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医生究竟有多难?—中国大陆一个80后基督徒医生的挣扎与坚持

编者按: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北京民航总医院医生杨文被病人家属数刀砍伤后抢救无效离世。《境界》特别重发2016年5月,广州医生陈仲伟连中病人数十刀而死后本刊发出的医生访谈。这名80后基督徒医生讲述了医生群体的挣扎与艰辛,而信仰又如何成为她坚持下去的力量。以一篇旧文纪念新逝去的生命,愿人们寻得力量和温度去思索和改变。

把病人想成将来会起诉你的人,悲哀

我前几天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个《医生答记者问》的段子,第三段对话如下——

记者:医生,你说感冒会死人吗?

医生(因舆论所迫而深谋远虑):对不起!作为医生,我不能在病历资料不完全的情况下发表个人意见!

广州的牙科医生陈仲伟被害后,我的微信朋友圈多一半头像都换成黑丝带,但是也有人在朋友圈里说换头像有用吗?这是非常无奈的叹息,因为这些年患者暴力伤医事件频发。放在十五亿人口数里会觉得是偶发事件,但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已觉得这事发生频率远超过正常范围。

在国外如果患者到诊所威吓医生,警方立刻就会干预,但在国内,一条条人命就这么没有了,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措施。医学是科学,医生不是上帝。即便医者仁心,也只能做到“有时治愈,时常缓解,总是安慰”,我特别希望病患和家属别把对悲痛的无力承受转移到曾帮助你的人头上。

癌症病人魏则西去世这件事是比较复杂的,涉及很多方面。其实从一个角度看他也存在有病乱投医的现象。患者对医院对医生缺乏基本信任,他去过的正规医院都告诉过他他的病是很难救治的,但他们并不愿意相信,他们更相信自己在网上搜索的结果。

现在很多患者在就诊前都会在网上搜索一些信息,他自己有了判断以后再来就诊。我们这些做医生的有时候是会被患者质问的,或者像被考试一样,患者觉得他自己已经掌握了很多东西,他对医院对医生没有基本信任,他宁愿相信自己搜索的结果,所以现在医生做起来会非常难。

我想媒体在医患关系恶化方面也有一定责任的。魏则西在网络上有个遗言,说他专门查过这个医生,这个医生上过CCTV,这是有很强的说服力的。还有近期所谓偷肾的事,之前也有几个比较有名的事件,记者为了博取眼球,赚取文章点击率,没进行认真调查就片面夸大或进行虚假报道。结果医患矛盾更加深,把压力转嫁到医生身上了。

我们是个无神论国家,大家对生命没有正确认识。很多人认为我花了钱就应该买到相应的医疗结果。很多医闹就是觉得我花了这么多钱,但是病人死了,这是为什么?他们就觉得你们医院是骗钱的。生命并不是医生能掌控的,真正掌握生命的是赐生命的主 ,医生不能被神圣化。这也是让医生越来越难做的原因。当然患者自己治病也有重担,国家本身在医疗上的投入是很少的。这也导致患者觉得自己花了那么多钱,人又走了,他没办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在这种大环境下会造成医生越来越谨慎,自卫性越来越强。有些治疗可能我们稍微大胆一点,稍微冒一点险,就会得到更好的结果,但现在的环境造成的情况是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险,所以损失的还是患者。我们现在甚至被教育得就是有一个观念,你永远要把坐在你对面的患者想成将来会起诉你的人。这是挺悲哀的。

比较客观来看,这些现象其实就是末世的一角吧。其实不光是在医疗行业,在教育及其他行业都有令人悲哀的事,都是有罪的发酵在里面,世界会呈现出越来越让人失望的一面。

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我在北京出生,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我身边有不少令人尊敬的老一辈的基督徒都是医生,我所在教会的负责人就是其中的一对夫妻,他们有很好的见证。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很吸引我,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这对夫妻中的丈夫是一个外科医生,肝胆外科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阑尾炎的领域有重要成就,医学院所用外科阑尾炎的教材就是他编写的。他太太是口腔科医生,按理他们可以得到很好的收入和很好的居住条件,但他们住在院里分给他们的一个很小的一居室房子。老弟兄喜欢书法,他的房间里就挂着自己写的“清心”两个字。这两个字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很羡慕他们是清心的人,一生跟随主走十字架的路。

老弟兄文革中为信仰缘故坐监五年。他们一生帮助的弟兄姊妹和救助的病人,以及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传讲福音的不计其数,但我却很少听到他们自己讲这方面的见证,其实他们的爱心表现在工作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患者为了表示感谢送红包或其他,他都全部拒绝。后来有个患者在家宰了羊,把肉送到他的家门口,患者就是为了说明我不是为了塞红包,只是为了淳朴地表达感谢,他接受了。后来他自己得了胃癌,他做手术的时候,有很多的患者在他的病房门口排队要看他,非常受人尊重。他自己做了胃全部切除手术后,坚持每年去四川大凉山开展医疗扶贫工作多年,近二十年他在本教会讲道,还经常去外地农村服事,至今他已将近八十高龄,仍然被上帝重用。

大概从初中的时候我就很向往将来去做一个医生,我希望将来我的工作能服侍到别人。我从小身体不好,老上医院,我自己体会到,在病痛中的人非常容易接受福音的,然后就想,在我的工作中去把福音带给别人。

我读本科时是2000年,那时刚开始出现医患矛盾的苗头,我的想法很单纯,觉得医生这个职业是很受人尊重的,因为人人需要医生,国家早晚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也知道学医非常辛苦,学制长,责任重,将来收入还不会高。

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或2000年左右,灰色收入开始出现,但基督徒是不能拿灰色收入的,所以相比之下基督徒医生比较清贫。我报志愿时的确有争战,但我觉得那会儿的矛盾还到不了杀医这样的地步,并且经过祷告我还是清楚是上帝的带领,就抱着很理想化的状态去报考志愿。

我本科是在复旦医学院上的,本科毕业后回北京在协和医学院硕博连读,现在是北京一家市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生。在现实的环境里自己常常会觉得挺孤单,我自己无力去改变大环境,比较少的人能真正理解我们的处境,然而上帝又给我们一个医生这样特殊的角色。

在上海读本科时我们有过一个小小的医疗团契。我们从最初四个人开始,然后发展到十几个,有时别人一个经历一个见证就会鼓舞到自己。现在在协和医院也有几个弟兄姊妹,也会有些这样的联系,虽然只有几个人,但我们能这样彼此的支持,胜过现在医生这个行业的困境和试探,也会针对各自工作中发生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彼此代祷,商量该怎么去面对。

“红包”和“药品回扣”,困境与挣扎

在不了解医生实际情况的患者眼里,医生是高收入群体。患者为疾病付出高昂的费用,在患者眼里这些钱多数作为医生的收入,其实不然。在国内老百姓说看病贵,主要的费用是花在药物和检查上面,其实医疗的费用是非常便宜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大学念了十年,是博士毕业,现在是主治医生,我的挂号费是一次5块钱,副高是7块钱,正高是9块钱。那就是我们的医疗费用。不管这个患者有多大毛病,他来看我的门诊,他的诊治费不到10块钱,之后他花的钱多数是花在我给他开的药和需要做的检查。

眼科是手术科室,一台白内障手术费用只要一千元左右,但患者最后的费用大概要花七八千,其中五六千都是人工晶体(中档)的费用,还有医院、病房、手术室的费用和一些药费什么的,真正的手术费用就一千元。可见医疗的费用给医生的是非常少的,而国外的医疗费是很高的。

所以说医生的收入并不高,特别是年轻医生的经济压力很大。男生的压力就更大了,挣点钱租个房子吃个饭就不够了,谈何其他。在北京三甲医院住院医生的平均收入也就在每月五六千的水平。我有很多同学纷纷转行了,而且我们一般都算是高学历的,医学硕士博士在公司一般都能拿不错的收入。假如说我们的收入没能对我们的生活有一定保障,人就会落在一个试探里,就会去找别的渠道获得弥补,比如说灰色收入。我自己在试探面前也会有挣扎。

药品回扣部分开始我是坚决不拿的,但在实际操作方面会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假如说大家都拿,假如公司已经把这一部分收入算在药品或耗材的成本里,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开始医药代表会把钱塞到我手里,我就退还给他,但这样弄得双方都很尴尬,因为当大家都拿的时候你不拿,你就成了一个另类;还有,这个钱我不拿,医药代表就自己收了,因为这是从他们药品成本里面出的。

后来我还曾经试图把这个事情推给领导,“你把这个钱给我们主任,主任再分配的话我也会稍微心安理得一点”,但我们主任也不接这个球,他说“找他们个人吧,让他们自己解决这个事”。到最后这个事我不得不自己去面对。我现在的做法是他们给,我会收,但我尽量做到不因为这些收入影响我的医疗行为,并且我会把这笔钱单放,自己不用,用在有需要的病人身上,因为有些患者其实经济上面是很困难的,我就会单独给他们。

对患者塞的红包我是绝对拒绝的。其实,从大学起我所实习的医院,到后来研究生所在医院和工作的地方,我接触的医生没有一个是因为没有拿到红包而区别对待患者的,患者塞红包,很多因为“不放心”,担心没有塞红包就会怎样怎样……其实没有一个医生会希望自己的手术做砸。

我曾认识的一个主任,他每次收到患者的红包,为了让患者及家属手术前能安心,都会把红包先收下,但他会让护士长保管并记录,等手术后患者出院前,这主任会让护士长把红包退还给患者,并且告诉患者他的手术成功与否跟这个红包没有关系,不论怎样医生都会尽力的。当然,最近曝光出来的莆田系医院的事情,也使我大跌眼镜,一些地方医院的医生也会为了经济利益出卖自己的良心,违反职业准则,可以看出中国现在道德没有底线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国内医生的工作压力和工作量是很大的,我们有一句玩笑话:“当医生是赚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因为本身这个行业就是性命攸关的,我们不可能在工作上做到零失误,但只要出现失误,代价就会很大。有的可以挽回,有的是不能挽回的。

每天在三甲医院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要求你不能走神不能出错,国内医生的工作量跟国外医生没法比。国外医生一上午可能看五个病人,但我们一上午可能要看五十个病人,然后又要值夜班、出急诊,经常在超负荷状态下工作。 我们出门诊的时候会尽量不喝水,为的是尽量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为此许多同事都患过泌尿系疾病。

然后就是患者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工作量已经很大了,有时候我一上午几十个号已经挂满了,还有人来诊室加号,有的人会很客气问可不可以加,但有些人就会说:“有什么不能加的啊,不就是多看一个病人吗?”

现在患者对医生的要求都非常高,宽容性很差。每一个操作、每一个治疗他都期待一个完美的结果,对待治疗的并发症及治疗的失败,都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手术前都会跟患者签知情同意书,跟他说手术中间可能会发生什么,之后可能会怎么样,患者和家属都会签得很痛快,多数人在手术前都不再多问什么,但如果并发症出现了,即使他签了字回头他也不认账了。

现在想想我过去的宣教想法是比较理想化的,现实跟理想的差距挺大。虽然看环境和自己里面常有软弱,但还是感谢主,我之所以到现在还能坚持,我想是因为当初选择专业时的祷告、上帝的带领,并且上帝一直用恩手托住了我这软弱的人。我和周围的基督徒,每天在日常的工作里面也在靠主尽力。

靠主加力,爱不可爱的人

我们知道平常的工作不仅是在服侍人,更是在服侍天上的父。当我们尽量用爱心去对待每个患者,多数的患者还是能感受得到你是不是在用真心在对待他。

我一个学姐前一段时间遇到一个医疗纠纷。她给患者做球旁注射治疗甲状腺相关性眼病,这种操作绝大多数是很安全的,但偏偏有一个患者打了针以后一只眼睛的视力丧失了,造成了动脉的栓塞。

这属于医疗意外。我们平时的各种操作是存在医疗意外的,是有概率存在的。虽然很低,但这事让某个患者赶上了,对他来说就是100%。这个患者刚开始是非常不能接受这个状况的,因为他眼睛有疾患所以来看病,但他的视力不至于这么糟,可是接受治疗后突然视力就没有了,这对患者和家属来说打击也很大,来得又很突然。这个患者也会有一些应激的反应,他住院之后也会有一些争执和各种要求,他要求要赔偿,这谁都能理解。

医疗赔偿如果正常来说他要走程序,要有医疗鉴定,要有司法部门的干预,然后医师协会定下来要赔偿多少,可这个病人他不走程序赖着不出院,就说医院这么大,赔我几百万算什么,闹得很厉害。最后医院其他的大夫就觉得他够不讲理了。

学姐她也是一名基督徒,这件事一出,她就把代祷需要发给我,包括她的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为她捏着一把汗,也为她祷告。因为这个就是意外,但是发生了的话只能往前走,看上帝怎么带领。我们也希望出现神迹让这个患者被医治,但是没有。

学姐非常有爱心,她很能理解他们的处境,她也希望他们能得到足够多的赔偿。病人也会骂她,她还是很忍耐,解释完了又再解释。学姐每天都去给一些关怀,然后患者逐渐地感受到,其实医生是跟他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并不是她故意想有这样的结果。学姐在跟他们建立了关系后,还给他们传福音,送了一本圣经给患者,还送了一副老花镜。后来这个患者住了一段时间后,也就接受出院了,愿意走正规程序赔偿。

发生这件事之后,学姐他们科微信群里也纷纷地给她一些鼓励、关怀,而且大家还很惊叹说,为什么你经历这件事这么淡定,她就在那个群里为主作了一个见证,她说:“不是因为我淡定,而是我所信的上帝祂给我话说,祂所赐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也不是我不害怕,而是真的是祂所给我的平安,让我去面对这个患者,并且让我能够体谅体恤他的处境。”所以,虽说我们现在在比较黑暗的一个大的环境里面,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有学姐这样的见证。

几个月前,我收到一个住院的患者,是个26岁的年轻的男孩子,他患有先天性青光眼,到我们这儿时,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外一只眼睛视力只有0.05。他是推着他妻子来的,他妻子是个脑瘫的女孩子,坐在轮椅上。这个患者是我们主任负责主诊的,我只是负责他的住院等这些辅助工作。

我们主任也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他看到这对夫妻很困难,无论经济还是生活都很困难。这个男孩子如果做手术,因为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要用纱布包起来,那他的老婆就完全没人照顾,我们也了解到他们是摆地摊维持基本的生活,所以给他减免了不少的医疗费用,想减轻一些他们的负担。

结果我去给他们复印身份证时,看到那个女孩子叫什么‘恩惠’,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家里可能是信主的,然后在签手术同意书时,我们有单独谈话的机会,我就问了一句‘家里是信主的吗?’,男孩子说‘是啊’,我说我也是信主的,男孩子就会心地一笑。

上帝实在好爱祂的儿女,即使在他人看来你在极大的不幸中,祂仍然用你想不到的方式爱你。我很感恩上帝给我这个机会,不管从哪个方面能够这样去照料他们,治疗过程中,我也为这个男孩子献上许多的祷告,结果上帝施怜悯,那个男孩子的治疗效果最后相当不错。

我们每天面对的患者形形色色,各种性格的都有,有的真的是那种不讲理的,还有招人嫌的。怎样去看待这些患者,这些有需要的人?上帝给我一个眼光,让我看到耶稣,祂也是去服侍那些并不讨人喜欢的人。每天在非常高压的一个状态下工作,我们很难做到微笑服务,这不是凭着自己的爱心能做到的,特别是碰到那种不招人喜欢的人,我常常觉得自己爱心不够,这时就会在心里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求主给我从祂来的爱心去面对这些人。

虽然我常受环境影响,时不时有抱怨或负面的情绪,但每次我都回转到上帝面前去审视自己的工作,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我想做一名医生既然是上帝的带领,是主给我的一个托付,虽然我不能够改变大环境,但求在自己的工作环境里面尽心尽力。上帝给我这样服侍的机会,赐予这样服侍的环境,就是要我去效法耶稣的样式,求祂给我更多爱的能力。

摘自 https://ww123.net/thread-5057579-1-4.html

一批一生奉獻台灣的挪威基督徒医生

為台奉獻30年,不忍看人受苦 「小兒麻痺之父」畢嘉士醫師

1954年,28歲的畢嘉士醫師受挪威協力差會(The Mission Alliance)的差派,與新婚妻子來台。他起先於台北樂生療養院服務,美國行道會於1956年捐贈屏東的「畢士大診所」給他與另一位同為挪威人的宣教士、醫師傅德蘭,改名為「基督教診所」,為屏東基督教醫院前身。兩人在隔年(1957)深入霧台、好茶村、牡丹村等南臺灣偏鄉地區作免費醫療。

畢嘉士在台行醫30年間,終結痲瘋病、結核病,其中為小兒麻痺症貢獻極大,此外也成立全台第一個殘障兒童中心「勝利之家」。早年南部有許多痲瘋病患者,但因社會歧視而多只在家中生活、與人隔絕,他便特別在高雄成立「特別皮膚科診所」。

因見許多兒童染肺結核、沒錢治療而喪命,他設立一所結核病童療養院,但在50年代爆發小兒麻痺大流行,療養院開始收小兒麻痺病童。眼見事態愈來愈嚴重,畢嘉士親自向世界衛生組織要求提供疫苗,但卻未成,只好遊說美國藥廠、請求提供。終在1962年,他才得以從美國進口沙賓疫苗,免費幫屏東地區4千位孩童接種,這是台灣第一次大規模接種小兒麻痺疫苗。

對這些孩子充滿負擔的他,1963年向屏東縣政府爭取孩子受教權,屏東縣政府指定屏東市仁愛國小開辦肢體殘障特殊班,為全台首創。1975年,他請美國夏威夷州及香港的骨科醫師來院指導脊椎側彎矯正手術,讓小兒麻痺患者獲得更好的治療。

畢嘉士經常利用假日與醫護人員前進山區,進行免費醫療服務。山地部落曾發生麻疹大流行,而原先當地就有不少肺結核患者,這讓狀況更加嚴重。他因考量步行方式能救的人數有限,特別請駐紮屏東機場的美軍派遣運輸機幫忙,這才拯救許多人。

活出熱切愛人的心志

許多同事和病友都稱他「畢爸爸」,他曾用口為痲瘋病友吸出喉中的濃痰,也曾在開刀中途因血庫缺血,捲起袖子讓護士為他抽血,當遇到貧苦病患付不出醫藥費,他就簽下「Bill O. Bjør gaas(畢嘉士買單)」。1984年自屏東基督教醫院退休後,他仍持續為弱勢奔走,把愛遍及越南、波利維亞、尼泊爾、海地等地。他曾說到:「這裡是我第2個家;但台灣已經進步到可以照顧自己,不需要我。」

2013年,他出版書籍《奇醫恩典:台灣之友.挪威醫生畢嘉士》,訴說一位出生貧寒的孩子,夢想著要對抗社會的不同,傳揚基督福音,並紀錄他一生與神同行的經歷。他坦言,自己並非「英雄」,有自身短處、作了不少傻事,但仍期盼能透過自身經歷激勵人心,「為宣教與醫療領域的工作投入更多的努力。我知道,現在有許多人在追尋更深層的價值。或許我自身的經歷,可以在他們尋找正確方向時,提供一些參考。」

畢嘉士為台灣及醫療的付出,使其在1997年榮獲第七屆台灣醫療奉獻獎;2008年,挪威國王頒授聖歐拉夫勳章(The Medal of St. Olav)最高榮譽一等勳章,表彰其醫療宣教的貢獻;2010年,獲台灣駐挪威代表處頒發外交之友獎章,感謝在台灣服務30年,拯救無數痲瘋病人及小兒痲痺症患者。

如今,畢嘉士的精神仍存留在他所行過之處,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到:「我沒有辦法看到別人受苦,《聖經》上有說,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應該要彼此幫忙。」期盼我們也能擁有像他一樣願意奉獻的心志,對受難者有不離棄的愛與關懷,對解決問題充滿熱誠與決心。

摘自 https://cdn-news.org/News.aspx?EntityID=News&PK=0000000000652e590106cf6245e61e468d483cb8032fe0b0

奇醫恩典:台灣之友.挪威醫生畢嘉士

作者:Bjørn Jarle Sørheim-Queseth

譯者:陳妙香/楊秀花

出版社:天下雜誌

出版日期:2013年10月8日

官方網址:

此書為歐拉夫.畢嘉士(Olav Bjørgaas)的人生故事。他是挪威人,1926年生,民國四十三年與妻子渡海來台,先到樂生療養院照顧痲瘋病人。之後參與了屏東基督教醫院,與台灣第一個殘疾兒童中心「勝利之家」的創設。他是屏東的「榮譽縣民」、「外交之友」,也是「醫療奉獻獎」得主 ;在挪威,獲頒「聖歐拉夫勳章」(The Medal of St.Olav),表彰他在醫療宣教上的貢獻。

是上帝的召喚,他遠渡重洋來到台灣,
他的眼裡沒有自己,愛與付出,是他的使命。
從挪威到台灣、從平地到偏鄉、從痲瘋病到小兒麻痺病患,
不論貧富貴賤,他都無私奉獻認真對待每一個生命!

