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一百年前在救助中国东北鼠疫中牺牲的剑桥大学医学院高材生

鼠疫的疫源为旱獭,主要生存于蒙古、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和中国东北地区,穴居于干燥寒冷的草甸中。当时,旱獭的毛皮在世界市场上十分热销。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出于猎取旱獭皮毛,使人类进入了鼠间鼠疫的传播链,从而导致了鼠间鼠疫向人间的传播。此次东北鼠疫的疫源地在俄罗斯境内。随着染疫劳工回国,鼠疫由俄境向中国东北传播开来。

1910年10月,中俄边境重镇满洲里首先发现疫情,随后,瘟疫沿着铁路迅速蔓延,由哈尔滨、长春蔓延于黑龙江、吉林、奉天,疫势如江河一泻千里,不可遏绝。最后侵入直隶(今河北省,包括天津)、山东,威胁京师。直至1911年4月,疫情才被彻底控制。此次鼠疫,给所波及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相关资料统计,此次瘟疫死亡人数计为5.2462万人,其中黑龙江省1.5295万人,吉林省(包括哈尔滨)2.7476万人,奉天省5259人,旅顺大连76人,京奉铁路沿线1693人,京汉铁路沿线173人,津浦铁路沿线928人,山东省1526人。再加上其他未及统计的人数,死于此疫人员达到6万余人。

在抗击鼠疫的过程中,东北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医师也积极参加到防疫斗争中来,为扑灭这场瘟疫作出了一定贡献。在奉天的基督徒医生司督阁撰写了《论鼠疫》一文,对鼠疫发生的原因、染病症状以及防治措施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指出其发病原因在于微生虫进入人体“令身体改常发病”,“其毒有时入液核名为染核疫,有时入肺名为染肺疫”,发病症状“先觉身体困倦发冷,继而发烧,头痛甚,腰与四肢及胸前等处均痛,脉快、呼吸急,咳嗽咯血,身体颓败昏谵,二三日即死”,提出了注意居室清洁卫生、于火车站等处设立防疫所、焚烧染疫者所用衣物等具体防疫办法,为防治鼠疫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救助中国东北鼠疫中一名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基督徒医生嘉可颂不幸牺牲。

1884年,嘉可颂(Arthur Frame Jackson)出生在英国的Oxton,是家中第二个男孩。他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是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并且热心于教会事奉,父亲是教会里的长老。在嘉可颂殉道时,他的一位叔叔在尼日利亚宣教,他的一位阿姨则在印度宣教工场上努力地工作着。

年轻的嘉可颂十分热爱运动,在剑桥大学读书时,他是划船队和足球队的主将,为学校赢得了许多的荣誉。他曾担任剑桥基督徒学生团契的主席,积极投入校内外各项福音事工。毕业后,他在利物浦医院实习。

1910年,嘉可颂向苏格兰联合教会提出申请成为一名宣教士,正好该教会准备要在中国东北沈阳(当时叫奉天)创办一所医学院,就立刻派他到中国,准备在即将成立的医学院内任教。同年9月底,嘉可颂从英国启程,11月6日抵达上海,11月10日从上海离开,经过四天的舟车劳顿,才到达沈阳。Dr. Christie 和Dr. Young迎接他,此后便在沈阳从事医疗宣教工作。Dr. Christie 和Dr. Young也是医疗宣教士,他们在沈阳建立了医院,很多人因为在医院里就医而信主。建立医学院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才是他们下一步的宣教工作,嘉可颂来到沈阳,就是准备参与医学院的宣教工作。

到达沈阳后的两个月里面,嘉可颂在Dr. Christie的医院里面工作,他参加每个主日的崇拜,并开始学习中文。就在那个时候,他有了中文名字“嘉可颂”,他知道这个名字是“good, excellent”的意思,人们尊敬地称呼他“嘉大夫”。

1910-1911年,东北地区爆发了一场瘟疫,也就是俗称的“黑死病”或鼠疫,在短短几个月里就夺走了五万多条人命。这场瘟疫发源于中俄边境的满洲里一带,沿着铁路干线一直向南迅速蔓延。10月12日瘟疫在满洲里肆虐;11月7日蔓延到哈尔滨;12月14日到长春;1911年1月到了沈阳。由于华人新年将近,许多人回家过年,病情难以控制;再加上气候酷寒,人们大都留在室内,室内环境卫生较差,便成了病菌的温床。更可怕的是瘟疫不仅经由老鼠传染,也可由人直接传染给人,只要呼吸到病人的咳嗽,就有可能遭受感染。感染的症状是发烧、咳嗽、吐血,不久就会死亡,死后皮肤呈紫色,整个过程只有一两天的时间。嘉可颂等医疗宣教士立即投入到防疫工作中。从1月14日开始,他主要负责铁道的检疫工作,城外的火车站改成检疫站,检查所有的旅客,怀疑被感染的人都要被隔离起来。为了能更好地照顾那些已经被感染瘟疫面临死亡的病人,他从1月17日开始就住在检疫站里。和他一起同工的Mr. Coppin在家书中写道:

我和嘉可颂医生在防疫站里已经工作了十天,他是一位坚毅而勇敢的人。他每天穿梭在那些感染瘟疫的苦力中间,面对种种艰难,他心里所想的,就是如何尽自己所能减轻那些病患的痛苦。

嘉可颂深知这场瘟疫的严重性,也十分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工作时穿戴全副的防疫装备,随时保持警觉。同时他也十分照顾和他一同工作的同工们。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为了不让母亲担心,他在家书中完全没有讲起这件事,只是在写给妹妹的信中提起。但不幸的是,在连续工作了十天之后,1911年1月24日清晨,嘉可颂身体感到不适,无法起床,然后出现瘟疫的症状。虽经其他的医生全力抢救,但也无济于事,在次日晚上8点50分,嘉可颂溘然长逝,安息主怀。他在沈阳的医疗宣教工作仅仅10个星期,计划中的医学院还没有开学,他就已经为了主耶稣基督,为拯救中国人的生命,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年仅26岁,不禁令人唏嘘。

清朝东北三省总督锡良在嘉可颂的追思礼拜上,奉送抚恤金一万元给他的母亲。嘉可颂的母亲将这笔抚恤金全数捐给兴建中的医学院,用来栽培中国未来的医生。锡良总督知道这件事后,深受感动,又以自己个人的名义捐献两千元,用来为医学院购置更为完善的设备。后来建成的这所教会医学院——奉天医科大学,就是现今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之前身。

这场瘟疫直到1911年3月初才平息,同年4月中国清朝政府召开了一次国际性的防疫大会,对这次瘟疫留下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研讨。由于这次的防疫经验,再加上奉天医科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医学人才,使得在十年后东北再次爆发瘟疫时(1920-1921),很快就得到有效的控制。嘉可颂医生为中国献上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的事迹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是可歌可颂的。

摘自 http://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jia-ke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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