家庭收养,以保证这些脆弱的小生命可以活下去。

这是一百多年前,潮州弃婴岛上每天都在上演的画面。

01、从每年五千,到现在每年十万

国富民强了,弃婴却越来越多

我们都以为,如今重男轻女的思想淡化了,生活条件也变得更好了,应该不会再有遗弃婴儿这样不道德的事情发生了。

真的不会再有了吗?

鲁迅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然而,就算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仍旧有很多人做着最恶毒、最丧失良知的事 — 凭借己意,轻易结束一条鲜活宝贵的生命。

中国每年有多少弃婴?

 据2010年《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不完全统计显示,我国每年约有10万名儿童被遗弃。

 这其中,大部分是残疾儿童或者女童。

这10万个遗弃地好像不谋而合一般,几乎都会选择在事故多发的马路边、人流不息的火车站、生生死死的医院里,甚至是天寒地冻的荒郊野外。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每年的弃婴有5千人,上世纪90年代为每年5万人,现在,每年10万。

多么令人心寒啊!这个数字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10倍。

同时,出生缺陷也在逐年攀升,共上升了70%多,以各大城市中弃婴岛内收治的弃婴为例,其中99%为病残儿童。

然而,真实的数据,除了上帝,没人知晓。

02、十万个中国弃婴  却在美国被宠爱

从网上可以了解到,中国对于国人建立收养关系的门槛比较高,真正符合条件的人少之又少。有资格收养的家庭,绝大部分会选择身体健康的孩子,这无可厚非,也是合乎中国人生儿育女思维的正常逻。

可是,弃婴中以女婴和有残有病的居多,她们到底去了哪里?  直到有一天,不断涌出的新闻出现在国人眼前,这个疑问才得以解开。

事实上,中国是美国人领养外国孤儿最多的国家。

美国国务院数据显示,从1999年到2017年,共有80162个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收养。其中2005年一年,就收养了7903个中国孩子。

由于种种原因,包括中国某些政策的变化等,这些被国外领养的数字最近几年有所降低。2009年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孩子陡降到3001个,比2005年下降了超过60%。

  结合之前的官方记载与媒体报道,从1992年算起,至今已经有近10万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收养,其中85%是女孩,相当一大部分比例是残疾儿童。

 因为美国人建立在基督信仰之上的价值观,得以让中国更多身体有缺陷的弃婴,在另一片土地上,拥有一个充满爱、充满欢笑的完整的家。

 03、美国家庭收养弃婴  全然是出于神的爱

领养中国弃婴并不简单,首先费用就是一个问题。

领养一个中国孩子,要交给中国2-3万美金的“领养费”,而且还要准备繁琐的材料并进行“排队”等待。

领养一个中国弃婴,需要准备的材料和文件很多,相关的申请手续也很繁琐。我想,亲经历过这些文件考验的人,领养的决心一定非常坚定。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坚定呢?

肯定有人会说,他们大概是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吧,才会这么大费周折的向中国“买”孩子。

然而,大部分来中国收养弃婴的,都是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甚至好几个小孩的美国家庭。他们根本用不着再来中国自找麻烦的带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回去。他们甘愿这么做,全然是出于神的爱。

Becca和Dan,是一对普通美国基督徒夫妇。大约在2015年,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这对夫妇决定到中国收养一个孩子。

为了筹集领养所需交给中国的费用,Becca和Dan做了很多准备,他们帮助一位寡居的夫人修缮住宅和花园从而获得一些赞助。

幸运的是,有18个志愿者得知他们的目的后来帮助他们。

当Becca和Dan的邻居们得知这个消息后,他们纷纷主动伸出援手帮助他们。

他们为此进行义卖,还把自己家里的很多儿童用具送到Becca和Dan的家里。

一年之后,Becca和Dan终于获得了通知,可以到中国去领养孩子了。两个人十分激动,立马赶赴中国办理领养手续。

家里的两位小哥哥,显然对即将加入大家庭的中国妹妹充满了期待。

Becca和Dan为小女孩取名叫Selah。

Selah,希伯来文原文是Sela,在圣经诗篇中出现了71次。“Selah”(细拉)是一个符号,表明诗歌唱到此处时,会众要在神面前屈身,以表示对神的敬畏。

在爸爸妈妈去中国接Selah的时候,两个小哥哥在家里也早就布置好,专门迎接新成员小妹妹。

现在,Selah,这对夫妇为他们领养的女孩取的名字,在这个家庭中生活的很好,过上了一个普通美国小女孩的日子。享受着来自爸爸妈妈无差别的,甚至更多的爱。

假日里,Selah会和两个小哥哥一起去迪士尼乐园。在妈妈怀里坐轨道车,笑的格外开心。

虽然她曾在中国被丢弃,但是因着神的爱和怜悯,她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重新有了家,有了幸福完整的童年。

  主曾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何等感恩,神叫孤独的有家。

04、在中国的唐氏综合症弃婴  在美国的百变时尚小网红

第一次在油管(YouTube)上认识Rosie的时候,我光顾着惊叹她的视频有多火了,完全不了解这个“有些不完整的小不点儿”为什么会那么受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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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ise和养母

别看Rosie才5岁,她在美国“网红界”可是有一定特殊地位的。

油管上,每一个关于她的视频,点击量都超过十万!其中,那条“MEET Rosie”的视频更是达到了两百多万次的点击量!

灵动的小眼神,气鼓鼓的小表情,无止境的百变时尚POSE!这都是真实的Rosie。

她超爱搞怪,每个搞怪的表情再配上她那双忽闪忽闪的小眼睛和标准的“咧嘴式微笑”,从咿咿呀呀开口说话,到如今清晰完整的句子,能瞬间治愈你的心~

这根本就是小天使般的存在呀!

可你能想到,眼前这个俏皮自信的小可爱,其实,是被亲生父母抛弃、患有唐氏综合征的中国弃婴吗?

确实,在此之前,没有人能想到,这个先天性智力低下、精神迟钝、体格发育不全,亲身父母眼里丑丑傻傻、鼻梁低平、眼距渐宽,有点畸形的小Rosie,曾经,在中国被亲身父母抛弃。

而今,在充满爱的美国大家庭中,成了众人都疼爱、呵护的“小网红”。

Rosie刚出生不久,亲身父母发现她不幸患有唐氏综合征,便将她抛弃了。

幸运的是,湖南一所孤儿院收留了她。但孤儿院毕竟是孤儿院,平日里除了工作人员基本的照顾,再也没有其他人疼爱她。眼见身体正常的小朋友一个个都被领养走了,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领养家庭,主动去打听过她。

就这样,在孤独中,小Rosie顽强成长了四年的。

难道Rosie真的要这么孤单地过一辈子吗?

 05、“上帝要我接她回家”

就在所有人都这样认为的时候,不可思议的事出现了。

上帝差遣“天使”来接她回家!

她被一对美国基督徒夫妇领养了,Rosie Ru这个名字,也是养父母给她取的。

Rosie的美国妈妈叫Angela,她像天使一样把Rosie从无尽迷茫黑暗的深渊里给拉了出来。

 Angela和她老公Hubby,是一对非常相爱的夫妇,在领养Rosie之前,这个充满欢乐温暖有爱的家庭已经有4个孩子了,其中2个女儿是亲生的,2个儿子是他们从非洲领养的。

你能想象吗?

我惊讶于一个普通家庭有4个孩子已经足够多了,可是这对夫妇怎么会想到再收养,并且还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收养一个被亲身父母丢弃的糖宝宝?

在人不能,在神却凡事都能。Angela说她一直没忘记自己曾经听到过上帝的声音,上帝告诉她会有一个叫Rosie的小女孩来到她家。

没过多久,Angela在FB上看到了Rosie的照片。

“当时我很犹豫,老实说我觉得我先生会不喜欢,毕竟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养起来会有很多问题,也不知道能不能很顺利。”

虽然有种种顾虑,Angela还是忍不住想多了解一些Rosie的资料,结果发现Rosie竟然和她同月同日生。

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巧合一般的安排,一下子击中了Angela 的内心,她决心一定要收养这个被命运开了一个大玩笑的小女孩。

06、虽然亲生父母丢弃你  但在主里我们欢迎你

在神的带领下,Angela很快地就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航班。

她给Rosie带了一个粉红色的书包,一个玩具,一个棒棒糖,还有一本家里六口人的相册。

她一一在相册上给Rosie介绍家人,让她提前熟悉,这样在去美国见到他们的时候,就不会感到害怕。

见面那一刻,因为先天疾病的缘故,当Angela给Rosie棒棒糖时,那会儿已经四岁半的她,浑然不觉口水早已把衣服的前胸全部都浸湿透了。

然而,这样的“见面礼”并没有浇灭Angela充满爱怜的心,她甚至没有犹豫一秒,当即决定办理手续,带Rosie回美国。

Angela在回忆收养Rosie经历的时候说到:

“如果不去照顾她,残疾孩子的人生可能会暗淡无光,没有任何希望。但我希望这样的孩子也能拥有正常小孩拥有的一切爱,甚至是光明的未来、和实现理想的希望。”

当晚Angela 把 Rosie 从孤儿院接到宾馆中,她说:“我非常享受从孤儿院出来后第一次为她洗澡的感觉。那不仅是清洗她的身体,也是一个重新开始她新人生的小小仪式。我为她洗去在中国被抛弃孤儿的旧标签,也为我拥有了一个无比可爱的女儿而感到欢喜。”

那晚,Rosie在 Angela 怀中安然入睡,没有一丝吵闹,半夜里她的小脚肆无忌惮地枕在妈妈的脖子上,一会儿横七、一会儿竖八的睡姿真是潇洒,这无比温馨的一幕被姐姐抓拍了下来。

履行合法复杂的领养手续后,Rosie准备去往美国。

为了迎接大家庭里新成员的到来,整个家族的人都出动了,每个人都给Rosie准备了亲手制作的小礼物。

当站在手扶梯上被妈妈抱着的Rosie缓缓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几十位家人一起欢呼着、拥抱着、充满爱意的望着她。

妈妈亲昵地小声为她介绍所有的家人,爸爸试图用“give me five”的形式,缓解小Rosie的不适应感,姐姐们也将头上鸭舌帽取下,任由Rosie玩耍。

多么有爱的大家庭啊!这爱,满的都溢出来了,让看见的人不经意间就湿了眼眶。

07 、在上帝藉着美国爸妈的爱里  唐氏宝宝Rosie“重生”了

孩子的健康成长世界离不开父母的陪伴,Rosie的世界更是。

Angela从未拿Rosie的先天缺陷作为她远离人群的保护伞,她一遍又一遍,耐心地教导Rosie自己吃饭、阅读,直到Rosie能独立吃完早餐,能独立听懂一本故事书。

在妈妈的鼓励下Rosie又开始学游泳,泳池里扑棱着水花的Rosie笑得超甜,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和家人玩耍的乐趣。

她在爸爸的怀里撒娇、打闹,在爸爸的怀里第一次看大海,第一次和鱼儿戏水……

哥哥姐姐们带着Rosie一起做家务,一起给狗狗洗澡,陪着她一起去幼儿园上学,今年小Rosie已经从幼儿园毕业啦~

上帝的恩典远远不止如此,经上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马可福音16:17

因着Angela和Hubby对上帝全然的信靠顺服,Rosie也在爱里一步步经历上帝奇妙的带领与医治。

每天清晨Rosie的爸爸都会拿着相机,在Rosie的小房间门口等待着她醒来走出门的那瞬间。那天Rosie睡眼惺忪地推开门,对着爸爸的手机镜头温柔地、甜甜地喊了声:“Daddy~”

谁能想到,Rosie她竟然克服了唐氏患者最难跨越的语言障碍!

