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2日,联合国邮政发行了《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诞辰200 周年暨国际护士和助产士年》:缅怀南丁格尔回应上帝呼召彰显基督品格的一生

 

每年的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以感谢护士们为了人们的健康所付出的辛苦。这一天也是(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的生辰纪念日。

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2020 年为“国际护士和助产士年”,以表彰这两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对全球卫生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今年也是现代护理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诞辰200 周年。

“护士是医疗系统和社区公众之间的桥梁,是奋战在一线拯救生命的斗士,也是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关键一环。不仅仅是在疫情期间,我们每时每刻都应该向我们的护士和助产士致以崇高的敬意,”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在5月11日的媒体通报会上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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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2日,联合国邮政发行了《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诞辰200 周年暨国际护士和助产士年》普通邮票一套1 枚。 这枚邮票的发行正值2019冠状病毒病在全球蔓延。本枚邮票面值为1.35 欧元,由挪威艺术家马丁·莫克(Martin Mörck)绘画,版式设计为Rorie Katz(联合国)。邮票画面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肖像,左侧为德文书写她的名言“珍重生命,生命是伟大的馈赠,其中无小事”,肖像右侧的文字为德文“联合国”。该邮票可在联合国维也纳国际城内使用,可将信函、明信片等邮件寄往世界各地。您也可以在中国邮政的邮局购买到邮票进行收藏。了解和购买邮票,请访问联合国邮政官网:https://unstamps.org/zh-hans/或关注联合国邮政官方微信:联合国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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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基督时报2015年05月12日
作者: 徐敬谦

 

护士是上帝派到人间的白衣天使,她们用温柔纯洁的心和专业的护理经验来守护和细心照料每一位患病的人。

5月12日国际护士节是全世界的护士们共同的节日,也是近代护理创始人英国基督徒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诞辰。国际护士节就是为了纪念她在历史中的丰功伟绩而设立的。虽然她已经辞世103周年了,但是她的博爱、牺牲、奉献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全世界的医护人员。

国际护士节在中国也受到了相关医疗卫生部门的重视。据解放军报报道:为纪念这一节日,5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简称总后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以“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深化优质护理服务”为主题的座谈会。在会上,南丁格尔奖获得者、援非抗埃护士长、临床护士等代表分别发言,探讨南丁格尔精神在优质护理中的具体表现等问题。南丁格尔

南丁格尔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她又在这个历史中做了怎样的事情而让全世界的人们敬仰呢?下面就请让基督时报小编带你走进南丁格尔波澜壮阔的一生。

“余谨以至诚, 于上帝及会众面前宣誓: 终身纯洁,忠贞职守。 勿为有损之事, 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 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 慎守病人家务及秘密。 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 务谋病者之福利。 谨誓!”—南丁格尔誓言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年5月12日-1910年8月13日),出生在一个有着基督教背景的英国贵族家庭。因为她是在意大利著名的城市佛罗伦萨,所以她的父母给取名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基督教家庭的背景,再加上父母经常做慈善活动,所以基督教的博爱和奉献的精神开始在她幼小的心灵里面生根发芽。

南丁格尔年轻时经常与一些贵族出人于上流社会的舞会、沙龙。虽然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但是这些并没有让她的心灵感到满足。直到南丁格尔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护士,才让她真正的感受到充实的生命意义。

寻求上帝旨意 回应上帝呼召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英欢在《南丁格尔的基督徒角色》的论文中提到了南丁格尔明确上帝在她身上的使命是呼召她成为一名护士的奇妙经历。

据该文章介绍:南丁格尔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坚信这份工作来自上帝对她的呼召。9岁时,她在第一篇日记里写到“上帝必与我同在。”17岁时,她在日记里面写道第一次接受上帝的呼召,“1837年2月7日,上帝在呼召我,要我为他去效劳。”虽然,她接受了上帝的呼召,但是还是不清楚上帝在她身上的使命具体是什么?

1842年夏天,英国发生了大饥荒。灾民的处境让她感到痛心,她开始历史所能及的救济一些平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与同为基督徒的汉娜伯母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她们在一起经常谈论精神生活和灵魂对神的归属问题。经过一段时间后,她渐渐的地清晰了自己所要走的道路。

后来,她在给汉娜伯母写的一封信中表明自己对于护士这个职业的热爱与崇敬。她在信中表示护士是真正的天使。虽然她们就像医院的女佣一样,做着人们厌恶和鄙视的工作,她们必须清除脏乱和污秽,为病人清洗身体,但是她们的工作却有益于人们的健康。后来,她回忆,“我24岁之后,对自己要做什么,要走哪条路,就不再有任何迟疑不决了。”

克里米亚战争救治伤员 闻名于世

此后,她接受了一系列的关于护士方面的培训。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南丁格尔带领护士奔赴前线救治伤员,她的事迹传遍欧洲。

据甘肃卫视播放南丁格尔的视频资料介绍:1854年至1856年间,英法联军与沙俄发生激战。在英国一家医院任护士主任的南丁格尔,带领38名护士奔赴前线,参加护理伤病员的工作。因当时医疗管理混乱,护理质量很差,伤病员死亡率高达50%。于是,南丁格尔就潜心改善病室的卫生条件,并加强护理,增加营养。半年之后,伤病员死亡率下降到2.2%。这一事迹传遍全欧。

另据其它资料介绍:在此期间,南丁格尔为了更好地照顾到伤员,她建立了护士巡视制度。每天夜晚,她都提着一个小油灯到4英里之遥的营区里面,逐床查看病人。士兵们亲切地称她为“提灯女士”或者“克里米亚天使”。一个伤病员写到,灯光摇曳着飘过来,寒夜似乎也充满了温暖…… 我们几百个伤病员躺在那里,当她来临的时候,我们挣扎着亲吻她那漂浮在墙壁上修长的身影,然后再满足的躺回床头上。这就是所谓的“壁影之吻”。

女王嘉奖 赞基督徒品格

为了表彰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贡献,1855年11月维多利亚女王送给她一枚胸章。这枚胸章上面还刻着一句圣经经文,”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女王还在附信中写道:“在充满血腥的战争中,你表现了基督徒崇高的牺牲精神。我一一枚胸章作为君王感谢你的心意表徽,请你佩戴并珍惜我的情感。这枚胸章的花色和形状正足以表达我真诚的祝福,以及对你崇高事业的推崇。”

南丁格尔的余后人生 

1860年,南丁格尔在英国伦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正规护士学校。1863年南丁格尔还制定了医疗统计标准模式,后被英国个医院相继采用。1901年,她因超劳过度而导致双目失明。1907年,南丁格尔获得英王授予的功绩勋章,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接受这一最高荣誉的妇女,其后还发起组织国际红十字会。1908年3月16日,南丁格尔被授予伦敦城自由奖。1910年8月13日,南丁格尔在睡眠中溘然长逝,享年90岁,终身未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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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Jozemara Friorili Lemes on Pexels.com

南丁格尔的护士工作专著成为了医院管理、护士教育的基础教材。在南丁格尔的一生中有力的推动了世界各地护理工作和护士教育的发展,因此被誉为近代护理创始人。国际护士理事会在1912年把她的生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

据中国食品科技网介绍:国际护士理事会将南丁格尔的生日定为国际护士节,主要目的在于激励广大护士继承和发扬护理事业的关荣传统,以“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个病人。最初称“医院日”或“南丁格尔日”。而在中国则被称为“国际护士节”。至今,在伦敦的街头还竖立着南丁格尔的一座铜像,甚至在10英镑的纸币的背面也印有她的半身像。

1859年,南丁格尔所写的《护士札记》出版,这被认为是最早的护理学经典著作。1860年,她在英国伦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推动了西欧以及世界各国的护理工作和护理教育的发展。南丁格尔对当时和后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所能享受到的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制度、国民义务教育制度等,都有她的一份贡献。1907年,英国国王授予南丁格尔最高勋章,并在伦敦建立南丁格尔纪念馆。当年,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设立南丁格尔奖。此外,英国政府为纪念南丁格尔的贡献,还在10英镑纸币背面印上她的肖像。

