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整理：金鑫

十字架是古代一种死刑，本是耻辱的标志，也是一种酷刑。却因耶稣上了十字架，十字架因此成为平安、和平、拯救、仁爱的象征！红十字会的创立也与此有关。

关于中国医院十字架的由来，可谓鲜为人知！基督徒认为这事与基督教有直接关系。非基督徒认为这事与基督教没有关系。在非基督徒的眼里，中国医院十字架与瑞士的国旗有关（注：请不要忘了瑞士也是基督教国家）。事实上，这种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界各国的医院都没有使用红十字架作为标志。只有中国的医院使用红十字架作为标志。这是因为，中国医院的前身就是悬挂十字架标志的教会医院。教会医院属于基督教组织所创建，且医院最初建筑得像一座教堂，屋顶上有十字架。中国医院一直沿用十字架作为标志。中国基督教会也使用红十字架作为标志。不过，虽然都采用红色，但是二者的比例略有不同。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西医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从主耶稣基督的公元诞生开始，2000年来世界各地的医院系统包括全欧洲的医院，整个拉丁美洲的医院，北美洲的医院，非洲的绝大部分医院，亚洲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医院都是由基督徒出于救死扶伤的爱心建立的。

西方传教士为了使中国能走上进步之路，以自己的血汗、青春、生命为代价，不远万里来到贫穷落后的中国。遍布在中国最为艰苦的地区。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名言：“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表达他对中国的爱，彰显奉献与牺牲之精神。事实上英文裡面还有一句话他说「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

殊不知，教育、出版、医学是晚清以来基督教传教士间接传教的三大途径，学术界对此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马伯英、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赵璞珊：《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杨念群：《“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学人》第12辑：《传教和行医：不同道不相为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4期；邹振环：《西医译著与近代中医界的反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2期。

近代医院制度主要源于欧洲。中世纪欧洲宗教占统治地位，天主教把设立医院作为传教手段之一，医院开始成为慈善事业，为贫困、残废者看病。公元9世纪的欧洲，设有许多与修道院相连的医院，供来客住宿和看病。文艺复兴以后，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医院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以医疗为主的、集治疗、护理为一体的今人所熟知的医院。这种制度，随着传教士的足迹，传到美洲、非洲和亚洲。从主耶稣基督的公元诞生开始，2000年来世界各地的医院系统包括全欧洲的医院，整个拉丁美洲的医院，北美洲的医院，非洲的绝大部分医院，亚洲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医院都是由基督徒出于救死扶伤的爱心建立的。

西方医事制度为中国所知晓，并非始于晚清。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在所著《职方外纪》(1623年出版）中，已经介绍了西方的医院制度：但是，医院制度传入中国，始于晚清，始于新教传教士。

早在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年）与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顿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是为基督新教在华行医施药的开始。几个月内，诊所便为300名病人施诊。1827年，马、李与新来华的郭雷枢(T.R.Colledge)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院，主要为穷人施诊，主治眼病，兼治他病，来诊者每天平均有40人之多，澳门附近亦有人前往就诊。据统计，从1827年到1832年10月，5年之中，共治愈4000余人。

1828年，英国传教士高立支在澳门开设了一家教会医院。

1835年11月，来自美部会的专业医师伯驾（1804～1889年），开办了东方第一所教会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即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据伯驾给美国传教总部的第一份季度报告说，他的医院租用当地商人的楼房，具有一定规模，可以接纳200个病人候诊，收留40个患者住院。伯驾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从事医药传教之首位牧师，他的外科手术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妙手回春的消息常常不胫而走，在士绅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没有什么反对医院的事情。倒是为政府官员所熟知和肯定。很少有病人表现出不信任。一位65岁的回族妇女，双眼患有白内障，当我问她是否能忍受手术时，她回答道：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它们取出，再把它们放进去。广州医局在短时间里飞速发展，病者日增，每日平均赴诊者约200至300不等，有时多达600人。伯驾1844年的报告表明，教会医院成立6年中，共为1.2万多名患者解除痛苦。

教会医院的人道主义精神，特别体现在重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包括妇女、麻风病患者、盲瞽者和精神病患者。在传统中国，男尊女卑，妇女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缠足，健康问题更加严重，妇女医疗问题反而更不被重视。来华传教医师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伯驾曾为他的医院有许多女性患者而感到极大的鼓舞，在医院开办的头三个月中她们有270人，占来诊人数的三分之一。以后，随着女传教医生的到来，为妇女和儿童专门开设的医院开始出现，很多医院都有妇产科，这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