如果你知道,Rosie去美国前已经4岁了,几乎不会说话,也已经错过了正常孩子学习语言的黄金年龄,更何况她还有唐氏综合症。你会不会和她的爸爸妈妈Angela、Hubby一样,感恩、激动到控制不住地嚎啕大哭呢。

没有人知道养育有先天缺陷的孩子,会经历怎样的困境,但上帝保护她越过所有障碍。

妈妈Angela常常会在视频中毫不吝啬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爱你,Rosie!非常爱你!因为你就是你,真实的你。”

这就是爱,从上帝而来,没有亏损的爱,这爱仿佛让Rosie“重生”了一般。

去年的7月28日,Rosie做姐姐啦!妈妈给她生了两个超级可爱的小妹妹,总是散发出超多爱的 Angie,现在已是七个孩子的美丽妈妈了。

从最初的一家4口,到一家6口,到一家7口,再到如今的一家9口人。

变化的是数字,不变的是在基督里彼此陪伴、彼此深爱的心。

09、其貌不扬的00后弃婴  美国骄傲的世界冠军

如果有人说,这个收养事例之所以会在大获成功,缘于Rosie有幸遇见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

那么,我还有一个故事,想和大家分享。

2017年体操世锦赛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16岁小姑娘脱颖而出,以55,232分赢得全能冠军,帮助美国队实现了此项目的五连冠。

2018年10月31日,在多哈体操世锦赛中,美国队以压倒性优势成功卫冕女子团体冠军,获得了该项目的四连冠。曾是上届世锦赛女子体操的全能冠军,在这一次世锦赛上稳定出色的发挥,为美国队的卫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她就是17岁的美国女子体操队小将,摩根·霍尔德。有着浓郁欧美意味的名字,对应着的却是一个极具广西人特色的华人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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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瞬间,世界哗然。

这个曾经因为小个子、黄皮肤、黑眼睛、甚至还有些丑,而遭到周围人欺负、嘲讽的小女生如今,却成了美国体坛冉冉兴起的新星,那些在观众席上因她夺冠而欢呼的人们,真是狠狠打了自己耳光,他们从未料到自己会为了摩根·霍尔德,而挤破头脑涌进赛场。很少人知道的是这位戴着厚眼镜,身怀绝技的华裔姑娘,却是一位美国家庭收养的广西弃婴。

2001年7月18日,摩根·霍尔德出生在中国的广西梧州。一出生她的父母就将她丢弃在医院门口,大夏天,裹着的小棉被差点把他捂死,棉被里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她的中文名字:吴颖思。

在被父母遗弃后,吴颖思一直在当地福利院生活。幸运的是,2岁时,吴颖思被来自美国特拉华州的女子雪莉依法领养,取名摩根·霍尔德(Morgan Hurd)。

事实上,准确来说,是一位单身妈妈收养了她。雪莉并非有钱人,相反她的生活在旁人眼里看起来,似乎也很“不幸”。雪莉和丈夫离婚后一直单身,在一家牙科诊所做助理,赚取的工资除去日常开销,所剩无几。然而,上帝却将这两个“不幸”的人安排在了一起,让她们擦出了世人艳羡的“幸福火花”。从此,命运的画笔,画出的不再是灰芜,而是充满生机的色彩斑斓。

10、亲生父母可曾料到,丢弃的是未来“体操界的一个天才”

雪莉极其重视对摩根的全面教育,凡是她能负担的起的兴趣爱好,全部都让摩根尝试了一遍。

在她3岁那年,雪莉带着她接触了体操,摩根对体操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和极高的天赋。8岁的时候她的业余体操就达到了四级,她的教练称她是“体操界的一个天才”。

就连体操馆里的家长都觉察出这个女孩有些“不一样“,就跟雪莉开玩笑着说:Hi,我觉得你女儿以后能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会!

摩根的妈妈雪莉在面对记者时说:

“她曾学习过滑冰、棒球、足球等,但她最终还是对体操情有独钟。她身材比同龄人瘦小,体操更适合她,那时我每天都担心她,也很心疼她那么小就吃了那么多苦。她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懂事的女孩,她就是我的天使!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的中国的父母会狠心抛弃她,我的女儿她现在很健康,很幸福,我希望上帝饶恕他们。”

摩根对体操的热爱和天赋。使得她很快就入选了美国国家青年队。

在一次全美体操锦标赛中,摩根取得了第六名的成绩,成功入选美国国家队,这也开启了她最为艰苦的体操生涯。

但这条路上也伴随很多的艰辛。

摩根每年需要的体操和学习等所有费用加在一起高达12000美金。此外,还需要缴纳保险、医疗等费用,雪莉她的收入已经支撑不了了。

为了摩根的体操梦想,雪莉瞒着她在网上发起了众筹。然而,当摩根以众筹的方式,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却遭到了漫天的质疑声。

有人说,因为她长着一张亚裔面孔,所以才入选了国家队;也有人议论她长相丑陋,丢了美国国家队的脸;还有人嘲笑她戴着啤酒瓶底一般厚的近视眼镜和牙箍上场比赛,这简直是个笑话……

面对众人不明由来的诋毁,摩根始终选择用坚强和加倍的努力来回应。

她说:“我感谢那些人牺牲自己的时间来评价、指责我的外表。不过皮囊之下我们都是一堆骨头而已,又有什么区别呢?”

她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仍旧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最热爱的体操训练上。

随着摩根体操技能的日益精进,她的旅行和训练费用也在与日俱增。为了有更多时间来支持摩根的训练和学习,雪莉辞掉了自己做了30年的牙科工作,找了一份可以在家上班的工作。

作为一个单身妈妈,雪莉太伟大了,她只身一人为毫无血缘关系的摩根付出了太多!

终于,雪莉和摩根用坚持、努力和善良换来了回报!

 11、弃婴遇到了最好的妈妈  妈妈养育了最好的女儿

2017年10月6日,16岁的摩根·霍尔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获得了世锦赛女子体操全能冠军。

当1米37的摩根站在领奖台上,脖子上挂着耀眼的金牌时,现场5万名观众齐声呐喊!谁还会在意她一直戴着的近视眼镜是用橡胶带固定的呢?谁还会在意她咧嘴微笑时露出用牙箍矫正的牙齿呢?

所有的质疑、嘲讽、诋毁,在那一瞬间全都化成了为她喝彩的掌声。

观众席上的雪莉眼里含满泪水,她轻轻地、温柔地注视着自己的女儿。

一夜之间,摩根,这个有着中国面孔的小女孩,成为了美国人心目中的骄傲和英雄!为了这一夜,摩根和妈妈苦苦磨炼、隐忍了16年!

从一开始,雪莉决定收养摩根时遭到亲友们的反对,到今天,摩根为了自己和妈妈站在了领奖台上。从始至终,雪莉都并不是很富有的妈妈,但她绝对是最适合摩根的妈妈。她曾对摩根说:“我不知道你的父母是谁,但我知道他们把你放在了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希望你能尽快被人发现、好好照顾。她一定非常爱你,但是有不得不放弃你的苦衷。” 这是怎么的宽容仁厚,才能说出如此善解人意的话语啊!  一个出生不久,即被抛弃的婴孩,一个中年离婚独自生活的女人,这样的人生经历看起来似乎很残忍。

但,谁能说上帝丢弃了她们,不爱她们呢?  跨越万里,打碎一切拦阻,弃婴遇到了最好的妈妈,妈妈养育了最好的女儿。

上帝在她们最绝望时,为她们的人生做了最好的安排!

12、100000个中国的小小弃婴  在基督里,有了完整的生命

这样的事情少吗?

迈克和迪娜是一对美国基督徒夫妇,他们辞去工作,变卖美国的房产车子来到福州。在闽侯上街开办福利院式的寄养所,取名“隐惠园”,收养40多名患有脑瘫、兔唇等中国残疾孩子。

双胞胎姐妹Audrey和Gracie,几个月大的时候,分别被两个美国家庭领养。

17年圣诞节,通过Audrey妈妈的多番努力,这两个分离了10年的中国姐妹,终于在国外得以相见。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并且,他们大多都会在孩子长大后,带他们回中国寻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教他们学会原谅,更学会感恩,让孩子的人生没有遗憾。

圣经告诉我们: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诗篇139:13

那些收养中国弃婴的美国人,因敬畏上帝而敬畏生命,因敬畏生命而不愿放弃上帝所造的任何一条生命!

那些孩子就像是璀璨夜空中那束不一样的烟火,若我们用基督的眼光去用心发现,他们的可爱依然夺目。爱,绝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用基督的眼光,去欣赏一个并不完美的人。

于是,所有残缺,在基督里,都有了完整的生命。

原文链接:http://m.dunjiaodu.com/daguo/2018-11-15/37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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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在中国,什么人会想到收养孩子呢?

大部分应该是没有生育能力或者不想自己生育,但是却很喜欢孩子的人。

那有多少家庭愿意收养有残疾的孩子呢?

恐怕还多人要陷入沉默,因为真的没有信心收养一个残障儿童。

在领养残障儿童这件事上,美国人做到了,而且做的非常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迄今美国收养儿童总数约160万,其中外国收养儿童总数超过20万。

自1989年开始到2005年,中国大陆被美国家庭收养的儿童已将近5万。从2009年至2015年,美国家庭共收养1万8384名中国儿童,平均每年2626人。而在这些收养的中国儿童中,约有八成是残疾儿童。

美国收养外国儿童的历史始于二战结束以后,起先是收养战争孤儿,如韩国丶越南等国家。美国现在成为到中国领养儿童最多的国家。

美国人为什么要收养孩子呢?

