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浪屿申遗成功了！当地时间2017年7月8日下午4时（北京时间7月9日23时），正在波兰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1届大会现场传来消息：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鼓浪屿”和自然遗产项目“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双双通过审核。至此，中国已拥有52项世界遗产。
鼓浪屿申遗有53个元素，其中与基督宗教相关的鼓浪屿文化遗产有：三一堂、天主堂、协和礼拜堂、英国伦敦差会姑娘楼、基督徒墓园、救世医院和护士学校旧址、毓德女学校旧址、安献楼、闽南圣教书局旧址、春草堂（许春草故居）。
鼓浪屿是中国东南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她以旖旎的自然风光，精美的建筑艺术以及悦耳的音乐声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很多人都在这个岛上流连忘返。那么鼓浪屿是如何闻名海内外的，塑造其文化的重要因素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1842年那个春天说起。
那年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英国人的炮火轰开了满清紧锁的国门，击碎了其天朝美梦，东方沉睡的雄狮也在西风激荡中慢慢苏醒。厦门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硝烟的洗礼后，被迫开辟为中国最早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此时不少黄头发，高鼻深目的西方人远涉重洋，怀着不同目的来到美丽的鹭岛，拉开了近代厦门国际交往的序幕。在当时，鼓浪屿除了少数居民外，大部分地区都未得到开发，但经过几十年的建设，逐渐繁荣起来。美国宣教士丁韪良曾在1850年路过厦门，他在晚年回忆到：“海港中有一个名为鼓浪屿的小岛，当时岛上无人居住（此处有误，笔者注），而现在成为外国的租界，在富人豪华住宅的装饰点缀下，小岛就像海面上一颗闪亮的明珠。”（据：《花甲记忆》）
1842年2月24日，美国归正会的雅裨理和美国圣公会的文惠廉两位宣教士踏上了鼓浪屿的土地，开启了鼓浪屿近代宣教的序幕，也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小岛面貌。在宣教士来华时，当时的中国处于满清政府的统治下，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使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东方古国失去了与世界学习、交流的机会，远远落于完成工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西方强国。另一方面满清政府日益腐朽，专制愚民政策导致国民素质日渐低下，时人大思想家龚自珍将其称为“衰世”。西方宣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将西方近代文明带给当地人，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社会进步。鼓浪屿也因着他们的到来，逐步进入了近代文明的门槛。因此，我们要了解鼓浪屿文化，就必须得明白教会的影响。而鼓浪屿的教会呈多元化，在这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先后有新教各宗派（美国归正会、英国伦敦公会、英国长老会、等）、罗马天主教、基督教青年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及各华人自立教会（倪柝声的基督徒聚会处）等登陆宣教。在鼓浪屿丰富多彩的教会文化交相辉映下，造就了鼓浪屿文化优雅的气质。
建筑是鼓浪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西方宣教士到来后，为了满足信徒的需求，纷纷修建美丽的教堂，在不大的小岛上，百年间共有十座左右的教堂。自1844年英国伦敦会宣教士施敦力建立最在的聚会所开始，协和礼拜堂、福音堂、耶稣君王堂（即：天主堂）、四枞松礼拜堂、讲道堂、三一堂、安献楼、复兴堂等等一座座教堂拔地而起，成为鼓浪屿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散发着鼓浪屿教会文化的芬芳，不仅是鼓浪屿这座老建筑博物馆的珍贵藏品，更述说着基督信仰的荣美。而其中的协和礼拜堂、耶稣君王堂和三一堂是鼓浪屿教堂建筑的代表之作，为鼓浪屿的重要地标。
