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化教育漫漫探索路(三):城市教会参与基督化教育的尝试及角色初探

基督化教育漫漫探索路(三):城市教会参与基督化教育的尝试及角色初探
发布时间: 2015年9月30日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王璐德
伴随着切实的需要,愈来愈多基督徒父母开始自发尝试基督化教育,如在家教育、家庭教育联盟等。在这个过程中不少父母感到个体推进教育的艰难,一些家庭教会联盟的发起者也发现教会可以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教会兴起,年轻一代信徒的结婚生子潮自然带来教育子女需求增多,使得教会,尤其是新兴城市教会,不得不开始关注基督化教育的话题。并且由于基督教历史上教会非常重视教育,将其看作是重要的使命,比如清教徒相信为上帝而教育子女是在这个世界上所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此,近10多年来,中国一线、二线等城市的新兴教会也逐渐开始尝试不同形式的基督化教育。

 

《凤凰周刊》:中国大陆首家基督化教育学校出现在2003年的广州

 

《凤凰周刊》2012年时曾发表过一篇《大陆教会学校调查》的文章,提到中国大陆首家基督化教育学校出现在2003年的广州,“(2003年),广东才有了大陆第一家吸收中国学生的基督化教育学校。”不过文中并未明确提及这个学校是依托教会建立的还是个体基督徒创立的私立学校。但文中提到,最初这类基督化教育的学校启发了城市新兴教会的教牧们开始创办以教会为依托的学校。

 

报道中描述了一位省级城市某教会带领人林开元(化名)如何开始基督教学校的过程:2004年,他的女儿在基督信仰氛围家庭环境下初长成四岁,到了入幼儿园的年龄,林开元认真思考起女儿的教育问题。“上世纪80年代在京城就读高校、如今已是虔诚基督徒的林开元,对公立学校的教育与基督教信仰的冲突深有体会,如果和邻居一样把孩子送入社区的幼儿园,必然给孩子未来的成长带来很多问题。”而此时,他的妻子曾被邀请过去给当地一家基督化教育的学校做兼职老师,但由于与支持该校的教会在基督信仰理念上面的一些分歧,林并没有答应,但他和他带领的教会同工们却因此受启发: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自己开一家?从这段描述中,也可看到2004年时最初零星的几家基督教学校带来的作用。

 

经过一番考察和学习后,这家教会2004年在城市郊区一座三层建筑里建立起了一所基督化教育的学校,学生从三岁到十七八岁不等。林开元是学校督导,代表教会同工会并受到教会的监督。

 

学校使用的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课程体系ACE(Accelerated Christian Education,意为快速基督化教育,国际一种著名的基督教教育课程)。这一课程因门槛要求较低,开放程度较高,在吸收其框架的同时可加入许多本土化因素,因此在城市教会尝试基督化教育的早期被较多采用。2012年《凤凰周刊》的这篇文章介绍说,当前正处在发轫期的中国大陆基督化教育学校,普遍形制、规模比较小,规模最大的有80多人,最小的不到10人,很多学生都是来自基督徒家庭的子女,因此,多数都选择使用了操作性很强的课程体系ACE,当时大陆已有40余家ACE系统的基督化教育学校,以广东、北京最多,各有五六所。

 

“我们首先帮助孩子有智慧,有智慧才有聪明,有聪明才懂得如何学习知识。”林开元如此介绍学校的宗旨。学校的老师也都是基督徒,比起学术上的高水平,对老师的最高要求是对孩子有爱心。

北京一教会师母:教会在基督化教育中的作用及具体实践

 

来自北京一教会的狄波拉师母(应受访者要求,使用化名)创立的学校模式也很类似,使用ACE的课程体系。她的经历也十分典型,她和丈夫2008年创立了教会,“我们比较重视婚姻家庭,这样就有很多家长来聚会,他们有很多孩子,为了牧养这些父母和孩子,我们教会就开始做夫妻团契、妈妈团契…..慢慢觉得也需要教育孩子们,于是就把半天的主日学课程延伸了,在周间也有一起的课程,这个过程中发现孩子们在一起玩得挺好,也更明白神的话语,孩子们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觉得把送孩子去外面的幼儿园,还不如自己做。”

 

