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聋哑儿童教育的先驱 – 梅耐德校长

梅耐德(Annette E. Thopson)于1853年出生在纽约波蒂奇镇,幼年丧母,曾随祖父母一同生活。1876年,为了继母所生的聋弟弟能够受到教育,梅耐德进入罗彻斯特聋哑学校成为教师。在那里认识了在中国传教的梅理士先生(Charles Rogers Mills),开始了一段影响中国聋哑教育发展的浪漫史。1884年11月25日,梅耐德远涉重洋来到烟台,与大她24岁的梅理士结为伉俪,成为他的继室夫人。这位为爱情而来的梅理士夫人,更肩负着一项天赋的使命:让中国的聋哑人也能受教育。

初到登州,梅耐德抓紧时间学习中文,为创办聋哑人学校做准备。她运用美国人教聋哑孩子时使用的方法,短短五周,她就学会了由220个汉字组成的190个句子,令她的中文老师大为吃惊。紧接着,梅耐德着手为中国聋哑孩子编写第一本教材《启喑初阶》。1886年,梅理士夫妇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办学筹备工作因此耽搁。孩子一岁时得了严重的痢疾,一只眼睛几乎失明,梅耐德的工作再次被迫中断。儿子康复后,她重新开始筹备办学。1887年,梅耐德用美国罗彻斯特聋哑人学校“无声工作者”组织赠送的50美元,开始对外招生,就在烟台北部小城登州(今蓬莱)丹崖山下的一座平房里,催生出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要知道,这比中国第一所官立学校——保定聋哑学校,早了22年。次年,学馆取名“登州启喑学馆”。它是烟台市聋哑中心学校的前身,中国的聋哑教育由此开始。

开学之初,只招来两名学生:李三元和刘堂凯。梅耐德分别给他们取名为“世界幸运儿”和“第一个”。刘堂凯进步神速,很快就学会书写700个字,认识1330多个汉字,并能分辨出方言在音节上发音轻重的不同。梅耐德不断宣传,派人四处调查、动员聋哑孩子来校就读。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每当遇到一个聪明伶俐的小男孩或小女孩,但他们的嘴却因聋哑而被紧紧地锁住、他们的心灵得不到丝毫阳光时,我就恨不能抛下所有的一切,对他(她)说‘我想帮助你!’”

正当学校渐有起色的时候,1895年,梅耐德的丈夫、终生致力于传教事工和聋哑人教育事业的梅理士去世,学校断了经费上的支持,被迫停学。当梅耐德计划重新复学之际,唯一的女儿又因病不治而亡。这重重的打击,并没有使她放弃自己的信念,她克服种种困难,将学校迁至烟台。为了筹资建学,她的足迹遍布欧美与中国16座城市,通过不断写信、宣传演说等,呼吁赞助,购置土地,兴建了教学楼。历经几十年的艰难奔波,最终建起了中国第一所男女混读全日制正规的聋哑学校。

长期的劳累和忧虑,使梅耐德的身体每况愈下,她患上了神经衰弱。但即使是在回国休假的日子里,她也一刻没有停止过募捐的努力。她随身携带一百多张描述中国人生活的幻灯片,希望借助它们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她不停地演说,每次总以一句“为了烟台启喑学馆”而结束。在美国休假的最后33天(1906年初)里,她共举行了29次演讲,写了40多封信,接受了几次会见,其间还去参加了几次公益活动,其紧张程度可见一斑。她还被引见给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对她在中国所做的一切给予了高度评价。

师资培训是梅耐德对中国聋哑教育的一大贡献。面对中国当时40万之多的聋哑人仅有一所聋哑学校的状况,她决定将师资培训作为首要任务。从1898年至1941年间,学校多次组织师资培训班,先后培训教师44人,分别来自杭州、南京、上海、北京、成都、香港等地,其中还有一位来自朝鲜的平壤。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当地聋哑学校的创始人或骨干教师,在全国创建了11所聋哑学校,从而推动了聋哑教育在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开展。

由于引进国外先进的聋哑人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实施教学,烟台启喑学馆建校时就拥有很高的起点。特别是1906年,梅耐德的外甥女安妮塔卡特小姐的到来,使烟台启喑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又上了新的台阶,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学校的育人目标是“让学生且得人生快乐,毕业以后,能写能算,能谋生计,自立自养,不再专靠别人”。围绕这个目标,着重强调语言、文字、工艺等教学。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唇读及语言表达能力,借助当时国外最先进的“贝利字”、“赖恩语音手势”,使学生的语言能力得到很大发展。梅耐德曾带聋哑学生到北京督学局考试,到全国巡回演讲,学生看口应答,不但获得了奖牌,也引起了轰动,让全社会对聋哑教育有了更多的关注。

1923年,年近70高龄的梅耐德光荣退休了。美丽的校园、教学楼、两所住处以及在中国其他城市逐渐开展起来的聋哑教育,都是梅耐德凭着自己执着的信念和热情,倾尽毕生精力所开创的事业。这一切都充分表明梅耐德不愧为一个真正的聋哑教育开路先锋、一个敢于实现梦想的人。烟台当局对梅耐德在中国38年来的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赞誉,称她是“中国聋哑教育的先驱,她用自己全部的灵魂开创了这项工作,并通过自身的努力让他人相信这项工作,直到聋哑学校成为关爱饱受折磨的聋哑人解脱痛苦的化身。” 

但梅耐德却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她还没能将烟台这所学校完全移交给中国人自己去管理。虽然退休了,她仍牵挂着中国的聋哑孩子,牵挂她为之献身38年的聋哑教育。1924年,梅耐德回学校看望学生们时,写了一封公开信,在结尾,她恳切地说:“我把中国的聋哑人工作作为一份遗产留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继承下去!”

1927年,梅耐德被迫离开她深爱的中国。对于她来说,离开中国是一件痛苦的事,尤其是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被迫离开,更是痛苦至极!中国已经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里留下了她太多的酸甜苦辣。在烟台,她结了婚,生下了三个孩子,又亲手埋葬了深爱的丈夫和唯一的爱女。她创建并发展了中国的第一所聋哑学校,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聋哑教育事业。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40多年,早已把自己当成了中国的一员。

1929年4月19日,梅耐德那执着不屈的灵魂最终飞往天国,享年76岁。她无私奉献的人道主义精神受到了世界范围的赞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摘自 https://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mei-naide

一百年前在中国东北鼠防治中的充满爱心的基督徒医生们

引言

1894年香港腺鼠疫流行,华人的死亡率高达95%,英国人的死亡率只有18.2%,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这证明西方医疗和卫生防疫措施在应付瘟疫方面,远胜中国的传统疗法。与此同时,在同样为鼠疫肆虐的广州,尽管由当地商人组织的善堂、药店等民间慈善团体挺身而出施医散药,照顾病患,寄居广州已有四十年的美国医疗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仍然认为民间力量发挥的作用有限,没有政府的介入,有效预防和控制瘟疫根本就是奢望:“在大城市广州,那里没有卫生委员会(Sanitary Board),政府没有采取卫生或预防措施,没有隔离病患,没有清除污秽或垃圾,没有(干净)水供应,没有排水系统。在这座城市,中医和中国人的迷信占据一切,毫无节制。”

显然,嘉约翰的观察是以港英政府推行的公共卫生政策为标准,其背后的理念正是19世纪在欧洲和北美逐渐发展起来的国家医学(state medicine),即认为国家负有保护公众健康的责任,有权甚至必须为了公众的福祉在普通公民中强制实行清洁卫生的规章制度。英国是第一个实行中央集权的公共卫生法规的国家。伴随19世纪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而来的人口拥挤、疾病增多,促使英国的社会改革者们向议会游说关注公共卫生。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1800—1890)领导了英国1830—1840年代的卫生运动,他在1842年出版的大部头社会调查报告中指出,传染病系由糟糕的环境卫生引起,因此,疾病预防的手段就是提供清洁用水、有效的污水处理和排污系统、清除街道和路面污秽、控制工业污水、建立环境和个人清洁标准。1848年,英国议会通过公共卫生法案(the Public Health Act),吸收了查德威克的上述建议,建立卫生委员会(the General Board of Health)来处理全国公共卫生事务。然而,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的国家医学和公共卫生才真正推行开来,最终使得英国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国家公共卫生体系。

1883年,港英政府承袭英国公卫制度,设置卫生行政机关,在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中采取对患者隔离治疗、挨户检查、清洁卫生等防疫措施,并建立传染病信息汇报制度,而同时期的清政府仅仅沿袭过去应对灾荒的传统办法,一面采取减免赋税、发放赈款等措施,一面将制定具体防治措施的责任交由广东地方官,后者往往与领导善会、善堂等地方慈善团体的士绅合作应对灾情。

然而,19世纪末的英国医学界尚未接受细菌学说,环境医学在英国及其殖民地仍被奉为圭臬。虽然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1863—1943)和德国细菌学泰斗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的高足、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1853—1931)分别在香港疫区分离出鼠疫杆菌,但西方医学界仍未断定腺鼠疫系由老鼠等啮齿类动物身上附着的跳蚤通过吸食人的血液,将鼠疫杆菌传入人体而引发的疾病,相反,人们普遍认为鼠疫的爆发是由华人过于拥挤和肮脏的居住环境引起。有人甚至撰文说,这是一种污秽病,一种“野蛮人的疾病”,与染病者的文明程度有关。港英政府由此采取的逐户卫生检查、强制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虽然一度遭到华人抵制,但证明在阻断疫情方面功不可没。同一时期,由于上海租界积极预防,粤港鼠疫未在上海登陆。《申报》刊登多篇文章介绍西人防疫措施及其背后的公共卫生观念,呼吁清朝地方官员未雨绸缪,效法“藻密虑周”的西式防疫法,采取积极卫生措施以“尽人事”。有作者甚至把是否采取积极防疫措施当作地方官是否“爱民”的标准来认识:“西人于防疫之事,惟日汲汲,其意在乎爱民,非专以为西人地也。中国之官,不可以爱民之名让之西人,宜速设法严防”。舆论要求清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应对疫情。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以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为首的知识阶层愈发意识到,由国家设院收治病患、建立医学堂培养医学人才,于强国保种必须且重要。梁启超曾言,“医者,纯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他还提到自1842年以来,英国国内公共卫生的进步促进了国力强盛,中国若要避免沦为“病夫”,自然也当变法图新,仿效建立西方医学和公共卫生体系。但大概要到1902年袁世凯(1859—1916)从八国联军手中接管天津,在原有卫生局基础上设置北洋卫生局(即天津卫生总局),清政府才拥有第一个由政府领导的市政卫生部门,并在清末新政中推而广之,初步建立起一套以警察为主导的近代国家卫生行政机构及其制度。奉天省(今辽宁省)是最早建立这一卫生行政体系的省份之一,而1910—1911冬夏一场席卷整个东三省的致命肺鼠疫,对这套体系而言无疑是一次严峻考验。

一 临危受命

1907—1910年,欧美市场对土拨鼠(或称旱獭)毛皮需求激增,这种毛皮经染色可与貂皮媲美。丰厚的利润吸引了许多捕猎者,每年春天约有10万名来自山东和直隶的苦力,前往西伯利亚、蒙古和满洲西北部一带捕捉土拨鼠。而仅1910年夏秋两季,满洲里附近的辽阔草原上就聚集1.2万名土拨鼠捕猎者。由于缺少当地居民预防鼠疫的知识,这些捕猎者中有些被病鼠感染。<6>当他们带着猎物聚集在中俄边界的满洲里和海拉尔等待出卖毛皮,然后再返回南方家乡过农历春节时,原本为地方病的肺鼠疫蔓延开来。捕猎者一旦染疫,往往出现头疼、发烧、痰中带血等症状,继而很快死亡。与1894年港粤爆发的腺鼠疫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致命的烈性肺鼠疫传染能力极强,往往通过人的口鼻吸入痰液飞沫中的鼠疫菌进行人际传播。

疫情沿着东清铁路蔓延开来。据官方统计,10月12日,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报告第1例肺鼠疫病例,俄国政府很快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派医生将华人挨次察验,“其有气色可疑者,约三百余人,一律用火车转送出境。一面派兵看守华人所遗空房,不准居住,以免传染”。又于海拉尔、札兰屯、齐齐哈尔、安达布恰图各站,设卫生检查局,“如有华人到站,即须检查”,并将车站之瓦罐车(即空车)暂作医室,将华人染疫者驱之入内调治,“俄人拘赴东清车站之中国病民,受种种难堪之待遇”。同一时期,日本政府派遣专家前往鼠疫发源地调查,很快在长春、奉天等地建立起隔离营和检疫所,中国人和苦力是重点检查对象。11月7日,哈尔滨在出现第一例患者之后,迅速成为鼠疫传播中心,疫情向满洲中部和南部扩散,甚至蔓延到直隶和山东。日俄当局威胁清廷,若中国政府不采取严厉措施控制疫情,他们将派遣自己的医官代为应对。清廷担心日俄借口防疫添调卫生警察和军队,趁机扩大势力范围,因此并未把这次抗击鼠疫视作一次简单的公共卫生事件,而是关乎主权之争。

朝廷将此次抗疫重任交由外务部负责,民政部襄办。外务部右丞施肇基(1877—1958)早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05年陪同五大臣出使欧美考察宪政,熟悉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制度,因此预见到若中国未能用科学方法及时扑灭这场鼠疫,虎视眈眈的日俄就会借口防疫扩张其在东北的利益。施肇基向朝廷鼎力推荐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伍连德(1879—1960),以防疫总医官的身份前往哈尔滨调查疫情,不仅因为伍连德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还因为他曾在英国、德国和法国从事细菌学研究,有资格在与这次疫情相关的病毒研究领域和西方国家、日本同行对话。朝廷同意了施肇基的建议。富于冒险精神、英语比母语流利的伍连德毫不犹豫接受了这一重任,于1910年12月24日抵达哈尔滨火车站,三天后在哈尔滨附近小城傅家甸对一具生前患有肺鼠疫的日本女尸完成解剖,发现鼠疫杆菌,证实了这次大规模流行的鼠疫病因和几乎完全人传人的传播途径,由此将扑灭鼠疫的重点放在控制流动人群和居民身上。伍连德在哈尔滨采取严厉措施搜寻、隔离患者,推动尸体火化,在控制疫情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当鼠疫向南蔓延至奉天,思想开明的东三省总督锡良(1853—1917)很快采取行动,一面请求清廷从大连海关税收中提拨十五万两作为防疫经费,一面在奉天省城赶设医院、检疫所,对乘火车由哈尔滨、长春来奉的乘客商民实行检疫隔离。<10>锡良不相信日本人,拒绝日本政府派遣医务人员参加东北的防疫指挥,转而求助于一直信任的苏格兰医疗传教士司督阁(Dugald Christie,1855—1936,又译作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聘请这位盛京施医院院长担任政府的首席医疗顾问,会同有司成立奉天防疫总局,制定全省防疫计划。接到任命后,司督阁立刻放下正在进行中的盛京医学院工程建设,全心扑在商讨制定全省的防疫计划。

二 苦心经营

在如此重要的防疫指挥系统中担任政府的医学顾问,这是司督阁多年来与当地大员建立起亲密友谊的结果。而当时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义和团暴乱平息后,西方差会在中国的“黄金时代”随之开启,中国似乎“正在同时经历现代化和福音化”。赵尔巽(1844—1927)和徐世昌(1855—1939)主政奉天时期,政府官署采用西式建筑样式。当局参照西方标准改革教育:中学课程设置初等数学和英语;高等教育设立工业、农业、电报、军事、医学、法律、语言等专门学校,培养实业人才;女子入学不像过去那样受到严格限制。有些官办的工业部门还安装了电灯、电报。上层社会的有钱人乐于购买和享受西式家具,遇见外国人握手问候变得普遍。一些当地客栈还提供西餐。人们对外国传教士态度友好,尊重他们宣讲的信息。因此,政府遇到困难向外国人甚至西教士寻求建议和帮助,并不让人感到奇怪。更何况司督阁对这位履任不久的东三省总督印象不错:“就个人而言,他是进步开明的,乐于倾听任何对自己的百姓有益的建议。对他治下的民众,他有着父亲般的热心肠,与民同乐,与民同忧,是中国传统官僚的典范。”

确实,外国人要在帝制中国住下来并且开展工作,与官员搞好关系极为重要,但作为一名在奉天服侍将近三十年的医疗传教士,司督阁同样认为接受官方邀请,参与各种救灾医疗事务服务当地民众,乃福音工作的应有之义。福音布道与治病救人,在他看来同等重要。早在1907年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上,担任医学传教委员会主席的他就已相信,医疗工作不仅仅是一种布道手段,而是教会福音工作中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部分:

“上帝是个灵(Spirit)。如果基督是上帝位格所表明的形象,他又致力于拯救人的身体和灵魂,那么我们也就必须关心完整的人,减轻他们身体的痛苦,同时引导他们的灵魂进入光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像他那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才能给人传完整的福音……我们能想象基督让自己带走罪,而不管身边人们的痛苦吗?没有医疗的传教工作是不合情理的、是片面的。我们虽然没有行神迹的恩赐,但我们有现代科学的所有资源,这同样是上帝的恩赐。随着时代的进步,医学的发现和发明提供了越来越多神奇的医疗手段,这些都是上帝的作为。对我们来说,使用这些医疗手段都是以上帝的名义,为了上帝的荣耀。它们显明上帝的能力和慈爱并不比以往医治神迹的效果差。”

完整的人包括身体和灵魂。基督来到世上不仅拯救人的灵魂,也要拯救人的身体。那么基督徒医生减轻人身体痛苦的工作,就不能简单地隶属于福音布道工作,至少在司督阁看来,二者同等重要,不是对立关系,而且现代科学提供的先进医疗手段,都是上帝的作为,可以为上帝使用医治病患,而不必然导致否认上帝医治的神迹。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新教积极接受现代科学,新教传教士比天主教神父更早将医疗服务纳入传教工作中。<15>这一信念也反映了司督阁所加入的中华博医会(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1887年成立时的初衷:在中国人中推广西方医学,同时推动传教工作。在这次东北肺鼠疫防治中,博医会受清政府邀请参与防治工作,后来受到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接见。这样,当司督阁接受锡良的任命组织奉天省防疫总局时,他有三重身份:政府医疗顾问、西医师和传教士。此外,他还拥有英国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Fellowship of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F.R.C.P.)、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爱丁堡)(Fellowship of the Royal Colleges of Surgeons,F.R.C.S.[Ed.])的头衔,足资证明其了解现代医学发展的前沿。

司督阁,1855年生于苏格兰高地格伦科伊(Glencoe)一个牧场主家庭,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童年时父母先后去世,家庭破产,15岁的小司督阁不得不随兄姊搬迁到格拉斯哥,在一个布商手下当学徒谋生。1874年初,美国传教士穆迪(Dwight Lyman Moody,1837—1899)来到格拉斯哥,掀起宗教复兴浪潮。19岁的司督阁受此影响经历重生,在5月份的某个夜晚,跪在地上祷告,决心从此为基督教事业献身,以服务上帝、引导众人认识上帝为生活的目标和喜乐。<17>为了将来做医疗传教士,他必须先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司督格通过考试,于1877年秋天开始在爱丁堡医学传教会(Edinburgh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学习。这间差传会跟第一位来华医疗传教士彼得·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颇有渊源,不过即便司督阁从一开始就了解这层关系,他也没有决定将来要去中国工作和生活。印度、非洲都曾是理想的目的地,不久,服从差会的安排还是占了上风。

1881年7月,司督阁以优异成绩毕业,随即被任命为爱丁堡医学传教会常驻医生,负责该会所在的传道区的诊所和布道工作,为期一年。第二年8月,司督阁接受苏格兰联合长老会(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cotland,1900年更名为苏格兰联合自由教会[the United Free Church of Scotland])派遣,携新婚妻子伊丽莎白·哈斯蒂(Elizabeth Hastie)以医疗传教士身份前往中国东北开辟医疗和福音工作。

早在司督阁踏上满洲这片土地之前,同属苏格兰长老会的罗约翰(John Ross,1842—1915)就于1872年来到营口传教,不时去往奉天省城(今沈阳)的客栈,向那里的文人传福音。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罗约翰最终在奉天省城购得房产站稳了脚跟。1878年,第一批归信者在奉天城受洗。营口还有一个爱尔兰传教团,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教会。与基督教在东北缓慢的进展状况相比,罗马天主教早在1838年就来到奉天,1882年在奉天建有一座大教堂,数所学校和孤儿院,一所神学院和一所修道院。到了1885年,奉天全省天主教信徒人数超过11000人。然而,天主教主要活动在农村,神父们似乎为了避免引起麻烦,在城市并不活跃。这可能是因为由法国神父主导下的天主教会,因干涉当地司法审判导致教案频发,受到官僚阶层冷遇,因此逐渐在上层社会失去影响力。

1883年春,司督阁和几个同伴在奉天省城住了下来,办起一间小诊所。起初,当地人怀疑他们一行是英国派来侵略中国的先锋,有些人相信西药能改变服用者的心智,迫使他们跟随外国人,接受外国人的教导。针对传教士的谣言四处传播:孩子们的心脏和眼睛被外国人挖出,用来制药和拍照。不久,稳步的医疗工作和公开进行的外科手术,逐渐消除了当地人起初对他们怀有的恐惧和疑虑,外国医生手术的声誉广为传播。1887年,新医院盛京施医院正式开业,许多奉天的高级官员出席了开幕仪式。凭借其精湛的医术,加上刻意经营与政府官员的友好关系,司督阁逐渐在中国官场乃至军队中结交不少朋友,上到盛京将军、下到各级官员,纷纷来他所开办的医院就诊,同时医院也收到来自官员的大量捐助。仅1893年,盛京施医院就收治住院病人539人,手术954例,门诊病人超过2万人。盛京施医院因参加救灾防洪,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中收治清军伤员,曾得到清廷嘉奖,不过却在义和团暴乱期间毁于一场大火。重建后的施医院在司督阁管理下,不但刻意避而不谈义和团造成的损失,而且仍然继续救死扶伤,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开办难民营接待难民。这些慈善活动让司督阁赢得了奉天历任高官的信任。盛京将军赵尔巽、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1862—1938),都向盛京施医院捐赠,表达清政府对司督阁工作的重视和肯定。因其开阔的视野,广泛的同情心,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杰出才能,较之其他来华新教传教士,司督阁在满洲最为成功地扩展了基督教医疗事业,成为把西方医学引入中国东北的先驱。

司督阁清楚意识到,与官员建立友好融洽的关系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在遭遇暴力和发生危险时可以向政府求助,更因为官员可以左右普通百姓的想法。作为一名医疗传教士,司督阁在奉天生活的三十年中,亲眼看到中医误诊发生的许多悲剧,中国人对疾病和病因有许多古怪和迷信的观念,但他也承认中医的优点,比如按摩虽然不一定符合科学,却很高明,拔火罐、某些中草药(大黄、龙胆根,马钱子等等)都很有效。他甚至认为中国人所拥有的医治疾病最有价值的资本是他们神奇的恢复能力。在同等条件下,中国人能够痊愈的疾病,对欧洲人来说可能是致命的。<23>不过,他也发现由于习惯随地吐痰,房屋拥挤,当地肺结核相当普遍。烧炕时冒出来的烟是导致沙眼的主要因素。天花在孩子们中间流行,造成大量眼病和失明。各种消化道疾病也很常见,通常是由经常吃生食和缺少蔬菜引起。传染病如水痘、麻疹、猩红热和天花时有发生,但当地人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也没有采取预防措施遏制其扩散。就在司督阁到达奉天的第一个夏天,霍乱光顾了奉天城及其附近地区,仅八九两个月,从奉天各城门就抬出两万口棺材。但这一切都没有让他随从当时西方舆论或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把清政府或中国人视作所谓的“病夫”或“东亚病夫”。司督阁在191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适当关注婴儿早期生活的护理,对肺结核采取预防措施,对疾病采取科学治疗方法,对卫生保健和卫生设施(hygiene and sanitation)加以改善,就没有一个地方的居民会比满洲居民更为强壮和健康。确实,省城奉天的公共卫生起步晚,卫生设施简陋,离司督阁的期待尚有较大距离,不过到了20世纪初,奉天还是初步建立了一套由警察主导的卫生行政体系。司督阁参与制定的奉天防疫计划,也必须建立在这套体系的基础上。

三 警政为基

早在司督阁到达奉天的两年前,驻奉天总兵左宝贵(1837—1894)就已在奉天创设牛痘局,施种牛痘,“是为卫生之嚆矢”。1896年,同善堂成立,将牛痘局并入堂内。1901年,同善堂附设官立施医院,因设备简陋,无力顾及公共卫生事项。义和团之乱平息后,清政府汲取日本明治维新经验推行新政,引进德国和日本现代警察制度,将公共卫生事务比如监管食品卫生标准、按时清洁公厕、消防、人口普查等交由警察管理。这种由警察主导卫生工作的制度,其背后的理念可追溯到16世纪德意志政治理论家提出的“医学监察”(medical police)概念。18世纪,普鲁士君主以重商主义(cameralism)为治国理念,在开明专制的国家治理中追求富国强兵,一切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皆服务于国家政权,以增强国家实力。故此,统治者首先关心的是其治下人口众多,能养活大量人口并对之实行有效控制。这一理念普遍而基本的特征在于,统治者若要有效利用人口,就需要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命健康。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行政力量直接介入并监督(police)有关民众健康状况的医疗卫生事务。“医学监察”原指公共卫生管理,起初囊括公共卫生行政的所有方面,到了19世纪中期才特指国家机构,其任务在于管理疾病防控,组织和监管国家医学人才和卫生事务。实际上,这些责任最终由警察承担。日本明治政府吸收了德国关于国家医学和医学监察的概念,逐渐明确卫生健康不仅属于个人自利的范畴,也关乎社会公众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政府决定采取何种卫生措施对民众有益,而无需征得民众同意。

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成立第一个由中国人管理的西式公共卫生机构北洋卫生局,实际上是保留了都统衙门时期的卫生局。北洋卫生局由天津警察监管,首要功能之一就是检查船舶和火车,查看乘客和货物是否染疫。1905年,清廷在中央创设巡警部(次年改为民政部),作为统率全国警政的枢纽,其下辖警保司就设有卫生科,负责管理全国卫生事务。后来机构调整,在京师巡警总厅之下设卫生处,负责清洁道路、防疫、医学、医务等事务。各省以袁世凯在保定和天津设立的警察制度为模范,增置巡警道及各级巡警公所,开办巡警学堂。巡警及巡警学堂学生,不但要以身作则搞好个人卫生,还有义务保证街道、客店环境清洁,对在街道及水池河沿等处大小便、倒溺器及垃圾者拘留罚款。

1902年,盛京将军增祺(1851—1919)创立奉天巡警局。1905年,赵尔巽继任盛京将军,对巡警局加以整顿,开设巡警学堂,增加警员薪饷,规定巡警局兼理路工卫生事宜。巡警总局内设卫生科,掌防疫、清道、检查饮食物品、药料,稽核医院等事。各属巡警局设卫生一股,主管地方卫生。虽然存在巡警素质不高,经费滥用和组织散漫的情况,但奉天警政已粗具规模。1907年东三省改制,取消特别区地位,同关内其他省份一样设立总督和巡抚,徐世昌、锡良先后出任东三省总督,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推进警察卫生工作的改革。1909年,巡警总局设立两队清道队负责管理城市街道卫生,每队209名清道夫,负责沟渠疏通、打扫公厕、官井、种痘,以及时疫、兽疫之检查,分析化验药品与饮食物品等等。到了1911年奉天鼠疫爆发之际,全省警区(巡警局)218所,每局设一卫生处,分所687所,巡警19,197名。此外尚有巡警预备队。巡警责任之一就是疾病防控。总体来看,作为东北政治、文化中心的奉天省,医药卫生特别是公共卫生比起内地有些省份稍显逊色,但至清末民初已成体系。这表明清代官僚体系内部已接受国家医学的基本原则:国家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护公众的健康。

四 失去同工

然而,当一场鼠疫大流行突然临到时,单靠这套卫生行政体系还不足以应对。1911年1月2日,一名叫李玉福的20岁苦力,从哈尔滨乘火车进入奉天火车站,下车时病情已经加重,无力求医,当天即病亡。这是奉天省发现的首个肺鼠疫病例。接下来十天又有14名患疫者死亡,其中7人从哈尔滨、长春来奉。显然,疫情传播途径十分明显,系由哈尔滨、长春感染病毒的旅客输入奉城。根据司督阁后来在奉天国际鼠疫会议上提供的报告,奉天鼠疫流行初期,城内交通还未阻断之前,大量黄包车夫、马车夫因从铁路载客而感染鼠疫。劳动力市场附近以及睡在拥挤肮脏客栈中的苦力死亡率最高,青壮年死亡人数多于老人儿童,其中受感染的男性多于女性。鼠疫潜伏期平均3到5天,发病时通常伴有寒颤、头疼、四肢和背部疼痛,有时出现恶心、呕吐、发烧、呼吸急促、咳血痰等症状。

首个鼠疫病例开始出现在奉天之时,从满洲北部南下的火车还未停断,大批苦力涌入奉天省城,而奉天尚未做好抗疫准备,没有防疫人员,没有采取防疫措施,也没有隔离医院。当局在1月12日成立奉天省城防疫事务所(简称防疫所),14日成立奉天防疫总局,以交涉司韩国钧(1857—1942)、民政司张元奇(1858—1922)总负责,为奉天防疫行政总机关。地方设防疫机关550余处,实行查验、隔离、医药、埋葬、焚烧、堵截、消毒、卫生清洁等措施。为了筹集防疫经费,奉天当局还向四国银行团借款40万英磅,并奏请由大清、交通两行各借30万英镑。司督阁带领盛京施医院12名助手和药剂师、两位英国医生荣医生(A.R.Young)和杰克逊(Arthur Jackson,1884—1911)投入抗疫前线,并以政府医疗顾问的身份,会同民政交涉二司、道台、警察署署长、官立医院院长制定奉天省城及其周边地区的防疫计划。锡良还将一辆老式汽车、一匹马和一名男仆交给司督阁支配,方便他出行巡视。由于肺鼠疫传播途径为直接人传人,防疫所原先制定政策的思路是必须把新出现的鼠疫感染者隔离在城外,将曾与感染者接触的人隔离观察。当城里出现病例后,只能设法控制鼠疫的传播范围,并由此制定相应的对策。于是,火车站和奉天城之间一座寺庙被改造为鼠疫医院收容病患。在城外设立6座隔离所,建立一间细菌实验室。

防疫所将奉天省城划分为七个区,每个区都设有防疫机构,包括两名医学毕业生或学生、搜查住宅的12名警察、10名消毒苦力以及一些担架工。为了控制城内各区交通,在城门设置警卫检疫。除了医护人员,卫生警察成为落实防疫计划的主力,实行逐户排查制度,一旦发现感染者,立刻转移,并把接触者送往隔离所,对其生活用品和住房消毒,疫死者尸体进行消毒深埋。

然而,由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长春到奉天一线仍未中断,每天约有1000名苦力乘车从北方疫区而来,准备经奉天回到家乡直隶和山东过年,这给奉天省城的防疫带来很大压力。好在日本当局不久关闭了三等车厢,停止了苦力运输。清政府于1月14日切断奉天到北京的铁路线。当最后一趟载有478名苦力的火车从奉天驶往山海关时,途中发现两例死亡病例,列车被拒进入山海关,不得不直接返回奉天。因为事发突然,奉天火车站留验、隔离所尚未建立,若是听从当局某些人的建议,让没有发病的苦力自由离开,那就意味着鼠疫从奉天大规模向外扩散,若是让苦力们在车厢呆到次日,很多人将在零下25摄氏度的寒冷天气中冻毙。按照防疫计划的分工,司督阁所在的医院要负责对从北方开来的火车进行检疫。这时,从英格兰才到中国两个月的杰克逊医生自告奋勇愿意到奉天火车站检疫,隔离病患。

杰克逊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热爱运动,学习拔尖,身心强健。1905年,杰克逊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圣彼得学院,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后来在利物浦热带医学学院获得热带医学文凭,在英国有医师执业经验。1910年5月,司督阁回国休假,杰克逊从司督阁那里了解到奉天教会的需要,于是向苏格兰联合自由教会(the United Free Church of Scotland)申请服侍机会,结果以医疗传教士身份被派往正在修建中的盛京医学院担任教职。1910年11月12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杰克逊抵达奉天,司督阁亲自去车站迎接,并在不久发现“每个和他接触的人,都特别喜欢他。我们认识许多新来的传教士,但从来没有人这么快就深受中国人欢迎”。对于草创未就的医学院来说,杰克逊的到来犹如及时雨,司督阁对他相当器重,聘其为医学院的教职人员,“无论是人品,还是业务水平,他都很适合那个岗位”。

听闻478名苦力返回奉天火车站,杰克逊向司督阁请缨前往照看这些苦力,要“为这些可怜的穷人尽最大的努力”。两天前,杰克逊已经接种了哈夫金(Haffkine)疫苗,加上以为苦力们此前已接受过日本医生的检查,便以为这次任务风险不高。由于缺少隔离站,下车的苦力们被安排住进车站附近一个充当临时隔离营的大客栈,客栈周围被巡警封锁以防有人逃出。当天晚上,有几个人死去。此后几天,监视隔离营的巡警加强戒备,“将所有枪支一律装弹,若有敢图潜脱者,当即击毙,以杜后患”。同时,奉天省有些地方发现疫情多发生在“下等社会”之苦力,为防鼠疫爆发,竟然令警署严饬各防疫所将辖区小店、伙房所住苦力,一律驱逐出境。这是地方政府对底层人群的公然歧视。