协和礼拜堂是鼓浪屿教堂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她是现存最早的教堂，1863年，来华的差会(美国归正教会、英国伦敦公会、英国长老会)的信徒捐款，在鼓浪屿的鹿礁顶（亦称上鹿礁）建造了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教堂。时称“国际礼拜堂”。此为鼓浪屿上最早的教堂。1911年，教堂进行翻建，改称“协和礼拜堂”（UNION CHURCH）。此教堂供外国人使用，中国人一般不进入。当然也有些精通英语、家世显赫的中国人受邀参加礼拜。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被厦门第二医院所使用。在文革期间，教堂差点被拆毁。但在国家一级建筑师白家欣先生极力周旋下，用貌似破坏实则保全的方法，在教堂周边加盖一些楼房，虽然教堂被楼群所遮盖，但却使教堂得以保存，等待着重现天日的一天。
直到2009年，这座老教堂在厦门基督教两会、鼓浪屿管委会、鼓浪语文化社群等各界人士关心、支持下，拆除了鼓浪屿护理院附属楼，并对原有建筑进行修旧如旧的翻建工作。蔡德晔姐妹更斥巨资从国外购进不少名贵材料，有力支持了协和礼拜堂的修复工作。在主的保守下，2010年12月底,这座百年老教堂终于修复完成。2011年7月30日，协和礼拜堂举行盛大的复堂典礼。这座历经百年沧桑，见证基督在鼓浪屿奇妙作为的老教堂，将从此展现在世人面前。
教育事业为教会在鼓浪屿的重要事工：开办教会学校，有助于国人了解当时西方国家的先进文明，跳出“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从而消解对从西方传入的基督信仰的误解，促进他们接受福音。1844年，英国伦敦会宣教士施敦力在鼓浪屿开办第一所学校——福音小学，此后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鼓浪屿建立。寻源中学、英华书院、毓德女学、福民小学、养元小学、维正小学都是当时著名的教会学校。学校除了开设基督教课程，也把当时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传播给学生们。
毓德女中是鼓浪屿重要的教会学校，学校原来建在厦门的竹树堂，但因失火而搬迁到鼓浪屿。毓德女学没有明确的学制，大约为5年。学生每周上课5天，每天早晚都有敬拜。星期六清洗教学楼。主日休息，上教堂做礼拜。学生除了进行信仰教育和教罗马字以外，还学中文和算术。中文的教材是《四书》，教师是清代秀才，算术没有课本，由教师自编教材。毓德女学附设有师范班，女学毕业后可进师范班读3年师范。1921年，毓德女学取消师范班，在原寻源中学旧址开设毓德女中，学制4年。学生毕业后可以升大学，也可以当教员。1931年，邵庆元担任毓德女中校长，他认为不管男女都可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于是积极培养女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他仿造社会体制，称学校为“毓德市”。设有建设局、教育局、卫生局等“部门” ，各班的班长就是公安职员，副班长是教育职员。他的教育方法大大提高了女学生的见识和能力，使她们成为厦门市的光和盐。
教会的教育事业极大拓展了鼓浪屿的见识，培养了一批放眼世界的人才。卢戆章、林语堂、余青松、李来荣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日后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教育塑造了鼓浪屿人温文尔雅，礼貌谦让、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
医疗事业促进了西医在鼓浪屿的传播，宣教士奉献的精神令人动容：1842夏，美国医生甘明来到鼓浪屿，开始了医疗事业的发展。1898年，美国归正会在鼓浪屿开设厦门最早的正规西医院——救世医院，归正会医疗宣教士郁约翰成为首任院长，这所医院是当时闽南地区设施最完备，医疗水平最高的医院。
救世医院为两层楼房，有一小礼拜堂，饭厅，厨房，两间工人房，办公室，药房，眼科室，学生房四间，病房七间，可容45张床。医院不收药费，治疗费及住院费，仅收相当于5美分的伙食费。病人大都来自厦门及周边的乡下，也有来自漳、泉等地的，甚至有外省及马尼拉、仰光等不远万里的求医者。病人包括乞丐、富人、平民、官员、学者等社会各阶层的人。从医院开办到郁约翰归天家的12年里，共收治了17000多名住院病人及135000多位门诊患者，做了7500多次手术。