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的已婚不孕率大约在2%到4%,而美国的数据为9%到12%,加拿大更是高达12%到15%,所以很多不孕不育的家庭选择领养孩子来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

除了这个客观原因之外,收养孩子完全是处于爱心,很多有小孩的家庭也会收养来自不同国家的儿童,美国家长却能做到一视同仁,让他们和谐相处,这一点很厉害。

美国人为什么热衷于收养中国的孩子呢?

中国人口基数大,自然孤儿的数量也就大。在中国很多偏远的贫穷地区,重男轻女的意识还非常重,常常为了增加家中劳力,把生下来的女孩儿遗弃,这在美国人看来是不能理解的,同事也非常可怜这些被遗弃的孩子,因此想收养他们给他们更多的爱。

还有一部分美国人是因为跟中国有过这样那样的缘分,或者热爱中国文化。苏姗领养女儿书书就是因为丈夫热爱中国文化,喜欢收藏中国古董,不幸的是丈夫去世了,因此苏姗萌生了领养中国孩子的想法,直到遇见一年如故的书书,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这个孩子让她走出了丈夫去世的痛苦,生活又美好起来。

美国人为什么愿意收养中国的残障儿童呢?

中国人特别在乎家庭本身的幸福,一旦生下残障儿童会觉得天都塌了,尤其是在贫穷的地区,也确实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治疗。但是像唇裂丶多指这种疾病在美国都是可以治愈的,很多这样的孩子被美国家庭收养之后得到了及时治疗,最后能健康茁壮地成长着。

其实美国的很多家庭甚至收养了有严重残疾的中国儿童,神奇的是这些孩子被领养到美国之后都生活的非常好,不会因为自己的缺陷自卑,甚至在学习生活中比正常的孩子还要优秀,说实话,如果他们在中国长大,真的很难长得这样优秀。

在美国有比较完整的领养法,能够保障被领养的孩子在一个安全丶舒适的环境下成长。而且在美国,对于残疾人是很照顾的。所有的房子(公共空间,比如学校,医院,商店,政府,邮局,等等)都有轮椅专用的通道。残疾人上学工作都会受照顾。估计生病看医生,也有政府补贴。

任何学校和雇主不能因为残疾而歧视学生和雇员,不然打官司准输。所以,可能在国内有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国外的人要万里迢迢的跑到中国去领养有残疾的小孩。在了解了美国之后,也就可以理解了。

最可贵的,美国家庭教会了这些孩子什么是爱。

美国家长向中国养子女解释什么是“收养”时,最经常的说法是:“你的父母不是不爱你。只是当时他们无法给你足够的爱,而恰好我们能够。所以,他们就给了我们这个宝贵的机会来爱你。”

中国人收养孩子常常是希望把他们“据为己有”,总是尽可能地斩断孩子与亲生父母的联系。但是美国家长的做法完全相反,他们会让孩子从小学习中国文化,让孩子不要忘记中国,甚至还会帮孩子寻找亲生父母。总之,领养儿童的夫妇都希望这些失去家庭的孩子能够得到人间最可贵的父母之爱,兄妹之爱,家庭的温暖,良好的教育,健康的成长。

这些中国的孩子在美国长大之后往往都是心怀感恩,爱亲生父母也爱养父母,而且中国小孩的学习成绩往往都非常好。

美国家长们爱说:每个宝贝都是天上的折翼天使,来到人间是为了来接受爱。

(文章内容源自网络,我们充分尊重知识产权,如有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

维基百科对护理教育的创始人南丁格尔的评价

 

以下文章摘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南丁格尔OMRRC英语:Florence Nightingale,1820年5月12日-1910年8月13日),英国护士统计学家,出生于意大利一个来自英国上流社会的家庭。

南丁格尔德国学习护理后,曾往伦敦的医院工作。于1853年成为伦敦慈善医院的护士长。

克里米亚战争时,她极力向英国军方争取在战地开设医院,为士兵提供医疗护理。她分析过堆积如山的军事档案,指出在克里米亚战役中,英军死亡的原因是在战场外感染疾病,及在战场上受伤后缺乏适当护理而伤重致死,真正死在战场上的人反而不多。她更用了圆形图以说明这些资料。

南丁格尔于1854年10月21日和38位护士到克里米亚野战医院工作。成为该院的护士长,被称为“克里米亚的天使”;南丁格尔经常在黑夜中提灯巡视病房,又被誉为“提灯女士”(The Lady with the Lamp)。
由于南丁格尔的贡献,让昔日地位低微的护士,社会地位与形象都大为提高,成为崇高的象征。“南丁格尔”也成为护士精神的代名词。

早期生涯[编辑]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绘制的“东部军队死亡原因统计图”。

爱伯利公园(Embley Park),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小时候的家,现为一所学校。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英国上流社会家庭,就像她的姐姐,作家帕耳忒诺珀·南丁格尔英语Parthenope Nightingale由于在意大利帕耳忒诺珀(Parthenope那不勒斯旧名)出生,因此以该地为名;弗洛伦斯的名字也是取自她的出生地:佛罗伦萨

南丁格尔的父母是威廉·爱德华·南丁格尔英语William Nightingale(William Edward Nightingale,1794年-1875年)和法兰西斯·芬妮·南丁格尔·史密斯英语Frances Fanny NightingaleFrances Fanny Nightingale née Smith,1789年-1880年)。威廉的母亲玛丽(Mary née Evans,弗洛伦斯的祖母)是彼得·南丁格尔(Peter Nightingale)的侄女,并从他那继承了南丁格尔家的姓氏和纹章。而芬妮的父亲(弗洛伦斯的外祖父)则是废奴主义者威廉·史密斯

南丁格尔年轻时,过着十分优渥的上流社会生活,随时有人服侍,活在舞会、沙龙,以及与贵族们的周旋之中。虽然表面看来是令人称羡之生活,但南丁格尔内心却一直感到十分空虚,觉得自己生命活得毫无意义。因为她曾在后花园为流浪动物包扎伤口,令她决心选择做为人服务的护士;当作自己一生的天职后,她才强烈感受到充实的生命意义。传说南丁格尔曾听到上帝对她说话,要她成为护士,才选择这条道路。事实上,早于1837年在爱伯利公园英语Embley Park(Embley Park)开始,她就已是护士了。在那个时代,护士是很没有地位的工作,是只有贫苦低下阶层的女人为了谋生,才肯做的污秽工作,尤其在战争爆发之时,护士更需要随军奔赴战场,不但辛苦而且十分危险。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所谓护士大概与仆人厨师之流差不多罢了。1844年,当南丁格尔宣布她将入行护士一职,此举令她的家人,尤其是她的母亲极为震惊、愤怒和悲痛。不过,南丁格尔后来的表现,彻底改变了社会对护士的社会负面形象,更打破了当时“一位好女性不是当贤妻就应当良母”的社会根深蒂固观念,让大众认识到,原来女性可以在社会发挥更多不同的贡献。

她一直照顾著穷人。在1844年12月,一个穷人在伦敦的一所工厂医院死去,引起了公众对该医院的责备,这时,南丁格尔成了促进医院改善医疗环境的倡导者。

1851年,南丁格尔在德国西泽斯韦特(Kaiserswerth)了解很多有关其医院的先祖,即由德国路德会牧师西奥多.弗利德纳英语Theodor Fliedner(Theodor Fliedner, 1800–1864)开设、由其女助手管理的医院的事情。南丁格尔深深地被那里优质的照顾及服务所感动。

南丁格尔后来接获政治家及诗人理查·蒙克顿·米尔尼斯英语Richard Monckton Milnes(Richard Monckton Milnes)的求婚。1847年,她在罗马市遇上政治家席德尼·贺伯特英语Sidney Herbert, 1st Baron Herbert of Lea(Sidney Herbert, 1st Baron Herbert of Lea)。贺伯特已婚,但当两人首次见面时,他们就深深的被对方吸引,从此他们一直都是一对极亲密的朋友。贺伯特帮助了她在克里米亚的护士工作,而她则成为了贺伯特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顾问。至1851年,她终于拒绝了米尔尼斯的求婚,因为她深信婚姻会妨碍她的工作,但她这一个举动却违反了母亲的心愿。

南丁格尔与本杰明·乔维特英语Benjamin Jowett(Benjamin Jowett)亦有很亲密的关系,尤其是在她想要在牛津大学开设应用统计学讲座的时候。[2]

南丁格尔的护士生涯从1851年开始,那时,她得以到德国西泽斯韦特,以女执事的身份首次接受护理培训[3],为期四个月。她的家人强烈反对她接受此培训,因为他们认为这很危险,且护士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很低,加上该医院是一所天主教医院。虽然她得不到家人的支持,但她反叛的性格此时显露无遗——她依然坚持立即动身前往西泽斯韦特。在那里,据她所称,她获得她神圣职业“最重要的经验”。
南丁格尔于1860年在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非修道院形式的护士学校[4],现在是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护理学专业。她的生日(5月12日) 被定为国际护士节日。

克里米亚战争[编辑]

南丁格尔最有名的贡献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1854年10月21日,她和38名女性志愿者护士的工作人员,前往英国主要军营的所在地,俄国的克里米亚半岛。

南丁格尔和她的护士在1854年11月抵达。她们发现医护人员过度劳累,伤兵未得到适当照顾,政府官员态度冷漠。药品供应不足,卫生被忽视,大规模感染是常见的,其中许多是致命的感染。并且没有设备为病人准备食物。

在第一个冬天,在斯库台(Scutari) 有4,077名士兵死亡。士兵死于斑疹伤寒,伤寒,霍乱,是战争死亡人数的十倍。在临时军营医院的卫生条件是致命的,因为人满为患、医院公共厕所的污水管有缺陷、和通风不足。英国政府派出的卫生委员会于1855年3月到斯库台,改善污水管和通风状况,使得死亡率大幅降低。在战争期间,南丁格尔了解到卫生条件的改善,可以降低死亡率。

根据战地记者的描述,南丁格尔和她的护理助手群将术后感染的机率降低、改善饮食和医疗卫生等,被伤兵们称为“上帝派来的天使”,甚至在南丁格尔等人提着灯夜巡房,还有伤兵不顾自己的伤势下床,曲膝跪在地上亲吻著影子

南丁格尔回到了英国,并开始收集证据,向皇家委员会报告军队士兵的健康状况,她开始相信,大部分在医院内死亡的士兵,是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中丧生。这段经历影响了她后来的职业生涯,让她主张重视卫生的生活条件。因此,她在非战争时期,开始改善医院的卫生设施,并降低了士兵在医院的死亡率。