2009年,这家教会开始做起了内部的幼儿园,会友们把孩子送过来。最开始想得简单、做得也简单,只是妈妈们自发一起教,但逐渐发现这样不行,“我们发现的确有很多妈妈是一时热心创办教育,但并没有那种呼召——热心和呼召是很大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些家长信主的生命也不一样,有的只是觉得因为我孩子要上幼儿园所以要找个好的幼儿园,但对培养孩子和做幼儿园并没有呼召。刚开始妈妈们之间都说得挺好的,说你教这个我教那个,但真做起来以后发现一些妈妈并不是真的很尽心,只是关注‘设施怎么样啊,老师怎么样啊…..’各方面问题也就过来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正规地学习怎么做、并且招正规的老师、要求老师都是要对基督化教育有明确呼召的人。”

 

之后,这位师母从师香港基督化教育专家彭孝廉博士。她惊讶地发现,彭博士创办基督化教育挫败和重新开始的经历也让她有很多共鸣:20多年前彭博士就带着基督化教育的异象和呼召创办学校,但20多年后发现虽然也是基督徒做的学校,但离希望的效果差很多,所以就把自己 20多年的模式都推翻了,开始先做教会,在教会里推广基督化教育,信徒领受了基督化教育的异象,然后教会开办学校,这就是所谓“堂校一体化”的模式。

 

“从经济上来讲,堂校一体化没什么益处,但从方向上讲是很重要的。”狄波拉师母说:“彭博士以前以为基督徒做的学校就是基督化教育,但后来他不这样以为了。他认为,只有跟教会一起做的才是基督化教育的学校。最关键是,教会要牧养这些老师、家长,然后老师和家长才能牧养孩子,这是基督化教育的根基。即使是基督徒做的学校、但也只是灌输一些知识的话,那不是基督化教育。”

 

彭博士形成的模式就是教会开办学校,学校老师大多也是从他的教会出来的,然后老师得到牧养,老师再牧养孩子;同时还设有“家长学堂”,由教会牧养家长,家长又服事教会,也培养孩子服事教会,在教会、学校、家长和孩子之间形成多重良性循环。

 

与此同时,狄波拉师母对基督时报的同工分享说到她也很赞同彭博士坚持学校以自己教会信徒的孩子为主,并且是教会全体都对基督化教育有清晰的异象和看重,“一个教会总体对教育有异象,才能够坚持下去。”

 

她举例说,“我知道周围有些家长是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时就办幼儿园,自己孩子上小学时就办小学,虽然幼儿园还存在,但质量不如自己孩子在的时候了。那么,想想看,如果她的孩子小学毕业了呢?虽然看上去在做基督化教育,但重心还是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而不是在基督化教育的呼召上,这是问题。”

 

之后,狄波拉师母从经济、人力、理念支持上谈教会出面做学校的重要性:

 

1.“办学校是亏钱的事业,除非你很有异象,遇到艰难也能持续办下去,但我们不能保证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能坚持到底,而且如果投资人一直没看到收益的话,可能坚持不下去。但如果有教会的支持,就好很多。”

 

2.“学校不是仅仅靠老师和员工就能做好的,还需要很多人的帮助。如果学校收学费又再找义工帮助,一般人很难理解,特别是中国人更觉得奇怪。但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会这样想,我们鼓励教会委身的弟兄姐妹做义工,弟兄姐妹们也会知道我们做好学校,自己的孩子将来长大后也可以受益匪浅。”

 

3.“如果没有教会作后方支持,学校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牧养家长,家长也未必认同你的牧养,常常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有的家长觉得干嘛要花那么多时间让孩子学习圣经呢?所以学校就得花很多时间跟家长沟通,专业没办法做起来,但有教会的话,就会把牧养家长这部分责任承担起来,而且教会牧养家长是不收费的,家长得到牧养自然有感恩就他会给教会奉献,然后这个奉献的钱又返回来用在教育上,这会形成良性循环。”

 

“我们教会的幼儿园学校也是这样,如果背后没有教会支持,只是个人支持的话,您是很难承担资金、场地和人力的。”狄波拉师母感慨地说。

 

狄波拉师母说到,孩子在生命根基还没有完全建立、里面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抗拒外来的影响时,很容易受到伤害,因此教会幼儿园可以起到一个打根基的作用。“教会学校最根本培养的是孩子对自己的人生有个正确的异象。一般公立学校不会给你讲你要服务他人,服务社会,充其量只是告诉你要有个好工作、找个好媳妇、赚更多钱,但这些不是人生的异象。”她接着强调说,教会最重要是要认识到,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年轻人和孩子,这个教会是一个即将走向死亡的教会。“教会只有在年轻人和孩子身上付代价,才能有未来。”

 

