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从今天的乌克兰战争思想到170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南丁格尔

今日残酷的乌克兰战争,令人回想到170年前几乎在同一地点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人类的骄傲自大和自私愚蠢似乎代代相传,我们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过去的错误。然而,在这黑暗的杀戮和仇恨中,光明,慈爱和怜悯还是默默的减少着人类罪恶带来的痛苦和灾难。

1854年,杀戮和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南丁格尔来到黑海岸边的克里米亚,长时间照顾受伤的英国士兵。在此之前,法国军队的伤兵有受耶稣基督教会影响的天主教修女照顾,沙皇俄罗斯军队的伤兵也有受耶稣基督教导影响的东正教修女慈悲团照护,而英国伤兵却无人照顾。当时用品缺乏,水源不足,卫生条件极差。南丁格尔克服种种困难,改善医院后勤服务和环境卫生,建立医院管理制度,提高护理质量,使伤病员死亡率从42%,急剧下降到2%。南丁格尔不仅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而且对伤病员的关怀爱护感人至深。她协助医生进行手术,减轻病人的痛苦;清洗包扎伤口,护理伤员;替士兵写信,给以慰藉;掩埋不幸的死者……,每天往往工作20多个小时。夜幕降临时,她提着一盏小小的油灯,沿着崎岖的小路,在4英里之遥的营区里,逐床查看伤病员。士兵们亲切地称她为“提灯女士”、“克里米亚的天使”。伤病员写道:“灯光摇曳着飘过来了,寒夜似乎也充满了温暖……我们几百个伤员躺在那,当她来临时,我们挣扎着亲吻她那浮动在墙壁上的修长身影,然后再满足地躺回枕头上。”这就是所谓的“壁影之吻”。她安慰他们,替他们写家书,毫不考虑个人安危,置身于各种致命的传染病中,她身上反射的正是耶稣基督怜悯的光辉。许多士兵返回英国后,把南丁格尔在战地医院的业绩编成小册和无数诗歌流传各地。有一首诗,在50年之后仍在英国士兵们重逢时传诵,诗中称南丁格尔是:“她毫不谋私, 有着一颗纯正的心, 为了受难的战士, 她不惜奉献自己的生命; 她为临终者祈祷, 她给勇敢的人以平静。 她知道战士们有着一个, 需要拯救的灵魂, 伤员们热爱她, 正如我们所见所闻… 祈求上帝赐给她力量, 让她的心永跳不停。 南丁格尔小姐—— 上帝赐给我们的最大福恩。”

战后她回到英国,用她余下的50年光阴,努力改善医院的行政管理,和对病人的护理。1860年她在伦敦基督教圣多马医院创办了一所护士学校,今天能有成千上万的护士学校,都受惠于她因对基督的爱而做的努力。南丁格尔说过:”天国在我们心里,我们要努力使外面的世界也变成天国。” “护理是单纯的,不为更高的薪水,不沦为一种商业上的交易,在工作上去爱人如己,服事上帝与服事别人。” 1866年,在南丁格尔的大力支持下,国际红十字会成立,。千百年来在人类各种冲突战争中,第一次有了一个世界性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将爱和怜悯临到了战争双方受伤的士兵和平民。

南丁格尔在第一次去克里米亚的船上写到:“我祷告,因为祷告使思想安静,不为外面的风浪影响而纷乱。我相信,我们现今要做的,不只是我们的感动,更是主,你的托付。”

她知道摆在面前的救人工作,绝对不是一件浪漫的任务,而将是困难、痛苦、令人冷嘲热讽的道路,只有心灵强健的人才能走过。

“抱怨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省下体力,不浪费在无益的生气、责备与不切实际的希望上。”

南丁格尔面对的不只是伤兵的苦痛,而且还有医院管理的不当,与人性更深的贪婪,但她仍坚持要顺服在这错误的权柄下,因她相信这一切都在上帝的管理中。

其实南丁格尔最杰出的,不只是她的奉献与爱心,而是无论事情有多忙,她永远能看清楚最重要的目标在哪里,忙碌并没有模糊她对问题症结的判断。这种能力来自她长期在点点滴滴的生活小事上对上帝的顺服,以致在压力倾倒之际,她的心仍安静稳妥在上帝的面前,一次又一次让上帝去校正她看事情的焦点。1854年12月25日的晚上,南丁格尔写道:”安静是最坚强的力量……按着情况看来,我绝对没有力量驾驭这么多的困难,我像是一艘小船,在暴风雨中起伏,我的甲板上一片混乱,也许再刮一下,我就随流而去。但是我的船舱深处,有一股平安的力量,使我平静下来,……我知道这是因为‘怜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圣经·马太福音》5.7.)

(南丁格尔之后,一批贵夫人为首的护士团也来到克里米亚,她们认为她们最大的任务是祷告和”安慰伤兵的心灵”)

“护理人员对病员抱有的浪漫情怀,不该超过专业的装备,那是对现实苦难的无知。”

南丁格尔是个虔敬的基督徒,她坚信护理工作来自上帝的呼召,但是坚决反对以自己的信仰把病人分门别类,她在这一点上毫不退让。南丁格尔后来写到:”真正的呼召,不是表现在一个人宗教式的狂热,去摧毁一切现有的制度而自居卫道,而是对现有权柄、制度的顺服,再去改革。虚浮的宗教情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英雄形象,或是换取未来的荣耀;真正的信仰,却带来对他人的怜恤与对世人福祉的思索。”

在南丁格尔的一生中,她把”信仰”与”宗教”分得很清楚。信仰是属于个人的事,是个人对上帝的认识与依靠,因而自然产生对人的爱与关怀,她因此而多年学习护理,甚至建立日后的护理制度,这是一种生命的流露,而不是宗教大旗的高举。其实多少人性的丑恶就隐藏在这种宗教大旗之下,多少热闹宗教表现的背后,信仰的真实已经荡然无存。……南丁格尔写道:”对宗教的热忱不能遮盖对医护知识的认知,太有爱心与照顾病人的意愿,不能取代接受‘护理训练的必须性’”。南丁格尔给护理工作定下一条铁的纪律:”只有受过正式护理教育与训练的人,才能担任护理长。任何宗教人士、妇女、有名望的人、医生的配偶等,都不难越俎代庖。”

南丁格尔对留下来的称职护士说道:”我不是那种被人批评就会改变的人。”宗教爱心不是取代专业训练的捷径,而是专业与信仰两方面更深的投入。

(打击异己、中饱私囊的军医指挥官是反对南丁格尔的最大力量)

南丁格尔面对这一切的挑衅,她都保持安静,不与霍尔正面冲突。南丁格尔后来写道”我明白一个医院的错误管理比疾病更可怕,使医院成为一个劣币逐良币的地方……但是我坚持我的原则与一颗坚定不改变的心志,保持平静,不去解释、申诉什么,我相信最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主——耶稣的权柄与同在,是他在掌管这一切。” (南丁格尔认为医院管理制度的漏洞比疾病本身更可怕,因此建议改革)

(南丁格尔认为护理工作应该延伸到医院之外,给伤兵提供图书馆、康乐队等)

波利特将军力斥道:”你会宠坏那一窝猪。”南丁格尔转头对他说道:”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极尊贵的。”

1855年3月,南丁格尔给前国防部长赫伯特写信说:“外面有许多传言,说我是多么地肯牺牲,是女英雄、女圣人,但是在这里最伟大、最感人的是,我看到太多人,他们没受什么教育,不是来自好家庭,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才华,但在死前只求无愧,那是真正的伟大。……在可怕的疾病与死亡中,我看到人性神圣与英勇的升华,在他们人生最难过的那一刹那,他们还对家人有无私的爱,尊重我们女护士,每想到此,我总热泪盈眶。”南丁格尔不断地为伤兵写信,她写信给战士的妻子,在他临终前仍是多么地爱妻子、小孩;她写信给战士的母亲,孩子是怎么地勇敢,在死前多么地思念母亲……她几乎日以继夜地写。这些信后来都成为许多家庭最珍贵的一封信,是许多父亲与儿子最后的荣耀。我们有多少时间没写信了,有多少时间没真诚地欣赏并赞美他人了。

1855年克里米亚的冬天仍如往昔般寒冷,有个士兵在家书上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冬天,南丁格尔接待每个士兵都像基督徒,我们变成了一支基督精兵。”

有一个伤兵写道:”南丁格尔还没有来以前,这里充满了咒骂与下流的语言,现在没有人讲脏话了,凡她在的地方,变得像所神圣的教堂。”从此100多年,英国士兵不讲脏话,成为他们最引以为豪的传统。另有一位伤兵写道:”每天晚上看着她提灯在我们中间走过,那是何等温馨的景象,她弯腰说安慰的话,鼓励我们,有时点点头,有时微微笑,我们那一间躺了几百个人,她不可能招呼每一个人,当她的身影经过床边时,我们亲吻她的影子,我们感谢她。”

1968年,美国华盛顿州州立公共教育的学者豪斯沃斯(Holdsworth)大力赞赏南丁格尔的护理观:”这是南丁格尔的远见,护理不只是被动地去照顾病人,而是主动地去思索所有人的健康之道。”

“每一位护士都必须是一个靠得住的人,是可被信赖的,那是生命成熟的气质:不会传播谣言,不会搬弄是非,除非是有权知道病情的人,她不会随意泄露病人的病情;绝对的冷静与诚实,具有虔诚的信仰——尊重她的工作是上帝的呼召,因为上帝把人最宝贵的生命,放在她们手中。”

“护士的使命感是建立在服务别人的心志上,护士工作的荣誉感是建立在上帝的喜悦上。”

“护士不是医院的下女,不是用来刷地、洗尿桶的。医院应该雇用清洁工来做这些事,但是一位护士必须先考虑到病人的需要,再考虑到自己的权益。我看过优秀的修女跪在地上洗刷地板,因为她先想到的是这样的地方不适合她的病人进来。如果一直要等到清洁工或打杂女佣来扫,受到亏损的便是病人,护士没有尽到她的职责。假使一个护士拒绝为病人服务的原因是‘这不是我该负责的’,那我会很清楚地告诉她:‘护士不是你的职业。’”

“护理的工作需要为别人考虑周详。有人会想:‘这些事情太微不足道了,或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或总有别人去做的。’其实你怎么想,我怎么想都不重要,上帝怎么想才重要。当我们经常思想祂的法则,祂就会教导我们……上帝给我们立了很多法则,例如医院的疾病感染与空气滞留具有密切的关系,一般人只会责怪上帝为什么使他感染疾病,而不去思索自己在许多事情上做了不恰当的抉择。有些人只会等待奇迹,而逃避自己该负的责任……护理是合乎上帝的法则,一种有智慧的管理病人之道。很多事情的结果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认识法则,依据法则去做,一定会有美好的效果。”


一个护士在一个病人身上花太多时间,并非智慧之举,反形成照顾上的麻木,以及病人对护士的过度依赖。

南丁格尔写道:“手术开刀的时间愈长,病人的危险性反而增加。护理也是如此,必须明快而迅速。护士能够这样做的关键是:立刻解决病人的困难。效率不是匆忙,匆忙是一个人没做好事情就离开,然后不断地回来做未完成的事。有些护士一天到晚忙忙乱乱,经常绷紧一张脸,做事紧张,经常担心会出错。”

“在护理工作中,‘等待’不等于‘期待’,期待一个病人病况好转,并不需要一直花时间在他身边等待;愈多的等待,愈增加病人无法承受护士不在时的焦虑。一个工作有效率的护士,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角色与病人的角色。她会明确地告诉病人,她在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回来,也许是几分钟,或是几小时;在这段病人看不见护士的时间里,要让他知道,哪些事是他应该做的,哪些是不需要做的,哪些是护士会替他做的。很多护士对离开病人有一种罪恶感,以为自己没有全力以赴,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正确的看法是,护士在病人身边时,就要教病人护士不在身边时,他该怎么办。”

“护士的工作效率,是决定医院管理最关键的一步。这也是为什么把病人放在医院,比把医生请到家里看病要好。即使是全世界最高度热忱的看护,若一直看护一个病人,也会有心烦的一天。但一个好的护理次序,就像太阳定期光照地球,有时照,有时不照,在这种规律下,地球上的生命才会茁壮,而不是忽冷忽热。慢工未必出细活,提醒刚工作的护士。


另一位伟大的护士比克戴克(Mary Ann Bickerdyke, 1817~1901)被称为美国的南丁格尔。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她率领医疗船跟着北军的格兰特军团,一路上照顾伤兵,连敌人南军的伤兵也尽力救助。有个军官看她不顺眼,大声责问:”女士!你不是医生,又不是厨师,是谁给你权力这样做?”身高体壮、白发苍苍的比克戴克,自伤兵堆中站起来,答道:”我的权力来自天上那位全能的上帝,你想在我们军队里,有谁的官职比他大?”从此再也没有人干扰她的工作。

(霍尔因模棱两可的规定为难南丁格尔,要她屈膝才能进入医院。南丁格尔立刻回去,写信向国防部申请明确的权利。国防部不懂她在争取什么,认为她和霍尔协谈即可解决)

南丁格尔再写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回国防部:”我要的是实际合法的地位,我不要为了争取一小步的前进,就要在权力斗争中不断地浮沉。有效的医护工作,必须先有法定的承诺与资格,我不会去接受医务里不成文的内规。”南丁格尔对病人可以温柔看护,但对于不法权势可是一个硬邦邦的人。

她对上帝的信仰与生命中所洋溢的平安,是世上的邪恶所无法战胜的。

(南丁格尔出名后)

当时一些请求苦修的神秘主义者来找南丁格尔。南丁格尔却说:”真正对受苦的人的怜悯,是要全身心投入苦难。修炼主义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对于别人痛苦的需要视若无睹,如同好施小惠的小贩一样,在生意上偷斤减两,末了送点葱、蒜,以小惠博得美名。修炼主义者是靠着别人的苦难,来获得自我完美的廉价假相。”

许多教会也找南丁格尔,希望她以已有的知名度,出去传福音、做见证。南丁格尔也拒绝,她说:”在上帝国度里的工作,都是从卑微开始的,不需要靠人的知名度。一个人愈有名,就愈难做踏实的工作。”南丁格尔不认为传福音需要用名气为附带条件,”初熟的果子是青涩的,却是上帝所看重”。

医学史家韦克(Roy Wake)曾写道:“历史上,对减轻人类疾病痛苦具有最大贡献的有三,分别是:南丁格尔的护理改革,李斯特(Joseph Lister,1827~1912)发现手术消毒法,辛普森发现麻醉药氯仿。李斯特与辛普森的发现,后来都被更新的方法取代了,唯有南丁格尔的护理改革影响最深远。


南丁格尔基金会的成立

克拉夫本是个诗人,1857年6月20日,南丁格尔基金会成立时,南丁格尔就邀请他担任基金会主席。基金会有44000英镑(时值人民币3000万元),有一半的钱是捐自伤兵与他们的家属,这些人相信南丁格尔对于基金一定会有最好的使用。另一半的基金,是捐自有钱人与贵族的荷包,他们捐钱后,不断地争取基金会的控制权,例如:“登出捐钱芳名录,让大家知道某善心人士。捐了好多钱”。“捐钱是希望未来拥有打折优待的护理看护”,·基金会上登上鸣谢某宗教乐捐,并提供免费办公室以供使用”,“建立南丁格尔纪念大楼,供财主开会用”……各种名堂,琳琅满目。这些提案人对南丁格尔都畏惧三分,所有的压力、劝说就倒向这个可怜的诗人克拉夫。

克拉夫硬是挺住了这些压力,他说:“基金会的落实,不是为那些特定人土去锦上添花。基金会是来自克里米亚之役的伤员的呼唤,应该用之于伤员上。”1860年3月13日,基金董事会开会,由南丁格尔的12个圆桌骑士讨论决定,使用这笔基金会最好的方法是成立一所“护士学校”。1860年6月24日,这是护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南丁格尔护士学校”(Nightingale Trainging School)成立,校址设在伦敦的圣托玛斯医院。

一年后克拉夫却病逝了,南丁格尔哀叹道:“克拉夫本来是一匹表演用的骏马,为了基金会,却成了一只拖煤的矿马。”1861~1865年期间,南丁格尔有一段很长的沮丧期,有一天她写道:“他们走了以后,我怀疑我以后的日子,再也没有喜悦的春天。但是我感谢主,他们已经拥有更美的春天了。”

护理与责任感

南丁格尔在成立护士学校以前,就看清时代流行的糜烂之风对于年轻人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因此护理对年轻人也是一种正确性格的教育,每一个护理人员,都应该是淑女、绅土。1859年6月,南丁格尔给好友莫尔(Madame Mohl)的一封信中,提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危机是,人做事情不是根据‘什么是对的’,而是根据‘什么是我喜欢的’,自己不仅没有责任感,而且嘲笑有责任感的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危机呢?为什么做事有责任感比没有责任感的人更易被人攻击呢?为什么守住道德的人比不守道德的人更容易被人控告呢?关键在整个社会在标榜一叨都得过且过,一切事情都没有绝对标准,模棱两可,只要高兴就好。依我看,这个时代女性的特点是:“高举自己的看法,当做自己随欲望而行的借口;喜爱传播是非,既不真诚、又不诚实;喜爱掩饰罪恶,对任何不法的事情,以随便的宽容来误解真正的赦免。宽容是放纵,真正的赦免是付代价以后的恩典。护理教育就是要来矫正这种时代的偏差。”

“护理是一条服侍上帝单纯而直接的道路。”

“当护理被正确地实行时,自然就会带出福音,不用一开始就刻意标榜。”
“行政管理是公义与慈爱的结合。”

“护理必须进入政界,才能教育政治人物认识护理与公共卫生。不然财税局的一个公文来,就可以抹煞护理人员的一切努力。护理进入政治界的途径不是抗争,也不是对政治的巴结,甚至不用去争取权力,只要提出正确的理念,给对方留下一点可以认识与学习的空间。”

“当我们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时,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要做事的人,就不怕有敌人。1865年国防部的哈丁顿爵士(Lord Hartington)炮轰护理支出造成国防预算日益窘迫。南丁格尔立刻书面答辩:”国家预算的最高原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护理预算支出,完全符合这个原则。反观,多少国防预算是真的用之于民?”南丁格尔更厉害的一招棋,末了反将对方一军:”既然主管当局认为护理与公共卫生不符合他们的任务目标。管理护理、公共卫生与医院的单位,可自国防部,转移到内政部。”

“我们应该为建立正确的法案而努力。如果有了正确的法案,在合法的根基上,我甚至可以与攻击我的人合作。”

“身为护理人员,我不攻击别人,不制造敌人。我装备自己,使自己更有用,这是帮助护理的最好方法。”

“要从事护理工作的人,不能对护理之抱着一种浪漫的憧憬,而应该是喜欢亲自辛勤工作的人。坚毅的个性、单纯的性情,是绝对必要的。……多少美丽的情操,炽热的感情,都不是护理工作的根基,如果被这些取代了,护理人员就无法在每天真实的工作中尽责。很多平常会叮叮当当响的,必要时不一定是能承受压力的贵重金属。”

1866年10月21人,克里米亚之役后,南丁格尔回国十周年纪念日,她写道:”回顾过去的十年,我不担心工作承负得过重。我只担心,我做这些事,是不是仍然来自起初纯正的动机。忙碌已经使我不能更深入地默想、省察。我仍然相信,我是上帝手中的器皿,为何我仍然经常抱怨生命的苦难呢?到底上帝对我的期待是什么?今天我受苦,他却显得静默?终日在病床上辗转反侧,苍白的脸,疲惫的身体,我怎能述说我是愈来愈像他呢?今天我走到树下,看到树枝上仍然挂着一颗苍白的小露珠,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似的。太阳一出来,露珠散射出美丽的光彩。啊!上帝的荣耀,显在枝头上:‘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再一次,我奉献我的心,愿它能更单纯。”

南丁格尔认为护理界并不缺乏人,缺乏的是精英。护理精英不产生,护理永远没有发展,永远是低水平。以她的全球知名度,她要大张旗鼓,热热闹闹地建立一个护士职业王国是很容易的;但是热闹过了,护理水平仍一如往昔,所以她不去大量地生产护士,以满足时代的需要,这给别人做就可以。……”护理的工作是一个人单纯地带着一颗诚挚的心,直接走向上帝的工作。”而不是走向市场的需要,为此,南丁格尔不肯将护理称作一种职业,而称为是”呼召”(calling)。


矛盾的负担

1836年,南丁格尔写道:“我一个人走到户外,思想我一生到底要做什么,才是有意义的?我觉得生命深处有一种沉重的负担。这些负担带来梦想,但是我无法满足于只想不做。”半年后,她写下上帝对她的“呼召”,要地服侍上帝。南丁格尔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三个月后她又写道:“上帝的呼召是要我带着强烈的信仰,在穷人之间努力地工作。”

1837年9月,南丁格尔随着父母到欧洲旅行,前往法国、瑞士、德意志、奥地利与意大利,直到1839年4月才返回。当时意大利独立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南丁格尔写道:“意大利的歌剧实在优美,我真想每一夜来此捕捉空气中流淌的音符。但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使我去看意大利的战争与苦难、阶级与斗争。自由离受苦的人实在太远了,在政治冲突的地盘上,如何找到真正的恩典呢?我看出金钱与政治权力是不能打开人类受苦的枷锁的。”

在法国的沙龙里,许多男士称赞南丁格尔的美丽,夸奖她歌声的优美,英俊的军官邀请她跳舞,她也很高兴。但夜里她却在日记上写道:“这些人羡慕我的家世、外貌、歌声、音乐,但有谁知道我的思考呢?外貌与财富给女性带来某种程度的自由,但是自由的空间就像金丝雀在黄金鸟笼里一样。当我想成为社交圈中瞩目的焦点,我才知道在服侍上帝的这条窄路上,我将是自己最大的阻力。”

隔天,南丁格尔走去看巴黎的医学与看护修女,她才发现自己的穿着与所在的地方非常地不协调。事后南丁格尔写道:“树上的鸟鸣那么悠扬,天上的绒绒白云是那么优雅,地上却很少有悠扬与优雅的合鸣。多少外表的称许都无法安静我内心的挣扎,我的心灵像那个一只手枯干的人,无法将手伸直,直等耶稣基督来说:‘伸出手来!’”(《圣经·马太福音》十二章9~12节)。


病床是最接近人性真实的地方

南丁格尔接着写道:“我怀疑这世界有哪一个文学家,能够写出这个老仆人死前的光辉?钢硬笔下的钢硬字,岂能轻捕生命彩蝶飞去的掠影呢?夜仍如往昔般的宁静,很多人穿上睡衣,套上睡袜,躺在床上,心中盘算着明日阳光之下,又要操劳什么。有人抱怨,寒夜下的星辰运转,单调又无聊。但在这一刻,大地上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生死一线间徘徊。冷淡的生活似乎比死亡更冰冷,我慢慢懂得为别人祷告,也许只是几句祝福的话,一点点的盼望,却可能是承接美好未来的摇篮。为别人代祷的夜晚,都是最可爱的。我相信所有的苦难都是有意义的,可是,多么地奇怪,人到末了才发现,信心是他们最好的朋友。”


决心成为护士

1844年,南丁格尔决心要成为一个护士,她写道:“我不作文学的女仆,不作音乐的差役,不作哲学的跟随者,我只愿作上帝的仆人,活着不再为别人的掌声。不再看自己是一个把生命拿来作艺术展现的浪漫主义者,只是为了强迫自己爬上一座较高的舞台,像戏仔般地娱乐大众,却失去内心深处向上帝的呼吁。我知道,从此活着不再是追寻沉缅心中的快乐,而是为一场争战。”不久,她向父母提出要到“索尔兹伯里医院”(Salisbury Hospital)学习看护。

这个要求立刻引来家庭革命,以及周围亲友的责难。以后五年,母亲整夜的眼泪,是拦阻她前进的洪河;加上父亲深夜在楼上自责的叹气,几乎冲毁她最后一道防卫。母亲说:“孩子啊,护士是太劳力的事,不是你的力气所能负荷的。”父亲说:“不只是力气而已,护士会在医院里被欺侮的,甚至是会被医生、病人强暴的。上帝怎么会叫你去做那种事?上帝难道没有高尚一点的呼召?”有的人骂她:“自私!有人说她:“神经错乱!”南丁格尔被下令禁足。走上护理,竟然是那么难的一件事!


心灵的黑夜

1844~1847年,是南丁格尔最痛苦的一段时期。痛苦增加一个人生命的深度,生命的深度又决定工作的实质。在南丁格尔身上,护理绝对不只是技术,不只是知识,而是生命极深度的炼净,如同精金那样宝贵。南丁格尔在这个时候写下了许多的祷告,其中最常出现的一句祷告是:“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忘了我?”她又写道:“‘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句话,深深地震撼我的心,我想《圣经》最影响我的是‘公义’这个字,我不求上帝这时赐给我喜乐、平安、赦免、荣耀,我只求上帝的公义成为我最深的良知。”“我知道生命不是一场假日球赛,不是一本卖弄知识的书,不是在学校可以学来的知识,不是沉湎在自责里的泪水,而是一场与自怜永不止息的战斗,是一场与仇敌全力以赴的摔跤。前进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角力来的。这场心灵的黑夜让我知道,我的所呼、所吸、所祷告、所叹息,必深深地饮于上帝的能力之泉。白日必定会来的,黑夜中我仍有盼望。啊!上帝的国度必会来到。喔!是的,主啊,不仅是你的救赎来到,也是你的国度来到……如果是为人的缘故,去用护理服务人,我必定会失望的,应该是为上帝的缘故去服务人。”


南丁格尔从年轻时,就参加“桑德曼教会” (Sandemanian Church)的聚会。桑德曼教会是基督教卫斯理会的分支,是1770年著名的旅行布道家卫斯理(John Wesley)在苏格兰高地布道时,当地的基督徒所组成的。当时在伦敦的这间桑德曼教会没有牧师,但有四个长老轮流讲道,一个是在菜市场杀猪的,一个是在菜市场卖花的,一个是修瓦斯管的,一个是科学大师法拉第。”南丁格尔经常听法拉第讲道,也经常引用法拉第的话劝勉别人,法拉第当年讲道的内容,都没有留下来,反而要在南丁格尔的书信里才能找到。例如在1870年,南丁格尔写着:“法拉第讲到:‘除了侍奉上帝以外,一个人应该尽全力去服侍他周围的人。’他这句话给我深深的震撼,‘真正的友谊,是我们在一起的根基,是一起来服侍上帝,我们是在上帝那里合一’。我觉得他对友谊定的层次太高,一般讲友谊是在一起有快乐的感觉,或是彼此欣赏,但是法拉第却认为真正的友谊是一起服侍上帝,帮助别人不为图报,只因为这是上帝眼中看为正确的事。我赞成他的看法。”

“南丁格尔誓约”的由来

从1860年至1885年,“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毕业生,带出的影响已经遍及全世界。护士教育已经被视为一种优秀、有益于培养护理人员的训练,护理已经被社会大众接受为一正面的职业形象,是帮助人群的专业技术。1880年以后,有更多人要从事护理工作,护士学校也如雨后春笋,四处成立。当护士工作被社会肯定之际,有一个危机却逐渐在酝酿。到了1886年,危机终于爆发,这是护理近代史上著名的“护士之战”(Nursing War)。

证照缺席的起源

证照制度源自18世纪末叶,社会经济主义的兴起,社会学者认为医疗的工作与全民的福利有关,国家为了保障人民福利,有权介入医疗工作,以考试筛除不良的医疗人员,及格者授予证照。当时最引入辱骂的是有些贩售秘方。灵丹的卖药人。1815年药剂师首先接受证照制度,以专业考试撇清与秘方贩售者的关系。药剂师证照化后,改革的箭头指向医学界,1823年医师也接受证照制度,从此没有证照的医生称为“密医”。

证照制度基础架构的问题

证照制度在欧洲实施了60多年以后,才逐渐发现了一个深度的危机。当国家掌握了证照考试,就可以以考试的录取率,控制投入医疗的人力,进而控制医疗专业的市场。1860年已经有些医学院的教授提出:“政治的权力不该太深地涉入科学专业,医学的权威认定应该是科学,而非国家证照考试背后的市场经济论。”当时的医生证照考试非常难考,一是保障了现有医生的市场,二则让出题的少数人掌握了极大的权利。

护士之战

1886年英国“医院协会” (Hospital Association)提出:“护理是一种职业,当然需要考核、登记,才能保持护士职业的水准,并能保障护理人员的福利……社会上的律师、工程师、医师都需要证照,何独护士不需要证照呢?”“英国护士协会”(British Nurse Association)支持这一个议案,政府当局也呼应:“政府在预算上将全力配合,协助有证照的护士。有了证照的护士就称为‘皇家护士’,是被国家承认的。”