隔离营所有苦力每天必须接受两次检查,以便尽快发现病例。为了便于工作,杰克逊住进车站,从早忙到晚,关怀将要死去的人,对任何有事相求的人都给予热情帮助,从而赢得了众人的信任,尽管此时他还不会说中文。五天之内,客栈有70人死亡。1月23日,也就是载着苦力的火车返回奉天后的第8天,100多名恐慌中的苦力举行暴动,逃出客栈。同一天,剩下的苦力中60人恢复自由,洗浴后穿上政府提供的新衣乘火车返乡,其余的苦力于第二天被移送到正式的隔离营做进一步观察。1月24日,尽管尽可能做好了一切防护,杰克逊还是感染鼠疫病倒了。没有人知道他在什么时候感染了鼠疫。司督阁使用了所有已知的抢救办法,都没有起丝毫作用。25日,26岁的杰克逊医生去世。司督阁失去了一位得力干将,自己因与杰克逊接触过而在隔离营住了一星期,好在没有出现症状。令他最受安慰的是,杰克逊的牺牲感动了许多中国人,上至东三省总督、下至一般民众,多有表达哀悼、崇敬基督信仰的言行。据司督阁转述,当时中国的教外报纸刊登了四位非基督徒作者对杰克逊的评价:

“为了救其他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由此看到他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做了耶稣千百年前做过的事情。”

“他为我们的国家付出劳苦而离世,真正践行了基督徒的原则:为了拯救世人而舍弃自己的生命。”

“他之所以能如此行,是因为他坚信所信奉之宗教的伟大原则,即为了救他人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杰克逊医生并非死于瘟疫,而是死于尽职,虽死犹生。”

“他遵行了上帝的旨意,为世人而死。他来到中国原本要在医学院当老师,但为了拯救他人而献上了自己的全部学识。他的工作还未结束,也不会被他的离世所毁。”

这些评价出自教外人士的手笔,非比寻常,更不用说后来出席追悼会的东三省总督锡良恳切的致辞了:

“杰克逊医生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具有非凡天赋的年轻人。他怀着向东土人民传播医学知识和福音的愿望来到满洲。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他被(疫情)击倒了。长老会因此失去了一位前程远大的新成员,中国政府则失去了一位献上自己生命的帮助者。……啊,杰克逊医生的在天之灵,我们祈愿您为满洲两千万百姓代求,请求上帝除去瘟疫,好让我们可以重新生活,平安无虞。”

司督阁惊讶地发现,杰克逊的死亡可能比他活着时所做的贡献要大得多。他在寄回国内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杰克逊医生已经离开这里的黑暗,上升到光明的世界,我们几乎可以听到他“努力做善良诚实仆人”的叮咛。似乎有些奇怪,他正准备为他的终身事业奋斗11年,然而他在这里的工作时间只有两个月。人们可能会想,在工作开始之前,他就被带走了。但说他的终身事业都浓缩进最后的十天,他的死是他的事业中最伟大的部分,应该更为正确。”

五 抗疫观察

杰克逊的离世并未让他盛京施医院的同事们退缩。新建的隔离营需要4名医护人员,盛京施医院12名助手和药剂师全部报名参加。这让司督阁备感欣慰。即便如此,医护人员仍然不足,医学院的学生不得不当作医生来使用,此外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培训检查人员和卫生警察。每天早晨,医生及其助手、警察和招募来的苦力,戴上罩着脸的头盔、包起头的帽子,套上手套,脚蹬高口俄国皮靴,身裹严实的白色大褂,就开始执行分派的任务。如此不专业的防疫力量,在控制疫情的过程中还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让司督阁感到惊讶。

司督阁的记载证明卫生警察在防疫中确实履行了职责:

“每天早上,穿着洁净的白色工作服、带着面罩的卫生警察陆续出发,分别在指定的街区巡查。客栈、出租屋和茶楼,以及曾经出现过鼠疫病例的地方,每天检查一次,其他地方每两天检查一次。警察如果发现疑似病例,就向队长报告。如果某人可疑,就会被记录在案,过几个小时再被查看。警察如果发现对方明显是鼠疫感染者,就会叫来担架队把患者直接送往鼠疫医院,然后通知当地警察所,把曾经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送往最近的隔离站,并烧毁患者使用过的被褥和其他生活用品,对房子进行消毒,然后安排人看守。”<42>

但事实上,检疫人员因多是临时抽调和征募的巡警、士兵和其他平民,在防疫过程中难免出现简单粗暴的情况。这是司督阁的观察记录没有提及的。比如检疫人员仅从表面症状来判定对方感染鼠疫,就将不过是旧疾发作的人强行拖走甚至掩埋。有奉天陆军一伙夫偶患寒病,与鼠疫症状相似,检疫员察觉后立即将其送交检疫所。该伙夫喝了某医生开的药水后迷糊不醒,随即被装殓薄棺付葬,正在挖土时该伙夫“跃然起立,埋葬队骇不敢前”。又有奉天火车站顺兴店内有一名年逾五旬的苦力,素有痰疾,因天气严寒旧疾复发,横睡榻上,防疫人员怀疑其为鼠疫患者,拖起洒以石灰水,该苦力惊吓昏迷,防疫所即令人装棺掩埋。行至途中,该苦力苏醒,幸亏棺木由薄片制成,该人方能踹破出逃。抬埋人员追之不及,回报检疫所云该苦力“游尸而逃”。 <43>此外,某些充当隔离站的场所条件堪忧,人们视进入隔离所为畏途。奉天小西边门外设立之防疫所,房屋空敞,没有暖炉,病人卧于地,铺以石灰,原有衣服被褥概不准用。饮食不足,雇佣的夫役也不留意扶持,被隔离之人“因苦生愁,因愁生病”,加上医生害怕染疫,不认真施治,结果“死亡相继,厥状甚惨”。 <44>许多人害怕警察入门带走患病亲属,就把病人藏起来,趁晚上把尸体放在大街上,让政府无迹可查。欺骗防疫人员、隐瞒疫情之事时有发生。有人担心死者尸体被拉走,自己作为密切接触者被隔离,于是把死者尸体藏在大雪覆盖的沟渠和深坑里。他们让小孩子在门口放哨,看见检疫人员沿街走来就放出信号,随即将所有能走或不能走的病人藏在柜子里或者院中的柴堆里,直到卫生警察离去。<45>

司督阁认为民众之所以抵制政府推行的防疫措施,首先是人们对防疫措施的必要性和效果普遍持怀疑态度。大规模的检疫措施让许多中国人感到新奇不解,受宿命论观念影响的人们相信这场鼠疫是天灾,大限到了的时候,所有人都得死,谁也逃不掉。既然这样,为什么要把人送到隔离营,把好端端的衣物被褥烧掉呢?官方事后报告也指出,普通民众迷信天命鬼神之说,要么以为死生有命,不思医治,反对隔离,要么求仙方、持斋祷祀坐以待愈。<46>民众特别是村民固然缺乏防护意识,但是坚持举行传统的丧葬习俗,才是导致鼠疫沿着乡村公路蔓延到各个村庄并最终大爆发的主因。司督阁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悲剧:

“起初,无知的人们盲目地将自己暴露在鼠疫感染之下。一个小村庄里有个男人,从奉天染病赶回家,不久亡故,家属陪伴在侧,按照习俗举行(葬埋)仪式。几天后,除了一名婴儿在死去的母亲身边哭嚎之外,24小时之内,全家七口人全部死去。邻居们埋葬了尸体,然后动手拿走了屋内的东西,包括衣服、被褥,甚至病人曾经坐过的垫子。此后几天,他们一个接一个感染鼠疫,除了一名七十多岁的老妇和三名婴儿之外,全村约150人都死了。”<47>

官方报告也指出,丧葬习俗是普通民众抵制政府防疫措施的原因之一。

“疫毙之尸,欲其速殓,而丧家多择期殡殓;疫毙尸棺,欲其速葬,而丧家多停棺不葬。(贫者有停三日或七日即葬者,而富者则停至经年,甚有寡妇无子,停夫棺于堂,待天年后与之同举殡者。)尸棺之葬贵乎适法,而丧家掘土浅深之度不讲,掩土消毒之方不闻,若夫火葬之最宜于防疫,则且有闻而却走者。……自防疫会举行一切丧葬焚埋之法强制行之,而所谓习惯成俗牢不可破者,一且廓如而怨谤繁兴,各防疫员医几以一身为众矢的,匿尸等事时有所闻。”<48>

民众抵制政府防疫措施的局面不久得到改变。一方面,面对如此巨大的恐怖,村民自卫求生的本能战胜了宿命论。另一方面,官方印发的宣传材料发挥了积极作用。政府督查地方官绅筹设宣讲所,发行防疫官报、白话报。这种称作“鼠疫公告”的小型报纸,每天发布官方消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鼠疫的危险、传播途径以及应该采取的预防措施。防疫人员携带这些宣传材料四处演说。成千上万的布告和传单从奉天运往各个村庄,村民们获得有关鼠疫和如何防疫的知识,迅速行动起来,许多地方关闭了客栈,在自己村子外围建立封锁线,不许任何人进出,外来人员甚至是亲朋好友也一律不准在村中过夜。为了取得生活必须品,村民们联合起来派人赶车进入奉天,但不许他们接触城里人,在得到生活必需品后必须立刻返回。<49>这种民间互助的做法,在司督阁看来正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

其实,国家力量和现代医学主导下的防疫措施,在推行过程中往往难以适应出现的具体情况。政府逐户强制实行清洁消毒,区分公众防疫和个人防疫,前者主要由政府派清道队和巡警处理公共场所的垃圾污物,后者涉及到个人住房、衣物、食料等清洁卫生,特别是病者的房屋、衣服、生活用品等要经特别消毒,死者房屋、寝具要焚烧。人烟稠密之市场和底层民众丛杂之处,每日由警局派卫生人员巡查消毒。<50>民间团体或出于宗教原因,或出于便利,或出于利益考量,成立防疫会,或多或少希望在这次抗击疫情中减少政府对他们的直接干预。比如奉天省铁岭县的回民打算自设病院,向警局报告立案,警局担心导致传染,不准所请,而该回民“坚执甚力,因其平日饮食与汉人不同故耳”。因为病人一经防疫所查出,即刻被抬送进隔离病院,而病人一入院,死者十常八九,又不准亲人探视,所以回民筹款自设防疫会一处,“如有教中男女染疫者,由该会自行料理,以免送入隔离病院,致饮食不便,有违教规云”。因隔断交通,导致生活困顿者,可向回民发起的慈善会申请周济。<51>

商人对政府强制推行的防疫措施反应最为激烈。起初,地方商会意识到防疫总局的力量有限,于是成立自己的卫生组织,为本城商人提供隔离医院和稽查队。防疫总局起初赞成这些非官方的努力,甚至在一开始助其设立临时防疫会,其成员包括学界、商会、自治会、农务会等团体,以协助防疫总局及巡警局。防疫会主要任务是清洁消毒、检验食品、调查病人,为此在指定地段劝导商户住户对屋内实行清洁消毒,“各商户住户有不服从本会劝导者,由劝导员通告巡警强制执行”。 <52>商会真实的意图是,想借此改进政府的强制防疫措施中严苛的方面,他们曾为此付出代价。

司督阁记载,奉天有家店铺因为死了一个人,被迫关闭消毒,其余29人被送至隔离营,这让店主暴跳如雷。一些商人认定商业活动不应该受到干扰,他们对政府搜查住宅、迁出疑似者尤其不满,因此联合起来筹资建立自己的鼠疫医院。商人们并不反对西式隔离防疫措施,而是希望将其与中国的做法折中。他们一开始聘请司督阁负责这家医院。司督阁劝说他们防疫工作只能与政府合作,必须遵守防疫局制定的统一严格的规章制度,否则情况会更糟。商人们拒绝了司督阁的建议,将一所院子当作临时医院,院子一边是隔离室,一边是鼠疫感染者的病房。他们聘请两位中医负责,用针灸和其他传统医方治疗,既没有采取适当的防疫措施,也没有戴面罩,甚至允许病人家属来探视,在两个病区之间进出也不使用消毒剂,很快,院子里几乎所有人都死了,包括那两位中医。之后,惊慌失措的商人才允许卫生警察消毒,关闭院子。这家临时医院运转了12天,死亡251人,代价高昂,给奉天人留下深刻教训。<53>

与商人的折中做法不同,抵制防疫措施的一般民众会选择直接和防疫人员对抗。比如铁岭防疫分局派人扑灭辖地某屯疫情,掩埋扔弃的尸体,隔断交通,不料当地教民刘井泉出来阻挠,肆口谩骂,指称消毒人员强夺财物。该屯公会将刘缚送官府,笞责一百释放。开原某村教民高某,日前其家人有染疫,死者经铁岭山头堡防疫分所查知,前往消毒。高某不允,率众欲殴打消毒人员,该消毒队见寡不敌众,只好回城向官府报告。<54>

在官方看来,这些损害个人自由的做法,于防疫固然不得已,而普通民众起而抵制,也属情理之中:

“三省风气初开,民智幼稚,平日于地方卫生行政多未讲求。当疫事方始之际,一切清洁行政,全恃官力为之举办,而能由地方公众担任者实鲜。至于种种消毒法,非所习见,尤不免相率疑惧,梗阻横生。”<55>

值得一提的是,在奉天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疫情扩散期间,司督阁观察到某些关于疫情的谣言在满洲流传。人们到处议论,日本人为了占领满洲,雇佣中国人往水井投撒毒药,故意传播鼠疫。信以为真的中国人将城镇和村庄的水井都用井盖封锁。一些井口发现了白粉,许多村子家中有这种白粉的人都被抓了起来,一些被抓的人谎称是日本人花钱让他们往井里投这些白粉。造谣者被警署迅速抓获,经过化验,这些白粉不过是卖猪肉时使用的无害萘粉(卫生球)。奉天省民政司张元奇为禁止谣言,贴出告示云:

“法国医生梅尼、奉天英国医生嘉克逊(笔者按:即在这次抗疫中牺牲的杰克逊)、新民府日本医生守川,皆系我国聘请办理防疫事务,因染疫而死,即哈尔滨一带,俄人亦多疫毙。岂皆死于毒药耶?奉省轮轨交通,各国均有居留之民,若仅一国撒布毒药,他国不起而干涉耶?此等邪说,不辩自明,稍明事理者决不能信。乃无知愚民以讹传讹,自为惊扰,而于卫生道理防疫方法,偏不肯信,何愦愦至此!” <56>

除了井水投毒,流传的谣言还包括焚烧活人、活埋鼠疫患者、隔离站逼迫女子赤身与男人混浴等等。政府查明谣言,下令禁止传谣。为了消除这些无知和偏见,防疫局派出宣讲员到城市各处宣讲,同时张贴布告,用通俗语言解释鼠疫的性质以及为防扩散采取的措施。布告每天都有更新,详细统计鼠疫总体流行趋势,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7>

六 国际会议

进入3月份,死亡人数开始下降,到了月底,奉天南部辽阳县疫情已被扑灭,长春也对道路交通解禁,防疫分局被裁撤,一切防疫事务交由巡警局办理。奉天省各地开始裁撤隔离所、病院,遣散防疫人员。总督锡良向朝廷电奏东三省鼠疫已经消灭。4月,东三省各地鼠疫陆续消退,13日,奉天当局饬令裁撤防疫总局。<58>疫情消退,固然由于厉行现代卫生防疫措施,也与天气转暖有关,而不是因鼠疫病菌毒性减弱。<59>据伍连德统计,这场肆虐东三省和华北的肺鼠疫,夺走了6万人的生命。官方统计奉天全省疫毙者7068人。<60>为了防止日俄以防疫为名扩张在东北的管辖权及影响力,清政府利用美国“门户开放”的政策,尽力促使鼠疫防治问题国际化。在这样的背景下,4月3日,清政府以国宾待遇邀请各国专家到奉天参加国际防疫大会。会场恰巧位于司督阁在建医学院的隔壁。朝廷特使施肇基在开幕式致辞,代表清廷下定决心,要“用所能获得的最先进的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去战胜所面临的鼠疫。我们将通盘考虑诸位的意见,并尽最大的可能把其付诸实践”。 <61>这次会议是中国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医学会议,会议持续了26天,总共举行了24次全体会议,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33名代表出席大会,讨论肺鼠疫的起源、传播途径、临床症状、细菌学和病理学方面的意义、抗击鼠疫的措施等等问题。与会者主要是流行病学家和细菌学专家,其中包括日本著名的细菌学专家北里柴三郎。