对于具体实践,狄波拉师母非常强调“专业化”的重要性,切不可觉得是教会做的给自己信徒的孩子上的学校、只要有爱心就够了,专业性和规范性不可忽视。

 

她尤其谈到“人情关系”要刻意淡化。“如果说有的妈妈就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幼儿园,所以想要在这儿工作,我们是不会要的。我们发现这样的妈妈对自己孩子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别的孩子也会想‘为什么谁谁的妈妈在,我的妈妈不在?’妈妈和孩子在同一个班里对其他孩子不公平的,对自己孩子的成长也不好。想想看,妈妈自己都不容易转换‘老师’和‘妈妈’的两个角色,孩子就更不容易转换了。我们也是摸索了很长时间发现有这个问题,所以做了调整。刚开始调整时一些姐妹也不理解,但我们让她们知道我们考虑的是:我们不能只是对你的孩子负责,我们要对所有的孩子负责。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比如我的小儿子也在幼儿园里,而我是幼儿园园长,不可能随便离开。所以我在幼儿园时尽量不让他看到我、尽可能让我不在他的视线范围内,这样的话他的老师也比较好管理。而如果轮到我要给他们上课的话,我会明确跟我小儿子讲,‘妈妈是来上课的,现在是老师的身份。’”

 

师母也坦承,虽然有了6年多的经验,但仍处于探索之中,因为牧者和家长都是尝试基督化教育的第一代,所以这样的探索更是一种信心旅程,而看到不少孩子在这里变得特别快乐也给他们更多信心,“我们发现一些孩子刚来时也跟在外面公立学校一样小心翼翼,后来变得很释放、不再假装,虽然刚开始看上去问题很多,但对自己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暴露。不少孩子以前在学校假装,在父母面前也假装,人格变得很扭曲。如果去到不好的公立学校,抽烟、骂人、喝酒的现象特别多,你不随从就会受排斥,所以有的孩子因为在社会学校里面受到强大的压力而变得压抑,我们教会就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得了抑郁症不得不辍学在家,父亲也只能在家里陪着孩子,什么工作都做不了。”

 

“一些基督徒家长在社会公立学校看不到出路、非常绝望,教会学校至少可以给他们一条出路。”狄波拉师母说,“孩子的改变也会帮助基督徒家长体会真实信仰的经历。”

 

“当看到很多孩子从社会学校功利化的模式中走出来,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优秀、恢复他们的自信心、恢复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比教育本身重要。我们在帮助他们恢复到上帝创造他们的样式,我觉得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比学知识更重要。”

 

华东一教会牧师:在公立教育基础上的嫁接尝试及对基督化教育神学性的思考

 

如果说林开元、狄波拉师母更多是借鉴了ACE等国际模式的话,那么来自于华东地区一个二级城市新兴教会的但以理牧师(应受访者要求,使用化名)创立的学校则具有更强的本土色彩,体制上也明显不同。

 

这家学校5年前创办,发展至今已有5个班,其中幼儿园3个年级、小学2个年级。课程与公立学校基本一样,只是在语文、数学、英语、音乐、体育等之外加了圣经课和品格课,大部分教材也和公立学校一样,“因为我们国内还没研发出来专门的基督化教育的教材。”他谈到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ACE等一些模式比较国际化,适合大城市、经济基础较好的家庭和考虑未来出国深造的孩子,二线三线城市不太合适,“最主要这样做是更本土化,孩子出来也更加实用,而且我们认为:你不能也不用完全否认公立教育,关键是老师,比如老师的品格、老师的姿态和老师的讲授。”

 

他还介绍说,有些老师本身就是从公立学校过来的,“所有的老师都是基于异象来的。其实我们的工资很低,之前他们的工资是现在的几倍,但他们从公立学校辞职过来是基于使命和爱心,不是为了功利,这是很不一样的。想想看,孩子在这样的老师影响下,怎么可能不成长?”