“皇家护士”是多么吸引人的头衔。南丁格尔却对护士证照提出反对的意见:“证照制度的背后是一种社会经济在主导的运动。看起来证照制是一种保障,事实上是把护理人员放人商场的买卖交易中。一旦接受证照制,投入护理将不再是护理人员内在的呼召,而是外面市场的需要。护理不再是终身学习的教育而是一次证照考试的认定。整个的护士学校的教育会沦为证照考试的补习班。证照考试只能考出技术,岂能考出护理人员的品格?证照只能证明一个护士,在人生的某一个很短的阶段适合作个护士,岂能证明一生都能做护士?证照如果是保护护理人员的权益,是哪些护理人员的既有权利?30年前,护理人员被轻视,被践踏,怎么不在那时候提出证照保障?等到护理工作被社会大众肯定了。才来保障护理人员的权益?护理人员是属于皇家的,是哪一个皇家啊?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

护理与市场经济

南丁格尔的反对意见,也使“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毕业生与非南丁格尔系列的护士们起子严重的争执。后来《泰晤士报》登出,并称这是“护士之战”。当年支持南了格尔的还有爱丁堡医学院、伦敦医科大学、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的教授们。他们声称:“自从医生实施证照制以后,证照考试没考的科目,学生一上起课来,教室里充满一种昏睡的灵,学生们不是昏昏欲睡,就是心不在焉。”

南丁格尔提出一个更深的问题,“到底医疗人员,是不是应该落在市场经济人的手中?到底病人到医院是需要被帮助的人,还是一个消费者?”1890年,南丁格尔写道:“工程师是以物质为处理的对象,但是护理人员是处理人的问题。要把人规格化的任何制度,最后终必流于形式,因此护理人员不该被规格化、证照化。”

1893年,英国政府下令“护理人员必须接受证照,因为国家拥有管理护理人员的最高权力”。世界各国政府纷纷仿效,从此护理与其他的医疗人员一样,变成是一种市场经济需要的职业,不再是一个神圣的呼召。这对南丁格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写道: “我把护理带上来,没想到护理还是失落了,护理教育里的艺术,将从此消失了。”

护理理想与证照制度的双赢

1893年护理证照化以后,在支持南丁格尔的阵容里,如乔伊特(Benjamin Jowett)教授、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教授、高尔顿(Francis Galton)等人,仍不放弃努力。他们认为在护理证照制度下,护理的精神仍然可以保存下来,在自由经济市场的介入里,南丁格尔的理想仍有存在的空间。尤其在乔伊特教授继续率领支持南丁格尔的阵容下,使日后的护理教育与制度深蒙其惠。

乔伊特是牛津大学希腊文的教授,他为人温文儒雅,极其关心青少年的教育。他的学生都知道,老师有一句名言:“哪一个人敢骂我,我晚上就请他吃饭。”乔伊特教授的家里,总是挤满了吃饭的学生。这批学生不只是来吃饭,而且是来一起与老师无所不谈的。学生们都知道乔伊特教授是牛津大学最爱学生的老师。这些吃过饭的学生,毕业后就组成一个团体,叫“乔伊特杂烩俱乐部”(Jowet Jumbles)。有些学生毕业后,还经常回到乔伊特家里吃饭,有时候还把自己的朋友带来吃。他们当中流传了一个笑话:“有一天,乔伊特教授发现餐桌旁有一个人穿着大衣,还露出惶惶不安的样子。乔伊特不认识这个年轻人,但是他走过去,帮这个年轻人脱下大衣,说道:‘在我家里,怎么还穿得这么正式呢?’那人回答:‘我没有担心什么,只是今天晚上登记要来吃饭的是12个人,而我进来时,算一算,我竟然是第18个。’”

养兵千日,用在一朝

1860年,乔伊特教授向南丁格尔求婚。南丁格尔拒绝了,她宁愿留在护理阵营里,也不愿当“乔伊特杂烩俱乐部”女主人。乔伊特也没有结婚,就一直默默地支持南丁格尔的工作。1890年,乔伊特已经看出在“护理证照”这一个争执上,南丁格尔输定了。乔伊特开始联络他的学生。“乔伊特杂烩俱乐部”的成员,这时已经分布在全世界,而且许多人都身居教育部的要职。乔伊特有四个要求:“第一,把南丁格尔这个名字,改成形容词,去形容护理这个职业。”从此很少人听说有“皇家护士”或“国家护士”,而是“南丁格尔护士”。以后只要一谈到南了格尔,世人就想到护士,要一谈到护士,就会联想到南丁格尔。“第二,降低证照考试的要求门槛,使证照考试只是一种资格的认定,而非少数人权益的把持。”这个改革使得医疗体系人员的证照考试合格率,比起其他行业要高出许多。“第三,让护理证照的认定,在一个国家之内是可以跨越区域性的。”只要在一个地区通过了,在其他地区也可以被承认,免得护理人员在A区考试了,到B区担任还要再考一次。

乔伊特的第四个要求,是在护士学校里建立一些仪式典礼,让护理学生知道护理的神圣可贵,其中有一个最有名的宣誓礼,就是“南丁格尔誓约” (The Nightingale Pledge)。这一个誓约并不是南丁格尔写的,是另一个支持南丁格尔教育理念的人,美国底特律(Detroit)哈伯医学院(Harper Hospital School)的护理主任葛莉特(Lystra E. Gretter)写的:

余谨于上帝及公众前宣誓,愿吾一生纯洁忠诚服务,勿为有损无益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当尽予力以增高吾职业之程度,凡服务时所知所闻之个人私事及一切家务均当谨守秘密,予将以忠诚勉助医生行事,并专心致志以注意授予护理者之幸福。

谨誓

I solemnly pledge myself before Go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this assembly: To pass my life in purity and to practice my profession faithfully; I will abstain from whatever is deleterious and mischievous and will not take or knowingly administer any harmful drug; I will do all in my power to maintain and elevate the standard of my profession, and will hold in confidence all personal matters committed to my keeping and all family affairs coming to my knowledge in the practice of my calling; With loyalty will I endeavor to aid the physician in his work, and devote myself to the welfare of those committed to my care.

这一个誓约后来就被全世界的护士学校与护理学系所使用,使后来的学生们记得南丁格尔所提倡的:“护理是一种科学,也是照顾人生命的艺术。”与南丁格尔所说的:“护理是熟练技术的手,冷静看出细节的头脑,爱与温暖的心。”

护理会不断地进步,但是护理的精神是不改变的。

1893年10月1日,乔伊特病逝。他的学生们继续努力,在全世界推动乔伊特的四个遗志。南丁格尔为他写悼文,称他是上帝赐给她最好的朋友,一个真正活出基督信仰的人,一个到死以前还不肯放弃理想的人。乔伊特一生在大学从事希腊文教育,但是他集一生精华,写的却是一本给儿童的书:《儿童圣经》(The Children’s Bible)。

最后的劝勉

1910年2月,南丁格尔已经逐渐陷入昏迷,她在意识清醒时,要求看护她的“小护士们”念《圣经》里的诗篇给她听。她在昏迷时常常念着过去学生的名字。有一天她忽然讲到:“原来天堂的天使,不是在花丛中飞翔,而是像小护士们一样,在清洗病人的脚。”

南丁格尔临终前,最后写的是一句祷告:“喔!我的主啊!如果我们能将心里所愿的放在你面前,我们将是何等喜乐。”

1910年8月13日,南丁格尔在睡梦中逝世。她死前立下遗嘱,不要任何葬礼,她的墓碑上不要写上任何功绩,只刻写着她名字的缩写“F. N.”,“生于1820年,死于1910年”。

末了,她请人在她的坟前。唱一首她最爱的歌:

上帝的儿子前往征战,
获得他尊贵的冠冕,
他宝血的旗帜向前迈进,
谁愿随他而往?

“在服侍上帝的这条窄路上,我将是自己最大的阻力。”

“我慢慢懂得为别人祷告,也许只是几句祝福的话,一点点的盼望,却可能是承接美好未来的摇篮。为别人代祈的夜晚,都是最可爱的。”

“我相信所有的苦难都是有意义的。痛苦增加一个人生命的深度。”

“《圣经》最影响我的是‘公义’这个字,我不求上帝这时赐给我喜乐、平安、赦免、荣耀,我只求上帝的公义成为我最深的良知。”

“如果是为人的缘故,去用护理服务人,我必定会失望的,应该是用上帝的缘故去服务人。”

护理与人类的苦难——

当时成为修女,也可以成为另一种护理工作者,何况南丁格尔又有上帝的呼召,为什么不直接加入天主教修会,成为修女呢?南丁格尔看得很深入,她写道:”护理如果成为一种宣传宗教的外衣,整个护理的价值会荡然无存。护理如果依附在宗教的架构下,宗教人士的断言,会比护理的见解更早让病人接受成为最后的权威,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例如当霍乱来临时,人不能只依靠宗教人士的祈福避祸,而任凭污水不断地流入他们的饮用水源。霍乱是一个人不认识环境的结果,护理就是要去认识管理好环境的法则。《圣经》说:‘万物是借着他造。’(John 1.3.)人有义务去观察、分析、统计、研究这些上帝的法则。上帝并不需要人用几句话去拍他马屁,认识他的法则,也不是随便地挖一挖,就可以挖到。我祈求上帝,让我看清霍乱的条件是什么?

“许多人的不幸,是人忽视上帝的法则。人可以由坏人认识好人,由病人认识保健之道,由反面认识正面,由罪恶的存在认识上帝的纯全。这是上帝给人的理性,作出正确的抉择。可惜人常是以宗教作为祈福避祸的捷径。

“借着上帝的恩典,信仰是重建软弱的心灵,上帝的法则也是重塑人软弱感情的正确逻辑。护理必须有上帝的法则,有认识大自然的科学知识,否则面对饥饿的人,护理人员会分辨不清是给了她们面包,还是石头?护理是在服侍上帝与服侍人之间的一个平衡点,正如耶稣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护理是把原来上帝照顾人的旨意,切实地实施在人间。”

沃德罗普女士(Mrs. Sarah Wardroper)是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她以严格出名。她曾说道:”护理教育的瓶颈,不在外界怎么看护理人员,而在护理人员自残形象,读书马虎,工作随便,做事不求了解,整天像一群麻雀,吱吱喳喳地吵闹,看自己就像廉价劳工……只有严格的教育,才能改变护士的自我形象,护理不是软性诉求,而是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挑剔要求,给予硬碰硬的回应。因此严格的护理训练,是给学生最好的准备,有一天学生们会以通过严格的考验为荣,会因自己的专业训练而受到社会的肯定与信任。为什么病人会信任医疗人员?信任是建立在医疗人员被严格训练过的专业。宽松的教育不是爱,是放纵学生。如果不是一开始就以最高的标准要求学生,学生就会满足于次等的,这是人性。护理教育最大的悲剧是,没有让学生尝到严格训练所带来的祝福。”

普林格尔(Angelinque Pringle,南丁格尔护士学校学生)并不认为日以继夜地工作才是护理人员的奉献表现。护理人员应该在工作时保持清楚的头脑与充沛的体力。

南丁格尔写道: “规矩是人定的,有很多规定是愚昧的,而且前后矛盾,很容易引起人的争执。但是护理人员应该知道,医院里不合理的规定,比完全没有规定要好,因为法治总比人治好。护理人员的智慧就在如何于不合理的规定中忍耐,不去争吵,不向人怀恨。怀恨的人永远无法完成任何事情,只有忍耐,懂得牺牲的人,最后才能够去更改规定,建立合理的制度。牺牲不是让步,而是为要完成最后的任务。护理的工作是与上帝同工,反对护理的人,不是针对我们,而是他们早已与上帝为敌了。”

一个护理人员面对这些不合理的人、事与规定,就要大张旗鼓去声讨,完全是错误的作法。一个人要改革罪恶,必须先背负罪恶。一个没有背负过的人,不配谈改革。耶稣是”诚然担当我们的重担,背负我们的痛苦”。耶稣尚且为世人的罪背负十字架,我们岂能不背负?我们岂能动辄就以正义自居,去惩罚罪恶?这种正义是我的正义,还是上帝的正义?至于上帝为什么不立刻来惩治这批恶人,或这些恶集团,那是属于上帝的奥秘事,我不用替上帝着急,不必自己沮丧。如果我们护理人员真的好,别人的反对又能撑多久?何必在乎别人的反对?护理人员必须知道,存心忍耐是在民主程序里改变恶规的最佳对策。

护理的”最佳防卫”,绝对不是一个人的老谋深算,也不是得过且过,而是心存忍耐,结出善良的果子。迪波莉就是这种护理人员,她曾说道:”说人坏话,绝对不会产生爱;被人中伤,也不会伤到真正的爱。”护理的最佳防卫就是这种爱。

南丁格尔叮咛到海外布道的学生:”你们不能一只手拿着护理,一只手拿着《圣经》,好像护理工作的目的就是给人《圣经》。护理不是信仰的贿赂。护理是你双手的操作,《圣经》存在你们的心中。”

1896年,南丁格尔把人生最后的一个改革,留给远在东方的一个小半岛——香港。

当时香港正在流行瘟疫。南丁格尔根据香港送来的报告,除了建议防疫措施与隔离系统之外,规划了一套贫民就医系统,在香港设立由政府补贴的廉价医院。几年后,香港这个亚洲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成为婴儿死亡率最低的地方。

一个女人,没有丈夫,没有儿女,没有什么家产,55年长期卧病在床,这种人活着有什么快乐?有什么意义可言?这个女人就是南丁格尔,她生命中最伟大的地方,不是她为护理革新了什么,不是她为全世界千万个病人造福了什么,而是她默默地走过生命里这一切的残缺。

她晚年的时候写道:”我担心近代的护理,已经是太多技术性,太少神圣的呼召。”

“30多年来,我回顾这么多毕业生,为什么在一样的教育训练下,有些护士做得那么好,有些却是那么差?为什么有些人的生命是那么的满被祝福,有些人却是一无是处?我发现这种差别的关键在于一个人是否认识自己生命里的黑暗面。在生命的黑暗面里,人有自私、欺骗、偏执、松散、虚浮、空幻、易怒、纵欲、颓废、不思长进、自我放弃、自傲而不与他人配合。人必须先认清自己,才能管理自己,管理自己才能管理别人。”

“我认为一个女人,最难控制的是她的脾气,而控制脾气最好的方法,是经常思想什么是最正确的职责。很多难以控制的脾气,是来自看不清自己职责的时候。……我不会在与我职责无关的事上有太多情绪的波动。”

“耶稣在登山宝训上讲到:‘哀恸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但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常感觉到所遭遇的事情与上帝应许的祝福好像连不在一起,祝福归祝福,我还是在未蒙祝福中挣扎。

“……忽然才体会到上帝既然这样说,就一定会祝福我们……”

在情绪里论对错,会影响别人对你的信任。

“我们做事情,不是要争取事事如我愿,而是要公义。贸然争执,变成你是在争自己的不平,而不是在争公义,你是在害怕,而不是在面对事实。真正的圣洁,是需要安静的等待,即使是‘为义受逼迫’,也不用逃脱。”

摘自 https://wellsofgrace.com/biography/books/nightingale/flower.htm

中国几乎所有的好医院前身都是教会医院

1828年,英国传教士高立支在澳门开设了第一个教会医院。鸦片战争以后,教会医院猛增,至1949年共达340余所,遍布全国各地。

  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当年西方传教士都是带着“精神鸦片”,对我们进行“文化侵略”和“思想毒害”。

  今天,我们用的独立思考,透过一个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本身”,来看看事实是不是这样。

在晚清、民国那个时代,中国是极度贫穷与落后的。

  当年来华的那些医学传教士们,放弃了舒适安逸的生活,背井离乡来到偏远、落后、贫穷的中国。很多宣教士离开他们的祖国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自己的祖国,长眠异国他乡。

  其实,那个时期国外的宣教机构他们本身也没那么富裕。但是他们一镑一镑、一美元一美元的从他们拮据的生活费里省出钱,来给我们建医院、治病。在那个血与火的岁月里,他们拯救了、帮助了很多中国人。

  1863年,一个叫Douw . D. M.的美国传教士来到北京。

看见一个产妇难产,一个老式接生婆在孩子刚露出来的脚上穿上一只鞋,认为这样孩子就可以自己走出来,结果因此母子二人都失去了生命。

  目睹了这种“巫术般”的老式接产方法,以及它给妇女、婴儿带来的严重灾难。Douw . D. M.回到家里大哭一场!

她立刻返回美国,向教会募集财物,准备了整整8年的时间,募捐筹备资金到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医院。

  这就是后来的道济医院,1949年更名为北京市第六医院。

  医院建立后,她积极推广新法接生、预防接种,同时培养中国医务护理人员。

  因为,Douw . D. M.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妇女生孩子的痛苦大大减少,成活率大大提高。

  这些都受益于这位女传教士的新接生方法,不但如此她还引进其它西医,随后又在全国发展了500多家教会医院。

麻风病人在过去的中国,一直是被厌弃的群体。 但是,1914年,有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宣教士。

  他听到广西都督诱杀活埋麻风患者的消息后,在报刊上愤怒地谴责这位都督,很快与英国一个麻防组织取得联系,并筹集来一笔钱。

  柏格理牧师用这笔钱买了粮食和布,定期发放给附近的患者。

  柏格理牧师去世后,他的教会对麻风病患者的救助一直延续,没有间断。4年以后,继任者张道惠向传教团体申请到了资金,购得附近一片有水源的荒地。

  这个滇东北、黔西北最早的麻风病院,很快就接收了昭通、威宁、彝良一带的几十名麻风病患者。

  很多病人拖着溃烂的身体过来,在接受治疗以后,就在这里过着集体生活。至今这个麻风村还在,当地苗族人亲切的称柏格理是他们的“父亲”。

1906年,一个叫胡美(Edward Hicks Hume)的耶鲁高材生,穿着白大褂傻乎乎的来到湖南长沙,开启了一个叫雅礼的医院。

  当地一位女士看到他的白大褂,大惊失色,以为他是在为自己送终。

  在中医盛行的晚清,中医看病挂号费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但是雅礼医院的挂号费是50文(只相当于美国的2分钱)。

  因为,来雅礼医院就医的,大多是试过各种中医药方无效的病人,或者是收入较低的民众。

  这家雅礼医院,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湘雅医学”的前身。

  他们在当时医疗条件极其落后的中国,拯救了千千万万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命。

 在医学界,“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的名声如雷贯耳,曾经有篇报道称它们为中国医学教育的四家“百年老店”。这四家医院的历史,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历史。除了历史悠久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的创建都与教会有关,可以说是“师出同门”。

济南共合医院

  齐鲁医院:济南首家分科最全的西医院

  1871年,一位叫做迈尔文的美国传教士来到山东济南,建立了美国美北长老会在山东的第一个传教点。1878年,在自己传教所附近,迈尔文开了一间诊所兼药房,负责给周围的老百姓提供简单的诊断和日常用药,名叫“文璧诊所”。

  1890年,美北长老会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聂会东来到了济南。聂会东是一位传教医师,这意味着他的医术可以做的就不仅仅是简单的诊断了。

  在“文璧诊所”的基础上,他创办了当时济南首家分科最全的西医院——“华美医院”,也就是齐鲁医院的前身。尽管当时设备简陋,但在聂会东等人的努力下,华美医院迅速发展成了山东第一的医院。

  1902年,济南、青州、邹平、临沂四地的四所教会医学堂合并为“共合医道学堂”。1908年,为了给“共合医道学堂”提供实习基地,聂会东又开设了一间“济南共合医院”。

  1917年,齐鲁大学成立。作为大学的教学医院,“济南共合医院”改名为“齐鲁大学医科附设教学医院”,简称为齐鲁医院或齐大医院。

  1928年,作为齐鲁医院的前身,齐鲁大学医科创办时就明确规定办院目的:“疾病之治疗,科学之研究,医护之训练。”正是因为早期医教协同、医学与人文并重的优秀传统,才成就了齐鲁医院如今的闻名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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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协和大学

  华西医院:大学医科的教学医院

  1877年,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侃莫、马嘉礼等人在重庆、阆中等地办诊所、开药房,可以说是基督教在四川医疗事业的起点了。

  1892年,由启尔德医生、斯蒂文森医生等组成的英美会“先遣队”来到成都,租用四圣祠北街12号民房建立福音堂,并创办了西医诊所——福音医院。该医院由启尔德医生主持,也是四川地区第一家西式医院。

  1891年,美国以美会传教士甘来德医生来到成都陕西街福音堂传教。1894年,甘来德在福音堂附近开设药房、医院,并命名为存仁医院,是一所包括眼耳鼻喉科的综合医院。

  1896年,加拿大英美会女布道会创办了仁济女医院,创办人为启希贤医生,她是华西第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女医生。

  启尔德医生,不仅开创了四川的西医史,也创办了中国西部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华西协合大学。

  福音医院开办的早期,只有启尔德医生一人,来这里看病的人也是寥寥无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有一些中国人见识到西医的神奇,于是去福音医院看病的人多了起来。问题也随之而来,医生和护士的需求远远达不到满足给病人看病的需求,于是启尔德医生就萌发了“复制”医生和护士的想法。

  1910年,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等5个教会组织的主持下,华西协合大学成立了。1914年华西协合大学开设医科,启尔德医生开始教授生理学、化学等课程。

  1928年,福音医院更名为仁济医院,也就是如今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和华西医院的前身。

  当时,仁济医院、存仁医院和仁济女医院,都是大学医科的教学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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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雅医院

  湘雅医院: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之一

  1905年,一位叫做爱德华·胡美的美国耶鲁高材生、医学博士受到雅礼协会的要求,来到湖南,立志在长沙“创办一所新型的医科大学”。到长沙后,他首先学习汉语和长沙话,了解湖南的风土人情与生活习惯,并起了一个中国姓名“胡美”。

  1906年11月,胡美在长沙西牌楼租了一处民房,在此创办了一所医院,取名“雅礼医院”,“雅礼”是“耶鲁(Yale)”的音译。这座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之一,即是湘雅医院的前身。

  医院开办之初,人们并不相信西医。胡美最开始免费为一个乞丐治好了背上的脓包,后来又治疗了兔唇、白内障等中医疗效不好的病症。于是前来雅礼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1911年11月,为了完善医院的管理,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胡美开办雅礼护病学校。雅礼医院和雅礼护病学校,是湖南省第一所西医医院和最早的护士职业学校。

  为了实现在长沙“创办一所新型的医科大学”的理想,胡美找到了在美、英两国学医的颜福庆博士,于1913年以美国雅礼会的名义与湖南军政府合作,决定在长沙创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1914年12月8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在潮宗街举行成立大会暨开学典礼。湘意为湖南,雅是雅礼。

  1915年2月,雅礼医院更名为湘雅医院,原雅礼护病学校改名为湘雅护士学校,从而形成了医学校、医院、护士学校三位一体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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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协和医院

  协和医学院:多位一体的高标准医学院

  1906年,英国伦敦基督教传道会,与英美其他五间教会合作,在北平开办了协和医学堂,为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名为Union,即联合之意,被雅致地译成中文,称作协和。

  提到协和医学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著名的人物——洛克菲勒。他曾说,我相信上帝给了我赚钱的能力,并让我尽最大的努力用之于人类的福祉。正是这样的观念,使得洛克菲勒决定不惜成本在上个世纪的北平筹建“一所中国最好的医学院和附属医院”。

  1914年,洛克菲勒的慈善基金会刚成立不久,便派出了当时美国顶尖的医学教育专家来到中国,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教育、卫生、医学校和医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三次的考察结果让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在北京创办一所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高标准医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协和医学院。

  1915年6月,洛氏出资成立的中华医学基金会购买了协和医学堂及原豫王府的全部财产,开始筹建北京协和医院。

  1921年,北京协和医院举办了隆重的开幕典礼。此时协和建筑群落共有14座楼。

  根据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载:“从1913年5月开始的10年内,洛克菲勒基金会花费了将近8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一笔礼物是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截止到那时,用于协和的共计1000万美元,比用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700万美元还多。据1956年统计,最终,基金会为打造‘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协和医院’的总计投入超过了4800万美元。”

  自那以后,北京协和医学院见证了中国现代医学的进步。

  事实上,中国几乎所有知名医院,其前身均为教会所办医院。

  现列举一部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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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35年,广州眼科医局后改为广州博济医院

  (现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是中国第一间西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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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44年,上海仁济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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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66年,上海同仁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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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77年,苏州公济医院

  (现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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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83年,苏州博习医院

  (中国最早使用X光机医院,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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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83年,济南共和医学校

  (现为齐鲁大学医学院又称齐鲁大学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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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85年,北京道济医院

  (现为北京市第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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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90年,济南华美医院与医校

  (现山东大学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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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98年,广州花地精神病医院

  (中国第一所西式疗法精神病医院,现为广州市脑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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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03年,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

  (现为上海第二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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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05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12、1906年,协和医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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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前身,由5个教会合作开办,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解放军301医院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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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07年,传教士组织的中国红十字会救助中心

  (上海华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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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07年,上海圣马利亚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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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900年,普仁医院

  (现为北京市普仁医院、无锡市普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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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913年,泸州福音医院

  (现川南医院,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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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914年,湘雅医学校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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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19年,山西川至医学校

  (现为山西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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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26年,宏恩医院

  (现为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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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8年,汉口协和医学堂

  (现为武汉协和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汉口协和医院

做医生究竟有多难?—中国大陆一个80后基督徒医生的挣扎与坚持

编者按: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北京民航总医院医生杨文被病人家属数刀砍伤后抢救无效离世。《境界》特别重发2016年5月,广州医生陈仲伟连中病人数十刀而死后本刊发出的医生访谈。这名80后基督徒医生讲述了医生群体的挣扎与艰辛,而信仰又如何成为她坚持下去的力量。以一篇旧文纪念新逝去的生命,愿人们寻得力量和温度去思索和改变。

把病人想成将来会起诉你的人,悲哀

我前几天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个《医生答记者问》的段子,第三段对话如下——

记者:医生,你说感冒会死人吗?

医生(因舆论所迫而深谋远虑):对不起!作为医生,我不能在病历资料不完全的情况下发表个人意见!