南丁格尔选择护士这个职业是有着坚固的信仰依据的。事实上,在她看来,护理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从上帝而来的呼召。她认为,耶稣基督才是护理职业的创造者,人的生老病死必须以神的法则来看待。她相信“人的身子是神的殿”,不力是刻画在人心、修砌在人身的工作。她指出一名优秀的护士要拥有三个动机:一是天生喜欢照顾别人的“天然动机”;二是愿意把事情做好,也愿意不断再教育的“专业动机”;三是为神而不为成功的“基督信仰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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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尔于1910年8月13日逝世,享年90岁,终生未婚。她年轻时曾谈过一场恋爱,对象是自己的表兄,曾一度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不过,因为是表兄妹的关系,他们的恋爱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坚决反对;于是,这对恋人选择了顺从,并誓言要终身奉献于人类的公益事业。后来,南丁格尔的表兄前往靠近北极的加拿大严寒地区,向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传福音;而南丁格尔南则献身在护士的职业上,把爱情化为更加深入的情感,一生恪守诺言,走在服侍上帝和病人的道路上。

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林巧稚

在南丁格尔80岁高龄的某一天,我国福建省鼓浪屿一对基督徒夫妇生下了一个女婴。这个女婴长大后成为我国著名的医学家,一生亲自为5万多名婴儿接生。她就是我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林巧稚女士。

林巧稚出生于1901年,5岁丧母,1914年受洗,正式加入基督教。1921年考入位于北京的协和医学堂,1929年毕业并获医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协和医院妇产科大夫,为该院第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后于1940年成为该院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并于1959年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林巧稚名义上虽然不是护士,但是一直做着护士的工作,在她那里并没有严格的“医”“护”之分。《新华网》一篇报道称,“一次次,她如护士和母亲般攥住产妇在惊恐和痛苦中狂抓的手,传递给她们温情、力量和信心。”

与南丁格尔相同,林巧稚走上行医的道路也与她的基督教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她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之中,5岁时所读的幼稚园也是由英国长老会所开办,10岁进入厦门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后就遇到了一位基督徒老师玛丽·卡琳,开始认识到基督徒可以用一些平凡的琐事荣耀神。

高中毕业后,林巧稚立志成为一名医生,希望自己能像使徒保罗的同工路加那样,一面传福音拯救人的灵魂,一面医病救人,解除人肉体上的痛苦。多年后,在培训护士时她还说:“当你怀着基督的爱去做这些事,就不会觉得每天的工作琐碎、无聊、没出息了。”1980年,她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是一名医生,经历了太多的生死。我不怕死,《圣经》上说:‘我必往祂那里去’”

林巧稚与南丁格尔另一个相同之处在于,二人都是终生未婚,并将一生奉献给了他人。林巧稚考上协和医学院时已近20岁,在那个年代这个年龄的女子大多已经结婚。毕业后她留校任职,聘书中却规定“……聘任期间凡因结婚、怀孕、生育者,作自动解除聘约论。”因着对医护事业的热诚,她将自己的一生都放在了妇产工作上。据说,她在床头放了一部电话,因此医院若有需要,即使是晚上也可以随时找到她。她还说:“我的惟一伴侣就是床头那部电话。”

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于北京安息主怀。在遗嘱里,她把自己的全部遗产捐赠给北京的幼儿园和托儿所。在其六十年的医务生涯中,林巧稚除了做研究和带学生外,还亲自接生了五万多位婴儿。 很多父母以 “林”字给孩子命名,例如“念林”、“爱林”、“敬林”、和“仰林”等等,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中国共产党第一所护校创办者傅连暲

“在闽西,他帮助红军战胜了最大的威胁——天花。长征过雪山,他想出吃辣椒御寒的方法,又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国防大学图书馆主任马祥林在《傅连暲 曾经是位基督徒》一文中将傅连暲称为“红军华佗”。这篇文章发表在2001年6月4日的《北京青年报》 之上。

傅连暲是中央红色护士学校校长兼教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医务学校,于1931年底在福建汀州,傅连暲的故乡成立。随后,傅连暲还参加了红军长征,并负责中央的保健工作,在军中有“红色华佗”的美誉。途中药品用完后,他便利用基督徒的特殊身份,在沿途的教堂中找药,解了燃眉之急。

傅联暲于1894年生于福建省长汀县,父母皆为基督徒,因此他一出生就接受了洗礼。后来,傅联暲在汀州福音医院内科医师英国人希布莱尔的帮助下读完中学,并考入亚盛顿医科学院。1918年,年仅22岁的他成为汀州红十字会主任医生,从1920年起又在医校任教并开办诊所。1925年“五卅运动”后,福音医院外籍医生撤走,傅连暲当了院长。傅连暲担任福音医院院长期间,曾医治过许多红军高级将领,掩护并收治过大量红军伤病员。

傅连暲曾长期担任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工作和医疗卫生教育工作,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为解放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惜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于1968年死于狱中。

 

 

 

建国七十年来中国人所不知的白求恩的家庭和教育背景

鉴于中国大陆和全球的新型肺炎 COVID-19 流行,影响到了世界各地的每一个国家和海外华人群体。由于七十年来的中国大陆史无前例的宣传,中国大陆的很多医护人员和广大群众一直把白求恩当作该效法的圣人。我们由衷地感谢白求恩大夫等国际人士对抗战中中国人民和八路军将士的无私的爱。由鉴于此,有必要向世界各国华人介绍白求恩大夫真实的家庭背景。

白求恩牧师

图为2019年10月下旬,作为白求恩家族的后代,基督教牧师阿诺德·白求恩(Arnold Bethune)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资料图片)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 摄

以下内容摘自维基百科

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格雷文赫斯特。他的祖先是苏格兰人。几个世纪来,白求恩家族在加拿大很有名气。现任温哥华市长罗品信是白求恩的远房亲戚。白求恩的高祖父约翰白求恩牧师是基督教长老会牧师,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建立了该市第一间基督教长老教会, 也是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创始人之一。白求恩的祖父老诺尔曼·白求恩是多伦多大学三一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是闻名加拿大救死扶伤的名医。白求恩父亲马尔科姆.白求恩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根据加拿大华裔总督伍冰枝著作的记载,白求恩的父亲受当时美国著名基督教布道家和学者 D.L.Moody 穆迪很大的影响。

白求恩父亲马尔科姆.白求恩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他为了传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赎罪牺牲的大爱,跑遍了许多安大略省的城镇的教会。白求恩在格雷文科恩的故居是当地基督教会为牧师盖的住所。1970年加拿大政府为了和中国建交,才把这所房子从当地的教会买下,作为历史古迹,交由加拿大国家公园管理。白求恩的母亲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十岁在故乡伦敦散发基督教小册子,二十一岁离开英国到夏威夷传教,结识了白求恩的父亲。两位虔诚基督徒所组成的家庭带给白求恩说不尽的爱。与白求恩相知甚深的泰德·阿兰在书中写道,“白求恩的家庭生活总是很活跃、丰富而且温暖。”心理学家指出,在充满爱的家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对别人显示爱心,相反,无法得到家庭关爱的孩子长大后也不轻易向人示爱,而容易性格孤僻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白求恩对穷人和患者深怀爱心,首先就是因为他比一般人得到了更多的爱。当白求恩长大成年,他承认父母对他的非凡影响。他说:“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劲。”

1970年中加建交,加拿大政府购下了白求恩的父亲在格雷文赫斯特属于当地基督教长老教会的牧师住宅,将其恢复到1890年白求恩诞生时的样子,又把邻居的白色房子布置成了“白求恩纪念馆”。故居的客厅,餐厅,书房、卧室等都还原了19世纪末白求恩在此居住时布置。2000年8月19日,中国血统的加拿大总督伍冰枝到此为白求恩的铜像揭幕。