南丁格尔在1859年出版了一本136页的教科书《Notes on Nursing英语Notes on Nursing》,在南丁格尔学校和其他护理学校使用。其他的著作还有《Notes on Hospitals》、《Notes on Matters Affecting the Health, Efficiency and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British Army》。

在1870年代,南丁格尔指导琳达·理查兹英语Linda Richards,“美国的第一个训练有素的护士”,使她返回美国有足够的培训和知识,以建立高品质的护理学,琳达·理查兹后来在美国和日本成为伟大的护理先驱。

统计和卫生改革[编辑]

南丁格尔从小就显示出对数学的天分,后来,南丁格尔成为视觉表现和统计图形的先驱。[5] 她所使用的圆饼图,虽然在1801年由威廉普莱费尔所发明,它在当时仍是一个新颖的显示数据的方法。

南丁格尔被描述为“在统计的图形显示方法上,是一个真正的先驱”, 她发展出极座标形式的圆饼图[6],或称为南丁格尔玫瑰图,相当于现代圆形直方图,以说明她在管理的野战医院内,病人死亡率在不同季节的变化。她使用极座标圆饼图,向不会阅读统计报告的国会议员,报告克里米亚战争的医疗条件。

后来,南丁格尔对于印度的农村生活,做了全面的卫生统计研究,并在印度改善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在1858年和1859年,她成功地游说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研究印度的情况。在1873年,南丁格尔报导,“卫生改革10年后,在印度士兵之间的死亡率已经从每千名69人,降低到至18人”。

在1859年南丁格尔被选为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的第一个女成员,她后来成为美国统计协会的名誉会员。

荣耀事迹[编辑]

1867年建立的,位于伦敦滑铁卢广场法语Waterloo Place克里米亚纪念碑英语Crimean War Memorial,为南丁格尔铸造了提灯铜像。

1907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功绩勋章颁授给了南丁格尔,是首次授予女性。

1912年,国际护士理事会将5月12日南丁格尔的诞生日定为国际护士节

1912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每两年颁发一次南丁格尔奖章和奖状,作为对各国护士的国际最高荣誉奖。

马克思曾分别在德国的《新奥得报》和美国的《纽约论坛报》发表对南丁格尔的赞誉,使南丁格尔在英国外的声名得到传播。

2008年10月,香港伊利沙伯医院内的一条街道,经地政总署宣布命名为南丁格尔路(Nightingale Road)[7]

至今“南丁格尔”泛称是为护理师的代名词,在英国法国等地,皆设有“南丁格尔护理学校”专门培育护理师人才。而在台湾,只要是护校英语Nursing school,其校堂一定会摆设南丁格尔的塑像,并摆置“护理师誓词”。将毕业的“准护理师”们都必须在南丁格尔的塑像前宣誓“护理师誓词”后方能走出校门就业。

介紹臺灣基督教大專院校和教會中學

臺灣基督教大專院校:

 

台灣基督教教會中學:

 

東吳大學

東吳大學(英语:Soochow University),簡稱東吳(SCU)、東大,為一所位於中華民國臺北市私立大學,建校於清朝光緒年間,擁有外雙溪、城中兩校區。教學單位涵蓋外語社會科學巨量資料管理等領域。東吳大學是自教育部開辦教學卓越計畫以來經常入選的學校之一[6],2012年發起優久聯盟(U12)前身「優九聯盟(U9)」,現亦為成員之一。1900年在蘇州創校,是基督教會中國大陸所創辦的教會大學之一[a],為20世紀初中國第一所民辦大學[b],至抗戰前夕,東吳大學已擁有三學院,十二個學系,為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基督教大學。1949年秋大陸易幟,東吳大學被併入蘇南師範學院,蘇州原址現今則為211工程高校蘇州大學。國民政府遷台,欠缺財團背景支持的東吳在1954年憑藉校友捐款及學費支持財政,以「東吳大學法學院」名義艱苦在臺復校,成為第一個來台的私立大學院校,1969年復名。

 

東海大學

東海大學(英语:Tunghai University,縮寫为THU),簡稱(臺灣)東海,是中華民國臺灣)的一所基督教新教背景綜合大學,座落於臺中市西屯區大肚山山麓,校園面積廣達135.65公頃,是第一所在臺灣非改制升格設立且現存的私立大學。106學年度大學部註冊率為96.48%。1950年,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教育界與熱心教育之基督徒,基於事實需要,聯名向成立於一九三二年,負責襄助過去十三所基督教大學的美國紐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UBCCC)建請一本過去培植中國青年的精神,於中華民國臺灣省創辦理想大學,藉以延續基督教在華教育事業並傳承淪陷於中國大陸十三所教會大學之優良傳統。1952年2月,聯合董事會秘書長芳衛廉博士(Dr. William P. Fenn)來臺與我國教育及宗教領袖討論設校條件。4月2日,芳威廉博士向聯合董事會提出「我所欲見設於臺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形態備忘錄」,建議聯合董事會對於在臺設立基督教大學的構想予以支持。 芳衛廉博士主張,該大學不應是大陸任何一所教會大學之翻版。他說:「這是一個開始,我們有機會去創立一個不同型態的大學。」所謂不同的形態,包括:這所大學應造就具有獨特眼光並能投入生活的人。他不是製造白領階級的大學;學生對其生活環境應有不斷的自覺,以避免陷入象牙塔,流為士大夫;該大學應落實民主觀念,學生需具備生活思想;課程不須以技術性導向,而應著眼於寬闊格局;避免嚴格的分科,搭配純樸而不矯飾的校舍;以小規模大學型態,學生人數不約五百至六百人。師生全體住校,教職員必須全職,並提供最佳生活條件,且應為基督徒。1953年,由美國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前稱:中國基督教聯合董事會,一般稱聯董會),派員來台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代表共同成立建校籌備處及董事會,推舉杭立武為籌備處主任及首任董事長。設校於台中市西屯區大肚山。2013年5月,未來事件交易所公布「台灣最好大學」、「台灣的大學社會貢獻度」及「台灣的大學國際化」評鑑結果,東海大學登臺灣最好私立大學第一名,社會貢獻度為私校第五名,國際化為私校第四名。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英语:Mackay Medical College),是一所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創立於台灣新北三芝的私立醫學院。2009年3月30日,教育部通過該校的立案申請,准予立案招生,成為全台第12所醫學院。馬偕醫學院,是為了紀念馬偕博士在台灣的醫療事業、以及培養醫療人才而設立。校慶日定為3月21日,即馬偕的生日。馬偕紀念醫院創始於1880年,是北台灣最古老的西式醫院,100多年來從事醫療傳道,造福無數病患。但近年來醫療生技快速進步,深切體會到沒有基礎研究及教學的支持,臨床服務有其侷限,傳承不易,尤其社會環境丕變,醫療人員服務奉獻的熱情日漸淡薄,有感於此,馬偕紀念社會事業基金會也就是馬偕紀念醫院的董事會遂於1995年開始籌設醫學院,立意以耶穌基督救世服務人群的愛心,效法馬偕博士「寧願燒盡,不願銹壞」之精神,結合馬偕紀念醫院既有之臨床醫療基礎、充沛之研究與教學能力,培育富有尊重生命、關懷弱勢族群之醫療專業人才,並以基督信仰為基礎,提供學生「身、心、靈完整醫治」之全人醫學教育訓練為前提,設校興學。歷經十數年的努力,於2009年3月30日立案申請通過,教育部准予立案並同意於同年開始招生。馬偕醫學院校區座落於風景優美、民風純樸的新北市三芝區,面積十九公頃,緊臨同樣是馬偕紀念社會事業基金會所設創設的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是個非常適合學習的好環境。校舍建築立面延續馬偕精神,參考「牛津學堂」、「英國領事館」等建築風格,典雅富人文氣息,與自然環境融合成一體。將來兩校合併成立馬偕大學,全校面積廣達三十一公頃,全部座落於平緩的山坡地帶,面向台灣海峽,山巒起伏,藍天碧海,視野遼闊,形成最優良之學習與活動空間。因屬新設立之學校,教學設備最先進,資訊化完善。

 

中原大學

中原大学的教育宗旨为: 中原大学之建校,本基督爱世之忱, 以信、以望、以爱,致力于中国之高等教育, 旨在追求真知力行,以传启文化、服务人类。
民国42年由笃信基督、热心教育人士张静愚先生、郭克悌先生、贾嘉美牧师、钮永健先生、陈维屏先生、瞿荆洲先生及桃园中坜地方士绅吴鸿森先生、徐崇德先生等会商筹设一所农工学院,期以基督救世爱人的精神,为国家造就高深科学与工程人才;在历经多次筹备更名,于民国44年10月奉教育部核准立案,定名为「私立中原理工学院」,以「笃信力行」为校训,设物理、化学、化学工程、土木工程等4个学系;民国69年8月1日改制为中原大学。
中原大学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在历届董事会支持下,经郭克悌、谢明山、韩伟、阮大年、尹士豪、张光正、熊慎干、程万里、张光正等诸位校长掌理校务,贡献良多,厥功甚伟,并分别代表了中原初创、奠基、成长、茁壮与扩张等阶段。现今拥有理、工、商、法、设计、人文与教育、电机资讯等7个学院、29个学士班(含27个学系、1个电资学院学士班、1个原住民专班)、 38个硕士班、13个博士班及19个硕专班;历届毕业校友已达11万余人,在国家重大建设中,竭尽心力贡献所学,深获各界赞誉。
中原大学现为一所强调“全人教育”的综合大学。2005年〜2016年连续十二年荣获「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画」的补助。2007年为教育部“繁星计画”25所大学之一。由于创校历史悠久,带动周围地区的商业发展,故校区周边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中原夜市(中坜区实践路,日新路一带)。中原大学的校门因为外型为M型而被被学生称为麦当劳门或是面包门,校门已在2012年完成迁移。因为宗教立场,在2016年民法972条修正案争议期间公开反对婚姻平权,坚持婚姻应由一男一女组成。
瞻望未来,中原除在既有的教育宗旨与理念之精神宪法下,建构「三创教育」-活用创意、激发创新、迎向创业之特色竞争优势为标的;揭橥「全人教育」、「生命关怀」及「服务学习」为发展目标;积极培育学生品格精进及国际视野;并以稳健踏实的办学理念为国内高等教育尽一份心力,全校师生亦在各项表现中展现杰出优异的成果,屡获产官学界给予肯定之耀眼成绩。本校持续朝向以具有世界知名度并拥有诸多国内标竿特色之「有信、有望、有爱」的卓越大学迈进。