广州的牙科医生陈仲伟被害后,我的微信朋友圈多一半头像都换成黑丝带,但是也有人在朋友圈里说换头像有用吗?这是非常无奈的叹息,因为这些年患者暴力伤医事件频发。放在十五亿人口数里会觉得是偶发事件,但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已觉得这事发生频率远超过正常范围。

在国外如果患者到诊所威吓医生,警方立刻就会干预,但在国内,一条条人命就这么没有了,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措施。医学是科学,医生不是上帝。即便医者仁心,也只能做到“有时治愈,时常缓解,总是安慰”,我特别希望病患和家属别把对悲痛的无力承受转移到曾帮助你的人头上。

癌症病人魏则西去世这件事是比较复杂的,涉及很多方面。其实从一个角度看他也存在有病乱投医的现象。患者对医院对医生缺乏基本信任,他去过的正规医院都告诉过他他的病是很难救治的,但他们并不愿意相信,他们更相信自己在网上搜索的结果。

现在很多患者在就诊前都会在网上搜索一些信息,他自己有了判断以后再来就诊。我们这些做医生的有时候是会被患者质问的,或者像被考试一样,患者觉得他自己已经掌握了很多东西,他对医院对医生没有基本信任,他宁愿相信自己搜索的结果,所以现在医生做起来会非常难。

我想媒体在医患关系恶化方面也有一定责任的。魏则西在网络上有个遗言,说他专门查过这个医生,这个医生上过CCTV,这是有很强的说服力的。还有近期所谓偷肾的事,之前也有几个比较有名的事件,记者为了博取眼球,赚取文章点击率,没进行认真调查就片面夸大或进行虚假报道。结果医患矛盾更加深,把压力转嫁到医生身上了。

我们是个无神论国家,大家对生命没有正确认识。很多人认为我花了钱就应该买到相应的医疗结果。很多医闹就是觉得我花了这么多钱,但是病人死了,这是为什么?他们就觉得你们医院是骗钱的。生命并不是医生能掌控的,真正掌握生命的是赐生命的主 ,医生不能被神圣化。这也是让医生越来越难做的原因。当然患者自己治病也有重担,国家本身在医疗上的投入是很少的。这也导致患者觉得自己花了那么多钱,人又走了,他没办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在这种大环境下会造成医生越来越谨慎,自卫性越来越强。有些治疗可能我们稍微大胆一点,稍微冒一点险,就会得到更好的结果,但现在的环境造成的情况是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险,所以损失的还是患者。我们现在甚至被教育得就是有一个观念,你永远要把坐在你对面的患者想成将来会起诉你的人。这是挺悲哀的。

比较客观来看,这些现象其实就是末世的一角吧。其实不光是在医疗行业,在教育及其他行业都有令人悲哀的事,都是有罪的发酵在里面,世界会呈现出越来越让人失望的一面。

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我在北京出生,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我身边有不少令人尊敬的老一辈的基督徒都是医生,我所在教会的负责人就是其中的一对夫妻,他们有很好的见证。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很吸引我,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这对夫妻中的丈夫是一个外科医生,肝胆外科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阑尾炎的领域有重要成就,医学院所用外科阑尾炎的教材就是他编写的。他太太是口腔科医生,按理他们可以得到很好的收入和很好的居住条件,但他们住在院里分给他们的一个很小的一居室房子。老弟兄喜欢书法,他的房间里就挂着自己写的“清心”两个字。这两个字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很羡慕他们是清心的人,一生跟随主走十字架的路。

老弟兄文革中为信仰缘故坐监五年。他们一生帮助的弟兄姊妹和救助的病人,以及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传讲福音的不计其数,但我却很少听到他们自己讲这方面的见证,其实他们的爱心表现在工作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患者为了表示感谢送红包或其他,他都全部拒绝。后来有个患者在家宰了羊,把肉送到他的家门口,患者就是为了说明我不是为了塞红包,只是为了淳朴地表达感谢,他接受了。后来他自己得了胃癌,他做手术的时候,有很多的患者在他的病房门口排队要看他,非常受人尊重。他自己做了胃全部切除手术后,坚持每年去四川大凉山开展医疗扶贫工作多年,近二十年他在本教会讲道,还经常去外地农村服事,至今他已将近八十高龄,仍然被上帝重用。

大概从初中的时候我就很向往将来去做一个医生,我希望将来我的工作能服侍到别人。我从小身体不好,老上医院,我自己体会到,在病痛中的人非常容易接受福音的,然后就想,在我的工作中去把福音带给别人。

我读本科时是2000年,那时刚开始出现医患矛盾的苗头,我的想法很单纯,觉得医生这个职业是很受人尊重的,因为人人需要医生,国家早晚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也知道学医非常辛苦,学制长,责任重,将来收入还不会高。

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或2000年左右,灰色收入开始出现,但基督徒是不能拿灰色收入的,所以相比之下基督徒医生比较清贫。我报志愿时的确有争战,但我觉得那会儿的矛盾还到不了杀医这样的地步,并且经过祷告我还是清楚是上帝的带领,就抱着很理想化的状态去报考志愿。

我本科是在复旦医学院上的,本科毕业后回北京在协和医学院硕博连读,现在是北京一家市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生。在现实的环境里自己常常会觉得挺孤单,我自己无力去改变大环境,比较少的人能真正理解我们的处境,然而上帝又给我们一个医生这样特殊的角色。

在上海读本科时我们有过一个小小的医疗团契。我们从最初四个人开始,然后发展到十几个,有时别人一个经历一个见证就会鼓舞到自己。现在在协和医院也有几个弟兄姊妹,也会有些这样的联系,虽然只有几个人,但我们能这样彼此的支持,胜过现在医生这个行业的困境和试探,也会针对各自工作中发生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彼此代祷,商量该怎么去面对。

“红包”和“药品回扣”,困境与挣扎

在不了解医生实际情况的患者眼里,医生是高收入群体。患者为疾病付出高昂的费用,在患者眼里这些钱多数作为医生的收入,其实不然。在国内老百姓说看病贵,主要的费用是花在药物和检查上面,其实医疗的费用是非常便宜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大学念了十年,是博士毕业,现在是主治医生,我的挂号费是一次5块钱,副高是7块钱,正高是9块钱。那就是我们的医疗费用。不管这个患者有多大毛病,他来看我的门诊,他的诊治费不到10块钱,之后他花的钱多数是花在我给他开的药和需要做的检查。

眼科是手术科室,一台白内障手术费用只要一千元左右,但患者最后的费用大概要花七八千,其中五六千都是人工晶体(中档)的费用,还有医院、病房、手术室的费用和一些药费什么的,真正的手术费用就一千元。可见医疗的费用给医生的是非常少的,而国外的医疗费是很高的。

所以说医生的收入并不高,特别是年轻医生的经济压力很大。男生的压力就更大了,挣点钱租个房子吃个饭就不够了,谈何其他。在北京三甲医院住院医生的平均收入也就在每月五六千的水平。我有很多同学纷纷转行了,而且我们一般都算是高学历的,医学硕士博士在公司一般都能拿不错的收入。假如说我们的收入没能对我们的生活有一定保障,人就会落在一个试探里,就会去找别的渠道获得弥补,比如说灰色收入。我自己在试探面前也会有挣扎。

药品回扣部分开始我是坚决不拿的,但在实际操作方面会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假如说大家都拿,假如公司已经把这一部分收入算在药品或耗材的成本里,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开始医药代表会把钱塞到我手里,我就退还给他,但这样弄得双方都很尴尬,因为当大家都拿的时候你不拿,你就成了一个另类;还有,这个钱我不拿,医药代表就自己收了,因为这是从他们药品成本里面出的。

后来我还曾经试图把这个事情推给领导,“你把这个钱给我们主任,主任再分配的话我也会稍微心安理得一点”,但我们主任也不接这个球,他说“找他们个人吧,让他们自己解决这个事”。到最后这个事我不得不自己去面对。我现在的做法是他们给,我会收,但我尽量做到不因为这些收入影响我的医疗行为,并且我会把这笔钱单放,自己不用,用在有需要的病人身上,因为有些患者其实经济上面是很困难的,我就会单独给他们。

对患者塞的红包我是绝对拒绝的。其实,从大学起我所实习的医院,到后来研究生所在医院和工作的地方,我接触的医生没有一个是因为没有拿到红包而区别对待患者的,患者塞红包,很多因为“不放心”,担心没有塞红包就会怎样怎样……其实没有一个医生会希望自己的手术做砸。

我曾认识的一个主任,他每次收到患者的红包,为了让患者及家属手术前能安心,都会把红包先收下,但他会让护士长保管并记录,等手术后患者出院前,这主任会让护士长把红包退还给患者,并且告诉患者他的手术成功与否跟这个红包没有关系,不论怎样医生都会尽力的。当然,最近曝光出来的莆田系医院的事情,也使我大跌眼镜,一些地方医院的医生也会为了经济利益出卖自己的良心,违反职业准则,可以看出中国现在道德没有底线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国内医生的工作压力和工作量是很大的,我们有一句玩笑话:“当医生是赚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因为本身这个行业就是性命攸关的,我们不可能在工作上做到零失误,但只要出现失误,代价就会很大。有的可以挽回,有的是不能挽回的。

每天在三甲医院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要求你不能走神不能出错,国内医生的工作量跟国外医生没法比。国外医生一上午可能看五个病人,但我们一上午可能要看五十个病人,然后又要值夜班、出急诊,经常在超负荷状态下工作。 我们出门诊的时候会尽量不喝水,为的是尽量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为此许多同事都患过泌尿系疾病。

然后就是患者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工作量已经很大了,有时候我一上午几十个号已经挂满了,还有人来诊室加号,有的人会很客气问可不可以加,但有些人就会说:“有什么不能加的啊,不就是多看一个病人吗?”

现在患者对医生的要求都非常高,宽容性很差。每一个操作、每一个治疗他都期待一个完美的结果,对待治疗的并发症及治疗的失败,都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手术前都会跟患者签知情同意书,跟他说手术中间可能会发生什么,之后可能会怎么样,患者和家属都会签得很痛快,多数人在手术前都不再多问什么,但如果并发症出现了,即使他签了字回头他也不认账了。

现在想想我过去的宣教想法是比较理想化的,现实跟理想的差距挺大。虽然看环境和自己里面常有软弱,但还是感谢主,我之所以到现在还能坚持,我想是因为当初选择专业时的祷告、上帝的带领,并且上帝一直用恩手托住了我这软弱的人。我和周围的基督徒,每天在日常的工作里面也在靠主尽力。

靠主加力,爱不可爱的人

我们知道平常的工作不仅是在服侍人,更是在服侍天上的父。当我们尽量用爱心去对待每个患者,多数的患者还是能感受得到你是不是在用真心在对待他。

我一个学姐前一段时间遇到一个医疗纠纷。她给患者做球旁注射治疗甲状腺相关性眼病,这种操作绝大多数是很安全的,但偏偏有一个患者打了针以后一只眼睛的视力丧失了,造成了动脉的栓塞。

这属于医疗意外。我们平时的各种操作是存在医疗意外的,是有概率存在的。虽然很低,但这事让某个患者赶上了,对他来说就是100%。这个患者刚开始是非常不能接受这个状况的,因为他眼睛有疾患所以来看病,但他的视力不至于这么糟,可是接受治疗后突然视力就没有了,这对患者和家属来说打击也很大,来得又很突然。这个患者也会有一些应激的反应,他住院之后也会有一些争执和各种要求,他要求要赔偿,这谁都能理解。

医疗赔偿如果正常来说他要走程序,要有医疗鉴定,要有司法部门的干预,然后医师协会定下来要赔偿多少,可这个病人他不走程序赖着不出院,就说医院这么大,赔我几百万算什么,闹得很厉害。最后医院其他的大夫就觉得他够不讲理了。

学姐她也是一名基督徒,这件事一出,她就把代祷需要发给我,包括她的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为她捏着一把汗,也为她祷告。因为这个就是意外,但是发生了的话只能往前走,看上帝怎么带领。我们也希望出现神迹让这个患者被医治,但是没有。

学姐非常有爱心,她很能理解他们的处境,她也希望他们能得到足够多的赔偿。病人也会骂她,她还是很忍耐,解释完了又再解释。学姐每天都去给一些关怀,然后患者逐渐地感受到,其实医生是跟他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并不是她故意想有这样的结果。学姐在跟他们建立了关系后,还给他们传福音,送了一本圣经给患者,还送了一副老花镜。后来这个患者住了一段时间后,也就接受出院了,愿意走正规程序赔偿。

发生这件事之后,学姐他们科微信群里也纷纷地给她一些鼓励、关怀,而且大家还很惊叹说,为什么你经历这件事这么淡定,她就在那个群里为主作了一个见证,她说:“不是因为我淡定,而是我所信的上帝祂给我话说,祂所赐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也不是我不害怕,而是真的是祂所给我的平安,让我去面对这个患者,并且让我能够体谅体恤他的处境。”所以,虽说我们现在在比较黑暗的一个大的环境里面,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有学姐这样的见证。

几个月前,我收到一个住院的患者,是个26岁的年轻的男孩子,他患有先天性青光眼,到我们这儿时,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外一只眼睛视力只有0.05。他是推着他妻子来的,他妻子是个脑瘫的女孩子,坐在轮椅上。这个患者是我们主任负责主诊的,我只是负责他的住院等这些辅助工作。

我们主任也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他看到这对夫妻很困难,无论经济还是生活都很困难。这个男孩子如果做手术,因为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要用纱布包起来,那他的老婆就完全没人照顾,我们也了解到他们是摆地摊维持基本的生活,所以给他减免了不少的医疗费用,想减轻一些他们的负担。

结果我去给他们复印身份证时,看到那个女孩子叫什么‘恩惠’,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家里可能是信主的,然后在签手术同意书时,我们有单独谈话的机会,我就问了一句‘家里是信主的吗?’,男孩子说‘是啊’,我说我也是信主的,男孩子就会心地一笑。

上帝实在好爱祂的儿女,即使在他人看来你在极大的不幸中,祂仍然用你想不到的方式爱你。我很感恩上帝给我这个机会,不管从哪个方面能够这样去照料他们,治疗过程中,我也为这个男孩子献上许多的祷告,结果上帝施怜悯,那个男孩子的治疗效果最后相当不错。

我们每天面对的患者形形色色,各种性格的都有,有的真的是那种不讲理的,还有招人嫌的。怎样去看待这些患者,这些有需要的人?上帝给我一个眼光,让我看到耶稣,祂也是去服侍那些并不讨人喜欢的人。每天在非常高压的一个状态下工作,我们很难做到微笑服务,这不是凭着自己的爱心能做到的,特别是碰到那种不招人喜欢的人,我常常觉得自己爱心不够,这时就会在心里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求主给我从祂来的爱心去面对这些人。

虽然我常受环境影响,时不时有抱怨或负面的情绪,但每次我都回转到上帝面前去审视自己的工作,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我想做一名医生既然是上帝的带领,是主给我的一个托付,虽然我不能够改变大环境,但求在自己的工作环境里面尽心尽力。上帝给我这样服侍的机会,赐予这样服侍的环境,就是要我去效法耶稣的样式,求祂给我更多爱的能力。

摘自 https://ww123.net/thread-5057579-1-4.html

巴黎科学研究院院长基督徒巴斯德:我冒死研制出狂犬疫苗是为了救人,不是谋财害命!

编者按:2018年7月21日,一篇名为《疫苗之王》的文章迅速在微信朋友圈引爆,关注度空前,这篇文章将国产疫苗的安全性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事件是从上周开始的,7月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通告,发现长春长生生物公司的冻千人用狂犬疫苗存在生产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紧接着在7月18日,又爆出长春长生生物曾在2017年10月的国家药品抽检中,其销往山东地区给新生婴儿注射的百白破疫苗也因“效价测定”不符合规定,按“劣药”论处,至此舆论一片哗然。回想100多年前冒着生命危险第一个研制出狂犬疫苗的巴斯德,如今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这场关于疫苗的危机显得颇为讽刺…

一百年前,在法国,一位大学生登上了一列火车,邻座是个看上去像农民的老人,老人手执念珠(背诵圣经的工具)嘴里念念有词。

“先生,你还相信这些过时的东西?”学生问。 “是的,我相信。你不信吗?”老人回答。 学生笑了笑:“我不相信这些愚昧的事情。听听我的建议,把你的念珠扔掉,了解了解科学对此的解释。”

 “科学?我不懂这个科学,也许你能给我解释解释。”老人说。 学生说:“这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请留下你的地址,我会寄给你一些书,你自己看吧。” 老人从内衣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学生接过一看,脸一下子就红了,低头不语。 名片上写着:路易士·巴斯德,巴黎科学研究院院长。

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年12月27日出生于法国东尔城,毕业于巴黎大学,信仰基督教,法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化学家,1895年9月28日逝世。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像牛顿开辟出经典力学一样,巴斯德开辟了微生物领域,他也是一位科学巨人。

巴斯德曾任里尔大学、巴黎师范大学教授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长。在他的一生中,曾对同分异构现象、发酵、细菌培养和疫苗等研究取得重大成就,从而奠定了工业微生物学和医学微生物学的基础,并开创了微生物生理学,被后人誉为“微生物学之父”。美国学者麦克·哈特所著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巴斯德名列第12位,可见其在人类历史上巨大的影响力。其发明的巴氏消毒法直至现在仍被应用。

1882年,巴斯德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同年开始研究狂犬疫苗。狂犬病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人和家畜被病犬咬伤之后,也会患狂犬病。它每年要夺走数以百计法国人的生命,当时没有疫苗,也没有免疫球蛋白,对付狂犬病,人们只能使用烧红的铁棍,19世纪的欧洲人相信,火焰与高温可以净化任一切事物,包括肉眼所看不见的细菌。

当时只要是被动物咬伤的人们,都会被村庄中的壮汉们强压至打铁铺,请铁匠用烧红的铁棍去烙烫伤口,想藉此“烧”死看不见的病原,但如此原始、残酷的作法,并没有办法治疗狂犬病,常常只是加速死亡的来临。

1880年底,一位兽医带着两只病犬来拜访巴斯德,请求帮助。能不能制成狂犬疫苗呢?1881年,巴斯德组成一个三人小组开始研制狂犬病疫苗。他们希望从采集病犬的唾液进行研究,但这种采集十分危险。巴斯德和他的团队冒着被咬伤的危险采集狂犬的唾液,一次,巴斯德为了收集一条疯狗的唾液,竟然跪在狂犬的脚下耐心等待。

他们将采集的狂犬唾液注射到健康犬只的脑中,健康的犬只果然马上发病死亡,历经过数次的动物实验,巴斯德推论出狂犬病病毒应该都集中于神经系统,因此他大胆地从病死的兔子身上取出一小段脊髓,悬挂在一支无菌烧瓶中,使其“干燥”。他发现,没有经过干燥的脊髓,是极为致命的,如果将脊髓研磨后将其和蒸馏水混合,注入健康的犬只体内,狗必死无疑;相反的,将干燥后脊髓和蒸馏水混合注入狗的身上,却都神奇的活了下来。

巴斯德于是推断干燥后脊髓的病毒已经死了,至少已经非常微弱。因此他把干燥的脊髓组织磨碎加水制成疫苗,注射到犬只脑中,再让打过疫苗的狗,接触致命的病毒。经过反复实验后,接种疫苗的狗,即使脑中被注入狂犬病毒,也都不会发病了!巴斯德高兴的宣布狂犬疫苗研发成功!

1885年,一位几乎绝望的母亲,带着被狂犬咬伤的9岁小男孩约瑟芬(Joseph Meister),来到了巴斯德实验室门口,哀求巴斯德救救她的孩子。为了不眼睁睁看着男童死去,巴斯德决定为约瑟芬打下人类的第一针,这时距离约瑟芬被狗咬伤已经四、五天了;巴斯德在1 0天中连续给少年注射了十几针不同毒性的疫苗。

在治疗约瑟芬的过程中,有人提出:“把孩子当试验品是不道德的,我们不知道应该用在人身上的剂量。”巴斯德的回答则是:“我确定我是在救一个孩子的命,而不是在试验我的疫苗。”

他为小约瑟芬彻夜难眠,怕自己害了他,甚至在回家乡阿尔布瓦休息前,还叮嘱小约瑟芬每天写信告诉他发生的事。15天假期里,医生的家里连续不断地收到病人汇报情况的信件。一个月后,少年健朗如常,安然返回家乡。巴斯德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能从狂犬病中挽救生命的人。

消息传开,国内外络绎不绝的患者蜂拥而至前来注射疫苗,狂犬疫苗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巴斯德和助手日夜忙碌。长年的过度工作,严重损害巴斯德的健康。1887年10月23日上午,他脑溢血又发作了,倒在写字台上,舌头麻痹,说不出话来。

在狂犬病疫苗研究上的努力使得巴斯德更加赢得法国民众的尊重,1888年,法国政府为表彰他的杰出贡献,成立了巴斯德研究所,他亲自担任所长。1889年,生产工艺已经比较成熟的狂犬病疫苗正是由巴斯德研究所推向市场,并开始广泛使用。

1895年9月28日,也就是他72岁时,他在亲友及学生的环绕中在维伦纽夫.勒伊丹(Villeneuve L’Etang)去世。差不多有半个多世纪,他都是在半身不遂的情况下,在科研领域拼命研究往前冲的。

巴斯德研究鸡霍乱、炭疽杆菌以及狂犬病上的指导思想日后成为免疫学的基石,其他科学家应用巴斯德的基本思想先后发展出抵御许多种严重疾病的疫苗,能够预防斑疹伤寒和脊髓灰质炎等疾病。

对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巴斯德归功于神。巴斯德是名敬虔而保守的基督徒,他认为科学与基督信仰并无矛盾,并坚信科学拉近人与神的距离。他说:“对大自然越有研究,就越感受到造物主奇妙的工作”,“科学驱使人更亲近神”,“如果承认上帝的存在,这一个信心实比一切宗教的神迹更为超奇,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有了这种信心,这种悟性,那便不能不对上帝下跪敬拜了。”

巴斯德时常在在实验室里一边工作,一边祷告。他相信,上帝由于其无限的恩慈,不可能为人类创造一种惩罚的灾祸后,不同时为人类造出一种解药来。巴斯德说“我对大自然愈有研究,就愈感受到创造主奇妙的工作。我知道得越多,我对耶稣的信仰就越接近一个乡下农夫。”

当时在欧洲知识份子中,流行的是“自然发生论”,认为生命可以由没有生命的物质中自然产生,而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物种起源”,更被“自然发生论”拥为经典。对此,巴斯德予以坚决反对。他相信生命是神所创造而非自然产生的,认为如果物质本身可以产生生命,那生命 (的价值)变成短暂,物质反成永恒。他坚信生命(而非物质)才有永恒的价值,他并以准确的实验(天鹅颈烧瓶实验)证实了这一点。

巴斯德年迈时曾回自己的母校演讲,并谈到了他能够在科学领域节节得胜的两大要素:一个是信心,相信神的启示。二是热忱(enthusiasm)。“这个生词是由En及Theo合成,En是里面,Theo是神。真正持久的热忱,是来自神在我心里。”或许,巴斯德所言正是一个真正希冀在科学上有所建树以及使用其科学成果之人或企业所应该秉承的。

撰写巴斯德传记的作者瑞达特(Rene Vallery-Radot)写道:「他的一生始终对神和永生有绝对的信心,并深信神所赐给人在世上追求美善的能力必会延续到另一个国度;福音的美德对他而言一直是存在的。」当这位科学的巨人过世的时候,他一只手握着妻子,男一只手则握着十字架。

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成为一名基督徒,请做一个这样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是一个罪人,我在此悔改,请饶恕我。我信耶稣基督是你的儿子,我信祂是为我死在十架上,祂流出宝血为我舍命,你又使祂从死里复活。我不能靠其他的方法得救,我想要邀请祂进入到我的心中,来掌管我的生命,让圣灵浇灌我,从今时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欢迎你来到附近的教会(点击这里)加入基督徒教会和团契聚会生活,开启自己全新的生命。

本文摘自 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b549d378733923fc5a7297f

一百年前在中国东北鼠防治中的充满爱心的基督徒医生们

引言

1894年香港腺鼠疫流行,华人的死亡率高达95%,英国人的死亡率只有18.2%,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这证明西方医疗和卫生防疫措施在应付瘟疫方面,远胜中国的传统疗法。与此同时,在同样为鼠疫肆虐的广州,尽管由当地商人组织的善堂、药店等民间慈善团体挺身而出施医散药,照顾病患,寄居广州已有四十年的美国医疗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仍然认为民间力量发挥的作用有限,没有政府的介入,有效预防和控制瘟疫根本就是奢望:“在大城市广州,那里没有卫生委员会(Sanitary Board),政府没有采取卫生或预防措施,没有隔离病患,没有清除污秽或垃圾,没有(干净)水供应,没有排水系统。在这座城市,中医和中国人的迷信占据一切,毫无节制。”

显然,嘉约翰的观察是以港英政府推行的公共卫生政策为标准,其背后的理念正是19世纪在欧洲和北美逐渐发展起来的国家医学(state medicine),即认为国家负有保护公众健康的责任,有权甚至必须为了公众的福祉在普通公民中强制实行清洁卫生的规章制度。英国是第一个实行中央集权的公共卫生法规的国家。伴随19世纪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而来的人口拥挤、疾病增多,促使英国的社会改革者们向议会游说关注公共卫生。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1800—1890)领导了英国1830—1840年代的卫生运动,他在1842年出版的大部头社会调查报告中指出,传染病系由糟糕的环境卫生引起,因此,疾病预防的手段就是提供清洁用水、有效的污水处理和排污系统、清除街道和路面污秽、控制工业污水、建立环境和个人清洁标准。1848年,英国议会通过公共卫生法案(the Public Health Act),吸收了查德威克的上述建议,建立卫生委员会(the General Board of Health)来处理全国公共卫生事务。然而,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的国家医学和公共卫生才真正推行开来,最终使得英国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国家公共卫生体系。

1883年,港英政府承袭英国公卫制度,设置卫生行政机关,在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中采取对患者隔离治疗、挨户检查、清洁卫生等防疫措施,并建立传染病信息汇报制度,而同时期的清政府仅仅沿袭过去应对灾荒的传统办法,一面采取减免赋税、发放赈款等措施,一面将制定具体防治措施的责任交由广东地方官,后者往往与领导善会、善堂等地方慈善团体的士绅合作应对灾情。

然而,19世纪末的英国医学界尚未接受细菌学说,环境医学在英国及其殖民地仍被奉为圭臬。虽然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1863—1943)和德国细菌学泰斗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的高足、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1853—1931)分别在香港疫区分离出鼠疫杆菌,但西方医学界仍未断定腺鼠疫系由老鼠等啮齿类动物身上附着的跳蚤通过吸食人的血液,将鼠疫杆菌传入人体而引发的疾病,相反,人们普遍认为鼠疫的爆发是由华人过于拥挤和肮脏的居住环境引起。有人甚至撰文说,这是一种污秽病,一种“野蛮人的疾病”,与染病者的文明程度有关。港英政府由此采取的逐户卫生检查、强制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虽然一度遭到华人抵制,但证明在阻断疫情方面功不可没。同一时期,由于上海租界积极预防,粤港鼠疫未在上海登陆。《申报》刊登多篇文章介绍西人防疫措施及其背后的公共卫生观念,呼吁清朝地方官员未雨绸缪,效法“藻密虑周”的西式防疫法,采取积极卫生措施以“尽人事”。有作者甚至把是否采取积极防疫措施当作地方官是否“爱民”的标准来认识:“西人于防疫之事,惟日汲汲,其意在乎爱民,非专以为西人地也。中国之官,不可以爱民之名让之西人,宜速设法严防”。舆论要求清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应对疫情。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以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为首的知识阶层愈发意识到,由国家设院收治病患、建立医学堂培养医学人才,于强国保种必须且重要。梁启超曾言,“医者,纯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他还提到自1842年以来,英国国内公共卫生的进步促进了国力强盛,中国若要避免沦为“病夫”,自然也当变法图新,仿效建立西方医学和公共卫生体系。但大概要到1902年袁世凯(1859—1916)从八国联军手中接管天津,在原有卫生局基础上设置北洋卫生局(即天津卫生总局),清政府才拥有第一个由政府领导的市政卫生部门,并在清末新政中推而广之,初步建立起一套以警察为主导的近代国家卫生行政机构及其制度。奉天省(今辽宁省)是最早建立这一卫生行政体系的省份之一,而1910—1911冬夏一场席卷整个东三省的致命肺鼠疫,对这套体系而言无疑是一次严峻考验。

一 临危受命

1907—1910年,欧美市场对土拨鼠(或称旱獭)毛皮需求激增,这种毛皮经染色可与貂皮媲美。丰厚的利润吸引了许多捕猎者,每年春天约有10万名来自山东和直隶的苦力,前往西伯利亚、蒙古和满洲西北部一带捕捉土拨鼠。而仅1910年夏秋两季,满洲里附近的辽阔草原上就聚集1.2万名土拨鼠捕猎者。由于缺少当地居民预防鼠疫的知识,这些捕猎者中有些被病鼠感染。<6>当他们带着猎物聚集在中俄边界的满洲里和海拉尔等待出卖毛皮,然后再返回南方家乡过农历春节时,原本为地方病的肺鼠疫蔓延开来。捕猎者一旦染疫,往往出现头疼、发烧、痰中带血等症状,继而很快死亡。与1894年港粤爆发的腺鼠疫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致命的烈性肺鼠疫传染能力极强,往往通过人的口鼻吸入痰液飞沫中的鼠疫菌进行人际传播。

疫情沿着东清铁路蔓延开来。据官方统计,10月12日,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报告第1例肺鼠疫病例,俄国政府很快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派医生将华人挨次察验,“其有气色可疑者,约三百余人,一律用火车转送出境。一面派兵看守华人所遗空房,不准居住,以免传染”。又于海拉尔、札兰屯、齐齐哈尔、安达布恰图各站,设卫生检查局,“如有华人到站,即须检查”,并将车站之瓦罐车(即空车)暂作医室,将华人染疫者驱之入内调治,“俄人拘赴东清车站之中国病民,受种种难堪之待遇”。同一时期,日本政府派遣专家前往鼠疫发源地调查,很快在长春、奉天等地建立起隔离营和检疫所,中国人和苦力是重点检查对象。11月7日,哈尔滨在出现第一例患者之后,迅速成为鼠疫传播中心,疫情向满洲中部和南部扩散,甚至蔓延到直隶和山东。日俄当局威胁清廷,若中国政府不采取严厉措施控制疫情,他们将派遣自己的医官代为应对。清廷担心日俄借口防疫添调卫生警察和军队,趁机扩大势力范围,因此并未把这次抗击鼠疫视作一次简单的公共卫生事件,而是关乎主权之争。

朝廷将此次抗疫重任交由外务部负责,民政部襄办。外务部右丞施肇基(1877—1958)早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05年陪同五大臣出使欧美考察宪政,熟悉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制度,因此预见到若中国未能用科学方法及时扑灭这场鼠疫,虎视眈眈的日俄就会借口防疫扩张其在东北的利益。施肇基向朝廷鼎力推荐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伍连德(1879—1960),以防疫总医官的身份前往哈尔滨调查疫情,不仅因为伍连德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还因为他曾在英国、德国和法国从事细菌学研究,有资格在与这次疫情相关的病毒研究领域和西方国家、日本同行对话。朝廷同意了施肇基的建议。富于冒险精神、英语比母语流利的伍连德毫不犹豫接受了这一重任,于1910年12月24日抵达哈尔滨火车站,三天后在哈尔滨附近小城傅家甸对一具生前患有肺鼠疫的日本女尸完成解剖,发现鼠疫杆菌,证实了这次大规模流行的鼠疫病因和几乎完全人传人的传播途径,由此将扑灭鼠疫的重点放在控制流动人群和居民身上。伍连德在哈尔滨采取严厉措施搜寻、隔离患者,推动尸体火化,在控制疫情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当鼠疫向南蔓延至奉天,思想开明的东三省总督锡良(1853—1917)很快采取行动,一面请求清廷从大连海关税收中提拨十五万两作为防疫经费,一面在奉天省城赶设医院、检疫所,对乘火车由哈尔滨、长春来奉的乘客商民实行检疫隔离。<10>锡良不相信日本人,拒绝日本政府派遣医务人员参加东北的防疫指挥,转而求助于一直信任的苏格兰医疗传教士司督阁(Dugald Christie,1855—1936,又译作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聘请这位盛京施医院院长担任政府的首席医疗顾问,会同有司成立奉天防疫总局,制定全省防疫计划。接到任命后,司督阁立刻放下正在进行中的盛京医学院工程建设,全心扑在商讨制定全省的防疫计划。