白求恩

这个世界尘世的苦难不断。我为白求恩感谢上帝。当时的中国人不信上帝,上帝只能差派白求恩给抗战中苦难的中国人民间接的帮助,可以肯定,那时白求恩年迈的虔诚基督徒母亲一定日日为白求恩在中国的工作祷告。

在白求恩在华的那个中国人民的苦难的时期,有许多位加拿大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从事医疗教育的工作.根据一篇文章的介绍,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各地医院服务的加拿大医护多达二百多人。这一大批来自遥远国度的白衣战士,不管他们的信仰如何,都将故乡安謚平和的生活抛之身外,在中国现代史上最严峻的年代中,默默地关怀和照顾着这片苦难土地上的伤弱病残。他们的献身精神和高尚行为,共同谱写下加中历史上最壮丽动人的篇章之一。加拿大有一部纪录片提到这些在世界各地的医疗基督教传教士。认为他们不是为了加拿大的国家利益,而是为了全人类的爱奉献人生的。这些加拿大医护人员中的大部分在国民政府和日本占领区。由于众所周之的原因,他们的爱心和故事没有像白求恩的故事一样告诉给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应该纪念他们对中国医疗事业的伟大贡献,不应该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只纪念白求恩大夫一人。

居住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 (Halifax) 的女艺术家卡茜·芭斯比 (Cathy Busby) 在中国北京奥运会期间她作为北京红门画廊聘请的驻地艺术家在那里呆了两个月。她不无自豪地说:“白求恩在中国十八个月,我的外祖父在中国二十五年;曾外祖父在中国五十年。”其实时间长短并不重要。我们在这些基督徒医生身上看到的是一条传承已久、极其可贵的加拿大人文精神和道德价值的脉络。卡茜的曾外祖父叫罗维灵大夫(William McClure ,也译为罗威廉),外祖父叫罗明远大夫(Robert Baird McClure)。抗战爆发后,罗明远就任了国际红十字会驻华总管的职位。并在郑州前线一带组织救援工作。就在这段时间罗明远邂逅了白求恩。罗明远在一次路过潼关时,一位中国军官对他说他们护送的一位加拿大医生失踪了。罗明远立刻骑着自行车到处找。最后找到了烂醉如泥的白求恩。罗明远把白求恩交给了护送部队,两人就此分道扬镳了。一年后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牺牲了。罗明远大夫也随国民政府转战到了大西南。在日军占领东南亚后,他又参与建立从印度穿越喜马拉雅山来华的空中供应线。他还专门负责救助在这条航线上时常发生空难的倖存人员。有时甚至要亲自跳伞到人迹不至的山区去现场急救。据他回忆,在这些年中,他几乎天天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工作。身上随时带着一把手枪,自我急救用的一点血清和吗啡。而在这样不稳定的环境中,他居然还实验和提出了一套适合于中国农村的医疗网制度。罗明远大夫当时是印度和中国地区唯一能够使用镭疗治疗癌症的医疗传教士, 曾因教会医院照顾八路军伤兵一事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发生严重争执,导致和国民政府关系破裂。罗明远大夫于1948年返回加拿大后。充沛的精力和坚强的信念驱使他继续踏上为人类解除病痛的征程。他的足迹遍及印度、婆罗洲、埃及、加沙地带、秘鲁、加勒比海和扎伊尔等地区。他于1968年至1971年期间被选为当时作为加拿大最大的基督教宗派第23届加拿大联合教会主席(Moderator of the United Church of Canada)。九十年代下一代人成长后联合教会信仰逐渐出现偏差成为神学自由派,之后逐渐失去基督生命和爱,进而走向教会衰落,目前已经不是加拿大主要的基督教宗派之一。

伊莎贝尔.麦克塔维什医生(Dr. Isabelle McTavish,1881-1953 中文名梅秀英)在24岁由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从曼尼托巴省派到中国去。这位年轻的女医生告别母亲和手足,作为教会医护人员前往中国河南,先后在卫辉、彰德(今安阳)等地爱心工作超过30年, 终生未婚。服务中国人民时间超过白求恩大夫十倍以上。据在广生医院(今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工作多年的李文仁回忆:那时候大部分人都很穷,来看病时身上很脏,有的人满头满身都是虱子。梅大夫一点都不嫌弃他们,还给病人洗脚剪指甲,帮他们抓虱子。李老先生说,这些事情都是他亲眼所见,一个外国人能对我们的普通老百姓这么照顾,他内心非常感动。有一天,梅大夫正在救治一位共产党部队的伤员,一串串子弹从外面射了进来。医院的很多员工赶紧躲进了地下室。梅大夫后来对他们说:我们医生护士是救死扶伤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离开自己的病人,不能把病人放在一边只顾自己。抗日战争后期,梅大夫曾经被日军残酷的关押。抗日战争胜利后她获释回到加拿大。

另外当时有一位在河南安阳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的窦大夫(Jean Dow),曾救治当时被视为绝症的黑热病患者。在二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她拯救了四百位母亲和孩童的生命,受到当地政府的褒奖。但她自己后来不幸感染了一种不明的疾病而去世,被安葬在她工作了三十三年的安阳。河南安阳地区的广生医院由加拿大基督教传教士和基督徒医师管理了53年,直到1947年才由中国基督徒接办。河南当时的恩赐医院,博济医院,惠民医院等其他医疗机构也是由加拿大基督徒医生所创办的。

在四川,加拿大基督徒医生先后创建16家仁济医院,遍布巴蜀各地。医生们不仅在成都开办了中国西部第一家西医诊所,还创建了以医学和牙学为主、文理并重的华西协和大学,并使之成为我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

加拿大首位华裔女医生张肖白 (Dr. Victoria Cheung,  1897-1966) 被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女子传道会派到广东江门的巴克莱妇幼医院(也叫仁济医院,是现在的江门中心医院的前身)工作。江门人对她的记忆仍然鲜活,尤其是医疗系统中人。她的爱心和事迹在广东江门民间广为流传。庆幸的是,张肖白没有活到人斗人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日子。广东省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屠杀情况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文化大革命前夕她葬礼那天,广东江门四乡民众自发赶来送殡,送葬队伍绵延长达数公里。

加拿大传教士医生查德·布朗 (Dr. Richard Brown) 原在武汉某基督教教会医院工作。白求恩率加拿大援华医疗队来到武汉时,经人动员,他随白求恩的医疗队奔赴延安,精心为八路军伤病员服务。后来,他又随白求恩等深入华北前线,到五台山地区救治八路军伤病员,根据地的报刊对他的有关事迹作了专门报道。朱德见到报纸上关于布朗的报道,也很感动,特致函布朗向他表示感谢,希望他继续留在八路军中工作。朱德在信中说:“八路军非常感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给予中国的同情和援助,特别是那些在非常艰难和危险中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们。” 他还向布朗介绍中共的宗教政策:“八路军没有反对传教士的偏见,恰恰相反,我们欢迎他们,愿意和他们合作。因为我们的抗战不只是为中国国家的独立自由而战,而且也是为了支持世界的和平而战。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

1865-1951: 历史不能遗忘的中国教会大学

教会大学,一般意义上是指中国西学东渐时期的基督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大学,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医学等影响很大,故称教会大学,其中大多为基督新教教会会所创设,5所为天主教教会所创设。
1594年(明万历二十三年)建立了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澳门圣保禄学院。这是在中国建立教会学校的开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先声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教会大学相继建立。清末,公立大学只有3所,而教会大学就有8所。从民国初到抗日战争中的20年间,在华的教会大学又新建了18所。解放初,中国尚有教会大学21所。
1951年底,所有教会大学都由人民政府接收,其中改为公立的12所,即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津沽大学协和医学院、铭贤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中大学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华西协和大学;接收后改为由中国人民自己办学、仍维持私立、政府予以补助的9所,即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求精商学院、震旦大学津沽大学。经过1952年至1953的院系调整,原教会大学的校名全部取消,或改名,或与其它大学合并。
教会大学在诸多方面,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民国基督教教会大学20所:

1、沪江大学(Shanghai College)1906年创办;
2、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1904年创办;
3、金陵女子大学(Jinling College)1913年创办;
4、金陵大学(Jinling University)1888年创办;
5、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1900年创办;
6、燕京大学(Yanching University)1919年创办;
7、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1879年创办;
8、之江大学(Hangchow University)
9、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10、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
11、长沙雅礼大学(College of Yale-in-China)
12、湖北文华书院(Boone Memorial School)
13、武昌博文书院(Bowen College)
14、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1905年创办;

 

1919年10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大学校长会议,组建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的十四所在华教会大学。这十四所大学在当时已分别设有文科全部课程,多数设有理科或工科。为了表达简洁,通常将这些大学称为“在华十四所”。沈阳文会书院、宁波三一书院、太谷铭贤学堂、岳阳湖滨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当时未加入教大联合会,但已开设大学课程(包括部分课程)的教会在华高等教育机构为了表达简洁,通常将它们称为“会外五所”。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教大联合会建立的当年才开设医学本科,1920年加入为联合会成员;但是该校在课程设置和资金来源方面和上述十四所大学有区别,简称“协和”。 

教会大学天主教教会大学3所:

1、震旦大学1903年创办;
2、津沽大学1921年创办;
3、辅仁大学1927年创办;
其中辅仁大学简称辅仁,震旦大学简称震旦,津沽大学简称津沽。

教会大学发展

圣约瀚大学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1895年清政府批准盛宣怀在天津创办的北洋大学堂,而实际上,中国最早的大学是1879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教会大学只在香港和国外才有,而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教会大学,则相当陌生。当一些人听到东吴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辅仁大学,这些名字的时候,还以为是今天的一些民办的野鸡大学呢。而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这十几所教会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为教育和社会的现代化都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当时高校数量稀缺,这些仅有的教会学校肩负了培养人才的重担。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主权恢复,1952年,全国院校大调整,高校收归国有,这些教会学校拆分、合并到了其他学校之中。
19世纪晚期,天主教和新教开始在中国创办一些高等教育机构, 到了上世纪20年代之后已蔚为大观,教会大学已经遍布华东、华北、华南、西南各地。
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共有二十三所。其中基督新教大学二十所:
1919年10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大学校长会议,组建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的十四所在华教会大学。这十四所大学是:沪江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长沙雅礼大学、湖北文华书院、武昌博文书院(文华书院大学部、博文书院大学部、博学书院大学部后合并组建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这十四所大学在当时已分别设有文科全部课程,多数设有理科或工科。为了表达简洁,通常将这些大学称为“在华十四所”。
协和医学院(北京)于教大联合会建立的当年才开设医学本科,1920年加入为联合会成员;但是该校在课程设置和资金来源方面和上述十四所大学有区别。简称“协和”。
当时未加入教大联合会,但已开设大学课程(包括部分课程)的教会在华高等教育机构还有:沈阳文会书院宁波三一书院、太谷铭贤学堂岳阳湖滨学堂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其中岳阳湖滨学堂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当时已开设文科大学的全部课程。为了表达简洁,通常将它们称为“会外五所”。
外国人创设的天主教教会大学:未加入教大联合会,辅仁大学,简称辅仁,津沽大学(天津圣心学院),简称圣心。中国人创设的天主教教会大学,起初由中国神父创设的教会大学是上海震旦大学。简称“震旦”。后又有天津一所天主教会大学为天津工商学院(津沽大学)。
另外在后期学校变更中还有一所华中大学也是教会大学,1924年,文华书院改名为华中大学,同年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并入,1929年岳阳滨湖书院大学部,长沙雅礼书院大学部并入。1926年,两湖地区受到排外运动的严重冲击,上述学校一度被迫关闭。后来也在武昌的文华校园内联合办学。
从宗派关系对神学院校分类据统计, 1920 年全国13 所招收高中毕业程度以上学生的神学院校中,有6 所为某宗派独办并为该宗派服务,其中圣公宗3 所(圣约翰大学神科、文华大学神科,宁波三一书院),浸礼宗一所(沪江大学神科),信义宗1 所(信义宗协和学道院)、长老宗1 所(文会书院神科)。其余7 所学校为3 至8 个宗派的合作事业(包括燕京大学神科、齐鲁大学神科、金陵神学院、湖南协和神学院、福州协和神学院、华西协和大学神科、广州神道学校)

教会大学贡献

齐鲁大学

中西文化交流中,教会学校自然也有着先天的优势,他们开启了中国近代海外留学的先河。1846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将马礼逊学堂的3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送到美国求学。由于这3位学生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教会在他们留学期间还给他们的父母寄赡养费,为期不少于两年。后来除黄胜因病回到香港外,黄宽和容闳都学成回国,黄宽成为了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而容闳,从耶鲁大学学成归来后,致力于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后来,他先后带领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据史料记载,第一批享受庚子赔款奖学金的绝大多数留学生曾在教会学校学习过。例如:1910年,上海举行的庚子赔款奖学金考试录取的31名考生中,26名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同年在广州举行的考试,有260名学生报考,6个奖学金名额中5个是授予广州教会大学学生的。建立清华学校之后,有些学生发现,“教会学校的训练对参加清华考试是一种极好的准备。”1917年,清华学校出版的《留美归国学生人名录》一书中,列举了401名学生,“其中有132人曾在教会大学受过全部或部分的高等教育,24名以上在教会中学学习过。教会大学在中国留学史上的成绩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促进人才流向欧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很重视英语的教育,在教学中直接用英文授课,所以一般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外语都十分流利。教会大学所发的文凭全部来自国外,在社会上有着良好的声誉。而且,这些教会大学的文凭都得到欧美国家承认,有的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

沪江大学
教会大学起点高,引用西方高校制度,各校名师云集,而且各校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殊专业,办学有声有色,学生才俊辈出。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和新闻系,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力。还有东吴大学的法科,在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中,中国法官中的大部分都是出自东吴大学。还有沪江大学的中文,例如曾就读于沪江大学(今上海理工大学)的徐志摩。医科更是教会大学的强项,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等校的医科,为中国培养了最优秀的医学人才。
教会学校有鲜明的西方宗教文化特点,但同时在中国文化传播与研究中,也成绩斐然。当时的很多教会学校,不仅教授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也有限的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三字经》、《千字文》、《 百家姓》、《四书》、《五经》等。

教会大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不少教会大学负责人都主张教会大学通过吸收中西文化之精华, 使之具备明显的文化传播功能。哈佛燕京学社举世闻名,许多著名的中国学者都曾在该机构进行历史典籍和文物考古方面的研究, 至今它在美国仍是国际

之江大学

汉学研究的一流机构。抗战期间, 华西协和大学和内迁成都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知名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东西文化学社。其简章规定“本社联络国内外学者, 以客观的批判精神, 检讨东西文化之价值, 并直接交换思想, 共同努力与文化之交融及新文化之建设为宗旨”。学社成立之后,组织了很多活动与研究,进行了广泛的中西文化交流。

教会大学评价

金陵大学

美国对外国人在华所办大学ABC编类,根据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誉志久野教授综合统计(根据中国教会大学所授课程、设备、学制,特别是在美国留学生的成绩记录):1925年后的金陵大学燕京大学为教会大学中的甲级或乙级(1925年前燕大为丙级),圣约翰、华中、沪江等以及金陵女大列为丙级。依此标准,当时国内有七所国立大学被列为甲级或乙级,持有甲级(A类)大学学位的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持有乙级(B类)、丙级(C类)大学学位的毕业生能进美国大学本科,有些可进三或四年级,有些只能进二年级,进入研究生院则要补修30个本科学分。教会大学虽然数量不多,但起点很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教会大学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它们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教会大学具有其特殊的两面性,他的最初目的是传播宗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所以其影响并非全部正面的,虽然他们为学术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教育受国外控制,文凭由国外发放有损国家主权,不利于国家独立自主发展,因而新中国成立后,其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1952年院系调整中,这些学校拆分合并到了其他学校,我国教育主权终于恢复。