司督阁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会议,见到了32岁的东三省防疫总医官、这次大会的主席伍连德,看到这位年轻人主持各种会议,“举止端庄,才智超群,得到所有与会者的尊敬”。伍连德也注意到司督阁:蓄有精心修整的胡须,在所有客人中穿戴最为整洁,虽然身为传教士,却极易被误认为英国贵族。<62>这两位在抗击疫情中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的医学专家,终于齐聚一堂。东三省总督锡良在会议开幕时发表演讲,代表清政府承认西方防疫措施在控制疫情时优于传统医疗手段,与铁路、电报电灯等现代化设施一样,西医也应被用来服务于国家繁荣和民众福祉。

“我们中国人长久以来服膺一套古老的医疗实践体系,千百年来的经验证明,这套体系在治疗许多疾病方面是有效的。然而,三四个月前中国人对这种流行病茫然无知,这给我们以深刻教训,并迫使我们其中的一些人重新审视中医的价值。我们认为,医学的进步与知识的进步紧密相关,如果说铁路、电报、电灯以及其他现代发明,对这个国家的物质繁荣是不可缺少的,那么,为了民众的利益,我们也应该利用现代的西医资源。”<63>

从当时的会议记录来看,司督阁对于细菌学、病理学等专业领域似乎没有发表意见。他向大会提供的报告也仅仅是一份有关奉天患疫者的临床数据,并且在提交时强调“这些笔记很不完整。事实是,在这次鼠疫流行期间,我们忙于确定和执行保护人们的措施,没有时间做细致的临床观察”。但他还是在鼠疫流行初期,对病人脉搏做了专门记录,将其描述为一种诊断体征。不过,这种方法没有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会议作出的临时结论虽然承认脉搏加快是感染鼠疫的早期症状,但确诊只能通过对痰液进行细菌检查。<64>比起科学研究,司督阁更擅长和关心的领域是实际的防疫措施。他批评会议在细菌学方面花费大量时间,却没有强调教育民众的重要性。“如果鼠疫流行初期就把重点放在对人民的教育上,已经出现的许多困难将永远不会发生。”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正如奉天附近村庄的村民收到城里发来的传单,了解鼠疫及其相关防疫措施,就立刻积极行动起来,切断交通,彼此互助。这对于战胜疫情正是一个极好的例证。<65>

作为政府的医疗顾问,司督阁提醒大会,中国政府更关心防止鼠疫传播的实用措施。比如若人力车、电车和其他交通工具能够传染鼠疫,会议就应该对此作出论证,给中国政府是否采取完全停运交通的方式提出明确建议。司督阁认为人力车问题非常棘手。鼠疫流行之初,许多马车夫和人力车夫因前往火车站拉客而感染鼠疫,如果因此完全停断交通,大批人力车夫将失业,生活无以为继。政府最终决定对人力车进行消毒,由卫生警察和人力车夫将车打扫干净,对其进行熏蒸和消毒。彻底消毒后的人力车要插一面旗帜,表示经过消毒,不会传染鼠疫。与会者中有人认为这样做没有价值,对人力车消毒花费了大量时间金钱。除此而外,司督阁关心的议题包括隔离所、鼠疫医院建设方面的具体问题。比如隔离所一个房间内应住多少人,收治疑似患者的医院建在哪里才方便送达最近的鼠疫医院等等。<66>

大会最后向中国政府提交一份临时报告,建议清政府改善城镇和乡村卫生条件,建立由医务人员负责的传染病死亡登记和通报制度,设置应急和常设的隔离医院以及常设消毒队,在每个行政区设立由医护人员组成的卫生机构,其上设立常设的卫生核心组织,以随时应付可能爆发的鼠疫。报告还建议清政府与相关国家合作,在华北建立一个国际港口卫生管理和防疫部门,设置一个中央公共卫生部门,以应对将来传染病的爆发,并在中国开展有效的医学教育。<67>会议结束后,清政府很快在哈尔滨成立北满防疫处(the North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由伍连德负责。该机构并未因当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夭折,而是于1912年10月改称为满洲防疫处(the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下设医院和实验室,其经费由哈尔滨海关税务司拨付,主要职责是鼠疫的调查研究与防治、收集鼠疫流行病学数据、研制鼠疫疫苗等等。<68>显然,满洲防疫处并非中央一级公共卫生部门,因为后者有赖于一个稳定的全国性政权的保障。司督阁有理由感到高兴,奉天省政府请求他在将来开办的盛京医学院中,增加一名专攻公共卫生防疫的教师,工资由政府支付。英国国王为了表彰司督阁在鼠疫防治中的突出表现,授予他“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C.M.G)。人们逐渐从这场鼠疫带来的恐惧和破坏中恢复过来。盛京医学院被迫中断的工程建设恢复开工,新落成的医学院于1912年3月28日开学,第一届50名医学生走进医学院课堂。<69>

七 结语

1910—1911年冬春爆发的肺鼠疫,夺去了6万人的生命。灾难过后,清政府在哈尔滨成立了北满防疫处,尽管其服务范围仅局限于满洲,却奠定了中国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此前,清廷从上到下寄望传统的医疗手段能有效阻断瘟疫蔓延,但面对如此烈性的传染病不得不承认传统医疗手段无效,转而求助西医,将防疫工作托付给受过西方医学训练的医官,同意采取诸如强制逐户检查、隔离病患、对尸体火葬等激进措施。然而,伍连德、司督阁及其同僚抗击疫情的成功,虽然至少改变了清廷一些官员对待西医的排拒态度,却不意味着传统医学的式微。现代防疫措施仍不足以说服多数国人认识到西医的功效,甚至到了1918年2月山西大同爆发疫情,当地居民仍有人抱怨穿着白外套、戴着白口罩的卫生员有如鬼魅,让他们感到害怕。甚至地方政府一度抵制北京当局派遣现代医疗队来扑灭瘟疫。<70>

国家应为民众的生命健康负责,这一理念以往多半局限在通商口岸的租界,甲午战争后开始得到清廷改良派的支持和接纳,在清末新政期间经由德国日本模式获得制度层面的落实,最终连同西方医疗手段在这次东三省鼠疫防治中由警察付诸实施。在这场鼠疫防治中,奉天省设立防疫总局,指导东三省鼠疫防治,显明国家开始积极参与卫生事业,试图将长期以来在传染病流行期间主要由民间慈善团体承担的赈济救灾事业,纳入国家行政事务。事后证明,由警察主导的卫生防疫体系,在阻断疫情、控制疾病传播方面确有成效,但在强制推行防疫措施的过程中,因其简单粗暴的做法和对民众传统习俗观念的冲击,受到普通民众特别是商人团体的抵制。东三省总督锡良对此的解释是,“隔离、消毒既于民情不便,焚尸、烧屋尤类残刻所为,然非实力执行,则疫无遏止之期,不特三省千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不能自保,交通久断则商务失败,人心扰乱则交涉横生,贻祸何堪设想”。 <71>这颇有不惜一切代价的味道。事实上,当一种大规模的瘟疫爆发,民众本来就陷入恐慌与害怕,突然之间采取强制性的检疫、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这在许多社会都可能引发民众抵制和冲突。<72>

在华差会从中看到,比起强制执行卫生防疫的规章制度,中国最需要的首先是进行全国性的卫生教育,让普通民众破除迷信观念,了解疾病预防知识。博医会、基督教青年会在这次疫情结束后,积极推动中国公共卫生教育运动。<73>这恰恰是司督阁在鼠疫会议上认为最应该吸取的经验。在整个抗疫期间,司督阁并未做旁观者。作为政府聘请的医学顾问,他全程参与制定防疫计划,并记录下普通民众的反应。作为医疗传教士,他带领教会医院的同工全力投入防疫工作,关心底层苦力的境遇,同工杰克逊甚至为之牺牲,赢得了世人对基督信仰的崇敬。司督阁在总结奉天抗击鼠疫时说道:“奉天抗击鼠疫的斗争是由中国人自己承担起来的,他们在与外国同事并肩战斗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聪慧和热诚。”<74>如此赞誉与十多年前医疗传教士嘉约翰批评广州抗击鼠疫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国家医学的肇建及西方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之变迁。

摘自 https://www.kosmoschina.org/%E5%8F%B8%E7%9D%A3%E9%98%81%E4%B8%8E1910-1911%E5%B9%B4%E5%A5%89%E5%A4%A9%E8%82%BA%E9%BC%A0%E7%96%AB%E7%9A%84%E9%98%B2%E6%B2%BB-%E4%B8%81%E7%A5%96%E6%BD%98/

从中国红十字会近年来在中国大陆遭受到的信任危机来回顾红十字会的起源

从2011年“郭美美事件”之后到这次2020年新冠肺炎武汉封城中湖北红十字会的表现,中国红十字会遭受到空前的信任危机,承受着一片骂声。中国红十字,从一个本该最舍己利他的机构,背上了“利己”的骂名。难怪有人说,中国红会是:顶着 “ 红十字的精神招牌,却被抽离了精神内核。”对于知道红十字会创办人的感人事迹和红十字精神及其起源的人来说,中国红十字会今天所遭遇的信任危机简直是令人扼腕叹息,痛到心底的事情。

祸兮福所倚,发生这样的事,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中国红十字会未尝不是好事。也许这样更有利于促进红十字精神的回归和红十字运动创办者的初衷的实现。这几年 事实的发展确实是这样的……愿纯洁无暇的“红十字”精神永远不要遭受世俗功利主义的污染。

如果把“红十字”看作一个品牌,很少有别的品牌能够跟它的知名度相提并论。在世界很多地方,尤其在医院内,那里大多会有红十字或带红边的白十字。人们看到红十字,会很自然想到救死扶伤。如今,在我们生活中,红十字是那样的司空见惯。以至于我们很少主动去思想这个简单的红十字到底是象征着什么?红十字精神是怎么起源的?是谁创立了红十字会?它有怎样的历史源流?

虽然上述问题,对于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常识而己,但对于我们大多数国人来说却是不知道怎么回答的。

虽然有部分国人也知道国际红十字会的创始人是一个叫亨利·杜南的瑞士人。但却不知道亨利·杜南是一个基督徒。只知道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因为(以前)国内的很多有关媒体把他的基督徒身份都莫名其妙的忽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人自然是无法读懂有基督信仰的亨利.杜南的所作所为的,更不可能深刻的理解和体会红十字精神的真谛和渊源。岂不知所谓的人道主义正是从基督信仰的基础上才产生出来的。没有基督信仰何来人道主义?

出生并成长在基督徒家庭

1828年5月8号,杜南生于日内瓦。他的父母及家人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这对他有重大影响。他是长子。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生意人,在生活中,他的父母都极力强调做人的价值,他的父亲曾当过议员,积极帮助孤儿和被释放的罪犯,而他的母亲则帮助病人和穷人。他们帮助过很多孤儿、病人以及从监狱释放的人,父亲还是一家孤儿院的负责人。这都是被当地人所共知的事。

在这样的环境下,杜南从小就有帮助人的习惯,并也很自然的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18岁时,他加入日内瓦的社会慈善机构救济会。19岁,他和朋友们一起建立了一个读经小组“星期四协会”,每周四聚会读圣经,讨论帮助穷人的事情。他花了很多空闲时间从事监狱探访和社会工作。

他参与了基督教青年会在欧洲大陆的拓展。基督教青年会于1844年成立于伦敦。1852年11月30日,他创建了“日内瓦基督教青年会”,三年后,他参加了在巴黎的会议,专门讨论成立国际组织。那时,工业革命正在欧洲蔓延。很多年轻人在城市寻找发展的机会。他们在工作之余前往的地方常常是酒馆、妓院、赌场。杜南和他的朋友们希望自己的同龄人能过上身心都健康的生活。

创办红十字会

1853年,杜南去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西西里,他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创办过贸易公司。对转让和倒闭的公司,他尽量“收购”。由于那里的土地和水的所有权划分不清晰,他打算去见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提出申请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殖民地。这个当时看来不相关的举动却促使杜南后来创办了红十字会。

那时,拿破仑三世正在率领法国、萨丁尼亚联军跟奥地利作战,总部设在意大利北部的索尔费里诺(Solferino)。1859年6月24日,法奥双方展开了巨大的攻势。双方死伤惨重,仅仅这一天的战斗,就有约4万多人的伤亡。战场上到处都是无人照顾的伤兵。

杜南先生亲眼目睹该惨状,为伤兵乏人照顾、辗转致死而感到震憾。因此,他立刻果断地把附近的居民组织了起来。在附近的教堂搭建了一所战地医院。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抢救伤患,不分国籍地为双方无数受伤士兵在战场上给予基本医疗,并且自费购买必要的物资。他向作战双方游说,要求释放被俘的医生。他们对法国士兵与奥地利士兵一视同仁,他们甚至还记录了垂死士兵的临终遗言,并把它们寄给了他们的亲人。他们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地照料着这些战争受害者。跟他一起救人的当地人开始流传这一句话:Tuttifratelli(大家都是弟兄)。

战事结束之后,杜南回到日内瓦,写了一本名叫《苏法利诺回忆录》(UnSouvenirdeSolferino,1862年11月8日出版)的书。到1862年,杜南自费印制了1600本,他开始送给欧洲各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他的目的是,呼吁建立一个中立而且常设的国际救援组织,无论战争的哪一方都必须尊重这个组织的独立。以便在战争发生时,能及时救助在战场上受伤的伤兵。

1864年,在瑞士议会的组织下,12个国家签署了《日内瓦公约》或称《万国红十字公约》最初的文本。成为国际红十字会和首个日内瓦公约的基础,决定在各国建立救护团体。公约中规定:战场上进行救护的医院及人员处中立地位,应受保护;应对伤病员不分敌友均给予救护。红十字成为这个独立组织的标志。 至此,作为亨利·杜南理想中的救护团体“红十字会”和国际性协议“日内瓦公约”正式诞生了。一场由杜南发起的国际红十字运动在世界各国的不断承认和加入下终于轰轰烈烈拉开了序幕……

红十字:象征十字架上的血

红十字象征了基督为拯救世人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和复活。红十字运动以倡导和弘扬人道主义为基本宗旨,坚持人道、公正、中立、独立、统一、普遍性和志愿服务为行动的基本准则。 杜南和他的同伴们选定红十字标志,实际是在选定一种能够代表救死扶伤精神的象征。在杜南从小长大的环境中,这种精神就伴随着他。另外,当初之所以选定红十字标志,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杜南和其他几位创办人都来自瑞士,而瑞士的国旗是红底白色的十字。为了跟瑞士国旗区别开来,这个组织的标志采用了相反的颜色,成了白底红色的十字。

但是,如果十字仅仅是一个国家旗帜的标志,仍然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事实上,十字不仅是瑞士国旗采纳的图案,欧洲的很多国旗上都有十字,比如英国和北欧各国(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冰岛)。这跟欧洲的基督信仰背景紧密相关。在过去一千多年,以十字架为标志的基督教会塑造了欧洲和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各地的基督教会创办了医院、孤儿院、救济会和各种学校。

所以说,有些人说红十字和基督信仰没关系,纯粹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否则,后来加入红十字运动的一些伊斯兰国家类似的组织也不会认为被冒犯而忌讳红十字而申请采用红新月等作为区域性使用的标志。

去世前,杜南请求不要为他举办任何形式的葬礼。并决定把他遗产的大部分捐赠给挪威和瑞士两国的慈善团体。他对自己的总结是:“我是基督的门徒,像一世纪时的那样,别的什么都不是。” 1948年,也就是杜南逝世之后38年,国际红十字协会理事会决定把5月8日,也就是杜南先生的生日,定为“世界红十字日”。

红十字会现状

现在,已经有接近200个缔约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它是国际人道法的核心内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依然是公约的守护者,他为国际人道法赢得了支持,而且它毫无歧视地努力保护着武装冲突受害者的生命和尊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致力于在失散的家庭成员之间重建联系,并设法让他们重聚。在和平时期,他们也会开展许多重要行动,对那些易受伤害的人提供帮助。

各国红十字会(包括红新月会)和平时期主要活动在四个领域:灾难反应,备灾,社区医疗与急救,人道价值与原则的传播。

选摘自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91039100/

疫论·历史|人道主义与苦难政治:从红十字会到无国界医生

本站编辑推崇这篇文章,虽然并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本网站立场认为主耶稣基督因着永恒的爱在十字架上的对罪恶人类的流血赎罪的灵魂拯救是必须的。爱心慈善和良好教育对改良社会和改变人性非常重要,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

原标题:疫论·历史|人道主义与苦难政治:从红十字会到无国界医生

在新冠疫情之前,关于人道主义的想象或许是新闻中一个常常和红十字会的战争救援相关的一个概念。它被呈现出的往往是在一个紧急的、非常态的情景下的、和我们日常生活有些遥远的状态。我们对于红十字会这种人道救援机构并不陌生。但正因为这些机构和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看似被熟知,人道主义的含义并没有被给予足够反思和理解。在此次疫情救援捐赠武汉之中,地方红会的表现和民众期望之间的巨大落差,将人道主义机构运作的话题带入公众视野。在疫情这个非常态的情况带来的隔离、社会秩序失调不断延长变成常态化生活的一部分的同时,也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反思现实中人道主义普世价值的契机。