二 苦心经营

在如此重要的防疫指挥系统中担任政府的医学顾问,这是司督阁多年来与当地大员建立起亲密友谊的结果。而当时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义和团暴乱平息后,西方差会在中国的“黄金时代”随之开启,中国似乎“正在同时经历现代化和福音化”。赵尔巽(1844—1927)和徐世昌(1855—1939)主政奉天时期,政府官署采用西式建筑样式。当局参照西方标准改革教育:中学课程设置初等数学和英语;高等教育设立工业、农业、电报、军事、医学、法律、语言等专门学校,培养实业人才;女子入学不像过去那样受到严格限制。有些官办的工业部门还安装了电灯、电报。上层社会的有钱人乐于购买和享受西式家具,遇见外国人握手问候变得普遍。一些当地客栈还提供西餐。人们对外国传教士态度友好,尊重他们宣讲的信息。因此,政府遇到困难向外国人甚至西教士寻求建议和帮助,并不让人感到奇怪。更何况司督阁对这位履任不久的东三省总督印象不错:“就个人而言,他是进步开明的,乐于倾听任何对自己的百姓有益的建议。对他治下的民众,他有着父亲般的热心肠,与民同乐,与民同忧,是中国传统官僚的典范。”

确实,外国人要在帝制中国住下来并且开展工作,与官员搞好关系极为重要,但作为一名在奉天服侍将近三十年的医疗传教士,司督阁同样认为接受官方邀请,参与各种救灾医疗事务服务当地民众,乃福音工作的应有之义。福音布道与治病救人,在他看来同等重要。早在1907年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上,担任医学传教委员会主席的他就已相信,医疗工作不仅仅是一种布道手段,而是教会福音工作中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部分:

“上帝是个灵(Spirit)。如果基督是上帝位格所表明的形象,他又致力于拯救人的身体和灵魂,那么我们也就必须关心完整的人,减轻他们身体的痛苦,同时引导他们的灵魂进入光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像他那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才能给人传完整的福音……我们能想象基督让自己带走罪,而不管身边人们的痛苦吗?没有医疗的传教工作是不合情理的、是片面的。我们虽然没有行神迹的恩赐,但我们有现代科学的所有资源,这同样是上帝的恩赐。随着时代的进步,医学的发现和发明提供了越来越多神奇的医疗手段,这些都是上帝的作为。对我们来说,使用这些医疗手段都是以上帝的名义,为了上帝的荣耀。它们显明上帝的能力和慈爱并不比以往医治神迹的效果差。”

完整的人包括身体和灵魂。基督来到世上不仅拯救人的灵魂,也要拯救人的身体。那么基督徒医生减轻人身体痛苦的工作,就不能简单地隶属于福音布道工作,至少在司督阁看来,二者同等重要,不是对立关系,而且现代科学提供的先进医疗手段,都是上帝的作为,可以为上帝使用医治病患,而不必然导致否认上帝医治的神迹。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新教积极接受现代科学,新教传教士比天主教神父更早将医疗服务纳入传教工作中。<15>这一信念也反映了司督阁所加入的中华博医会(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1887年成立时的初衷:在中国人中推广西方医学,同时推动传教工作。在这次东北肺鼠疫防治中,博医会受清政府邀请参与防治工作,后来受到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接见。这样,当司督阁接受锡良的任命组织奉天省防疫总局时,他有三重身份:政府医疗顾问、西医师和传教士。此外,他还拥有英国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Fellowship of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F.R.C.P.)、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爱丁堡)(Fellowship of the Royal Colleges of Surgeons,F.R.C.S.[Ed.])的头衔,足资证明其了解现代医学发展的前沿。

司督阁,1855年生于苏格兰高地格伦科伊(Glencoe)一个牧场主家庭,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童年时父母先后去世,家庭破产,15岁的小司督阁不得不随兄姊搬迁到格拉斯哥,在一个布商手下当学徒谋生。1874年初,美国传教士穆迪(Dwight Lyman Moody,1837—1899)来到格拉斯哥,掀起宗教复兴浪潮。19岁的司督阁受此影响经历重生,在5月份的某个夜晚,跪在地上祷告,决心从此为基督教事业献身,以服务上帝、引导众人认识上帝为生活的目标和喜乐。<17>为了将来做医疗传教士,他必须先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司督格通过考试,于1877年秋天开始在爱丁堡医学传教会(Edinburgh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学习。这间差传会跟第一位来华医疗传教士彼得·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颇有渊源,不过即便司督阁从一开始就了解这层关系,他也没有决定将来要去中国工作和生活。印度、非洲都曾是理想的目的地,不久,服从差会的安排还是占了上风。

1881年7月,司督阁以优异成绩毕业,随即被任命为爱丁堡医学传教会常驻医生,负责该会所在的传道区的诊所和布道工作,为期一年。第二年8月,司督阁接受苏格兰联合长老会(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cotland,1900年更名为苏格兰联合自由教会[the United Free Church of Scotland])派遣,携新婚妻子伊丽莎白·哈斯蒂(Elizabeth Hastie)以医疗传教士身份前往中国东北开辟医疗和福音工作。

早在司督阁踏上满洲这片土地之前,同属苏格兰长老会的罗约翰(John Ross,1842—1915)就于1872年来到营口传教,不时去往奉天省城(今沈阳)的客栈,向那里的文人传福音。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罗约翰最终在奉天省城购得房产站稳了脚跟。1878年,第一批归信者在奉天城受洗。营口还有一个爱尔兰传教团,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教会。与基督教在东北缓慢的进展状况相比,罗马天主教早在1838年就来到奉天,1882年在奉天建有一座大教堂,数所学校和孤儿院,一所神学院和一所修道院。到了1885年,奉天全省天主教信徒人数超过11000人。然而,天主教主要活动在农村,神父们似乎为了避免引起麻烦,在城市并不活跃。这可能是因为由法国神父主导下的天主教会,因干涉当地司法审判导致教案频发,受到官僚阶层冷遇,因此逐渐在上层社会失去影响力。

1883年春,司督阁和几个同伴在奉天省城住了下来,办起一间小诊所。起初,当地人怀疑他们一行是英国派来侵略中国的先锋,有些人相信西药能改变服用者的心智,迫使他们跟随外国人,接受外国人的教导。针对传教士的谣言四处传播:孩子们的心脏和眼睛被外国人挖出,用来制药和拍照。不久,稳步的医疗工作和公开进行的外科手术,逐渐消除了当地人起初对他们怀有的恐惧和疑虑,外国医生手术的声誉广为传播。1887年,新医院盛京施医院正式开业,许多奉天的高级官员出席了开幕仪式。凭借其精湛的医术,加上刻意经营与政府官员的友好关系,司督阁逐渐在中国官场乃至军队中结交不少朋友,上到盛京将军、下到各级官员,纷纷来他所开办的医院就诊,同时医院也收到来自官员的大量捐助。仅1893年,盛京施医院就收治住院病人539人,手术954例,门诊病人超过2万人。盛京施医院因参加救灾防洪,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中收治清军伤员,曾得到清廷嘉奖,不过却在义和团暴乱期间毁于一场大火。重建后的施医院在司督阁管理下,不但刻意避而不谈义和团造成的损失,而且仍然继续救死扶伤,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开办难民营接待难民。这些慈善活动让司督阁赢得了奉天历任高官的信任。盛京将军赵尔巽、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1862—1938),都向盛京施医院捐赠,表达清政府对司督阁工作的重视和肯定。因其开阔的视野,广泛的同情心,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杰出才能,较之其他来华新教传教士,司督阁在满洲最为成功地扩展了基督教医疗事业,成为把西方医学引入中国东北的先驱。

司督阁清楚意识到,与官员建立友好融洽的关系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在遭遇暴力和发生危险时可以向政府求助,更因为官员可以左右普通百姓的想法。作为一名医疗传教士,司督阁在奉天生活的三十年中,亲眼看到中医误诊发生的许多悲剧,中国人对疾病和病因有许多古怪和迷信的观念,但他也承认中医的优点,比如按摩虽然不一定符合科学,却很高明,拔火罐、某些中草药(大黄、龙胆根,马钱子等等)都很有效。他甚至认为中国人所拥有的医治疾病最有价值的资本是他们神奇的恢复能力。在同等条件下,中国人能够痊愈的疾病,对欧洲人来说可能是致命的。<23>不过,他也发现由于习惯随地吐痰,房屋拥挤,当地肺结核相当普遍。烧炕时冒出来的烟是导致沙眼的主要因素。天花在孩子们中间流行,造成大量眼病和失明。各种消化道疾病也很常见,通常是由经常吃生食和缺少蔬菜引起。传染病如水痘、麻疹、猩红热和天花时有发生,但当地人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也没有采取预防措施遏制其扩散。就在司督阁到达奉天的第一个夏天,霍乱光顾了奉天城及其附近地区,仅八九两个月,从奉天各城门就抬出两万口棺材。但这一切都没有让他随从当时西方舆论或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把清政府或中国人视作所谓的“病夫”或“东亚病夫”。司督阁在191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适当关注婴儿早期生活的护理,对肺结核采取预防措施,对疾病采取科学治疗方法,对卫生保健和卫生设施(hygiene and sanitation)加以改善,就没有一个地方的居民会比满洲居民更为强壮和健康。确实,省城奉天的公共卫生起步晚,卫生设施简陋,离司督阁的期待尚有较大距离,不过到了20世纪初,奉天还是初步建立了一套由警察主导的卫生行政体系。司督阁参与制定的奉天防疫计划,也必须建立在这套体系的基础上。

三 警政为基

早在司督阁到达奉天的两年前,驻奉天总兵左宝贵(1837—1894)就已在奉天创设牛痘局,施种牛痘,“是为卫生之嚆矢”。1896年,同善堂成立,将牛痘局并入堂内。1901年,同善堂附设官立施医院,因设备简陋,无力顾及公共卫生事项。义和团之乱平息后,清政府汲取日本明治维新经验推行新政,引进德国和日本现代警察制度,将公共卫生事务比如监管食品卫生标准、按时清洁公厕、消防、人口普查等交由警察管理。这种由警察主导卫生工作的制度,其背后的理念可追溯到16世纪德意志政治理论家提出的“医学监察”(medical police)概念。18世纪,普鲁士君主以重商主义(cameralism)为治国理念,在开明专制的国家治理中追求富国强兵,一切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皆服务于国家政权,以增强国家实力。故此,统治者首先关心的是其治下人口众多,能养活大量人口并对之实行有效控制。这一理念普遍而基本的特征在于,统治者若要有效利用人口,就需要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命健康。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行政力量直接介入并监督(police)有关民众健康状况的医疗卫生事务。“医学监察”原指公共卫生管理,起初囊括公共卫生行政的所有方面,到了19世纪中期才特指国家机构,其任务在于管理疾病防控,组织和监管国家医学人才和卫生事务。实际上,这些责任最终由警察承担。日本明治政府吸收了德国关于国家医学和医学监察的概念,逐渐明确卫生健康不仅属于个人自利的范畴,也关乎社会公众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政府决定采取何种卫生措施对民众有益,而无需征得民众同意。

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成立第一个由中国人管理的西式公共卫生机构北洋卫生局,实际上是保留了都统衙门时期的卫生局。北洋卫生局由天津警察监管,首要功能之一就是检查船舶和火车,查看乘客和货物是否染疫。1905年,清廷在中央创设巡警部(次年改为民政部),作为统率全国警政的枢纽,其下辖警保司就设有卫生科,负责管理全国卫生事务。后来机构调整,在京师巡警总厅之下设卫生处,负责清洁道路、防疫、医学、医务等事务。各省以袁世凯在保定和天津设立的警察制度为模范,增置巡警道及各级巡警公所,开办巡警学堂。巡警及巡警学堂学生,不但要以身作则搞好个人卫生,还有义务保证街道、客店环境清洁,对在街道及水池河沿等处大小便、倒溺器及垃圾者拘留罚款。

1902年,盛京将军增祺(1851—1919)创立奉天巡警局。1905年,赵尔巽继任盛京将军,对巡警局加以整顿,开设巡警学堂,增加警员薪饷,规定巡警局兼理路工卫生事宜。巡警总局内设卫生科,掌防疫、清道、检查饮食物品、药料,稽核医院等事。各属巡警局设卫生一股,主管地方卫生。虽然存在巡警素质不高,经费滥用和组织散漫的情况,但奉天警政已粗具规模。1907年东三省改制,取消特别区地位,同关内其他省份一样设立总督和巡抚,徐世昌、锡良先后出任东三省总督,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推进警察卫生工作的改革。1909年,巡警总局设立两队清道队负责管理城市街道卫生,每队209名清道夫,负责沟渠疏通、打扫公厕、官井、种痘,以及时疫、兽疫之检查,分析化验药品与饮食物品等等。到了1911年奉天鼠疫爆发之际,全省警区(巡警局)218所,每局设一卫生处,分所687所,巡警19,197名。此外尚有巡警预备队。巡警责任之一就是疾病防控。总体来看,作为东北政治、文化中心的奉天省,医药卫生特别是公共卫生比起内地有些省份稍显逊色,但至清末民初已成体系。这表明清代官僚体系内部已接受国家医学的基本原则:国家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护公众的健康。

四 失去同工

然而,当一场鼠疫大流行突然临到时,单靠这套卫生行政体系还不足以应对。1911年1月2日,一名叫李玉福的20岁苦力,从哈尔滨乘火车进入奉天火车站,下车时病情已经加重,无力求医,当天即病亡。这是奉天省发现的首个肺鼠疫病例。接下来十天又有14名患疫者死亡,其中7人从哈尔滨、长春来奉。显然,疫情传播途径十分明显,系由哈尔滨、长春感染病毒的旅客输入奉城。根据司督阁后来在奉天国际鼠疫会议上提供的报告,奉天鼠疫流行初期,城内交通还未阻断之前,大量黄包车夫、马车夫因从铁路载客而感染鼠疫。劳动力市场附近以及睡在拥挤肮脏客栈中的苦力死亡率最高,青壮年死亡人数多于老人儿童,其中受感染的男性多于女性。鼠疫潜伏期平均3到5天,发病时通常伴有寒颤、头疼、四肢和背部疼痛,有时出现恶心、呕吐、发烧、呼吸急促、咳血痰等症状。

首个鼠疫病例开始出现在奉天之时,从满洲北部南下的火车还未停断,大批苦力涌入奉天省城,而奉天尚未做好抗疫准备,没有防疫人员,没有采取防疫措施,也没有隔离医院。当局在1月12日成立奉天省城防疫事务所(简称防疫所),14日成立奉天防疫总局,以交涉司韩国钧(1857—1942)、民政司张元奇(1858—1922)总负责,为奉天防疫行政总机关。地方设防疫机关550余处,实行查验、隔离、医药、埋葬、焚烧、堵截、消毒、卫生清洁等措施。为了筹集防疫经费,奉天当局还向四国银行团借款40万英磅,并奏请由大清、交通两行各借30万英镑。司督阁带领盛京施医院12名助手和药剂师、两位英国医生荣医生(A.R.Young)和杰克逊(Arthur Jackson,1884—1911)投入抗疫前线,并以政府医疗顾问的身份,会同民政交涉二司、道台、警察署署长、官立医院院长制定奉天省城及其周边地区的防疫计划。锡良还将一辆老式汽车、一匹马和一名男仆交给司督阁支配,方便他出行巡视。由于肺鼠疫传播途径为直接人传人,防疫所原先制定政策的思路是必须把新出现的鼠疫感染者隔离在城外,将曾与感染者接触的人隔离观察。当城里出现病例后,只能设法控制鼠疫的传播范围,并由此制定相应的对策。于是,火车站和奉天城之间一座寺庙被改造为鼠疫医院收容病患。在城外设立6座隔离所,建立一间细菌实验室。

防疫所将奉天省城划分为七个区,每个区都设有防疫机构,包括两名医学毕业生或学生、搜查住宅的12名警察、10名消毒苦力以及一些担架工。为了控制城内各区交通,在城门设置警卫检疫。除了医护人员,卫生警察成为落实防疫计划的主力,实行逐户排查制度,一旦发现感染者,立刻转移,并把接触者送往隔离所,对其生活用品和住房消毒,疫死者尸体进行消毒深埋。

然而,由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长春到奉天一线仍未中断,每天约有1000名苦力乘车从北方疫区而来,准备经奉天回到家乡直隶和山东过年,这给奉天省城的防疫带来很大压力。好在日本当局不久关闭了三等车厢,停止了苦力运输。清政府于1月14日切断奉天到北京的铁路线。当最后一趟载有478名苦力的火车从奉天驶往山海关时,途中发现两例死亡病例,列车被拒进入山海关,不得不直接返回奉天。因为事发突然,奉天火车站留验、隔离所尚未建立,若是听从当局某些人的建议,让没有发病的苦力自由离开,那就意味着鼠疫从奉天大规模向外扩散,若是让苦力们在车厢呆到次日,很多人将在零下25摄氏度的寒冷天气中冻毙。按照防疫计划的分工,司督阁所在的医院要负责对从北方开来的火车进行检疫。这时,从英格兰才到中国两个月的杰克逊医生自告奋勇愿意到奉天火车站检疫,隔离病患。

杰克逊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热爱运动,学习拔尖,身心强健。1905年,杰克逊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圣彼得学院,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后来在利物浦热带医学学院获得热带医学文凭,在英国有医师执业经验。1910年5月,司督阁回国休假,杰克逊从司督阁那里了解到奉天教会的需要,于是向苏格兰联合自由教会(the United Free Church of Scotland)申请服侍机会,结果以医疗传教士身份被派往正在修建中的盛京医学院担任教职。1910年11月12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杰克逊抵达奉天,司督阁亲自去车站迎接,并在不久发现“每个和他接触的人,都特别喜欢他。我们认识许多新来的传教士,但从来没有人这么快就深受中国人欢迎”。对于草创未就的医学院来说,杰克逊的到来犹如及时雨,司督阁对他相当器重,聘其为医学院的教职人员,“无论是人品,还是业务水平,他都很适合那个岗位”。

听闻478名苦力返回奉天火车站,杰克逊向司督阁请缨前往照看这些苦力,要“为这些可怜的穷人尽最大的努力”。两天前,杰克逊已经接种了哈夫金(Haffkine)疫苗,加上以为苦力们此前已接受过日本医生的检查,便以为这次任务风险不高。由于缺少隔离站,下车的苦力们被安排住进车站附近一个充当临时隔离营的大客栈,客栈周围被巡警封锁以防有人逃出。当天晚上,有几个人死去。此后几天,监视隔离营的巡警加强戒备,“将所有枪支一律装弹,若有敢图潜脱者,当即击毙,以杜后患”。同时,奉天省有些地方发现疫情多发生在“下等社会”之苦力,为防鼠疫爆发,竟然令警署严饬各防疫所将辖区小店、伙房所住苦力,一律驱逐出境。这是地方政府对底层人群的公然歧视。

隔离营所有苦力每天必须接受两次检查,以便尽快发现病例。为了便于工作,杰克逊住进车站,从早忙到晚,关怀将要死去的人,对任何有事相求的人都给予热情帮助,从而赢得了众人的信任,尽管此时他还不会说中文。五天之内,客栈有70人死亡。1月23日,也就是载着苦力的火车返回奉天后的第8天,100多名恐慌中的苦力举行暴动,逃出客栈。同一天,剩下的苦力中60人恢复自由,洗浴后穿上政府提供的新衣乘火车返乡,其余的苦力于第二天被移送到正式的隔离营做进一步观察。1月24日,尽管尽可能做好了一切防护,杰克逊还是感染鼠疫病倒了。没有人知道他在什么时候感染了鼠疫。司督阁使用了所有已知的抢救办法,都没有起丝毫作用。25日,26岁的杰克逊医生去世。司督阁失去了一位得力干将,自己因与杰克逊接触过而在隔离营住了一星期,好在没有出现症状。令他最受安慰的是,杰克逊的牺牲感动了许多中国人,上至东三省总督、下至一般民众,多有表达哀悼、崇敬基督信仰的言行。据司督阁转述,当时中国的教外报纸刊登了四位非基督徒作者对杰克逊的评价:

“为了救其他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由此看到他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做了耶稣千百年前做过的事情。”

“他为我们的国家付出劳苦而离世,真正践行了基督徒的原则:为了拯救世人而舍弃自己的生命。”

“他之所以能如此行,是因为他坚信所信奉之宗教的伟大原则,即为了救他人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杰克逊医生并非死于瘟疫,而是死于尽职,虽死犹生。”

“他遵行了上帝的旨意,为世人而死。他来到中国原本要在医学院当老师,但为了拯救他人而献上了自己的全部学识。他的工作还未结束,也不会被他的离世所毁。”

这些评价出自教外人士的手笔,非比寻常,更不用说后来出席追悼会的东三省总督锡良恳切的致辞了:

“杰克逊医生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具有非凡天赋的年轻人。他怀着向东土人民传播医学知识和福音的愿望来到满洲。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他被(疫情)击倒了。长老会因此失去了一位前程远大的新成员,中国政府则失去了一位献上自己生命的帮助者。……啊,杰克逊医生的在天之灵,我们祈愿您为满洲两千万百姓代求,请求上帝除去瘟疫,好让我们可以重新生活,平安无虞。”

司督阁惊讶地发现,杰克逊的死亡可能比他活着时所做的贡献要大得多。他在寄回国内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杰克逊医生已经离开这里的黑暗,上升到光明的世界,我们几乎可以听到他“努力做善良诚实仆人”的叮咛。似乎有些奇怪,他正准备为他的终身事业奋斗11年,然而他在这里的工作时间只有两个月。人们可能会想,在工作开始之前,他就被带走了。但说他的终身事业都浓缩进最后的十天,他的死是他的事业中最伟大的部分,应该更为正确。”

五 抗疫观察

杰克逊的离世并未让他盛京施医院的同事们退缩。新建的隔离营需要4名医护人员,盛京施医院12名助手和药剂师全部报名参加。这让司督阁备感欣慰。即便如此,医护人员仍然不足,医学院的学生不得不当作医生来使用,此外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培训检查人员和卫生警察。每天早晨,医生及其助手、警察和招募来的苦力,戴上罩着脸的头盔、包起头的帽子,套上手套,脚蹬高口俄国皮靴,身裹严实的白色大褂,就开始执行分派的任务。如此不专业的防疫力量,在控制疫情的过程中还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让司督阁感到惊讶。

司督阁的记载证明卫生警察在防疫中确实履行了职责:

“每天早上,穿着洁净的白色工作服、带着面罩的卫生警察陆续出发,分别在指定的街区巡查。客栈、出租屋和茶楼,以及曾经出现过鼠疫病例的地方,每天检查一次,其他地方每两天检查一次。警察如果发现疑似病例,就向队长报告。如果某人可疑,就会被记录在案,过几个小时再被查看。警察如果发现对方明显是鼠疫感染者,就会叫来担架队把患者直接送往鼠疫医院,然后通知当地警察所,把曾经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送往最近的隔离站,并烧毁患者使用过的被褥和其他生活用品,对房子进行消毒,然后安排人看守。”<42>

但事实上,检疫人员因多是临时抽调和征募的巡警、士兵和其他平民,在防疫过程中难免出现简单粗暴的情况。这是司督阁的观察记录没有提及的。比如检疫人员仅从表面症状来判定对方感染鼠疫,就将不过是旧疾发作的人强行拖走甚至掩埋。有奉天陆军一伙夫偶患寒病,与鼠疫症状相似,检疫员察觉后立即将其送交检疫所。该伙夫喝了某医生开的药水后迷糊不醒,随即被装殓薄棺付葬,正在挖土时该伙夫“跃然起立,埋葬队骇不敢前”。又有奉天火车站顺兴店内有一名年逾五旬的苦力,素有痰疾,因天气严寒旧疾复发,横睡榻上,防疫人员怀疑其为鼠疫患者,拖起洒以石灰水,该苦力惊吓昏迷,防疫所即令人装棺掩埋。行至途中,该苦力苏醒,幸亏棺木由薄片制成,该人方能踹破出逃。抬埋人员追之不及,回报检疫所云该苦力“游尸而逃”。 <43>此外,某些充当隔离站的场所条件堪忧,人们视进入隔离所为畏途。奉天小西边门外设立之防疫所,房屋空敞,没有暖炉,病人卧于地,铺以石灰,原有衣服被褥概不准用。饮食不足,雇佣的夫役也不留意扶持,被隔离之人“因苦生愁,因愁生病”,加上医生害怕染疫,不认真施治,结果“死亡相继,厥状甚惨”。 <44>许多人害怕警察入门带走患病亲属,就把病人藏起来,趁晚上把尸体放在大街上,让政府无迹可查。欺骗防疫人员、隐瞒疫情之事时有发生。有人担心死者尸体被拉走,自己作为密切接触者被隔离,于是把死者尸体藏在大雪覆盖的沟渠和深坑里。他们让小孩子在门口放哨,看见检疫人员沿街走来就放出信号,随即将所有能走或不能走的病人藏在柜子里或者院中的柴堆里,直到卫生警察离去。<45>

司督阁认为民众之所以抵制政府推行的防疫措施,首先是人们对防疫措施的必要性和效果普遍持怀疑态度。大规模的检疫措施让许多中国人感到新奇不解,受宿命论观念影响的人们相信这场鼠疫是天灾,大限到了的时候,所有人都得死,谁也逃不掉。既然这样,为什么要把人送到隔离营,把好端端的衣物被褥烧掉呢?官方事后报告也指出,普通民众迷信天命鬼神之说,要么以为死生有命,不思医治,反对隔离,要么求仙方、持斋祷祀坐以待愈。<46>民众特别是村民固然缺乏防护意识,但是坚持举行传统的丧葬习俗,才是导致鼠疫沿着乡村公路蔓延到各个村庄并最终大爆发的主因。司督阁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悲剧:

“起初,无知的人们盲目地将自己暴露在鼠疫感染之下。一个小村庄里有个男人,从奉天染病赶回家,不久亡故,家属陪伴在侧,按照习俗举行(葬埋)仪式。几天后,除了一名婴儿在死去的母亲身边哭嚎之外,24小时之内,全家七口人全部死去。邻居们埋葬了尸体,然后动手拿走了屋内的东西,包括衣服、被褥,甚至病人曾经坐过的垫子。此后几天,他们一个接一个感染鼠疫,除了一名七十多岁的老妇和三名婴儿之外,全村约150人都死了。”<47>

官方报告也指出,丧葬习俗是普通民众抵制政府防疫措施的原因之一。

“疫毙之尸,欲其速殓,而丧家多择期殡殓;疫毙尸棺,欲其速葬,而丧家多停棺不葬。(贫者有停三日或七日即葬者,而富者则停至经年,甚有寡妇无子,停夫棺于堂,待天年后与之同举殡者。)尸棺之葬贵乎适法,而丧家掘土浅深之度不讲,掩土消毒之方不闻,若夫火葬之最宜于防疫,则且有闻而却走者。……自防疫会举行一切丧葬焚埋之法强制行之,而所谓习惯成俗牢不可破者,一且廓如而怨谤繁兴,各防疫员医几以一身为众矢的,匿尸等事时有所闻。”<48>

民众抵制政府防疫措施的局面不久得到改变。一方面,面对如此巨大的恐怖,村民自卫求生的本能战胜了宿命论。另一方面,官方印发的宣传材料发挥了积极作用。政府督查地方官绅筹设宣讲所,发行防疫官报、白话报。这种称作“鼠疫公告”的小型报纸,每天发布官方消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鼠疫的危险、传播途径以及应该采取的预防措施。防疫人员携带这些宣传材料四处演说。成千上万的布告和传单从奉天运往各个村庄,村民们获得有关鼠疫和如何防疫的知识,迅速行动起来,许多地方关闭了客栈,在自己村子外围建立封锁线,不许任何人进出,外来人员甚至是亲朋好友也一律不准在村中过夜。为了取得生活必须品,村民们联合起来派人赶车进入奉天,但不许他们接触城里人,在得到生活必需品后必须立刻返回。<49>这种民间互助的做法,在司督阁看来正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

其实,国家力量和现代医学主导下的防疫措施,在推行过程中往往难以适应出现的具体情况。政府逐户强制实行清洁消毒,区分公众防疫和个人防疫,前者主要由政府派清道队和巡警处理公共场所的垃圾污物,后者涉及到个人住房、衣物、食料等清洁卫生,特别是病者的房屋、衣服、生活用品等要经特别消毒,死者房屋、寝具要焚烧。人烟稠密之市场和底层民众丛杂之处,每日由警局派卫生人员巡查消毒。<50>民间团体或出于宗教原因,或出于便利,或出于利益考量,成立防疫会,或多或少希望在这次抗击疫情中减少政府对他们的直接干预。比如奉天省铁岭县的回民打算自设病院,向警局报告立案,警局担心导致传染,不准所请,而该回民“坚执甚力,因其平日饮食与汉人不同故耳”。因为病人一经防疫所查出,即刻被抬送进隔离病院,而病人一入院,死者十常八九,又不准亲人探视,所以回民筹款自设防疫会一处,“如有教中男女染疫者,由该会自行料理,以免送入隔离病院,致饮食不便,有违教规云”。因隔断交通,导致生活困顿者,可向回民发起的慈善会申请周济。<51>