教会大学与中国话剧

20世纪初,西方教会把西方宗教文化带到了古老的中国,同时,也把西方的文学作品、戏剧艺术普及到了东方。精神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化,是部分中国话剧作家的思想文化资源之一,对中国话剧产生了多种影响。
1. 西方戏剧在中国演出,最早是从教会学校所演出的宗教剧开始的。而西方宗教剧因其具有以世俗生活为对象、以讽刺为特色等话剧艺术因素,故对中国早期话剧产生了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话剧形式的影响 –只说不唱的演法;话剧观念的影响–追求真实的、生活化的表演观念与方法,而非传统戏曲那种象征的、虚拟的表演观念与方法。
2.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话剧的关联主要表现在翻译剧、改编剧的翻译、改 编、上演中。这一时期的翻译者、改编者,从注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剧本,过渡到注视圣经题材剧。但目的不是为了传教,而是“意在教外”,别有所图。其一,他们的“所图”乃在于:取材于经典,背离经典。其二,他们的“所图”乃在于:借西方之神,斥东方之鬼。但是却在客观上使中国既出现了一批反基督教精神的作品,也出现了一批有助阐明或宣扬基督教精神的文学作品。
3. 现代剧作家经历了一个从注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剧本,到注视基督教文化内涵的变化过程。基督教文化与中国话剧的“汇合”,成为中国话剧蜕变、发展的一个条件,也使中国话剧剧作更加多彩。
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学校甚至培养出了一些建国之后依然人气不减的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如新中国二十二大影星之一的孙道临燕京大学校友,毕业于该校哲学系)。

教会大学知名大学举例

中国在建国前有许多大学是由基督教或天主教会创办,可以说是当时的世界级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高校进行宗教活动,宗教与高校撇清关系也意味着教会大学不会继续存在,1952年中国院校大调整中这些教会大学被拆分合并至其他大学中。
沪江大学
(University of Shanghai)原名上海浸会大学,为美国基督教南北浸信会所创办。上海浸会大学最初的校长为美国人柏高德博士。另设浸会神学院,由美国人万应远博士任院长。校址位于黄浦江畔的杨树浦军工路。1914年经校董会决议,改中文校名为“沪江大学”,并确定校训为“信、义、勤、爱”。1917年,沪江大学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注册立案,并获得硕士、学士学位授予权。1920年秋季,开始招收女生入学。1928年1月,刘湛恩博士成为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他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确立了“更为中国化”的办学主张。1929年3月18日,沪江在中国教育部注册立案,成为上海第一所立案的教会大学。在学科发展方面,坚持在职业化下发展应用性专业的“沪江模式”。倡导社会服务,提倡勤工俭学,实施平民化教育。学校的设置作了一系列调整,相继成立了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等院系,从院长到系主任皆由华人充任。课程设置注重打好基础,强调文理相通,学生英文水平普遍较高。学生课余生活十分丰富,有书法研究会、健美学会、英美文学会、英文剧社、网球队、排球队、足球队、男女篮球队、田径队、女子体育促进会等。沪江大学在私立大学中以以学风纯朴、较少教会气和爱国主义传统闻名全国,以文理商著称于世;开在华教会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国内最早开展社会工作,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兴办了上海最早正规的建筑教育,拥有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商学院,诸多领域开一时风气之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优秀办学传统,孕育了一大批爱国青年、志士仁人、学术精英、工程专家和政商翘楚。1952年秋季,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沪江大学各系科(组)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交通大学等院校。之后,第一机械工业部在沪江原址组建上海机械学院(今上海理工大学)。
燕京大学
(Yenching University)是20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创办于1916年,司徒雷登任校长,曾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在国内外名声大噪。在中国高等院校1952年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消。中国大陆国民政府迁台后,燕京大学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在中国大陆,其资产由中国政府接管后被整并,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校舍由北京大学接收,现在其建筑仍为燕京大学古迹。
  
辅仁大学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1925年由罗马教廷创办,20世纪初与北大、清华、燕京并称北平四大名校,并驰名于海内外华人社会。创始人之一同为复旦大学马相伯先生。1952年在中国高校调整过程中被撤销,其校舍划入北京师范大学的北校区。人员与系所编制则分别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现辅仁大学旧址为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齐鲁大学
(Cheeloo University)正式校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为1904年至1952年在中国山东省办学的一所教会大学,由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联合开办。鼎盛时号称“华北第一学府”,与燕京大学齐名,有“南齐北燕”之称。大陆许多知名学者如老舍先生、历史学家顾颉刚墨学大师栾调甫、戏剧学家马彦祥等纷纷到此执教。齐鲁大学是当年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十三所教会大学之一,在1952年的院校大调整中被撤销,原校址今为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其各学科分别被并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
  
  

东吴大学
(Soochow University)20世纪初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于1900年由基督教监理会在中国苏州创办,其法学教育在当时饮誉海内外,是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1951年在台湾复校,也是台湾第一所私立大学。1952年中国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办为苏州大学。经教育部和江苏省省政府批准,苏州蚕桑专科学校苏州丝绸工学院、苏州医学院先后于1995年、1997年、2000年并入苏州大学。原东吴大学法学院位于上海,其法律系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其会计系和院址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
  
圣约翰大学
(Saint John’s University)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的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在体育教育上遥遥领先。上海圣约翰大学前身是创建于1879年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1952年,圣约翰大学被分拆至华东师范大学等上海各大高校后解散,圣约翰大学原校址划归华东政法学院,一代名校就此消弭于历史长河。该校培育了林语堂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等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

  
震旦大学
(Aurora University)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上海创办的教会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开展研究生教育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学校,为中国近代著名高校,曾经有“东方巴黎大学”美誉。震旦由中国神父马相伯于1903年2月27日,在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震旦是印度对中国旧称,英、法文校名分别为Aurora和L’Aurore。1952年中国院系调整,震旦大学医学院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在原校址合并组建上海第二医学院,其他院系分别归并复旦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华东政法大学、上海财政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
  
之江大学
(Hangchow University)是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在中国杭州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中国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在中国高校中有一定历史地位,林汉达金仲华朱生豪(翻译家)等知名人士都是之大校友。1951年被浙江省文教厅接管,美籍教员离校回国。1952年因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解散,院系拆分至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之江大学宣告结束。
  
金陵大学
(University of Nanking)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在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著名校友均出自于此。是第一个向中国政府请求立案并获批准的教会大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对外人在华所办大学编类中,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中唯一的A类,持有金陵大学学位的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是当时社会评价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享有“江东之雄”、“钟山之英”之美誉。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撤销建制,主体并入南京大学,其余院系参与组建南京农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等高校。其历史档案划归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将校址从四牌楼旧址迁至金大鼓楼校址。
岭南大学
(Lingnan University)前身为格致书院,开创了中国华侨教育的先河,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88年在广州创办,当时以钱树芬为首的一批爱国校友倡议接办学校,同年7月经广东政府批准,学校收归中国人自办,并正式改名私立岭南大学,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南方著名的大学。1927年4月学校宣布停办。1952年岭南大学在院系调整中与国立中山大学及其他院校的文、理科合并,组成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
摘自百度百科

有信仰的大学!盘点日本教会大学

说起教会学校,其实我国在近代时期有很多的教会大学矗立在教育之巅,包括燕京大学(后文理科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震旦大学(后各科分别并入复旦,上海交大,同济)等顶级大学,可是随着时代发展,这些中国的教会大学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今天,小编带大家看的是日本的教会大学,这些大学非但没消失,反而在日本占有一席之地。

 

上智大学(Sophia University)