他民國四十三年來到台灣,在台行醫超過三十年,是屏東的榮譽縣民,為終結台灣的痲瘋病、肺結核,尤其小兒痲痺症做出極大的貢獻,是名符其實的「台灣之友」。

這本書不只是關於一個挪威醫生在世界與台灣的行醫故事,更探索醫學倫理與人心中善與謙卑的力量,他對生命尊嚴的熱情,令人感動。

這本書的目的不是想用有趣的故事來取悅讀者。而是要與讀者分享來自挪威斯塔萬格(Stavanger)一位少年的故事,這個羞怯的小夥子出身貧寒,但他把在基督徒聚會時聽到的話,銘記在心;他夢想著要對抗社會的不公,同時傳播基督耶穌的福音。

對人們展現愛並提供幫助,可以打開人們的心門。同時,人們也會開始對超越自身的這個力量產生期盼,這個力量足以充實他們的冀望與生命。

《畢嘉士醫師簡介》
「事實上,我真的不是一個「英雄」,我有我的短處,這一生中我做過的傻事也不少。我決定將我的故事告訴本書的作者,因為我希望這個經歷能激勵人們,為宣教 與醫療領域的工作投入更多的努力。我知道,現在有許多人在追尋更深層的價值。或許我自身的經歷,可以在他們尋找正確方向時,提供一些參考。」—畢嘉士  

此書為歐拉夫.畢嘉士(Olav Bjørgaas)的人生故事。他是挪威人,1926年生,少年時就立志要以行動展現對人的關愛,故前往荷蘭學醫,成為挪威協力差會(Norwegian Mission Alliance)的醫療宣教士。民國四十三年與妻子渡海來台,先到樂生療養院照顧痲瘋病人。之後參與了屏東基督教醫院,與台灣第一個殘疾兒童中心「勝利之家」的創設。他在台灣照顧過數千名痲瘋病人、一萬多名小兒痲痺患者,不但引進疫苗與先進醫療技術,更為關懷患者的生命尊嚴而奔走奉獻超過三十年。他的大愛還遍及越南、玻利維亞、尼泊爾、海地等地。

在台灣,他是屏東的「榮譽縣民」、「外交之友」,也是「醫療奉獻獎」得主 ;在挪威,他獲得國王頒贈「聖歐拉夫勳章」(The Medal of St.Olav),表彰他在醫療宣教上的貢獻。

摘自 https://www.peoplemedia.tw/news/8725b1d2-ad84-438b-a11c-edbc94ed8654

跨國界!挪威女醫尤白嘉莉 東勢行醫12年

來自挪威的尤白嘉莉醫師,在1964年跟隨丈夫和基督教會的傳教士,遠從北歐到台中東勢,在當時醫療資源匱乏的台灣,她跟丈夫合力在東勢開診所,當時包括尤白嘉莉醫師在內診所只有5位員工,每天至少幫100位居民看診,減輕他們的病痛,一做就是12年,甚至白天看診,下午就開著車載著藥品、醫療器材到東勢或附近鄉鎮義診,估計有6萬多名病患受惠,一直到1991年診所歇業,尤醫師將診所轉型為老人安養中心,繼續服務東勢居民。

1969年,台中東勢區基督教信義診所正式開幕,第一代診所員工在招牌前開心合照,站在最中間是來自挪威的尤白嘉莉醫師,在當時醫療匱乏的東勢客家村診所不到4間,更何況外國醫生非常少見。

來自挪威的尤白嘉莉醫師,在1964年跟隨丈夫和基督教會的傳教士,遠從北歐到台中東勢,在當時醫療資源匱乏的台灣,她跟丈夫合力在東勢開診所,當時包括尤白嘉莉醫師在內診所只有5位員工,每天至少幫100位居民看診,減輕他們的病痛,一做就是12年,甚至白天看診,下午就開著車載著藥品、醫療器材到東勢或附近鄉鎮義診,估計有6萬多名病患受惠,一直到1991年診所歇業,尤醫師將診所轉型為老人安養中心,繼續服務東勢居民。

1969年,台中東勢區基督教信義診所正式開幕,第一代診所員工在招牌前開心合照,站在最中間是來自挪威的尤白嘉莉醫師,在當時醫療匱乏的東勢客家村診所不到4間,更何況外國醫生非常少見。

1964年,當時32歲的尤白嘉莉和丈夫跟著挪威基督教會宣教士一起到台灣傳教、做醫療服務,她發現東勢居民到最近的豐原醫院坐車要花將近2小時。

採訪當天,透過視訊連繫到人在北京的尤醫師,雖然高齡79歲,但看到過去一起工作12年的同事,還有曾被醫治過的病患,馬上露出笑容用客家話打招呼,這名來自挪威的醫師不只中文、連客家話都很溜,台中東勢客家人佔了70%,講客家話對居民來說更親切。

當時每天至少有100位病人求診,但尤醫師絲毫不馬虎,曾被醫治過的病患,談到尤醫師一致的記憶是親切有耐心,高中時,他吃到不乾淨的海鮮引發蕁麻疹,詹先生看遍東勢每間診所,甚至找密醫求偏方都醫不好,他的表弟因為一樣的病不幸去世,家人當時也認為詹先生沒救了,幸好尤白嘉莉醫師開給他進口肝藥救了他一命。

當時交通不便,僅能靠腳踏車或走路,東勢偏遠山區的居民下山要走2.5公里才能到得了診所,尤醫師知道後,每天下午開著診療車到不便行動的居民家裡看診,或是小學幫學童看牙齒、做健康檢查,不只在東勢,鄰近鄉鎮新社、后里、豐原,甚至遠到大甲,光是到府診療就有6萬多名病患受惠。

信義診所在1991年正式歇業,不過尤白嘉莉醫師將信義診所轉型成老人安養中心,目前由王菊珍和老公張憲文經營,服務東勢地區老人,傳承尤白嘉莉醫師無私奉獻的精神。

屏東伯大尼之家/走過歷史

來自北歐小村的呼召 – 創辦人蘇超生牧師的故事
來自挪威的宣教士蘇超生牧師(Arnulf Solvoll),自幼成長於挪威北部斯泰根(Steigen)的小鄉村。
蘇牧師夫婦分別於1938年及1940年先後成為宣教士,隨即前往中國服事。1940年6月14日,他們在中國結婚,並生下四子。1961年蘇牧師受傅德蘭醫生之邀,到台灣屏東幫忙蓋基督教醫院,蘇牧師禱告後,神清楚地對他說:『去吧!去台灣,去台灣宣教,傳福音給台灣人。』他順服聖靈的帶領,1962年11月在屏東開工。當時醫療資源落後,各地都有因感冒高燒而導致小兒麻痺的患者。蘇牧師與二位籌辦醫院的挪威籍醫生,靠一位熱心的空軍協助搭機,走遍全省尋找小兒麻痺病童,為他們安排開刀,提供鐵鞋、枴杖和行走訓練。那時無人會做鐵鞋拐杖,蘇牧師曾在美國做過,就開始訓練六、七個人來做,凡能幫助小兒麻痺的都教給他們。
然而資金極為有限,給孩子們開刀,預備鐵鞋、拐杖,所費不貲,蘇牧師回到美國募款,宣明會也回應蘇牧師的異象,幫助他在台灣的工作。

開辦伯大尼兒童之家、建立苦難者的庇護所:
1966年3月蘇牧師開辦「伯大尼兒童之家」,由美國宣明會每月資助十塊美金。起初收容20多位小兒麻痺孩子,二、三個月後,已增至40多位,宣明會雖贊助,但無法額外負擔蓋校舍的資金,鼓勵蘇牧師禱告,並登報向外界傳遞兒童之家的需要。當時蘇牧師學到一個印正神應許、既真實又有趣的功課!正如主耶穌在路加福音六章38節說:『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裏。因為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當他需要錢時,他為主奉獻。奉獻十塊美金,從想不到的地方來了一千塊美金;另一次奉獻五十塊,一萬美金也來到伯大尼,伯大尼的房舍就這樣都一一蓋起來了。

推動職業技能訓練:
學員大多介於13 至17歲,許多人沒受過國民教育不識字,老師們逐步教導,半年內他們學會識字也會看聖經。女孩子輪流學做飯,或學做衣服;男生則學木工、雕刻,或學刻印,有的學員也在函授辦公室幫忙。蘇牧師開辦了職業訓練班,希望讓孩子們學得一技之長,可以獨立謀生。於是請各種老師來教電工、修鐘錶、木工、鐵工、銲接;也教學生使用中文打字機。學員在早上查經親近神,並接受知能教育;下午進行職業訓練。就這樣一步一步地陪伴孩子們成長,不知不覺竟有四百多人在此得幫助。

蘇牧師的福音工作:
不僅照顧殘弱者的生活,蘇牧師更看重人靈魂的得救。他和師母,除了每天帶孩子讀神的話語,引導他們認識神、透過禱告倚靠神。此外,他還常開福音車到鄉間進行「電影佈道」;並成立「伯大尼佈道中心」,自編聖經靈修教材、錄製講道訊息,透過錄音帶、廣播播出的方式向廣大聽眾報好信息,使無數人因此得著神的大愛!

伯大尼之家的第二階段 ~ 擴大服務對象:
1973年,伯大尼之家受世界展望會資助,成為「台灣世界展望會伯大尼兒童之家」,擴大收養孤兒、 腦性麻痺患童及智障兒童。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交棒予台灣人—
蘇牧師夫婦在台灣服事的最後幾年,已將伯大尼發展為一個兼具照顧弱勢和社會關懷的機構。然而,經濟和管理的重擔也相對沉重落在蘇牧師肩上。繁忙的事工讓他的健康嚴重耗損,終於不支病倒。1981年他因嚴重胃潰瘍返回挪威,經過一年妥善的醫療和休息後,他又再度馬不停息的投入事工。其間,他開始將事工交給台灣人,當時從挪威和美國來的贊助雖逐漸減少,但在地善款卻漸有起色,台灣政府也擔起了許多的責任。1983年,年屆69歲的蘇師母最後一次離開台灣,長達15年的歲月,她以無私的愛照顧一大群人生活和靈性上的需求。惜別會上,同工、課輔生、小兒麻痺孩童和智障兒都一一向蘇媽媽道別,萬般不捨。半年後,年屆76歲的蘇牧師也告老還鄉,這位伯大尼的創始者,開拓深耕伯大尼事工長達22年。長年的燃燒自己,使他返鄉時相當的虛弱憔悴。其後數年,他在家鄉享受了一段較悠閒的退休生活。
2001年11月19日,蘇牧師因病過世,結束他一生奉獻的道路。那美好的仗他已打過,從此安歇於恩主的懷中。

一粒麥子落在地裡,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大自然中的植物以各種奧妙的方式,或乘風順流、或靠昆蟲鳥獸,傳播繁衍下一代。所有孕育生命的種子,藉著神所供應的陽光雨露和土壤養份,探出新芽,成長茁壯,開花悅人眼目,結果使人飽足,綠蔭使人得庇護。雖然,生命有限,大樹終會衰老腐朽,但它的可貴,在於傳承,在他庇蔭下的小樹苗,日益成熟,傳承了大樹的使命。伯大尼之家創辦人蘇超生牧師,猶如順洋飄流的棋盤腳果實,耶穌的愛是載動他的潮水,流到神屬意祝福之地。這種子落在土裡,用二十二個年頭,成了庇蔭困苦窮乏人的大樹,蘇牧師用生命行出伯大尼服事的異象:服務障弱 見證主愛 因我得福 領人蒙恩

摘自 https://news.tvbs.com.tw/life/674167

全世界唯一一本標註「福爾摩沙,挪威」的護照 主人是第一位MIT的挪威爺爺

屏東基督教醫院創辦人挪威醫生傅德蘭,次子傅吉安是第一位Made in Taiwan的挪威人。他放棄歐洲的舒適生活,只為「想念台灣」而跟著父親在屏東行醫,護照上堅持保留「福爾摩沙」。這個挪威家庭,在台灣留下了什麼故事?

2020年5月17日,台北有場很特別的遊行。

在台灣數位外交協會號召下,一群挪威人與台灣人齊聚大安森林公園,舉辦挪威國慶日遊行,一路穿過建國假日花市,到社創中心舉行升旗典禮,還有挪威美食派對。挪威因新冠病毒處於封城狀態,這場規模不到百人卻熱鬧滾滾的活動,成為全球唯一公開的挪威國慶遊行。

在約20來位的挪威人中,白髮蒼蒼、身著挪威傳統服裝的傅吉安(Geir Yeh Fotland)顯得特別引人注目。他頭頂黑帽,黑色外套內有綠色雙排扣背心與白色襯衫,類似燈籠褲的傳統褲子在膝蓋下方接著白色長襪,就像從風景明信片中走出來的人。

「襯衫領口與袖口的刺繡是我一位挪威朋友做的,背心扣子有一顆來自挪威,剩下的是在中國複製,但整套衣服的布料都是來自台灣,裁縫師也是台灣人,我請他看著照片做出這套服裝,」個子不高的傅吉安,很自豪地介紹挪威傳統服飾。

特別的不光是這套「Made in Taiwan」的衣服,這位快70歲的挪威爺爺,竟也是「Made in Taiwan」!

「我哥哥是第一個在台灣出生的挪威人,但他不是在台灣『製造』的,我才是百分之百的『Made in Taiwan』,」傅吉安笑著說。

護照出生地是「福爾摩沙,挪威」

傅吉安是駐台唯一的挪威記者,父親是屏東基督教醫院(以下稱屏基)創辦人醫生之一傅德蘭(Kristoffer Fotland)。傅吉安父母1935年被挪威協力差會(The Mission Alliance)派到中國張家口醫院行醫傳教,但二次大戰後的國共內戰,中共驅逐宣教士,剛好台北馬偕醫院有相識的挪威護理師邀請傅德蘭來台行醫,夫婦倆1949年經香港到台北,1951年在台灣生下了傅吉安。

「我父母搭船從香港到基隆,因為沒有簽證無法入境,也不知道要怎樣去申請。還是透過一位馬偕的英國醫生居中協調才讓他們進來,我就是在台北馬偕醫院出生,」兵荒馬亂年代的故事,聽起來總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更不可思議的是,傅吉安挪威護照上的出生地竟是「福爾摩沙,挪威」!

原來,在挪威的戶籍資料中,他的出生地就是福爾摩沙。2013年他在挪威首都奧斯陸更換新護照,負責換發的人以為福爾摩沙是挪威某個不知名的鄉下地名,直接在後面加上挪威。傅吉安擔心一旦讓對方知道福爾摩沙就是台灣,說不定反而會變成「福爾摩沙,中國」,乾脆將錯就錯。

「我哥哥的出生地是寫台北,所以後面就加上台灣。我的是福爾摩沙,但現在挪威的年輕人只知道台灣,我怕弄巧成拙,就不多說了,」兩岸錯綜複雜的關係,就算延遠在8,600多公里遠的北歐國度,依舊剪不斷理還亂。

為何台灣沒被聽到?

熱愛台灣的傅吉安,不僅護照堅持保住「福爾摩沙」,也透過媒體替台灣發聲。長年居住台灣、也娶了台灣老婆的自由記者,他在挪威媒體上報導挪威人在台灣的故事,以及台灣人在挪威的故事,希望讓更多挪威人認識台灣,也在國際上聲援台灣。

他父親傅德蘭1956年南下屏東,與另一位挪威醫生畢嘉士(Olav Bjørgaas)接手由美國行道會宣教士、芬蘭籍白信德醫師(Signe Berg)所創辦的診所,成為1964年正式創辦的屏基前身。他們在當地行醫,巡迴山地醫療、痲瘋病人、肺結核與小兒麻痹病童的救治工作。在那個還沒有全民健保、南部醫療資源匱乏的年代,屏基不以營利而以救人為目的的義行,很快就聲名遠播。尤其,1958、1960、1962年,台灣出現三波大規模的小兒麻痺症疫情,很多人都是由傅德蘭開刀救治。

「當時屏基是挪威本土之外最大的挪威醫院,我還曾收過從挪威寄到台灣的信,地址只寫了屏東基督教醫院,連福爾摩沙或台灣都沒寫,一樣寄到台灣。我父親開刀的病人至少就5萬人,」傅吉安回憶。

在那個貧窮的年代,他們一家人也是過著簡樸的生活。住在一間傳統日式的塌塌米房子,廁所是在院子挖一個洞的獨立茅房,時間到會有人來挑糞當水肥。雖然收入並不多,但他父親秉持宣教傳愛的精神,自己捲起袖子捐血,連便當都分給病人吃。

1950年代時期的屏基前身的診所。圖片來源/傅吉安提供

1967年在醫院接受復健的小兒麻痹兒童與傅吉安父親合照。圖片來源/傅吉安提供

放棄歐洲生活返台,只因「想念台灣」

到了就學年紀,因為當地小學不收外國學生(還有小兒麻痺生),他7歲時就一個人搭火車去嘉義的美國學校唸書。所以從小就通曉中文、挪威語和英文。9歲時,母親帶著他跟哥哥回挪威就學。他高中畢業當完兵,又到德國學習物理治療。相隔十多年後,於1978年回到台灣,在屏基擔任復健師,跟著父親工作。

「小兒麻痺症開刀後需要復健,不然開刀也沒用,」某種程度來說,他等於是繼承父親衣缽,為台灣人民的健康服務。

1970年代末期的台灣,儘管經濟開始起飛,但整體生活環境跟歐洲仍相去甚遠,為何當時年輕的傅吉安選擇回台?他的答案很簡單:「就是想念台灣。」

重返台灣,讓他跟父親關係更緊密。在講述畢嘉士生平故事的《奇醫恩典》一書中,傅吉安在推薦序中坦承,他小時候對父親較關注工作而不是家庭,難免感到悶悶不樂。但長大後跟著父親一起工作,他理解父親生命的意義。

他曾看過有病人來醫院指名要找父親看診,但父親剛好不在,病人也不願讓其他人看。後來他父親退休後回挪威定居,在高齡101歲過世,屏基舉辦了追思儀式,有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前來致意,讓他感到很欣慰與驕傲。

「我遇到許多以前父親醫治過的患者,他們感激地談到屏基是如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我深深地意識到,畢嘉士醫生和我的父親,其實都是偉大的父親。他們奉獻一生,不僅造福別人,更成為兒女們最引以為傲的榜樣。」

在醫院接受治療的小兒麻痹兒童。圖片來源/傅吉安提供

少年時期生長在屏東,傅吉安(左)與哥哥組隊,與醫院同仁一起參加兩人三腳比賽。圖片來源/傅吉安提供

看米老鼠學中文,傅家三代都通中文

工作幾年後,他回挪威進修宣教工作,並在當地與第一任挪威妻子結褵,生下3個小孩。原先他希望帶著妻小回台灣定居,但因妻子擔心小孩有文化認同的困擾,因此僅來台灣度假旅行。即便在挪威,他的小孩還是接觸中文。他弟弟當時在挪威駐北京大使館工作,把自己小孩看過的中文版迪士尼電影錄影帶,寄回挪威給傅吉安的小孩看。他的么兒唸大學時,因為興趣也曾來台灣研讀中文。

彷彿是天注定,他跟台灣的緣分,在與第一任妻子離婚後,又重新串連起來。1994年,他去德國拜訪挪威朋友,這位朋友的室友是個台灣女孩。原來,他們淵源很深,因為她有小兒麻痹,1965年正是由他父親開刀治療。當然,當時兩人並不相識。1978年他回屏東工作才認識她,當時她在醫院幫忙照顧病童。在德國重逢後,兩人開始通信往來,展開浪漫的遠距戀愛,2000年結婚並長居台灣。

摘自 https://csr.cw.com.tw/article/41485#:~:text=%E5%82%85%E5%90%89%E5%AE%89%E6%89%8B%E6%8B%BF%E4%B8%AD%E8%8F%AF,%E5%9C%A8%E6%8C%AA%E5%A8%81%E6%96%B7%E5%B4%96%E4%B8%8A%E3%80%82&text=%E5%B1%8F%E6%9D%B1%E5%9F%BA%E7%9D%A3%E6%95%99%E9%86%AB%E9%99%A2%E5%89%B5%E8%BE%A6,%E3%80%8C%E7%A6%8F%E7%88%BE%E6%91%A9%E6%B2%99%E3%80%8D%E3%80%82

纪念一百年前为中国东北人民奉献一生的基督徒医生们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长期以来的舆论和教育系统的片面宣传,使大陆教育系统里的年轻人对很多基督徒在上个世纪毕生为中国人民的牺牲和爱心奉献完全不了解。

这里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在此介绍一位为张学良将军和袁世凯总统所熟知的毕生奉献给中国东北人民的英国基督徒医生司督阁。