周恩来总理的朋友张治中和行政院长宋子文的校友尹任先在抗战中创办的中华民国著名基督教学校-圣光学校

1887年,尹任先出生在中国湖南省攸县一个富有的乡绅家庭,父亲是清朝官员,曾在江西省办过教案。1913年,尹任先赴美留学,就读于克利夫兰市西储大学和哈佛大学。1919年回国。1924年,尹任先受表兄聂云台影响,以及听丁立美牧师讲道,在南京长老会受洗加入基督教。

1931年,由于哈佛校友财政部长宋子文的推荐,尹任先转入政界,任职于山东印花烟酒税局工作。8月31日,尹任先5岁的长子大卫突然夭折。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单大夫(Dr.Thornton Stearns)帮助尹任先得到基督教重生的经历。1932年,尹任先调往河南任职。1933年2月5日,尹任先开始每星期日在开封家中客厅设立家庭礼拜,人数多达四五百人,河南省主席商震等高级官员也因而成为基督徒。1935年8月14日,在江西庐山,尹任先夫妇接受王明道为他们二人受浸。而同时由于他使河南省的财政实现盈余而受到国民政府的明令褒奖。 1936年8月12日,尹任先得到商震以及蒋中正的首肯,在郑州将私营福记公司抵押在河南农工银行的三万多两烟土全部焚毁。1937年2月,尹任先调任湖南财政厅长。1938年11月12日长沙发生文夕大火,全城十之八九被毁,死了二千余人,18日省主席张治中受到处罚,这时尹任先负责赈灾,并且带领张治中成为一名热心的基督徒。1939年张治中内调中央后,尹任先也调往重庆,担任花纱布管制局局长、财政部公债司司长。他在重庆北郊成渝公路旁小镇山洞的住所开始了家庭聚会,附近海军、陆军学校的学员、军官常来他家中聚会。

圣光指引1942年,尹任先模仿山东烟台的内地会子弟学校芝罘学校的模式,在内地会的支持下,动工兴建圣光学校,1943年2月初正式开学。这是一所中国基督徒自建自管的寄宿基督教学校,尹任先自任校长,张治中为名誉校长。教员是由他特聘的华人基督徒。内地会也派出英国传教士姚如云(Gordon George Aldis)和一位加拿大传教士协助。学生中政界子弟很多,多数来自非基督徒家庭。在圣光学校,平时的基督教教育主要是每天课前半小时的朝会。在重庆期间,尹任先又陆续邀请张怀德、赵君影、于力工、计志文、江守道、贾玉铭、倪柝声、王明道等许多中国著名基督徒领袖到圣光学校主领聚会。因而大部分学生陆续都成为基督徒,例如台湾师范学院著名教授邵遵澜等人。日本投降后,圣光学校也于1946年东迁苏州。当一个为圣光高中毕业生开办基督教大学的方案在尹校长胸中渐趋成熟之际,国共内战使一切化为泡影。 解放后,圣光学校于1954年被合并接管。倪柝声、王明道等中国著名基督教牧师被人诬陷而含冤入狱。五十年代后期,尹任先病死于杭州家中。1972年倪柝声病死于上海市管理的安徽白茅岭监狱。

附尹任先好友和上司,圣光学校名誉校长基督徒张治中简历:

200px-Zhang_Zhizhong2张治中(1890年10月27日——1969年4月6日),黄埔系骨干将领,陆军二级上将,爱国主义人士。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时任第五军军长,在上海抵抗侵华日军;1938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因失误导致“11.13长沙大火”事件而被革职, 张治中因此事成为一名基督徒。1946年4月1日,张治中将军出任西北行辕主任(直辖甘、宁、青、新四省)兼新疆省政府主席,负责和“苏联代表—东突临时政府”谈判;7月1日,出任新疆联合政府主席,副主席分别是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 在苏联的胁迫下,1946年6月,“东突”临时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决定,宣布东突共和国不再存在,并于与国民党成立新疆联合政府。在新疆期间,张治中拿出自己的薪金,帮助建造乌鲁木齐的基督教堂-新疆中华基督教会(今明德路教会)。新疆邮政总局局长李开焕及妻子翟明霞,用法币120万元(其中张治中将军捐赠100万)在迪化市明德路一号购买了平房院子一所,共有34间房,正式建立了新疆中华基督教会。

1949年2月张治中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接受了周恩来的恳劝留在北平。1949年,促成新疆和平解放;1969年在北京病逝。张治中在国民党任职期间受到蒋介石的认可和重用;但是他坚持国共两党和平共处。解放战争后,鉴于张治中对中国和平做出的贡献,被称为“和平将军”。在张治中等人的建议下五星红旗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治中的家也受到了冲击。在张治中家最艰难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出面保护了他们一家。在生命的最后三年,张治中听说彭德怀被打倒,张治中写信给毛泽东,听说刘少奇被打倒,张治中也写信给毛泽东。然而,张治中写的这两封信都被周恩来总理压了下来。

附 YOUTUBE 上数以万计个介绍世界各地基督教教会学校的视频

附圣光中学首届(仁爱级)毕业生台湾师范学院著名教授邵遵澜的见证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约15:16)

“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代的人”(诗71:17-18)

算算已经五十四个年头了!一个中级军官的孩子,一个非基督教家庭出身的孩子,因着日本飞机把重庆市的家炸毁了,糊里糊涂跟着父母搬到了乡下——山洞镇,又糊里糊涂考进了创办不久的圣光中学,接下去从重庆到苏州,从初二到高三毕业,五年之久爱的熏陶就这样开始了。足证不是我拣选了耶稣,实在是主的恩召白白的临到了我。

若要述说圣光母校对我的恩情,真是数不胜数,焦舌难尽,姑提数项,以志不忘:

(1)靠恩入门:我以第九名考取了圣光,但私立学校的学费,是我那陆军中校的父亲所负担不起的。主却藉着一位世交林太太,为她儿女交费时,也替我交了第一学期的费。从第二学期起,慈祥的王省三副校长,总是推推他的黑框眼镜,在我的交费单上,批注免费或减费,让我可以和许多达官贵人的子女同窗共砚(yàn),一路读到毕业。四十年后,我曾专程回到苏州,向八十九岁高龄的王校长和行走困难的王师母请安,表达我的感恩。王校长亲自送我到大门口,当我走了老远,回头看见他老人家还伫(zhù)立不舍,怎知这竟是我见这位恩师的最后一面!

(2)清晨敬拜:朝会是我在一天学习生活中,最喜欢的一段时间。优美的赞美诗,动听的圣经故事,由老师们轮流主领。摩西过红海,大卫打死歌利亚,主耶稣将五饼二鱼分给五千人,十字架的苦难,复活的惊喜,我那懵(měng)懂的心灵渐渐开启,天国的黎明之光,开始照亮我的生命。就在1944年的圣诞节前两天,我永远怀念的校牧,内地会差来的姚如云牧师(Rev.GordonAldisofChinaInlandMission)为我施洗,使我成为主耶稣的小门徒。

(3)初次献身:校方注重全人教育,不但聘请良师在德、智、体、群上多方培育,而且还不断邀请当时神所重用的仆婢如:贾玉铭、陈崇桂、王明道、计志文、赵世光、杨绍唐、张学恭、赵君影、江守道、焦维真等多位先进来校,他们带来美好的天上信息,以及自身圣仆的风范,都在我单纯的心灵中,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和持续不已的影响力。

有一次,赵君影牧师来校证道(他已于1996年以九一高龄在美国洛杉矶辞世),他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来呼召我们向主献身,圣灵爱火在我心中燃烧,我决志把自己献给爱我的主。散会时看壁上挂钟,正指下午五时五分,我就以红笔记在身边的小圣经上。那时我虽年幼,但深信这颗至诚的心已蒙神悦纳并保守。以后在奉献的路上逐步前进,这第一步的踏出,应该是重要的根基。

(4)处世良箴:还有一次,神仆王明道先生莅(lì)校证道,他那标准的京片子,传出了亦庄亦谐(xié)的信息,令台下的听众心醉神往。那时校内流行签纪念册,我也拿出我的一本,壮着胆去求王先生的训勉,没想到王先生竟用毛笔在我的册上写了一副对联:“处世莫作临风草,爱主须同向日葵”。龙飞凤舞的书法,铁划银钩的笔迹,令我又欣赏又拜服。然而更使我受益的,乃是这两句的内容;这既是他作为信仰巨人的写照,更给我等后辈带来无比的激励。将近半个世纪,这幅墨宝不但还保存在我的纪念中,而且我还多次以大毛笔将这两句王先生的遗训写给别人。但愿我们真的都能如此坚忍不拔的为人处世,也忠贞不渝的爱主爱神。

(5)夜间火把:尹任先校长早年自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毕业,历任政府要职,却因受主托付,与张静愚、胡宣明等氏合力创办圣光中小学校于重庆市郊20公里的山洞镇。尹校长道貌岸然、不怒而威,小萝卜头如我侪,平时是不敢接近的。一次,忘了是什么事,好像为节庆排演,搞到天黑,尹校长获知我返家路远,又是郊区没有路灯,就派工友持火把送我回去。那件事让我感到校长真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为父心肠,孺子难忘,正如夜间火把,照亮群黎。

(6)小事忠心:前辈钮永建先生之夫人,我们都尊称她为钮老太太,当时已是高龄长辈,却乐于跟我们这些“娃儿”(川语,意孩童)在一起。她教我们焙制甜面圈(Donut)和花生糖,做好了就卖给同学当点心,将所得的钱去周济穷人。从事这项工作的社团,我们称之为“多加社”,意思是效法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九章所记,多加姊妹广行善事,周济穷人的精神。这当然是小事一桩,但我们却学的高兴,行得甘心,主耶稣说小事上忠心的,将托之以大事。莫非主老早就在小事上培植我一生事奉他的心志。

(7)枕头大战:我从走读转为住宿后,自然而然就加入了男生寝室中的枕头大战(据说女生也有)。熄灯铃已响,顽皮的男生一整天的活动还没有把精力耗尽,怎么会乖乖地躺下睡觉?于是白色枕头成为最佳武器,寝室则变为杀戮战场,扑打之间已不分敌友,乐成一团。直到有人低声警告,王先生来了!众人猛然停下一看,训导主任王承舜老师早已站在门口,只见他摇着手,以苏北口音说道:“不好,不好”,没有大声责骂,也无严厉惩罚,却以爱的叮咛引领这些顽童进入了梦乡。王老师后来成为圣光的女婿,现和师母许春光校友仍住苏州,持守着纯正的基督信仰。