186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Douw.D.M来到北京，她耳闻目睹了老式接产婆的种种愚昧无知和不讲卫生，认为旧法接生给产妇和婴儿带来的几乎是一场灾难。她发现这个问题极其严重，尤其是迷信活动使妇女儿童受害最重。她曾见一个产妇因为难产，接生婆在孩子露出来的脚上穿上一只鞋，认为这样孩子就可以自己走出来了，结果母子二人都失去了生命。当这位女传教士看到这种场景之后，回到家里大哭！有感于此，Douw.D.M返回美国，向长老会募集财物，准备了整整8年的时间，于1885年再到北京，建立女子医院，这就是以后的道济医院。医院建立后，她积极推广新法接生、预防接种，同时培养中国医务护理人员。（注：陈凤林等：《北京道济医院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7期。）也是在1885年，美国基督教妇女传道服务团，在上海西门外创办妇孺医院。1901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广仁医院，专门收治女病人。

关于道济医院（北京市第六医院）简介：

【标题】北京道济医院考略
【作者】陈凤林
【关键词】北京 道济医院 西方医学
【刊名】中华医史杂志 1998-28-3
【ISSN】0255-7053
【机构】北京市第六医院妇产科实验室
【摘要】北京市第六医院始创于1885年，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妇婴专科医院。1917年更名为道济医院，1952年被北京市政府命名为北京市第六医院。也正是这所最初的教会医院，第一个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接生方法带进了古老的北京城，将西医先进的医学理念播种在华厦大地，成为中西方文化观念、医学技术交流、融合最早的承载体之一。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中国这些医院是十字架的标志了吗？

因为他的源头就是基督教会！而今天那么多人在十字架底下进进出出，佛教徒也好，穆斯林也好，无信仰人士也好，他们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蒙了基督的恩惠。

你一看到十字架，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救死扶伤的、这个地方是医疗救治的，为什么一个杀人的工具反成了一个救治、救赎的标志？

正是因为当时的这些教会医院的建造上都有十字架的记号，因此现在中国西医院都以“十字架”为标志！并且在文革十年浩劫的时候，也没有人敢将医院十字架的记号去除！好好看看这个十字架，因为这是上帝留给中国人的礼物。

感谢主的怜悯！如果没有当年的传教士将新式接生法带到中国，很有可能今天大量的姊妹同胞依然在卫生条件很恶劣的情况下生产。让自己及孩子的生命面对着威胁！如果没有当年传教士将接种防疫的疫苗带进中国，又会有多少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患病甚至夭折？！

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受益者！感谢上帝吧！

List of Christian hospitals in China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截至1937年，中国共有254家教会医院。

1、1835年广州眼科医局后改为广州博济医院

（现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是中国第一间西医医院）

2、1844年上海仁济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3、1866年上海同仁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4、1877年苏州公济医院

（现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5、1883年苏州博习医院

（中国最早使用X光机医院，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6、1883年济南共和医学校

（现为齐鲁大学医学院又称齐鲁大学医科）

7、1885年北京道济医院（现为北京市第六医院）

8、1890年，济南华美医院与医校

（现山东大学附属医院）

9、1898年，广州花地精神病医院（中国第一所西式疗法精神病 医院，现为广州市脑科医院）

10、1903年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

（现为上海第二医学院）

11、1905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12、1906年，协和医学堂

（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前身，由5个教会合作开办，19 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解放军301医院前身）

13、1907年由传教士组织的中国红十字会救助中心

（上海华山医 院）

14、1907年上海圣玛利亚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1900年普仁医院

（现为北京市普仁医院、无锡市普仁医院）

16、1913年泸州福音医院

（现川南医院，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17、1914年湘雅医学校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18、1919年山西川至医学校

（现为山西医科大学）

19、1926年宏恩医院

（现为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20、1928年汉口协和医学堂

（现为武汉协和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汉口协 和医院）

上海仁济医馆 （後改仁济医院） 洛克哈特（英国伦敦会委派）
广州金利埠医院 合信（英国伦敦会委派）
北京通县潞河医院 北京潞河医院 美国基督教公理会
汉口仁济医院 英国伦敦会
渖阳盛京施医院 英国教会
杭州广济医院 英国教会
山东共和医院 山东医科大学附院 英国浸礼教会
天津驮夫医院
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同仁医院 美国卫礼公会
山东德州博济医院 美国基督教公理会
北京道济医院 北京市第六医院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
河南安阳广生医院 安阳市医院 加拿大基督教会
河南沁阳恩赐医院 沁阳医院 加拿大与英国教会合办
南京鼓楼医院 南京鼓楼医院 美国+个教会联合创办
成都男医院 加拿大联合会
成都妇孺医院 加拿大联合会
河南汲县惠民医院 河南新乡医学院附院 加拿大与英国教会合办
北京天主教施药局 法国天主教
长沙雅礼医院 湖南医科大学附院 美国基督教雅礼会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英美加三教会联办
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医院 成都华西医大附院 英美加三教会联办

As of 1937 there were 254 mission hospitals in China, and more than half of these were eventually destroyed by Japanese bombing during World War II or otherwise due to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or the Chinese Civil War. After World War II most of these hospitals were at least partially rehabilitated, and eventually passed to the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t are still functioning as hospitals.