司督阁医生(Dugald Christie, 1855-1936)英国籍苏格兰人,是近代来华著名英籍医学博士,基督耶稣的使者,从1882年至1923年在我国东北地区施医,历经40年,先后创办了盛京(今沈阳)施医院、女施医院、盛京西医学堂,是第一位将西方医学传入我国东北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士。  

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前身是于1883年由司督阁医生在沈阳兴建的东北第一家西医院盛京施医院。医院成立的早期带有慈善性质,有对患者免费看病的记录。1907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与司督阁医生商谈后,决定在盛京施医院东侧拨地一块,每年拨银3000两,筹建奉天医科大学。1909年,司督阁医生又从英国募集5000英镑,补充建校资金。1912年,奉天医科大学建成,后改名为盛京医科大学。在此之后,盛京施医院不断发展。1949年,被中国医科大学接管,并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网站:http://www.sj-hospital.org/

近代东北地区天灾人祸频仍,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战乱和天灾期间,东北的基督教传教士积极参加救灾医疗工作,为减轻人民痛苦尽了一份力,但对于挣扎在痛苦边缘的东北人民来说,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此期间作出突出贡献的一些传教士,因此被广大东北民众所感念和铭记。

司督阁医生,东北基督教传教士的杰出代表,在其长达40余年的施医布道生涯中,他以精湛的医术解除了众多患者的病痛,并在救灾活动中挽救了无数灾民的生命,在他结束东北的施医布道生涯返回祖国以后,当时的东北民众并没有因为其离去而忘记他,人们在其亲手缔造的盛京施医院前面为其竖立了一座青铜半身塑像。

1926年10月17日,在司督阁医生塑像的仪式上,张学良将军亲手揭下塑像上覆盖着的中国旗帜。在花岗岩基座上面有一段中文铭文,叙述了司督阁医生在沈阳的劳动,并对其作出的贡献表达了感激之情,最后,用以下话语结束了全篇:“为了保持对他的永久记忆,竖立这座青铜雕像的一笔钱已经被筹集起来,如上对他生活的简短叙述,作为对所有阅读者的一种激励,已经被镌刻在石头上。” 司督阁医生只是广大基督徒传教士中的一位典型代表,其间,还有许多默默无闻地为广大东北民众奉献爱心的基督徒医生,他们的一些故事至今仍流传在当地民众当中。人们铭记他们,是因为他们带来的是其救苦救难的善举。

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30年代前的近半个世纪内,中国东北地区遭受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乱,即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和日俄战争。战乱中,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救助,成了饱受痛苦折磨的人渡过灾难、重新生活的希望。在东北的一些基督教传教士,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也投身于这些救助活动之中,向身受苦难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为他们脱离苦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战争初期,由于交通不便、消息隔绝,位于东北腹地的奉天并未感受到战争的威胁,社会秩序井然。直到当年7月末,驻守奉天的左宝贵接到朝廷旨令开赴朝鲜战场参战,这里的人们才感受到战争的威胁。也就在此时,在奉天的司督阁医生就已经开始了救治伤兵的工作。许多在平壤受伤的官兵住进了盛京施医院。盛京将军后来下了一道命令:所有伤员直接送到盛京施医院进行治疗。到10月28日早上,清军战败的消息已经广为人知,恐慌笼罩着整个奉天,城市处于骚乱的边缘。司督阁医生安排好可靠的人员管理教堂和医院后,便带着家人退避到营口。奉天的救助活动也就此告一段落。

随着司督阁医生南下营口,基督教会救治伤兵的工作也转移到这里。当战争的硝烟笼罩在营口上空时,激烈的战斗持续不断,由于当时中国军队中没有任何战地救护服务组织,很多伤兵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司督阁医生在营口地方官员的支持下,于1894年12月3日建立了营口红十字医院,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红十字医院。医院设在一处租用的客栈内,共有8位医生,营口港的戴利医生被推举为负责人,全面主持红十字医院的工作。这些人中,除了从营口港军舰上来的两个人是外科医生外,其余的人都是基督教传教士。

医院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前来救治的伤员并不多,一些前来接受治疗的士兵只是出于无奈,因为当时中国军队中没有疗救的任何手段。但早期接受治疗的人回去以后,讲述了在医院受到的照顾,人们奔走相告,消息在军队中迅速传开,官兵对医院的信任与日俱增,送到医院接受治疗的伤员开始多了起来。正如司督阁医生在一份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医院应诊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军。那些早期治愈出院的伤兵对于树立其后来者接受外国人治疗的信心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医院的伤兵数量也随着战争的继续而增加。” 为此,医院不得不多租赁几家客栈,以容纳不断增加的伤员。诊疗工作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在红十字医院存在的数月时间里,1000多名伤员在这里得到了有效治疗。基督教医师们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无私奉献精神,在社会各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清朝官员公开承认红十字会,并表示随时为红十字会的工作提供帮助。“ 甲午之役,营口红十字医院治疗伤兵,教会中西人士亲进汤药,夜以继日,兵士感激。”

战争结束后,清朝光绪皇帝授予了红十字医院包括司督阁医生在内的几位主要医生双龙宝星三级勋章,以表彰其在战争中所作的贡献。

1904—1905年,日、俄两大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远东的霸权而在中国东北大打出手,中国东北地区成了战争的主战场。日俄战争中,日、俄两军在中国土地上最后一次大规模争夺战是奉天大会战,是役,俄军投入40万兵力,日军也投入30多万兵力,战役从1905年2月下旬一直持续到3月10日,最终以日军攻陷奉天,俄军败退而告终。奉天大会战,给无数中国居民带来巨大灾难。奉天府尹在“道上遇见穷民数十次,有四五十一伙的,有一百多一伙的,来拦舆喊冤,哭声震地”,诉说他们“家产房屋,烧掠已空”的苦难。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俄军从奉天败退后,大批伤员涌入奉天的教会医院。在战役的最后一天清晨,伤员陆续来到盛京施医院, “上午9点钟,手术室开始忙碌,一个接一个的中国人和俄国人被抬了进来,整整一天,我们一直忙个不停”。随着伤员涌入奉天的还有大量的难民。据估计,从战争开始到结束,除逃到新民屯和其他地方的数千难民之外,进入奉天的难民总数约9万人。

应该看到,东北地区教会的救助活动是中国红十字会救助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督徒传教士与中国红十字会一起,为解救深受战争蹂躏的灾区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些著名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战争结束后,受到了中国朝野人士的嘉许。直隶总督袁世凯给司督阁医生亲笔写了一封感谢信,代表朝廷向他表达了谢忱之意:

尊敬的克里斯蒂(即司督阁,作者注。)先生:

因为您在日俄战争中对沈阳及沈阳周围地区那些无家可归和穷困人们仁慈和及时的帮助,无私地为他们提供食物、衣服和药品,请允许我,直隶总督,代表朝廷对您表示感谢。我真诚地希望在上帝的保佑下,光大您的普世之爱,在您一直深深热爱着的中国人民中间继续从事您的工作。

祝您健康愉快!

您的真诚朋友直隶总督袁世凯

1905年7月7日于天津

附:1800-1950:中国的医院都是些谁建立的?

在网上浏览中看到耶鲁大学的1800-1950年中国的西医医院与医学机构的统计表(//www.yale.edu/adhoc/WMC/InstitutionsInventory.pdf)

它对中国1800-1950年有西医的医院和医学机构进行了统计。各条目所列内容包括所在省、所在市、所在市旧名,医院或医学机构名称、建立与资助机构、建立年份、资料档案所在地,以及备注。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在海外许多年了,大概知道中国现代的医院开始于基督教传教士,但在多大程度上是基督教传教士的贡献,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统计资料。出于好奇,我开始仔细分析这份资料。这是耶鲁大学仍在进行中的一项调查工作,因此网页中列了一个叫David Luesink的电子邮件地址,要大家对列表有更正或补充就向他报告。我下面的分析就是根据该列表截至2014年9月的资料。统计表中共列出了1800-1950年中国的527所现代(即有西医)的医院和医学机构。我把它们分成以下五大类进行统计:1)教会设立与资助的;2)设立与资助单位尚不不清楚的;3)公立或军队医院;4)红十字会医院;5)私立医院或其他(不属于前述的任何一种)机构医院。分省统计的结果见本文后面附录。这里是全国总计的情况。括号中的数字是同一类中的医院或医学机构最早建立的年份。

全国总计(Total):527家
教会设立与资助医院与医学机构:351(1835)
设立与资助单位未确定医院与医学机构:144(1890)
公立或军队医院:18 (1908 或 1911)
红十字会医院: 5 (1907)
私立医院或其他机构医院: 9(1900)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在527家有西医的现代医院和医疗机构中,有144家现在还不能确定当时的建立和资助机构。在剩下的383家中,由教会和传教士建立的是351家,占91.6%;公立或军队医院为18家,占4.7%;红十字会建立的5家,占1.3%;私立或其他机构医院9家,占2.4%。

国内其他著名教会医院名单:

1、1835年广州眼科医局后改为广州博济医院

(现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是中国第一间西医医院)

2、1844年上海仁济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3、1866年上海同仁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4、1877年苏州公济医院

(现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5、1883年苏州博习医院

(中国最早使用X光机医院,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6、1883年济南共和医学校

(现为齐鲁大学医学院又称齐鲁大学医科)

7、1885年北京道济医院(现为北京市第六医院)

8、1890年,济南华美医院与医校

(现山东大学附属医院)

9、1898年,广州花地精神病医院(中国第一所西式疗法精神病 医院,现为广州市脑科医院)

10、1903年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

(现为上海第二医学院)

11、1905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12、1906年,协和医学堂

(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前身,由5个教会合作开办,19 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解放军301医院前身)

13、1907年由传教士组织的中国红十字会救助中心

(上海华山医 院)

14、1907年上海圣玛利亚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1900年普仁医院

(现为北京市普仁医院、无锡市普仁医院)

16、1913年泸州福音医院

(现川南医院,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17、1914年湘雅医学校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18、1919年山西川至医学校

(现为山西医科大学)

19、1926年宏恩医院

(现为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20、1928年汉口协和医学堂

(现为武汉协和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汉口协 和医院)

摘自 http://reader.epubee.com/books/mobile/09/09ffb8bb567d517175858188da52c485/text00013.html#footnote_content_txt007_24

钟南山的母亲竟是留美名医,又是敬虔的基督徒! 钟南山与大文豪林语堂及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居然还是亲戚关系!

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已84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获颁“共和国勋章”。

今年中国的春节,一直被新型冠状病毒的恐慌笼罩着。所有人都时时刻刻关注着COVID-19病情的发展,前线医护人员的物资和抗战情况。每天有各种各样的信息,从不同渠道攻占我们的大脑。在这种时候,有一个人的消息,成为了全中国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个人就是钟南山院士。

这位84岁的老人,他说的话,每一句都是强心济,让人看清。他说的话,每一句都是定心丸,让人定神。他说“明确此病人传人”。所有人都戴上了口罩,他说“建议大家不要出门”。所有人都取消了聚餐,开启了旷日持久的“卧室客厅厨房一日游”。有人甚至说:“钟南山不动,我们不动”。“几时才动?钟南山说动才动!”

为什么所有人都这么相信他?不仅仅是因为医术高超,更因为他敢医敢言。而这敢医敢言的性格和声望背后,正是一个世家的传承。

钟南山的祖籍是厦门的鼓浪屿,他的父母都是当地人,虽然他出生于南京,但对家乡一直有一份情怀,鼓浪屿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第一批“医疗宣教”的来华基督教宣教士,就在那里驻扎,并且后来成为了中国现代医学的中心。有大批优秀的医疗工作者都是从这个地方走出来的。至今,还有着抹不去的浓浓的基督教文化。而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就是在鼓浪屿长大的。他父母早亡,于是跟着叔叔生活,上教会学校靠给大户人家当佣人维持生活。因为学习成绩好,考进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后来留学美国,拿到了纽约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他是著名的儿科专家,曾被聘任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医学顾问。1933年,钟世藩与廖月琴结为夫妇,三年后生下了钟南山。

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她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之一于文革期间自杀而她所在的廖氏家族,却是鼓浪屿的名门望族。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从小在鼓浪屿基督教教会学校毓德女中就读,后来考进协和高级护校,毕业后留学美国波士顿学习高级护理。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能受高等教育的女子寥寥无几,而能受高等教育的女子,大都家中有矿。而廖月琴的娘家廖氏家族,可谓声名显赫,熠熠生辉。自廖月琴曾祖父廖宗文那辈起,就到了厦门谋生。廖宗文有四个公子,依次为廖清霞、廖悦发、廖天赐、廖天福。廖清霞毅然南下,来到印尼发展,开办“群乐华”修造船厂和“锦顺昌”土产公司。接着,廖悦发也来到印尼,与兄长并肩奋斗,共同致富,衣锦还乡。回到家乡的廖悦发,在鼓浪屿兴建两座花园洋房,就是有名的廖厝——漳州路44号和48号,而他就是鼓浪屿廖厝名副其实的当家人。这位廖悦发廖财主,正是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的父亲。

当时,廖家几房人全都住在一起。而廖月琴的爷爷是三房廖天赐,父亲廖超熙,是与廖翠凤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的堂兄妹。廖月琴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弟一妹,她们姐弟从小就是在廖厝长大的,她们称呼廖翠凤“凤姑”。那么,钟南山称呼林语堂就是“姑外公”了。


鼓浪屿只是一个很小对外开放的岛屿,当年有好几个国家的宣教士与商人在这里居住,小小岛屿上有8个教堂,分别是三一堂,复兴堂,福音堂,天主堂,协和堂,安献堂,讲道堂和四纵松堂,包括轮渡的竹树堂与新街堂也只在对岸的咫尺之间,基督教会在鼓浪屿很是复兴,岛上的居民大多信奉基督教。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与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都是敬虔的基督徒。林语堂的父亲是基督教牧师。林语堂起初有20年时间信心不坚定,后来真正认识耶稣成为敬虔的基督徒。

这个基督福音的岛屿可出了不少的博士,名人,富商。为了减少篇幅这里就不赘述了。林语堂在廖翠凤之前,有一梦中情人叫陈锦端,陈父作为基督教竹树堂会长老,曾创办了榕城福建造纸厂、厦门电力厂、淘化大同公司等等。当陈父听说林语堂对基督教的信仰不够坚定,虽然学业优秀,但不足以依靠,不同意此婚事。陈锦端没有嫁给林语堂,这是林语堂永远的隐痛。而陈锦端的堂妹陈锦彩,可是嫁到了廖家,即嫁给了钟南山唯一的舅舅廖永廉。廖永廉鼓浪屿英华书院毕业后,考上圣约翰医学院,获博士学位。而廖翠凤二哥廖超照,那也是教会大学圣约翰医学院的博士,两人可是堂叔堂侄兼学长学弟。廖永廉与陈锦彩结婚时,担任女傧相的就是廖超照的女儿雪琴,即廖永廉的堂妹。这位雪琴姑娘,长大嫁人了,夫君正是林巧稚的侄儿林嘉泽,林巧稚还认他为干儿子呢。这么一来,钟南山不就得称林巧稚一声“姑婆”么。

而关于林巧稚,我们就不详细说了,她一生未婚,却亲手接生过5万个婴儿,没有她,中国就没有妇产科!而她,则是一位很敬虔的基督徒。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特别保护了她。她虽然对社会做出极大贡献,却说自己只是耶稣的一朵小花……说到这里我们才得知,钟南山的家族竟然都是基督教的世家背景。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他本人的信仰情况如何。也或许,他身上所有令人敬佩的品质,都只是因为家族文化层面的影响?只是因为,他继承了祖辈要“服侍”的态度。而关于人生的问题,在非典刚得到控制时,曾有媒体采访他,“你认为,一个人的最大意义是什么?”他说,“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到最好,这就是最大的意义。”但真正的使命,绝不是被人赋予的。而忠诚的基础,也首先应该建立在“作为被造物向着造物主的忠心”上。他还说,家庭对他的成长影响很大,在采访中,他说父亲曾告诉他,“一个人,要在这个世上留下点什么东西,那么,他这辈子就没白活了。”而他说,“现在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我慢慢懂得了,我父亲的愿望,我初步实现了……但我还没有满足,因为我还有两项工作没有完成……” 但至于这两项是什么,他没有说。


而此刻,我们在想钟南山说的话,不知他那敬虔的基督徒母亲曾教给过他什么呢?他是否还记得? ……他已经84岁了,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吧!

造天地的主啊,求祢在这次疫情中保守这位老人,无论这次危机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求主拣选他,使他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求主使他能在基督的圣城里有份!愿他的年日是为祢而活,愿他闪亮的一生,是为祢发光!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摘自 http://wen.yzlm66.com/index.php?s=/caiji/detail/id/56186.html

建国七十年来中国人所不知的白求恩的家庭和教育背景

鉴于中国大陆和全球的新型肺炎 COVID-19 流行,影响到了世界各地的每一个国家和海外华人群体。由于七十年来的中国大陆史无前例的宣传,中国大陆的很多医护人员和广大群众一直把白求恩当作该效法的圣人。我们由衷地感谢白求恩大夫等国际人士对抗战中中国人民和八路军将士的无私的爱。由鉴于此,有必要向世界各国华人介绍白求恩大夫真实的家庭背景。

白求恩牧师

图为2019年10月下旬,作为白求恩家族的后代,基督教牧师阿诺德·白求恩(Arnold Bethune)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资料图片)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 摄

以下内容摘自维基百科

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格雷文赫斯特。他的祖先是苏格兰人。几个世纪来,白求恩家族在加拿大很有名气。现任温哥华市长罗品信是白求恩的远房亲戚。白求恩的高祖父约翰白求恩牧师是基督教长老会牧师,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建立了该市第一间基督教长老教会, 也是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创始人之一。白求恩的祖父老诺尔曼·白求恩是多伦多大学三一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是闻名加拿大救死扶伤的名医。白求恩父亲马尔科姆.白求恩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根据加拿大华裔总督伍冰枝著作的记载,白求恩的父亲受当时美国著名基督教布道家和学者 D.L.Moody 穆迪很大的影响。

白求恩父亲马尔科姆.白求恩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他为了传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赎罪牺牲的大爱,跑遍了许多安大略省的城镇的教会。白求恩在格雷文科恩的故居是当地基督教会为牧师盖的住所。1970年加拿大政府为了和中国建交,才把这所房子从当地的教会买下,作为历史古迹,交由加拿大国家公园管理。白求恩的母亲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十岁在故乡伦敦散发基督教小册子,二十一岁离开英国到夏威夷传教,结识了白求恩的父亲。两位虔诚基督徒所组成的家庭带给白求恩说不尽的爱。与白求恩相知甚深的泰德·阿兰在书中写道,“白求恩的家庭生活总是很活跃、丰富而且温暖。”心理学家指出,在充满爱的家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对别人显示爱心,相反,无法得到家庭关爱的孩子长大后也不轻易向人示爱,而容易性格孤僻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白求恩对穷人和患者深怀爱心,首先就是因为他比一般人得到了更多的爱。当白求恩长大成年,他承认父母对他的非凡影响。他说:“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劲。”

1970年中加建交,加拿大政府购下了白求恩的父亲在格雷文赫斯特属于当地基督教长老教会的牧师住宅,将其恢复到1890年白求恩诞生时的样子,又把邻居的白色房子布置成了“白求恩纪念馆”。故居的客厅,餐厅,书房、卧室等都还原了19世纪末白求恩在此居住时布置。2000年8月19日,中国血统的加拿大总督伍冰枝到此为白求恩的铜像揭幕。

白求恩

这个世界尘世的苦难不断。我为白求恩感谢上帝。当时的中国人不信上帝,上帝只能差派白求恩给抗战中苦难的中国人民间接的帮助,可以肯定,那时白求恩年迈的虔诚基督徒母亲一定日日为白求恩在中国的工作祷告。

在白求恩在华的那个中国人民的苦难的时期,有许多位加拿大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从事医疗教育的工作.根据一篇文章的介绍,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各地医院服务的加拿大医护多达二百多人。这一大批来自遥远国度的白衣战士,不管他们的信仰如何,都将故乡安謚平和的生活抛之身外,在中国现代史上最严峻的年代中,默默地关怀和照顾着这片苦难土地上的伤弱病残。他们的献身精神和高尚行为,共同谱写下加中历史上最壮丽动人的篇章之一。加拿大有一部纪录片提到这些在世界各地的医疗基督教传教士。认为他们不是为了加拿大的国家利益,而是为了全人类的爱奉献人生的。这些加拿大医护人员中的大部分在国民政府和日本占领区。由于众所周之的原因,他们的爱心和故事没有像白求恩的故事一样告诉给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应该纪念他们对中国医疗事业的伟大贡献,不应该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只纪念白求恩大夫一人。