苦难政治

人道主义是出于对他人苦难在道德层面上的注视以及自发的关怀。圣经里提到好撒玛利亚人的义行:一个犹太人遭遇强盗打劫,被打伤,在路边呻吟。面对这一惨景,他同族的祭司和利未人路过,却不闻不问。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见状,急忙上前照顾,并把他送进旅店。这个撒玛利亚人不但不认识这位犹太人,两人甚至分隶敌对教派。关于他的善行,耶稣一方面是赞扬其对不碍于身份、对他人痛苦的博爱,另一方面也暗示着这一行为在古代并不那么普遍。共情在古代社会往往被局限在城邦式的成员之内,或者按照亲属关系的“差序格局”的扩散而亲疏有别。这一意义上,耶稣提倡对他人跨越族群的关切不啻为革命性的救赎理论:从救赎本民族(犹太教)到救赎全世界(基督教)。当然,普世性的救赎思想并不是基督教的专利,而是世界性宗教某种程度上共享的文化基因。在现实层面,普世的界限并没有随着耶稣的告诫而一劳永逸地打开。最陌生的“陌生人”并不是撒玛利亚人眼中的犹太人,后者是可识别的、世代相斗的族群。非人化的奴役往往是优势族群遇到陌生的弱势族群后的举动。根据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研究,对他人的关怀和对人类整体尊严的重视都是随着现代自我概念而出现的道德情操。十八、十九世纪欧美的废奴运动可以被视作这种道德情操真正形成的标志。

好撒玛利亚人的义行

而在二十世纪晚期,对苦难的关注进一步深入到公共话语和政治领域之中。在人类学家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看来,人道主义在政治领域内的影响,一方面来源于二十世纪下半叶以降的种种灾难性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国际援助等介入性政治。在欧美国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政治,苦难都是强有力的政治说辞。另一方面,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西洋两岸一系列关于苦难的社会科学写作塑造了这种执政的基本词汇,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巨著《世界的苦难》(La Misère du monde)和美国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达斯(Veena Das)和洛克(Margaret Lock)合编的《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虽然前者专注于法国各阶层的经验访谈,后者希望找到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共同语言,苦难在两本著作里都作为人类生存的拱顶石,穿越阶层、文化、学科。 就此,如果我们把世界想象成一个由另一套社会道德秩序统治的新的疆域,其中的社会秩序围绕着人的福祉运行,那么随着人道主义深入政治里,在公共话语里,同情代替了公正,创伤代替了暴力,苦难成了比不平等更加有力的词汇。

国际人道组织的发展历程

对于人类苦难的关怀是人道主义组织的立足点。随着19世纪至20世纪战争不断,如红十字会等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应运而生,为社会秩序失调下遭受战争和死亡蹂躏的个体提供医疗救援。尽管现实的人道主义概念多以战争医疗救援的面貌为人熟知,这个理念却是先于红十字会存在的。本质上它想表达的是一种为人类福祉而做出的改变和努力,不仅仅限于战争救援。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一位叫亨利·图南(Henry Dunant)的瑞士商人,在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后呼吁组建的一个能被国际协议保护的伤兵救助——也就是后来为人熟知的红十字会——正是图南以仁慈、善良、博爱等信念去关怀他所在时代的苦难的一种尝试。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于1863年成立。红十字会实践的人道主义着眼于救助战争中失去战斗能力、如同赤裸生命一般的伤兵和无辜被卷入战争的人。图南于190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时至今日,尽管红十字会已然遍布全球,它在战争中人道救援的困境面前始终都是姿态谦卑的,因为这些救援尝试并不能制止战争。有学者指出,红会在应对各股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时自我定位的原则,比如人道、中立等等,是作为一个非军事救援团体的政治上的保守定位。它并没有指望说服任何一方放下武器停止战争,而仅仅是要文明化(civilize)战争 。 它的姿态是“我知道你们一定要进行战争和杀戮,但是让我们来划定一些底线和规则——至少对于那些已经丧失战斗能力和无威胁的人,请允许我们去做一些救援。”它试图将自己从政治中抽身,也更不会试图去谴责、打碎任何政治秩序。

换言之,红十字会实践人道主义的方式不是想象中的英雄主义——阻止战争或者彻底救人于水火,而是愈疗暴力肆虐后的伤疤。这种立场是一张红会在实际救援操作中的通行证。它让红十字会的医疗救援能够进入和穿梭于政治最敏感的地区,真正保障人道救援的可行性。但谨慎而囿于政治边界的姿态也一度饱受诟病。比如就在二战期间就纳粹迫害犹太人是否违反国际法问题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不发出呼吁。战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于这种面对暴行采取缄默态度也公开致歉。这个摸索人道主义的实践带来的经验是,即便是着眼于提供实际的医疗服务这种方式也并非无可指摘。人道主义是一个动态的、需要不断尝试、反思、注入新的力量的过程。红会的尝试也给之后其他类型的人道主义援助提出问题:我们要如何理解更广义上的人道主义?红十字在历史上的作为也激发着新的尝试,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就是一个代表。无国界医生的道德起点和红十字会最初同气连枝。它的人道援助也是作为医生、医学工作专家为全球范围内的非常态的社会灾难提供即时的医疗援助。这个“无国界”的特点,也是随着19世纪70年代注重“人权”的思潮、全球化的趋势而逐渐浮现的。值得留意的是,除了时代烙印,无国界医生的关注点也开始和红十字会的着眼点有所不同。相比红十字会是对于奄奄一息的生命或死亡的关怀,抑或是其背后折射出来的社会秩序的失调,无国界医生带来的新的道德出发点则是对于“苦难”(suffering)的关注,将目光从“阻止死亡”转向“怎样活着”、“怎样保有生命的尊严”。

从这个意义上看,无国界医生从70年代开始的尝试可被视为一种反抗式的人道主义(rebellious humanitarianism)。它反抗的是整套畏缩于政治话语之下的缄默逻辑、以政权的强弱程度来调整自己参与度的姿态,转向另一种尝试。无国界医生包括Rony Brauman在内的几位领袖都已经察觉到,针对紧急情况(emergency)的救援——即仅仅保障人的存活,已经不能直面苦难本身。Brauman的一句话或许能更好地诠释这种立场的转变 ——人不是为了经受苦难而存在的(human as a being who is not made to suffer)。这种转变在实践和道德意识形态上都可圈可点。

无国界医生开始着眼于危机(crisis)。这个危机有别于日常用语中“突发状况”的含义,指的是在非常态的紧急状况逐渐变为一个将更多人类群体卷入危险的常态事件,比如地方流行病。

从1980年代开始,尽管无国界医生彼时规模仍然很小,还在建立运行的规范,但它已经试图打破既有的紧急救援框架,开始介入比如在乌干达的昏睡病这一地方流行病。昏睡病是由昆虫为媒介的传染病,但由于锥虫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存活与传播,它的传染范围是有限度的。所以昏睡病在1990年代开始成为地方流行病,主要感染人群多为贫穷的乌干达人民。而由于昏睡病的药物利润不高,药商并无生产意愿,这就造成了贫民有病无医的悲惨状况。1990年代起,无国界医生致力于为当地昏睡病提供医疗服务、试图建立一个人道主义为本的医药生产体系。这让无国界医生走出一个急救员的角色,转而需要和当地社群和当地政府建立相对长期的联系与合作。在这次尝试中,无国界医生展现出的是比当地弱政无能的政府更强的能动性。在实践的尝试中,无国界医生也不是在做阻止死亡、延续生命的英雄,而是去致力于减少那些本可避免的死亡,也就是学者Peter Redfield指出的,人的生命不该白白葬送于那些愚蠢的事情上、本可避免的人祸中。

让无国界医生踏出这更为笃定一步的是其思想和自我道德定位的转变。Redfield的研究指出,无国界医生传承的是冷战后的两条思想线索,一条是萨特(Jean-Paul Satre)式的政治的思想对抗,另一条就是加缪(Albert Camus)强调行动和见证并行的普通人的道德责任感。加缪在《鼠疫》一书中描写的医生,除了提供医疗服务外,还持续地记录了自己的观察,保持着一个见证灾难的普通人的道德。这种在政治灾难中保持道德注视的立场和带有萨特视角的公共参与态度让无国界医生的道德发展在面对暴行时与红十字会分道扬镳,继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角色——见证人(témoignage / witness)。

1995年,无国界医生在法国Chantilly召开会议时,再次讨论关于见证人的原则。他们深知作为医生无法单方面终结战争和暴行,但无法带来可见的事实上的改变,不意味着全然的缄默。选择见证,意味着一个人首先“在场”,关心社会灾难中所有人的命运,在提供医疗援助的同时愿意倾听和理解、记录这些声音。

拯救的限度与见证的政治

复杂的现实总是充满褶皱,作为普世价值的见证也不例外。同时作为法兰西公学院人类学讲习的执掌者和无国界医生的前副会长,法桑深知人道主义的救援伦理不是普世而必定皆准的道德律令,而是现实层面上悖论重重的实践伦理。

2003年3月20日上午05:34,当萨达姆·侯赛因对小布什总统的最后通牒置若罔闻48小时后,美军开始了所谓”解放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大批军机很快出现在了巴格达上空,带来了炸弹,死亡和恐惧。外国人和国际组织陆续撤离,六位无国界医生的成员却决定留下,继续支援逐渐崩溃的伊拉克医疗系统。支援也许不是最合适的词,即便注定饱受炮火,巴格达当地仍然有成千上万的医生,建制化的医疗设备。六人里包含一名医生,一名手术师,一名麻醉师。在巴格达连日的炮火声中,他们留在酒店的可能性比真正在手术台帮上忙的概率要大得多。见证一场将要爆发的人道主义灾难构成他们留在伊拉克的最大意义。这种极端情况下,人道主义的意义似乎得到了最大化的实现。

局势逐渐恶化,萨达姆政府很快兵败如山倒,空袭造成了城市的崩溃。最终,经过激烈的讨论,位于法国的无国界医生总部决定把留驻在巴格达的小组撤走。战争极端的非对称性使见证颇为徒劳,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无国界医生总部最终的撤退令基于以下理由:是否还有必要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来尝试不大可能的拯救,虽然,使无国界医生的见证得以可能的也是这种对不可能的尝试。

对法桑而言,无国界医生在伊拉克拯救行动的失败背后透露出的是一种对生命的区别对待。在伊拉克或者任何受难的现场,人道主义介入者和当地人民构成了一对相互构造的自我牺牲者和被拯救者。但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只有无国界医生这样知名的发达国家组织有资格选择自我牺牲,而当地人民注定只能被拯救。这种平等也存在于见证的层面上,谁有资本可以成为见证者,谁又注定只是被见证人呢?

在这种模式下,道德层面的注视和见证被构建成“施”和“受”两个角色。按照莫斯(Marcel Mauss)到格雷伯(David Graeber)以降的经济人类学理论,施予与被施予是最古老的不平等关系,它在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国际人道主义介入政治里却有了最现代的重演。国际舞台上的人道主义组织难以避免地生产“见证社会”与“苦难社会”之间的不平等,毕竟限于苦难的国家是难以以无国界姿态进行介入的。 

无国界病毒下的人道主义

如果说无国界医生的理想是以无国界的博爱来反抗国界内的暴力与苦难,那疫情侵袭下的世界呈现的是另一种国界和苦难的关系。法桑的人类学视角提醒我们苦难和见证并不是空疏的末世论和弥赛亚,必须结合具体的受难者,救助者,见证人才有意义。而这几个角色间的关系在不同时空场景里千差万别,使得苦难和见证的意义也大不相同。疫情爆发初期,武汉封城,苦难有明显的漩涡中心,沿着湖北陆续封城的其他城市扩散。媒体的聚焦更使得国人的见证集中在武汉上,乃至出现了“灯下黑”的现象。但随着疫情的蔓延,即便是原本自信的欧美也出现了医疗资源挤兑,医护人员伤亡,民众死亡率飙升的现象。新冠的全球爆发彻底反转了疾病和医疗落后地区的联结——苦难是无国界的。

另一方面以往跨国界或无国界的组织却集体失语:世界卫生组织的所有行动都似乎宥于政治而慢半拍,透明的国际红会的曝光率远不如不透明的地方红会,无国界医生已派遣的援助被伊朗爽约。各国都不甘于成为被救助者,从而让出政治的能动性,也并不相信国际组织的援助足以应付如此大规模的灾难,比如无国界医生的援助只能建起一个50床位的医院。如果说以往的人道主义在于以无国界的介入见证某一国界内的苦难,面对无国界的苦难,会有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应运而出吗?隔离中的人们被迫自保,害怕陌生人,害怕受难者,这是否会造成对生命更严重的区别对待?这样的社会只能更加仰仗媒介传播的信息与情感,有效的见证是否还得以可能?

如果以疫情的结束来倒推,现在回答这些问题为时过早;如果意识到疫情或在国际上长期此起彼伏,武汉封城的两个月所涌现出的许多片段已经把这个问题回答了一半。比如,刚封城时信息混乱,红会等机构反应不及时,真正看见医疗物资缺口、科学和信息匮乏、以及互助需求并付诸于实际行动的反而是在地的武汉市民和全国其他地区及相当多的海内外志愿者。封城和隔离并不必然剥夺人的能动性。去中心或者多中心的媒介环境反倒可以更加全面地聚焦在武汉这个情感中心,使见证得以可能。

更复杂的问题是正在显现的无国界苦难。与法桑所分析的可选择的牺牲不同,面对传染性极强、后果叵测的病毒,任何利他的举动都是牺牲,不可逆地把自身也抛入苦难之中。同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病毒也不会让任何人轻易地把苦难的资本据为谈判的资本。但无国界的疫情并不平均地平铺在每个人的头顶,而是在一种动态中让被隔离的人们围绕着病毒的扩散转动。以海外场为例,疫情的“上半场”或捐钱捐物,或点评围观;“下半场”自己则成为了高风险的受害者。受难者、救助者、见证人是一组快速转换的角色。这种转换甚至让地缘政治舞台上更宏大的角色也应接不暇,如果疫情继续激荡,没有哪个国家一劳永逸地成功或者失败。

目前还不能估计这一激荡中身份转换的后果。我们不妨借鉴一下人道主义的原点,回顾一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能与现今世界押韵的历史细节。在公元一世纪的以色列,犹太人还未开始流浪,是当地绝对的主体民族,撒玛利亚人则是迁入以色列的外邦人,地位恰好类似于后世欧洲的犹太人。可以说,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情况下救助受难陌生人的好人,在于其本身身处在身份政治里苦难的下缘。而犹太人耶稣承认这一点,也就承认了受难者可以对他人施加帮助,最终以身殉此道。这种颠倒身份的人道主义最终传出了以色列,传到了非犹太族群那里去,罗马人保罗正因此从加害者变成了施予者,也最终成为受难者,在临近人生尽头时邀请教友们见证,他说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保罗所说的话并没有随着这段话里的完成时而完结,经过了两千年的传唱,在武汉接近解封时,出现在了一位作家的日记的结尾。在本文的结尾,我们试图把这句看似结尾的引文解读为人类所希冀的新人道主义的序言:武汉解封后迎来的是疫情继续激荡的世界,在其中,所有人都可能轮流成为受难者和见证者。

(本文得益于Corona读书会——旨在与疫情共同症状式阅读的社科知识共同体。策划:曾毓坤)

摘自 https://finance.sina.cn/2020-04-05/detail-iimxyqwa5146316.d.html?cre=tianyi&mod=wpage&loc=9&r=0&rfunc=0&tj=none&tr=4&cref=cj

从电影八佰想到饶家驹神父创立的上海南市难民区

由于某些政治问题推迟一年上映的电影八佰近期在中国上映轰动一时。也导致上海四行仓库博物馆访客大增。

在电影《八佰》中,有一幕让我印象极其深刻, 苏州河边的租界有一群人,冒死过桥,冲到对岸地狱般的“四行仓库”给中国军人送物资。他们正是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师生们。