在这里要说一句,小编是上智的毕业生,所以出于私心就把自己的母校放在第一位来介绍了。“上智”日文中原意为“最高的智慧”——这是上智大学(Sophia University)校名的由来。上智大学的师生与国际上的组织有广泛的联系,其在欧美国家知名度极高,拥有非常多的欧美留学生和外国教师,如今,上智大学以基督教的教育传统和理念为根本,力求通过教育,培养出对当今社会发生的事情能正确地把握并拥有相应的理解能力和知识,立志于为社会服务的领先人才。上智大学是天主教会本着成为日本和世界桥梁的使命下创建的。上智大学的起源可追溯到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登陆鹿儿岛的1549年。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怀着创立天主教大学的理想,并希望把亚洲和欧洲最高水准的知识和传统集合起来。圣方济各沙勿略的这个愿望终于在20世纪初期,由来自德国,法国及英国的传教士来日设立大学而得以实现。随后,上智大学逐渐形成了日本为数不多的一所拥有本科生和研究生合计总人数达12,000名,教师1,000多名的私立大学。上智大学以基督教的教育传统和理念为根本,不论男女,立求通过教育,培养出一批对当今社会正发生的事情具有理解力和正确判断力的,立志于社会服务的人才为目标。

国际基督教大学(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国际基督教大学(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简称”ICU”(不是重症监护室),是一所位于日本东京都三鹰市的私立大学。创办于1949年,以其贯彻至今的少人数精英教育与国际化而负有盛名   。由基督教长老会创办。1949年,在御殿场市YMCA会议上,日本基督教会与美国基督教会领导人合议决定在日本以国际基督教大学为名创立一所国际化的综合性通识教育大学,以促进世界各地的交流和全球的和平发展。

立教大学(Rikkyo University/Saint Paul’s University)

立教大学(Rikkyo University/Saint Paul’s University),是位于日本东京都丰岛区池袋的一所日本极富盛名的一流私立大学,校属基督教会。该校由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威廉姆斯(Channing Moore Williams)主教于1874年创立,其前身为位于驻地的立教学校,于1922年正式设立大学。东京都内五大名门学府“MARCH”(M明治大学、A青山学院大学、R立教大学、C中央大学和H法政大学)和东京六大学成员(庆应义塾大学东京大学明治大学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2014年被日本文部科学省选定为37所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成员大学之一。

青山学院大学(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青山学院大学(Aoyama Gakuin University),创立于1874年,1949年开设大学教育。其教学质量和国际化环境蜚声日本国内,是日本极富盛名的一流私立大学之一,也是东京都内难关私立、五大名门学府“MARCH”中的一员(前面已经讲了)。青山学院大学遵循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教育方针,旨在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优秀道德品行的人才,让他们为社会和今日的世界做贡献。

这几所教会大学全都是位于东京的,当然了,在关西地区也有同志社大学,关系学院大学等非常好的教会大学。通过我们的介绍可以看出,日本的教会大学基本上都是私立大学,但是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教会大学在私立大学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实我们对于留学生来说,并不是上教会学校就一定是有神论主义者,在充满着欧式基督教风格的校园里漫步,又是一种别样的心情,不是吗?

绿皮动车留日申请组

在纪念中华民族抗战70年的日子里, 有必要提及南京教会学校老师们

在纪念中华民族抗战70年的日子, 有必要提及15名基督教传教士其中包括南京教会学校老师们本着耶稣的大爱救护南京大屠杀中的20多万中国人的事实。由于某些历史原因,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没有大量宣传。
 

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s)里,保存著大量自19世纪以来,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手稿、日记、信函以及图片等珍贵史料。其中近一半的资料,是记载西方基督教宣教机构和传教士在中国的事业和活动,是西方对华宣教历史的真实记录。


在浩繁且已泛黄的百十年前的手稿中,使笔者心灵受到巨大震颤的,是那些70年前关於南京大屠杀的传教士手稿、日记、信函及照片。他们毫无渲染的写实记述,把我拉回到70年前、中华民族史上那悲惨的一幕。我似乎被置於那血雨腥风之中,我好像听见地下数十万冤魂在呼喊。

那一组组从现场中偷拍、抢拍下来的黑白照片,触目惊心,令人心灵压抑得近乎窒息,直想转身掩面冲向室外,仰首悲声喊向长天。难怪在传教士的笔下,嗜血淫暴的日本兵,被形容为“人形野兽”(human beasts),难怪这些传教士说,他们经历了“人间地狱”。

1937年12月13日,日寇攻陷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後,大肆烧、杀、抢、掠、淫,使整座城市变成一个人间地狱。眼目所及之处,断壁残垣瓦砾;城内城外,遍地尸体。三十万无辜平民和士兵惨遭杀害,八万妇女惨遭奸淫,几十万难民无家可归。

南京陷落时,共有27名西方人,包括美国人、德国人、丹麦人、俄国人,留在南京城中。其中有15位是美国人,分别来自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基督会、长老会和卫理公会。当日本军队一天天迫近南京城时,他们不顾美国大使馆的劝告,自愿留下来,计划成立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在南京设立战时安全区。

他们这一设想及策划,并不为人所接受,不但遭到日本人拒绝,而且他们的亲戚朋友、西方官员,都强烈要求他们放弃这一计划,赶快逃命。

12月初,美国大使馆要求他们乘坐Panay号炮舰撤离南京,但这些传教士婉言谢绝了。经最後劝告无效後,炮舰於1937年12月9日离开南京。

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确定安全区的范围。而且这一范围,必须得到南京政府和日本军政当局双方面的认可,安全才可能有所保障。经过多次多方商讨,最後才大致确定了安全区范围,并且在这个区域的边界,插立旗帜作记号。旗帜上面印有红十字,及“难民区”三个大字。区内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大使馆,还有许多政府的办公建筑。

南京政府方面很快同意了安全区的筹建计划,并予以配合。为了这一区域成为平民安全地带,中国军队和一切军事设施,按期从这一地区撤出,并保证以後军人一律不进入该区。但日本人却从未正式承认安全区,只是口头承诺∶如果没有中国军队和军事设施在里面,他们就不会向安全区发起进攻。安全区的计划就这样算通过了。

在战争爆发前,南京市政府拨给国际救援委员会八万美元、二万袋大米、一万袋面粉,和350袋食盐,以备难民需用。但实际上这些物资根本无法抵达安全区。因为这些粮食都储存在南京城外,而当时基本找不到卡车,因为卡车都被军队徵用了。

他们只好用自己的小汽车,尽快、尽可能地拖运粮食。在被炸得一片狼藉的城市中,冒著日机轰炸的危险运粮,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最後,只有九千多袋大米,被运到暂时充作仓库的金陵大学教堂里。此外,他们又设法从大同面粉厂,得到一千袋面粉。

安全区始建时,国际委员会的领袖们以为,他们的工作会很快完成──只要仗一打完,人们很快就可以回返家园,却万万没有预料到那将临的可怕灾难。随著日军进城後极其残暴疯狂的烧杀淫掠,使得这个占城区1/8面积的安全区,成为唯一可以提供保护的地方。

首先躲入安全区的,是那些在日机轰炸下失去家园的平民。当南京城陷後,二十多万难民涌入了安全区。这是安全区领袖们始料不及的。他们必须要为这些难民解决生活必须品,如食物、遮风挡雨之所,以及医疗救护,还要设法制止日本人闯入安全区,以保护难民的人身安全。

这二十几个外国人,俨然成了这二十几万身陷绝境之人的保护神。凭藉他们的不断抗议和拼死维护,才使得千千万万男人免遭杀害,妇女免遭日军强暴。

能够使二十几万人从地狱中生还,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要知道,这些外国人平素都是书生气十足、绅士派头的牧师、医生、教授和商人。这些过去看见死尸都心存不忍的人,现在却要面对血腥残忍的集体屠杀、集体强奸等场面。他们保护著中国人,在屠杀场、日寇枪口下把中国人抢救出来,在街头赶跑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暴妇女的日军,甚至要面对日寇冒烟的枪口和带血的刺刀。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有的险被射杀,有的被日军的军刀所伤。

威尔逊(Robert O. Wilson)

