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浩武 

我们关注石门坎这个项目已经有四年了。

我虽然是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知道了石门坎的故事，但它非常符合我的价值观，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一直关注文化问题，关注精神信仰问题，关注社会救赎问题。

石门坎远在遥远的贵州，贵州本来就是中国的边远省份，有人说毕节是贵州的西藏，威宁是毕节的西藏，而石门坎是威宁的西藏。可以想象，石门坎是边远中的边远，偏僻中的偏僻。

去石门坎的道路是如此的艰难。

从北京飞贵阳有数千公里之遥，从贵阳去石门坎，开车还要十几个小时。第一天只能到达六盘水，贵阳到六盘水有近300公里，全程是二级公路，大约要走5个小时左右，完全在崇山峻岭之中，非常险要。离开六盘水，就只有普通公路，一出城就翻梅花山，要有数小时的车程到达威宁县草海镇。但这里离石门坎还有150公里左右，道路状况更差，还需要走四个多小时。乌蒙山区的地理特点就是高高的山峰和深深的沟壑并存，两者相差几百公尺。汽车先要慢慢盘上高高的山峰，然后再慢慢盘下深深的沟壑。公路就在这险峻的悬崖峭壁之上，令人头晕目眩。

这些年来，我数次进入石门坎，几乎没有一次是顺利的。冬天大雪封山，无法通行，夏天下雨又导致公路塌方或是巨石滚落，使交通中断。有一次刚刚离开六盘水，在梅花山遇到交通故障，因为道路险峻，等待了四个多小时，才疏导通行。还有一次，我们的汽车不小心撞上了从山上滚落的石块，汽车严重受损，车胎爆裂，我们被困在赫章，就是古代被称为“夜郎国”的山区县城，天又下着雨，外面漆黑一片，我们想找到一个修理厂换下轮胎，但是整个县城找不到同样的轮胎，因为这里太贫穷了，太不发达了，只好困守宿在夜郎，等待救援。还有一次，因为食物中毒，我晚上被送到云南昆明第三人民医院紧急抢救。

有一次我和作家野夫去石门坎，他有恐高症，他看到车窗外那深不见底的沟壑，吓得赶快调整到靠车的左边坐着。这使我想起我第一次去石门坎的时候，我的朋友为我找到威宁县分管教育的袁副县长，我向他了解威宁县和石门坎的教育资源状况，和他通了电话，待我十天以后到达咸宁时，袁副县长已经不在人世了。原因为在数天前他乘坐的汽车从50米高的悬崖上掉下去，他和他的女儿加上司机三个人都不幸身亡。

石门坎的道路就是如此的艰险。

但是石门坎又是如此的吸引我们，石门坎是我们心中的圣地，我们把去石门坎看成是一次次的朝圣之旅。

因为这里有柏格理，一位来自英国的基督教传教士伯格理。

1904年来到石门坎的柏格理是一个伟大的基督徒，是一个怀着李文斯顿式抱负的传教士。他的到来改变了石门坎的命运：柏格理首先帮助苗族人发明了文字即今天还在流行的“大花苗文”；他用这种文字翻译了《圣经》，在这里传播基督教的文明和理念；他办起了学校，教苗族人读书认字；他建足球场、游泳池，举办运动会，改变了苗族人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更加文明更加健康；他办起了平民医院、麻疯病院，为消灭山区的地方病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基督教会在乌蒙山区总共办了120多所学校，辐射范围远达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的几十个县，让千千万万的苗族人受到了教育，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柏格理在1928年就培养出了象吴性纯这样的医学博士。抗日战争以后，国民党政府曾经做了一个文化普查，当时的汉人每10万人中有2.19个大学生，而乌蒙山区的苗族人每10万个有中10个大学生，其平均教育水平远远高于汉族。1915年石门坎发生了一场大的瘟疫，柏格理所在的光华小学有很多学生都感染了疾病，柏格理自己也感染上了疾病，但为了拯救这些学生，他把所有的药品都用在了学生身上，而自己不治身亡。他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石门坎，奉献给了苗族人！

因为这里还有高志华。

高志华也是循道公会派来的传教士。1935年他从英国度假回到石门坎，当时的土匪听说他带了很多英镑，晚上就来打劫，高志华听到土匪的喊叫，他为了保护女学生的安全，从二楼窗户跳下来，想引开土匪，但不幸腿部骨折，当场被土匪乱刀砍死。

因为这里还有朱焕章，一位被柏格理的生命而点燃的苗族基督徒。

朱焕章16岁才开始上小学，但是他的品学兼优很快赢得了学校对他的重视，教会一直把他保送到成都华西大学学习。在毕业典礼上，朱焕章代表全体毕业生致辞。他才华横溢的演讲引起了在坐的蒋介石注意，蒋介石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到总统行辕工作，但是遭到朱焕章的婉拒。他说，我的老师柏格理告诉我们，每个苗族人受到高等教育都要回到石门坎，为苗族人服务。他这种不慕权贵深深赢得了蒋介石的器重。蒋介石夫妇送给他很多牲畜和农作物的良种，让他带回石门坎。1946年朱焕章当选为“国大”代表，到南京参加会议，他是苗族人中进入庙堂参与国家大事的第一人。会议结束以后，蒋介石再次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出任民国政府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长，再次遭到朱焕章的婉拒。他依然回到石门坎，在石门坎开办了第一所中学，并自任校长。在这所学校里，他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苗族青年，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建设苗族地区的骨干。就这样一位放弃政府高位，甘愿服务他人，立志改变苗族地区面貌的无私奉献的人，在1956年政治审查中自杀，离开他钟爱的石门坎教育事业。