这同时使我们想到了在这段苦难的岁月由饶家驹神父创立保护了30多万难民的上海南市难民区。由于某些因素,大陆媒体一直以来没有广泛报道南市难民营的故事。

“饶神父在南市区救济难民,对我而言是记忆犹新,幼时的我非常敬佩饶神父”,80高龄的刘复田2014年11月9日来到上海师范大学,参加中国首次举办的纪念法国神父饶家驹的国际研讨会。德国商人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国际人道主义行动广为人知,但饶家驹这位较之拉贝,更早挽救无数中国人生命的法国人,却一直知者寥寥。与会中外学者认为,这位在中国抗战中失去右手的独臂教父,堪称“上海拉贝”、“中国辛德勒”。1937年11月,饶家驹在上海方浜中路、民国路(今人民路)内创立战时平民救护的难民区——饶家驹区,延续至1940年6月,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此后又在广州、汉口等地设立安全区,救援中国难民。“饶家驹首创的保护平民安全区模式,直接促成了战后《日内瓦条约》修订,加入了战时平民保护相关条款,其实,这就是写入国际公约的第一个‘上海模式’”。上海师大人文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介绍说,二战结束后饶家驹又赴德国救济难民,并因劳累过度而逝世。研讨会上放映了上海音像资料馆制作的《饶家驹与战时难民保护》历史纪录片,上海战时难民代表、86岁的王晓梅看完抑制不住激动,连称“就是这么回事”,她讲述在难民区的亲身体验,“日军晚上会到难民区内强征女孩,我和姐姐晚上就带着被褥到这里睡觉,因为这里处在难民区中部,日军并没有到这里来抓人”,老人至今非常感激饶家驹从侵华日军手中留下了王医马弄24号这块安生立命之所。苏智良说,现在纪念饶家驹,不仅为纪念,“当今世界,仍存在着战争、暴力和杀戮,难民救助始终为国际社会关注,饶家驹在国际上为战时保护平民创立了具有典范效应的模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中国世界历史学会名誉会长汤重南看来,从饶家驹、拉贝等国际和平友好人士的事迹,可见中国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饶家驹,1878年出生于法国西部夏朗德省。16岁时,他加入了耶稣会,决定一生跟随效法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在经过19年的培训后,饶家驹被派往上海传教。在徐家汇学习了一段时间中文后,他给自己起了个完全中国化的名字——饶家驹。

饶家驹“从性情方面说,他是一位宅心忠厚,和易近人,长于筹划,勇于执行,极有决心的人”。当1937年“卢沟桥事变”、平津失守、淞沪紧张之际,饶家驹就已经敏锐地预感到中日在上海的交锋已不可避免。作为上海华洋义赈会的会长,他与宋汉章谋生出建立一个统筹救济事宜的国际组织的念头。“八一三事变”的当天,由上海大部分慈善组织的代表及部分国家的驻华领事等人组合而成的上海国际救济会正式成立,饶家驹在其中担任常务委员及救济组副主任。1937年八一三战役爆发后,规模日益扩大,日军轰炸烧杀所造成的难民潮从未止息,大批外地的战争难民也涌入上海,其中既包括江苏、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的民众,也有国际难民如来自德国或欧洲其他地区的犹太难民等。百万难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饶家驹亲自兼任第一难民收容所所长,并陆续在租界内设立6个难民收容所,至1938年8月,一共收容难民6万多人。

饶家驹建立南市难民区

淞沪战役爆发后,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饶家驹已在考虑设立难民区,他认为,上海战争将长期化,应建立一种“难民安全区”,以拯救难民。饶家驹以“上海国际会”的名义,起草了英文协议。然后,饶家驹向日本政府和军队交涉,要求勿对难民区进行攻击,得到肯定的答复。1937年11月9日,南市难民区建立的第一天,饶家驹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官员的陪同下对难民区进行视察。这一天城隍庙豫园、小世界及区内的各学校、教堂都被辟为收容所,当天就已收容难民2万余名。此后随着难民的陆续增加,最多时难民区内约有130个收容所,区内难民数超过10万。

难民区下设监察委员会,饶家驹任主席,总管区内诸事;成员包括3个法国人,2个英国人,1个美国人,1个挪威人以及两租界的代表。为便于管理,难民区内又划分为9个区,每区设区长1人,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饶家驹在难民区内有着极高的威望,他一身兼司法官与行政长官,其一言一行,即为区内人民之法律。一次,有人站在高处分发馒头等食物,几十个饥肠辘辘的难民一拥而上,乱成一团。饶神父推开那些饥饿的手,拍打着难民们的头,“不要抢,安静下来,排队领取!”原本温文尔雅的神父突然大声训斥,但那些被打的难民都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外国人,丝毫不动怒。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是来帮助自己的。饶家驹喜欢和难民在一起,他经常搀着儿童的手,抚摸他们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吃。饶神父和大家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枪顶着他,他毫不畏惧,幸而举枪的日本兵最后没有扣动扳机。

饶家驹每天坐一辆黄包车,从吕班路到老北门或新开河,出法租界铁门,到南市难民区办公,黄昏才回到租界寓所,或到洋泾浜天主堂休息。他是日日工作,天天到“区”,运筹帷幄,事必躬亲,巡视考察,不遑宁处。饶家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区内的一切,都必须审慎处理,偶尔大意,就会引起国际纠纷。其他如给养问题,更是一件极端困难的事。为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他常常亲自出马,进行募捐。1937年12月1日饶家驹到静安寺路的美国妇女俱乐部演讲,呼吁大家踊跃捐输、共襄善举。1938年5月,饶家驹飞赴美国、加拿大,为难民募捐。在白宫,罗斯福总统向饶家驹承诺价值70万美元的援助计划。美国将本该处理的小麦运到中国,慷慨地交给饶家驹支配。饶家驹还在美国发起了“一碗饭运动”,加上美国政府的援助,饶家驹此行大约募集到100万美元。这巨款全部被饶家驹用于南市难民区的难民救助。中共地下组织参与难民救助并积极动员难民投奔新四军。为此,饶家驹负责办通行证,使难民船顺利经过日军封锁线,到敌后抗日根据地。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离开中国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当他黯然告别相处了26年的中国老百姓后,南市难民区因缺乏主持人,很快就不复存在了。7月3日,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致函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宣告已于6月30日停止活动。至此南市难民区不复存在。在难民区存在的963天里,饶家驹成为仁慈的第三方的代表、道义的代表,同时也是中日交战双方的监督力量,赢得了难民的赞誉。

饶家驹虽然离开了上海,但难胞们没有忘记这位保护救济他们的法国神父。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内的饶家驹神父铜像他们预备为饶氏铸造一座铜像,以资永远纪念。一个星期六的上午,难胞们一人手持一砖,先举行了一个庄严的铜像奠基典礼。他们又想把城内的方浜路改为饶家路,方浜桥改为饶家桥,以志去思。饶家驹取道香港返法后,上海难民仍期盼他能重返上海。他曾表示自己此次只是暂返欧洲,不久还会回来。但事实上,饶家驹此次却是一去未能复返了。

饶家驹难民救助模式的推广

在成功地创办了上海南市难民区后,饶家驹又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中国内陆地区,积极参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难民救助。饶家驹等认为:“这个经受过考验的实践(即南市难民区)已经拯救了中国很多非战斗人员(这是在我们受到极其缺乏经验和极大的当地阻碍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我们有个合理的想法,这个方法能够同样地应用到其他环境或者其他地方”。饶家驹与安全区里的难民和孩子们1937年11月中旬,在南京的各国人士仿效南市难民区,在南京设立安全区。而拉贝、华群、马吉等人在创建南京安全区时,正是通过饶家驹与日本方面进行联系。日军拒绝设立安全区的意图也是先告知饶家驹的。1938年10月汉口成立难民区,饶家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在上海与日本总领事等多次讨论,形成备忘录。然后赴重庆游说宋美龄,向中方争取到大笔救济基金。同时也与美、英、法国代表会商。汉口难民区成立时,饶家驹担任委员会临时主席,接管了汉口特别行政区,并说动日军,使难民区免于日军的轰炸。同年10月24日,经中日双方同意,广州也设立了难民区委员会,并设立5个救援中心以保护平民。

饶家驹回到法国后,继续推广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此时的饶家驹已经62岁了,但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东奔西跑,为救助难民而奔走呼号。图书《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二战结束后,饶家驹赴柏林从事善后救济工作,一心救助曾是敌国的德国民众。因劳累过度,1946年9月10日饶家驹在柏林去世,终年仅68岁。饶家驹虽然去世了,但他留给后人的财富是十分宝贵的。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签约,饶家驹在中国建立及维持难民区的举措载入了公约,这个公约就是饶家驹模式的延续。饶家驹一生都致力于战时平民救助,他指出,难民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向难民提供救济这个问题是今天的世界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他曾发誓要为不幸的人尽自己最后的力量!饶家驹堪称是20世纪世界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饶家驹虽然是法国人,但他视中国为第二故乡,即使死后也希望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华的最后岁月里,他还将自己的名字“饶家驹”改为“饶家华”,足见其对中国的感情之深。

摘自百度

2020年5月12日,联合国邮政发行了《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诞辰200 周年暨国际护士和助产士年》:缅怀南丁格尔回应上帝呼召彰显基督品格的一生

 

每年的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以感谢护士们为了人们的健康所付出的辛苦。这一天也是(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的生辰纪念日。

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2020 年为“国际护士和助产士年”,以表彰这两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对全球卫生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今年也是现代护理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诞辰200 周年。

“护士是医疗系统和社区公众之间的桥梁,是奋战在一线拯救生命的斗士,也是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关键一环。不仅仅是在疫情期间,我们每时每刻都应该向我们的护士和助产士致以崇高的敬意,”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在5月11日的媒体通报会上说道。

nurse stamp

2020年5月12日,联合国邮政发行了《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诞辰200 周年暨国际护士和助产士年》普通邮票一套1 枚。 这枚邮票的发行正值2019冠状病毒病在全球蔓延。本枚邮票面值为1.35 欧元,由挪威艺术家马丁·莫克(Martin Mörck)绘画,版式设计为Rorie Katz(联合国)。邮票画面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肖像,左侧为德文书写她的名言“珍重生命,生命是伟大的馈赠,其中无小事”,肖像右侧的文字为德文“联合国”。该邮票可在联合国维也纳国际城内使用,可将信函、明信片等邮件寄往世界各地。您也可以在中国邮政的邮局购买到邮票进行收藏。了解和购买邮票,请访问联合国邮政官网:https://unstamps.org/zh-hans/或关注联合国邮政官方微信:联合国邮政。

 

who nurse stamp

 

以下文章来源:基督时报2015年05月12日
作者: 徐敬谦

 

护士是上帝派到人间的白衣天使,她们用温柔纯洁的心和专业的护理经验来守护和细心照料每一位患病的人。

5月12日国际护士节是全世界的护士们共同的节日,也是近代护理创始人英国基督徒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诞辰。国际护士节就是为了纪念她在历史中的丰功伟绩而设立的。虽然她已经辞世103周年了,但是她的博爱、牺牲、奉献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全世界的医护人员。

国际护士节在中国也受到了相关医疗卫生部门的重视。据解放军报报道:为纪念这一节日,5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简称总后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以“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深化优质护理服务”为主题的座谈会。在会上,南丁格尔奖获得者、援非抗埃护士长、临床护士等代表分别发言,探讨南丁格尔精神在优质护理中的具体表现等问题。南丁格尔

南丁格尔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她又在这个历史中做了怎样的事情而让全世界的人们敬仰呢?下面就请让基督时报小编带你走进南丁格尔波澜壮阔的一生。

“余谨以至诚, 于上帝及会众面前宣誓: 终身纯洁,忠贞职守。 勿为有损之事, 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 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 慎守病人家务及秘密。 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 务谋病者之福利。 谨誓!”—南丁格尔誓言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年5月12日-1910年8月13日),出生在一个有着基督教背景的英国贵族家庭。因为她是在意大利著名的城市佛罗伦萨,所以她的父母给取名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基督教家庭的背景,再加上父母经常做慈善活动,所以基督教的博爱和奉献的精神开始在她幼小的心灵里面生根发芽。

南丁格尔年轻时经常与一些贵族出人于上流社会的舞会、沙龙。虽然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但是这些并没有让她的心灵感到满足。直到南丁格尔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护士,才让她真正的感受到充实的生命意义。

寻求上帝旨意 回应上帝呼召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英欢在《南丁格尔的基督徒角色》的论文中提到了南丁格尔明确上帝在她身上的使命是呼召她成为一名护士的奇妙经历。

据该文章介绍:南丁格尔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坚信这份工作来自上帝对她的呼召。9岁时,她在第一篇日记里写到“上帝必与我同在。”17岁时,她在日记里面写道第一次接受上帝的呼召,“1837年2月7日,上帝在呼召我,要我为他去效劳。”虽然,她接受了上帝的呼召,但是还是不清楚上帝在她身上的使命具体是什么?

1842年夏天,英国发生了大饥荒。灾民的处境让她感到痛心,她开始历史所能及的救济一些平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与同为基督徒的汉娜伯母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她们在一起经常谈论精神生活和灵魂对神的归属问题。经过一段时间后,她渐渐的地清晰了自己所要走的道路。

后来,她在给汉娜伯母写的一封信中表明自己对于护士这个职业的热爱与崇敬。她在信中表示护士是真正的天使。虽然她们就像医院的女佣一样,做着人们厌恶和鄙视的工作,她们必须清除脏乱和污秽,为病人清洗身体,但是她们的工作却有益于人们的健康。后来,她回忆,“我24岁之后,对自己要做什么,要走哪条路,就不再有任何迟疑不决了。”

克里米亚战争救治伤员 闻名于世

此后,她接受了一系列的关于护士方面的培训。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南丁格尔带领护士奔赴前线救治伤员,她的事迹传遍欧洲。

据甘肃卫视播放南丁格尔的视频资料介绍:1854年至1856年间,英法联军与沙俄发生激战。在英国一家医院任护士主任的南丁格尔,带领38名护士奔赴前线,参加护理伤病员的工作。因当时医疗管理混乱,护理质量很差,伤病员死亡率高达50%。于是,南丁格尔就潜心改善病室的卫生条件,并加强护理,增加营养。半年之后,伤病员死亡率下降到2.2%。这一事迹传遍全欧。

另据其它资料介绍:在此期间,南丁格尔为了更好地照顾到伤员,她建立了护士巡视制度。每天夜晚,她都提着一个小油灯到4英里之遥的营区里面,逐床查看病人。士兵们亲切地称她为“提灯女士”或者“克里米亚天使”。一个伤病员写到,灯光摇曳着飘过来,寒夜似乎也充满了温暖…… 我们几百个伤病员躺在那里,当她来临的时候,我们挣扎着亲吻她那漂浮在墙壁上修长的身影,然后再满足的躺回床头上。这就是所谓的“壁影之吻”。

女王嘉奖 赞基督徒品格

为了表彰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贡献,1855年11月维多利亚女王送给她一枚胸章。这枚胸章上面还刻着一句圣经经文,”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女王还在附信中写道:“在充满血腥的战争中,你表现了基督徒崇高的牺牲精神。我一一枚胸章作为君王感谢你的心意表徽,请你佩戴并珍惜我的情感。这枚胸章的花色和形状正足以表达我真诚的祝福,以及对你崇高事业的推崇。”

南丁格尔的余后人生 

1860年,南丁格尔在英国伦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正规护士学校。1863年南丁格尔还制定了医疗统计标准模式,后被英国个医院相继采用。1901年,她因超劳过度而导致双目失明。1907年,南丁格尔获得英王授予的功绩勋章,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接受这一最高荣誉的妇女,其后还发起组织国际红十字会。1908年3月16日,南丁格尔被授予伦敦城自由奖。1910年8月13日,南丁格尔在睡眠中溘然长逝,享年90岁,终身未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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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Jozemara Friorili Lemes on Pexels.com

南丁格尔的护士工作专著成为了医院管理、护士教育的基础教材。在南丁格尔的一生中有力的推动了世界各地护理工作和护士教育的发展,因此被誉为近代护理创始人。国际护士理事会在1912年把她的生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

据中国食品科技网介绍:国际护士理事会将南丁格尔的生日定为国际护士节,主要目的在于激励广大护士继承和发扬护理事业的关荣传统,以“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个病人。最初称“医院日”或“南丁格尔日”。而在中国则被称为“国际护士节”。至今,在伦敦的街头还竖立着南丁格尔的一座铜像,甚至在10英镑的纸币的背面也印有她的半身像。

1859年,南丁格尔所写的《护士札记》出版,这被认为是最早的护理学经典著作。1860年,她在英国伦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推动了西欧以及世界各国的护理工作和护理教育的发展。南丁格尔对当时和后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所能享受到的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制度、国民义务教育制度等,都有她的一份贡献。1907年,英国国王授予南丁格尔最高勋章,并在伦敦建立南丁格尔纪念馆。当年,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设立南丁格尔奖。此外,英国政府为纪念南丁格尔的贡献,还在10英镑纸币背面印上她的肖像。