居住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 (Halifax) 的女艺术家卡茜·芭斯比 (Cathy Busby) 在中国北京奥运会期间她作为北京红门画廊聘请的驻地艺术家在那里呆了两个月。她不无自豪地说:“白求恩在中国十八个月,我的外祖父在中国二十五年;曾外祖父在中国五十年。”其实时间长短并不重要。我们在这些基督徒医生身上看到的是一条传承已久、极其可贵的加拿大人文精神和道德价值的脉络。卡茜的曾外祖父叫罗维灵大夫(William McClure ,也译为罗威廉),外祖父叫罗明远大夫(Robert Baird McClure)。抗战爆发后,罗明远就任了国际红十字会驻华总管的职位。并在郑州前线一带组织救援工作。就在这段时间罗明远邂逅了白求恩。罗明远在一次路过潼关时,一位中国军官对他说他们护送的一位加拿大医生失踪了。罗明远立刻骑着自行车到处找。最后找到了烂醉如泥的白求恩。罗明远把白求恩交给了护送部队,两人就此分道扬镳了。一年后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牺牲了。罗明远大夫也随国民政府转战到了大西南。在日军占领东南亚后,他又参与建立从印度穿越喜马拉雅山来华的空中供应线。他还专门负责救助在这条航线上时常发生空难的倖存人员。有时甚至要亲自跳伞到人迹不至的山区去现场急救。据他回忆,在这些年中,他几乎天天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工作。身上随时带着一把手枪,自我急救用的一点血清和吗啡。而在这样不稳定的环境中,他居然还实验和提出了一套适合于中国农村的医疗网制度。罗明远大夫当时是印度和中国地区唯一能够使用镭疗治疗癌症的医疗传教士, 曾因教会医院照顾八路军伤兵一事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发生严重争执,导致和国民政府关系破裂。罗明远大夫于1948年返回加拿大后。充沛的精力和坚强的信念驱使他继续踏上为人类解除病痛的征程。他的足迹遍及印度、婆罗洲、埃及、加沙地带、秘鲁、加勒比海和扎伊尔等地区。他于1968年至1971年期间被选为当时作为加拿大最大的基督教宗派第23届加拿大联合教会主席(Moderator of the United Church of Canada)。九十年代下一代人成长后联合教会信仰逐渐出现偏差成为神学自由派,之后逐渐失去基督生命和爱,进而走向教会衰落,目前已经不是加拿大主要的基督教宗派之一。

伊莎贝尔.麦克塔维什医生(Dr. Isabelle McTavish,1881-1953 中文名梅秀英)在24岁由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从曼尼托巴省派到中国去。这位年轻的女医生告别母亲和手足,作为教会医护人员前往中国河南,先后在卫辉、彰德(今安阳)等地爱心工作超过30年, 终生未婚。服务中国人民时间超过白求恩大夫十倍以上。据在广生医院(今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工作多年的李文仁回忆:那时候大部分人都很穷,来看病时身上很脏,有的人满头满身都是虱子。梅大夫一点都不嫌弃他们,还给病人洗脚剪指甲,帮他们抓虱子。李老先生说,这些事情都是他亲眼所见,一个外国人能对我们的普通老百姓这么照顾,他内心非常感动。有一天,梅大夫正在救治一位共产党部队的伤员,一串串子弹从外面射了进来。医院的很多员工赶紧躲进了地下室。梅大夫后来对他们说:我们医生护士是救死扶伤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离开自己的病人,不能把病人放在一边只顾自己。抗日战争后期,梅大夫曾经被日军残酷的关押。抗日战争胜利后她获释回到加拿大。

另外当时有一位在河南安阳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的窦大夫(Jean Dow),曾救治当时被视为绝症的黑热病患者。在二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她拯救了四百位母亲和孩童的生命,受到当地政府的褒奖。但她自己后来不幸感染了一种不明的疾病而去世,被安葬在她工作了三十三年的安阳。河南安阳地区的广生医院由加拿大基督教传教士和基督徒医师管理了53年,直到1947年才由中国基督徒接办。河南当时的恩赐医院,博济医院,惠民医院等其他医疗机构也是由加拿大基督徒医生所创办的。

在四川,加拿大基督徒医生先后创建16家仁济医院,遍布巴蜀各地。医生们不仅在成都开办了中国西部第一家西医诊所,还创建了以医学和牙学为主、文理并重的华西协和大学,并使之成为我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

加拿大首位华裔女医生张肖白 (Dr. Victoria Cheung,  1897-1966) 被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女子传道会派到广东江门的巴克莱妇幼医院(也叫仁济医院,是现在的江门中心医院的前身)工作。江门人对她的记忆仍然鲜活,尤其是医疗系统中人。她的爱心和事迹在广东江门民间广为流传。庆幸的是,张肖白没有活到人斗人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日子。广东省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屠杀情况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文化大革命前夕她葬礼那天,广东江门四乡民众自发赶来送殡,送葬队伍绵延长达数公里。

加拿大传教士医生查德·布朗 (Dr. Richard Brown) 原在武汉某基督教教会医院工作。白求恩率加拿大援华医疗队来到武汉时,经人动员,他随白求恩的医疗队奔赴延安,精心为八路军伤病员服务。后来,他又随白求恩等深入华北前线,到五台山地区救治八路军伤病员,根据地的报刊对他的有关事迹作了专门报道。朱德见到报纸上关于布朗的报道,也很感动,特致函布朗向他表示感谢,希望他继续留在八路军中工作。朱德在信中说:“八路军非常感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给予中国的同情和援助,特别是那些在非常艰难和危险中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们。” 他还向布朗介绍中共的宗教政策:“八路军没有反对传教士的偏见,恰恰相反,我们欢迎他们,愿意和他们合作。因为我们的抗战不只是为中国国家的独立自由而战,而且也是为了支持世界的和平而战。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

厦门鼓浪屿教会学校培养的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开拓者林巧稚医生

林巧稚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及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中唯一的女性。林巧稚虽然终生未嫁,但一生亲自接生了5万多婴儿,也有“万婴之母”的外号。她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被誉为“东南亚的一颗海上明珠”、“钢琴之岛”、“音乐之乡”的厦门鼓浪屿。当人走上该岛屿的东南部,在漳州路与复兴路之交的一片苍松翠绿环抱中的一块高地上,一尊汉白玉雕成的林巧稚塑像将映入眼帘。这是厦门市政府为纪念林巧稚大夫而修建的“毓园”,寄托了人们对这位医学家、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崇高品德与精湛医术的怀念。

林巧稚是于1901年出生在鼓浪屿。5岁时,母亲不幸去世,其父林良英担负起照顾孩子的责任。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林巧稚小的时候,就经常带她上教堂,给她讲《圣经》故事。基督信仰抚慰了这颗受伤的心灵,更深深地扎根其中。

教会十分注重女子教育,认为妇女都是孩子的母亲,她们负有孩子启蒙的责任,如果缺乏应有的文化知识,很难培育出健全的下一代,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教会人士积极在鼓浪屿创办女学,提高了妇女地位,使她们得到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同时也为社会培养了不少杰出人才。

林巧稚从小就接受了良好教育,为日后的成就打下坚实的基础。她5岁时,进入英国长老会开办的怀德幼稚园。10岁进入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在此,她遇到了恩师——玛丽·卡琳小姐(Miss MaryCarling)。卡琳不仅教学严谨,学生们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当时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她还将耶稣基督“爱人如己”等教导传授给她的学生。林巧稚在学校耳濡目染了卡琳虔诚的信仰,谦卑柔和、博学多才等品性。卡琳也对林巧稚的聪明、勤奋、诚实、责任感等品格十分欣赏。因此,卡琳成为了林巧稚的良师益友。她给林推荐了圣女小德兰的《心灵小史》以及圣方济各祷文等,这些关于信仰的书籍深深地影响了林巧稚,她认识到基督徒用爱所作的哪怕只是些平凡的琐事,同样能够成就非凡的事业,因为他(她)见证了基督的爱。林巧稚因此确立了人生的方向、道德观和价值观。

母亲因患宫颈癌过早去世深深地影响了林巧稚,母亲饱受病痛折磨的影像始终在她的脑海里徘徊。1910年美国医疗传教士郁约翰为了救治病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件事感动了很多鼓浪屿人。早年的这些经历使她很早就树立了当一名医生,服务病人,解除他们痛苦的志向。1921年,她高中毕业后不久,从卡琳小姐那里得知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全国招收25名学生的消息,于是她决定前往应试。在卡琳和父兄的支持下,林巧稚离开厦门,到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参加考试。她顺利地完成几门科目的考试,最后一科是英语笔试。正当她聚精会神地笔答问题时,一位女考生因中暑而昏倒,监考老师一时不知所措。林巧稚见状,立刻放下考卷对这位女生进行施救,直到她恢复正常为止。但她却因此耽误了考试时间,试卷未能完成。

林巧稚回到厦门后,将考场的经过告诉了家人、朋友,她觉得录取无望,因为救人而没有完成英语考试。他的父亲说“你这样做是对的,救人最要紧”。一个月后,林巧稚意外地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原来监考老师将她舍己为人的事迹写在英语试卷后面呈报上去,校方深受感动,结合此前的优秀成绩,决定录取这位品学兼优的学生。20岁的林巧稚如愿以偿地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读书。

经过8年的刻苦学习,林巧稚终于在1929年6月毕业。学校为表彰她的优异成绩、热心公益以及关心他人的美好品行,授予她最高荣誉奖”海文奖”。毕业后,她为北京协和医院所聘用,成为该院第一位女住院医生。此后经过不断进修,她成为协和医院首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

林巧稚医术精湛,诊治了不少疑难杂症,使很多产妇转危为安。有一次,一位外国医生在为一个高危难产的产妇做手术。手术进行到一半时,外国医生摇了摇头,表示无能为力,决定放弃抢救。林巧稚不忍心两条生命就这样逝去,她义无反顾地接过洋医生手中的产钳,沉着泠静、专心致志地进行手术,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使母子脱离了危险。

林巧稚有个出诊包,是为救治穷人服务的。在一个雷电交加的秋夜,忙碌了一天的林巧稚刚躺下休息,忽然听到门外的铃声响声,她马上意识到有产妇的生命垂危。她立刻从床上爬起来,冒着风雨,与病人的丈夫赶到低矮的病患家中。经过紧张的抢救,母子终于度过难关。当婴儿的啼哭响起之时,产妇的婆婆与丈夫跪在林巧稚面前,一声不响。林巧稚这时才环顾下四周,知道这是个一贫如洗的家庭。心中的怜悯油然而生。她打开出诊包,将几张钞票放在桌子上说“什么都没有人命要紧啊,钱不多,留下给她买点吃的,有事再叫我来,不要耽误了。”这种事情在林巧稚的从医生涯中时有发生,因此很多人在传诵。“林大夫是天底下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心人啊。”

在其六十年的医务生涯中,林巧稚除了做研究和带学生外,还亲自接生了五万多婴儿。很多父母以 “林”字给孩子命名,例如”念林”、”爱林”、”敬林”、和”仰林”等等,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20世纪50年代后,林巧稚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主席(首位女性副主席),北京妇产医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并且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1958年,林巧稚在北京组织医护力量对80万妇女进行了妇科普查,尤以宫颈癌作为普查的重点。在其带动下,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也相继进行了类似的普查。此后,妇女罹患宫颈癌的比率大大下降,孕妇开始受到医疗监护,妇女孕育期也开始享有产假。

文革期间,协和医院被改名为”反帝医院”,林巧稚也受到冲击。她被剥夺了主任医生的职务,成为一个每天推着四轮小车给病人打针、送药、洗便盆的老护士。但她仍以基督的爱心,以当年她培训护士时所说的话去做事:”当你怀着基督的爱去做这些事,就不会觉得每天的工作琐碎、无聊、没出息了”。文革后期,在林巧稚的主持与参与下,全国各地农村建立了医疗卫生网,培训了大批的农村”赤脚医生”和接生员。大大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1980年,林巧稚因患脑血栓入院治疗,住院期间,林巧稚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是一名医生,经历了太多的生死。我不怕死,《圣经》上说:’我必往祂那里去'”。在世上的最后岁月里,林巧稚仍抱病参与编写《妇科肿瘤学》、《家庭育儿百科》和《农村妇幼常识》等书。林巧稚毕生对妇产科学许多领域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妇科肿瘤,以及新生儿溶血症等方面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在北京安息。在遗嘱里,她把自己的全部遗产捐赠给北京的幼儿园和托儿所,并请求归葬故乡鼓浪屿,因为“我是鼓浪屿的女儿,我常常在梦中回到故乡的海边,那海面真辽阔,那海水真蓝、真美……”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来源:福音时报

摘自维基百科

林巧稚(1901年12月23日-1983年4月22日),又名林丽咪[2]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鼓浪屿(今厦门市思明区鼓浪屿)人,中国妇科产科医生医学科学家。

她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及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中唯一的女性。林巧稚虽然终生未嫁,但一生亲自接生了5万多婴儿,也有“万婴之母”的外号[3]。她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早年生涯[编辑]

1901年12月23日(光绪二十七年),林巧稚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的一个基督徒家庭,是林家的第三个女儿。因第二天夜晚就是圣诞夜,作为基督徒的父亲视这个女儿为上帝赐给林家的圣诞礼物,故给她取名叫“巧稚”,有“灵巧而又天真”之意[2]。1906年,林巧稚的母亲因患子宫颈癌去世,此事对林巧稚产生了巨大影响。

1908年,林巧稚进入蒙学堂(女子小学校);之后,就读于鼓浪屿怀仁学校(鼓浪屿女子高中)[4]。3年后升入鼓浪屿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因品学兼优,毕业后留校任教[5]

林巧稚的父亲早年在新加坡读大学,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归侨,林巧稚从小就跟父亲学习英语,再加上幼年被父亲送入外国人所办的幼儿园读书,因此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中学时期,学校一位基督徒老师博学多识、谦卑柔和,平等对待所有人的行为给林巧稚带来很大震撼。加之家庭的熏陶,林巧稚后来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不仅笃信基督教“爱人如己”的信条,也立志奉献自己,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主爱,彰显主耶稣甚督的荣光。

在鼓浪屿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厦门女子师范学校), 她遇到了恩师——玛丽·卡琳小姐(Miss Mary Carling)。卡琳不仅教学严谨,学生们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当时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她还将耶稣基督“爱人如己”等教导传授给她的学生。林巧稚在学校耳濡目染了卡琳虔诚的信仰,谦卑柔和、博学多才等品性。卡琳也对林巧稚的聪明、勤奋、诚实、责任感等品格十分欣赏。因此,卡琳成为了林巧稚的良师益友。她给林推荐了圣女小德兰的《心灵小史》以及圣方济各祷文等,这些关于信仰的书籍深深地影响了林巧稚,她认识到基督徒用爱所作的哪怕只是些平凡的琐事,同样能够成就非凡的事业,因为他(她)见证了基督的爱。林巧稚因此确立了人生的方向、道德观和价值观。

民国时期[编辑]

母亲因患宫颈癌过早去世深深地影响了林巧稚,母亲饱受病痛折磨的影像始终在她的脑海里徘徊。1910年美国医疗传教士郁约翰为了救治病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件事感动了很多鼓浪屿人。早年的这些经历使她很早就树立了当一名医生,服务病人,解除他们痛苦的志向。1914年,林巧稚受洗,正式加入基督教。1921年,她高中毕业后不久,从卡琳小姐那里得知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全国招收25名学生的消息,于是她决定前往应试。在卡琳和父兄的支持下,林巧稚离开厦门,到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参加考试。她顺利地完成几门科目的考试,最后一科是英语笔试。正当她聚精会神地笔答问题时,一位女考生因中暑而昏倒,监考老师一时不知所措。林巧稚见状,立刻放下考卷对这位女生进行施救,直到她恢复正常为止。但她却因此耽误了考试时间,试卷未能完成。

林巧稚回到厦门后,将考场的经过告诉了家人、朋友,她觉得录取无望,因为救人而没有完成英语考试。他的父亲说“你这样做是对的,救人最要紧”。一个月后,林巧稚意外地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原来监考老师将她舍己为人的事迹写在英语试卷后面呈报上去,校方深受感动,结合此前的优秀成绩,决定录取这位品学兼优的学生。20岁的林巧稚如愿以偿地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读书。

经过8年的刻苦学习,林巧稚终于在1929年6月毕业并获医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协和医院妇产科大夫,为该院第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学校为表彰她的优异成绩、热心公益以及关心他人的美好品行,授予她最高荣誉奖”海文奖”。毕业后,她为北京协和医院所聘用,成为该院第一位女住院医生。此后经过不断进修,她成为协和医院首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

1932年,林巧稚到英国伦敦医学院(英语:Barts and The London School of Medicine and Dentistry)和曼彻斯特医学院(英语: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进修深造。1933年,林巧稚到奥地利维也纳进行医学考察。1939年,林巧稚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英语:Pritzker School of Medicine)深造。1940年,林巧稚被美国方面聘请为“自然科学荣誉委员会委员”。同年回国,继续供职于协和医学院,不久升任妇产科主任,成为该院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1941年底,北京协和医院因太平洋战争关门。1942年,林巧稚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开办私人诊所。后来,林巧稚担任了中和医院(前身为中央医院,现在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1946年,林巧稚受聘兼任北大医学院妇产科系主任[7]。1948年,林巧稚返回协和医院,并在此工作直至去世。

共和国时期[编辑]

1953年,林巧稚出席在奥地利召开的世界32个国家参加的世界医学会议,会后访问了苏联。1959年,林巧稚当选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8]。1965年,林巧稚主持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妇产科学术会议。

这一期间,她带领学生针对葡萄胎、子宫绒毛膜上皮癌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总结协和医院从1948年7月1日到1958年12月底接受的158例滋养细胞肿瘤患者的案例之后,她们发现27例恶性葡萄胎中有24例发生了远处转移,86例良性葡萄胎中也有9例发生了远处转移。这一发现推翻了外国专家分析200例葡萄胎病例后得出的良性葡萄胎不转移的结论。此外,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林巧稚在1958年组织对22处居民地段、27所学校、83个机关单位的7万多29岁以上妇女进行了抽样检查,开始着手对妇科疾病的流行病学进行调查。为了降低新生婴儿死亡率,防治宫颈癌等疾病,林巧稚还撰写了通俗读物《家庭卫生顾问》。

文革期间,协和医院被改名为”反帝医院”,林巧稚被划为“重点改造对象”、“反动学术权威”,被发配到协和医院病房做护工。[9]1969年4月中旬,协和医院革委会宣布“解放”林巧稚。1971年2月6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个会议上亲自接见林巧稚。[10]

1972年,林巧稚任副团长率中华医学会代表团出访美国、加拿大。1973年,受聘为世界卫生组织医学研究顾问委员会顾问,任期5年,至1977年。1974年,林巧稚任中国友好参观团团长率团出访伊朗,同年赴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医学顾问委员会会议,会后考察了瑞士、法国。1978年12月,林巧稚和楚图南率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赴西欧四国访问,在英国患脑血栓后返回[11]。1980年12月2日,林巧稚病情加重被送进医院,病重期间仍然坚持写完了《妇科肿瘤》一书[7]

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林巧稚在辞世时的遗嘱有3项内容:将积蓄3万元人民币捐献给医院的托儿所、遗体供医学解剖用、骨灰撒在故乡鼓浪屿的海上[12]

纪念[编辑]

鼓浪屿毓园林巧稚纪念馆

林巧稚逝世后,厦门鼓浪屿于1984年建造了名为“毓园”的林巧稚纪念馆[4]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于1990年10月10日发行的《中国现代科学家邮票》第二组中的医学家即为林巧稚[13]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福建科技出版社分别于1985年、1989年、1992年分别出版了纪实文学《林巧稚传》。中国和平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也分别出版了《林巧稚》。

2009年9月14日,林巧稚选入“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7]

贡献[编辑]

林巧稚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开拓者之一,她在临床、科研和教学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计划生育[编辑]

1956年,林巧稚在青岛疗养时,向毛泽东面陈过必须控制人口发展的建议。当时中华医学会召开第一届妇产科学术会议,她作为学会主任委员、会议主持人,根据周恩来指示,提议计划生育议题[14]。1957年,马寅初在全国人大第一届四次会议上,提出控制人口的战略性问题。林巧稚与王叔贞等人联名,作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书面发言,从医学的角度进一步阐明控制人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措施和方法。1960年代,她成立了科研小组,承担国家重点课题研究及避孕药具鉴定,其指定的避孕药剂量,成为中国大陆口服避孕药的标准剂量。研究小组与北京妇产医院合作研制成功的金属、塑料混合型避孕环——北京型宫内节育器因避孕效果好,最后在全国被推广采用[15]

宫颈癌[编辑]

宫颈癌是妇科的多发病,由于早期不易被患者察觉,到临床就诊时往往已入晚期[16]。林巧稚提出在北京地区进行子宫颈癌普查,开展基础性的调查研究[17]。1958年,在张臣芬合作下,制定了普查方案,选定北京市东城区作为试点,获得50000人的大量调查资料。接着,在妇产医院的参与下,扩大调查范围至近90000人的资料。其结果于1960年以“北京市88988居民区子宫颈普查结果初步报告”为题,发表在《中华妇产科杂志[18]。根据北京地区的经验,中国20个城市,相继对110余万、25岁以上适龄妇女进行了检查。患病率为145/100000,这也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最大的一次妇科普查[15]