(8)毕业前夕:1948年夏圣光中学第一届高中毕业班,在严格的毕业考前夕,个个同学莫不埋头苦读,全力以赴。但其中却有几个已经把一生献给主的人,在预备毕业考同时,也在认真的祷告,寻求主对前面一生道路的指示(那时考哪一系,大概就是想干哪一行),我终于得着旧约圣经以赛亚先知书第六十二章六节的话,说主耶和华神要在城上设立守望的,那时“守望者”的意思我还不太懂,但“设立”这两个字却深入我心,让我领悟要去作“己立立人”、“百年树人”的工作,我就毅然报考了四间大学,每一间只填了一个系,就是教育系。我从台湾的师范学院(现已改为师范大学)毕业后,主更带我进入神学院任教,从事神学教育,前后达二十五年之久。1996年末虽已宣告退休,但各神学院兼课的邀请,使我欲罢不能。目前仍在四间神学院担任教席,培育天国人材。正如诗篇七十一篇十七到十八节的话说:“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

尾声:现在我已发白,仍在各处传扬真神的大爱与大能,迄今已四十五年之久,这是神的信实和保守,蒙福的事奉,早早从年幼在圣光母校时就开始了。为着永志不忘,我把唯一的儿子起名就叫圣光,邵圣光现年二十九岁,1996年在美国放下了工程师的职位,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投入神学院受造就,准备步我的后尘,终生专一传扬主耶稣的大爱大能。

愿圣光精神永远长存!愿所有的圣光人齐声高唱:

作者1997年10月3日完稿于上海市

十九世纪照顾英国孤儿总数超过万人的乔治·慕勒

乔治·慕勒[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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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慕勒(德语:George Müller,1805年9月27日-1898年3月10日),19世纪英国基督教弟兄会的教会领袖之一,在布里斯托开办孤儿院,一生照顾的孤儿总数超过1万人。他以对上帝的信心和为他照顾的儿童提供教育著称,在这一点上,他被有些人责备将这些可怜人提高到了本不该属于他们的生活水平。

生平[编辑]
青年时期[编辑]
George Muller1805年9月27日,慕勒出生在普鲁士王国,靠近哈伯斯塔特(Halberstadt)的一个村庄克鲁本司戴特(Kroppenstaedt),父亲是当时国产税局的一个收税人。他原本是一行为荒唐的青年,与他后来圣洁的基督徒形象截然相反,他曾是一个惯偷、骗子和赌徒,曾几次偷过他父亲代保管的政府公款。在他14岁时他母亲的临终之夜,他正在和朋友玩牌赌博,然后喝得酩酊大醉。2年后(1821年),他在马格德堡的教会学校就读时,用谎言获得导师的准许请假,与一名女子住在不伦瑞克的高级旅馆约会,直到耗尽所有,被旅馆告发,因诈骗罪被送进监狱几个月。慕勒的父亲希望供他去接受宗教教育,以使他能在国立的路德会中得到一个有利的神职位置。他在哈勒大学学习神学。这时慕勒仍旧习不改,当他债台高筑,津贴不够偿付之时,便造成自己遭遇偷窃的假象,博取同学们的同情,骗取大家捐款补偿他的损失。就在这时,他遇到一个男同学培德(Beta),1825年11月中旬一个周六的晚上,培德和他一起参加了一个在魏格纳(Wagner,后来加入普利茅斯弟兄会)家中举行的基督徒聚会。他在那里受到热诚的欢迎,并开始按时阅读圣经,和参加聚会的其他人讨论基督教。他很快戒掉了酗酒和撒谎,并开始希望成为一名传教士。他开始定期在附近的路德会教堂讲道,并继续和大学中那一群增长中的非国教信徒一起聚会。

早期工作[编辑]
1827年8月,慕勒开始热心国外布道事业,加入了不列颠大陆宣道会(Continental Society of Britain)。1828年,他接受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建议,于1828年3月19日抵达伦敦,进入神学院受训6个月,然后在英国的犹太人中工作。但在1829年5月中旬,慕勒生了一场重病,当时他甚至都没有想到能够活下来。当他痊愈时,他奉献自己服务于上帝的旨意。不久他离开了伦敦会,确信上帝会为他从事基督教工作满足他的需要。他成为德文郡Ebenezer会堂的牧师,不久和玛丽·戈洛弗(最早在都柏林开始“奉主名聚会”的A.N.戈洛弗的姐妹)结婚。在他担任这所教堂牧师期间,他拒绝领取固定的薪水,相信那种实行会导致教会成员耗尽他们的责任,而不是出于自愿。他还废除了教堂长凳的租金,指责这给了富人不公平的显赫。
1832年,慕勒迁居到港口城市布里斯托(Bristol),开始和革拉克(Henry Craik)一起,在伯赛大会所(Bethesda chapel)工作。他直到去世,一直在此讲道,同时还献身于其他工作。
1834年,他建立了国内和海外圣经知识协会(Scripture Knowledge Institution for Home and Abroad),目标是援助基督教学校和传教士,以及分发圣经。这个组织不接受政府支持,只接受主动送来的馈赠,到慕勒去世时共收到并支付出去150万英镑($2,718,844 美元),这些钱主要用来支持孤儿院,并分发了将近200万本圣经和宗教书籍。这些钱还用来支持全世界的其他传教士,例如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
创办孤儿院[编辑]
orphnage1832年2月和1835年11月20日,慕勒两次读到法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的传记,法兰克从1696年起在普鲁士的哈勒(Halle)创办“孤儿之家”,并从不向人要求捐款。慕勒也产生了开办孤儿院的心愿。由于在1835年12月5日,他读到圣经中诗篇81篇10节——“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而大受鼓励,加上革拉克的赞同,于是在12月9日,经过众人的考虑和祷告,终于做出了决定。会后陆续有信徒主动奉献钱财和家具。
慕勒夫妇照顾孤儿的工作开始于1836年4月11日,起初是在布里斯托(Bristol)自己的家中做准备工作,以容纳30个女孩。同年11月28日,在同一条街又租房开始了第二间孤儿院。不久,又布置了2所房子,需要照顾的儿童总数达到130人。1845年,由于人数继续增长,慕勒决定设计一所独立的建筑,以容纳300个孩子。1849年6月18日,在Ashley Down 28,000 m²的土地上,建成了这所孤儿院。到1856年5月26日,又兴建了第二院,可容纳400人。到1870年,总共已建立了5所孤儿院,收容超过2,000名孤儿。最后全部孤儿人数达到10,024名。维持孤儿院开支的捐款总数,超过了150万英镑。
尽管这5座孤儿院开支浩大,仅建筑花费总数就超过10万英镑,但慕勒的原则是,从不向人要求捐款,从不把任何孤儿院的需要告诉外人,更从不借债,他只做一件事:向上帝祷告,但每次的帮助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刻由各方自动送来,没有一次叫孤儿们挨饿。许多次,他在离给孩子开饭的时间已经只有一个小时的时候收到主动送来的食物,进一步加强了他对上帝的信心。每天早晨进早餐后是读圣经和祷告的时间,每个孩子在离开孤儿院时会得到一本圣经。孩子们的穿着和教育都很好,慕勒甚至雇佣了一名学校督学以保持高的水准。事实上,许多人声称附近工厂和矿山无法获得足够的工人,因为他为孩子们长大后离开孤儿院提供的职位是保安学徒、职业训练和家庭服务。 这所孤儿院现在还是英国布里斯托城最大的孤儿院。不过在1958年,孤儿院的总部迁离Ashley Down,原址改为一所大学。孤儿院原址旁的马路,仍称作慕勒路(Muller Road),是布里斯托城最长的一条没有酒吧的街道。
传教[编辑]
他的第一个妻子在1870年去世,1872年,他与慕姗娜·桑格结婚。1875年,他70岁,慕勒开始了一次17年之久的传教旅程。在这段时间,他前往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中国和其他将近40个国家讲道。他的旅行里程总计超过20万英里,这在航空时代来临以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就。他的语言能力允许他用英语、法语和德语讲道,他的讲道词被翻译成超过一打其他语言。 1892年,他回到英格兰,1898年3月10日早晨,送茶给慕勒的人发现93岁的他已经安然离世。此前他一直身体强健,照常工作。

George Mü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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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eople with a similar name, see Georg Müller (disambiguation) and George Mueller (NASA).
George Ferdinand Müller

Born
Johann Georg Ferdinand Müller
27 September 1805
Kroppenstedt, Kingdom of Prussia (now Saxony-Anhalt, Germany)
Died
10 March 1898 (aged 92)
Bristol, England
Nationality
Prussian
Education
Cathedral Classical School, Halberstadt
Occupation
Evangelist and missionary, Director of Orphan Houses
Spouse(s)
Mary Groves (7 Oct 1830 – 6 Feb 1870, her death)
Susannah Grace Sanger (30 Nov 1871 – 13 Jan 1894, her death)
Children
Lydia (17 Sep 1832 – 10 Jan 1890); Elijah (19 Mar 1834 – 26 Jun 1835). Two other children were still-born, 9 Aug 1831 and 12 Jun 1838.
Parent(s)
Johann Friedrich Müller (Oct 1768 – 20 Mar 1840), Sophie Eleonore Müller (née Hasse; Apr 1771 – 16 Jan 1820)
George Müller (born Johann Georg Ferdinand Müller, 27 September 1805 – 10 March 1898) was a Christian evangelist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Ashley Down orphanage in Bristol, England.
He cared for 10,024 orphans during his lifetime,[1][2] and provided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orphans to the point that he was even accused by some of raising the poor above their natural station in British life. He established 117 schools which offered Christian education to more than 120,000.