南丁格尔选择护士这个职业是有着坚固的信仰依据的。事实上,在她看来,护理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从上帝而来的呼召。她认为,耶稣基督才是护理职业的创造者,人的生老病死必须以神的法则来看待。她相信“人的身子是神的殿”,不力是刻画在人心、修砌在人身的工作。她指出一名优秀的护士要拥有三个动机:一是天生喜欢照顾别人的“天然动机”;二是愿意把事情做好,也愿意不断再教育的“专业动机”;三是为神而不为成功的“基督信仰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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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尔于1910年8月13日逝世,享年90岁,终生未婚。她年轻时曾谈过一场恋爱,对象是自己的表兄,曾一度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不过,因为是表兄妹的关系,他们的恋爱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坚决反对;于是,这对恋人选择了顺从,并誓言要终身奉献于人类的公益事业。后来,南丁格尔的表兄前往靠近北极的加拿大严寒地区,向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传福音;而南丁格尔南则献身在护士的职业上,把爱情化为更加深入的情感,一生恪守诺言,走在服侍上帝和病人的道路上。

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林巧稚

在南丁格尔80岁高龄的某一天,我国福建省鼓浪屿一对基督徒夫妇生下了一个女婴。这个女婴长大后成为我国著名的医学家,一生亲自为5万多名婴儿接生。她就是我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林巧稚女士。

林巧稚出生于1901年,5岁丧母,1914年受洗,正式加入基督教。1921年考入位于北京的协和医学堂,1929年毕业并获医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协和医院妇产科大夫,为该院第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后于1940年成为该院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并于1959年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林巧稚名义上虽然不是护士,但是一直做着护士的工作,在她那里并没有严格的“医”“护”之分。《新华网》一篇报道称,“一次次,她如护士和母亲般攥住产妇在惊恐和痛苦中狂抓的手,传递给她们温情、力量和信心。”

与南丁格尔相同,林巧稚走上行医的道路也与她的基督教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她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之中,5岁时所读的幼稚园也是由英国长老会所开办,10岁进入厦门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后就遇到了一位基督徒老师玛丽·卡琳,开始认识到基督徒可以用一些平凡的琐事荣耀神。

高中毕业后,林巧稚立志成为一名医生,希望自己能像使徒保罗的同工路加那样,一面传福音拯救人的灵魂,一面医病救人,解除人肉体上的痛苦。多年后,在培训护士时她还说:“当你怀着基督的爱去做这些事,就不会觉得每天的工作琐碎、无聊、没出息了。”1980年,她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是一名医生,经历了太多的生死。我不怕死,《圣经》上说:‘我必往祂那里去’”

林巧稚与南丁格尔另一个相同之处在于,二人都是终生未婚,并将一生奉献给了他人。林巧稚考上协和医学院时已近20岁,在那个年代这个年龄的女子大多已经结婚。毕业后她留校任职,聘书中却规定“……聘任期间凡因结婚、怀孕、生育者,作自动解除聘约论。”因着对医护事业的热诚,她将自己的一生都放在了妇产工作上。据说,她在床头放了一部电话,因此医院若有需要,即使是晚上也可以随时找到她。她还说:“我的惟一伴侣就是床头那部电话。”

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于北京安息主怀。在遗嘱里,她把自己的全部遗产捐赠给北京的幼儿园和托儿所。在其六十年的医务生涯中,林巧稚除了做研究和带学生外,还亲自接生了五万多位婴儿。 很多父母以 “林”字给孩子命名,例如“念林”、“爱林”、“敬林”、和“仰林”等等,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中国共产党第一所护校创办者傅连暲

“在闽西,他帮助红军战胜了最大的威胁——天花。长征过雪山,他想出吃辣椒御寒的方法,又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国防大学图书馆主任马祥林在《傅连暲 曾经是位基督徒》一文中将傅连暲称为“红军华佗”。这篇文章发表在2001年6月4日的《北京青年报》 之上。

傅连暲是中央红色护士学校校长兼教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医务学校,于1931年底在福建汀州,傅连暲的故乡成立。随后,傅连暲还参加了红军长征,并负责中央的保健工作,在军中有“红色华佗”的美誉。途中药品用完后,他便利用基督徒的特殊身份,在沿途的教堂中找药,解了燃眉之急。

傅联暲于1894年生于福建省长汀县,父母皆为基督徒,因此他一出生就接受了洗礼。后来,傅联暲在汀州福音医院内科医师英国人希布莱尔的帮助下读完中学,并考入亚盛顿医科学院。1918年,年仅22岁的他成为汀州红十字会主任医生,从1920年起又在医校任教并开办诊所。1925年“五卅运动”后,福音医院外籍医生撤走,傅连暲当了院长。傅连暲担任福音医院院长期间,曾医治过许多红军高级将领,掩护并收治过大量红军伤病员。

傅连暲曾长期担任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工作和医疗卫生教育工作,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为解放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惜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于1968年死于狱中。

 

 

 

爱心传递 慈善助残——在华人的故土为救死扶伤的医疗和儿童教育事业默默的爱心奉献

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不同,在最大的一个华人国家里,许多基督徒多年来长期被人轻贱,受人欺负。政治运动一来,重则定罪。在某国有部分开明官员的地区,基督徒们默默付出爱心,长期帮助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和弱势群体,顺服掌权者,为社会的儿童教育和医疗做出自己的贡献。海内外的华人多年来也一直默默祷告,为自己故土的繁荣昌盛献上自己的祷告。希望爱的教育在世界各地也包括华人的故土得以成长,造福各地的子孙后代!


 

由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民宗局倡议并主办,孝感市基督教会承办的主题为“爱心传递 慈善助残” 的捐款活动在孝感市儿童特殊教育学校举行。湖北省基督教协会会长朱致国牧师、孝感市民宗局局长罗家旺到场参加活动。活动上,罗家旺局长充分肯定了孝感市基督教会在慈善捐款活动上的成绩,赞赏孝感基督教会为构建和谐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朱致国会长在回应罗家旺局长的讲话中提到,湖北基督教两会社会服务部一直带领全省各教会致力于帮扶弱势群体,侧重帮助较偏远山区的学校和家庭,累计捐款已达三千万元。两会今后将更加关注对聋哑、残智障学生升学援助。朱会长给孩子们送上了良好的祝愿,并希望社会各界多多关注这些特殊孩子们的后续需求与帮助。

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将由学校的孩子们亲手制作的十字绣手工艺品作为答谢馈赠给了湖北省基督教两会的同工,并与他们合影留念。活动最后,孝感市基督教会王杰寒牧师代表湖北省基督教协会对孝感市特殊教育学校进行了一万元物资的现场捐赠。孝感市孝南区对湖北省基督教协会的爱心义举表示衷心感谢,称赞基督教服务社会关爱弱势群体的好行为,在社会上获得一致好评,为基督作了美好的见证。


 

吉林省东丰县南站基督教堂医疗队到东丰县二龙山乡永合村举行义诊活动。义诊设置了中医科、内科、皮肤科、牙科、心电、B超、血糖和血压检测诊疗等,参加体检人数达到300余人次。医生根据村民的不同病情并针对体检的情况进行健康和用药辅导,同时对村民的生活及饮食习惯提出很多建议,帮助村民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使他们得到了切实的帮助,村民们都纷纷表示感谢。南站堂社会服务部医疗队成立两年以来,已经到东丰县的7个偏僻乡村送医送药。计划用五年的时间,走遍东丰县所有的贫困村庄,为有需要的村民提供切实的帮助。关心、爱护弱势群体是基督教服务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中国基督徒以爱国的情怀,奉献的行动传扬主爱、见证主恩。


 

扶贫济困热心慈善,让爱走动温暖人间。2泉州市基督教“爱心慈善周”启动仪式在泉州市泉南基督教堂圣殿广场隆重举行,活动以“传递爱心 共建和谐”为主题,在全市各教会组织开展“慈善周”系列活动。
出席启动仪式的有泉州市人民政府舒琳副秘书长,泉州市委统战部王庆祥副部长,泉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胡晓泉局长、黄尚模副局长,福建省基督教两会主席、泉州市两会主席苏伟垣牧师,福建省基督教两会副会长、泉州市两会会长林敦琦牧师,福建省基督教两会副主席、泉州市基督教两会副主席蔡自力长老,泉州市基督教两会副会长、秘书长颜浴荃牧师、泉州市基督教协会总干事林泽伟牧师以及市委统战部、市政协、市民宗局、市残联相关领导、泉州市各县(市、区)基督教两会负责人。
上午9时30分,泉南堂圣殿广场宾朋满座,圣乐袅袅。林泽伟牧师主持启动仪式,林敦琦牧师率先为活动祷告,苏伟垣牧师致辞,胡晓泉局长讲话,蔡自力长老宣读各县(市、区)两会参与项目及捐献款项。泉州市太阳雨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负责人林丽萍女士介绍自闭症儿童康复项目,泉州市泉源少儿培育之家负责人黄陈美茹女士介绍泉源少儿培育之家。泉州市基督教两会在全市各教会组织开展“爱心慈善周”系列活动的内容包括:市基督教义诊队赴长汀革命老区开展义诊赠药;关爱自闭症儿童,对口帮助培育流浪儿童,慰问孤儿及残疾儿童;向山区学校捐赠图书;捐助少数民族村兴建饮水工程;走进麻风病院和精神病院;与特殊学校手牵手;关心低保人群,并设立慈善日,为爱心慈善活动捐款等。

艾伟德(Gladys Aylward)和英格丽·褒曼的好莱坞电影六福客栈

摘自维基百科

《六福客栈》——一部英格丽·褒曼主演的好莱坞电影,故事发生地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

这部电影由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拍摄,马克·罗布森导演,1958年在美国上映。1959年获第3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同年,获第16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男女主角等多项提名,最终赢得“促进国际间了解影片”奖。

艾伟德(Gladys Aylward,1902-1970)是一位原籍英国的独立女传教士,被称为“小妇人”,她在中国传教的经历在西方广为人知。1958年,美国好莱坞以格拉蒂丝·艾伟德的故事为原型,挑选当时的国际影星英格丽·褒曼拍摄了电影《六福客栈》。

六福客栈

1902年2月24日,艾伟德生于英国伦敦以北米德尔塞克斯郡埃德蒙顿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早年未受太多教育,做过侍女,后决心去中国传教,但是没有通过内地会的考试。1930年10月18日,她自英国只身出发,花费了所有的积蓄,乘船和火车,穿越苏联、途中几乎被拘留,后又取道日本,最终到达中国天津、北京,然后又长途跋涉到达山西阳城县,接替年老的卫理会传教士珍妮·劳生(Jeannie Lawson)。在阳城,艾伟德创立了八福客栈。她曾接受当地道尹的请求,帮助妇女放脚,还曾帮助平息当地监狱的骚乱,她还收养了很多孤儿。1936年艾伟德加入中国籍。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地区被日军侵占,宣教团体保持中立,艾伟德厌恶日军暴行,帮助救治中国难民和伤员,并将日军行踪通知中国方面。1940年艾伟德率领94名儿童经过数十天艰苦的步行,安全转移到西安。后在陕西、甘肃、四川等地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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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回到英国家乡,英国广播公司的Alan Burgess将她的经历写成《小妇人》(The Small Woman)一书。1958年她决定重新回到中国大陆,但被拒绝入境,于是前往台湾,于北投(后迁木栅)创立了艾伟德儿童之家[8](后改为伯大尼儿少家园)。1970年1月3日,因流感并发肺炎,在台湾病逝,后葬于关渡基督学院[8]。 英国埃德蒙顿的一间中学以她的名字命名(Gladys Aylward School)。

影视[编辑]
1958年,故事片《六福客栈》(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1958),英格丽·褒曼饰演女主角。
2008年,纪录片《Gladys Aylward, the Small Woman with a Great God (2008)》
2008年,儿童DVD《The Gladys Aylward Story (2008)》for children ages 8-12

外部链接[编辑]
小妇人:艾伟德
张继新:《八福客栈–艾伟德》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ISBN 7-80588-582-6
谭曙方:《寻找六福客栈》

备注[编辑]
^ 艾伟德女士于1936年申请中华民国国籍,但因战乱导致相关文件遗失。根据中华民国行政院相关资料显示,艾伟德女士的实际入籍时间是1941年。
出典[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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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于中旻. 小妇人:艾伟德. 翼报. [2018-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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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转至:
2.0 2.1 杨丽娟. 抗战期间一个英国小妇人保护中国孤儿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北京日报. [2018-12-26].
^
跳转至:
3.0 3.1 3.2 3.3 珍妮·劳生. 为中国献出生命的英国“小妇人”艾韦德. 良友电台. [2018-12-26].
^ 陈中陵. 走访艾伟德宣教士墓园. 随意窝. 台湾基督教史学会. [2018-12-26].
^ 在好莱坞电影中被为改为《六福客栈》(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
^ 八福即:博爱、美德、谦逊、忍耐、忠诚、诚实、美好、奉献。(云淡风清:《有信仰的人》)
^ 阳城政协:《建议将阳城“八福客栈”列为省级以上重点保护文物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16-03-04.》
^
跳转至:
8.0 8.1 陈中陵. 走访艾伟德宣教士墓园. 2009-04-09 [2015-03-06].
^ http://www.cdn.org.tw/News.aspx?cate=13&key=6420

在纪念中华民族抗战70年的日子里, 有必要提及南京教会学校老师们

在纪念中华民族抗战70年的日子, 有必要提及15名基督教传教士其中包括南京教会学校老师们本着耶稣的大爱救护南京大屠杀中的20多万中国人的事实。由于某些历史原因,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没有大量宣传。
 

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s)里,保存著大量自19世纪以来,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手稿、日记、信函以及图片等珍贵史料。其中近一半的资料,是记载西方基督教宣教机构和传教士在中国的事业和活动,是西方对华宣教历史的真实记录。


在浩繁且已泛黄的百十年前的手稿中,使笔者心灵受到巨大震颤的,是那些70年前关於南京大屠杀的传教士手稿、日记、信函及照片。他们毫无渲染的写实记述,把我拉回到70年前、中华民族史上那悲惨的一幕。我似乎被置於那血雨腥风之中,我好像听见地下数十万冤魂在呼喊。

那一组组从现场中偷拍、抢拍下来的黑白照片,触目惊心,令人心灵压抑得近乎窒息,直想转身掩面冲向室外,仰首悲声喊向长天。难怪在传教士的笔下,嗜血淫暴的日本兵,被形容为“人形野兽”(human beasts),难怪这些传教士说,他们经历了“人间地狱”。

1937年12月13日,日寇攻陷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後,大肆烧、杀、抢、掠、淫,使整座城市变成一个人间地狱。眼目所及之处,断壁残垣瓦砾;城内城外,遍地尸体。三十万无辜平民和士兵惨遭杀害,八万妇女惨遭奸淫,几十万难民无家可归。

南京陷落时,共有27名西方人,包括美国人、德国人、丹麦人、俄国人,留在南京城中。其中有15位是美国人,分别来自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基督会、长老会和卫理公会。当日本军队一天天迫近南京城时,他们不顾美国大使馆的劝告,自愿留下来,计划成立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在南京设立战时安全区。

他们这一设想及策划,并不为人所接受,不但遭到日本人拒绝,而且他们的亲戚朋友、西方官员,都强烈要求他们放弃这一计划,赶快逃命。

12月初,美国大使馆要求他们乘坐Panay号炮舰撤离南京,但这些传教士婉言谢绝了。经最後劝告无效後,炮舰於1937年12月9日离开南京。

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确定安全区的范围。而且这一范围,必须得到南京政府和日本军政当局双方面的认可,安全才可能有所保障。经过多次多方商讨,最後才大致确定了安全区范围,并且在这个区域的边界,插立旗帜作记号。旗帜上面印有红十字,及“难民区”三个大字。区内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大使馆,还有许多政府的办公建筑。

南京政府方面很快同意了安全区的筹建计划,并予以配合。为了这一区域成为平民安全地带,中国军队和一切军事设施,按期从这一地区撤出,并保证以後军人一律不进入该区。但日本人却从未正式承认安全区,只是口头承诺∶如果没有中国军队和军事设施在里面,他们就不会向安全区发起进攻。安全区的计划就这样算通过了。

在战争爆发前,南京市政府拨给国际救援委员会八万美元、二万袋大米、一万袋面粉,和350袋食盐,以备难民需用。但实际上这些物资根本无法抵达安全区。因为这些粮食都储存在南京城外,而当时基本找不到卡车,因为卡车都被军队徵用了。

他们只好用自己的小汽车,尽快、尽可能地拖运粮食。在被炸得一片狼藉的城市中,冒著日机轰炸的危险运粮,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最後,只有九千多袋大米,被运到暂时充作仓库的金陵大学教堂里。此外,他们又设法从大同面粉厂,得到一千袋面粉。

安全区始建时,国际委员会的领袖们以为,他们的工作会很快完成──只要仗一打完,人们很快就可以回返家园,却万万没有预料到那将临的可怕灾难。随著日军进城後极其残暴疯狂的烧杀淫掠,使得这个占城区1/8面积的安全区,成为唯一可以提供保护的地方。