商人对政府强制推行的防疫措施反应最为激烈。起初,地方商会意识到防疫总局的力量有限,于是成立自己的卫生组织,为本城商人提供隔离医院和稽查队。防疫总局起初赞成这些非官方的努力,甚至在一开始助其设立临时防疫会,其成员包括学界、商会、自治会、农务会等团体,以协助防疫总局及巡警局。防疫会主要任务是清洁消毒、检验食品、调查病人,为此在指定地段劝导商户住户对屋内实行清洁消毒,“各商户住户有不服从本会劝导者,由劝导员通告巡警强制执行”。 <52>商会真实的意图是,想借此改进政府的强制防疫措施中严苛的方面,他们曾为此付出代价。

司督阁记载,奉天有家店铺因为死了一个人,被迫关闭消毒,其余29人被送至隔离营,这让店主暴跳如雷。一些商人认定商业活动不应该受到干扰,他们对政府搜查住宅、迁出疑似者尤其不满,因此联合起来筹资建立自己的鼠疫医院。商人们并不反对西式隔离防疫措施,而是希望将其与中国的做法折中。他们一开始聘请司督阁负责这家医院。司督阁劝说他们防疫工作只能与政府合作,必须遵守防疫局制定的统一严格的规章制度,否则情况会更糟。商人们拒绝了司督阁的建议,将一所院子当作临时医院,院子一边是隔离室,一边是鼠疫感染者的病房。他们聘请两位中医负责,用针灸和其他传统医方治疗,既没有采取适当的防疫措施,也没有戴面罩,甚至允许病人家属来探视,在两个病区之间进出也不使用消毒剂,很快,院子里几乎所有人都死了,包括那两位中医。之后,惊慌失措的商人才允许卫生警察消毒,关闭院子。这家临时医院运转了12天,死亡251人,代价高昂,给奉天人留下深刻教训。<53>

与商人的折中做法不同,抵制防疫措施的一般民众会选择直接和防疫人员对抗。比如铁岭防疫分局派人扑灭辖地某屯疫情,掩埋扔弃的尸体,隔断交通,不料当地教民刘井泉出来阻挠,肆口谩骂,指称消毒人员强夺财物。该屯公会将刘缚送官府,笞责一百释放。开原某村教民高某,日前其家人有染疫,死者经铁岭山头堡防疫分所查知,前往消毒。高某不允,率众欲殴打消毒人员,该消毒队见寡不敌众,只好回城向官府报告。<54>

在官方看来,这些损害个人自由的做法,于防疫固然不得已,而普通民众起而抵制,也属情理之中:

“三省风气初开,民智幼稚,平日于地方卫生行政多未讲求。当疫事方始之际,一切清洁行政,全恃官力为之举办,而能由地方公众担任者实鲜。至于种种消毒法,非所习见,尤不免相率疑惧,梗阻横生。”<55>

值得一提的是,在奉天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疫情扩散期间,司督阁观察到某些关于疫情的谣言在满洲流传。人们到处议论,日本人为了占领满洲,雇佣中国人往水井投撒毒药,故意传播鼠疫。信以为真的中国人将城镇和村庄的水井都用井盖封锁。一些井口发现了白粉,许多村子家中有这种白粉的人都被抓了起来,一些被抓的人谎称是日本人花钱让他们往井里投这些白粉。造谣者被警署迅速抓获,经过化验,这些白粉不过是卖猪肉时使用的无害萘粉(卫生球)。奉天省民政司张元奇为禁止谣言,贴出告示云:

“法国医生梅尼、奉天英国医生嘉克逊(笔者按:即在这次抗疫中牺牲的杰克逊)、新民府日本医生守川,皆系我国聘请办理防疫事务,因染疫而死,即哈尔滨一带,俄人亦多疫毙。岂皆死于毒药耶?奉省轮轨交通,各国均有居留之民,若仅一国撒布毒药,他国不起而干涉耶?此等邪说,不辩自明,稍明事理者决不能信。乃无知愚民以讹传讹,自为惊扰,而于卫生道理防疫方法,偏不肯信,何愦愦至此!” <56>

除了井水投毒,流传的谣言还包括焚烧活人、活埋鼠疫患者、隔离站逼迫女子赤身与男人混浴等等。政府查明谣言,下令禁止传谣。为了消除这些无知和偏见,防疫局派出宣讲员到城市各处宣讲,同时张贴布告,用通俗语言解释鼠疫的性质以及为防扩散采取的措施。布告每天都有更新,详细统计鼠疫总体流行趋势,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7>

六 国际会议

进入3月份,死亡人数开始下降,到了月底,奉天南部辽阳县疫情已被扑灭,长春也对道路交通解禁,防疫分局被裁撤,一切防疫事务交由巡警局办理。奉天省各地开始裁撤隔离所、病院,遣散防疫人员。总督锡良向朝廷电奏东三省鼠疫已经消灭。4月,东三省各地鼠疫陆续消退,13日,奉天当局饬令裁撤防疫总局。<58>疫情消退,固然由于厉行现代卫生防疫措施,也与天气转暖有关,而不是因鼠疫病菌毒性减弱。<59>据伍连德统计,这场肆虐东三省和华北的肺鼠疫,夺走了6万人的生命。官方统计奉天全省疫毙者7068人。<60>为了防止日俄以防疫为名扩张在东北的管辖权及影响力,清政府利用美国“门户开放”的政策,尽力促使鼠疫防治问题国际化。在这样的背景下,4月3日,清政府以国宾待遇邀请各国专家到奉天参加国际防疫大会。会场恰巧位于司督阁在建医学院的隔壁。朝廷特使施肇基在开幕式致辞,代表清廷下定决心,要“用所能获得的最先进的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去战胜所面临的鼠疫。我们将通盘考虑诸位的意见,并尽最大的可能把其付诸实践”。 <61>这次会议是中国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医学会议,会议持续了26天,总共举行了24次全体会议,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33名代表出席大会,讨论肺鼠疫的起源、传播途径、临床症状、细菌学和病理学方面的意义、抗击鼠疫的措施等等问题。与会者主要是流行病学家和细菌学专家,其中包括日本著名的细菌学专家北里柴三郎。

司督阁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会议,见到了32岁的东三省防疫总医官、这次大会的主席伍连德,看到这位年轻人主持各种会议,“举止端庄,才智超群,得到所有与会者的尊敬”。伍连德也注意到司督阁:蓄有精心修整的胡须,在所有客人中穿戴最为整洁,虽然身为传教士,却极易被误认为英国贵族。<62>这两位在抗击疫情中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的医学专家,终于齐聚一堂。东三省总督锡良在会议开幕时发表演讲,代表清政府承认西方防疫措施在控制疫情时优于传统医疗手段,与铁路、电报电灯等现代化设施一样,西医也应被用来服务于国家繁荣和民众福祉。

“我们中国人长久以来服膺一套古老的医疗实践体系,千百年来的经验证明,这套体系在治疗许多疾病方面是有效的。然而,三四个月前中国人对这种流行病茫然无知,这给我们以深刻教训,并迫使我们其中的一些人重新审视中医的价值。我们认为,医学的进步与知识的进步紧密相关,如果说铁路、电报、电灯以及其他现代发明,对这个国家的物质繁荣是不可缺少的,那么,为了民众的利益,我们也应该利用现代的西医资源。”<63>

从当时的会议记录来看,司督阁对于细菌学、病理学等专业领域似乎没有发表意见。他向大会提供的报告也仅仅是一份有关奉天患疫者的临床数据,并且在提交时强调“这些笔记很不完整。事实是,在这次鼠疫流行期间,我们忙于确定和执行保护人们的措施,没有时间做细致的临床观察”。但他还是在鼠疫流行初期,对病人脉搏做了专门记录,将其描述为一种诊断体征。不过,这种方法没有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会议作出的临时结论虽然承认脉搏加快是感染鼠疫的早期症状,但确诊只能通过对痰液进行细菌检查。<64>比起科学研究,司督阁更擅长和关心的领域是实际的防疫措施。他批评会议在细菌学方面花费大量时间,却没有强调教育民众的重要性。“如果鼠疫流行初期就把重点放在对人民的教育上,已经出现的许多困难将永远不会发生。”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正如奉天附近村庄的村民收到城里发来的传单,了解鼠疫及其相关防疫措施,就立刻积极行动起来,切断交通,彼此互助。这对于战胜疫情正是一个极好的例证。<65>

作为政府的医疗顾问,司督阁提醒大会,中国政府更关心防止鼠疫传播的实用措施。比如若人力车、电车和其他交通工具能够传染鼠疫,会议就应该对此作出论证,给中国政府是否采取完全停运交通的方式提出明确建议。司督阁认为人力车问题非常棘手。鼠疫流行之初,许多马车夫和人力车夫因前往火车站拉客而感染鼠疫,如果因此完全停断交通,大批人力车夫将失业,生活无以为继。政府最终决定对人力车进行消毒,由卫生警察和人力车夫将车打扫干净,对其进行熏蒸和消毒。彻底消毒后的人力车要插一面旗帜,表示经过消毒,不会传染鼠疫。与会者中有人认为这样做没有价值,对人力车消毒花费了大量时间金钱。除此而外,司督阁关心的议题包括隔离所、鼠疫医院建设方面的具体问题。比如隔离所一个房间内应住多少人,收治疑似患者的医院建在哪里才方便送达最近的鼠疫医院等等。<66>

大会最后向中国政府提交一份临时报告,建议清政府改善城镇和乡村卫生条件,建立由医务人员负责的传染病死亡登记和通报制度,设置应急和常设的隔离医院以及常设消毒队,在每个行政区设立由医护人员组成的卫生机构,其上设立常设的卫生核心组织,以随时应付可能爆发的鼠疫。报告还建议清政府与相关国家合作,在华北建立一个国际港口卫生管理和防疫部门,设置一个中央公共卫生部门,以应对将来传染病的爆发,并在中国开展有效的医学教育。<67>会议结束后,清政府很快在哈尔滨成立北满防疫处(the North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由伍连德负责。该机构并未因当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夭折,而是于1912年10月改称为满洲防疫处(the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下设医院和实验室,其经费由哈尔滨海关税务司拨付,主要职责是鼠疫的调查研究与防治、收集鼠疫流行病学数据、研制鼠疫疫苗等等。<68>显然,满洲防疫处并非中央一级公共卫生部门,因为后者有赖于一个稳定的全国性政权的保障。司督阁有理由感到高兴,奉天省政府请求他在将来开办的盛京医学院中,增加一名专攻公共卫生防疫的教师,工资由政府支付。英国国王为了表彰司督阁在鼠疫防治中的突出表现,授予他“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C.M.G)。人们逐渐从这场鼠疫带来的恐惧和破坏中恢复过来。盛京医学院被迫中断的工程建设恢复开工,新落成的医学院于1912年3月28日开学,第一届50名医学生走进医学院课堂。<69>

七 结语

1910—1911年冬春爆发的肺鼠疫,夺去了6万人的生命。灾难过后,清政府在哈尔滨成立了北满防疫处,尽管其服务范围仅局限于满洲,却奠定了中国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此前,清廷从上到下寄望传统的医疗手段能有效阻断瘟疫蔓延,但面对如此烈性的传染病不得不承认传统医疗手段无效,转而求助西医,将防疫工作托付给受过西方医学训练的医官,同意采取诸如强制逐户检查、隔离病患、对尸体火葬等激进措施。然而,伍连德、司督阁及其同僚抗击疫情的成功,虽然至少改变了清廷一些官员对待西医的排拒态度,却不意味着传统医学的式微。现代防疫措施仍不足以说服多数国人认识到西医的功效,甚至到了1918年2月山西大同爆发疫情,当地居民仍有人抱怨穿着白外套、戴着白口罩的卫生员有如鬼魅,让他们感到害怕。甚至地方政府一度抵制北京当局派遣现代医疗队来扑灭瘟疫。<70>

国家应为民众的生命健康负责,这一理念以往多半局限在通商口岸的租界,甲午战争后开始得到清廷改良派的支持和接纳,在清末新政期间经由德国日本模式获得制度层面的落实,最终连同西方医疗手段在这次东三省鼠疫防治中由警察付诸实施。在这场鼠疫防治中,奉天省设立防疫总局,指导东三省鼠疫防治,显明国家开始积极参与卫生事业,试图将长期以来在传染病流行期间主要由民间慈善团体承担的赈济救灾事业,纳入国家行政事务。事后证明,由警察主导的卫生防疫体系,在阻断疫情、控制疾病传播方面确有成效,但在强制推行防疫措施的过程中,因其简单粗暴的做法和对民众传统习俗观念的冲击,受到普通民众特别是商人团体的抵制。东三省总督锡良对此的解释是,“隔离、消毒既于民情不便,焚尸、烧屋尤类残刻所为,然非实力执行,则疫无遏止之期,不特三省千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不能自保,交通久断则商务失败,人心扰乱则交涉横生,贻祸何堪设想”。 <71>这颇有不惜一切代价的味道。事实上,当一种大规模的瘟疫爆发,民众本来就陷入恐慌与害怕,突然之间采取强制性的检疫、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这在许多社会都可能引发民众抵制和冲突。<72>

在华差会从中看到,比起强制执行卫生防疫的规章制度,中国最需要的首先是进行全国性的卫生教育,让普通民众破除迷信观念,了解疾病预防知识。博医会、基督教青年会在这次疫情结束后,积极推动中国公共卫生教育运动。<73>这恰恰是司督阁在鼠疫会议上认为最应该吸取的经验。在整个抗疫期间,司督阁并未做旁观者。作为政府聘请的医学顾问,他全程参与制定防疫计划,并记录下普通民众的反应。作为医疗传教士,他带领教会医院的同工全力投入防疫工作,关心底层苦力的境遇,同工杰克逊甚至为之牺牲,赢得了世人对基督信仰的崇敬。司督阁在总结奉天抗击鼠疫时说道:“奉天抗击鼠疫的斗争是由中国人自己承担起来的,他们在与外国同事并肩战斗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聪慧和热诚。”<74>如此赞誉与十多年前医疗传教士嘉约翰批评广州抗击鼠疫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国家医学的肇建及西方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之变迁。

摘自 https://www.kosmoschina.org/%E5%8F%B8%E7%9D%A3%E9%98%81%E4%B8%8E1910-1911%E5%B9%B4%E5%A5%89%E5%A4%A9%E8%82%BA%E9%BC%A0%E7%96%AB%E7%9A%84%E9%98%B2%E6%B2%BB-%E4%B8%81%E7%A5%96%E6%BD%98/

纪念一百年前为中国东北人民奉献一生的基督徒医生们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长期以来的舆论和教育系统的片面宣传,使大陆教育系统里的年轻人对很多基督徒在上个世纪毕生为中国人民的牺牲和爱心奉献完全不了解。

这里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在此介绍一位为张学良将军和袁世凯总统所熟知的毕生奉献给中国东北人民的英国基督徒医生司督阁。

司督阁医生(Dugald Christie, 1855-1936)英国籍苏格兰人,是近代来华著名英籍医学博士,基督耶稣的使者,从1882年至1923年在我国东北地区施医,历经40年,先后创办了盛京(今沈阳)施医院、女施医院、盛京西医学堂,是第一位将西方医学传入我国东北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士。  

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前身是于1883年由司督阁医生在沈阳兴建的东北第一家西医院盛京施医院。医院成立的早期带有慈善性质,有对患者免费看病的记录。1907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与司督阁医生商谈后,决定在盛京施医院东侧拨地一块,每年拨银3000两,筹建奉天医科大学。1909年,司督阁医生又从英国募集5000英镑,补充建校资金。1912年,奉天医科大学建成,后改名为盛京医科大学。在此之后,盛京施医院不断发展。1949年,被中国医科大学接管,并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网站:http://www.sj-hospital.org/

近代东北地区天灾人祸频仍,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战乱和天灾期间,东北的基督教传教士积极参加救灾医疗工作,为减轻人民痛苦尽了一份力,但对于挣扎在痛苦边缘的东北人民来说,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此期间作出突出贡献的一些传教士,因此被广大东北民众所感念和铭记。

司督阁医生,东北基督教传教士的杰出代表,在其长达40余年的施医布道生涯中,他以精湛的医术解除了众多患者的病痛,并在救灾活动中挽救了无数灾民的生命,在他结束东北的施医布道生涯返回祖国以后,当时的东北民众并没有因为其离去而忘记他,人们在其亲手缔造的盛京施医院前面为其竖立了一座青铜半身塑像。

1926年10月17日,在司督阁医生塑像的仪式上,张学良将军亲手揭下塑像上覆盖着的中国旗帜。在花岗岩基座上面有一段中文铭文,叙述了司督阁医生在沈阳的劳动,并对其作出的贡献表达了感激之情,最后,用以下话语结束了全篇:“为了保持对他的永久记忆,竖立这座青铜雕像的一笔钱已经被筹集起来,如上对他生活的简短叙述,作为对所有阅读者的一种激励,已经被镌刻在石头上。” 司督阁医生只是广大基督徒传教士中的一位典型代表,其间,还有许多默默无闻地为广大东北民众奉献爱心的基督徒医生,他们的一些故事至今仍流传在当地民众当中。人们铭记他们,是因为他们带来的是其救苦救难的善举。

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30年代前的近半个世纪内,中国东北地区遭受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乱,即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和日俄战争。战乱中,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救助,成了饱受痛苦折磨的人渡过灾难、重新生活的希望。在东北的一些基督教传教士,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也投身于这些救助活动之中,向身受苦难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为他们脱离苦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战争初期,由于交通不便、消息隔绝,位于东北腹地的奉天并未感受到战争的威胁,社会秩序井然。直到当年7月末,驻守奉天的左宝贵接到朝廷旨令开赴朝鲜战场参战,这里的人们才感受到战争的威胁。也就在此时,在奉天的司督阁医生就已经开始了救治伤兵的工作。许多在平壤受伤的官兵住进了盛京施医院。盛京将军后来下了一道命令:所有伤员直接送到盛京施医院进行治疗。到10月28日早上,清军战败的消息已经广为人知,恐慌笼罩着整个奉天,城市处于骚乱的边缘。司督阁医生安排好可靠的人员管理教堂和医院后,便带着家人退避到营口。奉天的救助活动也就此告一段落。

随着司督阁医生南下营口,基督教会救治伤兵的工作也转移到这里。当战争的硝烟笼罩在营口上空时,激烈的战斗持续不断,由于当时中国军队中没有任何战地救护服务组织,很多伤兵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司督阁医生在营口地方官员的支持下,于1894年12月3日建立了营口红十字医院,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红十字医院。医院设在一处租用的客栈内,共有8位医生,营口港的戴利医生被推举为负责人,全面主持红十字医院的工作。这些人中,除了从营口港军舰上来的两个人是外科医生外,其余的人都是基督教传教士。

医院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前来救治的伤员并不多,一些前来接受治疗的士兵只是出于无奈,因为当时中国军队中没有疗救的任何手段。但早期接受治疗的人回去以后,讲述了在医院受到的照顾,人们奔走相告,消息在军队中迅速传开,官兵对医院的信任与日俱增,送到医院接受治疗的伤员开始多了起来。正如司督阁医生在一份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医院应诊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军。那些早期治愈出院的伤兵对于树立其后来者接受外国人治疗的信心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医院的伤兵数量也随着战争的继续而增加。” 为此,医院不得不多租赁几家客栈,以容纳不断增加的伤员。诊疗工作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在红十字医院存在的数月时间里,1000多名伤员在这里得到了有效治疗。基督教医师们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无私奉献精神,在社会各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清朝官员公开承认红十字会,并表示随时为红十字会的工作提供帮助。“ 甲午之役,营口红十字医院治疗伤兵,教会中西人士亲进汤药,夜以继日,兵士感激。”

战争结束后,清朝光绪皇帝授予了红十字医院包括司督阁医生在内的几位主要医生双龙宝星三级勋章,以表彰其在战争中所作的贡献。

1904—1905年,日、俄两大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远东的霸权而在中国东北大打出手,中国东北地区成了战争的主战场。日俄战争中,日、俄两军在中国土地上最后一次大规模争夺战是奉天大会战,是役,俄军投入40万兵力,日军也投入30多万兵力,战役从1905年2月下旬一直持续到3月10日,最终以日军攻陷奉天,俄军败退而告终。奉天大会战,给无数中国居民带来巨大灾难。奉天府尹在“道上遇见穷民数十次,有四五十一伙的,有一百多一伙的,来拦舆喊冤,哭声震地”,诉说他们“家产房屋,烧掠已空”的苦难。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俄军从奉天败退后,大批伤员涌入奉天的教会医院。在战役的最后一天清晨,伤员陆续来到盛京施医院, “上午9点钟,手术室开始忙碌,一个接一个的中国人和俄国人被抬了进来,整整一天,我们一直忙个不停”。随着伤员涌入奉天的还有大量的难民。据估计,从战争开始到结束,除逃到新民屯和其他地方的数千难民之外,进入奉天的难民总数约9万人。

应该看到,东北地区教会的救助活动是中国红十字会救助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督徒传教士与中国红十字会一起,为解救深受战争蹂躏的灾区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些著名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战争结束后,受到了中国朝野人士的嘉许。直隶总督袁世凯给司督阁医生亲笔写了一封感谢信,代表朝廷向他表达了谢忱之意:

尊敬的克里斯蒂(即司督阁,作者注。)先生:

因为您在日俄战争中对沈阳及沈阳周围地区那些无家可归和穷困人们仁慈和及时的帮助,无私地为他们提供食物、衣服和药品,请允许我,直隶总督,代表朝廷对您表示感谢。我真诚地希望在上帝的保佑下,光大您的普世之爱,在您一直深深热爱着的中国人民中间继续从事您的工作。

祝您健康愉快!

您的真诚朋友直隶总督袁世凯

1905年7月7日于天津

附:1800-1950:中国的医院都是些谁建立的?

在网上浏览中看到耶鲁大学的1800-1950年中国的西医医院与医学机构的统计表(//www.yale.edu/adhoc/WMC/InstitutionsInventory.pdf)

它对中国1800-1950年有西医的医院和医学机构进行了统计。各条目所列内容包括所在省、所在市、所在市旧名,医院或医学机构名称、建立与资助机构、建立年份、资料档案所在地,以及备注。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在海外许多年了,大概知道中国现代的医院开始于基督教传教士,但在多大程度上是基督教传教士的贡献,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统计资料。出于好奇,我开始仔细分析这份资料。这是耶鲁大学仍在进行中的一项调查工作,因此网页中列了一个叫David Luesink的电子邮件地址,要大家对列表有更正或补充就向他报告。我下面的分析就是根据该列表截至2014年9月的资料。统计表中共列出了1800-1950年中国的527所现代(即有西医)的医院和医学机构。我把它们分成以下五大类进行统计:1)教会设立与资助的;2)设立与资助单位尚不不清楚的;3)公立或军队医院;4)红十字会医院;5)私立医院或其他(不属于前述的任何一种)机构医院。分省统计的结果见本文后面附录。这里是全国总计的情况。括号中的数字是同一类中的医院或医学机构最早建立的年份。

全国总计(Total):527家
教会设立与资助医院与医学机构:351(1835)
设立与资助单位未确定医院与医学机构:144(1890)
公立或军队医院:18 (1908 或 1911)
红十字会医院: 5 (1907)
私立医院或其他机构医院: 9(1900)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在527家有西医的现代医院和医疗机构中,有144家现在还不能确定当时的建立和资助机构。在剩下的383家中,由教会和传教士建立的是351家,占91.6%;公立或军队医院为18家,占4.7%;红十字会建立的5家,占1.3%;私立或其他机构医院9家,占2.4%。

国内其他著名教会医院名单:

1、1835年广州眼科医局后改为广州博济医院

(现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是中国第一间西医医院)

2、1844年上海仁济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3、1866年上海同仁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4、1877年苏州公济医院

(现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5、1883年苏州博习医院

(中国最早使用X光机医院,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6、1883年济南共和医学校

(现为齐鲁大学医学院又称齐鲁大学医科)

7、1885年北京道济医院(现为北京市第六医院)

8、1890年,济南华美医院与医校

(现山东大学附属医院)

9、1898年,广州花地精神病医院(中国第一所西式疗法精神病 医院,现为广州市脑科医院)

10、1903年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

(现为上海第二医学院)

11、1905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12、1906年,协和医学堂

(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前身,由5个教会合作开办,19 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解放军301医院前身)

13、1907年由传教士组织的中国红十字会救助中心

(上海华山医 院)

14、1907年上海圣玛利亚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1900年普仁医院

(现为北京市普仁医院、无锡市普仁医院)

16、1913年泸州福音医院

(现川南医院,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17、1914年湘雅医学校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18、1919年山西川至医学校

(现为山西医科大学)

19、1926年宏恩医院

(现为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20、1928年汉口协和医学堂

(现为武汉协和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汉口协 和医院)

摘自 http://reader.epubee.com/books/mobile/09/09ffb8bb567d517175858188da52c485/text00013.html#footnote_content_txt007_24

纪念一百年前在救助中国东北鼠疫中牺牲的剑桥大学医学院高材生

鼠疫的疫源为旱獭,主要生存于蒙古、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和中国东北地区,穴居于干燥寒冷的草甸中。当时,旱獭的毛皮在世界市场上十分热销。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出于猎取旱獭皮毛,使人类进入了鼠间鼠疫的传播链,从而导致了鼠间鼠疫向人间的传播。此次东北鼠疫的疫源地在俄罗斯境内。随着染疫劳工回国,鼠疫由俄境向中国东北传播开来。

1910年10月,中俄边境重镇满洲里首先发现疫情,随后,瘟疫沿着铁路迅速蔓延,由哈尔滨、长春蔓延于黑龙江、吉林、奉天,疫势如江河一泻千里,不可遏绝。最后侵入直隶(今河北省,包括天津)、山东,威胁京师。直至1911年4月,疫情才被彻底控制。此次鼠疫,给所波及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相关资料统计,此次瘟疫死亡人数计为5.2462万人,其中黑龙江省1.5295万人,吉林省(包括哈尔滨)2.7476万人,奉天省5259人,旅顺大连76人,京奉铁路沿线1693人,京汉铁路沿线173人,津浦铁路沿线928人,山东省1526人。再加上其他未及统计的人数,死于此疫人员达到6万余人。

在抗击鼠疫的过程中,东北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医师也积极参加到防疫斗争中来,为扑灭这场瘟疫作出了一定贡献。在奉天的基督徒医生司督阁撰写了《论鼠疫》一文,对鼠疫发生的原因、染病症状以及防治措施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指出其发病原因在于微生虫进入人体“令身体改常发病”,“其毒有时入液核名为染核疫,有时入肺名为染肺疫”,发病症状“先觉身体困倦发冷,继而发烧,头痛甚,腰与四肢及胸前等处均痛,脉快、呼吸急,咳嗽咯血,身体颓败昏谵,二三日即死”,提出了注意居室清洁卫生、于火车站等处设立防疫所、焚烧染疫者所用衣物等具体防疫办法,为防治鼠疫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救助中国东北鼠疫中一名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基督徒医生嘉可颂不幸牺牲。

1884年,嘉可颂(Arthur Frame Jackson)出生在英国的Oxton,是家中第二个男孩。他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是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并且热心于教会事奉,父亲是教会里的长老。在嘉可颂殉道时,他的一位叔叔在尼日利亚宣教,他的一位阿姨则在印度宣教工场上努力地工作着。

年轻的嘉可颂十分热爱运动,在剑桥大学读书时,他是划船队和足球队的主将,为学校赢得了许多的荣誉。他曾担任剑桥基督徒学生团契的主席,积极投入校内外各项福音事工。毕业后,他在利物浦医院实习。

1910年,嘉可颂向苏格兰联合教会提出申请成为一名宣教士,正好该教会准备要在中国东北沈阳(当时叫奉天)创办一所医学院,就立刻派他到中国,准备在即将成立的医学院内任教。同年9月底,嘉可颂从英国启程,11月6日抵达上海,11月10日从上海离开,经过四天的舟车劳顿,才到达沈阳。Dr. Christie 和Dr. Young迎接他,此后便在沈阳从事医疗宣教工作。Dr. Christie 和Dr. Young也是医疗宣教士,他们在沈阳建立了医院,很多人因为在医院里就医而信主。建立医学院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才是他们下一步的宣教工作,嘉可颂来到沈阳,就是准备参与医学院的宣教工作。

到达沈阳后的两个月里面,嘉可颂在Dr. Christie的医院里面工作,他参加每个主日的崇拜,并开始学习中文。就在那个时候,他有了中文名字“嘉可颂”,他知道这个名字是“good, excellent”的意思,人们尊敬地称呼他“嘉大夫”。

1910-1911年,东北地区爆发了一场瘟疫,也就是俗称的“黑死病”或鼠疫,在短短几个月里就夺走了五万多条人命。这场瘟疫发源于中俄边境的满洲里一带,沿着铁路干线一直向南迅速蔓延。10月12日瘟疫在满洲里肆虐;11月7日蔓延到哈尔滨;12月14日到长春;1911年1月到了沈阳。由于华人新年将近,许多人回家过年,病情难以控制;再加上气候酷寒,人们大都留在室内,室内环境卫生较差,便成了病菌的温床。更可怕的是瘟疫不仅经由老鼠传染,也可由人直接传染给人,只要呼吸到病人的咳嗽,就有可能遭受感染。感染的症状是发烧、咳嗽、吐血,不久就会死亡,死后皮肤呈紫色,整个过程只有一两天的时间。嘉可颂等医疗宣教士立即投入到防疫工作中。从1月14日开始,他主要负责铁道的检疫工作,城外的火车站改成检疫站,检查所有的旅客,怀疑被感染的人都要被隔离起来。为了能更好地照顾那些已经被感染瘟疫面临死亡的病人,他从1月17日开始就住在检疫站里。和他一起同工的Mr. Coppin在家书中写道:

我和嘉可颂医生在防疫站里已经工作了十天,他是一位坚毅而勇敢的人。他每天穿梭在那些感染瘟疫的苦力中间,面对种种艰难,他心里所想的,就是如何尽自己所能减轻那些病患的痛苦。

嘉可颂深知这场瘟疫的严重性,也十分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工作时穿戴全副的防疫装备,随时保持警觉。同时他也十分照顾和他一同工作的同工们。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为了不让母亲担心,他在家书中完全没有讲起这件事,只是在写给妹妹的信中提起。但不幸的是,在连续工作了十天之后,1911年1月24日清晨,嘉可颂身体感到不适,无法起床,然后出现瘟疫的症状。虽经其他的医生全力抢救,但也无济于事,在次日晚上8点50分,嘉可颂溘然长逝,安息主怀。他在沈阳的医疗宣教工作仅仅10个星期,计划中的医学院还没有开学,他就已经为了主耶稣基督,为拯救中国人的生命,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年仅26岁,不禁令人唏嘘。

清朝东北三省总督锡良在嘉可颂的追思礼拜上,奉送抚恤金一万元给他的母亲。嘉可颂的母亲将这笔抚恤金全数捐给兴建中的医学院,用来栽培中国未来的医生。锡良总督知道这件事后,深受感动,又以自己个人的名义捐献两千元,用来为医学院购置更为完善的设备。后来建成的这所教会医学院——奉天医科大学,就是现今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之前身。

这场瘟疫直到1911年3月初才平息,同年4月中国清朝政府召开了一次国际性的防疫大会,对这次瘟疫留下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研讨。由于这次的防疫经验,再加上奉天医科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医学人才,使得在十年后东北再次爆发瘟疫时(1920-1921),很快就得到有效的控制。嘉可颂医生为中国献上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的事迹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是可歌可颂的。

摘自 http://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jia-kesong

从中国红十字会近年来在中国大陆遭受到的信任危机来回顾红十字会的起源

从2011年“郭美美事件”之后到这次2020年新冠肺炎武汉封城中湖北红十字会的表现,中国红十字会遭受到空前的信任危机,承受着一片骂声。中国红十字,从一个本该最舍己利他的机构,背上了“利己”的骂名。难怪有人说,中国红会是:顶着 “ 红十字的精神招牌,却被抽离了精神内核。”对于知道红十字会创办人的感人事迹和红十字精神及其起源的人来说,中国红十字会今天所遭遇的信任危机简直是令人扼腕叹息,痛到心底的事情。

祸兮福所倚,发生这样的事,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中国红十字会未尝不是好事。也许这样更有利于促进红十字精神的回归和红十字运动创办者的初衷的实现。这几年 事实的发展确实是这样的……愿纯洁无暇的“红十字”精神永远不要遭受世俗功利主义的污染。

如果把“红十字”看作一个品牌,很少有别的品牌能够跟它的知名度相提并论。在世界很多地方,尤其在医院内,那里大多会有红十字或带红边的白十字。人们看到红十字,会很自然想到救死扶伤。如今,在我们生活中,红十字是那样的司空见惯。以至于我们很少主动去思想这个简单的红十字到底是象征着什么?红十字精神是怎么起源的?是谁创立了红十字会?它有怎样的历史源流?