Early work[edit]
In 1829, Müller offered to work with Jews in England through the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st the Jews. He arrived in London on March 19 of that year, but by mid-May, he fell ill and did not think that he would survive. He was sent to Teignmouth to recuperate and, while there he met Henry Craik, who became his lifelong friend.[3] Müller returned to London in September, but after ten days started to feel unwell again. He blamed his failing health on his having been confined to his house because of his studies. He asked the Society to send him out to preach but received no reply. By the end of November he became doubtful whether the Society was the right place for him and on 12 December made the decision to leave but to wait for a month before writing. Müller returned to Exmouth in East Devon, England on 31 December for a short holiday and preached at various meetings while there. He wrote to the Society in early January, requesting that they might consider allowing him to remain with them if they would allow him “to labour in regard to time and place as the Lord might direct me”. This they refused to do at a meeting on 27 January 1830, communicating this to Müller in writing, and thus bringing to an end his association with the London Society. He moved from Exmouth to Teignmouth and preached several times for Craik, which led to a number of the congregation asking him to stay and be the minister of Ebenezer Chapel in Shaldon, Devon, on a salary of £55 per annum. On 7 October 1830, he married Mary Groves, the sister of Anthony Norris Groves. At the end of October, he renounced his regular salary, believing that the practice could lead to church members giving out of duty, not desire. He also eliminated the renting of church pews, arguing that it gave unfair prestige to the wealthy (based primarily on James 2:1–9).[4]
Müller moved to Bristol on 25 May 1832 to begin working at Bethesda Chapel. Along with Henry Craik, he continued preaching there until his death, even while devoted to his other ministries. In 1834, he founded the Scriptural Knowledge Institution for Home and Abroad, with the goal of aiding Christian schools and missionaries; distributing the Bible and Christian tracts; and providing Day-schools, Sunday-schools and Adult-schools, all upon a Scriptural foundation.[5] By the end of February 1835, there were five Day-schools – two for boys and three for girls.[6] Not receiving government support and only accepting unsolicited gifts, this organisation received and disbursed £1,381,171[1] – around £113 million in today’s terms[7] – by the time of Müller’s death, primarily using the money for supporting the orphanages and distributing about 285,407 Bibles,[1] 1,459,506 New Testaments,[1] and 244,351 other religious texts,[1] which were translated into twenty other languages.[8] The money was also used to support other “faith missionaries” around the world, such as Hudson Taylor.[9] The work continues to this day.
Orphanages[edit]
The work of Müller and his wife with orphans began in 1836 with the preparation of their own rented home at 6 Wilson Street, Bristol for the accommodation of thirty girls. Soon after, three more houses in Wilson Street were furnished, not only for girls but also for boys and younger children, eventually increasing the capacity for children who could be cared for to 130.
In 1845, as growth continued, the neighbours complained about the noise and disruption to the public utilities, so Müller decided that a separate building designed to house three hundred children was necessary, and in 1849, at Ashley Down, Bristol, the new home opened. The architect commissioned to draw up the plans asked if he might do so gratuitously.[10] By 26 May 1870, 1,722 children were being accommodated in 5 homes, although there was room for 2,050 (No 1 House – 300, No 2 House – 400, Nos 3, 4 and 5 – 450 each). By the following year, there were 280 orphans in No 1 House, 356 in No 2, 450 in Nos 3 and 4, and 309 in No 5 House.[11]
Through all this, Müller never made requests for financial support, nor did he go into debt, even though the five homes cost more than £100,000 to build. Many times, he received unsolicited food donations only hours before they were needed to feed the children, further strengthening his faith in God. Müller was in constant prayer that God touch the hearts of donors to make provisions for the orphans. For example, on one well-documented occasion, thanks was given for breakfast when all the children were sitting at the table even though there was nothing to eat in the house. As they finished praying, the baker knocked on the door with sufficient fresh bread to feed everyone, and the milkman gave them plenty of fresh milk because his cart broke down in front of the orphanage.[12] In his autobiographical entry for February 12, 1842, he wrote:
A brother in the Lord came to me this morning and, after a few minutes of conversation gave me two thousand pounds for furnishing the new Orphan House … Now I am able to meet all of the expenses. In all probability I will even have several hundred pounds more than I need. The Lord not only gives as much as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his work, but he gives abundantly. This blessing filled me with inexplicable delight. He had given me the full answer to my thousands of prayers during the [past] 1,195 days.[13]

Receipt form issued by George Müller
Müller never sought donations from specific individuals and relied on the Almighty for all of his needs. He asked those who did support his work to give a name and address so that he could prepare a receipt. The receipts were printed with a request that the receipt be kept until the next annual report was issued so that the donor might confirm the amount reported with what he had given. The wording in the image reads: “Owing to the great increase of my work, I have found it necessary to authorize two of my assistants (Mr. Lawford and Mr. Wright) to sign receipts for donations, if needful, in my stead. Donors are requested, kindly to keep the receipts and to compare them with the “Supplement” to the Report, which records every donation received, so that they may be satisfied that their donations have been properly applied.-The “Supplement” is sent with the Report to every Donor who furnishes me with his or her name and address.-I would earnestly request all Donors (even those who feel it right to give anonymously) to put it in my power to acknowledge their donations at the time they come to hand; and should any Donor, after having done this, not receive a printed receipt within a week, they would much oblige me by giving me information at once. This interval must, of course, be extended in the case of Donors who send from places out of the United Kingdom. George Müller”. Every single gift was recorded, whether a single farthing, £3,000 or an old teaspoon.[14] Accounting records were scrupulously kept and made available for scrutiny.[15]
Every morning after breakfast there was a time of Bible reading and prayer, and every child was given a Bible upon leaving the orphanage, together with a tin trunk containing two changes of clothing. The children were dressed well and educated – Müller even employed an inspector to maintain high standards. In fact, many claimed that nearby factories and mines were unable to obtain enough workers because of his efforts in securing apprenticeships,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domestic service positions for the children old enough to leave the orphanage.
Evangelism[edit]
On 26 March 1875, at the age of 70 and after the death of his first wife in 1870 and his marriage to Susannah Grace Sanger in 1871, Müller and Susannah began a 17-year period of missionary travel:
From
To
Itinerary
26 March 1875
6 July 1875
England
15 August 1875
5 July 1876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16 August 1876
25 June 1877
Switzerland,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18 August 1877
8 July 1878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a visit to the White House)
5 September 1878
18 June 1879
Switzerland, France, Spain and Italy
27 August 1879
17 June 1880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15 September 1880
31 May 1881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3 August 1881
30 May 1882
Egypt, Palestine, Syria, Asia Minor, Turkey and Greece
8 August 1882
1 June 1883
Germany, Austria, Hungary, Bohemia, Russia and Poland
26 September 1883
5 June 1884
India
18 August 1884
2 October 1884
England and South Wales
16 May 1885
1 July 1885
England
1 September 1885
3 October 1885
England and Scotland
4 November 1885
13 June 1887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China, Japa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Singapore, Penang, Colombo, France
10 August 1887
11 March 1890
Australia, Tasmania, New Zealand, Ceylon and India
8 August 1890
May 1892
Germany, Switzerland, Austria and Italy
Müller always expected to pay for their fares and accommodation from the unsolicited gifts given for his own use. However, if someone offered to pay his hotel bill en route, Müller recorded this amount in his accounts.[16]
He travelled more than 200,000 miles, an incredible achievement for pre-aviation times. His language abilities allowed him to preach in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and his sermons were translated into the host languages when he was unable to use the three languages which he spoke.[17] In 1892, he returned to England, where he died on 10 March 1898 in New Orphan House No 3.
Theology[edit]