在此基础上,林巧稚团队对子宫颈癌的诱发原因进行研究,并使得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19]。据北京地区的统计资料,1972至1976年,发病率仅为1958至1959年的14.3%;早期癌在子宫颈癌中被发现的比例,由5.5%提高到43.7%,上升了8倍[20]

绒毛膜癌[编辑]

1958年,林巧稚在协和医院妇产科成立了绒毛膜癌研究组,由宋鸿钊任组长,开展绒癌药物治疗的系列研究。至1978年,该研究组创制出大剂量多途径用药方法,使大多数病人得到根治。从协和医院收治的病例的统计结果来看,治愈率从1959年的10%,提高到1978年的80%以上;恶性葡萄胎的治愈率几乎是100%。研究成功的通过脑动脉或鞘膜内注射化学药物的治疗方法,使脑转移的绒毛膜癌病人死亡率,由过去的100%,下降至30%以下[15][21]

基因诊断[编辑]

由于遗传或其他原因,产科胎儿经常出现无脑脑积水开放型脊柱裂肺发育不全先天性心脏病腹裂等先天性畸形缺陷。1977年,林巧稚在协和医院建立中国首家遗传病产前诊断咨询门诊和遗传病实验室[22]孙念怙配合成立了专门的研究组,开展了细胞遗传学、酶学到分子遗传学的胎儿产前诊断。其《羊水细胞培养》获1981年卫生部科技成果一等奖。《早孕绒毛诊断胚胎染色体异常》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预防性优生》获1986年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技进步二等奖;《血友病的产前基因诊断》获1991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23]

新生儿溶血症[编辑]

林巧稚还首创在中国开展新生儿溶血症的换血治疗[20]。1962年,林巧稚及同事们通过全身换血术,将脐静脉换血治愈一名患有溶血症的新生儿,此例是中国首次成功治愈新生儿溶血症的案例,其治疗方法也迅速在全国推广[15][24]

评价[编辑]

林巧稚一生未婚,没有自己的儿女,却亲手接生过五万名新生儿。接生的孩子里,很多名字里都带一个“林”字,这是众多普通妇女对林巧稚这位“万婴之母”的感恩。她对病人高度负责,教育妇产科所有的人,“救活一个产妇、孕妇,就是救活了两个人”[25]。许多孕妇为了感谢她的救命之情,把林巧稚大夫新手接生的婴儿起名“念林”、“爱林”、“敬林”、“仰林”等名字,以示对林巧稚的永久纪念[4]

宁波发现屠呦呦小学时期母校为中国最早女子教会学校

摘要:药学家屠呦呦获得诺奖,成为中国人的骄傲。3月上旬,一位朋友在走访宁波时,参观了当地一些基督教的建筑,包括私立甬江女中旧址,“意外发现都是屠嗷嗷以前上过学的地方。这两座百年建筑都是海外基督教会建立,无意中,在百年后造就了一个诺贝尔获奖者。这一定是上帝的美意。”

的确,如这位朋友所说,屠呦呦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在她的故乡接受了完整的中小学教育,随后在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而她的小学母校之一的崇德女子学校小学初小和初中母校之一的私立甬江女子中学,都和基督教传教士的奉献有着历史渊源。而且,巧合的是,这两所的学校本身也很有渊源,它们的前身都是宁波女塾,距历史记载,这是中国内地最早的教会学校,也是中国最早的女校。

屠呦呦的小学母校之一:崇德女子学校

在屠呦呦获奖后,宁波当地它的中学母校效实中学、宁波中学都在第一时间向她发去贺电,宁波普通的市民也对屠呦呦曾经读书时的细节津津乐道,但到底屠呦呦的小学时在哪念的?这个问题,迟迟没有学校“认领”。后来,包括浙江日报旗下的“浙江新闻”、以及宁波当地许多媒体《现代金报》、《中国宁波网》等经过许多考证,最终由宁波教育博物馆确定屠呦呦曾于1937年至1941年曾就读崇德小学初小,其前身就是宁波女塾。2001年7月出版的《中国教育大事典》如此记录说,“1844年设立的宁波女塾,是中国内地最早的教会学校,亦是中国最早之女学校”。

据史料记载,1840年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辟为全国“五口通商” 的口岸之一,允许外人经商、传教、办学,传教士也来到这里。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委员、传教士阿尔德赛小姐(Miss M.Aldersey,又被译为奥特绥)在宁波城西祝都桥竹丝墙门内大屋(今尚书街东端,中西山路182弄36号)创办了宁波女塾。阿尔德赛的这一创举早于上海文纪女校、福州毓英女学堂(1859年)和北京贝满女学堂(1864年),开了宁波和整个全国女子教育的先河,是“中国最早的女学”。

学校设立“圣经”课为主课,也开设国文课,邀请地方上有名望的老夫子作为教习,整体课程有识字、圣经、数学、地理、女红等,教育形式和内容都十分让人耳目一新。 女塾不但免收学费,学生还能享受贴补家用的津贴。宁波教育博物馆高度评价了这批传教士在宁波创立的第一批教会学校:“宁波女塾等校不仅冲击了宁波传统的教育模式,还开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浙江新闻”评价说:教会女校的兴起不仅使部分女子打破闺门禁锢,从而走上社会,而且开始接受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逐步走上自强、自立的道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事。

随后,在1847年又一名传教士,来自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柯夫人在江北槐树路设立另一所女校。阿尔德赛离甬时,二所女校合并称崇德女校,校址就在宁波的槐树路。此后,一位美国女士也在宁波开办了圣模女校。1919年,崇德、圣模二校的中学部合并,1923年定名为私立甬江女子中学。小学部于1923年单独建校,分为崇德小学和圣模小学(后改名永丰路小学)。新中国成立后,崇德小学后改名为槐树路小学,1985年6月,改名为江北区实验小学。

屠呦呦的初中母校:私立甬江女中

私立甬江女中正式定名于1923年,美籍徐美珍女士为校长。1925年“五卅”运动后,全国各地开展收回教育权的斗争,宁波也响应此号召。1927年7月,校董会聘请女教员兼教务主任的沈贻芗为首任国人校长。

沈贻芗出生于1901年,奉化溪口亭下人。中学就读于教会学校的圣模女中,1926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教育系。她之所以能够荣任私立甬江女中校长,一方面她是这所学校的前身圣模女中的老毕业生和老教员,同时品学兼优,因此最开始是由徐美珍聘请回来任教,后由聘她为教务主任,展现了杰出的业务能力。

成为校长上任不久,沈贻芗即向当时的中国政府(省教育厅)注册立案“甬江女中”,学校由此跻身省立中等学校行列,在我国女子教育史上谱写了崭新一页。沈贻芗立志希望把收回来的学校办的比以前还好,由此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甬江女中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比如推行导师制,每一教师一般负责辅导二十名同学;德育上,她倡导爱国、尊师、友爱、礼貌、诚实、整洁、节俭等美德;智育上,要求学生勤学苦练,学好理科,而英语、音乐、美术、劳作向来都是她非常看重的,比如在教学上添置钢琴8架,培养女性音乐技能。她也极为重视体育,兴建了本市第一座健身房,雨雪交加之日也能照常进行教学和锻炼,培养出的“甬江女篮”在比赛中每次所向披靡;在生活上,她规定学生一律穿校服,热天是裙子,平时是黑布旗袍,显得朴素大方,整齐划一,养成不分心于穿戴打扮,而专志于用功读书的良好习惯。由此,这里历届的毕业生颇得社会好评,其中品学兼优者常被保送进沪江、之江、金陵女大等高校。

当时,由于历史渊源和现实条件,办学经费小部分来自学费收入,大部分仍是教会补助。同时沈贻芗本人也是虔诚的基督徒,虽然原来的圣经课被改为课外活动,但日常之间,仍保留着朝有“晨更”,夕有“晚祷”,一遇主日和基督教的节日时,师生就会相偕到市内教堂去做礼拜、听讲道的美好传统。

1935年,沈贻芗女士受校董会委派,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1937年,就在抗战爆发前夕,沈贻芗女士毅然回到祖国,回到了她牵肠挂肚的这所女中。她说:我的命运必须和甬江女中的命运联在一起。沈贻芗女士1990年逝世,她为了教育,一生未婚,不但是位杰出的女校校长,更是一位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的巾帼教育家。

战期间,甬江女中可为命运多舛,经历多次停课、复课、迁址。其中一段时间为照顾学生的安全,沈贻芗还曾带领师生到她的奉化亭下借用商借沈氏宗祠、单氏宗祠为临时校舍开课。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甬江女中教学大楼却已被付之一炬。学校只得暂借附近的圣模小学及裴氏旷宅复校,开设初、高中共6个班。屠呦呦正是在此时转入甬江女中读初三,据考证,当时初中段有300多名学生。据教育史料考证,1943年秋至1945年秋,屠呦呦入鄞县私立器贞中学女生部读初一、初二。1945年9月入私立甬江女子中学读初三。

从现存的资料中得知,屠呦呦读初三期间,当时甬江女中开设了公民、国文、数学、英语、物理、卫生、音乐、劳作、历史、地理、童军、体育等课程。到了初三第二学期末,屠呦呦因病休学,直至1948年初以初中毕业同等学历入私立效实中学读高一,1950年春转学至浙江省立宁波中学读高三,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

如今,私立甬江女中的前身宁波女塾作为中国首所女校,其旧址现已改建为全国首家区域性教育博物馆——宁波教育博物馆。甬江女子中学遗址有两栋旧房,是建于1922年的教学楼和建于1930年的体育馆。这不仅是宁波所存不多的质量上乘、形制美观的民国时期建筑物,更是宁波乃至全国教育史上难得的旧址。

2015年11月28日——2016年3月10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与宁波特展在这家博物馆举行。其中她在宁波的教育经历也作为重点的板块介绍给观众,包括她在1937-1941年于崇德小学初小,以及1944年在私立甬江女子的经历。

“虽然传教士们都去了天堂,他们的生命却还在继续影响神州。”在参观了甬江女子中学的旧址、观看了屠呦呦与宁波的展览之后,朋友最后如此感慨说。

纪念一百年前创办多间教会医院学校孤儿院终身未婚的中华奇女子

一百年前的1920年,与在上海诞生的中国执政党差不多同一时间,两位充满爱心的女士,石美玉医生和胡遵理教师在上海先后创办伯特利教会 (Bethel Mission of China),伯特利医院(今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伯特利护士学校,伯特利妇产科护理学院,伯特利孤儿院,伯特利小学,伯特利中学,伯特利神学院和圣经学院,伯特利出版机构,伯特利布道团(宋尚节,计志文)。这些机构培训出大量的优秀专才,他们在日后的岁月里,将爱传到了中国大陆及海外的很多地区。其中伯特利孤儿院,伯特利中学,伯特利小学,伯特利神学院先后在战乱中迁往香港。民国早期石美玉医生用无私的爱创建的九江乡村医疗体系被后来的中国领导人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通过宣传系统在全国推广。为了纪念石美玉医生这百年前的壮举,特此转载下列文章。

 
本文转载公众号:黑門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愿望清单,这个愿望清单有多长,里面写着多少美好的事,只有每个人自己清楚。可是,在有些人手里,这个愿望清单总是被推迟,被搁置,被遗弃,被陈列在时间的阁楼里朽坏、腐烂,化成了粉末。而有些人手里的愿望清单,一次次被刷新、被丰富、被实现,被放在流血的荆棘中生了根、发了芽、长成了一片茂密的森林。一百多年前的清朝,尽管当时西方风潮“人权自由主义”思想已东渐,但女人们普遍都还缠着足,笃信“无才便是德”的迂腐观念,相夫教子,垂手伺候在男人的身后才是“贤德的妇人”。至于出国留学,那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堪称传奇中的传奇。而当时偏偏就有这样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她大胆的迈出了令国人惊诧的,一双未裹足的“大脚”,漂洋过海去到美国学习医学知识,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开办医院学校、建立孤儿院,收养孤儿。她也因此成为美国任何一个宣教机构都乐于委派的宣教士,这在中国基督徒中,是屈指可数的。请让我们记住她的名字 —— 石美玉。
 
 

01
中国最早留学美国的医生
大学首位亚洲医学女博士
 
1873年,石美玉出生于湖北黄梅一个没落但十分温馨又相爱的小家庭中。她的父亲石宅嵎是江西省卫理公会最早的华人牧师之一,她的母亲是教会女校的校长,因为父母的基督信仰,所以她从未被要求裹足。石美玉从小就喜欢写愿望清单,大大的旧报纸,随手拾起的碳削,写的满满的。每次有愿望被实现后,她就会再想一个愿望填进去,如此反复,从未停歇。七岁时,由于家境太过贫寒,便随父亲到江西九江谋生。当时,美国卫理公会来华宣教士昊格珠 (Gertude Howe),在江西九江当地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由于石美玉的父母是被卫理公会宣教士带领信主的,所以她便一直在教会学校学习、生活。
 
有一次,昊格珠见到石美玉与其他同期学习的小孩子差别很大,她十分好学又聪明伶俐,常常喜欢自己一个人钻研书本。此时,恰巧石美玉的父亲突然提出请求,希望昊格珠能帮助石美玉进入美国的医学院学医,在征得石美玉本人的同意后,昊格珠便将她收养在身边亲自教导。1880年(光绪六年)宣教士昊格珠因时局原因不得不返回美国,决定将石美玉一同带往美国读书。石美玉来到美国后,并没有被眼前的繁华新鲜世界所影响,反而更加勤奋学习。在十年的时间里,先后熟练掌握了英语、德语、日语、等多国语言,并且对所学的数、理、化、绘画、音乐等诸多科目表现出浓厚地学习兴趣,且无一不精通。就连昊格珠都难以置信,连连称赞自己发现了一块“瑰宝”。1892年,石美玉中学毕业后,时年19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美国当时第一流的学府也是当时美国人口中的“科研摇篮地”——密歇根(Michigan)大学。进入大学后,她仿佛“疯了一般”,醉心医学,以图能尽快回国医治中国同胞肉体上的病痛。几年后,她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被授予博士学位,继续留校学习。平时,为了不引人注目,她在美国一直都是穿西式服装,但只要有表彰大会,她就会换上家人在临行前为她准备的传统中式服装,上台接受学校的嘉奖。1896年毕业典礼上,石美玉穿着粉色的中式旗袍,步履优雅地走上讲台,获得全场师生潮水般的掌声。她不仅是中国医学界最早留学美国的女医生,更成为密歇根大学最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女性。
 
 

02
毅然放弃留美的“傻子”
跟随呼召回国医病宣教
 
她自信的站在台上,分享着自己已经完成的“愿望清单”,也透露了一些愿望清单上迫切需要完成的“大愿望”,第一个就是回国,创办医院救治同胞。在此之际,学校趁势抛出丰厚的橄榄枝,但她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她的美国同学得知后十分不解,骂她是个“傻子”,白白浪费了其他人梦寐以求的大好机会。石美玉连半句话都没有为自己解释,她坚定心中上帝给她的异象:回中国!
 

 
很快便收拾好简单的行囊,回到了中国。当时和石美玉一同在密歇根大学学医,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且执意回国的还有一位中国基督徒女子,她的名字叫康爱德。她们决定一起回到家乡,做出一些改变。两人刚落地,茶水还没得及喝一口,就被乡亲们请去救急,处理一宗难产手术。一位产妇怀的是双胞胎,但在第一个婴儿平安降生后,发生了宫缩停止的现象,如果抢救不当,另一个婴儿和产妇都会出现生命危险,当地有名的中医对此无计可施。
 
 
 
石美玉和康爱德俩人凭借精湛的医术,保住了产妇和婴儿的生命,这一下子就在十里八乡传了起来。很快石美玉和康爱德两位主内姊妹就动工开了一间小诊所,第一年,十里八乡甚至是外省的,来就诊的病人达 2000多人次,两年后,接待的病人就超过了5000人次。慕名而来的病人越来越对,原先的诊所一下子就显得十分狭小,连下脚的空地儿都没有。连日来,目睹到这一情况的石美玉,内心十分焦灼。她祷告祈求:“主啊,既然祢带领学医,又让我学成归来,现在就求你帮我开道路,我们需要扩充更大的场地,求你预备。”
 
 

03
向美国筹款建立教会医院
创办中国最早的护士学校
 
有一天,一次偶然的机会,石美玉决定写信给远在美国的朋友,请求他们捐款相助。因为她擅长交流,又很懂相处之道,在留学期间很受朋友欢迎,所以信件发出不久后就有了回应。当时的美国芝加哥名医 Dr.I.N.Danforth 为纪念其去世的夫人,愿意出资并委托石美玉在中国建造一所以其夫人名字命名的医院。
 
 
1901年12月,但福德医院(今为九江市妇幼保健院)建成投入使用,共拥有95张病床和当时最先进完善的设备,石美玉出任该院院长。看着眼前的这一切,这个内心强大的女子,再也忍不住了,她躲在一旁嚎啕大哭,不住的说着:“主啊,感谢祢,主啊,感谢你……” 即便如此,她并没有停止为主作工。
 
与此同时,为了传授医学知识,培养中国女性护理人才,让更多的人受益,她又创办了但福德护士学校(今为九江学院护理学院)。石美玉日夜不停的亲自手编教材,把英文医学书籍翻译成中文、投资购买教学设备,又利用绘画的天赋,画了一幅又一幅人体解剖图。还积极争取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的资助机会,并选派优异的护士出国留学。但福德医院护士学校是我国最早的护士学校之一,这些学生们白天和医护人员一起在医院从事护理实践工作,晚上加班加点和石美玉学习医护理论知识,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
 
石美玉个人非常注重培养学生们的独立判断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在九江的20多年时间里,她一边治病救人,一边潜心培养了500多名护士。其中,中国护士之母、中华护士会首任中方会长伍哲英,就毕业于九江但福德护士学校,她本人在学习期间,受到石美玉的精心栽培。
 
 

04
日夜繁重的工作终究压垮了她
“我要为主的做的不止是这些”
 
她在神的带领下,使得整个医院的医护人员专业水平直线上升,但她并没有满足于此,为了医院能够更良好的长远发展下去,石美玉祷告决定赴美筹募资金。因着她虔诚的信仰态度和坚定的服侍意志,再加上但福德医院在美国的声誉也非常好,所以得到了大批奉献注入。回国后第一时间,她就用这笔钱将医院扩大了一倍,接诊病人激增,仅当时一个月就诊治了2743名病人。
 
石美玉忘我的付出不仅得到当地乡绅的热烈响应,更是获得了当时兴起的各地民族主义改革者的大力宣扬,信任和尊敬也接踵而至。有一次,她生病在家休息,九江知府竟然主动出告示:禁止任何车马经过她居住处门前的街道,以免影响她养病。1906年,石美玉的胞妹石安娜突然患病去世,繁重的工作加上多年奔波饮食不规律,也导致石美玉盲肠炎发作,她不得不暂停手下的工作前往美国做手术。
 
手术之后,她顾不上休养,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四处演讲,向美国教会分享她心中的异象和中国教会的真实需要,同时还鼓励那些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坚定信仰、钻研学术,日后能被主使用,回国服侍。她向所遇见的每个人,称赞她的那群可爱的护士们:
“她们对主充满信心和爱,将这项舍己的工作作为她们毕生的事业;她们不图任何回报和奖励,只求自己所做的能蒙主喜悦,她们经历很多人没办法想象的艰难困苦,只为将荣耀归给主,我为能与这样一群爱主的人一起作工,而感到无比自豪!”
 