首先躲入安全区的,是那些在日机轰炸下失去家园的平民。当南京城陷後,二十多万难民涌入了安全区。这是安全区领袖们始料不及的。他们必须要为这些难民解决生活必须品,如食物、遮风挡雨之所,以及医疗救护,还要设法制止日本人闯入安全区,以保护难民的人身安全。

这二十几个外国人,俨然成了这二十几万身陷绝境之人的保护神。凭藉他们的不断抗议和拼死维护,才使得千千万万男人免遭杀害,妇女免遭日军强暴。

能够使二十几万人从地狱中生还,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要知道,这些外国人平素都是书生气十足、绅士派头的牧师、医生、教授和商人。这些过去看见死尸都心存不忍的人,现在却要面对血腥残忍的集体屠杀、集体强奸等场面。他们保护著中国人,在屠杀场、日寇枪口下把中国人抢救出来,在街头赶跑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暴妇女的日军,甚至要面对日寇冒烟的枪口和带血的刺刀。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有的险被射杀,有的被日军的军刀所伤。

威尔逊(Robert O. Wilson)

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O. Wilson),出生於南京一个卫理公会传教士之家,并在南京度过美好的童年。他的父亲是牧师,并在教会学校任教。创办金陵大学的约翰.福格森(John Furguson),是他的舅父。
威尔逊年少时,师从因撰写有关中国的著作而驰名世界、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他17岁入普林斯顿大学,并於1929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医学硕士。1936年,他偕新娘来到他的生身之地南京,服务於金陵大学医院。

日军飞机的炸弹,打破了这对年轻夫妇诗情画意般的生活。威尔逊让其妻携婴儿乘炮舰离开,自己则坚持留在南京。60年後, 他妻子回忆说∶他把中国人民看作他自己的人民,把保护中国人民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於战局紧张,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离开了南京。到12月初,金陵大学医院只剩下三个医生。最後,偌大的医院就只剩下他一个医师了。由於日军的疯狂轰炸和屠城,受伤的平民和士兵,源源不断地送到医院。威尔逊在同事特莱默(C. S. Trimmer),海因兹(Iva Hynds),以及几个中国护士的帮助下,夜以继日拼命工作,抢救了无数伤病员的性命。许多幸存者至今记得他,怀著极大的崇敬之情提起他。

在马吉牧师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威尔逊大夫正在抢救一个被日军集体强奸且残伤的妇女。日本兵在这妇女身上刺了十刀, 一刀在脸上,一刀在手腕,四刀在後背,四刀在脖颈上,头几乎被砍掉。

一直到1938年6月,待其他人员补充上来时,威尔逊才得以脱身,离开南京到上海休息。这段炼狱般的经历,几乎使他整个人垮掉。他的家人评价说∶是他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和对中国的爱,给了他勇气和力量。他有许多书信,描述了日军暴行及南京惨状。

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

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生於美国伊利诺州的西科尔。长大後在伊利诺大学主修教育,於191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她年轻时高挑而端庄,一头飘逸的黑发。但她拒绝了多人的追求,选择了独身。她受美国基督会所派,到安徽合肥的一所基督教女子学校,任校长七年。1916年,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时,她被调去作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

当日军迫近南京,绝大多数教职员离开南京,到上海或成都避难时,她则留守在金女大校园。在南京大屠杀中,她保护了千万个中国妇女免遭日本兵的强暴,被百姓尊称为“南京活观音”(The Living Goddess of Nanking)。那时她51岁。

安全区建立後,魏特琳成了金女大校园的实际负责人。她以其非凡的组织能力和胆识,对校园坚壁清野,同时四处张贴宣传标语,发放安全区臂章,并缝制了一面27英尺长的美国国旗,铺在校园的草坪上,以防日机轰炸。同时她作好一切准备,接纳妇女、儿童和伤兵。

12月的第二个星期,金女大校园开始向妇女和儿童开放。当日军屠城时,越来越多惊恐万状的妇女涌入校园。到12月15日,校园中挤了三千人。许多妇女饥寒交迫,还有的把头发剪掉,把脸涂黑。在以後的几个月中,魏特琳成了金女大校园难民的唯一保护者。日本兵不断地来骚扰校园,或拉男人出去处死,或拉女人出去充作军妓。有许多次,魏特琳冒著生命危险,将拉走的人抢救下来。

就在这难以承受的压力和危险之下,她仍然以热情、饱满的精神,安慰他人,鼓舞大家的爱国情怀。一次,一老妪到厨房要稀饭吃,但已经没有了。魏特琳把自己正在吃的稀饭倒给她,并对她说∶“你们不要担心,日本终将失败,中国不会灭亡。”

当她看到一个男孩胳臂上戴了个日本太阳旗的袖章时,她愤怒地斥责他∶“你怎麽可以戴这种太阳旗的标?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这耻辱的日子,永远不要忘记。”

幸存者回忆∶“她整天从早忙到深夜,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她始终为那些妇女儿童担著心,一有日本人进来,她就冒险把他们推出去。或者到他们长官那里,央告他们不要在这些妇女儿童身上造孽。”许多人为她的性命担心,但她始终不渝地保护著那些无助的人。

南京大屠杀使魏特琳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极端恐怖,加上长期过度紧张的工作及劳累,她精神、身体,几近崩溃的边缘,只好於1940年4月回国休养。这位坚强的、救过千千万万中国妇女生命的女性,在离开南京一周年之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年仅55岁。

她所留下的526页的日记,涵盖了1937-1941年的事情,其中1/4的篇幅,翔实记载了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的南京大屠杀。据她所记,日军暴行直持续到1938年5月。

马吉(Rev. John Gillespie Magee)

马吉牧师,生於宾西法尼亚州的匹兹堡。1906年在耶鲁大学完成学士学位,1911年在麻萨诸塞州的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1912年被按立为牧师,随即被派往中国。在中国,他和英国内地会女传教士Faith E. Backhouse相遇并结婚,育有四子。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马吉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他在难民区内设立难民医院,抢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是他冒险拍摄了南京大屠杀的许多场面,成为极为珍贵的可视资料。

在他的镜头里,可以看到恐怖的血肉模糊的人头;被日本人活活烧焦的人体;被日军集体强奸後,脖颈几被砍断的妇女等等,惨不忍睹。

在中国28年後,马吉于1938年夏,第一次回到美国。他到处演讲,向美国人民介绍南京大屠杀真相。战後,他勇敢地到东京国际法庭作证。

马吉在他的日记里,不仅记载了日军的屠杀,还生动地记下∶“日本兵掏光了穷人身上的每一个铜板,剥光了他们身上每一片布。”我很难想像在当今现代世界上,还存在这等残忍的人。

米尔斯(Wilson Plumer Mills)

米尔斯,出生於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温斯伯罗(Winnsboro)。1910年在牛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12年从哥伦比亚神学院毕业後不久,来到中国参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33-1949年,受美国长老会宣教会所派,在南京做传教士。

1937年11月22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时,他被选为副主席。当主席拉贝於1938年2月离开南京後,他成为主席。为了安全区内25万人的安全和生存,他和同仁可谓倾尽全力,力撑到1938年5月末,国际委员会的资金、粮食告罄为止。

在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他尽了最大努力,试图促成停火协议,以便让中国军队和平撤离南京。在唐生智将军的同意下,他和贝德士教授到美国Panay炮舰上,面见美国大使J. Hall Paxton,请求他向日方转达停火谈判的信息。此行记载在1938年1月24日他写给妻子的信上。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

贝德士,生於美国俄亥俄州的纽沃克,父亲是牧师。1916年,贝德士在希兰学院毕业後,就读於牛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美索布达米亚服务於基督教青年会,之後又回到牛津读书。

1920年,他成为美国基督会传教士,被差派到金陵大学任教。1923年,和在金陵女大任教的加拿大姑娘罗宾丝(Lilliath Robbins)结婚。1934年回国,先後就读於哈佛和耶鲁两所大学,1935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作为安全区负责人之一,贝德士教授和其他成员,一起经历了死荫的幽谷。为保护中国人不受伤害,他曾被日本兵用手枪顶住恐吓。为了打听被日军绑走的金陵附中学生的下落,他以无畏的勇气找到日军宪兵总部,被日本宪兵粗暴地推倒在楼梯上。他还先後两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为表彰他面对日本人所表现出的勇气,及对南京人民的贡献,1938年1月13日,他被任命为金陵大学副校长。从1937-1941年期间,贝德士都在南京。战後,他到东京国际法庭出庭作证,有200多页的证词留予後世。

费奇(George Ashmore Fitch)

费奇生於中国苏州,是长老会传教士之子。他先入沃斯特学院(Wooster College)完成学士学位後,又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909年被按立为牧师,然後返回中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任职。

南京大屠杀时,他是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他的南京大屠杀日记最早被带出南京,在上海广为油印、散发,向外界披露日寇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也是他,冒著生命危险,把马吉牧师拍摄的电影胶片,偷带出南京。那是1938年1月19日,费奇获准离开南京,乘日本军列车去上海。他混在三等车厢、臭气醺天的大兵们中间。在他的骆驼毛大衣里面,缝有8卷16毫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胶片。他後来告诉家人∶如果当时他被日本人发现藏有胶片,必死无疑。

庆幸的是,他终於把胶片平安带到上海,并在柯达公司冲印出四套。一套他留给了拉贝,另三套带到美国。他和其他传教士回到美国後,到各地去演讲,在宗教和政治集会上放映影片,让美国和世界人民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他的日记也被各主要报刊一版再版。

1938年,他又重返中国。除在青年会任职外,还服务於联合国救援机构。

斯密特(Lewis S.C. Smythe)

斯密特,从芝加哥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後,於1934年,被基督会差派到金陵大学任教。1937年,他让妻子带两个孩子去江西,自己却苹身留在南京,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长。

从1937年12月14日到1938年2月19日期间,他共计给日本大使馆写了69封信,抗议日军的暴行。其中有些信件有安全区主席拉贝的签名,但大多数信件都是他自己具名。

1938年春,在国际救灾委员会的赞助下,斯密特带著20几个学生,对南京地区的损失情况作了调查。不久,出版了调查报告《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由於战争给南京地区带来的损失》(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此外,他还撰写了《南京现状报告》(Note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Nanking, March 21,1938),历数了十几种日军暴行。直到1938年9月,斯密特才和家人一起,离开南京赴四川成都,在当时已迁校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

麦克伦(James H. McCallum)

麦克伦,生於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1917年毕业於俄勒冈大学,1912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在芝加哥神学院完成硕士学位後,又到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1921年,他在费城和爱娃.安德森(Eva Anderson)结婚後不久,即双双来到中国。接下来的30年,他作为美国基督会传教士,服务於安徽及江西教会。

南京大屠杀时,他留在南京主管金陵大学医院和难民救济工作。超负荷的劳累使他病倒。但他想到那麽多的中国人需要他去抢救,便告诉自己,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去。於是他不顾一切,头上敷条冷毛巾,开著破旧的救护车,到废墟瓦砾、险象环生的南京街头,四处收送病人。有一次他和特莱默,为了抢救将遭杀戮的中国人时,遭到日军步枪射击,所幸没被打中。

战後,他的日记和给他家人的信函,出示在东京审判法庭上,作为控诉战争罪犯的证据。他的一册日记,於1995年在上海发现,并被译为中文。

1937年後,麦克伦负责南京基督会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并於1946年担任基督会宣教会的总干事,直到1951年在中国的工作结束後回美国。

福斯特(Ernest H. Forster)

福斯特,生於费城。1917年毕业於普林斯顿大学。在巴尔迪摩圣保罗学院做了两年院长助理後,作为圣公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在扬州马汉(Mahan)学校任教。1936年,他在波士顿和一位著名律师的女儿Clarissa Townsend结婚,不久他们一同回到扬州。

南京陷落前一个月,他们被调至南京圣保罗堂事奉。1937年11月,他的妻子不得不撤离到汉口,他则同另一位圣公会牧师马吉留在南京,一同度过了那血雨腥风的岁月。

他关於南京大屠杀的详细报告,连同他给妻子的信函及照片,都保存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

拉贝(John Rabe)

除了这些美国传教士外,中国人民不应忘记的、另一位富於传奇性的人物,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是南京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被称为“南京的活菩萨”。但对日本人来说,他是个不可理喻的怪人,因为他不仅是日本盟国德国的国民,而且是德国在南京纳粹党的一个头目。

拉贝生於德国汉堡。1908年来到中国,受雇於西门子公司。1935年他由北京转至南京,经营电话和电讯器材。不久,由於他在南京德侨中颇负盛望,且他是一个德国纳粹主义的支持者,因此成了南京纳粹党的头目。

当他的德国侨胞相继撤离南京时,拉贝却顶著日本军政当局的强大压力,留了下来。当日本人责问他时,他回答∶“我在中国生活三十几年了,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事业也很成功。中国人民一向对我很好,即便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如果我在日本生活三十几年,日本人民也同样待我好,你们一定会看到我在紧要关头,留在日本人民一边的。”

当然,拉贝留下来也有他个人的考虑。如果他离开,他所负责的那些公司设备,以及中国雇员的身家性命,就都难保了。
但当南京陷落後,拉贝不再顾及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全身心投入到安全区的建立与工作上。

12月13日晨,拉贝出去查看,见街上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尸体,许多是无辜平民,都是从背後被射杀的。在中山路外交部红十字医院,屋里屋外、楼道、门口,到处都是尸体。

拉贝每天在街上,都看到日本兵奸淫掳掠的暴行。他亲见一个佛教慈善团体,从一个池塘里就拉出120具尸体。在後来的报告中,拉贝指出,南京的许多池塘都不见了,因为里边都填满了尸体。

拉贝以其纳粹党领袖和安全区主席的身分,写信给日本占领军司令,请求他按照国际战争法,人道地对待那些已经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但日本军政当局却任其士兵,惨无人道地将中国士兵和平民残杀。拉贝被日军的种种暴行激怒,一封封给日本大使馆写信,措辞一次比一次激烈。为此,他多次受到日本人的恐吓。拉贝把自己的生死置於度外,甚至多次写信给希特勒,报告他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

拉贝借助於他纳粹党的特殊身分,以其纳粹党徽为护身符,作了许多保护中国人民的事情。为尽可能地多救助一些人,他把自己的家、办公室,都让出来给难民居住。在他家後院草棚里,就保护了几百名中国妇女。有些生孩子的妇女,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激,将生的男孩,取名为“拉贝”,若是女孩,就取他妻子“朵拉”的名字。

有一次他走访安全区,上千妇女跪倒在他面前,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後人称拉贝为“中国的辛德勒”。

拉贝留下南京大屠杀的2000多页日记,详细记载了南京大屠杀中所发生的事。

二、树碑立传不为过

在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3月,这3个月中,安全区内共收容了20-30万难民,差不多是南京城内人口的一半。另一半人都被屠杀了,而且屠杀的手段极其残忍,包括砍头、活埋、火烧、供新兵练刺刀、集体强奸後再杀掉等等。

1938年1月末,日军当局迫使难民回家,或者进入自治会所提供的难民营。安全区内难民营逐渐减少,直到1938年5月末,最後6个难民营关闭。

南京大屠杀过後,日本人费尽心机,掩盖事实真相,欺骗世界舆论。他们阻挠西方记者进入南京城,四处张贴宣传画,粉饰“大日本皇军”是何等的纪律严明,对中国人民是何等的亲善。

战後,日本政府更是歪曲事实,百般抵赖。日本杀人犯自然因种种因素三缄其口,而中国幸存者的见证,又难以引起世界的重视。但日本政府低估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领袖们的能力,殊不知这些传教士都是训练有素、能言善写的人。他们大都毕业於欧美最好的大学,多年来写出过无数的论文、讲章和报告,甚至著书立说、传与後世。而且他们也深深懂得如何同新闻媒体打交道,他们的日记、文章,在美英主要报章、杂,如《纽约时报》、《读者文摘》、《远东》、《曼彻斯特卫报》等上面发表,向全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以及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

这些诚实、无畏、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传教士,成了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有力见证人。如果没有他们在法庭内外的见证,如果没有他们为後世留下大量的、无可争议的文字、图片和影视资料,恐怕这一千古奇冤,将湮没於漫漫历史长河中。

我们中华民族具有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这些传教士是中国人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能忘恩!六十多年来,他们从未向中国人要求过回报,就像当年他们传福音给中国人,把自己满腔的爱倾倒给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人,却不求回报,甚至後来更要背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帮凶”等骂名。

如今他们大都已谢世,但他们活著时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值得我们永远记念与传颂。在“南京大屠杀记念馆”里,应设立专馆纪念他们,即使为他们树碑立传,也绝不为过。

作为一个南京市民,我对他们深表谢意和敬意的同时,还怀有深深的歉意。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为这些美国基督徒前辈,感到骄傲。

本文资料来源∶
1.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南京大屠杀”有关资料,包括日记、报告、书信以及图片等。
2. 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Basic Books,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