虽然上述问题,对于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常识而己,但对于我们大多数国人来说却是不知道怎么回答的。

虽然有部分国人也知道国际红十字会的创始人是一个叫亨利·杜南的瑞士人。但却不知道亨利·杜南是一个基督徒。只知道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因为(以前)国内的很多有关媒体把他的基督徒身份都莫名其妙的忽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人自然是无法读懂有基督信仰的亨利.杜南的所作所为的,更不可能深刻的理解和体会红十字精神的真谛和渊源。岂不知所谓的人道主义正是从基督信仰的基础上才产生出来的。没有基督信仰何来人道主义?

出生并成长在基督徒家庭

1828年5月8号,杜南生于日内瓦。他的父母及家人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这对他有重大影响。他是长子。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生意人,在生活中,他的父母都极力强调做人的价值,他的父亲曾当过议员,积极帮助孤儿和被释放的罪犯,而他的母亲则帮助病人和穷人。他们帮助过很多孤儿、病人以及从监狱释放的人,父亲还是一家孤儿院的负责人。这都是被当地人所共知的事。

在这样的环境下,杜南从小就有帮助人的习惯,并也很自然的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18岁时,他加入日内瓦的社会慈善机构救济会。19岁,他和朋友们一起建立了一个读经小组“星期四协会”,每周四聚会读圣经,讨论帮助穷人的事情。他花了很多空闲时间从事监狱探访和社会工作。

他参与了基督教青年会在欧洲大陆的拓展。基督教青年会于1844年成立于伦敦。1852年11月30日,他创建了“日内瓦基督教青年会”,三年后,他参加了在巴黎的会议,专门讨论成立国际组织。那时,工业革命正在欧洲蔓延。很多年轻人在城市寻找发展的机会。他们在工作之余前往的地方常常是酒馆、妓院、赌场。杜南和他的朋友们希望自己的同龄人能过上身心都健康的生活。

创办红十字会

1853年,杜南去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西西里,他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创办过贸易公司。对转让和倒闭的公司,他尽量“收购”。由于那里的土地和水的所有权划分不清晰,他打算去见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提出申请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殖民地。这个当时看来不相关的举动却促使杜南后来创办了红十字会。

那时,拿破仑三世正在率领法国、萨丁尼亚联军跟奥地利作战,总部设在意大利北部的索尔费里诺(Solferino)。1859年6月24日,法奥双方展开了巨大的攻势。双方死伤惨重,仅仅这一天的战斗,就有约4万多人的伤亡。战场上到处都是无人照顾的伤兵。

杜南先生亲眼目睹该惨状,为伤兵乏人照顾、辗转致死而感到震憾。因此,他立刻果断地把附近的居民组织了起来。在附近的教堂搭建了一所战地医院。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抢救伤患,不分国籍地为双方无数受伤士兵在战场上给予基本医疗,并且自费购买必要的物资。他向作战双方游说,要求释放被俘的医生。他们对法国士兵与奥地利士兵一视同仁,他们甚至还记录了垂死士兵的临终遗言,并把它们寄给了他们的亲人。他们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地照料着这些战争受害者。跟他一起救人的当地人开始流传这一句话:Tuttifratelli(大家都是弟兄)。

战事结束之后,杜南回到日内瓦,写了一本名叫《苏法利诺回忆录》(UnSouvenirdeSolferino,1862年11月8日出版)的书。到1862年,杜南自费印制了1600本,他开始送给欧洲各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他的目的是,呼吁建立一个中立而且常设的国际救援组织,无论战争的哪一方都必须尊重这个组织的独立。以便在战争发生时,能及时救助在战场上受伤的伤兵。

1864年,在瑞士议会的组织下,12个国家签署了《日内瓦公约》或称《万国红十字公约》最初的文本。成为国际红十字会和首个日内瓦公约的基础,决定在各国建立救护团体。公约中规定:战场上进行救护的医院及人员处中立地位,应受保护;应对伤病员不分敌友均给予救护。红十字成为这个独立组织的标志。 至此,作为亨利·杜南理想中的救护团体“红十字会”和国际性协议“日内瓦公约”正式诞生了。一场由杜南发起的国际红十字运动在世界各国的不断承认和加入下终于轰轰烈烈拉开了序幕……

红十字:象征十字架上的血

红十字象征了基督为拯救世人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和复活。红十字运动以倡导和弘扬人道主义为基本宗旨,坚持人道、公正、中立、独立、统一、普遍性和志愿服务为行动的基本准则。 杜南和他的同伴们选定红十字标志,实际是在选定一种能够代表救死扶伤精神的象征。在杜南从小长大的环境中,这种精神就伴随着他。另外,当初之所以选定红十字标志,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杜南和其他几位创办人都来自瑞士,而瑞士的国旗是红底白色的十字。为了跟瑞士国旗区别开来,这个组织的标志采用了相反的颜色,成了白底红色的十字。

但是,如果十字仅仅是一个国家旗帜的标志,仍然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事实上,十字不仅是瑞士国旗采纳的图案,欧洲的很多国旗上都有十字,比如英国和北欧各国(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冰岛)。这跟欧洲的基督信仰背景紧密相关。在过去一千多年,以十字架为标志的基督教会塑造了欧洲和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各地的基督教会创办了医院、孤儿院、救济会和各种学校。

所以说,有些人说红十字和基督信仰没关系,纯粹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否则,后来加入红十字运动的一些伊斯兰国家类似的组织也不会认为被冒犯而忌讳红十字而申请采用红新月等作为区域性使用的标志。

去世前,杜南请求不要为他举办任何形式的葬礼。并决定把他遗产的大部分捐赠给挪威和瑞士两国的慈善团体。他对自己的总结是:“我是基督的门徒,像一世纪时的那样,别的什么都不是。” 1948年,也就是杜南逝世之后38年,国际红十字协会理事会决定把5月8日,也就是杜南先生的生日,定为“世界红十字日”。

红十字会现状

现在,已经有接近200个缔约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它是国际人道法的核心内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依然是公约的守护者,他为国际人道法赢得了支持,而且它毫无歧视地努力保护着武装冲突受害者的生命和尊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致力于在失散的家庭成员之间重建联系,并设法让他们重聚。在和平时期,他们也会开展许多重要行动,对那些易受伤害的人提供帮助。

各国红十字会(包括红新月会)和平时期主要活动在四个领域:灾难反应,备灾,社区医疗与急救,人道价值与原则的传播。

选摘自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91039100/

疫论·历史|人道主义与苦难政治:从红十字会到无国界医生

本站编辑推崇这篇文章,虽然并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本网站立场认为主耶稣基督因着永恒的爱在十字架上的对罪恶人类的流血赎罪的灵魂拯救是必须的。爱心慈善和良好教育对改良社会和改变人性非常重要,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

原标题:疫论·历史|人道主义与苦难政治:从红十字会到无国界医生

在新冠疫情之前,关于人道主义的想象或许是新闻中一个常常和红十字会的战争救援相关的一个概念。它被呈现出的往往是在一个紧急的、非常态的情景下的、和我们日常生活有些遥远的状态。我们对于红十字会这种人道救援机构并不陌生。但正因为这些机构和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看似被熟知,人道主义的含义并没有被给予足够反思和理解。在此次疫情救援捐赠武汉之中,地方红会的表现和民众期望之间的巨大落差,将人道主义机构运作的话题带入公众视野。在疫情这个非常态的情况带来的隔离、社会秩序失调不断延长变成常态化生活的一部分的同时,也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反思现实中人道主义普世价值的契机。

苦难政治

人道主义是出于对他人苦难在道德层面上的注视以及自发的关怀。圣经里提到好撒玛利亚人的义行:一个犹太人遭遇强盗打劫,被打伤,在路边呻吟。面对这一惨景,他同族的祭司和利未人路过,却不闻不问。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见状,急忙上前照顾,并把他送进旅店。这个撒玛利亚人不但不认识这位犹太人,两人甚至分隶敌对教派。关于他的善行,耶稣一方面是赞扬其对不碍于身份、对他人痛苦的博爱,另一方面也暗示着这一行为在古代并不那么普遍。共情在古代社会往往被局限在城邦式的成员之内,或者按照亲属关系的“差序格局”的扩散而亲疏有别。这一意义上,耶稣提倡对他人跨越族群的关切不啻为革命性的救赎理论:从救赎本民族(犹太教)到救赎全世界(基督教)。当然,普世性的救赎思想并不是基督教的专利,而是世界性宗教某种程度上共享的文化基因。在现实层面,普世的界限并没有随着耶稣的告诫而一劳永逸地打开。最陌生的“陌生人”并不是撒玛利亚人眼中的犹太人,后者是可识别的、世代相斗的族群。非人化的奴役往往是优势族群遇到陌生的弱势族群后的举动。根据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研究,对他人的关怀和对人类整体尊严的重视都是随着现代自我概念而出现的道德情操。十八、十九世纪欧美的废奴运动可以被视作这种道德情操真正形成的标志。

好撒玛利亚人的义行

而在二十世纪晚期,对苦难的关注进一步深入到公共话语和政治领域之中。在人类学家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看来,人道主义在政治领域内的影响,一方面来源于二十世纪下半叶以降的种种灾难性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国际援助等介入性政治。在欧美国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政治,苦难都是强有力的政治说辞。另一方面,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西洋两岸一系列关于苦难的社会科学写作塑造了这种执政的基本词汇,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巨著《世界的苦难》(La Misère du monde)和美国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达斯(Veena Das)和洛克(Margaret Lock)合编的《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虽然前者专注于法国各阶层的经验访谈,后者希望找到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共同语言,苦难在两本著作里都作为人类生存的拱顶石,穿越阶层、文化、学科。 就此,如果我们把世界想象成一个由另一套社会道德秩序统治的新的疆域,其中的社会秩序围绕着人的福祉运行,那么随着人道主义深入政治里,在公共话语里,同情代替了公正,创伤代替了暴力,苦难成了比不平等更加有力的词汇。

国际人道组织的发展历程

对于人类苦难的关怀是人道主义组织的立足点。随着19世纪至20世纪战争不断,如红十字会等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应运而生,为社会秩序失调下遭受战争和死亡蹂躏的个体提供医疗救援。尽管现实的人道主义概念多以战争医疗救援的面貌为人熟知,这个理念却是先于红十字会存在的。本质上它想表达的是一种为人类福祉而做出的改变和努力,不仅仅限于战争救援。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一位叫亨利·图南(Henry Dunant)的瑞士商人,在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后呼吁组建的一个能被国际协议保护的伤兵救助——也就是后来为人熟知的红十字会——正是图南以仁慈、善良、博爱等信念去关怀他所在时代的苦难的一种尝试。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于1863年成立。红十字会实践的人道主义着眼于救助战争中失去战斗能力、如同赤裸生命一般的伤兵和无辜被卷入战争的人。图南于190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时至今日,尽管红十字会已然遍布全球,它在战争中人道救援的困境面前始终都是姿态谦卑的,因为这些救援尝试并不能制止战争。有学者指出,红会在应对各股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时自我定位的原则,比如人道、中立等等,是作为一个非军事救援团体的政治上的保守定位。它并没有指望说服任何一方放下武器停止战争,而仅仅是要文明化(civilize)战争 。 它的姿态是“我知道你们一定要进行战争和杀戮,但是让我们来划定一些底线和规则——至少对于那些已经丧失战斗能力和无威胁的人,请允许我们去做一些救援。”它试图将自己从政治中抽身,也更不会试图去谴责、打碎任何政治秩序。

换言之,红十字会实践人道主义的方式不是想象中的英雄主义——阻止战争或者彻底救人于水火,而是愈疗暴力肆虐后的伤疤。这种立场是一张红会在实际救援操作中的通行证。它让红十字会的医疗救援能够进入和穿梭于政治最敏感的地区,真正保障人道救援的可行性。但谨慎而囿于政治边界的姿态也一度饱受诟病。比如就在二战期间就纳粹迫害犹太人是否违反国际法问题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不发出呼吁。战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于这种面对暴行采取缄默态度也公开致歉。这个摸索人道主义的实践带来的经验是,即便是着眼于提供实际的医疗服务这种方式也并非无可指摘。人道主义是一个动态的、需要不断尝试、反思、注入新的力量的过程。红会的尝试也给之后其他类型的人道主义援助提出问题:我们要如何理解更广义上的人道主义?红十字在历史上的作为也激发着新的尝试,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就是一个代表。无国界医生的道德起点和红十字会最初同气连枝。它的人道援助也是作为医生、医学工作专家为全球范围内的非常态的社会灾难提供即时的医疗援助。这个“无国界”的特点,也是随着19世纪70年代注重“人权”的思潮、全球化的趋势而逐渐浮现的。值得留意的是,除了时代烙印,无国界医生的关注点也开始和红十字会的着眼点有所不同。相比红十字会是对于奄奄一息的生命或死亡的关怀,抑或是其背后折射出来的社会秩序的失调,无国界医生带来的新的道德出发点则是对于“苦难”(suffering)的关注,将目光从“阻止死亡”转向“怎样活着”、“怎样保有生命的尊严”。

从这个意义上看,无国界医生从70年代开始的尝试可被视为一种反抗式的人道主义(rebellious humanitarianism)。它反抗的是整套畏缩于政治话语之下的缄默逻辑、以政权的强弱程度来调整自己参与度的姿态,转向另一种尝试。无国界医生包括Rony Brauman在内的几位领袖都已经察觉到,针对紧急情况(emergency)的救援——即仅仅保障人的存活,已经不能直面苦难本身。Brauman的一句话或许能更好地诠释这种立场的转变 ——人不是为了经受苦难而存在的(human as a being who is not made to suffer)。这种转变在实践和道德意识形态上都可圈可点。

无国界医生开始着眼于危机(crisis)。这个危机有别于日常用语中“突发状况”的含义,指的是在非常态的紧急状况逐渐变为一个将更多人类群体卷入危险的常态事件,比如地方流行病。

从1980年代开始,尽管无国界医生彼时规模仍然很小,还在建立运行的规范,但它已经试图打破既有的紧急救援框架,开始介入比如在乌干达的昏睡病这一地方流行病。昏睡病是由昆虫为媒介的传染病,但由于锥虫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存活与传播,它的传染范围是有限度的。所以昏睡病在1990年代开始成为地方流行病,主要感染人群多为贫穷的乌干达人民。而由于昏睡病的药物利润不高,药商并无生产意愿,这就造成了贫民有病无医的悲惨状况。1990年代起,无国界医生致力于为当地昏睡病提供医疗服务、试图建立一个人道主义为本的医药生产体系。这让无国界医生走出一个急救员的角色,转而需要和当地社群和当地政府建立相对长期的联系与合作。在这次尝试中,无国界医生展现出的是比当地弱政无能的政府更强的能动性。在实践的尝试中,无国界医生也不是在做阻止死亡、延续生命的英雄,而是去致力于减少那些本可避免的死亡,也就是学者Peter Redfield指出的,人的生命不该白白葬送于那些愚蠢的事情上、本可避免的人祸中。

让无国界医生踏出这更为笃定一步的是其思想和自我道德定位的转变。Redfield的研究指出,无国界医生传承的是冷战后的两条思想线索,一条是萨特(Jean-Paul Satre)式的政治的思想对抗,另一条就是加缪(Albert Camus)强调行动和见证并行的普通人的道德责任感。加缪在《鼠疫》一书中描写的医生,除了提供医疗服务外,还持续地记录了自己的观察,保持着一个见证灾难的普通人的道德。这种在政治灾难中保持道德注视的立场和带有萨特视角的公共参与态度让无国界医生的道德发展在面对暴行时与红十字会分道扬镳,继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角色——见证人(témoignage / witness)。

1995年,无国界医生在法国Chantilly召开会议时,再次讨论关于见证人的原则。他们深知作为医生无法单方面终结战争和暴行,但无法带来可见的事实上的改变,不意味着全然的缄默。选择见证,意味着一个人首先“在场”,关心社会灾难中所有人的命运,在提供医疗援助的同时愿意倾听和理解、记录这些声音。

拯救的限度与见证的政治

复杂的现实总是充满褶皱,作为普世价值的见证也不例外。同时作为法兰西公学院人类学讲习的执掌者和无国界医生的前副会长,法桑深知人道主义的救援伦理不是普世而必定皆准的道德律令,而是现实层面上悖论重重的实践伦理。

2003年3月20日上午05:34,当萨达姆·侯赛因对小布什总统的最后通牒置若罔闻48小时后,美军开始了所谓”解放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大批军机很快出现在了巴格达上空,带来了炸弹,死亡和恐惧。外国人和国际组织陆续撤离,六位无国界医生的成员却决定留下,继续支援逐渐崩溃的伊拉克医疗系统。支援也许不是最合适的词,即便注定饱受炮火,巴格达当地仍然有成千上万的医生,建制化的医疗设备。六人里包含一名医生,一名手术师,一名麻醉师。在巴格达连日的炮火声中,他们留在酒店的可能性比真正在手术台帮上忙的概率要大得多。见证一场将要爆发的人道主义灾难构成他们留在伊拉克的最大意义。这种极端情况下,人道主义的意义似乎得到了最大化的实现。

局势逐渐恶化,萨达姆政府很快兵败如山倒,空袭造成了城市的崩溃。最终,经过激烈的讨论,位于法国的无国界医生总部决定把留驻在巴格达的小组撤走。战争极端的非对称性使见证颇为徒劳,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无国界医生总部最终的撤退令基于以下理由:是否还有必要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来尝试不大可能的拯救,虽然,使无国界医生的见证得以可能的也是这种对不可能的尝试。

对法桑而言,无国界医生在伊拉克拯救行动的失败背后透露出的是一种对生命的区别对待。在伊拉克或者任何受难的现场,人道主义介入者和当地人民构成了一对相互构造的自我牺牲者和被拯救者。但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只有无国界医生这样知名的发达国家组织有资格选择自我牺牲,而当地人民注定只能被拯救。这种平等也存在于见证的层面上,谁有资本可以成为见证者,谁又注定只是被见证人呢?

在这种模式下,道德层面的注视和见证被构建成“施”和“受”两个角色。按照莫斯(Marcel Mauss)到格雷伯(David Graeber)以降的经济人类学理论,施予与被施予是最古老的不平等关系,它在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国际人道主义介入政治里却有了最现代的重演。国际舞台上的人道主义组织难以避免地生产“见证社会”与“苦难社会”之间的不平等,毕竟限于苦难的国家是难以以无国界姿态进行介入的。 

无国界病毒下的人道主义

如果说无国界医生的理想是以无国界的博爱来反抗国界内的暴力与苦难,那疫情侵袭下的世界呈现的是另一种国界和苦难的关系。法桑的人类学视角提醒我们苦难和见证并不是空疏的末世论和弥赛亚,必须结合具体的受难者,救助者,见证人才有意义。而这几个角色间的关系在不同时空场景里千差万别,使得苦难和见证的意义也大不相同。疫情爆发初期,武汉封城,苦难有明显的漩涡中心,沿着湖北陆续封城的其他城市扩散。媒体的聚焦更使得国人的见证集中在武汉上,乃至出现了“灯下黑”的现象。但随着疫情的蔓延,即便是原本自信的欧美也出现了医疗资源挤兑,医护人员伤亡,民众死亡率飙升的现象。新冠的全球爆发彻底反转了疾病和医疗落后地区的联结——苦难是无国界的。

另一方面以往跨国界或无国界的组织却集体失语:世界卫生组织的所有行动都似乎宥于政治而慢半拍,透明的国际红会的曝光率远不如不透明的地方红会,无国界医生已派遣的援助被伊朗爽约。各国都不甘于成为被救助者,从而让出政治的能动性,也并不相信国际组织的援助足以应付如此大规模的灾难,比如无国界医生的援助只能建起一个50床位的医院。如果说以往的人道主义在于以无国界的介入见证某一国界内的苦难,面对无国界的苦难,会有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应运而出吗?隔离中的人们被迫自保,害怕陌生人,害怕受难者,这是否会造成对生命更严重的区别对待?这样的社会只能更加仰仗媒介传播的信息与情感,有效的见证是否还得以可能?

如果以疫情的结束来倒推,现在回答这些问题为时过早;如果意识到疫情或在国际上长期此起彼伏,武汉封城的两个月所涌现出的许多片段已经把这个问题回答了一半。比如,刚封城时信息混乱,红会等机构反应不及时,真正看见医疗物资缺口、科学和信息匮乏、以及互助需求并付诸于实际行动的反而是在地的武汉市民和全国其他地区及相当多的海内外志愿者。封城和隔离并不必然剥夺人的能动性。去中心或者多中心的媒介环境反倒可以更加全面地聚焦在武汉这个情感中心,使见证得以可能。

更复杂的问题是正在显现的无国界苦难。与法桑所分析的可选择的牺牲不同,面对传染性极强、后果叵测的病毒,任何利他的举动都是牺牲,不可逆地把自身也抛入苦难之中。同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病毒也不会让任何人轻易地把苦难的资本据为谈判的资本。但无国界的疫情并不平均地平铺在每个人的头顶,而是在一种动态中让被隔离的人们围绕着病毒的扩散转动。以海外场为例,疫情的“上半场”或捐钱捐物,或点评围观;“下半场”自己则成为了高风险的受害者。受难者、救助者、见证人是一组快速转换的角色。这种转换甚至让地缘政治舞台上更宏大的角色也应接不暇,如果疫情继续激荡,没有哪个国家一劳永逸地成功或者失败。

目前还不能估计这一激荡中身份转换的后果。我们不妨借鉴一下人道主义的原点,回顾一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能与现今世界押韵的历史细节。在公元一世纪的以色列,犹太人还未开始流浪,是当地绝对的主体民族,撒玛利亚人则是迁入以色列的外邦人,地位恰好类似于后世欧洲的犹太人。可以说,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情况下救助受难陌生人的好人,在于其本身身处在身份政治里苦难的下缘。而犹太人耶稣承认这一点,也就承认了受难者可以对他人施加帮助,最终以身殉此道。这种颠倒身份的人道主义最终传出了以色列,传到了非犹太族群那里去,罗马人保罗正因此从加害者变成了施予者,也最终成为受难者,在临近人生尽头时邀请教友们见证,他说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保罗所说的话并没有随着这段话里的完成时而完结,经过了两千年的传唱,在武汉接近解封时,出现在了一位作家的日记的结尾。在本文的结尾,我们试图把这句看似结尾的引文解读为人类所希冀的新人道主义的序言:武汉解封后迎来的是疫情继续激荡的世界,在其中,所有人都可能轮流成为受难者和见证者。

(本文得益于Corona读书会——旨在与疫情共同症状式阅读的社科知识共同体。策划:曾毓坤)

摘自 https://finance.sina.cn/2020-04-05/detail-iimxyqwa5146316.d.html?cre=tianyi&mod=wpage&loc=9&r=0&rfunc=0&tj=none&tr=4&cref=cj

厦门鼓浪屿申遗成功了,其中有多处基督教会医院和学校遗产!