因为这里有费立波。他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基督徒。

1986年，费立波作为凯尔国际驻中国首席代表，在威宁地区推广高寒草种种植和高寒地区畜牧业养殖项目，以改变乌蒙山区的贫困面貌，取得了很大成效。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凯尔国际决定撤出中国，但是费立波已经和石门坎地区的苗族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说服香港乐施会接替凯尔国际，继续在石门坎推广扶贫项目。1990年，他成为香港乐施会驻中国首席代表。在贵州威宁和云南禄劝推广小额信贷、家庭水窖、地膜覆盖、土豆和玉米间作等公益项目，极大地改变了包括石门坎在内乌蒙山区苗族人的经济状况。1995年，费立波罹患癌症，不幸病逝，年仅51岁。他也把他的生命献给了石门坎。

因为这里有卞淑美。一位来自东北沈阳的基督徒，教育志愿者。

1979年出生的卞淑美听说石门坎需要教育志愿者时，就毫不犹豫和丈夫一起，带着当时年仅三岁的女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石门坎担任新中小学校长，一干就是九年。学校没有水，为了解决学校的饮水和用水问题，她和丈夫冮柏林在海拔2700公尺的薄刀岭上，修建了一个蓄水池，用橡皮管将水引到远在数公里以外的新中小学。为完成这一工程，他们的手打起了血泡，脚冻裂了口子。

柏格理、高志华、朱焕章、费立波、卞淑美，构成了屹立在石门坎山巅的一组群像。这组群像，是石门坎百年历史的浓缩，正是这一批怀着崇高的信仰，前仆后继，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乌蒙山区的基督徒，为改变苗族贫困落后面貌，为发展苗族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生命和热血。他们是伟大和无私，在深深的感染着石门坎山里山外的人。

中国大陆CCTV纪录片 《在天那边》- 英国宣教士-伯格理的苗族宣教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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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石门坎对于我们来说，是双重的：我们是志愿者、是公益人，但同时，我们又是朝圣者，接受石门坎对我们的精神洗礼。石门坎面临着双重的使命：首先，要改变石门坎地区苗族儿童的教育条件，通过尽可能地多筹集资金，尽可能的多做公益活动，尽可能地改变教育条件。其次，我们更要发掘石门坎凝聚的文化精神，弘扬柏格理、高志华、朱焕章、费立波、卞淑美等所代表的精神信仰，让石门坎更多地受到社会的关注，让石门坎的理念惠及更多的人。

这些年来，鉴于这里教育资源极度匮乏，我们组织志愿者到石门坎地区支教，把在大城市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吸引到山区学校，让他们成为这些偏远地区基层学校教师的主力军。为使山区学生能受到现代化教育理念的熏陶，我们还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这些志愿者进行专项培训，着重提高他们在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方面的水平。2013年我们还引进了芬兰儿童教育模式，把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带进山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帮助学校建立了图书馆、电化教学室、苗语合唱团、儿童免费午餐等项目。

另外一方面，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宣传石门坎，利用一切机会传播石门坎精神。石门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就是信仰。从柏格理到卞淑美，他们共同的精神，就是信仰。他们之所以能够奉献青春奉献生命，就是基于虔诚的信仰，是信仰的力量，让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石门坎，放弃优越的生活，甘愿和贫苦的苗人在一起，过着常人无法坚持的生活。石门坎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它证明了，信仰可以改变社会，信仰可以改变贫困，信仰可以发展经济，信仰可以使人有尊严的活着。

我经常在想，我们这个社会现在面临着双重的折磨：一是环境的严重破坏。我们生活在一个雾霾、水体和土壤严重污染的环境之中，食品极度不安全，人们患病的比重逐年上升。另一个是人性的沦丧，是道德的失范，是心灵的迷失，是信仰的匮乏。这种双重折磨，使中国人陷入深深的焦虑。

但是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

正因为信仰的缺乏才会使道德沦丧。道德的沦丧才使人们为了追求物质财富而毁灭环境。为什么我们经济发展才30年，环境被破坏就如此严重，社会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官员贪腐如此严重。这说明我们的文化已经对种种恶行的失去了批判的张力，我们不能提供一种精神的资源，去扼制人们对物质欲望的冲动，使人们在追求财富时保持一种理性的节制，而这种精神资源的核心，就是信仰，一种基于彼岸的精神信仰。这个社会需要救赎，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人心需要救赎。

这就是石门坎的意义。

本文原载自“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