每每说完这些,她都热泪盈眶,这泪水是感恩的泪,因为她深知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奔跑,而是有相同信仰的一群人,一起携手奔跑。“我要为主的做的不止是这些。”这是她最常对自己说的一句话。因为始终持有这个信念,她更是做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举措。
 

 
05
史无前例的向农村派“福音护士” 
首次把现代医疗输入到中国农村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石美玉积极参与并协助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中国发展现代医疗事业,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医逐渐成为中国城市医疗服务的主流。但在当时,以农村为大多数人口居住地的大环境下,新生婴儿的死亡率仍旧居高不下。非常爱孩子的石美玉目睹这一切后,时常忍不住,暗暗啜泣。
 
为此,在多次祷告寻求上帝的带领之后,她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计划 —— 向农村派遣“福音护士”。因此,她也被称为是“中国最早制定一些列计划,把现代医疗服务输入到农村的人”。她一鼓作气,向毗邻九江的安徽太湖、湖北黄梅的农村偏远地区派遣护士建立小型连排诊所,并安排由技术过硬的实习医生定期轮换下乡巡回医疗救治,提供发放药品、接种疫苗、难产接生等基本医疗服务。石美玉也经常亲自带领要踏入医护岗位的学生一起深入农村,诊治病人。
 
除了医院护理外,石美玉也很重视公共卫生护理,不定期频繁组织护士到各个社区传播公共卫生知识,帮助乡民。从1915年到1920年,5年间,她多次在城乡地区举办公共卫生讲座及实地操作,内容包括结核病卫生预防、妇女产前保健、婴儿喂养指导、疫苗预防与接种、鼠疫预防、消灭蚊蝇、关注环境卫生、家庭卫生和个人卫生等。她每周一次组织安排人员到教会学校亲自授课培训,据资料记载,最多时近800名已婚妇女参加。
 
众所周知,今天,社区护理已经成为社区卫生保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都不应该忘记的是,在一个世纪前,石美玉为之进行的探索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意义,她是我国早期护理专业的奠基者和先行人。正因为她这一些列重大深远的行动,才使得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更多的农村新生婴儿得以健康活泼地成长。“别担心,只管祈求,经费会有的,主会帮助我们的。”每次只要出现资金短缺的状况,石美玉就会这样耐心的说着安慰每一位同工,并带领他们开口祷告,凭信心去走每一步。
 
至始至终,石美玉都清楚的明白,她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扬福音,借着手能医治人身体病痛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做传福音的工作,这才是真正要做的。她热心教会的福音事工,为教会和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本土的教会领袖。
 
 

06
联合创办首个华人布道会,缩衣节食
凭信建教会、医院、学校,收养孤儿
 
1918年石美玉和余日举、陈维屏、蔡苏娟、诚静怡、胡素贞等7人,在庐山牯岭组成了中华国内布道会,这是华人自发的第一个布道组织。
 
1918年底,石美玉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进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研修。
并于1920年完成研修后回国,辞去了卫理公会的职务,与昊格珠、美国女传教士胡遵理一起,在上海组织创办了伯特利教会和伯特利基督教医院,开设了两间药房和一所护士学校,她们还收养了36个流浪孤儿。
 
同样,伯特利医院初在刚创办的阶段也是相当艰辛,医院地址位于外交部一位部长的老房子里,那里因为长期“被鬼和老鼠占据”,没有人敢住,于是,石美玉通过不断募捐来改善医院的基础设施。募款时她常常身无分文,据她身边的林牧师回忆,由于美国那边的募款中断,上海当地的基督徒和慈善家的捐助又十分有限。在那几年里,他带领着伯特利的教职同工们,节衣缩食,勉强维持着二三百人的衣食生计,使大家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免于饿死。每当一次又一次陷入资金短缺的境地时,她就一次又一次地默默向主祷告:“经费会有的,主会按着所需赐予我们的。”每次祷告后,上帝都会差遣陌生的奉献者,意外又惊喜地送给她所需刚刚好的财物,她也在上帝的恩典中愈发刚强的传福音。
 
 

07
致力于解放封建旧俗对女性压迫
公然反抗政府对基督教课程限制
 
1925年,中华妇女节制联谊会在上海成立,石美玉任第一届主席。该会是世界基督教妇女节制会的分支机构,以节制烟酒、女性解放、兴办慈善等三大事业为宗旨,反对蓄婢、纳妾、缠足、束胸等各种恶习。她提出女性合理维权、女性经济独立、女性婚姻自由平等多项主张,为女性在家庭及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搭建了有力平台。
 
在1928年,国民政府下令,所有教会学校的负责人必须由中国人担任,且将圣经课程设为选修课,而非必修课。石美玉拒绝了第二个要求,她坚持哪怕以政府不予注册为代价,学生也应必修圣经课程内容。尽管她公然不顾后果的违抗政府命令,但同为基督徒的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姊妹对她的坚持深表嘉许。虽然创办的学校因此没有取得注册资格,可上帝更加的祝福在真理上坚守她,学校学生人数依然逐年倍增,在三十年代已经超过了200名。 石美玉常常望着教室里渴慕学习上帝话语的学生们出神,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就像没有人知道她接下来要做的这件令人敬佩的事一样。
 
 

08
在饥荒中建立最大的孤儿院
并将每一个孩子都送进大学
 

1928年,山东地区爆发连续性大灾荒,大量难民涌入上海,石美玉得知有300名孤儿即将到达上海,在安静地祷告之后,她的愿望清单里又多了很多个愿望。而后,她直接赶到车站接回100名孤儿,没有丝毫犹豫的降他们收养了。她啃下了一个又一个难啃的硬骨头,建立了当时最大的孤儿院,附带设立了小学和中学,这些孤儿们长大后,石美玉又将他们一个个都进了大学深造。但她最看重的依旧是人灵魂的得救。1931年2月,她与著名布道家计志文、宋尚节等人同工,发起并支持伯特利巡回布道团,派遣宣教士分赴全国各地深入偏远地区宣教布道,脚踪遍及边疆雪域各地,对后来乃至今天的教会发展影响甚大。

1937年,抗战爆发后,原来设立在南市制造局路的伯特利医院被日军强占,则被迫迁到上海法租界内的白赛仲路。伯特利孤儿院也被毁的不成模样,被迫迁移内地,伯特利神学院被迫迁往香港九龙嘉林边道。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香港,伯特利神学院无法继续正常开展上课,师生分批撤往贵州毕节。而伯特利医院则因租界沦陷,被迫逼停所有运营。1945年抗战胜利后,石美玉在美国积极筹募资金,在废墟上燃起希望,重建了伯特利医院。1947年3月,伯特利神学院重新迁回香港恢复上课,一切有有了新方向。此时,石美玉的愿望清单里又多出了无数条新的愿望,她拿出一切积蓄,开办了免费的平民小学,为难民子女提供教育。
 
 

09
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
一生单为荣耀上帝而活
 

1951年,伯特利医院被政府接管,并于第二年更名为上海第九人民医院,2005年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基督教伯特利医院(现上海交大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从1898年至1949年,51年间,石美玉先后在国内创办医院、学校及医护学校达15所,遍及全国近10个省市和地区,收养残疾儿童、弃婴、孤儿等近千人。此后,年近八旬的她远走异国他乡,仍然孜孜不倦地传播福音,心中常常惦念故乡的一切,她在美国和香港分别引导协助建立了伯特利教会,专门培养福音宣教士。直到今日,在港台以及海外,伯特利教会仍然在为主发光发热。石美玉,就像她的姓一样,爱主的心坚定不变到年岁终了;又如她的名一般,心境通透、纯粹到容不下一粒不爱主的因子。
 
 
1954年12月30日,石美玉安静又祥和地安息主怀,享年81岁。一个女子,终身未婚,把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中国的医学事业,更是为神国的福音摆上自己的一生。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现实社会,从不问究竟,为那福音高扬,倾尽所有,默默无闻地奉献一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提摩太后书4:7
 
 
反观现在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我所知的我不愿作,我愿作的我不能作,我能作的却不愿作。快走吧!在浓雾拦住双脚之前、在美景遮住双眼以先、在虚谎掩盖真理之时,在为什么勇气和信心的问题总是被误以为是时间的问题,而那些沉重的、抑郁的、不得已的,总是被冠以叫做生活本身之时,加紧脚步快跑跟随主吧!就是从我粗砺的一生中榨尽青春年华,悉数奉献于主,仍觉不够。
 

文章出处:黑門,95后建筑设计师,独自游历十几个国家,追过极光也潜过深海,写通透的文字,过信仰的人生。这里有一群微信上有最不一样的90后,带着使命向世界发声,欢迎大家关注黑門。
 

 
石美玉闺蜜康成(康爱德)生平
 
摘自百度
著名女医疗宣教士、医学教育家、西医学先驱。
 
康成于1873年生于江西九江一个贫苦家庭里,父母亲具传统的封建观念,重男轻女。在她岀生前,家里已有五个女孩。正当父母热切盼望男婴诞生之际,康成来到这个世界,父母的失望之情可想而知。故从她诞生之日起,就成为这个家庭中不受欢迎的人,更为这个原本贫穷的家庭增添了经济负担。正当此时,一位在九江的美国女宣教士昊格矩(Miss Gertrude Howe)伸岀援手,收养了这个可怜、无辜的小女孩。在那种家庭处境下,康成父母当然也乐得将女孩送她抚养。这样,康成就成为昊格矩的义女。
几年之后,康成进入昊教士所创办的九江儒励女校(Rulison-Fish Memorial School)读书,在那里与石美玉相遇,结为朋友,此后二人成为终生的密友与同工。1882年,也就是在康成9岁时,随昊教士到美国,曾一度在旧金山的一所小学就读。二年后,又囬到中国。因昊教士被差往华西开拓美以美会的宣教事工,康成就随她在重庆住了两年。13岁时,她们才又囬到九江,康成再入儒励女校继续学业。
1892年,昊教士带康成和石美玉赴美国读书,二人双双考入密西根大学医学院,并共同苦读寒窗四载,于1896年春顺利获得毕业文凴。随后她们到芝加哥一所医院实习半年。同年秋,她们又一起接受美以美会国外妇女宣道会的差遣,以医疗宣教士的身份囬到九江服务。
她们一囬到九江就开始了医疗宣教工作。她们起初设立了只有一间诊室的医疗所,就在这间诊所里,两位年轻的女医师在短短的十个月内,竟诊治了2300多位病人,而且还有300多次外岀巡诊。她们高超的医术和仁爱之心很快就赢得当地百姓的信赖与爱戴。1898年,石美玉在芝加哥的一个好友,著名医师但福德(Dr. Isaac Newton Danforth)慷慨捐助钜资,帮助她们在九江建立一所妇幼医院。经过一年多艰苦努力,医院几近落成。正当此时,义和团之乱兴起,基督教在华事业受到很大冲击,石美玉父亲亦未能幸免于难。康成她们被迫离开九江,避难于日本约一年之久。1901年乱定之后,她们才囬到九江。是年12月7日,九江妇幼医院(Elizabeth Skelton Danforth Hospital)正式落成启用。
为九江医疗宣教事业奠下良好基础之后,康成随义母昊教士于1903年离开九江到南昌开辟新的宣教工场。她先在南昌设立诊所,1905年新的医疗所落成。经过她多年的努力操持,医疗事业得到很大扩展。据1911年统计,经其诊所救治的病人已达八仟多人。除医务工作外,康成也积极参与宣教及社会改革工作,特别热衷于中国医疗教育事业。1905年她岀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教育协会第五届会议,并发表了有关医学教育的专题演讲。
1911年,康成筹划多年的、一个拥有四十多个病床的妇幼医院落成,并开始服务于民众。同年10月,武昌革命爆发。在此期间,康成的医院照旧营业,本着济世救人的宗旨,抢救交战双方的伤员。
康成有一颗宽广的基督徒仁爱之心,特别对那些贫苦的百姓,她常常免费施医。因此医院不久岀现亏损,财政危机。为偿付债务,康成自我牺牲,远赴天津担任医师,因为那边的待遇优厚。经过三年时间的劳苦,终于还清债款。她这才返囬南昌,重掌医院院务。当地政府为表彰她的杰岀贡献,特地拨发两笔基金给她,使妇幼医院得以继续向前发展。长期过度劳累,使康成心力交瘁,健康大受亏损。最后终于被疾病所击倒,于1930年在上海溘然长逝,时年仅57岁。
 

维基百科对护理教育的创始人南丁格尔的评价

 

以下文章摘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南丁格尔OMRRC英语:Florence Nightingale,1820年5月12日-1910年8月13日),英国护士统计学家,出生于意大利一个来自英国上流社会的家庭。

南丁格尔德国学习护理后,曾往伦敦的医院工作。于1853年成为伦敦慈善医院的护士长。

克里米亚战争时,她极力向英国军方争取在战地开设医院,为士兵提供医疗护理。她分析过堆积如山的军事档案,指出在克里米亚战役中,英军死亡的原因是在战场外感染疾病,及在战场上受伤后缺乏适当护理而伤重致死,真正死在战场上的人反而不多。她更用了圆形图以说明这些资料。

南丁格尔于1854年10月21日和38位护士到克里米亚野战医院工作。成为该院的护士长,被称为“克里米亚的天使”;南丁格尔经常在黑夜中提灯巡视病房,又被誉为“提灯女士”(The Lady with the Lamp)。
由于南丁格尔的贡献,让昔日地位低微的护士,社会地位与形象都大为提高,成为崇高的象征。“南丁格尔”也成为护士精神的代名词。

早期生涯[编辑]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绘制的“东部军队死亡原因统计图”。

爱伯利公园(Embley Park),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小时候的家,现为一所学校。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英国上流社会家庭,就像她的姐姐,作家帕耳忒诺珀·南丁格尔英语Parthenope Nightingale由于在意大利帕耳忒诺珀(Parthenope那不勒斯旧名)出生,因此以该地为名;弗洛伦斯的名字也是取自她的出生地:佛罗伦萨

南丁格尔的父母是威廉·爱德华·南丁格尔英语William Nightingale(William Edward Nightingale,1794年-1875年)和法兰西斯·芬妮·南丁格尔·史密斯英语Frances Fanny NightingaleFrances Fanny Nightingale née Smith,1789年-1880年)。威廉的母亲玛丽(Mary née Evans,弗洛伦斯的祖母)是彼得·南丁格尔(Peter Nightingale)的侄女,并从他那继承了南丁格尔家的姓氏和纹章。而芬妮的父亲(弗洛伦斯的外祖父)则是废奴主义者威廉·史密斯

南丁格尔年轻时,过着十分优渥的上流社会生活,随时有人服侍,活在舞会、沙龙,以及与贵族们的周旋之中。虽然表面看来是令人称羡之生活,但南丁格尔内心却一直感到十分空虚,觉得自己生命活得毫无意义。因为她曾在后花园为流浪动物包扎伤口,令她决心选择做为人服务的护士;当作自己一生的天职后,她才强烈感受到充实的生命意义。传说南丁格尔曾听到上帝对她说话,要她成为护士,才选择这条道路。事实上,早于1837年在爱伯利公园英语Embley Park(Embley Park)开始,她就已是护士了。在那个时代,护士是很没有地位的工作,是只有贫苦低下阶层的女人为了谋生,才肯做的污秽工作,尤其在战争爆发之时,护士更需要随军奔赴战场,不但辛苦而且十分危险。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所谓护士大概与仆人厨师之流差不多罢了。1844年,当南丁格尔宣布她将入行护士一职,此举令她的家人,尤其是她的母亲极为震惊、愤怒和悲痛。不过,南丁格尔后来的表现,彻底改变了社会对护士的社会负面形象,更打破了当时“一位好女性不是当贤妻就应当良母”的社会根深蒂固观念,让大众认识到,原来女性可以在社会发挥更多不同的贡献。

她一直照顾著穷人。在1844年12月,一个穷人在伦敦的一所工厂医院死去,引起了公众对该医院的责备,这时,南丁格尔成了促进医院改善医疗环境的倡导者。

1851年,南丁格尔在德国西泽斯韦特(Kaiserswerth)了解很多有关其医院的先祖,即由德国路德会牧师西奥多.弗利德纳英语Theodor Fliedner(Theodor Fliedner, 1800–1864)开设、由其女助手管理的医院的事情。南丁格尔深深地被那里优质的照顾及服务所感动。

南丁格尔后来接获政治家及诗人理查·蒙克顿·米尔尼斯英语Richard Monckton Milnes(Richard Monckton Milnes)的求婚。1847年,她在罗马市遇上政治家席德尼·贺伯特英语Sidney Herbert, 1st Baron Herbert of Lea(Sidney Herbert, 1st Baron Herbert of Lea)。贺伯特已婚,但当两人首次见面时,他们就深深的被对方吸引,从此他们一直都是一对极亲密的朋友。贺伯特帮助了她在克里米亚的护士工作,而她则成为了贺伯特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顾问。至1851年,她终于拒绝了米尔尼斯的求婚,因为她深信婚姻会妨碍她的工作,但她这一个举动却违反了母亲的心愿。

南丁格尔与本杰明·乔维特英语Benjamin Jowett(Benjamin Jowett)亦有很亲密的关系,尤其是在她想要在牛津大学开设应用统计学讲座的时候。[2]

南丁格尔的护士生涯从1851年开始,那时,她得以到德国西泽斯韦特,以女执事的身份首次接受护理培训[3],为期四个月。她的家人强烈反对她接受此培训,因为他们认为这很危险,且护士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很低,加上该医院是一所天主教医院。虽然她得不到家人的支持,但她反叛的性格此时显露无遗——她依然坚持立即动身前往西泽斯韦特。在那里,据她所称,她获得她神圣职业“最重要的经验”。
南丁格尔于1860年在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非修道院形式的护士学校[4],现在是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护理学专业。她的生日(5月12日) 被定为国际护士节日。

克里米亚战争[编辑]

南丁格尔最有名的贡献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1854年10月21日,她和38名女性志愿者护士的工作人员,前往英国主要军营的所在地,俄国的克里米亚半岛。

南丁格尔和她的护士在1854年11月抵达。她们发现医护人员过度劳累,伤兵未得到适当照顾,政府官员态度冷漠。药品供应不足,卫生被忽视,大规模感染是常见的,其中许多是致命的感染。并且没有设备为病人准备食物。

在第一个冬天,在斯库台(Scutari) 有4,077名士兵死亡。士兵死于斑疹伤寒,伤寒,霍乱,是战争死亡人数的十倍。在临时军营医院的卫生条件是致命的,因为人满为患、医院公共厕所的污水管有缺陷、和通风不足。英国政府派出的卫生委员会于1855年3月到斯库台,改善污水管和通风状况,使得死亡率大幅降低。在战争期间,南丁格尔了解到卫生条件的改善,可以降低死亡率。

根据战地记者的描述,南丁格尔和她的护理助手群将术后感染的机率降低、改善饮食和医疗卫生等,被伤兵们称为“上帝派来的天使”,甚至在南丁格尔等人提着灯夜巡房,还有伤兵不顾自己的伤势下床,曲膝跪在地上亲吻著影子

南丁格尔回到了英国,并开始收集证据,向皇家委员会报告军队士兵的健康状况,她开始相信,大部分在医院内死亡的士兵,是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中丧生。这段经历影响了她后来的职业生涯,让她主张重视卫生的生活条件。因此,她在非战争时期,开始改善医院的卫生设施,并降低了士兵在医院的死亡率。

南丁格尔在1859年出版了一本136页的教科书《Notes on Nursing英语Notes on Nursing》,在南丁格尔学校和其他护理学校使用。其他的著作还有《Notes on Hospitals》、《Notes on Matters Affecting the Health, Efficiency and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British Army》。

在1870年代,南丁格尔指导琳达·理查兹英语Linda Richards,“美国的第一个训练有素的护士”,使她返回美国有足够的培训和知识,以建立高品质的护理学,琳达·理查兹后来在美国和日本成为伟大的护理先驱。

统计和卫生改革[编辑]

南丁格尔从小就显示出对数学的天分,后来,南丁格尔成为视觉表现和统计图形的先驱。[5] 她所使用的圆饼图,虽然在1801年由威廉普莱费尔所发明,它在当时仍是一个新颖的显示数据的方法。

南丁格尔被描述为“在统计的图形显示方法上,是一个真正的先驱”, 她发展出极座标形式的圆饼图[6],或称为南丁格尔玫瑰图,相当于现代圆形直方图,以说明她在管理的野战医院内,病人死亡率在不同季节的变化。她使用极座标圆饼图,向不会阅读统计报告的国会议员,报告克里米亚战争的医疗条件。

后来,南丁格尔对于印度的农村生活,做了全面的卫生统计研究,并在印度改善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在1858年和1859年,她成功地游说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研究印度的情况。在1873年,南丁格尔报导,“卫生改革10年后,在印度士兵之间的死亡率已经从每千名69人,降低到至18人”。

在1859年南丁格尔被选为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的第一个女成员,她后来成为美国统计协会的名誉会员。

荣耀事迹[编辑]

1867年建立的,位于伦敦滑铁卢广场法语Waterloo Place克里米亚纪念碑英语Crimean War Memorial,为南丁格尔铸造了提灯铜像。

1907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功绩勋章颁授给了南丁格尔,是首次授予女性。

1912年,国际护士理事会将5月12日南丁格尔的诞生日定为国际护士节

1912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每两年颁发一次南丁格尔奖章和奖状,作为对各国护士的国际最高荣誉奖。

马克思曾分别在德国的《新奥得报》和美国的《纽约论坛报》发表对南丁格尔的赞誉,使南丁格尔在英国外的声名得到传播。

2008年10月,香港伊利沙伯医院内的一条街道,经地政总署宣布命名为南丁格尔路(Nightingale Road)[7]

至今“南丁格尔”泛称是为护理师的代名词,在英国法国等地,皆设有“南丁格尔护理学校”专门培育护理师人才。而在台湾,只要是护校英语Nursing school,其校堂一定会摆设南丁格尔的塑像,并摆置“护理师誓词”。将毕业的“准护理师”们都必须在南丁格尔的塑像前宣誓“护理师誓词”后方能走出校门就业。