鼓浪屿申遗成功了!当地时间2017年7月8日下午4时(北京时间7月9日23时),正在波兰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1届大会现场传来消息: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鼓浪屿”和自然遗产项目“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双双通过审核。至此,中国已拥有52项世界遗产。

鼓浪屿申遗有53个元素,其中与基督宗教相关的鼓浪屿文化遗产有:三一堂、天主堂、协和礼拜堂、英国伦敦差会姑娘楼、基督徒墓园、救世医院和护士学校旧址、毓德女学校旧址、安献楼、闽南圣教书局旧址、春草堂(许春草故居)。

鼓浪屿是中国东南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她以旖旎的自然风光,精美的建筑艺术以及悦耳的音乐声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很多人都在这个岛上流连忘返。那么鼓浪屿是如何闻名海内外的,塑造其文化的重要因素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1842年那个春天说起。

那年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英国人的炮火轰开了满清紧锁的国门,击碎了其天朝美梦,东方沉睡的雄狮也在西风激荡中慢慢苏醒。厦门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硝烟的洗礼后,被迫开辟为中国最早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此时不少黄头发,高鼻深目的西方人远涉重洋,怀着不同目的来到美丽的鹭岛,拉开了近代厦门国际交往的序幕。在当时,鼓浪屿除了少数居民外,大部分地区都未得到开发,但经过几十年的建设,逐渐繁荣起来。美国宣教士丁韪良曾在1850年路过厦门,他在晚年回忆到:“海港中有一个名为鼓浪屿的小岛,当时岛上无人居住(此处有误,笔者注),而现在成为外国的租界,在富人豪华住宅的装饰点缀下,小岛就像海面上一颗闪亮的明珠。”(据:《花甲记忆》)

1842年2月24日,美国归正会的雅裨理和美国圣公会的文惠廉两位宣教士踏上了鼓浪屿的土地,开启了鼓浪屿近代宣教的序幕,也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小岛面貌。在宣教士来华时,当时的中国处于满清政府的统治下,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使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东方古国失去了与世界学习、交流的机会,远远落于完成工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西方强国。另一方面满清政府日益腐朽,专制愚民政策导致国民素质日渐低下,时人大思想家龚自珍将其称为“衰世”。西方宣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将西方近代文明带给当地人,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社会进步。鼓浪屿也因着他们的到来,逐步进入了近代文明的门槛。因此,我们要了解鼓浪屿文化,就必须得明白教会的影响。而鼓浪屿的教会呈多元化,在这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先后有新教各宗派(美国归正会、英国伦敦公会、英国长老会、等)、罗马天主教、基督教青年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及各华人自立教会(倪柝声的基督徒聚会处)等登陆宣教。在鼓浪屿丰富多彩的教会文化交相辉映下,造就了鼓浪屿文化优雅的气质。

建筑是鼓浪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西方宣教士到来后,为了满足信徒的需求,纷纷修建美丽的教堂,在不大的小岛上,百年间共有十座左右的教堂。自1844年英国伦敦会宣教士施敦力建立最在的聚会所开始,协和礼拜堂、福音堂、耶稣君王堂(即:天主堂)、四枞松礼拜堂、讲道堂、三一堂、安献楼、复兴堂等等一座座教堂拔地而起,成为鼓浪屿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散发着鼓浪屿教会文化的芬芳,不仅是鼓浪屿这座老建筑博物馆的珍贵藏品,更述说着基督信仰的荣美。而其中的协和礼拜堂、耶稣君王堂和三一堂是鼓浪屿教堂建筑的代表之作,为鼓浪屿的重要地标。

协和礼拜堂是鼓浪屿教堂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她是现存最早的教堂,1863年,来华的差会(美国归正教会、英国伦敦公会、英国长老会)的信徒捐款,在鼓浪屿的鹿礁顶(亦称上鹿礁)建造了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教堂。时称“国际礼拜堂”。此为鼓浪屿上最早的教堂。1911年,教堂进行翻建,改称“协和礼拜堂”(UNION CHURCH)。此教堂供外国人使用,中国人一般不进入。当然也有些精通英语、家世显赫的中国人受邀参加礼拜。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被厦门第二医院所使用。在文革期间,教堂差点被拆毁。但在国家一级建筑师白家欣先生极力周旋下,用貌似破坏实则保全的方法,在教堂周边加盖一些楼房,虽然教堂被楼群所遮盖,但却使教堂得以保存,等待着重现天日的一天。

直到2009年,这座老教堂在厦门基督教两会、鼓浪屿管委会、鼓浪语文化社群等各界人士关心、支持下,拆除了鼓浪屿护理院附属楼,并对原有建筑进行修旧如旧的翻建工作。蔡德晔姐妹更斥巨资从国外购进不少名贵材料,有力支持了协和礼拜堂的修复工作。在主的保守下,2010年12月底,这座百年老教堂终于修复完成。2011年7月30日,协和礼拜堂举行盛大的复堂典礼。这座历经百年沧桑,见证基督在鼓浪屿奇妙作为的老教堂,将从此展现在世人面前。

教育事业为教会在鼓浪屿的重要事工:开办教会学校,有助于国人了解当时西方国家的先进文明,跳出“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从而消解对从西方传入的基督信仰的误解,促进他们接受福音。1844年,英国伦敦会宣教士施敦力在鼓浪屿开办第一所学校——福音小学,此后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鼓浪屿建立。寻源中学、英华书院、毓德女学、福民小学、养元小学、维正小学都是当时著名的教会学校。学校除了开设基督教课程,也把当时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传播给学生们。

毓德女中是鼓浪屿重要的教会学校,学校原来建在厦门的竹树堂,但因失火而搬迁到鼓浪屿。毓德女学没有明确的学制,大约为5年。学生每周上课5天,每天早晚都有敬拜。星期六清洗教学楼。主日休息,上教堂做礼拜。学生除了进行信仰教育和教罗马字以外,还学中文和算术。中文的教材是《四书》,教师是清代秀才,算术没有课本,由教师自编教材。毓德女学附设有师范班,女学毕业后可进师范班读3年师范。1921年,毓德女学取消师范班,在原寻源中学旧址开设毓德女中,学制4年。学生毕业后可以升大学,也可以当教员。1931年,邵庆元担任毓德女中校长,他认为不管男女都可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于是积极培养女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他仿造社会体制,称学校为“毓德市”。设有建设局、教育局、卫生局等“部门” ,各班的班长就是公安职员,副班长是教育职员。他的教育方法大大提高了女学生的见识和能力,使她们成为厦门市的光和盐。

教会的教育事业极大拓展了鼓浪屿的见识,培养了一批放眼世界的人才。卢戆章、林语堂、余青松、李来荣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日后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教育塑造了鼓浪屿人温文尔雅,礼貌谦让、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

医疗事业促进了西医在鼓浪屿的传播,宣教士奉献的精神令人动容:1842夏,美国医生甘明来到鼓浪屿,开始了医疗事业的发展。1898年,美国归正会在鼓浪屿开设厦门最早的正规西医院——救世医院,归正会医疗宣教士郁约翰成为首任院长,这所医院是当时闽南地区设施最完备,医疗水平最高的医院。

救世医院为两层楼房,有一小礼拜堂,饭厅,厨房,两间工人房,办公室,药房,眼科室,学生房四间,病房七间,可容45张床。医院不收药费,治疗费及住院费,仅收相当于5美分的伙食费。病人大都来自厦门及周边的乡下,也有来自漳、泉等地的,甚至有外省及马尼拉、仰光等不远万里的求医者。病人包括乞丐、富人、平民、官员、学者等社会各阶层的人。从医院开办到郁约翰归天家的12年里,共收治了17000多名住院病人及135000多位门诊患者,做了7500多次手术。

救世医院附设医学专科学校,学制五年。学生大部分来自鼓浪屿寻源中学。学习科目包括物理、化学、胚胎学、组织学、生理学、解剖学、内科、外科、眼科、妇产科、小儿科、皮肤科、检验科等。学校采取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方法。上午学生跟随医生到各科见习,下午上课。1900年至1932年,医学专科学校共培养六届毕业生共40人。学校为闽南培养了不少医疗人才,黄大辟、陈天恩、陈伍爵、林安邦等均成为闽南名医。

教会的医疗事业不但解救很多人脱离病魔的痛苦,同时也使西医得以在鼓浪屿扎根。值得一提的是,1910年4月,厦门爆发瘟疫,救世医院院长郁约翰医生为了抢救病人遭到感染而安息主怀。郁约翰以奉献的精神促进了现代医疗技术在鼓浪屿的发展,更以牺牲的爱献给了这块土地。

鼓浪屿被誉为“音乐之岛”,音乐氛围的形成跟教会密不可分,没有教会音乐的带动,就不会有鼓浪屿的音乐文化:基教重视圣乐事工,为鼓浪屿音乐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1878年,协和礼拜堂礼拜开始使用风琴,由边阿兰先生担任司琴。音乐的种子播撒在鼓浪屿这片土地上。在当时,不仅教堂里有唱诗班,各教会学校也都有合唱团,基督徒自己组织的音乐会更不数不胜数。据朱思明弟兄回忆,当时教会学校在“每星期天的小礼拜,成人礼拜(9:30分开始)之前,一个多小时(可能8、9点),都会安排一场儿童礼拜。当时鼓浪屿有很多所教会小学,比如,养元小学(美归正会)、毓德小学(美归正会)、福民小学(英伦敦会)、怀仁小学(英长老会)等。我当年在养元小学,星期天早上一定要到学校排队、点名,然后由教师带队到福音堂做礼拜。礼拜有崇拜的仪式,需要唱诗班献唱。周淑俭(福音堂牧师娘,音乐老师,笔者注)就安排各小学的唱诗班在每月轮流献唱。当时几个学校之间都有些竞争,都想成为唱得最好的。当时我也在唱诗班,并且是诗班中的佼佼者,领唱一般都由我负责。儿童唱诗班给人一辈子难忘。”正是很多人从小在教会学校里接受圣乐的熏陶,产生了对音乐的兴趣,制造了鼓浪屿浓郁的音乐氛围,最终成就了鼓浪屿“音乐之岛”的美誉。

教会圣乐陶冶了居民的情操,造就了鼓浪屿人爱好音乐的传统。值得一提的是,殷承宗、林俊卿、许斐平等等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音乐家,都是生长在基督化家庭,从小接受音乐熏陶,并在教堂里从事圣乐侍奉,从而走向音乐大师之路的。

教会也积极参与鼓浪屿的近代妇女解放事业: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广大的妇女处于非常低下的地位。她们大都没有文化,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只能在家恪守封建规范,甚至不少女婴生下来就被遗弃。教会同工本着博爱精神,同情姐妹同胞的悲惨命运,纷纷投入到妇女的解放中去。教会开设女学(毓德女学、怀仁女中、田尾妇女福音学院等等),发起天足会(英国麦高温牧师在1874年成立厦门近代最早戒缠足会)、收养女婴(怜儿堂)、解救婢女等等事业。

而许春草长老发起的“中国婢女救拔团”更是令人称道。民国时期,厦门很多富裕之家都蓄养婢女,主人虐待她们的事件时有发生,仅鼓浪屿在20年代末就有不少婢女被活活打死或不堪凌辱而自杀。许春草长老对婢女的遭遇深表同情。 1929年,许春草在鼓浪屿笔架山召开群众大会,倡议成立“中国婢女救拔团”解救婢女。他痛斥蓄养婢女的罪恶,呼吁大家行动起来,救她们于水火。他最后慷慨陈词到“愿有良心的兄弟姐妹们,跟着我来!天父支持我们!”中国婢女救拔团成立后,为了安置投奔而来的婢女,许春草设立了收容院。据他的儿子许牧世回忆,“这个婢女收容院创办后不数年,即收容了婢女五六十人,多的时候超过百人。”“婢女们在收容院读书认字,早晚有灵修聚会,由教会热心姊妹义务前来教读圣经,学习唱诗、祷告,及龄的即择配结婚。这些女子以后多半接受救恩,成为信徒。她们在院及离开后都很敬爱我父亲。”许春草长老救助婢女的行动,使很多女子逃离了魔窟,得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的义举彰显了基督的荣耀。卓全成长老曾回忆说,“许春草所办事业,我无条件的赞成。因为他所作所为,都符合基督的道理。”

教会的义举不但让不少妇女摆脱了封建枷锁的束缚,培养了一批新女性。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稚、华侨妇女运动领袖殷碧霞、中国第一女指挥家周淑安等等鼓浪屿女性,巾帼不让须眉,活跃于社会各界。

教会在鼓浪屿还搭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1844年,在鼓浪屿的美国宣教士雅裨理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徐继畬与英国首任驻厦门领事记里布会晤的通译。他送给徐《圣经》及一些地图,又回答了徐许多有关世界各地的知识。此次会晤使徐继畬大开眼界,成为近代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之一。徐从雅裨理那里获得了许多有关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文化和政治知识,为他编写《瀛环志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灜环志略》全面而扼要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沿革,政情民俗,经济状况。书共10卷,总分图44幅,三卷志亚细亚,四卷志欧罗巴,一卷志阿非利加,二卷志亚墨利加。书先为总说,后为分叙,图文并茂,用词雅正,互为印证,于各洲诸邦之疆域、宗教、种族、人口,沿革、建置、物产、生活、风俗、盛衰,以及列国比较,皆言之颇详,亦间有议论。共介绍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介绍尤为详细,连中国人很少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有所记述。《灜环志略》的问世,拓展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深刻影响了后代的洋务派官员、康有为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以及孙中山等革命志士。日本明治维新的不少思想家亦受其影响。

打马字、罗啻、养为霖等人为了让厦门人更好地读《圣经》、唱圣诗,创造了以拉丁字母联缀切音的闽南白话字。最早使用白话字的著作是英国长老会宾为霖牧师的所翻译的《天路历程》上半部,“基督徒”的故事。而闽南语《圣经》的译本也都为白话字。打马字夫妇创办《漳泉圣会报》,在闽南地区刊行了61年。这份报纸以白话字报道教会新闻及撰写各类属灵文章。白话字除了编写信仰书籍,也有很多天文、地理、生理、笔算、代数、动植物学等科学书籍。可以说闽南白话字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白话字不仅流行于闽南各地教会,也在台湾及南洋群岛、吕宋岛、新加坡、槟榔屿等地的闽南语教会中流通。由于闽南白话字的广泛影响,引起国民政府中央文化部的重视,纳入文字改革之范畴。现代汉语拼音之父卢戆章也是在白话字的启发下,促进了汉语拼音的改革。

教会促进了体育运动在鼓浪屿的发展:鼓浪屿是中国最早开展足球运动的之一,当年英国传教士将风靡英伦的足球运动带到这块美丽的小岛,英华足球队在民国时期享誉海内外,足球也成为鼓浪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鼓浪屿也是中国最早开展网球、田径的地区之一。

成长于教会的马约翰先生,从小就喜欢身体锻炼,鼓浪屿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为他的健康身体打下了基础。而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的七年期间,马约翰酷爱体育运动,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田径各项代表队的主力队员。他精于田径运动的中短跑,曾获100码、220码、880码、1英里等项目的全校冠军,并且多次在校外竞赛场上取得优胜。可以说,正是从小在鼓浪屿长大,接受教会开展体育运动的熏陶,才使马约翰成为中国著名的体育家,在体育理论、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等方面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被誉为“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鼓浪屿教会年表

1842年2月24日,雅裨理抵达厦门鼓浪屿,在岛上今中华路一带建立布道所,成为最早进入厦门的新教宣教士。与雅裨理同来厦门的还有美国圣公会文惠廉夫妇。

天主教多明我会士林方济到鼓浪屿宣教,为近代最早进入厦门的天主教宣教士。天主教在田尾路租用民房作为弥撒场所。

1844年7月,英国伦敦会宣教士施敦力(施约翰)夫妇抵达鼓浪屿,建立传教站。他们还在岛上创立“福音小学”。

1863年,为满足鼓浪屿上外国人信仰需求,美归正会、英伦敦会、英长老会在岛上建立供外国人礼拜的教堂,称“国际礼拜堂”,后改为“协和礼拜堂”。

1881年,美归正会、英长老会在鼓浪屿兴办寻源书院(后改为寻源中学)。

1886年,清洁打马字建立田尾妇女福音学院。

1889年,归正会在鼓浪屿建立养元小学。

1894年,伦敦会在鼓浪屿鸡母山建立“新礼拜堂”。

1898年4月,归正会宣教士郁约翰在鼓浪屿河仔下建立救世医院。

英长老会在鼓浪屿创办怀德幼儿园。

英国宣教士山雅各在鼓浪屿创办英华书院。

1903年,英伦敦会在鼓浪屿建立福音堂。林温人为堂会首位会正。

1904年苏门答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华侨信徒郑提摩太到厦门鼓浪屿宣教。郭子颖受其影响加入安息日会,他们在泉州路81号建立福建最早的安息日会布道所,

1906年3月,安息日会安理纯牧师夫妇抵达鼓浪屿。

1907年,三公会(归正会、伦敦会、英长老会)建立“回澜圣道学院”。

1909年,福音小学与民立小学合并,建立“福民小学”。

1910年4月,郁约翰因救治病人,不幸遭到鼠疫感染,安息主怀。

1912年4月,,厦门基督教青年会将协和礼拜堂作为会所。

1913年,罗马教廷设立厦门教区,马守仁任主教后,在鼓浪屿建立主教座堂,于1917年落成。称“耶稣君王堂”。

1920年,天主教建立维正小学。

1921年,寻源中学迁往漳州,教会在原校舍建立毓德女中。

真耶稣教会传入鼓浪屿。

1925年左右,倪柝声到鼓浪屿布道,不少人接受其教导,加入聚会所。基督徒聚会处从此在鼓浪屿传播。聚会所先后在四纵松352号和黄家渡建立布道所。

1926年,厦门区会审批福音堂为“鼓浪屿堂会”。次年,陈秋卿担任牧师。

1927年,在鼓浪屿的信徒要求下,厦门新街、竹树、厦港三堂的长执会决定在鼓浪屿建立新教堂,他们向“厦门基督教区会”提出申请,得到审批后成立筹委会开始筹建。

1929年,许春草发起“中国婢女救拔团”。解救不少婢女脱离“魔窟”。

1930年,福音堂的信徒增多,遂在鼓浪屿内厝沃兰花脚公平路18号建立支堂。称“讲道堂”。

1934年,鼓浪屿三一堂基本建成。三一堂既寓意三个堂会联合兴建之意,更蕴含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

安息日会安献堂落成。

1935年5月19日,三一堂召开堂议会,经投票选举卢铸英为首任牧师。

1936年夏,中华基督教全国第二次查经大会在鼓浪屿举行,由大布道家宋尚节博士主持。布道会盛况空前,共有6000人参加,决志信主者1000多人。

1938年2月6日,教会在鼓浪屿英华中学百友楼图书馆召开“五运会”。

5月10日,厦门沦陷,大批难民涌入“公共租界”鼓浪屿。岛上各堂会积极投入救援难民的活动。

1941年8月14日,鼓浪屿基督教学校师生联合筹备在三一堂举行夏季退修会,参加人数近千。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据鼓浪屿。卢铸英等不少教牧同工遭到逼迫。

1946年,南靖县山城教会的张翰卿到三一堂担任牧师。

罗马教宗宣布中国教会实行圣统制。厦门教区从此从代牧区升为主教区,首任主教为多明我会西班牙宣教士马守仁。

1947年,西班牙宣教士茅中砥任厦门教区主教,中国教士黄子玉任副主教。

1948年,周清泽担任福音堂牧师。

50年代,各大堂会加入“三自”

聚会所的王得恩长老积极响应吴耀宗的号召,带领信徒加入三自。

多明我会茅中砥主教被驱逐回国。

1952年,协和礼拜堂停止聚会。

1956年,福音堂女传道何恩及被按立为牧师,成为共和国最早的女牧师之一。

讲道堂陈其凯传道被按立为牧师。并任青年会总干事。

1958年,三一堂与福音堂、讲道堂合并。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鼓浪屿所有教堂停止聚会。

1979年9月,三一堂得到厦门市委统战部通知,获准复会,向鼓浪屿区政府回收三一堂房产。

这段时间内,聚会所和安息日会借用三一堂举行礼拜,直到建立自己堂会为止。

1981年,天主教堂落实政策归还教会,经过维修,于1982年元月10日复堂开放。

1986年12月7日,天主堂举行黄子玉主教就职典礼。

1997年,聚会所的复兴堂落成。

2001年,福音堂由三一堂负责翻建成立百合园托老院。

2011年7月30日,协和礼拜堂举行复堂典礼。

(本文作者系福建一名基督徒。)

摘自 https://www.hotbak.net/key/%E9%87%8D%E7%A3%85%E5%96%9C%E8%AE%AF%E9%BC%93%E6%B5%AA%E5%B1%BF%E7%94%B3%E9%81%97%E6%88%90%E5%8A%9F%E4%BA%86%E5%85%B6%E4%B8%AD%E6%9C%89%E5%A4%9A%E5%A4%84%E5%9F%BA%E7%9D%A3%E6%95%99.html

钟南山的母亲竟是留美名医,又是敬虔的基督徒! 钟南山与大文豪林语堂及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居然还是亲戚关系!

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已84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获颁“共和国勋章”。

今年中国的春节,一直被新型冠状病毒的恐慌笼罩着。所有人都时时刻刻关注着COVID-19病情的发展,前线医护人员的物资和抗战情况。每天有各种各样的信息,从不同渠道攻占我们的大脑。在这种时候,有一个人的消息,成为了全中国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个人就是钟南山院士。

这位84岁的老人,他说的话,每一句都是强心济,让人看清。他说的话,每一句都是定心丸,让人定神。他说“明确此病人传人”。所有人都戴上了口罩,他说“建议大家不要出门”。所有人都取消了聚餐,开启了旷日持久的“卧室客厅厨房一日游”。有人甚至说:“钟南山不动,我们不动”。“几时才动?钟南山说动才动!”

为什么所有人都这么相信他?不仅仅是因为医术高超,更因为他敢医敢言。而这敢医敢言的性格和声望背后,正是一个世家的传承。

钟南山的祖籍是厦门的鼓浪屿,他的父母都是当地人,虽然他出生于南京,但对家乡一直有一份情怀,鼓浪屿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第一批“医疗宣教”的来华基督教宣教士,就在那里驻扎,并且后来成为了中国现代医学的中心。有大批优秀的医疗工作者都是从这个地方走出来的。至今,还有着抹不去的浓浓的基督教文化。而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就是在鼓浪屿长大的。他父母早亡,于是跟着叔叔生活,上教会学校靠给大户人家当佣人维持生活。因为学习成绩好,考进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后来留学美国,拿到了纽约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他是著名的儿科专家,曾被聘任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医学顾问。1933年,钟世藩与廖月琴结为夫妇,三年后生下了钟南山。

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她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之一于文革期间自杀而她所在的廖氏家族,却是鼓浪屿的名门望族。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从小在鼓浪屿基督教教会学校毓德女中就读,后来考进协和高级护校,毕业后留学美国波士顿学习高级护理。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能受高等教育的女子寥寥无几,而能受高等教育的女子,大都家中有矿。而廖月琴的娘家廖氏家族,可谓声名显赫,熠熠生辉。自廖月琴曾祖父廖宗文那辈起,就到了厦门谋生。廖宗文有四个公子,依次为廖清霞、廖悦发、廖天赐、廖天福。廖清霞毅然南下,来到印尼发展,开办“群乐华”修造船厂和“锦顺昌”土产公司。接着,廖悦发也来到印尼,与兄长并肩奋斗,共同致富,衣锦还乡。回到家乡的廖悦发,在鼓浪屿兴建两座花园洋房,就是有名的廖厝——漳州路44号和48号,而他就是鼓浪屿廖厝名副其实的当家人。这位廖悦发廖财主,正是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的父亲。

当时,廖家几房人全都住在一起。而廖月琴的爷爷是三房廖天赐,父亲廖超熙,是与廖翠凤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的堂兄妹。廖月琴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弟一妹,她们姐弟从小就是在廖厝长大的,她们称呼廖翠凤“凤姑”。那么,钟南山称呼林语堂就是“姑外公”了。


鼓浪屿只是一个很小对外开放的岛屿,当年有好几个国家的宣教士与商人在这里居住,小小岛屿上有8个教堂,分别是三一堂,复兴堂,福音堂,天主堂,协和堂,安献堂,讲道堂和四纵松堂,包括轮渡的竹树堂与新街堂也只在对岸的咫尺之间,基督教会在鼓浪屿很是复兴,岛上的居民大多信奉基督教。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与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都是敬虔的基督徒。林语堂的父亲是基督教牧师。林语堂起初有20年时间信心不坚定,后来真正认识耶稣成为敬虔的基督徒。

这个基督福音的岛屿可出了不少的博士,名人,富商。为了减少篇幅这里就不赘述了。林语堂在廖翠凤之前,有一梦中情人叫陈锦端,陈父作为基督教竹树堂会长老,曾创办了榕城福建造纸厂、厦门电力厂、淘化大同公司等等。当陈父听说林语堂对基督教的信仰不够坚定,虽然学业优秀,但不足以依靠,不同意此婚事。陈锦端没有嫁给林语堂,这是林语堂永远的隐痛。而陈锦端的堂妹陈锦彩,可是嫁到了廖家,即嫁给了钟南山唯一的舅舅廖永廉。廖永廉鼓浪屿英华书院毕业后,考上圣约翰医学院,获博士学位。而廖翠凤二哥廖超照,那也是教会大学圣约翰医学院的博士,两人可是堂叔堂侄兼学长学弟。廖永廉与陈锦彩结婚时,担任女傧相的就是廖超照的女儿雪琴,即廖永廉的堂妹。这位雪琴姑娘,长大嫁人了,夫君正是林巧稚的侄儿林嘉泽,林巧稚还认他为干儿子呢。这么一来,钟南山不就得称林巧稚一声“姑婆”么。

而关于林巧稚,我们就不详细说了,她一生未婚,却亲手接生过5万个婴儿,没有她,中国就没有妇产科!而她,则是一位很敬虔的基督徒。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特别保护了她。她虽然对社会做出极大贡献,却说自己只是耶稣的一朵小花……说到这里我们才得知,钟南山的家族竟然都是基督教的世家背景。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他本人的信仰情况如何。也或许,他身上所有令人敬佩的品质,都只是因为家族文化层面的影响?只是因为,他继承了祖辈要“服侍”的态度。而关于人生的问题,在非典刚得到控制时,曾有媒体采访他,“你认为,一个人的最大意义是什么?”他说,“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到最好,这就是最大的意义。”但真正的使命,绝不是被人赋予的。而忠诚的基础,也首先应该建立在“作为被造物向着造物主的忠心”上。他还说,家庭对他的成长影响很大,在采访中,他说父亲曾告诉他,“一个人,要在这个世上留下点什么东西,那么,他这辈子就没白活了。”而他说,“现在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我慢慢懂得了,我父亲的愿望,我初步实现了……但我还没有满足,因为我还有两项工作没有完成……” 但至于这两项是什么,他没有说。


而此刻,我们在想钟南山说的话,不知他那敬虔的基督徒母亲曾教给过他什么呢?他是否还记得? ……他已经84岁了,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吧!