救世医院附设医学专科学校，学制五年。学生大部分来自鼓浪屿寻源中学。学习科目包括物理、化学、胚胎学、组织学、生理学、解剖学、内科、外科、眼科、妇产科、小儿科、皮肤科、检验科等。学校采取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方法。上午学生跟随医生到各科见习，下午上课。1900年至1932年，医学专科学校共培养六届毕业生共40人。学校为闽南培养了不少医疗人才，黄大辟、陈天恩、陈伍爵、林安邦等均成为闽南名医。
教会的医疗事业不但解救很多人脱离病魔的痛苦，同时也使西医得以在鼓浪屿扎根。值得一提的是，1910年4月，厦门爆发瘟疫，救世医院院长郁约翰医生为了抢救病人遭到感染而安息主怀。郁约翰以奉献的精神促进了现代医疗技术在鼓浪屿的发展，更以牺牲的爱献给了这块土地。
鼓浪屿被誉为“音乐之岛”，音乐氛围的形成跟教会密不可分，没有教会音乐的带动，就不会有鼓浪屿的音乐文化：基教重视圣乐事工，为鼓浪屿音乐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1878年，协和礼拜堂礼拜开始使用风琴，由边阿兰先生担任司琴。音乐的种子播撒在鼓浪屿这片土地上。在当时，不仅教堂里有唱诗班，各教会学校也都有合唱团，基督徒自己组织的音乐会更不数不胜数。据朱思明弟兄回忆，当时教会学校在“每星期天的小礼拜，成人礼拜（9：30分开始）之前，一个多小时（可能8、9点），都会安排一场儿童礼拜。当时鼓浪屿有很多所教会小学，比如，养元小学（美归正会）、毓德小学（美归正会）、福民小学（英伦敦会）、怀仁小学（英长老会）等。我当年在养元小学，星期天早上一定要到学校排队、点名，然后由教师带队到福音堂做礼拜。礼拜有崇拜的仪式，需要唱诗班献唱。周淑俭（福音堂牧师娘，音乐老师，笔者注）就安排各小学的唱诗班在每月轮流献唱。当时几个学校之间都有些竞争，都想成为唱得最好的。当时我也在唱诗班，并且是诗班中的佼佼者，领唱一般都由我负责。儿童唱诗班给人一辈子难忘。”正是很多人从小在教会学校里接受圣乐的熏陶，产生了对音乐的兴趣，制造了鼓浪屿浓郁的音乐氛围，最终成就了鼓浪屿“音乐之岛”的美誉。
教会圣乐陶冶了居民的情操，造就了鼓浪屿人爱好音乐的传统。值得一提的是，殷承宗、林俊卿、许斐平等等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音乐家，都是生长在基督化家庭，从小接受音乐熏陶，并在教堂里从事圣乐侍奉，从而走向音乐大师之路的。
教会也积极参与鼓浪屿的近代妇女解放事业：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广大的妇女处于非常低下的地位。她们大都没有文化，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只能在家恪守封建规范，甚至不少女婴生下来就被遗弃。教会同工本着博爱精神，同情姐妹同胞的悲惨命运，纷纷投入到妇女的解放中去。教会开设女学（毓德女学、怀仁女中、田尾妇女福音学院等等），发起天足会（英国麦高温牧师在1874年成立厦门近代最早戒缠足会）、收养女婴（怜儿堂）、解救婢女等等事业。
而许春草长老发起的“中国婢女救拔团”更是令人称道。民国时期，厦门很多富裕之家都蓄养婢女，主人虐待她们的事件时有发生，仅鼓浪屿在20年代末就有不少婢女被活活打死或不堪凌辱而自杀。许春草长老对婢女的遭遇深表同情。 1929年，许春草在鼓浪屿笔架山召开群众大会，倡议成立“中国婢女救拔团”解救婢女。他痛斥蓄养婢女的罪恶，呼吁大家行动起来，救她们于水火。他最后慷慨陈词到“愿有良心的兄弟姐妹们，跟着我来！天父支持我们！”中国婢女救拔团成立后，为了安置投奔而来的婢女，许春草设立了收容院。据他的儿子许牧世回忆，“这个婢女收容院创办后不数年，即收容了婢女五六十人，多的时候超过百人。”“婢女们在收容院读书认字，早晚有灵修聚会，由教会热心姊妹义务前来教读圣经，学习唱诗、祷告，及龄的即择配结婚。这些女子以后多半接受救恩，成为信徒。她们在院及离开后都很敬爱我父亲。”许春草长老救助婢女的行动，使很多女子逃离了魔窟，得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的义举彰显了基督的荣耀。卓全成长老曾回忆说，“许春草所办事业，我无条件的赞成。因为他所作所为，都符合基督的道理。”
教会的义举不但让不少妇女摆脱了封建枷锁的束缚，培养了一批新女性。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稚、华侨妇女运动领袖殷碧霞、中国第一女指挥家周淑安等等鼓浪屿女性，巾帼不让须眉，活跃于社会各界。