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O. Wilson),出生於南京一个卫理公会传教士之家,并在南京度过美好的童年。他的父亲是牧师,并在教会学校任教。创办金陵大学的约翰.福格森(John Furguson),是他的舅父。
威尔逊年少时,师从因撰写有关中国的著作而驰名世界、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他17岁入普林斯顿大学,并於1929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医学硕士。1936年,他偕新娘来到他的生身之地南京,服务於金陵大学医院。

日军飞机的炸弹,打破了这对年轻夫妇诗情画意般的生活。威尔逊让其妻携婴儿乘炮舰离开,自己则坚持留在南京。60年後, 他妻子回忆说∶他把中国人民看作他自己的人民,把保护中国人民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於战局紧张,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离开了南京。到12月初,金陵大学医院只剩下三个医生。最後,偌大的医院就只剩下他一个医师了。由於日军的疯狂轰炸和屠城,受伤的平民和士兵,源源不断地送到医院。威尔逊在同事特莱默(C. S. Trimmer),海因兹(Iva Hynds),以及几个中国护士的帮助下,夜以继日拼命工作,抢救了无数伤病员的性命。许多幸存者至今记得他,怀著极大的崇敬之情提起他。

在马吉牧师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威尔逊大夫正在抢救一个被日军集体强奸且残伤的妇女。日本兵在这妇女身上刺了十刀, 一刀在脸上,一刀在手腕,四刀在後背,四刀在脖颈上,头几乎被砍掉。

一直到1938年6月,待其他人员补充上来时,威尔逊才得以脱身,离开南京到上海休息。这段炼狱般的经历,几乎使他整个人垮掉。他的家人评价说∶是他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和对中国的爱,给了他勇气和力量。他有许多书信,描述了日军暴行及南京惨状。

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

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生於美国伊利诺州的西科尔。长大後在伊利诺大学主修教育,於191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她年轻时高挑而端庄,一头飘逸的黑发。但她拒绝了多人的追求,选择了独身。她受美国基督会所派,到安徽合肥的一所基督教女子学校,任校长七年。1916年,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时,她被调去作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

当日军迫近南京,绝大多数教职员离开南京,到上海或成都避难时,她则留守在金女大校园。在南京大屠杀中,她保护了千万个中国妇女免遭日本兵的强暴,被百姓尊称为“南京活观音”(The Living Goddess of Nanking)。那时她51岁。

安全区建立後,魏特琳成了金女大校园的实际负责人。她以其非凡的组织能力和胆识,对校园坚壁清野,同时四处张贴宣传标语,发放安全区臂章,并缝制了一面27英尺长的美国国旗,铺在校园的草坪上,以防日机轰炸。同时她作好一切准备,接纳妇女、儿童和伤兵。

12月的第二个星期,金女大校园开始向妇女和儿童开放。当日军屠城时,越来越多惊恐万状的妇女涌入校园。到12月15日,校园中挤了三千人。许多妇女饥寒交迫,还有的把头发剪掉,把脸涂黑。在以後的几个月中,魏特琳成了金女大校园难民的唯一保护者。日本兵不断地来骚扰校园,或拉男人出去处死,或拉女人出去充作军妓。有许多次,魏特琳冒著生命危险,将拉走的人抢救下来。

就在这难以承受的压力和危险之下,她仍然以热情、饱满的精神,安慰他人,鼓舞大家的爱国情怀。一次,一老妪到厨房要稀饭吃,但已经没有了。魏特琳把自己正在吃的稀饭倒给她,并对她说∶“你们不要担心,日本终将失败,中国不会灭亡。”

当她看到一个男孩胳臂上戴了个日本太阳旗的袖章时,她愤怒地斥责他∶“你怎麽可以戴这种太阳旗的标?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这耻辱的日子,永远不要忘记。”

幸存者回忆∶“她整天从早忙到深夜,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她始终为那些妇女儿童担著心,一有日本人进来,她就冒险把他们推出去。或者到他们长官那里,央告他们不要在这些妇女儿童身上造孽。”许多人为她的性命担心,但她始终不渝地保护著那些无助的人。

南京大屠杀使魏特琳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极端恐怖,加上长期过度紧张的工作及劳累,她精神、身体,几近崩溃的边缘,只好於1940年4月回国休养。这位坚强的、救过千千万万中国妇女生命的女性,在离开南京一周年之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年仅55岁。

她所留下的526页的日记,涵盖了1937-1941年的事情,其中1/4的篇幅,翔实记载了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的南京大屠杀。据她所记,日军暴行直持续到1938年5月。

马吉(Rev. John Gillespie Magee)

马吉牧师,生於宾西法尼亚州的匹兹堡。1906年在耶鲁大学完成学士学位,1911年在麻萨诸塞州的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1912年被按立为牧师,随即被派往中国。在中国,他和英国内地会女传教士Faith E. Backhouse相遇并结婚,育有四子。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马吉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他在难民区内设立难民医院,抢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是他冒险拍摄了南京大屠杀的许多场面,成为极为珍贵的可视资料。

在他的镜头里,可以看到恐怖的血肉模糊的人头;被日本人活活烧焦的人体;被日军集体强奸後,脖颈几被砍断的妇女等等,惨不忍睹。

在中国28年後,马吉于1938年夏,第一次回到美国。他到处演讲,向美国人民介绍南京大屠杀真相。战後,他勇敢地到东京国际法庭作证。

马吉在他的日记里,不仅记载了日军的屠杀,还生动地记下∶“日本兵掏光了穷人身上的每一个铜板,剥光了他们身上每一片布。”我很难想像在当今现代世界上,还存在这等残忍的人。

米尔斯(Wilson Plumer Mills)

米尔斯,出生於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温斯伯罗(Winnsboro)。1910年在牛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12年从哥伦比亚神学院毕业後不久,来到中国参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33-1949年,受美国长老会宣教会所派,在南京做传教士。

1937年11月22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时,他被选为副主席。当主席拉贝於1938年2月离开南京後,他成为主席。为了安全区内25万人的安全和生存,他和同仁可谓倾尽全力,力撑到1938年5月末,国际委员会的资金、粮食告罄为止。

在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他尽了最大努力,试图促成停火协议,以便让中国军队和平撤离南京。在唐生智将军的同意下,他和贝德士教授到美国Panay炮舰上,面见美国大使J. Hall Paxton,请求他向日方转达停火谈判的信息。此行记载在1938年1月24日他写给妻子的信上。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

贝德士,生於美国俄亥俄州的纽沃克,父亲是牧师。1916年,贝德士在希兰学院毕业後,就读於牛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美索布达米亚服务於基督教青年会,之後又回到牛津读书。

1920年,他成为美国基督会传教士,被差派到金陵大学任教。1923年,和在金陵女大任教的加拿大姑娘罗宾丝(Lilliath Robbins)结婚。1934年回国,先後就读於哈佛和耶鲁两所大学,1935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作为安全区负责人之一,贝德士教授和其他成员,一起经历了死荫的幽谷。为保护中国人不受伤害,他曾被日本兵用手枪顶住恐吓。为了打听被日军绑走的金陵附中学生的下落,他以无畏的勇气找到日军宪兵总部,被日本宪兵粗暴地推倒在楼梯上。他还先後两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为表彰他面对日本人所表现出的勇气,及对南京人民的贡献,1938年1月13日,他被任命为金陵大学副校长。从1937-1941年期间,贝德士都在南京。战後,他到东京国际法庭出庭作证,有200多页的证词留予後世。

费奇(George Ashmore Fitch)

费奇生於中国苏州,是长老会传教士之子。他先入沃斯特学院(Wooster College)完成学士学位後,又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909年被按立为牧师,然後返回中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任职。

南京大屠杀时,他是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他的南京大屠杀日记最早被带出南京,在上海广为油印、散发,向外界披露日寇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也是他,冒著生命危险,把马吉牧师拍摄的电影胶片,偷带出南京。那是1938年1月19日,费奇获准离开南京,乘日本军列车去上海。他混在三等车厢、臭气醺天的大兵们中间。在他的骆驼毛大衣里面,缝有8卷16毫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胶片。他後来告诉家人∶如果当时他被日本人发现藏有胶片,必死无疑。