 

学校有些科目测试比如数学等也都使用公立学校的卷子,“其实我们不把成绩看作主导,主要是培养孩子的发散思维和想象力,但反而发现每次考试的成绩整体平均来都比公立学校好。”

 

但以理牧师回顾了过去五年的路程,“做之前并没有太深入的想法,只是对处境化一种真实的反应,这种处境就是对当今社会公立学校的失望,社会上的公立教育与我们的信仰有明显的冲突,而这对孩子的信仰伤害是很大的。我们父母要苦苦与公立教育抢夺自己孩子的灵魂,这个太痛苦了,我们希望孩子受到有神的话语的教育,这是我们同工的共识,由此激发了我们开始做,这个过程中逐渐摸索怎么做。”

 

“教育是很专业的,牧者很多是不懂的,所以就在国内国外找先例学习借鉴。在摸索的过程中,我们也在学习什么叫做基督化教育。”在学习许多成功学校的过程中,尤其是比如国际上一些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学校时,但以理牧师发现“原来基督化教育是有神学背景的。”

 

但以理牧师本人是改革宗背景,由此也使得他在理解基督化教育的神学背景时,也更多以改革宗的角度强调。他认为,基督化教育的神学背景和改革宗神学的背景是很一致的,比如对人文、科学等知识的学习,“按照改革宗观点来看这些都是普遍恩典,普遍恩典是上帝给人们的,但普遍恩典也是为了荣耀神。可如果没有特殊恩典的话,那可能普遍恩典就把人的罪恶暴露出来,不是荣耀神,而是高举人。因此,需要重视普遍恩典,但更需要重视特殊恩典。”

 

“承担着特殊恩典的角色就是教会,所以教会需要把特殊恩典之下的教育办起来。教会应当起一个主导作用,将基督教正确的神学观教导给家长信徒,让他们知道怎么教育孩子。”他以这样的神学角度解释为何教会在基督化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不过,他也承认现在中国基督化教育的现状是个人、机构办学比较多,“大部分都是脱离教会的。现在是各显神通,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在办学的观念上也是差异很大,到底如何做各有说法,不过我认为有一点是:如果没有教会遮盖,没有真理的直接指导的话,很难做到以圣经指导的基督教教育。因为真理是交付教会的,而不是个人的,所以一定要在教会下进行。”

 

办学五年,谈起经验总结,但以理牧师首先提到:“办学一定不要急,有办学的想法很好,但一定要建立在正确的神学思想。要在教会下,并且要把教会,学校和家长三角关系处理好。”

 

关于这一点,他认为改革宗教会对此的处理方式值得借鉴,他列举出来:

教会承担的只是真理和神学上的指导,不干涉学校的行政;

教会专拨一部分财政给学校支持;

学校全部教产都属于教会;

 

教会不是学校的领导,理事会才是学校的领导机构,教会只是负责牧养和传道;

学校的理事会是教会、学校和家长一起组成的,代表不同方面说话,里面也有财务专家,教育专家等等,都是专业人士才可以;

 

教会的牧师可以加入理事会,负责把握整体方向、避免世俗化,由校牧牧养老师;

理事会负责整体方向、资金筹措及负责聘校长等大的方面,但关于课程设置、具体管理等都由学校负责;

校长是聘用的,校长有权力聘请老师;

 

家长有义务配合学校,比如交纳学费,因为这也是家长应当承担的;

家长是孩子的监督和负责人,需要很好地负责自己的孩子,而学校只是负责教学及其实施,不能把全部责任推给教会和学校。

 

但以理牧师认为,三者关系理清楚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作为教会的牧师和学校的创立者,他认为教会要在会众中常常宣讲基督化教育的异象,“作为教会来说,第一个面对的问题就是很多家长对基督化教育还有疑问,对前途没有信心,这使得基督化教育最开始推进是很难的,所以教会要常常宣讲基督教教育的重要性和异象。大声呼吁,这是牧师应当做的,因为对信徒影响最大的是牧师,如果牧师都不去呐喊,只是凭着一些有热心的弟兄姐妹去呼喊,是很难推行的。”

 

另外,教会要有长期支持学校的打算,“教会要在一开始资金上给予支持,而且要长期乐意承担这样的压力。虽然看上去第一受益方是家长,但其实最受益的是教会,因为这是培养下一代信徒的,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孩子可能成为未来完成教会使命最有力量的一批人。”

 

第三,“在学校选拨怎样的老师上,牧师最好给一些把关和建议。因为学校常常是偏重老师的能力,但在灵性的鉴别力上不够,但这是教会的强项。老师教的好不好,比起能力,灵性是更重要的,因为在教会学校当老师和公立教育当老师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是不能完全当做职业来看的,这样会缩小基督化教育的内涵。”

 

作为理事会成员和校牧,但以理牧师还看到,一个基督教学校能不能做好,“校长的选拔很重要,他一定是对基督化教育有负担,而且有生命,还要懂管理、懂教育。其实选拨这样一个人比找一个传道人都要难。”

 