缅怀白求恩大夫在抗战中对中国人民的救死扶伤的大爱,反思基督耶稣的大爱对加拿大白求恩家族的历史影响

毛泽东曾说:“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

白求恩白求恩精神正体现了耶稣基督对中国人民的大爱。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提到白求恩家族历代以来出过很多基督徒和牧师。故居的一部份內容试图告訴人們﹐白求恩父亲基督教牧师的背景,对白求恩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白求恩父亲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他为了传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赎罪牺牲的大爱,跑遍了许多安大略省的城镇的教会。白求恩在格雷文科恩的故居是当地基督教会为牧师盖的住所。1972年加拿大政府为了和中国建交,才把这所房子从当地的教会买下,作为历史古迹,交由加拿大国家公园管理。其实白求恩在那里仅住了三年。由于白求恩父亲到其他地方传讲耶稣基督,白求恩就离开了那里。白求恩的祖父是多伦多大学三一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是闻名加拿大救死扶伤的名医,在多伦多教会医院工作。白求恩的高祖父约翰白求恩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建立了该市第一间基督教长老教会,也是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的发起人之一。后来为了将耶稣基督的爱带到加拿大西部,前往卡尔加里担任教会牧师。白求恩在中国的所做所为,正体现了耶稣基督对中国人民的爱。事实上,根据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的介绍,护送白求恩去延安的正是加拿大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查德·布朗医生 Dr. Richard Brown。

白求恩的母亲是一名虔诚的长老会传教士,十岁在故乡伦敦散发宗教小册子,二十一岁离开英国到夏威夷传教,结识了白求恩的父亲。两位虔诚基督徒所组成的家庭带给白求恩说不尽的爱。与白求恩相知甚深的泰德·阿兰在书中写道,“白求恩的家庭生活总是很活跃、丰富而且温暖。”心理学家指出,在充满爱的家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对别人显示爱心,相反,无法得到家庭关爱的孩子长大后也不轻易向人示爱,而容易性格孤僻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白求恩对穷人和患者深怀爱心,首先就是因为他比一般人得到了更多的爱。当白求恩长大成年,他承认父母对他的非凡影响。他说:“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劲。”

这个世界尘世的苦难不断。我为白求恩感谢上帝。当时的中国人不信上帝,上帝只能差派白求恩给抗战中苦难的中国人民间接的帮助,可以肯定,那时白求恩年迈的虔诚基督徒母亲一定日日为白求恩在中国的工作祷告。我衷心希望有一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能接受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自我牺牲和流血赎罪的大爱。像很多圣诞节所唱的圣歌那样,赞美把被造堕落的人类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主耶稣基督和天父上帝。

在白求恩在华的那个中国人民的苦难的时期,有许多位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从事医疗和传教的工作,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国民政府和日本占领区。有于众所周之的原因,他们的爱心和故事没有像白求恩的故事一样告诉给中国人民。以下是其中的一些报道。

居住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Halifax)居住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 (Halifax) 的女艺术家卡茜·芭斯比 (Cathy Busby) 在中国北京奥运会期间她作为北京红门画廊聘请的驻地艺术家在那里呆了两个月。她不无自豪地说:“白求恩在中国十八个月,我的外祖父在中国二十五年;曾外祖父在中国五十年。”其实时间长短并不重要。我们在这些基督徒医生身上看到的是一条传承已久、极其可贵的加拿大人文精神和道德价值的脉络。卡茜的曾外祖父叫罗维灵大夫(William McClure ,也译为罗威廉),外祖父叫罗明远大夫(Robert Baird McClure)。抗战爆发后,罗明远就任了国际红十字会驻华总管的职位。并在郑州前线一带组织救援工作。就在这段时间罗明远邂逅了白求恩。罗明远在一次路过潼关时,一位中国军官对他说他们护送的一位加拿大医生失踪了。罗明远立刻骑着自行车到处找。最后找到了白求恩。罗明远把白求恩交给了护送部队,两人就此分道扬镳了。一年后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牺牲了。罗明远大夫也随国民政府转战到了大西南。罗明远大夫当时是印度和中国地区唯一能够使用镭疗治疗癌症的医疗传教士。曾因教会医院照顾八路军伤兵一事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发生争执,导致和国民政府关系破裂。罗明远大夫于1948年返回加拿大后。充沛的精力和坚强的信念驱使他继续踏上为人类解除病痛的征程。他的足迹遍及印度、婆罗洲、埃及、加沙地带、秘鲁、加勒比海和扎伊尔等地区。他于1968年至1971年期间被选为当时作为加拿大最大的基督教宗派第23届加拿大联合教会主席(Moderator of the United Church of Canada)。九十年代下一代人成长后联合教会信仰逐渐出现偏差成为神学自由派,之后逐渐失去基督生命和爱,进而走向教会衰落,目前已经不是加拿大主要的基督教宗派之一。

伊莎贝尔.麦克塔维什医生(Dr. Isabelle McTavish,1881-1953 中文名梅秀英)在24岁由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从曼尼托巴省派到中国去。这位年轻的女医生告别母亲和手足,作为教会医护人员前往中国河南,先后在卫辉、彰德(今安阳)等地爱心工作超过30年, 终生未婚。服务中国人民时间超过白求恩大夫十倍以上。据在广生医院(今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工作多年的李文仁回忆:那时候大部分人都很穷,来看病时身上很脏,有的人满头满身都是虱子。梅大夫一点都不嫌弃他们,还给病人洗脚剪指甲,帮他们抓虱子。李老先生说,这些事情都是他亲眼所见,一个外国人能对我们的普通老百姓这么照顾,他内心非常感动。有一天,梅大夫正在救治一位共产党部队的伤员,一串串子弹从外面射了进来。医院的很多员工赶紧躲进了地下室。梅大夫后来对他们说:我们医生护士是救死扶伤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离开自己的病人,不能把病人放在一边只顾自己。抗日战争后期,梅大夫曾经被日军残酷的关押。抗日战争胜利后她获释回到加拿大。

另外当时有一位在河南安阳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的窦大夫(Jean Dow),曾救治当时被视为绝症的黑热病患者。在二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她拯救了四百位母亲和孩童的生命,受到当地政府的褒奖。但她自己后来不幸感染了一种不明的疾病而去世,被安葬在她工作了三十三年的安阳。河南安阳地区的广生医院由加拿大基督教传教士和基督徒医师管理了53年,直到1947年才由中国基督徒接办。河南当时的恩赐医院,博济医院,惠民医院等其他医疗机构也是由加拿大基督徒医生所创办的。

在四川,加拿大基督徒医生先后创建16家仁济医院,遍布巴蜀各地。医生们不仅在成都开办了中国西部第一家西医诊所,还创建了以医学和牙学为主、文理并重的华西协和大学,并使之成为我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

加拿大首位华裔女医生张肖白被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女子传道会派到广东江门的巴克莱妇幼医院(也叫仁济医院,是现在的江门中心医院的前身)工作。江门人对她的记忆仍然鲜活,尤其是医疗系统中人。庆幸的是,张肖白没有活到人斗人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时期。广东省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屠杀情况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1966年初,她被诊断出肺癌。癌细胞扩散很快,她在1966年5月17日去世。文化大革命前夕她葬礼那天,四乡民众赶来送殡,队伍绵延长达数公里。

加拿大传教士医生查德·布朗 (Dr. Richard Brown) 原在武汉某教会医院工作。白求恩率加拿大援华医疗队来到武汉时,经人动员,他随白求恩的医疗队奔赴延安,精心为八路军伤病员服务。后来,他又随白求恩等深入华北前线,到五台山地区救治八路军伤病员,根据地的报刊对他的有关事迹作了专门报道。朱德见到报纸上关于布朗的报道,也很感动,特致函布朗向他表示感谢,希望他继续留在八路军中工作。朱德在信中说:“八路军非常感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给予中国的同情和援助,特别是那些在非常艰难和危险中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们。”他还向布朗介绍中共的宗教政策:“八路军没有反对传教士的偏见,恰恰相反,我们欢迎他们,愿意和他们合作。因为我们的抗战不只是为中国国家的独立自由而战,而且也是为了支持世界的和平而战。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

白求恩牧师

图为2019年10月下旬,作为白求恩家族的后代,基督教牧师阿诺德·白求恩(Arnold Bethune)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资料图片)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 摄

教会学校毕业的加拿大首位华裔女医生张肖白(Victoria Cheung)

两个世界之间:加拿大首位华裔女医生张肖白(Victoria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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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cinet.ca/zh/2017/05/19/126936/

在加拿大历史学家莫娜.福斯特(Merna Forster)撰写的《另外百名加拿大女杰》中,加拿大首位华裔女医生张肖白(又名张薇)是唯一一个入选的华人。作者为这一章选择的标题是“两个世界之间”。张肖白在加拿大出生、长大并完成学业,但是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福斯特说,她的经历不仅让我们了解到她把现代西医引入中国南部的成就,也能从中看到加拿大华人在20世纪早期的境遇。

张肖白1897年出生在BC省维多利亚市。父母为她取的英文名字也是维多利亚。福斯特说,也许她的父母一心希望孩子将来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加拿大人,但是当时加拿大蔓延的反华情绪和种族歧视让他们很难实现这个梦想。

莫娜.福斯特(Facebook/Merna Forster)
从小立志做一个传道会医生

张肖白的父亲张灵椿是广东开平人,加拿大修建太平洋铁路期间招募大量华工,他也是其中之一。铁路建成后,他在1885年定居维多利亚市,是当时少有的有能力把家乡的妻子接到加拿大来的幸运者。

张灵椿是最早加入基督教卫理公会的维多利亚市华人之一。母亲庄燕娴早年在广州教会学校上学时已经皈依基督教。张肖白和弟弟出生后,庄燕娴为了贴补家用开始做助产士。因为母亲太忙,张肖白五、六岁时被送到女子传道会开办的“东方之家”,后来又上了教会学校。据说她很小就立志做一个医疗传道士。

在学校里,张肖白聪明,俏皮,有个性,很受老师和同学喜爱。但是张家并不富裕,而且当时BC省排华比加拿大其他地方更严重,根本不让华人进入专业院系。因此张肖白的同学都觉得她想当医生是在做白日梦。

获得奖学金去多大学医

基督教长老会当时在中国开办了好几个医院。见张肖白有志于此,长老会的女子传道会向张肖白提供了一笔奖学金。1917年,她离开父母,进入安省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直到1920年前后,该院都是安省唯一一个接受女生的医学院。

另一位在中国行医多年的加拿大女医生
当时即使在白人当中,女性学医也不多见。1915年毕业于曼尼托巴省医学院的麦克塔维什医生是该校第三个女毕业生。她比张肖白年长几岁,在毕业当年去了中国河南。和张肖白一样,她也是受长老会派遣,也终生未婚。
1922年,张肖白成为第一个毕业于多大的华人女生,同时也成为加拿大第一个华人女医生。次年她被长老会女子传道会派到广东江门的巴克莱妇幼医院(也叫仁济医院,是现在的江门中心医院的前身)工作,实现了她当一名传道会医生的愿望。那年她26岁。

在中国度过43年
张肖白在江门的日子,福斯特着墨不多。“人们印象中的张医生沉静,自律,娴雅,是个‘富于感染力的基督徒’。她在中国工作了43年,期间只是偶尔返回加拿大,有时旅行或进修。”“她在中国南部引进了西医疗法,药品,设备,1932年还弄来一辆救护车,震惊乡里。”

她的工作包括门诊,下乡巡诊,在护校教课。她的专业是妇科和儿科,后来又去进修了内科和热带传染病学。她能做手术,而且对岭南一带的传染病非常了解。她从1932年起担任院长,工作中又多了行政管理。

抗战爆发时,加拿大传教士和医生都撤回国内。但是张肖白没有走。据福斯特说,这是因为当时她母亲也在广东,却因排华法不能跟她一起回加拿大,而她不愿意抛下老母。

日军占领医院后,医护人员四散。张肖白先是在自己家里给人看病,后来又与人合开了私人诊所。当时的生活不仅艰难而且危险。她曾在写给传道会的一封信中嘱咐对方不要给她写信,更不要寄钱,因为她处境危险,日本人知道了会给她和她的朋友带来麻烦。

解放后仍然留任院长
解放后,仁济医院改了名字,却没有换掉院长。为了继续留在中国工作,张肖白和教会断了联系,至少是在表面上。

1951年的请匪反霸运动,她被打成“院霸”。1952年的三反运动,她被诬蔑贪污联合国救济金和物资,数额达1亿5千万元(即1955年币制改革后的1万5千元)。“屈打成招”后,她把多年来教会发给她的差旅费和多大医学院补发的薪金全部交出。她“赔偿”了4亿多人民币,远远超过被诬陷的数额。几年后获平反,退还给她的钱又被她很快悉数捐献。(区泽榆,《秋月满河》)。

她未婚无家累,平日靠医院工资生活,来自教会和多大的收入一直存在香港汇丰银行。她或许觉得诬陷她的人不过是觊觎这笔钱,因此干脆兜底倒出以绝念想。以她对江门和医院的感情,它多半也会变成她去世后的捐赠。

江门人对她的记忆仍然鲜活,尤其是医疗系统中人。几年前江门中心医院庆祝建立一百周年,张肖白的事迹被广泛报道。据称她医术高超,被当地人视为“神医”。她生活极为节俭。曾随同她出差的人回忆说,她连两毛钱一碗的猪肝粥都嫌贵,只肯吃五分钱一碗的白粥。穿着下乡的胶鞋坏了,回来后还接着穿,理由是城里的路反正没有泥浆,不妨再穿一阵。但是她在1961年一次就捐出3万元给医院买设备,平日对有困难的同事也多有资助(李梦瑶,《今日广东》》)。

张肖白没有活到文革。1966年初,她被诊断出肺癌。癌细胞扩散很快,她在当年5月17日去世。葬礼那天,四乡民众赶来送殡,队伍绵延数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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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大学历史学家约翰.普莱斯曾在2008年和2009年两次去江门寻访。他计划和中国学者合作,写一本张肖白的传记,让更多的加拿大人了解她。这个计划拖延至今,但仍然写在普莱斯的研究领域里,显示他并没有放弃。福斯特书中的照片也是他提供的。福斯特撰写的《百名加拿大女杰》和《另外百名加拿大女杰》使她成为2016年的加拿大总督奖获奖者之一。


 

张肖白| 温哥华不眠夜| 论坛| 加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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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肖白,乳名采薇,祖籍广东省开平县(今开平市)马岗乡梧村。1897年8月19日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的维多利亚的一个华侨家庭。为了纪念她的诞生地,张肖白英文取名为Victo袖Chung,出生后由父母代为洗礼,成为基督教徒。