Amoy Missionary Hospital
Bethel Hospital in Shanghai (1920)
Bresee Memorial Hospital (1925), named in honour of Phineas Bresee located in Da Ming, Hebei. Operated by the Church of the Nazaren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Canton Ophthalmic Hospital) Guangzhou Boji Hospital (1835) Peter Parker (physician)
Chengdu Eye, Ear, Nose and Throat Hospital (1894)
Chungking Canadian Mission Hospital (1896)
Chungking Methodist Union Hospital (1892)
David Gregg Hospital for Women and Children (also known as Yuji Hospital 柔濟醫院) (1902), affiliated with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 夏葛女子醫學院located in Guangzhou.
Love and Mercy Hospital (1887) (Qingjiangpu) – Absalom Sydenstricker (father of Pearl Buck) and later occupied by L. Nelson Bell
Kathleen Mallory Hospital for Women in Laichowfu (1901)
Kiating Canadian Mission Hospital (1894)
Kwang-Chi Hospital (1871)
Lester Chinese Hospital (1844) William Lockhart (surgeon)
Louella Roach Alexander Hospital for Women in Pingtu (1890)
Luchow Canadian Mission Hospital (1909)
Mayfield-Tyzzer Hospital for Men in Laichowfu (1901)
Methodist Hospital in Kaifeng, Henan
Mukden Medical College & Hospital
Hospital in Ningbo (William Parker) (1843)
Oxner Memorial Hospital for Men in Pingtu (1890)
Penghsien Canadian Mission Hospital
Ronghsien Canadian Mission Hospital
St. Andrew’s Hospital in Beijing
St. Barnabas’s Hospital in Beijing
St. Elizabeth’s Hospital in Shanghai
St. Luke’s Hospital in Shanghai (1866)
St. Peter’s Hospital in Wuchang
St. Stephen’s Hospital in Beijing
Tzeliutsing Canadian Mission Hospital (1906)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Mission Hospital for Men (1892)
University Hospital of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1942)
Warren Memorial Hospital in Hwanghsien Dr. T.W. Ayers
Woolston Memorial Hospital, (19th century)
Zicong Methodist Union Hospital (1908)

 

1800-1950：中国的医院都是些谁建立的？

在网上浏览中看到耶鲁大学的1800-1950年中国的西医医院与医学机构的统计表（Inventory of Hospital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compiled for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1800-1950 project（//www.yale.edu/adhoc/WMC/InstitutionsInventory.pdf）

它对中国1800-1950年有西医的医院和医学机构进行了统计。各条目所列内容包括所在省、所在市、所在市旧名，医院或医学机构名称、建立与资助机构、建立年份、资料档案所在地，以及备注。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在海外做基督徒许多年了，大概知道中国现代的医院开始于传教士，但在多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的贡献，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统计资料。出于好奇，我开始仔细分析这份资料。这是耶鲁大学仍在进行中的一项调查工作，因此网页中列了一个叫David Luesink的电子邮件地址，要大家对列表有更正或补充就向他报告。我下面的分析就是根据该列表截至2014年9月的资料。统计表中共列出了1800-1950年中国的527所现代（即有西医）的医院和医学机构。我把它们分成以下五大类进行统计：1）教会设立与资助的；2）设立与资助单位尚不不清楚的；3）公立或军队医院；4）红十字会医院；5）私立医院或其他(不属于前述的任何一种）机构医院。分省统计的结果见本文后面附录。这里是全国总计的情况。括号中的数字是同一类中的医院或医学机构最早建立的年份。

全国总计（Total）：527家
教会设立与资助医院与医学机构：351（1835）
设立与资助单位未确定医院与医学机构：144（1890）
公立或军队医院：18 （1908 或 1911）
红十字会医院： 5 (1907)
私立医院或其他机构医院： 9（1900）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在527家有西医的现代医院和医疗机构中，有144家现在还不能确定当时的建立和资助机构。在剩下的383家中，由教会和传教士建立的是351家，占91.6%；公立或军队医院为18家，占4.7%；红十字会建立的5家，占1.3%；私立或其他机构医院9家，占2.4%。
如下面的讨论中所述，红十字会和私立医院中部分也有传教士和传教机构的参与，公立医院中也有些是接管的传教士医院。因此，在1800年至1950年中国有西医的现代化医院中，由传教士和传教机构建立的占了绝对的大多数。由于这个特点，1800-1950年期间，中国沿海地区和通商口岸城市等传教士较早到达的地区，医院也开始建立较早，数量上也远多过内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