庆幸的是,他终於把胶片平安带到上海,并在柯达公司冲印出四套。一套他留给了拉贝,另三套带到美国。他和其他传教士回到美国後,到各地去演讲,在宗教和政治集会上放映影片,让美国和世界人民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他的日记也被各主要报刊一版再版。

1938年,他又重返中国。除在青年会任职外,还服务於联合国救援机构。

斯密特(Lewis S.C. Smythe)

斯密特,从芝加哥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後,於1934年,被基督会差派到金陵大学任教。1937年,他让妻子带两个孩子去江西,自己却苹身留在南京,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长。

从1937年12月14日到1938年2月19日期间,他共计给日本大使馆写了69封信,抗议日军的暴行。其中有些信件有安全区主席拉贝的签名,但大多数信件都是他自己具名。

1938年春,在国际救灾委员会的赞助下,斯密特带著20几个学生,对南京地区的损失情况作了调查。不久,出版了调查报告《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由於战争给南京地区带来的损失》(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此外,他还撰写了《南京现状报告》(Note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Nanking, March 21,1938),历数了十几种日军暴行。直到1938年9月,斯密特才和家人一起,离开南京赴四川成都,在当时已迁校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

麦克伦(James H. McCallum)

麦克伦,生於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1917年毕业於俄勒冈大学,1912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在芝加哥神学院完成硕士学位後,又到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1921年,他在费城和爱娃.安德森(Eva Anderson)结婚後不久,即双双来到中国。接下来的30年,他作为美国基督会传教士,服务於安徽及江西教会。

南京大屠杀时,他留在南京主管金陵大学医院和难民救济工作。超负荷的劳累使他病倒。但他想到那麽多的中国人需要他去抢救,便告诉自己,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去。於是他不顾一切,头上敷条冷毛巾,开著破旧的救护车,到废墟瓦砾、险象环生的南京街头,四处收送病人。有一次他和特莱默,为了抢救将遭杀戮的中国人时,遭到日军步枪射击,所幸没被打中。

战後,他的日记和给他家人的信函,出示在东京审判法庭上,作为控诉战争罪犯的证据。他的一册日记,於1995年在上海发现,并被译为中文。

1937年後,麦克伦负责南京基督会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并於1946年担任基督会宣教会的总干事,直到1951年在中国的工作结束後回美国。

福斯特(Ernest H. Forster)

福斯特,生於费城。1917年毕业於普林斯顿大学。在巴尔迪摩圣保罗学院做了两年院长助理後,作为圣公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在扬州马汉(Mahan)学校任教。1936年,他在波士顿和一位著名律师的女儿Clarissa Townsend结婚,不久他们一同回到扬州。

南京陷落前一个月,他们被调至南京圣保罗堂事奉。1937年11月,他的妻子不得不撤离到汉口,他则同另一位圣公会牧师马吉留在南京,一同度过了那血雨腥风的岁月。

他关於南京大屠杀的详细报告,连同他给妻子的信函及照片,都保存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

拉贝(John Rabe)

除了这些美国传教士外,中国人民不应忘记的、另一位富於传奇性的人物,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是南京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被称为“南京的活菩萨”。但对日本人来说,他是个不可理喻的怪人,因为他不仅是日本盟国德国的国民,而且是德国在南京纳粹党的一个头目。

拉贝生於德国汉堡。1908年来到中国,受雇於西门子公司。1935年他由北京转至南京,经营电话和电讯器材。不久,由於他在南京德侨中颇负盛望,且他是一个德国纳粹主义的支持者,因此成了南京纳粹党的头目。

当他的德国侨胞相继撤离南京时,拉贝却顶著日本军政当局的强大压力,留了下来。当日本人责问他时,他回答∶“我在中国生活三十几年了,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事业也很成功。中国人民一向对我很好,即便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如果我在日本生活三十几年,日本人民也同样待我好,你们一定会看到我在紧要关头,留在日本人民一边的。”

当然,拉贝留下来也有他个人的考虑。如果他离开,他所负责的那些公司设备,以及中国雇员的身家性命,就都难保了。
但当南京陷落後,拉贝不再顾及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全身心投入到安全区的建立与工作上。

12月13日晨,拉贝出去查看,见街上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尸体,许多是无辜平民,都是从背後被射杀的。在中山路外交部红十字医院,屋里屋外、楼道、门口,到处都是尸体。

拉贝每天在街上,都看到日本兵奸淫掳掠的暴行。他亲见一个佛教慈善团体,从一个池塘里就拉出120具尸体。在後来的报告中,拉贝指出,南京的许多池塘都不见了,因为里边都填满了尸体。

拉贝以其纳粹党领袖和安全区主席的身分,写信给日本占领军司令,请求他按照国际战争法,人道地对待那些已经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但日本军政当局却任其士兵,惨无人道地将中国士兵和平民残杀。拉贝被日军的种种暴行激怒,一封封给日本大使馆写信,措辞一次比一次激烈。为此,他多次受到日本人的恐吓。拉贝把自己的生死置於度外,甚至多次写信给希特勒,报告他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

拉贝借助於他纳粹党的特殊身分,以其纳粹党徽为护身符,作了许多保护中国人民的事情。为尽可能地多救助一些人,他把自己的家、办公室,都让出来给难民居住。在他家後院草棚里,就保护了几百名中国妇女。有些生孩子的妇女,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激,将生的男孩,取名为“拉贝”,若是女孩,就取他妻子“朵拉”的名字。

有一次他走访安全区,上千妇女跪倒在他面前,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後人称拉贝为“中国的辛德勒”。

拉贝留下南京大屠杀的2000多页日记,详细记载了南京大屠杀中所发生的事。

二、树碑立传不为过

在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3月,这3个月中,安全区内共收容了20-30万难民,差不多是南京城内人口的一半。另一半人都被屠杀了,而且屠杀的手段极其残忍,包括砍头、活埋、火烧、供新兵练刺刀、集体强奸後再杀掉等等。

1938年1月末,日军当局迫使难民回家,或者进入自治会所提供的难民营。安全区内难民营逐渐减少,直到1938年5月末,最後6个难民营关闭。

南京大屠杀过後,日本人费尽心机,掩盖事实真相,欺骗世界舆论。他们阻挠西方记者进入南京城,四处张贴宣传画,粉饰“大日本皇军”是何等的纪律严明,对中国人民是何等的亲善。

战後,日本政府更是歪曲事实,百般抵赖。日本杀人犯自然因种种因素三缄其口,而中国幸存者的见证,又难以引起世界的重视。但日本政府低估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领袖们的能力,殊不知这些传教士都是训练有素、能言善写的人。他们大都毕业於欧美最好的大学,多年来写出过无数的论文、讲章和报告,甚至著书立说、传与後世。而且他们也深深懂得如何同新闻媒体打交道,他们的日记、文章,在美英主要报章、杂,如《纽约时报》、《读者文摘》、《远东》、《曼彻斯特卫报》等上面发表,向全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以及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

这些诚实、无畏、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传教士,成了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有力见证人。如果没有他们在法庭内外的见证,如果没有他们为後世留下大量的、无可争议的文字、图片和影视资料,恐怕这一千古奇冤,将湮没於漫漫历史长河中。

我们中华民族具有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这些传教士是中国人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能忘恩!六十多年来,他们从未向中国人要求过回报,就像当年他们传福音给中国人,把自己满腔的爱倾倒给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人,却不求回报,甚至後来更要背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帮凶”等骂名。

如今他们大都已谢世,但他们活著时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值得我们永远记念与传颂。在“南京大屠杀记念馆”里,应设立专馆纪念他们,即使为他们树碑立传,也绝不为过。

作为一个南京市民,我对他们深表谢意和敬意的同时,还怀有深深的歉意。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为这些美国基督徒前辈,感到骄傲。

本文资料来源∶
1.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南京大屠杀”有关资料,包括日记、报告、书信以及图片等。
2. 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Basic Books,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