中文名张肖白 外文名Victo袖Chung 出生地加拿大温哥华的维多利亚 出生日期1897年8月19日

张肖白,乳名采薇,祖籍广东省开平县(今开平市)马岗乡梧村。1897年8月19日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的维多利亚的一个华侨家庭。为了纪念她的诞生地,张肖白英文取名为Victo袖Chung,出生后由父母代为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其父张灵椿,原在加拿大教会任职,后曾回广州从事教会工作,结识了当时正在广州博济公医学医的庄燕娴,二人结婚后同回加拿大。张灵椿随后离开教会,开设洗衣馆,庄燕娴则开业当助产士。夫妇勤俭持家,过着俭朴的生活。童年时的俭朴的生活习惯,给张肖白的此后一生带来良好的影响。张肖白是长女,三弟及四妹早亡,二弟亦于1966年死于肺癌。
1904一1913年,张肖白在温哥华维多利亚就读小学。1913年一1917年在当地教会学校读中学及大学一年级。她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在中学时代已牢牢地打下了各方面的知识基础。她经常利用傍晚时间,带着书本去为那些外出度夜生活的夫妇带孩子,一面带孩子,一面读书学习”她便是这样在勤劳中度过她的童年。
1917年,张肖白时年20岁,考人了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1922年毕业并获得医学硕士学位。19X一1923年在多伦多医院实习,1923年11月远渡重洋,回到祖国,从事医务工作。本来张肖白在加拿大多伦多医科毕业,可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各处开业的,但她却毅然选择了回国的道路。她回国初期,广州的美国人办的夏葛医学院,通过她的朋友,热诚地要聘请她当教授,被她婉言谢绝了。当时的祖国正处在内忧外患、民生凋敝的困境之中,有朋友便劝她到香港开业,她同样也谢绝了朋友们的好意。她要运用自己的医学专长,为多灾多难的祖国工作,为缺医少药的同胞服务,结果通过教会的惟荐,到了江门仁济医院(即北街医院前身)任医师。1929年9月至1930年6月,她到美国纽约医院进修妇儿科,1930年10月始任仁济医院院长。1936年11月至1937年7月,她到加拿大多伦多医院进修内科。1937年9月至1937年12月,她到英国伦敦热带病学院进修。在这期间,张肖自己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成为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敌机频繁轰炸广州、江门等地,在这战乱频仍、人民生命朝不保夕的时期,一些国外亲友鄱劝张肖白返回加拿大或到英美等国去避开战乱,但面对家国危亡,山河破碎,百姓颠沛流离,张肖白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绝不忍心离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不肯离开灾难深重的祖国,她毅然作出选择,要和苦难的同胞同艰苦、共患难而留了下来。1941年12月,江门沦陷,敌伪用武力侵占了仁济医院,日本侵略军用刺刀百指张肖白,强迫她继续任职,为敌伪服务。她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大义凛然地拒绝了敌伪的命令,带着无比怒愤的心情,离开了仁济医院,先在江门自已的家里,替病人看病,不久,便与王淑贤医师、张微笑、卢瑞珍女十等医护人员一起,在江门开设私人诊所,继续为广大群众治病服务。
1945年,抗战胜利,日寇投降,张肖白仍旧回到仁济医院任院长兼医师。1947年9月至1948年5月,张肖白再度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进修内科。解放后仍任仁济医院院长,1951年11月,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仁济医院,改名为粤中行署第一人民医院(后改名为北街人民医院),张肖白受人民政府委任为院长。
1966年初,张肖白不幸患上肺癌,党和政府领导鄱非常关心她的健康,在确诊后,即送她到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留医,经几个月的多方治疗无效,在她的要求下,于去世前5天,回到了她为之鞠躬尽瘁数十年如一日的事业所在地北街医院。于1966年5月17日与世长辞,终年69岁。
张肖白的一生,是充满活力的、为人民的医疗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的一生。她深受广大群众的爱戴,她热爱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热爱她信任她,政府和人民也给了她很高的荣誉,人民群众视她为”神医”,选她为江门市人民代表。历年她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4年、1956年被评为江门市二级劳动模范,1956年被评为科普工作积极分子,出席全国科普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57年、1959年先后两次出席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受到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她生前曾任江门市第二届至第五届人民委员会委员,市政协常委、副主席,市妇联执委和广东省政协委员等职务。
张肖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她早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时,摒弃了国外高薪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毅然选择了回祖国工作的道路;她婉却了广州H国人办的医学院对她的聘请,果断地到江门仁济医院任一名普通的医师。这都是以说明张肖白是热爱祖国的。到江门沦陷时期,在敌伪刺刀胁迫之下,她坚决拒绝在仁济医院任职,不肯替敌伪服务,而在极度困难条件下,却在江门开设私人诊所。早在江门未沦陷前,仁济医院在张肖白主持下,已开设向贫苦大众赠医施药的业务,还在江门、外海、会城、沙坪等地开办赠医点。开设私人诊所之后,张肖白决定跟在仁济医院时一样,川自己个人之力,恢复赠医。她自己背起药箱和自己出钱购置的医疗器械,定期步行到各赠医点开诊。那时江会一带都已沦陷,每次出诊总会遇上那些如狼似虎的日本巡逻队,张肖白目睹兽兵随意殴打那些未向他们鞠躬敬礼的行人,感到义愤填膺,她敢于蔑视敌人,故意掌起布伞遮颜而过。有一次往沙坪赠医,回到江门市区时已人夜,不幸却遇上了日军巡逻队,她也跟往常一样,不向敌兵敬礼,竟被抓到日军拘留所。张肖白毫不畏惧,义正辞严地质问敌人:”我是医生,去为病人看病,究竟犯了什么法?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后来在众位教友营救下才获保释。张肖白捍卫祖国尊严和民族自尊,于斯可见。
张肖白学识渊博,重视临床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为群众尊为”神医”。她自到仁济医院行医以来,一向热心为患者服务,治愈了无数危重病人,名扬四邑。她在医务工作中,积极钻研医学,手不释卷。她当上仁济医院(北街医院)几十年院长,经常深人到门诊部和病房,亲自应诊和查房,更经常与其他医务人员一起抢救危重病人。她诊治每一个病人,总要亲自查问病历,亲自检查病因,细心体察病人的要求和愿望,真正做到痛病人之所痛、急病人之所急。有时为了准确诊断病人的病因,往往废寝忘餐地查阅中外医学文献,务求断症准确无误,对症施治。她这种严谨的医疗作风,一丝不苟的对病人负责的精神,赢得了广大病人的信任和爱戴。
北街医院曾收治过一位腹大如鼓的女病人,经中西医反复检查,最初认定为肝硬化腹水。张肖白临床观察,再经多方细致的检查,结果正确诊断为卵巢囊肿,便果断地进行手术,割出了一个三十多斤重的囊肿物,使病人很快恢复健康。北街医院又曾收治过一位腹痛而不能大便的病人,多位医生诊断为直肠癌。这是不治的绝症啊!张肖白凭着她丰富的临床经验,亲自动手,以套上指套的手指,伸进病人的肛门,反复转动,发觉内里有一团可以轻微转动的硬结物,断定不是直肠癌,而是积聚已久的块状粪便,结果亲自给患者逐小粒掏出而病愈。更令人信服的还有这么一个病例:一次收治了一名七、八岁的小孩,多位大夫均断定为胃肿瘤,并已开出手术单准备动手术,后及时经张肖白详询病史,后复查看X光照片,结果否定是胃肿瘤,只是一般的胃病。这类及时纠正诊断结果的事例不胜枚举。1960年夏,医院收治了一大批失明病人,张肖白十分重视,每天都逐个查视,亲自为病人细心护理,认真细致地指导眼科大大进行手术,使绝大多数病人重见光明,赢得病人和病者家属衷心的赞誉,誉之为”光明使者”、”万家生佛”。
张肖白对医疗工作极端负责,把救死扶伤视为自己的天职,工作的热情达到忘我的境界。她经常率领医疗队深入到农村巡回应诊,为广大农民义务治病。1956年夏,新会县上横乡发生姜片虫流行病,她马上决定亲自带医疗队开赴该乡开展防治工作,深入到发病最严重的村乡,与其他医生一道,住到农民家去,日以继夜诊治病人,救治了为数众多的病者,控制了疫情的发展蔓延,并写出了《姜片虫病的地方性流行情况及65名小儿病例的临床报告》,提出了根治姜片虫病的有效方案。1961年春,她亲自带队深人到新会的司前、德庆的新圩、官圩一带,爬山越岭,上门替农民治病。当她带队到斗门县巡回应诊时,她过去未到过斗门,但她的名字却早已在斗门群众中广为流传。她一到斗门,县里各地的农民病者都蜂拥而至,门庭若市。她每天的诊治人数竟高达200余人,百至深夜,仍不能止。当地的党政领导人都劝她少诊治些病人,免得过份劳累。她总是说:”我们医疗队下到农村,是要替广大农民服务治病的。病人要求我看病,怎能不看?我少看一位,心里便多一分不安。”她这种忘我工作精神和崇高的医德,令人钦佩。这些年来,她亲自率领医疗队的足迹,遍及新会、开平、台山、鹤山、高明、德庆、斗门、中山等市县,口碑载道。
在中医政策方面,张肖白是积极贯彻的。她认为作为一个好医生,应该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才能更好地为病者服务。她为了更有效地替广大农民治病,也为了尽可能减轻病人经济负担,她在组织斗门医疗队出发之前,还要虚心地与中医师一道,重温针灸操作,苦心孤诣地全面掌握中医针灸方法,务求精益求精。在她的带动下,北街医师都能普及针灸疗法。北街医院在应用土牛膝治疗白喉、中药治疗大脑炎以至推广一些卓有疗效的民间方剂治病诸方面,都得到她的支持,带头推广运用,收到很好的医疗效果。
在培养年青一代医护人员方面,张肖白也是不遗余力的。她对医院里的年青医师,从不间断地进行言传身教,不但孜孜不倦地指导各科开展医学科研工作,耐心辅导一大批医疗骨千阅读和翻译英文医学文献,为年青医护人员打好理论基础,而且还临床耐心指导年青医师如何正确诊断,提高他们的诊疗水平。当年张肖白悉心带教的年轻医生,今天已成为北街医院以及其他医疗机构的技术骨干。在张肖白的指导下,北街医院曾举办了多期的护理、检验、药剂、病案等的培训班,培训了一大批来自基层的进修医生,使经受培训的医务人员成为基层医疗单位的重要医疗力量。另外,对每年来院实习的高等医学院校的毕业生,张肖白更是关怀备至,时时、处处都给他们提供临床实践的机会和耐心细致的讲解指导,使得经受过张肖白指导的医生,获益良多,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永生难忘。
在张肖白主持下,北街医院在科研和学术活动方面都做出了可喜成绩。1956年,她亲自领导建立了一个广东省地区级医院第一批不再附属于内科的独立的临床小儿科,为中华医学会广东儿科学会的创立打下了基础。在科研方面,其中对钩端螺旋体病的流行病学的研究,就全国来说,北街医院是首批发表医学文献的单位之一;对地中海贫血诊断和治疗,北街医院也是金国名列前茅的单位;对风湿性和肺源性心脏病的研究、小儿急性坏死性肠炎和新生儿高胆红质血症的诊疔、姜片虫病的流行病学的诊断、中西医结合治疗某些流行多发病、外科和妇产科开展多种高难度手术治疗的探索研究、医技部门中的放射造影技术、电泳技术和研制中草药新制剂诸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张肖白本人通过科研,也撰写了大量的医学学术文献,不少已在金国性刊物发表,为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张肖白具有精湛的医术和崇高的医德。她没有结婚,几十年来自奉甚薄,长期过着清茶淡饭的俭朴生活,而对劳苦大众却怀有深厚的感情。远在解放前,她就把自己的工资收入,尽量节省下来,用作资助为数不少的孤儿,并使之受教育,有些栽培成为护士或医疔技术人员。她还把节省下来的钱资助穷苦人家和捐助给孤儿院。1961年,她还把多年来节约下来的存放在加拿大银行的存款5000美元汇回祖国,用以购买X光机、心电图机等先进医疗设备捐赠给医院。这种高尚品德,赢得政府和全院医护人员的赞誉和敬佩。
张肖白为医疔事业贡献了毕生的力量,1966年她已届69岁高龄,患上肺癌,送到广州住院留医。两个月后,她的癌细胞已扩散转移,病情已急剧恶化,但是她仍然满怀信心,认为自己必然能够战胜癌魔。因为她觉得,还有很多工作还需要她去做,因此,当佛山行署卫生局副局长黄文到她病榻前探望她的时候,她还对黄副局长说:”我病好之后,你们要批准我退休啊!不过,我退休绝不是不当医生了,而足要更好地当医生,只是退了院长的职务而已,”其实她那时的生命已仅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已到了病危的地步。百至她生命的最后几天,甚至弥留之际,她仍然对自己担负的医疗工作,叨念不已,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她这种热爱工作,”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启迪后人,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张肖白逝世后,江门市人民政府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后参加送殡的队伍人数愈来愈多,很多群众自发前来加入送殡行列,人数竟达2000余人之多,而且马路两旁驻足默哀者更是不计其数,可见张肖白是一位深得人心的好医生,极尽生荣死哀。
一代名医,从此永逝。她的崇高医德和高风亮节,将永远留存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

中国医院十字架标志来源于基督教信仰

文章整理:金鑫

十字架是古代一种死刑,本是耻辱的标志,也是一种酷刑。却因耶稣上了十字架,十字架因此成为平安、和平、拯救、仁爱的象征!红十字会的创立也与此有关。

关于中国医院十字架的由来,可谓鲜为人知!基督徒认为这事与基督教有直接关系。非基督徒认为这事与基督教没有关系。在非基督徒的眼里,中国医院十字架与瑞士的国旗有关(注:请不要忘了瑞士也是基督教国家)。事实上,这种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界各国的医院都没有使用红十字架作为标志。只有中国的医院使用红十字架作为标志。这是因为,中国医院的前身就是悬挂十字架标志的教会医院。教会医院属于基督教组织所创建,且医院最初建筑得像一座教堂,屋顶上有十字架。中国医院一直沿用十字架作为标志。中国基督教会也使用红十字架作为标志。不过,虽然都采用红色,但是二者的比例略有不同。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西医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从主耶稣基督的公元诞生开始,2000年来世界各地的医院系统包括全欧洲的医院,整个拉丁美洲的医院,北美洲的医院,非洲的绝大部分医院,亚洲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医院都是由基督徒出于救死扶伤的爱心建立的。

西方传教士为了使中国能走上进步之路,以自己的血汗、青春、生命为代价,不远万里来到贫穷落后的中国。遍布在中国最为艰苦的地区。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名言:“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表达他对中国的爱,彰显奉献与牺牲之精神。事实上英文裡面还有一句话他说「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

殊不知,教育、出版、医学是晚清以来基督教传教士间接传教的三大途径,学术界对此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马伯英、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赵璞珊:《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杨念群:《“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学人》第12辑:《传教和行医:不同道不相为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4期;邹振环:《西医译著与近代中医界的反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2期。

近代医院制度主要源于欧洲。中世纪欧洲宗教占统治地位,天主教把设立医院作为传教手段之一,医院开始成为慈善事业,为贫困、残废者看病。公元9世纪的欧洲,设有许多与修道院相连的医院,供来客住宿和看病。文艺复兴以后,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医院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以医疗为主的、集治疗、护理为一体的今人所熟知的医院。这种制度,随着传教士的足迹,传到美洲、非洲和亚洲。从主耶稣基督的公元诞生开始,2000年来世界各地的医院系统包括全欧洲的医院,整个拉丁美洲的医院,北美洲的医院,非洲的绝大部分医院,亚洲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医院都是由基督徒出于救死扶伤的爱心建立的。

西方医事制度为中国所知晓,并非始于晚清。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在所著《职方外纪》(1623年出版)中,已经介绍了西方的医院制度:但是,医院制度传入中国,始于晚清,始于新教传教士。

早在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年)与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顿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是为基督新教在华行医施药的开始。几个月内,诊所便为300名病人施诊。1827年,马、李与新来华的郭雷枢(T.R.Colledge)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院,主要为穷人施诊,主治眼病,兼治他病,来诊者每天平均有40人之多,澳门附近亦有人前往就诊。据统计,从1827年到1832年10月,5年之中,共治愈4000余人。

1828年,英国传教士高立支在澳门开设了一家教会医院。

1835年11月,来自美部会的专业医师伯驾(1804~1889年),开办了东方第一所教会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即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据伯驾给美国传教总部的第一份季度报告说,他的医院租用当地商人的楼房,具有一定规模,可以接纳200个病人候诊,收留40个患者住院。伯驾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从事医药传教之首位牧师,他的外科手术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妙手回春的消息常常不胫而走,在士绅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没有什么反对医院的事情。倒是为政府官员所熟知和肯定。很少有病人表现出不信任。一位65岁的回族妇女,双眼患有白内障,当我问她是否能忍受手术时,她回答道: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它们取出,再把它们放进去。广州医局在短时间里飞速发展,病者日增,每日平均赴诊者约200至300不等,有时多达600人。伯驾1844年的报告表明,教会医院成立6年中,共为1.2万多名患者解除痛苦。

教会医院的人道主义精神,特别体现在重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包括妇女、麻风病患者、盲瞽者和精神病患者。在传统中国,男尊女卑,妇女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缠足,健康问题更加严重,妇女医疗问题反而更不被重视。来华传教医师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伯驾曾为他的医院有许多女性患者而感到极大的鼓舞,在医院开办的头三个月中她们有270人,占来诊人数的三分之一。以后,随着女传教医生的到来,为妇女和儿童专门开设的医院开始出现,很多医院都有妇产科,这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

186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Douw.D.M来到北京,她耳闻目睹了老式接产婆的种种愚昧无知和不讲卫生,认为旧法接生给产妇和婴儿带来的几乎是一场灾难。她发现这个问题极其严重,尤其是迷信活动使妇女儿童受害最重。她曾见一个产妇因为难产,接生婆在孩子露出来的脚上穿上一只鞋,认为这样孩子就可以自己走出来了,结果母子二人都失去了生命。当这位女传教士看到这种场景之后,回到家里大哭!有感于此,Douw.D.M返回美国,向长老会募集财物,准备了整整8年的时间,于1885年再到北京,建立女子医院,这就是以后的道济医院。医院建立后,她积极推广新法接生、预防接种,同时培养中国医务护理人员。(注:陈凤林等:《北京道济医院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7期。)也是在1885年,美国基督教妇女传道服务团,在上海西门外创办妇孺医院。1901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广仁医院,专门收治女病人。

关于道济医院(北京市第六医院)简介:

【标题】北京道济医院考略
【作者】陈凤林
【关键词】北京 道济医院 西方医学
【刊名】中华医史杂志 1998-28-3
【ISSN】0255-7053
【机构】北京市第六医院妇产科实验室
【摘要】北京市第六医院始创于1885年,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妇婴专科医院。1917年更名为道济医院,1952年被北京市政府命名为北京市第六医院。也正是这所最初的教会医院,第一个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接生方法带进了古老的北京城,将西医先进的医学理念播种在华厦大地,成为中西方文化观念、医学技术交流、融合最早的承载体之一。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中国这些医院是十字架的标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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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的源头就是基督教会!而今天那么多人在十字架底下进进出出,佛教徒也好,穆斯林也好,无信仰人士也好,他们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蒙了基督的恩惠。

你一看到十字架,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救死扶伤的、这个地方是医疗救治的,为什么一个杀人的工具反成了一个救治、救赎的标志?

正是因为当时的这些教会医院的建造上都有十字架的记号,因此现在中国西医院都以“十字架”为标志!并且在文革十年浩劫的时候,也没有人敢将医院十字架的记号去除!好好看看这个十字架,因为这是上帝留给中国人的礼物。

感谢主的怜悯!如果没有当年的传教士将新式接生法带到中国,很有可能今天大量的姊妹同胞依然在卫生条件很恶劣的情况下生产。让自己及孩子的生命面对着威胁!如果没有当年传教士将接种防疫的疫苗带进中国,又会有多少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患病甚至夭折?!

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受益者!感谢上帝吧!

List of Christian hospitals in China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截至1937年,中国共有254家教会医院。

1、1835年广州眼科医局后改为广州博济医院

(现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是中国第一间西医医院)

2、1844年上海仁济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3、1866年上海同仁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4、1877年苏州公济医院

(现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5、1883年苏州博习医院

(中国最早使用X光机医院,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6、1883年济南共和医学校

(现为齐鲁大学医学院又称齐鲁大学医科)

7、1885年北京道济医院(现为北京市第六医院)

8、1890年,济南华美医院与医校

(现山东大学附属医院)

9、1898年,广州花地精神病医院(中国第一所西式疗法精神病 医院,现为广州市脑科医院)

10、1903年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

(现为上海第二医学院)

11、1905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12、1906年,协和医学堂

(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前身,由5个教会合作开办,19 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解放军301医院前身)

13、1907年由传教士组织的中国红十字会救助中心

(上海华山医 院)

14、1907年上海圣玛利亚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1900年普仁医院

(现为北京市普仁医院、无锡市普仁医院)

16、1913年泸州福音医院

(现川南医院,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17、1914年湘雅医学校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18、1919年山西川至医学校

(现为山西医科大学)

19、1926年宏恩医院

(现为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20、1928年汉口协和医学堂

(现为武汉协和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汉口协 和医院)

上海仁济医馆 (後改仁济医院) 洛克哈特(英国伦敦会委派)
广州金利埠医院 合信(英国伦敦会委派)
北京通县潞河医院 北京潞河医院 美国基督教公理会
汉口仁济医院 英国伦敦会
渖阳盛京施医院 英国教会
杭州广济医院 英国教会
山东共和医院 山东医科大学附院 英国浸礼教会
天津驮夫医院
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同仁医院 美国卫礼公会
山东德州博济医院 美国基督教公理会
北京道济医院 北京市第六医院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
河南安阳广生医院 安阳市医院 加拿大基督教会
河南沁阳恩赐医院 沁阳医院 加拿大与英国教会合办
南京鼓楼医院 南京鼓楼医院 美国+个教会联合创办
成都男医院 加拿大联合会
成都妇孺医院 加拿大联合会
河南汲县惠民医院 河南新乡医学院附院 加拿大与英国教会合办
北京天主教施药局 法国天主教
长沙雅礼医院 湖南医科大学附院 美国基督教雅礼会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英美加三教会联办
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医院 成都华西医大附院 英美加三教会联办

As of 1937 there were 254 mission hospitals in China, and more than half of these were eventually destroyed by Japanese bombing during World War II or otherwise due to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or the Chinese Civil War. After World War II most of these hospitals were at least partially rehabilitated, and eventually passed to the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t are still functioning as hospitals.

Amoy Missionary Hospital
Bethel Hospital in Shanghai (1920)
Bresee Memorial Hospital (1925), named in honour of Phineas Bresee located in Da Ming, Hebei. Operated by the Church of the Nazaren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Canton Ophthalmic Hospital) Guangzhou Boji Hospital (1835) Peter Parker (physician)
Chengdu Eye, Ear, Nose and Throat Hospital (1894)
Chungking Canadian Mission Hospital (1896)
Chungking Methodist Union Hospital (1892)
David Gregg Hospital for Women and Children (also known as Yuji Hospital 柔濟醫院) (1902), affiliated with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 夏葛女子醫學院located in Guangzhou.
Love and Mercy Hospital (1887) (Qingjiangpu) – Absalom Sydenstricker (father of Pearl Buck) and later occupied by L. Nelson Bell
Kathleen Mallory Hospital for Women in Laichowfu (1901)
Kiating Canadian Mission Hospital (1894)
Kwang-Chi Hospital (1871)
Lester Chinese Hospital (1844) William Lockhart (surgeon)
Louella Roach Alexander Hospital for Women in Pingtu (1890)
Luchow Canadian Mission Hospital (1909)
Mayfield-Tyzzer Hospital for Men in Laichowfu (1901)
Methodist Hospital in Kaifeng, Henan
Mukden Medical College & Hospital
Hospital in Ningbo (William Parker) (1843)
Oxner Memorial Hospital for Men in Pingtu (1890)
Penghsien Canadian Mission Hospital
Ronghsien Canadian Mission Hospital
St. Andrew’s Hospital in Beijing
St. Barnabas’s Hospital in Beijing
St. Elizabeth’s Hospital in Shanghai
St. Luke’s Hospital in Shanghai (1866)
St. Peter’s Hospital in Wuchang
St. Stephen’s Hospital in Beijing
Tzeliutsing Canadian Mission Hospital (1906)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Mission Hospital for Men (1892)
University Hospital of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1942)
Warren Memorial Hospital in Hwanghsien Dr. T.W. Ayers
Woolston Memorial Hospital, (19th century)
Zicong Methodist Union Hospital (1908)

 

1800-1950:中国的医院都是些谁建立的?

在网上浏览中看到耶鲁大学的1800-1950年中国的西医医院与医学机构的统计表(Inventory of Hospital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compiled for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1800-1950 project(//www.yale.edu/adhoc/WMC/InstitutionsInventory.pdf)

它对中国1800-1950年有西医的医院和医学机构进行了统计。各条目所列内容包括所在省、所在市、所在市旧名,医院或医学机构名称、建立与资助机构、建立年份、资料档案所在地,以及备注。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在海外做基督徒许多年了,大概知道中国现代的医院开始于传教士,但在多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的贡献,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统计资料。出于好奇,我开始仔细分析这份资料。这是耶鲁大学仍在进行中的一项调查工作,因此网页中列了一个叫David Luesink的电子邮件地址,要大家对列表有更正或补充就向他报告。我下面的分析就是根据该列表截至2014年9月的资料。统计表中共列出了1800-1950年中国的527所现代(即有西医)的医院和医学机构。我把它们分成以下五大类进行统计:1)教会设立与资助的;2)设立与资助单位尚不不清楚的;3)公立或军队医院;4)红十字会医院;5)私立医院或其他(不属于前述的任何一种)机构医院。分省统计的结果见本文后面附录。这里是全国总计的情况。括号中的数字是同一类中的医院或医学机构最早建立的年份。

全国总计(Total):527家
教会设立与资助医院与医学机构:351(1835)
设立与资助单位未确定医院与医学机构:144(1890)
公立或军队医院:18 (1908 或 1911)
红十字会医院: 5 (1907)
私立医院或其他机构医院: 9(1900)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在527家有西医的现代医院和医疗机构中,有144家现在还不能确定当时的建立和资助机构。在剩下的383家中,由教会和传教士建立的是351家,占91.6%;公立或军队医院为18家,占4.7%;红十字会建立的5家,占1.3%;私立或其他机构医院9家,占2.4%。
如下面的讨论中所述,红十字会和私立医院中部分也有传教士和传教机构的参与,公立医院中也有些是接管的传教士医院。因此,在1800年至1950年中国有西医的现代化医院中,由传教士和传教机构建立的占了绝对的大多数。由于这个特点,1800-1950年期间,中国沿海地区和通商口岸城市等传教士较早到达的地区,医院也开始建立较早,数量上也远多过内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