George Müller’s tombstone
The theology that guided George Müller’s work is not widely known, but was shaped by an experience in his middle twenties when he “came to prize the Bible alone as [his] standard of judgement”.
He records in his Narratives
“[…] That the word of God alone is our standard of judgment in spiritual things; that it can be explained only by the Holy Spirit; and that in our day, as well as in former times, he is the teacher of his people. The office of the Holy Spirit I had not experimentally understood before that time. Indeed, of the office of each of the blessed persons, in what is commonly called the Trinity, I had no experimental apprehension. I had not before seen from the Scriptures that the Father chose us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that in him that wonderful plan of our redemption originated, and that he also appointed all the means by which it was to be brought about. Further, that the Son, to save us, had fulfilled the law, to satisfy its demands, and with it also the holiness of God; that he had borne the punishment due to our sins, and had thus satisfied the justice of God. And, further, that the Holy Spirit alone can teach us about our state by nature, show us the need of a Saviour, enable us to believe in Christ, explain to us the Scriptures, help us in preaching, etc. It was my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this latter point in particular which had a great effect on me; for the Lord enabled me to put it to the test of experience, by laying aside commentaries, and almost every other book, and simply reading the word of God and studying it. The result of this was, that the first evening that I shut myself into my room, to give myself to prayer and meditation over the Scriptures, I learned more in a few hours than I had done during a period of several months previously. But the particular difference was, that I received real strength for my soul in doing so. I now began to try by the test of the Scriptures the things which I had learned and seen, and found that only those principles which stood the test were really of value.” [18]
Müller also wrote of how he came to believe in the doctrines of election, particular redemption, and final persevering grace while staying in Teignmouth, Devon in 1829.[19] George Müller wa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Plymouth Brethren movement. Doctrinal differences arose in the 1840s and Müller was determined to determine the truth by the “infallible standard of the Holy Spirit”.[20] At the time, he and Craik were pastors of the Bethesda and Gideon fellowships in Bristol. Membership at Gideon was open to all believers, while only believers who had been baptised could claim full membership of Bethesda, although all believers were welcome at Communion. Müller consulted Robert C Chapman on the issue of accepting unbaptised believers, and Chapman stated that distinction should be made between unbaptised believers who “walked disorderly” and those who lived according to the Bible.[21] Müller and Craik independently contemplated the issue and decided that unbaptised believers, who otherwise lived according to Scriptural principles, should not be denied membership.
Dissension arose at Gideon regarding the presence of unbelievers at communion and the view held by some that pews were private property. Eventually, Müller and Craik withdrew from this fellowship on 19 April 1840,[22] concentrating thereafter on the Bethesda Chapel.[23]
John Nelson Darby and Benjamin Wills Newton became opposed concerning certain matters of doctrine and a discussion was held in Plymouth on 5 December 1845. A document entitled The Principles of Open Brethren stated: “Certain tracts issued by Mr. Newton were judged to contain error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the question arose whether it was sufficient to exclude from fellowship those who held the erroneous teaching, or whether all who belonged to a gathering where the error was tolerated were to be put outside the pale, even if they themselves had not embraced it. One party, led by Mr Darby, took the latter view. Others, in particular the Bethesda Church, in which Messrs Müller and Craik ministered, refused to admit any who were convicted of holding the evil doctrine themselves, but did not exclude those who came from Mr Newton’s meeting. The exclusive party thereupon declined to have any further fellowship with members of the Bethesda Church or others like-minded. The latter soon came to receive the title of ‘Open Brethren’.”[24] The more exclusive side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became known as the Exclusive Brethren and was led by Darby.[25] Darby called on Müller in July 1849 to discuss the split, but Müller had many prior engagements and could only receive Darby for 10 minutes. It was impossible to fully discuss the problem in such a short time, and the two men never met again.[26]
Though the pre-tribulational rapture doctrine gained momentum as a result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Müller’s church was wary of such teachings. George Müller held to a Post Tribulation Rapture doctrine along with others such as Benjamin Wills Newton and Samuel Prideaux Tregelles,[27] and said that “scripture declares plainly that the Lord Jesus will not come until the Apostasy shall have taken place, and the man of sin shall have been revealed…”[28]
Müller wrote frequently about the stewardship of money and the non-reliance on earthly riches, and how God would bless the man who kept to these principles, and felt that laying his own experiences bare would prove the truth of his claims. His personal income, from unsolicited gifts (he refused any kind of salary) rose from £151 in 1831 to more than £2,000 in 1870. However, he retained only around £300 a year for himself and his family, the rest he gave away.[29]
William Henry Harding said, ‘The world, dull of understanding, has even yet not really grasped the mighty principle upon which he [Müller] acted, but is inclined to think of him merely as a nice old gentleman who loved children, a sort of glorified guardian of the poor, who with the passing of the years may safely be spoken of, in the language of newspaper headlines, as a “prophet of philanthropy.” To describe him thus, however, is to degrade his memory, is to miss the high spiritual aim and the wonderful spiritual lesson of his life. It is because the carnal mind is incapable of apprehending spiritual truth that the world regards the orphan Houses only with the languid interest of mere humanitarianism, and remains oblivious of their extraordinary witness to the faithfulness of God.'[30]
Personal life[edit]
His name is frequently spelt as “Mueller”, particularly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lst “Mueller” is a possible substitute spelling for “Müller” in German, George Müller never changed his name from the original spelling and always took care to place the two dots over the letter “u” to form the umlaut. When asked by his nephew, Edward Groves, what difference this made to the pronunciation, Müller pronounced his name as though it was spelt “Meller”.[31]
Youth[edit]
Müller was born in Kroppenstädt (now Kroppenstedt), a village near Halberstadt in the Kingdom of Prussia.[32] In 1810, the Müller family moved to nearby Heimersleben, where Müller’s father was appointed a collector of taxes.[33] He had an older brother, Friedrich Johann Wilhelm (1803 – 7 Oct 1838) and, after his widowed father remarried, a half-brother, Franz (b 1822).
His early life was not marked by righteousness – on the contrary, he was a thief, a liar and a gambler. By the age of 10, Müller was stealing government money from his father.[33] While his mother was dying, he, at fourteen years of age, was playing cards with friends and drinking.[34][35] While in semin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Halle in Germany, Müller described his status as one of
wicked behavior and unrepentant spirit … Despite my sinful lifestyle and cold heart, God had mercy on me. I was as careless as ever. I had no Bible and had not read any Scripture for years. I seldom went to church; and, out of custom only, I took the Lord’s Supper twice a year. I never heard the gospel preached. Nobody told me that Jesus meant for Christians, by the help of God, to live according to the Holy Scriptures. …[36]
Then Müller attended a prayer meeting in a private home in 1825 which so moved him that a swift transformation began in his behavior. “I have no doubt … that He began a work of grace in me. Even though I scarcely had any knowledge of who God truly was, that evening was the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37]
Müller’s father hoped to provide him with a religious education that would allow him to take a lucrative position as a clergyman in the state church. He studied divinity at Halle and there met a fellow student, Beta, who invited him to the Christian prayer meeting which changed Müller’s perspective. He was welcomed and began regularly reading the Bible and discussing Christianity with the others in attendance. After seeing a man on his knees praying to God, he was convinced of his need for salvation. He went to his bed, knelt and prayed, and asked God to help him in his life and to bless him wherever he went and to forgive him of his sins. He immediately stopped drinking, stealing and lying, and developed hope of becoming a missionary, rather than the comfortable clergyman that his father had envisioned for him. He began preaching regularly in nearby churches.[38]
A life of prayer[edit]
Müller prayed about everything and expected each prayer to be answered. One example was when one of the orphan house’s boiler stopped working; Müller needed to have it fixed. This was a problem, because the boiler was bricked up and the weather was worsening with each day. So he prayed for two things; firstly that the workers he had hired would have a mind to work throughout the night, and secondly that the weather would let up. On the Tuesday before the work was due to commence, a bitter north wind still blew but in the morning, before the workmen arrived, a southerly wind began to blow and it was so mild that no fires were needed to heat the buildings. That evening, the foreman of the contracted company attended the site to see how he might speed things along, and instructed the men to report back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to make an early resumption of work. The team leader stated that they would prefer to work through the night. The job was done in thirty hours.[39]
In 1862, it was discovered that one of the drains was blocked. Being some 11 feet underground, workmen were unable to find the blockage despite several attempts. Müller prayed about the situation and the workmen at once found the site of the problem.[40][41]
Strong gales in Bristol on Saturday 14 January 1865 caused considerable damage in the area and over twenty holes were opened in the roofs. About twenty windows were also broken and two frames damaged by falling slates. The glazier and slater normally employed had already committed their staff to other work so nothing could be done until the Monday. Had the winds continued, with heavy rain, the damage to the orphanage would have been much greater. After much prayer, the wind stopped in the afternoon and no rain fell until Wednesday, by which time most of the damage had been repaired.[42]
Once, while crossing the Atlantic on the SS Sardinian in August 1877, his ship ran into thick fog. He explained to the captain that he needed to be in Quebec by the following afternoon, but Captain Joseph E. Dutton (later known as “Holy Joe”) said that he was slowing the ship down for safety and Müller’s appointment would have to be missed. Müller asked to use the chartroom to pray for the lifting of the fog. The captain followed him down, claiming it would be a waste of time. After Müller prayed a very simple prayer, the captain started to pray, but Müller stopped him; partly because of the captain’s unbelief, but mainly because he believed the prayer had already been answered. Müller said, “Captain, I have known my Lord for more than fifty years and there is not one instance that I have failed to have an audience with the King. Get up, Captain, for you will find that the fog has gone.” When the two men went back to the bridge, they found the fog had lifted, and Müller was able to keep his appointment. The captain became a Christian shortly afterwards.[43]
Müller’s faith in God strengthened day by day and he spent hours in daily prayer and Bible reading. Indeed, it was his practice, in later years, to read through the entire Bible four times a year.[44]
The George Müller Charitable Trust[edit]
After his life, his work was continued by The George Müller Foundation, which was renamed The George Müller Charitable Trust on 1 March 2009. The Trust maintains the key principle of seeking money through prayer alone – it actively shuns fund-raising activities. The charity works together with local churches in the Bristol area to enable them to reach out and care for their communities, especially children, young people and families with physical, emotional, social or spiritual needs; and encourages giving to support mission, social care, relief and development work across the world.[45] From 1986 to September 2010, it also provided residential care for the elderly in Tilsley House, Weston-super-Mare. The Trust continued to maintain a sheltered accommodation unit for the elderly in Tranquil House, next-door to Tilsley House, until it was closed in 2012.
A small museum maintained by the Trust at its headquarters in Cotham Park, Bristol, is open by appointment only. Records of all children who passed through the orphanage are held and may be inspected by relatives for a modest fee.

艾伟德(Gladys Aylward)和英格丽·褒曼的好莱坞电影六福客栈

摘自维基百科

《六福客栈》——一部英格丽·褒曼主演的好莱坞电影,故事发生地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

这部电影由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拍摄,马克·罗布森导演,1958年在美国上映。1959年获第3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同年,获第16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男女主角等多项提名,最终赢得“促进国际间了解影片”奖。

艾伟德(Gladys Aylward,1902-1970)是一位原籍英国的独立女传教士,被称为“小妇人”,她在中国传教的经历在西方广为人知。1958年,美国好莱坞以格拉蒂丝·艾伟德的故事为原型,挑选当时的国际影星英格丽·褒曼拍摄了电影《六福客栈》。

六福客栈

1902年2月24日,艾伟德生于英国伦敦以北米德尔塞克斯郡埃德蒙顿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早年未受太多教育,做过侍女,后决心去中国传教,但是没有通过内地会的考试。1930年10月18日,她自英国只身出发,花费了所有的积蓄,乘船和火车,穿越苏联、途中几乎被拘留,后又取道日本,最终到达中国天津、北京,然后又长途跋涉到达山西阳城县,接替年老的卫理会传教士珍妮·劳生(Jeannie Lawson)。在阳城,艾伟德创立了八福客栈。她曾接受当地道尹的请求,帮助妇女放脚,还曾帮助平息当地监狱的骚乱,她还收养了很多孤儿。1936年艾伟德加入中国籍。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地区被日军侵占,宣教团体保持中立,艾伟德厌恶日军暴行,帮助救治中国难民和伤员,并将日军行踪通知中国方面。1940年艾伟德率领94名儿童经过数十天艰苦的步行,安全转移到西安。后在陕西、甘肃、四川等地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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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回到英国家乡,英国广播公司的Alan Burgess将她的经历写成《小妇人》(The Small Woman)一书。1958年她决定重新回到中国大陆,但被拒绝入境,于是前往台湾,于北投(后迁木栅)创立了艾伟德儿童之家[8](后改为伯大尼儿少家园)。1970年1月3日,因流感并发肺炎,在台湾病逝,后葬于关渡基督学院[8]。 英国埃德蒙顿的一间中学以她的名字命名(Gladys Aylward School)。

影视[编辑]
1958年,故事片《六福客栈》(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1958),英格丽·褒曼饰演女主角。
2008年,纪录片《Gladys Aylward, the Small Woman with a Great God (2008)》
2008年,儿童DVD《The Gladys Aylward Story (2008)》for children ages 8-12

外部链接[编辑]
小妇人:艾伟德
张继新:《八福客栈–艾伟德》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ISBN 7-80588-582-6
谭曙方:《寻找六福客栈》

备注[编辑]
^ 艾伟德女士于1936年申请中华民国国籍,但因战乱导致相关文件遗失。根据中华民国行政院相关资料显示,艾伟德女士的实际入籍时间是1941年。
出典[编辑]
^
跳转至:
1.0 1.1 1.2 1.3 于中旻. 小妇人:艾伟德. 翼报. [2018-12-26].
^
跳转至:
2.0 2.1 杨丽娟. 抗战期间一个英国小妇人保护中国孤儿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北京日报. [2018-12-26].
^
跳转至:
3.0 3.1 3.2 3.3 珍妮·劳生. 为中国献出生命的英国“小妇人”艾韦德. 良友电台. [2018-12-26].
^ 陈中陵. 走访艾伟德宣教士墓园. 随意窝. 台湾基督教史学会. [2018-12-26].
^ 在好莱坞电影中被为改为《六福客栈》(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
^ 八福即:博爱、美德、谦逊、忍耐、忠诚、诚实、美好、奉献。(云淡风清:《有信仰的人》)
^ 阳城政协:《建议将阳城“八福客栈”列为省级以上重点保护文物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16-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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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8.1 陈中陵. 走访艾伟德宣教士墓园. 2009-04-09 [2015-03-06].
^ http://www.cdn.org.tw/News.aspx?cate=13&key=6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