教会在鼓浪屿还搭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1844年，在鼓浪屿的美国宣教士雅裨理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徐继畬与英国首任驻厦门领事记里布会晤的通译。他送给徐《圣经》及一些地图，又回答了徐许多有关世界各地的知识。此次会晤使徐继畬大开眼界，成为近代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之一。徐从雅裨理那里获得了许多有关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文化和政治知识，为他编写《瀛环志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灜环志略》全面而扼要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沿革，政情民俗，经济状况。书共10卷，总分图44幅，三卷志亚细亚，四卷志欧罗巴，一卷志阿非利加，二卷志亚墨利加。书先为总说，后为分叙，图文并茂，用词雅正，互为印证，于各洲诸邦之疆域、宗教、种族、人口，沿革、建置、物产、生活、风俗、盛衰，以及列国比较，皆言之颇详，亦间有议论。共介绍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介绍尤为详细，连中国人很少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有所记述。《灜环志略》的问世，拓展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深刻影响了后代的洋务派官员、康有为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以及孙中山等革命志士。日本明治维新的不少思想家亦受其影响。
打马字、罗啻、养为霖等人为了让厦门人更好地读《圣经》、唱圣诗，创造了以拉丁字母联缀切音的闽南白话字。最早使用白话字的著作是英国长老会宾为霖牧师的所翻译的《天路历程》上半部，“基督徒”的故事。而闽南语《圣经》的译本也都为白话字。打马字夫妇创办《漳泉圣会报》，在闽南地区刊行了61年。这份报纸以白话字报道教会新闻及撰写各类属灵文章。白话字除了编写信仰书籍，也有很多天文、地理、生理、笔算、代数、动植物学等科学书籍。可以说闽南白话字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白话字不仅流行于闽南各地教会，也在台湾及南洋群岛、吕宋岛、新加坡、槟榔屿等地的闽南语教会中流通。由于闽南白话字的广泛影响，引起国民政府中央文化部的重视，纳入文字改革之范畴。现代汉语拼音之父卢戆章也是在白话字的启发下，促进了汉语拼音的改革。
教会促进了体育运动在鼓浪屿的发展：鼓浪屿是中国最早开展足球运动的之一，当年英国传教士将风靡英伦的足球运动带到这块美丽的小岛，英华足球队在民国时期享誉海内外，足球也成为鼓浪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鼓浪屿也是中国最早开展网球、田径的地区之一。
成长于教会的马约翰先生，从小就喜欢身体锻炼，鼓浪屿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为他的健康身体打下了基础。而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的七年期间，马约翰酷爱体育运动，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田径各项代表队的主力队员。他精于田径运动的中短跑，曾获100码、220码、880码、1英里等项目的全校冠军，并且多次在校外竞赛场上取得优胜。可以说，正是从小在鼓浪屿长大，接受教会开展体育运动的熏陶，才使马约翰成为中国著名的体育家，在体育理论、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等方面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被誉为“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鼓浪屿教会年表
1842年2月24日，雅裨理抵达厦门鼓浪屿，在岛上今中华路一带建立布道所，成为最早进入厦门的新教宣教士。与雅裨理同来厦门的还有美国圣公会文惠廉夫妇。
天主教多明我会士林方济到鼓浪屿宣教，为近代最早进入厦门的天主教宣教士。天主教在田尾路租用民房作为弥撒场所。