造天地的主啊,求祢在这次疫情中保守这位老人,无论这次危机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求主拣选他,使他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求主使他能在基督的圣城里有份!愿他的年日是为祢而活,愿他闪亮的一生,是为祢发光!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摘自 http://wen.yzlm66.com/index.php?s=/caiji/detail/id/56186.html

再談南丁格爾 – 五月除了溫馨的母親節外,尚有護士節,乃為紀念南丁格爾女士對護理界的貢獻

【作者:彭瑞卿】(本文作者為中華民國護士福音團契總幹事)

文章來源:基督教論壇報 https://www.ct.org.tw/1162138#ixzz6MHtKp3zZ

五月除了溫馨的母親節外,尚有護士節,乃為紀念南丁格爾女士對護理界的貢獻。 ………  她心目中愛情是需要被上帝煉淨考驗,是一種可以被深入管理的生命,不是盲目的感覺和是非不分的情緒。

提及護士節,筆者曾拜訪朱寶鈿女士,她是基督徒也是護理界的長輩,前省立台北護專校長,於一九六五年在西德Frankfurt開國際護士會議時,是我國代表,她建議每年五月十二日南丁格爾的生日為國際護士節,以紀念南丁格爾女士對護理事業之貢獻,後來被採納,於是以後每年的五月十二日為國際護士節。

因呼召從事護理

南丁格爾從小即每天寫日記,也喜愛動物,憐憫樂於助人的心,主動關心人的愛如暖陽般,溫暖她所接觸的心靈,她心也跟隨著喜悅的回應。期待落實的助人,細膩照顧良善的心,是南丁格爾的生命特質,這使她一生與護理密不可分。南丁格尔

在她十六歲(一八三六年)時,發覺心深處有一沉重的負擔,促使她思想生命的意義。之後不到一年寫到:「成為護士是上帝對我的呼召,照顧病人是我天父的事業,這不是我的空想,是實在的託付。上帝呼召我帶著強烈的信仰,在窮人間努力工作。我以成為窮人的僕人為榮。」(註參《南丁格爾與近代護理》P166.173)。

她認為基督是護理職業的創造者,人的生、老、病、死必須以上帝的法則看。人的身子是神的殿,護理是刻畫在人心、修砌在人身的工作,有何藝術工作能比這更尊貴的呢﹖

南丁格爾認為,每個護士都需有信仰與來自上帝的呼召,把原來神照顧人的旨意,切實的實施在人間,以心靈誠實及信心走向神的工作,為上帝去服務人,否則將淪為機械式的工作,會令人失望。因此她不稱護理為一種職業,而稱為呼召(calling)。

她認為,護理是一種高度的倫理、藝術、冷靜與責任感,是一生的學習,不只是一種技術,是貼近人痛苦,與病人有長時間接觸,而不是犧牲,故要努力裝備,在神面前謙卑自己,順服神的主權。她一生為主活出基督得勝的見證,使護理從被人鄙視,扭轉成受尊敬的白衣天使的地位。

為呼召放棄享樂

就世俗的眼光來看,南丁格爾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父親有好的身分地位與學識財富,住在寬敞如城堡的房子。在護理歷史軌跡中,南丁格爾當代醫院的護士是由妓女、女罪犯、社會地位低下的貧窮婦女勞工所擔任,有錢人生病是醫生到家看病。

根據張文亮教授在—《南丁格爾與近代護理》一書的描述,我們了解在當時社會的價值觀裡,一些人的壟斷,使護理工作僵化於負面的局勢,這也成為日後,南丁格爾踏入護理的一大阻力。

她一生好學,會說五種語言,讀許多與人有關的科學,有人勸她何不當醫生,然而她卻看清最重要的目標,一生看重護理活出屬靈信念的生命。她回應神的呼召,依上帝的旨意,不是照自己的意思,一生執著的為護理的理想而活。

為理想放棄愛情婚姻

人品才貌智慧、樣樣俱全的南丁格爾,上流社會的盛大舞會曾讓她快樂,愛作夢如詩的年華,她甚至一度憧憬成為社交界之星,被多少俊男傾慕,有人六年、九年的等待都被她拒絕。

在她心目中,愛情是需要被上帝煉淨考驗,是一種可以被深入管理的生命,不是盲目的感覺和是非不分的情緒。愛情婚姻是新的責任、功課、與挑戰,並非每一位女性都能承擔這些改變﹔正當一般女孩期待披婚紗結婚時,她卻在神的呼召中,放下兒女私情與愛情婚姻,決志穿上護士服,帶著基督的馨香,走上服事上帝與病人的道路。

她的男友理查(Richard Monckton Milnes),後來在前往克里米亞戰場工作出發前,明白了南丁格爾未接納他的感情,是因她對護理已承諾在先了﹔然而當他結婚的消息,傳入南丁格爾耳中,她心聲卻是,「自從我拒絕他那天起,我無時無刻不在想他,沒有他的愛情,我的生活像是一片沙漠,但是在我得知他結婚的那一刻起,我知道婚姻不再是我的試探。」

一八八五年男友病逝,南丁格爾軟弱中向神禱告:「喔!我的主啊!讓我這個感情脆弱的老女人,再次奉獻在你的手中。」(註參《南丁格爾與近代護理》P180)。她心中所走過的,那看似瀟灑的背後,卻是軟弱許多辛苦掙扎之痕。

若想更多認識南丁格爾,台大張文亮教授,曾在中華民國護士福音團契(簡稱護福)出版的護福月刊,連載三年有關南丁格爾的文章,廣受好評。去年六月由校園福音團契以《南丁格爾與近代護理》出版,並榮獲香港湯清文藝,此書有極精彩的描述。

願在二千年的護士節紀念之際,激勵我們效法護理鼻祖南丁格爾的榜樣,向神尋求清楚祂對我們一生的呼召,並賜我們堅定的信心及能力,活出呼召的人生,以榮神益人。

文章來源:基督教論壇報 https://www.ct.org.tw/1162138#ixzz6MHtZZUV6

今日(5月12日)是「國際護士日」,是紀念19世紀英國著名的白衣天使弗羅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年5月12日-1910年8月13日)的日子。出身貴族世家的她遵從了良心的聲音及上帝的呼召,離開舒適的生活獻身服侍病人,成為近代護理學創始人。

南丁格爾家境富裕,來往的都是社會政界、文化界名流。她心懷濟世,由於曾幫助父親的朋友照顧病人而對護理產生濃厚興趣,常留意慈善機構及工作。17歲時她隨父母到歐洲旅行,特別注意到醫療環境極為惡劣,當護士的夢想在她心中萌芽。

但當時英國社會上護士被認為是極卑賤的工作,南丁格爾的護士夢對父母來說仿如晴天霹靂!他們對此強力反對,極力勸阻,但無損南丁格爾的決心。她一面在家裡努力事奉父母,並迎合父母心意參加上流的社交活動,另一方面潛心研讀有關護理專業的知識。

在父母安排下,她受到兩位條件優秀的男性的欣賞,但是她已有了周遊服侍的心志,一心將自己奉獻給醫護工作,決定固守獨身專心事奉病人,拒絕了兩名愛慕者的求婚。

南丁格爾30歲生日那天在日記裡寫著:「今天我30歲了,正是耶穌基督開始獻身佈道的年齡。我以後不應再有幼稚的行為、不應再作愛情與婚姻之想,只要遵行上帝的旨意,按照祂的安排生活。」

文章來源:https://chinese.gospelherald.com/articles/25124/20150512/%E5%9C%8B%E9%9A%9B%E8%AD%B7%E5%A3%AB%E6%97%A5-%E7%B4%80%E5%BF%B5%E5%8D%97%E4%B8%81%E6%A0%BC%E7%88%BE%E7%84%A1%E7%A7%81%E5%A5%89%E7%8D%BB%E7%9A%84%E5%9F%BA%E7%9D%A3%E7%B2%BE%E7%A5%9E.htm

2020年5月12日,联合国邮政发行了《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诞辰200 周年暨国际护士和助产士年》:缅怀南丁格尔回应上帝呼召彰显基督品格的一生

 

每年的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以感谢护士们为了人们的健康所付出的辛苦。这一天也是(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的生辰纪念日。

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2020 年为“国际护士和助产士年”,以表彰这两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对全球卫生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今年也是现代护理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诞辰200 周年。

“护士是医疗系统和社区公众之间的桥梁,是奋战在一线拯救生命的斗士,也是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关键一环。不仅仅是在疫情期间,我们每时每刻都应该向我们的护士和助产士致以崇高的敬意,”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在5月11日的媒体通报会上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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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2日,联合国邮政发行了《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诞辰200 周年暨国际护士和助产士年》普通邮票一套1 枚。 这枚邮票的发行正值2019冠状病毒病在全球蔓延。本枚邮票面值为1.35 欧元,由挪威艺术家马丁·莫克(Martin Mörck)绘画,版式设计为Rorie Katz(联合国)。邮票画面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肖像,左侧为德文书写她的名言“珍重生命,生命是伟大的馈赠,其中无小事”,肖像右侧的文字为德文“联合国”。该邮票可在联合国维也纳国际城内使用,可将信函、明信片等邮件寄往世界各地。您也可以在中国邮政的邮局购买到邮票进行收藏。了解和购买邮票,请访问联合国邮政官网:https://unstamps.org/zh-hans/或关注联合国邮政官方微信:联合国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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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基督时报2015年05月12日
作者: 徐敬谦

 

护士是上帝派到人间的白衣天使,她们用温柔纯洁的心和专业的护理经验来守护和细心照料每一位患病的人。

5月12日国际护士节是全世界的护士们共同的节日,也是近代护理创始人英国基督徒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诞辰。国际护士节就是为了纪念她在历史中的丰功伟绩而设立的。虽然她已经辞世103周年了,但是她的博爱、牺牲、奉献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全世界的医护人员。

国际护士节在中国也受到了相关医疗卫生部门的重视。据解放军报报道:为纪念这一节日,5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简称总后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以“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深化优质护理服务”为主题的座谈会。在会上,南丁格尔奖获得者、援非抗埃护士长、临床护士等代表分别发言,探讨南丁格尔精神在优质护理中的具体表现等问题。南丁格尔

南丁格尔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她又在这个历史中做了怎样的事情而让全世界的人们敬仰呢?下面就请让基督时报小编带你走进南丁格尔波澜壮阔的一生。

“余谨以至诚, 于上帝及会众面前宣誓: 终身纯洁,忠贞职守。 勿为有损之事, 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 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 慎守病人家务及秘密。 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 务谋病者之福利。 谨誓!”—南丁格尔誓言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年5月12日-1910年8月13日),出生在一个有着基督教背景的英国贵族家庭。因为她是在意大利著名的城市佛罗伦萨,所以她的父母给取名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基督教家庭的背景,再加上父母经常做慈善活动,所以基督教的博爱和奉献的精神开始在她幼小的心灵里面生根发芽。

南丁格尔年轻时经常与一些贵族出人于上流社会的舞会、沙龙。虽然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但是这些并没有让她的心灵感到满足。直到南丁格尔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护士,才让她真正的感受到充实的生命意义。

寻求上帝旨意 回应上帝呼召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英欢在《南丁格尔的基督徒角色》的论文中提到了南丁格尔明确上帝在她身上的使命是呼召她成为一名护士的奇妙经历。

据该文章介绍:南丁格尔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坚信这份工作来自上帝对她的呼召。9岁时,她在第一篇日记里写到“上帝必与我同在。”17岁时,她在日记里面写道第一次接受上帝的呼召,“1837年2月7日,上帝在呼召我,要我为他去效劳。”虽然,她接受了上帝的呼召,但是还是不清楚上帝在她身上的使命具体是什么?

1842年夏天,英国发生了大饥荒。灾民的处境让她感到痛心,她开始历史所能及的救济一些平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与同为基督徒的汉娜伯母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她们在一起经常谈论精神生活和灵魂对神的归属问题。经过一段时间后,她渐渐的地清晰了自己所要走的道路。

后来,她在给汉娜伯母写的一封信中表明自己对于护士这个职业的热爱与崇敬。她在信中表示护士是真正的天使。虽然她们就像医院的女佣一样,做着人们厌恶和鄙视的工作,她们必须清除脏乱和污秽,为病人清洗身体,但是她们的工作却有益于人们的健康。后来,她回忆,“我24岁之后,对自己要做什么,要走哪条路,就不再有任何迟疑不决了。”

克里米亚战争救治伤员 闻名于世

此后,她接受了一系列的关于护士方面的培训。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南丁格尔带领护士奔赴前线救治伤员,她的事迹传遍欧洲。

据甘肃卫视播放南丁格尔的视频资料介绍:1854年至1856年间,英法联军与沙俄发生激战。在英国一家医院任护士主任的南丁格尔,带领38名护士奔赴前线,参加护理伤病员的工作。因当时医疗管理混乱,护理质量很差,伤病员死亡率高达50%。于是,南丁格尔就潜心改善病室的卫生条件,并加强护理,增加营养。半年之后,伤病员死亡率下降到2.2%。这一事迹传遍全欧。

另据其它资料介绍:在此期间,南丁格尔为了更好地照顾到伤员,她建立了护士巡视制度。每天夜晚,她都提着一个小油灯到4英里之遥的营区里面,逐床查看病人。士兵们亲切地称她为“提灯女士”或者“克里米亚天使”。一个伤病员写到,灯光摇曳着飘过来,寒夜似乎也充满了温暖…… 我们几百个伤病员躺在那里,当她来临的时候,我们挣扎着亲吻她那漂浮在墙壁上修长的身影,然后再满足的躺回床头上。这就是所谓的“壁影之吻”。

女王嘉奖 赞基督徒品格

为了表彰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贡献,1855年11月维多利亚女王送给她一枚胸章。这枚胸章上面还刻着一句圣经经文,”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女王还在附信中写道:“在充满血腥的战争中,你表现了基督徒崇高的牺牲精神。我一一枚胸章作为君王感谢你的心意表徽,请你佩戴并珍惜我的情感。这枚胸章的花色和形状正足以表达我真诚的祝福,以及对你崇高事业的推崇。”

南丁格尔的余后人生 

1860年,南丁格尔在英国伦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正规护士学校。1863年南丁格尔还制定了医疗统计标准模式,后被英国个医院相继采用。1901年,她因超劳过度而导致双目失明。1907年,南丁格尔获得英王授予的功绩勋章,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接受这一最高荣誉的妇女,其后还发起组织国际红十字会。1908年3月16日,南丁格尔被授予伦敦城自由奖。1910年8月13日,南丁格尔在睡眠中溘然长逝,享年90岁,终身未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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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尔的护士工作专著成为了医院管理、护士教育的基础教材。在南丁格尔的一生中有力的推动了世界各地护理工作和护士教育的发展,因此被誉为近代护理创始人。国际护士理事会在1912年把她的生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

据中国食品科技网介绍:国际护士理事会将南丁格尔的生日定为国际护士节,主要目的在于激励广大护士继承和发扬护理事业的关荣传统,以“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个病人。最初称“医院日”或“南丁格尔日”。而在中国则被称为“国际护士节”。至今,在伦敦的街头还竖立着南丁格尔的一座铜像,甚至在10英镑的纸币的背面也印有她的半身像。

1859年,南丁格尔所写的《护士札记》出版,这被认为是最早的护理学经典著作。1860年,她在英国伦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推动了西欧以及世界各国的护理工作和护理教育的发展。南丁格尔对当时和后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所能享受到的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制度、国民义务教育制度等,都有她的一份贡献。1907年,英国国王授予南丁格尔最高勋章,并在伦敦建立南丁格尔纪念馆。当年,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设立南丁格尔奖。此外,英国政府为纪念南丁格尔的贡献,还在10英镑纸币背面印上她的肖像。

南丁格尔选择护士这个职业是有着坚固的信仰依据的。事实上,在她看来,护理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从上帝而来的呼召。她认为,耶稣基督才是护理职业的创造者,人的生老病死必须以神的法则来看待。她相信“人的身子是神的殿”,不力是刻画在人心、修砌在人身的工作。她指出一名优秀的护士要拥有三个动机:一是天生喜欢照顾别人的“天然动机”;二是愿意把事情做好,也愿意不断再教育的“专业动机”;三是为神而不为成功的“基督信仰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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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尔于1910年8月13日逝世,享年90岁,终生未婚。她年轻时曾谈过一场恋爱,对象是自己的表兄,曾一度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不过,因为是表兄妹的关系,他们的恋爱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坚决反对;于是,这对恋人选择了顺从,并誓言要终身奉献于人类的公益事业。后来,南丁格尔的表兄前往靠近北极的加拿大严寒地区,向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传福音;而南丁格尔南则献身在护士的职业上,把爱情化为更加深入的情感,一生恪守诺言,走在服侍上帝和病人的道路上。

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林巧稚

在南丁格尔80岁高龄的某一天,我国福建省鼓浪屿一对基督徒夫妇生下了一个女婴。这个女婴长大后成为我国著名的医学家,一生亲自为5万多名婴儿接生。她就是我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林巧稚女士。

林巧稚出生于1901年,5岁丧母,1914年受洗,正式加入基督教。1921年考入位于北京的协和医学堂,1929年毕业并获医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协和医院妇产科大夫,为该院第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后于1940年成为该院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并于1959年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林巧稚名义上虽然不是护士,但是一直做着护士的工作,在她那里并没有严格的“医”“护”之分。《新华网》一篇报道称,“一次次,她如护士和母亲般攥住产妇在惊恐和痛苦中狂抓的手,传递给她们温情、力量和信心。”

与南丁格尔相同,林巧稚走上行医的道路也与她的基督教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她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之中,5岁时所读的幼稚园也是由英国长老会所开办,10岁进入厦门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后就遇到了一位基督徒老师玛丽·卡琳,开始认识到基督徒可以用一些平凡的琐事荣耀神。

高中毕业后,林巧稚立志成为一名医生,希望自己能像使徒保罗的同工路加那样,一面传福音拯救人的灵魂,一面医病救人,解除人肉体上的痛苦。多年后,在培训护士时她还说:“当你怀着基督的爱去做这些事,就不会觉得每天的工作琐碎、无聊、没出息了。”1980年,她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是一名医生,经历了太多的生死。我不怕死,《圣经》上说:‘我必往祂那里去’”

林巧稚与南丁格尔另一个相同之处在于,二人都是终生未婚,并将一生奉献给了他人。林巧稚考上协和医学院时已近20岁,在那个年代这个年龄的女子大多已经结婚。毕业后她留校任职,聘书中却规定“……聘任期间凡因结婚、怀孕、生育者,作自动解除聘约论。”因着对医护事业的热诚,她将自己的一生都放在了妇产工作上。据说,她在床头放了一部电话,因此医院若有需要,即使是晚上也可以随时找到她。她还说:“我的惟一伴侣就是床头那部电话。”

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于北京安息主怀。在遗嘱里,她把自己的全部遗产捐赠给北京的幼儿园和托儿所。在其六十年的医务生涯中,林巧稚除了做研究和带学生外,还亲自接生了五万多位婴儿。 很多父母以 “林”字给孩子命名,例如“念林”、“爱林”、“敬林”、和“仰林”等等,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中国共产党第一所护校创办者傅连暲

“在闽西,他帮助红军战胜了最大的威胁——天花。长征过雪山,他想出吃辣椒御寒的方法,又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国防大学图书馆主任马祥林在《傅连暲 曾经是位基督徒》一文中将傅连暲称为“红军华佗”。这篇文章发表在2001年6月4日的《北京青年报》 之上。

傅连暲是中央红色护士学校校长兼教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医务学校,于1931年底在福建汀州,傅连暲的故乡成立。随后,傅连暲还参加了红军长征,并负责中央的保健工作,在军中有“红色华佗”的美誉。途中药品用完后,他便利用基督徒的特殊身份,在沿途的教堂中找药,解了燃眉之急。

傅联暲于1894年生于福建省长汀县,父母皆为基督徒,因此他一出生就接受了洗礼。后来,傅联暲在汀州福音医院内科医师英国人希布莱尔的帮助下读完中学,并考入亚盛顿医科学院。1918年,年仅22岁的他成为汀州红十字会主任医生,从1920年起又在医校任教并开办诊所。1925年“五卅运动”后,福音医院外籍医生撤走,傅连暲当了院长。傅连暲担任福音医院院长期间,曾医治过许多红军高级将领,掩护并收治过大量红军伤病员。

傅连暲曾长期担任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工作和医疗卫生教育工作,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为解放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惜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于1968年死于狱中。

 

 

 

建国七十年来中国人所不知的白求恩的家庭和教育背景

鉴于中国大陆和全球的新型肺炎 COVID-19 流行,影响到了世界各地的每一个国家和海外华人群体。由于七十年来的中国大陆史无前例的宣传,中国大陆的很多医护人员和广大群众一直把白求恩当作该效法的圣人。我们由衷地感谢白求恩大夫等国际人士对抗战中中国人民和八路军将士的无私的爱。由鉴于此,有必要向世界各国华人介绍白求恩大夫真实的家庭背景。

白求恩牧师

图为2019年10月下旬,作为白求恩家族的后代,基督教牧师阿诺德·白求恩(Arnold Bethune)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资料图片)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 摄

以下内容摘自维基百科

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格雷文赫斯特。他的祖先是苏格兰人。几个世纪来,白求恩家族在加拿大很有名气。现任温哥华市长罗品信是白求恩的远房亲戚。白求恩的高祖父约翰白求恩牧师是基督教长老会牧师,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建立了该市第一间基督教长老教会, 也是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创始人之一。白求恩的祖父老诺尔曼·白求恩是多伦多大学三一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是闻名加拿大救死扶伤的名医。白求恩父亲马尔科姆.白求恩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根据加拿大华裔总督伍冰枝著作的记载,白求恩的父亲受当时美国著名基督教布道家和学者 D.L.Moody 穆迪很大的影响。

白求恩父亲马尔科姆.白求恩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他为了传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赎罪牺牲的大爱,跑遍了许多安大略省的城镇的教会。白求恩在格雷文科恩的故居是当地基督教会为牧师盖的住所。1970年加拿大政府为了和中国建交,才把这所房子从当地的教会买下,作为历史古迹,交由加拿大国家公园管理。白求恩的母亲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十岁在故乡伦敦散发基督教小册子,二十一岁离开英国到夏威夷传教,结识了白求恩的父亲。两位虔诚基督徒所组成的家庭带给白求恩说不尽的爱。与白求恩相知甚深的泰德·阿兰在书中写道,“白求恩的家庭生活总是很活跃、丰富而且温暖。”心理学家指出,在充满爱的家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对别人显示爱心,相反,无法得到家庭关爱的孩子长大后也不轻易向人示爱,而容易性格孤僻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白求恩对穷人和患者深怀爱心,首先就是因为他比一般人得到了更多的爱。当白求恩长大成年,他承认父母对他的非凡影响。他说:“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劲。”

1970年中加建交,加拿大政府购下了白求恩的父亲在格雷文赫斯特属于当地基督教长老教会的牧师住宅,将其恢复到1890年白求恩诞生时的样子,又把邻居的白色房子布置成了“白求恩纪念馆”。故居的客厅,餐厅,书房、卧室等都还原了19世纪末白求恩在此居住时布置。2000年8月19日,中国血统的加拿大总督伍冰枝到此为白求恩的铜像揭幕。

白求恩

这个世界尘世的苦难不断。我为白求恩感谢上帝。当时的中国人不信上帝,上帝只能差派白求恩给抗战中苦难的中国人民间接的帮助,可以肯定,那时白求恩年迈的虔诚基督徒母亲一定日日为白求恩在中国的工作祷告。

在白求恩在华的那个中国人民的苦难的时期,有许多位加拿大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从事医疗教育的工作.根据一篇文章的介绍,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各地医院服务的加拿大医护多达二百多人。这一大批来自遥远国度的白衣战士,不管他们的信仰如何,都将故乡安謚平和的生活抛之身外,在中国现代史上最严峻的年代中,默默地关怀和照顾着这片苦难土地上的伤弱病残。他们的献身精神和高尚行为,共同谱写下加中历史上最壮丽动人的篇章之一。加拿大有一部纪录片提到这些在世界各地的医疗基督教传教士。认为他们不是为了加拿大的国家利益,而是为了全人类的爱奉献人生的。这些加拿大医护人员中的大部分在国民政府和日本占领区。由于众所周之的原因,他们的爱心和故事没有像白求恩的故事一样告诉给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应该纪念他们对中国医疗事业的伟大贡献,不应该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只纪念白求恩大夫一人。

居住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 (Halifax) 的女艺术家卡茜·芭斯比 (Cathy Busby) 在中国北京奥运会期间她作为北京红门画廊聘请的驻地艺术家在那里呆了两个月。她不无自豪地说:“白求恩在中国十八个月,我的外祖父在中国二十五年;曾外祖父在中国五十年。”其实时间长短并不重要。我们在这些基督徒医生身上看到的是一条传承已久、极其可贵的加拿大人文精神和道德价值的脉络。卡茜的曾外祖父叫罗维灵大夫(William McClure ,也译为罗威廉),外祖父叫罗明远大夫(Robert Baird McClure)。抗战爆发后,罗明远就任了国际红十字会驻华总管的职位。并在郑州前线一带组织救援工作。就在这段时间罗明远邂逅了白求恩。罗明远在一次路过潼关时,一位中国军官对他说他们护送的一位加拿大医生失踪了。罗明远立刻骑着自行车到处找。最后找到了烂醉如泥的白求恩。罗明远把白求恩交给了护送部队,两人就此分道扬镳了。一年后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牺牲了。罗明远大夫也随国民政府转战到了大西南。在日军占领东南亚后,他又参与建立从印度穿越喜马拉雅山来华的空中供应线。他还专门负责救助在这条航线上时常发生空难的倖存人员。有时甚至要亲自跳伞到人迹不至的山区去现场急救。据他回忆,在这些年中,他几乎天天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工作。身上随时带着一把手枪,自我急救用的一点血清和吗啡。而在这样不稳定的环境中,他居然还实验和提出了一套适合于中国农村的医疗网制度。罗明远大夫当时是印度和中国地区唯一能够使用镭疗治疗癌症的医疗传教士, 曾因教会医院照顾八路军伤兵一事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发生严重争执,导致和国民政府关系破裂。罗明远大夫于1948年返回加拿大后。充沛的精力和坚强的信念驱使他继续踏上为人类解除病痛的征程。他的足迹遍及印度、婆罗洲、埃及、加沙地带、秘鲁、加勒比海和扎伊尔等地区。他于1968年至1971年期间被选为当时作为加拿大最大的基督教宗派第23届加拿大联合教会主席(Moderator of the United Church of Canada)。九十年代下一代人成长后联合教会信仰逐渐出现偏差成为神学自由派,之后逐渐失去基督生命和爱,进而走向教会衰落,目前已经不是加拿大主要的基督教宗派之一。

伊莎贝尔.麦克塔维什医生(Dr. Isabelle McTavish,1881-1953 中文名梅秀英)在24岁由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从曼尼托巴省派到中国去。这位年轻的女医生告别母亲和手足,作为教会医护人员前往中国河南,先后在卫辉、彰德(今安阳)等地爱心工作超过30年, 终生未婚。服务中国人民时间超过白求恩大夫十倍以上。据在广生医院(今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工作多年的李文仁回忆:那时候大部分人都很穷,来看病时身上很脏,有的人满头满身都是虱子。梅大夫一点都不嫌弃他们,还给病人洗脚剪指甲,帮他们抓虱子。李老先生说,这些事情都是他亲眼所见,一个外国人能对我们的普通老百姓这么照顾,他内心非常感动。有一天,梅大夫正在救治一位共产党部队的伤员,一串串子弹从外面射了进来。医院的很多员工赶紧躲进了地下室。梅大夫后来对他们说:我们医生护士是救死扶伤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离开自己的病人,不能把病人放在一边只顾自己。抗日战争后期,梅大夫曾经被日军残酷的关押。抗日战争胜利后她获释回到加拿大。

另外当时有一位在河南安阳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的窦大夫(Jean Dow),曾救治当时被视为绝症的黑热病患者。在二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她拯救了四百位母亲和孩童的生命,受到当地政府的褒奖。但她自己后来不幸感染了一种不明的疾病而去世,被安葬在她工作了三十三年的安阳。河南安阳地区的广生医院由加拿大基督教传教士和基督徒医师管理了53年,直到1947年才由中国基督徒接办。河南当时的恩赐医院,博济医院,惠民医院等其他医疗机构也是由加拿大基督徒医生所创办的。

在四川,加拿大基督徒医生先后创建16家仁济医院,遍布巴蜀各地。医生们不仅在成都开办了中国西部第一家西医诊所,还创建了以医学和牙学为主、文理并重的华西协和大学,并使之成为我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

加拿大首位华裔女医生张肖白 (Dr. Victoria Cheung,  1897-1966) 被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女子传道会派到广东江门的巴克莱妇幼医院(也叫仁济医院,是现在的江门中心医院的前身)工作。江门人对她的记忆仍然鲜活,尤其是医疗系统中人。她的爱心和事迹在广东江门民间广为流传。庆幸的是,张肖白没有活到人斗人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日子。广东省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屠杀情况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文化大革命前夕她葬礼那天,广东江门四乡民众自发赶来送殡,送葬队伍绵延长达数公里。

加拿大传教士医生查德·布朗 (Dr. Richard Brown) 原在武汉某基督教教会医院工作。白求恩率加拿大援华医疗队来到武汉时,经人动员,他随白求恩的医疗队奔赴延安,精心为八路军伤病员服务。后来,他又随白求恩等深入华北前线,到五台山地区救治八路军伤病员,根据地的报刊对他的有关事迹作了专门报道。朱德见到报纸上关于布朗的报道,也很感动,特致函布朗向他表示感谢,希望他继续留在八路军中工作。朱德在信中说:“八路军非常感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给予中国的同情和援助,特别是那些在非常艰难和危险中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们。” 他还向布朗介绍中共的宗教政策:“八路军没有反对传教士的偏见,恰恰相反,我们欢迎他们,愿意和他们合作。因为我们的抗战不只是为中国国家的独立自由而战,而且也是为了支持世界的和平而战。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

一带一路通过区域的部分中亚和西亚基督教医院 (不完整清单)

由于每一代人的罪性,世界将不可能美好。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血和生命的爱中, 感谢基督徒医生和护士在苦难和灾难之中给世界各地人们一些爱和光。恢复和持守基督爱和生命的本质同时逐渐减少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成了这个时代全世界基督教文化的趋势之一。独裁和民主都是相对的不同土地上的制度,并不是绝对的。然而基督的爱和生命可以彰显在任何制度的国家中。

感谢志愿医护人员效法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不分宗教、种族、性别等背景服务所有有需要的人。在过去的二百年里, 非政治性(政治中立)的私人基督教慈善和志愿机构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血和生命的爱中,让我们的华人基督徒和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一起更多的回应这份永恒的大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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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通过区域的部分中亚和西亚基督教医院

(不完整清单. 不包括其他地区基督教医院)

Afghanistan 阿富汗

Bangladesh 孟加拉国

India 印度

Hospitals of Emmanuel Hospital Association 
Hospitals of ERBHS

ERBHS (Eastern Regional Board of Health Services) runs 7 hospitals in Central India which belong to the Church of North India. This independent governing body’s mission is to provide health care for all. It oversees the following hospitals:

  • Christian Hospital Mungeli,CG. (http://chmungeli.org/)
  • Evangelical Hospital, Tilda,CG
  • Christian Hospital Baitalpur, CG
  • Christian Hospital Diptipur (not currently functioning)
  • Evangelical Hospital Khariar, Khariar, Odisha
  • Christian Hospital, Berhamnpur, Odisha
  • Jackman Hospital, Bilaspur, CG

Hospitals of Jeypor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Top Christian hospitals in India
Hospitals of CMC 
Hospitals of CSI

CSI Campbell Mission Hospital, Jammalamadugu, Kadapa

Kanyakumari Medical Mission

CSI Mission Hospital Neyyoor

CSI Hospital Nagercoil

CSI Hospital Marthandam

  • CSI Hospital, Brough Road, ErodeTamil Nadu
  • CSI Hospital, BangaloreKarnataka
  • CSI Hospital, Gadag-Betgeri, Karnataka
  • CSI Eva Lombard Memorial Hospital, Udupi, Karnataka
  • Mary Lott Lyles Hospital, MadanapalleAndhra Pradesh
  • CSI Kalyani Hospital, Chennai
  • CSI Rainy Hospital, Chennai
  • CSI Thiruvallur Hospital, Thiruvallur
  • CSI Kanchipuram Hospital, Kanchipuram
  • CSI Nagari Hospital, Nagari, A.P.
  • CSI Ikkadu Hospital, Ikkadu Thiruvallur Dist.
Other Christian hospitals in India

Iran 伊朗

Israel 以色列

Nepal 尼泊尔

Pakistan 巴基斯坦

United Arab Emirates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Oasis Hospital

 

摘自维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