另外,对于生源的把握也很重要,“基本上现在的基督化教育不是盈利的,都是亏损,这样的话很容易有急于脱贫的思想,所以什么孩子都收,让你的办学氛围会失控。不要为了急于脱贫而随便多增加一个孩子,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基督徒的孩子都不收,即使是基督徒的孩子送过来,也先要面试家长。如果家长的态度不正确,我们先帮助他改变想法,如果他扭转不过来的话,我们是拒绝入学的。”但以理牧师说。

 

“因为最大的挑战是信徒家长可能会对今生的看重胜过来世、对属世成功的看重胜过品格和信仰,所以牧者要不断呼吁。一方面家长们的确不认同公立学校,一方面又不知道教会学校的出路如何,没有足够的信心;而且到现在也才几年时间,还没有大学毕业的孩子出来,所以对不少基督徒父母来说,现在把孩子送来是在走一条信心之路,所以会有纠结。”

 

不过,虽然艰难,5年下来的成果让但以理牧师和家长们看到许多盼望。“有的孩子是公立学校上不了的或者被退学的,在这里都快乐地成长。这里没有排名、没有比较,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尊重每个孩子、尊重每个孩子的人格。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们高度享受着尊贵和人格的完整。”但以理牧师还看到不少“从坏变好”的实例,他对基督时报的同工分享说,“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许多孩子是家长自己都很难管的,如果放在公立学校,整个人生也许就完了,送到这里之后有了很大的改变,父母们很感激。他们来这里不是因为懂得什么基督化教育,就是觉得把孩子管好吧,后来看到孩子的品格有很大的变化、开始慢慢认同基督化教育。”

 

“我们对于教会学校教育的效果非常有信心。”但以理牧师说,“我们的宗旨是让上帝的话语贯穿到所有的学科中,让孩子们在信仰里面学习文化知识,知识本来就是源于上帝的启示,知识学了又返回到神的荣耀。我相信这样坚持做下去,我们的孩子一定成为教会中的新生代、社会的栋梁。”

 

一基督徒学校创办者:不赞同说教会办学才是基督教教育,教会更重要的是参与和支持

 

不过,对于教会办学成为基督化教育的中坚力量,徐剑一老师认为,“教会办学是好的现象,表明越来越多的牧者和基督徒开始重视基督化教育,教会的确会在中国基督化教育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我认为,教会直接办学只是基督教教育的一种形式。因为在中国,教会的规模不大,也不是每一个牧者都有办学的负担以及条件”。

 

徐剑一2004年信主,同年和刚刚教育学博士毕业的妻子感受到基督化教育的呼召,“我开始看很多中国近代基督教教育资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看了才发现近代基督教对于中国教育有很大的影响,包括创办了几千所的基督教中小学,还有很多的教会大学。”于是,他和其他同工一起在2004年开始筹备一个学校,名字叫“晨星”,“这是1952年之后第一批兴起的中国本土基督徒做的学校,之前也有一些外国人做的在家教育和学校,但‘晨星’是第一批中国本土基督徒兴办的基础教育学校。”

 

徐剑一做“晨星学校”到2010年,之后除继续办学实践外,一直在从事基督化教育的研究工作。“有人说教会办学才是真正的基督化教育,其它的是基督徒办教育,我不赞同这种说法。在中国基督化教育还很稚嫩,力量还很弱小的当下,这种说法更多的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纷争,对基督化教育的发展没有什么帮助。基督徒教育工作者要谦卑,要认识到我们每个人的局限,我们理解的基督化教育只是基督化教育大图画中的一部分,不应该有我最纯正,我最正确的意识。美国,英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外基督教学校有的是教会办的,有的是家长办的,有的是非营利机构办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百花齐放啊!当然,教会办学会越来越多,这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

 

徐剑一坦率表示,教会办的学校是基督化教育中“比较重要的一块,但不是唯一”。 “教会的作用并不仅仅体现在直接办学上,因为有的教会牧者有这样的负担,有的没有这样的负担,而且办学校需要很多资源,这不是很多教会可以承担的了的。”徐剑一对基督时报分享他的观点,“所以我认为,教会更重要的是参与和支持基督化教育和学校,教会就是要提供支持和保护的作用,因为基督教学校的老师都是来自教会,学生大部分来自基督徒家庭,教会更要帮助带领者和信徒们建立基督化教育的意识。愿意参与和支持,这是很重要的。”

 

(本文为基督时报独家稿件。欢迎个人浏览转载,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来源:基督时报,2015年0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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