1844年7月，英国伦敦会宣教士施敦力（施约翰）夫妇抵达鼓浪屿，建立传教站。他们还在岛上创立“福音小学”。
1863年，为满足鼓浪屿上外国人信仰需求，美归正会、英伦敦会、英长老会在岛上建立供外国人礼拜的教堂，称“国际礼拜堂”，后改为“协和礼拜堂”。
1881年，美归正会、英长老会在鼓浪屿兴办寻源书院（后改为寻源中学）。
1886年，清洁打马字建立田尾妇女福音学院。
1889年，归正会在鼓浪屿建立养元小学。
1894年，伦敦会在鼓浪屿鸡母山建立“新礼拜堂”。
1898年4月，归正会宣教士郁约翰在鼓浪屿河仔下建立救世医院。
英长老会在鼓浪屿创办怀德幼儿园。
英国宣教士山雅各在鼓浪屿创办英华书院。
1903年，英伦敦会在鼓浪屿建立福音堂。林温人为堂会首位会正。
1904年苏门答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华侨信徒郑提摩太到厦门鼓浪屿宣教。郭子颖受其影响加入安息日会，他们在泉州路81号建立福建最早的安息日会布道所，
1906年3月，安息日会安理纯牧师夫妇抵达鼓浪屿。
1907年，三公会（归正会、伦敦会、英长老会）建立“回澜圣道学院”。
1909年，福音小学与民立小学合并，建立“福民小学”。
1910年4月，郁约翰因救治病人，不幸遭到鼠疫感染，安息主怀。
1912年4月,，厦门基督教青年会将协和礼拜堂作为会所。
1913年，罗马教廷设立厦门教区，马守仁任主教后，在鼓浪屿建立主教座堂，于1917年落成。称“耶稣君王堂”。
1920年，天主教建立维正小学。
1921年，寻源中学迁往漳州，教会在原校舍建立毓德女中。
真耶稣教会传入鼓浪屿。
1925年左右，倪柝声到鼓浪屿布道，不少人接受其教导，加入聚会所。基督徒聚会处从此在鼓浪屿传播。聚会所先后在四纵松352号和黄家渡建立布道所。
1926年，厦门区会审批福音堂为“鼓浪屿堂会”。次年，陈秋卿担任牧师。
1927年，在鼓浪屿的信徒要求下，厦门新街、竹树、厦港三堂的长执会决定在鼓浪屿建立新教堂，他们向“厦门基督教区会”提出申请，得到审批后成立筹委会开始筹建。
1929年，许春草发起“中国婢女救拔团”。解救不少婢女脱离“魔窟”。
1930年，福音堂的信徒增多，遂在鼓浪屿内厝沃兰花脚公平路18号建立支堂。称“讲道堂”。
1934年，鼓浪屿三一堂基本建成。三一堂既寓意三个堂会联合兴建之意，更蕴含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
安息日会安献堂落成。
1935年5月19日，三一堂召开堂议会，经投票选举卢铸英为首任牧师。
1936年夏，中华基督教全国第二次查经大会在鼓浪屿举行，由大布道家宋尚节博士主持。布道会盛况空前，共有6000人参加，决志信主者1000多人。
1938年2月6日，教会在鼓浪屿英华中学百友楼图书馆召开“五运会”。
5月10日，厦门沦陷，大批难民涌入“公共租界”鼓浪屿。岛上各堂会积极投入救援难民的活动。
1941年8月14日，鼓浪屿基督教学校师生联合筹备在三一堂举行夏季退修会，参加人数近千。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据鼓浪屿。卢铸英等不少教牧同工遭到逼迫。
1946年，南靖县山城教会的张翰卿到三一堂担任牧师。
罗马教宗宣布中国教会实行圣统制。厦门教区从此从代牧区升为主教区，首任主教为多明我会西班牙宣教士马守仁。
1947年，西班牙宣教士茅中砥任厦门教区主教，中国教士黄子玉任副主教。
1948年，周清泽担任福音堂牧师。
50年代，各大堂会加入“三自”。
聚会所的王得恩长老积极响应吴耀宗的号召，带领信徒加入三自。
多明我会茅中砥主教被驱逐回国。
1952年，协和礼拜堂停止聚会。
1956年，福音堂女传道何恩及被按立为牧师，成为共和国最早的女牧师之一。
讲道堂陈其凯传道被按立为牧师。并任青年会总干事。
1958年，三一堂与福音堂、讲道堂合并。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鼓浪屿所有教堂停止聚会。
1979年9月，三一堂得到厦门市委统战部通知，获准复会，向鼓浪屿区政府回收三一堂房产。
这段时间内，聚会所和安息日会借用三一堂举行礼拜，直到建立自己堂会为止。
1981年，天主教堂落实政策归还教会，经过维修，于1982年元月10日复堂开放。
1986年12月7日，天主堂举行黄子玉主教就职典礼。
1997年，聚会所的复兴堂落成。
2001年，福音堂由三一堂负责翻建成立百合园托老院。
2011年7月30日，协和礼拜堂举行复堂典礼。
（本文作者系福建一名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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